顧憲成東林講學如果我們的記憶還算好，那麼就應該記得發生在萬曆二十一年（1593年），萬曆皇帝並封三個兒子為王的事情。在這一年，任吏部文選郎中的顧憲成上疏萬曆皇帝，認為這是皇上對屢屢請求立太子的臣下的侮辱。萬曆皇帝憤怒，但憤怒的原因卻是，此人太過於囂張，敢推己及人。顧憲成被削官為民，在萬曆二十二年（1594年）回到了江蘇無錫老家。
其實，這件事只不過是顧憲成被貶回老家的直接導火索，在此之前，諸多事情早就註定了他不可能在朝堂上呆下去。
但促使他在朝堂下待不下去的並不是他傳說中的剛直性格，從其在被貶之前的有關於他的記錄中來看，此人並非是後人所傳說的那樣“為民請命”的大角色。
他初入朝廷時，正值張居正改革。此人在當時和後來都對張居正進行了意**似的批評。也正如他自己給黨爭下的定義一樣：往往激於意氣而口無遮攔。他對張居正的批評就是如此。
張居正想這樣，他偏要那樣；張居正那樣，他偏要這樣。總之，和其他當時的言官們一樣，張居正反對的，他支援；張居正支援的，他堅決反對。
他之所以沒有被張居正打了屁股，一個最重要的原因是，他的話根本還傳不到張居正耳朵裡，因為他官職太小，只能像一隻蚊子一樣在萬里之外對張居正哼哼。
在這樣的情況下，這位顧憲成書生漸漸地養成了對朝中事與天下事都看不順眼的脾氣。而讓他這種脾氣定性的是，無數反對張居正變法的那群言官。張居正改革所遇到的阻力是巨大的，所以，想要改革就必須要清除這些阻力。在張居正時代，被清除的中下級官員多如牛毛。而這些被清除的人往往會撫慰著疼痛的屁股聚集在一起，這大概也就是後來顧憲成在無錫一講學，就有許多人鼓掌相賀的原因。在這些人看來，大家都是同道中人，屁股上都捱過不同程度的拍打，所以，聚集在一起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萬曆八年（1580年），顧憲成與兩個人組成“三元會”，意在指斥朝廷之上的渾濁氣息，事實上，他針對的還是張居正的改革。直到張居正死後還大罵張居正的新政是神奸詭計。
我們可以想一下，每天都把時間用在詛咒一個人的人定有變態的本性！顧憲成就有這方面的嫌疑。若按照常理來推論，被他一直叫罵的張居正一死，他應該高興，並不再罵人了才對。可他並不，而是將憤怒又投向了張居正死後的內閣。
萬曆十二年（1584年），張居正被抄家奪諡，當時的內閣首輔王錫爵看到張居正的下場後，馬上轉向，堅決不支援張居正的改革了。在萬曆皇帝的幾句話下，張居正的改革措施一併廢除。這樣產生的一個後果就是：內閣又恢復到了以前的悠閒狀態。當然這種悠閒恐怕也並不是什麼事情都沒有，但與張居正當國時的忙碌操勞一比，王錫爵就成了無所事事的閒人。
顧憲成自然也看到了這種反差，他雖然不贊成張居正的改革，但他也絕對不贊成內閣只吃飯不幹活。他頻繁地發表議論，表示出了對內閣首輔的強烈不滿。
萬曆十三年（1585年），曾在張居正被抄家一事上傾盡全力的言官李植、江東之等被王錫爵拿下，被張居正打過屁股的沉思孝、趙用賢替李植喊冤，大罵王錫爵是小人。兩方各不相讓，遂成派別，明末黨爭就此開始。過不久，“京察”開始。所謂“京察”就是對官員的考核，明時每六年舉行一次大京察。而對京察起作用的則是一群言官，他們的職責就是說話，在每次京察時，吏部提出某些人稱職，某些人不稱職，然後由這些言官最後評定。這一年的“京察”就發生了黨爭。在對某一官員進行評定的時候，內閣的黨羽說他好，和內閣作對的如顧憲成這樣的人就說他不好。反之，亦然。
大家在朝堂之上之所以爭得不亦樂乎，就是因為萬曆皇帝躲在深宮裡睡覺。
接著就是爭國本事件，顧憲成和其他小言官員與內閣進行了長時間的爭鬥。事實上，在國本之爭上，兩派沒有根本分歧，都主張冊立太子，但當權的閣臣為了保住自己的位子，不想過分催逼萬曆皇帝，認為多言為無事生非，要長遠一點來看問題；而顧憲成等言官們卻不這樣想，在他們看來，所謂的深謀遠慮根本就是扯淡，我現在看到了皇上不立國本，那麼，就必須要求他馬上立國本。最後，顧憲成把天下百姓搬出來，他自己推測，這是天下百姓的意思。
眾所周知，從古到今，任何一個人都代表不了天下人，即使聖賢如孔夫子，也還有反對者。顧憲成居然不以為恥地想代表天下老百姓，簡直是荒唐之極。
王錫爵當時就冷冷地說，依你這樣講，就讓人很奇怪了。為什麼朝廷有什麼決定，天下就必然反對呢？
顧憲成讀了那麼多書，反應當然敏捷如猴，立即把球打了回去：我也奇怪的是，為什麼天下有什麼意見，朝廷就必然反對呢。
王錫爵笑了笑，不久，顧憲成被貶回老家當無業遊民。他一回到老家，就將自己在朝堂上的失敗歸結於政治不可玩，玩火者，必將自焚。於是，他把目光投向了文化。就像一個在生意場上大敗而歸覺得自己不是商人材料的人準備再進修一樣，顧憲成開始在無錫交天下客探討學術，稱之為講學。
此人本身就在嘴上有獨到之處，況且，在朝廷時，與他同道之人多如牛毛。這些人在朝堂之上自然和顧憲成一樣，很難待久。當他們一旦被貶為無業遊民後，自然就找到了顧憲成在無錫的講學之所。
十年後，顧憲成修復了前人留下的東林書院，經過十年與各種各樣人物的交流，顧憲成的學術水平已不是一般。各地來聽他講學的人也多起來，東林書院名聲大振，在許多老百姓眼裡，這裡住了許多好人。而這種好人是與朝廷的壞人針鋒相對的。
但倘若要說，此時已有東林黨，那顯然是對歷史不負責任。首先，顧憲成在東林學院只是講學，他並不像後人傳說中的那樣評議時政。略有頭腦的人就會想到，顧憲成並不像其他被貶的官員一樣受過身體之苦，所以他對朝廷的憤恨並不深，他回到無錫後之所以講學無非是因為看透了官場是一是非之地。一個具有這樣想法的人怎麼會回過頭來對是非之地大談特談呢？假設他總是評議朝政，朝廷難道會任憑他胡說八道而不理？
有一點是不容置疑的，當時諸多被貶官員總到他那裡聽他講學。這就讓人有一種感覺：東林書院是失敗者的樂園，大凡失敗者對打敗他的敵人肯定不會有什麼好評價。
所以，有時候，一件事情你做沒做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人說你做了。認為顧憲成在東林書院評議時政，並將其命名為“東林黨”的內閣一派之所以會這樣講，無非是因為當時朝中有許多反對派都是傾向於東林書院的，即使不是很傾心於東林書院，但對顧憲成於東林講學並無惡感，或許還去聽了幾次。內閣一派為了大範圍地打擊這些人，總要找到他們的老巢，而這個老巢就是東林書院。
有人曾將東林書院的那副“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國事家事天下事事事關心”的對聯當作是顧憲成議論時政的證據，但這副顧憲成寫於年輕時代的對聯就像是一個人的衣服，難道穿黑衣服的人就都是黑社會嗎？
但凡一個人做事都有一定的目的，倘若顧憲成當時真的有評議朝政之事，那麼在萬曆三十六年（1608年）他接到聖旨去南京任職時卻婉言謝絕*就成了怪事。按照常理來講，評議朝政無非是希望自己能顛倒該時的朝政，他不去做官，就說不過去了。
那麼，顧憲成在東林書院幹什麼呢？歷史告訴我們，他的確在講學，講孔孟思想，他想要從當時對孔孟思想紛繁複雜的解釋中告訴人們真正的孔孟到底說的是什麼。
所謂東林黨的形成是明朝晚期的一件大事，東林黨並不是一些人所說的那樣，清純可愛。明朝的滅亡，和他們的反對黨一樣，他們也有一定的責任。
可以說，顧憲成在萬曆二十二年（1594年）之前，想要有所作為是有心栽花，而萬曆二十二年以後，其所為卻是無心插柳，這棵柳樹引起的黨爭並不是顧憲成所能想到的。
所以歷史往往原諒這樣“無心為惡”的人，雖惡不罰。
>>>並不純淨的東林黨被對手扣以“東林黨”這個帽子，其實戴起來並不舒服。明時所謂的“黨”，文雅一點來講是派系、團伙；不文明來講，所謂“東林黨”就是在東林書院和與東林書院有來往的那群傢伙。
所以，這群傢伙並不都是仗義之人，並不都是想為天下出力之人。顧憲成就曾在京察中聯合吏部尚書打擊內閣一派的推薦人，這些後來沒有升職或者是被貶的人中肯定有多才剛直之人，只不過是內閣一派，就被顧憲成打擊掉了。
他被清除出朝廷後，一心研究學術，對朝廷之事並不過問，直到李三才的出現。李三才這個人很倒黴，他在鳳陽做巡撫時給萬曆皇帝上疏並沒有得到重視，後來結識了顧憲成，併成為好友，他很為這個朋友的講學所為而激動。當朝廷希望顧憲成到南京就職時，李三才給顧憲成寫信，希望他能重新出山。但顧憲成只是一笑置之。
可第二年，由於萬曆皇帝長時間的斷頭，內閣大量缺人，時大學士葉向高提議推選閣臣，朝中很多官員推選了李三才，但卻遭到工部郎中邵輔忠的強烈反對，反對的理由幾乎可笑，他們認為李三才生活太奢侈。李三才在這方面的確不怎麼注意，可這種生活細節無論如何都不能成為不能當閣臣的正當理由。透過葉向高的解釋，我們得知此人正是前首輔王錫爵一黨的，而且，此人也知道當年諸多兄弟在京察中落馬，完全是顧憲成一夥的東林黨人所賜。而李三才又和顧憲成交往甚密，這樣成了邵輔忠反對的理由。
一時之間，諸多人站出來反對，諸多人站出來表示贊成。朝廷上下，南京北京僅圍繞著一個閣臣問題開始了激烈的爭論，由就事論事發展到了個人攻擊，再由各人攻擊發展到了派別之爭。
一個李三才竟然引動了整個大明帝國兩京的大臣們打嘴仗，真是毫無天理。遠在無錫的顧憲成聽到這個訊息後，就出於好意——別的一點意思都沒有——給當時的葉向高寫了一封信，他說，自己和李三才是再好不過的朋友，對這位朋友很是瞭解，無論是能力還是人品，都對得起閣臣之職。
先接到他的信的是李三才的好朋友御史吳亮，這個頭腦簡單的傢伙居然把這封信抄在了邸報上，遍遞各衙門。無疑，這激起了那些反對李三才入閣的人的憤怒。他們認為，顧憲成以一介草民，居然敢幹預政事，簡直是大逆不道。
不過，在這個時候，關鍵是打勝李三才入閣這一仗，至於顧憲成，隨便牽扯進來就是了。幾天後，反對聲最高的御史徐兆瑞忽出奇招，認為東林書院干預朝政，並給其命名為“東林黨”。
徐兆瑞在大明的功勞本上並沒有留下什麼，但在反對東林那些傢伙的歷史上卻寫下了很濃重的一筆。他多次在奏疏中誣陷東林書院與顧憲成，在他的言辭中，不知道歷史的人還以為當時的執政政府是東林書院，而不是萬曆皇帝。自然，顧憲成是他首先衝擊的物件。他說，此人雖然遠在山林，卻能遙控朝廷事務，這種膽量如果再讓其發展下去，有一天不是要造反嗎？
為了徹底地搞臭東林黨，徐兆瑞捏造了東林書院的種種罪狀，比如，說東林書院在滸墅關附近的小河向來往商船收稅，脅迫滸墅關的官吏以“修書院”的名義向東林書院送銀兩；東林書院的成員到各地講學，動輒一百多人，要縣衙門迎接款待，每次耗費銀子二百兩上下；東林書院的講會“雜以時事”，它的講義刊印出來，涉及地方政治事宜，各地方政府必須照辦。
萬幸的是，萬曆皇帝對這種胡說並沒有如其他皇帝那樣很重視，原因是，他對任何事情都不重視。所以，只有徐兆瑞在那裡空喊，東林黨毫髮無損。可李三才就倒黴了，因為顧憲成的那封信，他已經沒有任何理由入閣。並且，他原來的職位也無法保住，他只好請求辭職。當他一連向皇上上了十五次辭職的疏章沒有得到迴音後，他就不等皇上允許，自動離職卸任，回通州定居去了。
李三才事件拉開了東林黨與反對派的爭鬥，在這件事上，無論後人多麼想為顧憲成辯護，但一條不容置疑的事實卻是，他希望李三才入閣來提高東林書院在朝廷的影響。
雖然，他後來解釋說，自己所寫給葉向高的信的緣由只不過是出於對李三才的瞭解與肯定，但在攻擊他的言辭裡，都有這樣一條：李三才本就是東林一夥的。
幾年後，發生了明末三案，直接引起了黨爭。這三案是梃擊案、紅丸案、移宮案。梃擊案我們在前有所介紹，這裡不再贅述。紅丸案發生在泰昌元年（1620年），萬曆皇帝的那位太子朱常洛即位後不久就得了重病，司禮監秉筆兼掌御藥房太監崔文昇進瀉藥，服後病益劇。鴻臚寺丞李可灼就獻上了兩顆紅色的丸子，說是仙方，可長生。朱常洛服後不但沒有永遠不死，反而立即就死了。朝臣群起彈劾崔、李二人，東林黨人立即懷疑此二人是受鄭貴妃指使而下毒；而反對派卻反對，其實這些人反對的目的就是因為東林黨贊成。爭論一起，大學士方從哲從中協調，事久決不下。最終，兩派誰也沒有取得勝利，朱常洛死後，兒子朱由校即位，撫養他的李選侍堅決居住在乾清宮，以把持朝政。都給事中楊漣、御史左光斗等聯合大太監王安迫其移宮噦鸞宮。朱由校正式即位後，此事引起爭論，成為官僚派系鬥爭的內容之一。
東林黨的勢力逐漸擴大，特別是當朱由校登基後，由於是他們的努力，所以皇帝對這些人很是器重。在這樣的情況下，一些失意的政客，善於鑽營計程車大夫紛紛投進東林，而且，在這些人信誓旦旦的承諾下，東林也接納了他們。
在後期，東林黨之所以敵不過閹黨，有一部分原因即在此。諸多的政客發現自己所憑藉的東林已經不是當初的東林時，他們立即掉轉，把槍口對準了真正的東林黨人。
我們回過來看，當初，萬曆皇帝下令全國開展礦監稅使活動，最先反對的就是東林黨。這並不是說，他們在為天下百姓著想。因為在萬曆皇帝最先派出礦監時，老百姓的利益並沒有受到影響，而受到影響的是一些富民。那麼，東林黨的人是些什麼人呢？這些人大都是有功名、田地或是資產的中小地主階層。
稅使剛剛成立時，其所徵稅的物件也無非是一些開旅店的店主，這些人自然也被稱為富戶。也就是萬曆皇帝侵犯了他們的利益，才使得他們奮起而反對之。
在天啟三年（1623年）的京察之中，東林黨人趙南星掌管吏部，力斥反對派官員亓詩教、趙興邦、官應震、吳亮嗣等，議當罷黜。吏科給事中魏應嘉堅決不同意。趙南星可不管，總之，不和自己站在一邊的就是敵人。他寫了《四凶論》攻擊亓詩教等，最終這些人在強大的東林勢力的打擊下被罷黜了。從各種史料來看，趙南星透過這次京察大肆打壓其他派別的人，完全是一種斬草除根的想法。的確，東林官員不與閹黨合作，從而獲得清譽之名。但東林黨人以“清流”、“正人”自詡，對三黨官員心存報復，對政見不合者均斥為“邪人”、“邪黨”，甚至直指為閹黨，卻也是他們的愚蠢之處。這樣造成的結果就是：被東林排斥的官員，便投依閹黨求存。東林執政後反而在朝官中日益孤立，而魏忠賢的閹黨的勢力卻得到了極大的增強。
針對這次京察中東林黨人的報復行為，前輩學人謝國楨先生就說：“天啟三年的京察，趙南星未免作的太辣，但後來魏忠賢的殘戮，又未免太毒了。”他這句話其實還可以這樣來理解，後來東林黨人被魏忠賢大肆清洗，一半責任要歸於自己。
假設，只是假設，黨爭開始只是純粹的政見和價值觀分歧的話，那麼到後來也就顯現出了它的真實面目：徹底淪為了全然不顧天下國家的意氣之爭、利益之爭、個人恩怨之報復。齊、楚、浙三黨自然如此，東林黨更是不能逃脫。
所以，東林黨並不是如我們所想象的那樣，十分純淨，純淨到只為百姓著想。晚明的清官、好官都出在東林或是對東林有一定的好感。這只不過是因為其他黨派太差勁了，這些官員只能退而求其次而已。
>>>在正義與非正義之間掙扎被反對派命名的東林黨在其產生到滅亡，到底爭論了哪些事呢？這是一個很不能讓人解釋清楚的問題，一方面，他們的爭論到底起到了多少作用；另一方面，在爭論中，是否真的是從大局著想的。
顧憲成似乎就是東林黨的開始，而在他死後，東林黨也並沒有結束，直到明朝滅亡，在歷史的迴音壁上，我們還能聽到他們的聲音。在此，我們不對他們的聲音確認是對還是錯。我們只是想看一下，他們用了幾十年時間到底都爭論了些什麼。
第一起事件是關於張居正的，萬曆十年（1582年），張居正死，第二年，張居正被抄家，顧憲成認為這是張居正咎由自取。
第二件事是爭國本，萬曆十四年（1586年）正月，科臣——後來的東林黨人——姜應麟上疏皇帝應立太子，萬曆皇帝遲遲不立，東林黨人與內閣一派和皇上爭論了十五年。
第三件事是丁亥京察，發生在萬曆十五年（1587年），北察主計人之一為左都御史辛自修，南察主計人有右都御史海瑞。兩人都欲借京察整飭吏治。顧憲成在北察中支援辛自修，他的弟弟顧允成等在南察中支援海瑞。結果，辛自修與海瑞都失敗，顧憲成兄弟被降斥。
第四件事就是萬曆二十一年（1593年）的三王並封，顧憲成強烈反對。
第五件事是癸巳京察，主計人是吏部尚書孫鑨，左都御史李世達和考功司郎中趙南星。考察貫徹了嚴於自身、嚴於要律、貪吏必察的原則，但不久，趙南星被斥為民，孫鑨被迫辭職。支援京察的官吏紛紛被貶。
第六件事是萬曆皇帝設礦監稅使活動引起的爭論。
第七件事是萬曆二十六年（1598年）發生的《閨範圖說》事件，早在萬曆十八年（1590年），山西按察使呂坤編輯了《閨範圖說》，裡面提到的婦女都是皇后級別的，鄭貴妃拿到這本書後，就把自己也寫了進去。他這樣做的目的當即被東林黨人拆穿，引起爭論。
第八件事是萬曆二十七年（1599年）二月——萬曆四十二年（1614年）三月的民變，東林黨人或支援民變或者參與民變。
第九件事是萬曆二十七年的己亥京察，北察主計人吏部尚書李戴秉承閣臣沉一貫意大肆打擊東林黨，東林黨反擊，此事過後，東林黨人被迫去無錫聽顧憲成講學。
第十件事是關於真假楚王的，當時，楚王朱華奎的下屬向朝廷告發朱華奎是異姓假王。當時，沉一貫想隱瞞此事。但東林黨人禮部侍郎郭正域上疏請勘，楚王派人送禮給郭正域，郭正域依舊不依不饒，後被沉一貫一夥清除出朝廷。在這件事上，楚王的真假另當別論，而沉一貫不想把事情鬧大是符合當時形勢的，郭正域偏想要事情水落石出，被彈劾去無錫聽講是活該。
第十一件事還是關於書的，萬曆三十一年（1603年）十一月，一本《國本攸關》的圖書出現，大學士朱庚得到此書後，發現此書是託“鄭福成”問答的。“鄭福成”喻鄭貴妃之福王當成。時謂之妖書。這一次，皇帝大怒，東林黨人沒有挑起事端，但沉一貫卻以此事拿下了東林黨人大學士沉鯉。正要趁勢拿下其他東林人士時，太子朱常洛大怒，此事才算結束。
從這以後，幾乎每件朝廷之事都有東林黨人的參與，直至其被閹黨打敗。也就是說，從有東林黨那天起，黨爭在明末就沒有停止過。
魏忠賢沒有掌權時，東林黨的最大敵人是掌權人物，比如當時的王錫爵，後來的沉一貫，還有萬曆皇帝。東林黨人大部分都是言官，分佈在六部裡，自從張居正死後，萬曆皇帝將內閣權力降低，大權盡歸於六部，所以，六部的言官們敢於向內閣首輔發威。而萬曆皇帝又對這些事情置之不理，內閣首輔自然就要反擊，歸根結底，都是萬曆皇帝的錯。
萬曆皇帝是非常明智與愚蠢的，在有關於他自己的爭論中，他總是不肯給答覆，或者是默許內閣對東林黨進行打擊。而內閣，也就是朝廷的掌權派對東林黨人的態度卻是四個字：堅決打擊。可以這樣講：誰在內閣，只要不是自己人，東林黨人就發了瘋似的去咬。一件事只要被東林黨人捉到了，就絕不輕易放口。比如，明末三案*，它促成了黨爭，黨爭反過來又影響了三案，使得一件很普通的案子，成了驚天動地的大案。
我們還不得不提發生於萬曆三十九年（1611年）的辛亥京察事件，和以前、以後的京察事件一樣，黨派之爭如火如荼。這一年的京察在北京的主持者大都是東林黨人，所以齊、浙、楚諸黨遭到了他們的打擊。但南直隸的京察卻為齊、浙、楚黨所把持，故在南京的東林黨人受到了排斥。正是辛亥京察南直隸的形勢，科道言官們遂依籍貫有了齊、楚、浙三黨。
萬曆四十五年（1617年）的丁巳京察，三黨勢力大盛，由楚黨的吏部尚書鄭繼之、浙黨的刑部尚書李志和考功郎中趙士諤主持，因此東林黨人在此次京察中幾乎被驅逐殆盡。
透過這幾次京察，朝臣們的黨派歸屬一步步地明確和鞏固，黨爭之風日盛，並幾乎使朝中大臣都捲入了黨爭，大有不依附於一黨一人便無法立足之勢。從這次以後，一直到天啟朝東林黨才再獲朝政大權。如你所知道的，他們卻和對方一樣，不但不以國事為重，反將排除異己黨同伐異的行動進一步加大，把黨爭帶進了白熱化階段。
天啟年間，東林黨由於扶持熹宗即位有功而命運出現了轉機，當時的首輔劉一景、葉向高，吏部尚書趙南星、禮部尚書孫慎行，兵部尚書熊廷弼，都是東林黨人或東林的支持者，可以說明朝的軍事、政治、文化、監察和人事大權全都被東林掌握，他們從在野的清流成為了主持朝政的主要力量。於是，就有了那次大清洗。
［事實上，對明代官吏的京察在萬曆之前是極為嚴肅的事情。雖然用現在的眼光來看，其考核過程並不怎麼嚴格，但無論清官、冗官、貪官，卻莫不視被考核察典點名批評為終身洗之不去的人格及政治汙點。在當時政治和風評上，這都是極嚴重的問題，故人人凜然，廉恥之心常在，是以它既是一種他律，也讓官員們因此自律。然而，從“癸巳京察”起到“辛亥京察”、“丁巳京察”之後，在大計中被點名彈劾者，幾乎都是因黨爭而致，彈劾與被計官吏的品格及政績幾乎再無什麼關係，實際上京察和外察已全然失去了評判標準的職能，徹底淪為了黨爭工具，成了黨爭的代名詞，士大夫官僚們也從此徹底失去了對大計的尊崇，再不把大計當一回事，其凜然及廉恥之心蕩然無存，故而吏風日壞。］可當他們將對手清洗完畢以後，發現又出現了一個魏忠賢。這些士大夫居然想以籠絡的方法希望魏忠賢不要干政，他們曾把對手同樣是士大夫的三黨清洗乾淨，卻面對著日益強大的閹黨而束手無策。似乎在這些人看來，動用武力永遠是匹夫所為。最終，他們喪失了在朝中的優勢地位，被閹黨輕而易舉地消滅。
從顧憲成成立東林書院到被魏忠賢屠戮，東林黨人苦心經營十七年。最終，他們整體以一發不可收拾的氣勢消失了。當時人對他們的讚頌至今仍在史書的某一角落裡發著光芒，現今我們來看他們，多一點理性，總歸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