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一個精神上的吸毒犯萬曆十七年（1589年）十二月，萬曆皇帝在深宮裡接到了大理寺左評事雒於仁的奏摺，奏摺中大肆批評他縱情於酒、色、財、氣，並獻“四箴”，希望他能對自己的行為進行檢討並加以改正。一個小小的左評事居然對皇帝私生活大加干涉，萬曆大發雷霆，叫來當時的首輔大學士申時行，發誓一定要嚴懲此人。
申時行卻搖頭道：“如果陛下定要處置雒於仁，就必須將他的上疏公佈於眾，這無疑是承認雒於仁的批評是確有其事，臣民們會信以為真的。”
萬曆仍舊氣憤不過，他指著雒於仁的上疏為自己辯解道：“他說朕好酒，請問誰人不飲酒？還說朕好色，偏寵貴妃鄭氏。這是怎麼說？朕只因鄭氏勤勞，朕每至一宮，她必相隨。朝夕間她獨小心侍奉，委的勤勞。他說朕愛財，朕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之財皆朕之財。我愛與不愛又有什麼區別？他說我經常生氣打人，請問，人孰無氣，且如先生每也有僮僕家人，難道更不責治？”
在申時行面前辯解了一通後，他又安靜下來，雖然不能嚴厲懲治雒於仁，但就這樣放過這個干涉自己私生活的人，於心不甘。雖然，自己深處深宮，不理朝政，可自己還是皇帝。皇帝的權威，包括私生活是神聖不可干涉的。就這樣，雒於仁還是被革職為民。
雒於仁的上疏雖然直指萬曆私生活的弊端，但歸根結底，無論是當時在場的申時行還是萬曆，大概都明白，雒於仁其實是想告訴萬曆皇帝，您老怠政已好多年了。
萬曆怠政之表現主要有不上朝、不按照規定接見大學士、不面見大臣商討國事、不親行時享太廟、不搞經筵日講、不及時處理大臣的奏疏等。這就是後來被歷史學家們稱為斷頭政治的具體特點，萬曆是他祖宗嘉靖、隆慶的不理朝政的集大成者，是這位明朝在位時間最長的神宗把斷頭政治推到巔峰，直接導致大明的跌落谷底。
但萬曆與他兩個祖宗實在不能相提並論，嘉靖怠政，是因為他要煉丹；隆慶怠政，是因為他想無為而治。可萬曆的怠政讓我們實在想不出什麼理由來，如果一定要找個理由，那隻能是：他就是不理朝政。
在雒於仁上疏的三年前，也就是萬曆十四年（1586年）九月十六日，萬曆開始了他的第一次怠政，他連續至少有十天不上朝，這月的二十八日，他告訴內閣，前幾天上朝，大概是起得太早的緣故，頭暈眼黑，力乏不興，我得靜養一段時間。至於孟冬時享太廟，就由別人代替我去吧。
禮部主事盧洪春知道此事後，上疏萬曆，先是安慰了皇帝要好好養病，說得很誠懇，但最後，他卻來了一句，如果您真有病的話。
跟三年後聽到雒於仁說他沾染了酒色財氣時一樣，萬曆大怒：我受祖宗所託，主持帝國事宜，一旦因為病而歸天，如何對得起祖宗。然後，提到正題，姓盧的你肆言沽名，誣上惑眾，廷杖六十，革職為民，永不敘用。
這是他第一次以身體為由不上朝，這次怠政一直延續到這一年的十一月三日，三日這天，他到了京郊祈天保佑大明萬世永存。
也許，被廷杖的盧洪春的確是冤枉了萬曆，他在那一段時間很可能是真的身體不好，起床太早，就會頭暈眼花。但是，讓我們想不明白的是，一個人被冤枉了一次，難道就有理由去執行冤枉的內容嗎？
也就是從盧洪春被廷杖以後，萬曆就真的開始怠政了。首要表現就是不怎麼上朝了，元旦的朝賀也取消了，到了萬曆十七年（1589年），專門接見大學士的禮儀也被他忽略了。
萬曆十七年（1589年）三月，距雒於仁的上疏還有九個月的時候，大學士申時行建議，將升授官於視朝時面見皇帝謝恩的制度，改為“如免朝三次”，即可不必等候，僅“具疏奏知”了事。對萬曆來講，這真是一件從天上掉下來的好事，他可以減輕了不上朝所面臨的壓力。也就是從這以後，萬曆怠政開始了。特別是雒於仁干預他私生活以後，也就是萬曆十七年以後，這種怠政情況更加嚴重起來。
接下來的事情，就讓我們看到了一個精神上的吸毒犯在幕後的表演。
萬曆十七年（1589年）春，親行享太廟。這是他最後一次親行享太廟。
萬曆十八年（1590年）正月初一，他自稱“腰痛腳軟，行立不便”，元旦朝賀取消。
萬曆二十年（1592年）七月，對著滿桌子的關於平叛韃靼人希望皇帝能御朝商議對策的奏疏，萬曆只回了兩個字：不報。
萬曆二十四年（1596年）四月，因抗倭援朝之役事關重大，內閣大學士提出要面見萬曆，萬曆給出的回答是：我最近頭暈，一直在吃藥，不能見外人。
萬曆三十七年（1609年），針對萬曆皇帝不處理大臣奏疏的事情，有大臣仰天長嘆：“一事之請，難於拔山，一疏之行，曠然經歲。”而萬曆皇帝龜縮在深宮裡，對著御前堆積如山的奏疏，面色平靜。
當萬曆連大臣們的奏章也不批覆時，就導致了一種很嚴重的後果——官員缺席。因為按照明朝朱元璋制訂的制度，明朝的皇帝是政府的唯一決策者。一旦他不願處置但又不輕易授權於太監或大臣時，整個文官政府的運轉就可能陷於停頓。一旦停頓下來，士大夫不肯吃閒飯的骨氣就會讓他們覺得所事非明君或者是覺得拿著朝廷的俸祿而沒有做任何事很不好意思。另外，官員們的升轉也有年限，這個年限一過，他們忽然發現自己還沒有被升，自己還在這個任上，就會產生一種寂寞與無聊的心態。他們做出的選擇大都是一個字：走。
萬曆二十四年（1596年）年初，有識之大臣就發現了這個問題，此後，這種現象由於萬曆的怠政而變得更加嚴重起來。按正常的編制，南、北二京六部應當有尚書十二名，侍郎二十四名。可到了萬曆三十年（1602年）時，南、北兩京共缺尚書三名，侍郎十名；各地缺巡撫三名，布政使、按察使等官六十六名，知府二十五名。大致一算，總共缺了近三分之一。到了萬曆四十一年（1613年）十一月，南北兩京缺尚書、侍郎十四名。更為可笑的是，由於嚴重缺員，有時上級必須要一個縣的知縣再兼任鄰縣的知縣，但俸祿卻不增加。幸好，當時因為萬曆深居宮中，朝廷之事不是很多。不然，這些兼職的知縣肯定會到京城去哭累。
而到了萬曆末年，怠荒日甚，官員缺席多不補。《明史·方從哲傳》中談到，舊制：給事中五十餘員，御史百餘員。至是六科止四人，而五科印無所屬，十三道祇五人，一人領數職，在外巡案，率不得代，六部堂官僅四五人，都御史數年空署，督撫監司亦屢缺不補。文武大選，急選官及四方教職積數千人，以吏、兵二科缺掌印不畫憑，久滯都下，時攀執政輿哀訴。詔獄諸囚，以理、刑無人，不決，遣家屬聚號長安門。職業盡弛，上下解體，內閣亦只方從哲一人，從哲請增閣員，帝以一人足辦，不增置，從哲堅臥四十餘日，閣中虛無人，帝慰留再三，又起視事。帝惡言者擾聒，以海宇昇平，官不必備，有意損之，及遼左軍興，又不欲矯前失，行之如舊。
萬曆龜縮在深宮裡，不走的官員們就開始拉幫結派，萬曆一朝的黨爭幾乎驚天地泣鬼神。從黨派林立到門戶之爭，日盛一日，互相傾軋。東林黨、宣黨、昆黨、齊黨、浙黨，名目眾多，你還沒有唱完我就登場。整個萬曆一朝就成了吵架鬥嘴的場所。這樣的惡果，我們只能歸罪於萬曆皇帝的怠政。因為我們實在找不出這些冬烘先生們“吵架鬥嘴，互相排擠”的根由。
學者孟森曾把萬曆的怠政期稱為“醉夢之期”，並說此期萬曆的特點就是“怠於臨朝，勇於斂財，不郊不廟不朝者三十年，與外廷隔絕”。
這話大概沒有錯，而這並不是我們想知道的。我們想知道的是萬曆怎麼會變成這樣一個人？他廢除了張居正所有的變法措施，並且花光了張居正用了十年時間為大明積攢下來的錢財，這一切我們可以原諒他。畢竟當初張居正對他的管教有點嚴厲，而且張居正也沒有做到“身正”，他“不從”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可他在查抄張居正的家產時，也看到了張家把砸鍋賣鐵的錢集合起來也才十萬兩白銀，不過是嘉靖年間首輔嚴嵩被抄銀子的二十分之一；他聽聞而來的張居正諸多小妾，但在張居正的家裡，他也並沒有找到。那麼，也就是說，張居正的品德瑕疵不過是他後來才從大臣嘴裡聽來的。所以，有人說他的怠政是因為張居正對他的管教甚嚴而導致了他的逆反心理，在他親政後，一旦有人對他提出善意的忠告，他就想到了張居正說的比唱的好聽的那一套。於是，他不理；他越不理，大臣們就越與他對抗。最終，他選擇了龜縮在深宮裡與大臣們藏貓貓。
還有一種說法是，他將張居正的行政舉措廢除後，想用自己的辦法來治理國家。但當他發現自己的那一套根本就無法治理國家後，他退縮了。於是，他選擇了逃避。
第三種說法就是晚明的一位名士夏允彝提出來的，他說，萬曆之所以怠政，先是因為寵幸鄭貴妃，後是因為厭惡大臣之間的朋黨鬥爭。有人則給他補充說，萬曆之怠於臨朝，一大因素是因為他的身體虛弱。之所以身體虛弱，是酒色財氣的過度。危言聳聽一點來講，他在後宮“吸毒”。
無論是哪種說法，都有讓我們相信的餘地。因為萬曆的確把大明朝拉到了深淵，在他後三十八年於深宮“養精蓄銳”的時候，大明朝正以義無反顧的姿態向深淵衝去。而他卻在吸毒，我們寧願相信是他的肺在吸毒，也不願相信是他的精神在吸毒。精神上的吸毒就像是瘟疫，不但傳染，還有可能遺傳，幾代人都難以戒除。
>>>國本之爭如果說，萬曆怠政是把大明帝國的腦袋斷了的話，那麼，發生在萬曆十四年（1586年）的國本之爭就是斷了大明帝國的**。所謂“國本”，就是指皇太子，他的地位能影響到整個王朝的安危。按照中國君主專制時代的規矩，皇帝與皇后生的兒子是嫡子，與其他妃子生的是庶子。嫡長子是當然的皇位繼承人，如果沒有嫡子，則以庶子中最年長者為皇太子。所謂“有嫡立嫡，無嫡立長”就是這個意思。
萬曆十年（1582年），嫡子沒有，而一位由宮女生的皇長子出生了。這就是朱常洛，後來被人們稱為“一月天子”的泰昌帝。萬曆十四年（1586年）正月，萬曆一向寵愛的妃子鄭氏也生了一子，取名朱常洵。這位妃子一躍而升為皇貴妃。
群臣們如果不是傻子，就都能看出萬曆皇帝背後的意思。沒有先封朱常洛的母親，反而先封朱常洵的母親。這一年的二月，內閣大臣申時行等請冊立太子。
萬曆閉著眼睛聽了半天，最後說道：“長子年少體弱，況且才四歲，過一段時間再說。”
申時行不答應，並舉例說：“四歲還小嗎？看看我們的祖宗，英宗在兩歲時就被立為太子，武宗被立為太子時才一歲。”
萬曆還是一味地裝糊塗。我們說，在萬曆十四年（1586年），萬曆就已經在精神上開始吸毒了。他一裝糊塗，大臣們就把自己的猜測徹底地加以肯定了。這些大臣認為，萬曆就是想立鄭貴妃的兒子為太子。其實，皇帝有至高無上的權力，想立誰就立誰，關下面大臣什麼事。但明朝計程車大夫們就犯著這股勁，你這樣，我偏不讓你這樣；你若這樣了，以後我該怎樣。
不久，戶科給事中姜應麟、吏部援外沉璟聯合上疏道：“鄭貴妃雖然賢德，但她所生的孩子是次子，而恭妃（那個宮女）生的是長子，應該主持社稷，為什麼反令居下呢？請收回成命，首先進封恭妃，然後再封貴妃。”然後，兩位士大夫話題一轉，轉到了國本問題上來，“皇上應該早立長子為皇太子，以定天下之本”。
萬曆開始還在椅子上坐著，待太監們唸完了兩位士大夫的上疏後，他就坐不住了。轉了幾個圈後，下旨，貶姜應麟為廣昌典史，沉璟調任地方官。然後，他就跟內閣大臣解釋說：“我懲罰這二廝，不是因為他們指手畫腳地要我冊立恭妃，而是，他們居然推己及人地把我想得如此齷齪，天下人都知道，我朝立太子，自有祖宗成法，我怎麼敢隨便破壞？”
但他這種解釋顯然說服不了士大夫們的猜測，刑部主事孫如法上疏，直指鄭貴妃。奏疏內容幾乎變成了質問：請問，恭妃生長子，已快五年了，您說您按照祖宗成法辦事，可為什麼不給她們封地？貴妃鄭氏一生子，您就加封為皇貴妃，而且又得到了進封，請問，事情在這裡明擺著，天下人想不懷疑會遭到天打雷劈的。
萬曆笑了，是嗎？天打雷劈？好的，據說潮陽那裡經常有暴風雨，你去那裡做典史吧。孫如法去了潮陽，朝堂之上計程車大夫們更加起勁了。御史孫維城、楊紹程又上疏請定太子，萬曆的對策是，誰的上疏只要和國本與鄭貴妃有關，誰就被免職。
群臣們前仆後繼，都拿自己的前途開玩笑，接二連三地責問萬曆。萬曆是兵來將擋，水來土掩。大臣們越是讓他立長子為太子，他越是不立。到了萬曆十八年（1590年），他已經把大明帝國的腦袋砍掉一半了，廷臣們依舊對著深宮中的他大聲叫喊：立太子。
萬曆十八年正月初一，他召見大學士申時行等人，申時行乘機再提立長子為皇太子之事，萬曆還是說，太小，等一等。
這年的十月，廷臣以儲位未定，交章請冊立。萬曆真的是被逼得沒有辦法了，只好跟群臣們約定，如果在明年春夏之前，沒有人再提此事，我就於冬間議行，否則，他只能等到長子十五歲了。
大臣們見萬曆終於定出了時間，好不高興。這陣高興沒有過多久，萬曆在第二年的春天又說，明年春天再舉行。大臣們覺得不過一年時間，那就再等一下吧。
可就在萬曆十九年（1591年）八月，他答應冊立東宮的日期已經接近，工部主事張有德上疏要求準備冊封的儀物，萬曆奸笑了。他終於等到了這一天，先是扣了張有德三個月薪水，然後跟大臣們解釋說，大家明明說好了的，在這期間誰也不提國本之事。這可是你們先犯規的，大臣們認為這是萬曆在耍賴，萬曆卻反覆重申那個約定。
在當時的萬曆看來，皇后並沒有生兒子，朱常洛與朱常洵都不是嫡子，立哪個兒子做太子應該是自己的事。貴為皇帝，想立自己心愛的女人生的兒子做繼承人關大臣們什麼事。他或許還罵了自己的祖宗，因為祖宗留下來的規矩的確關大臣們的事。
鄭貴妃在萬曆十九年這一年真是笑容滿面，因為在萬曆的耍賴下，對太子的冊立可以延緩了。這不僅僅是延緩，如果萬曆繼續耍賴下去，就很有可能是更改。
可大臣們卻不這樣想，他們認為，這件事已經快十年了，兄弟們也倒了不少，自己學富五車，又有這麼多兄弟，居然用了十年時間也做不成這樣一件事情，日後到了地府，如何跟大明的祖宗交代？
就在萬曆二十年（1592年）正月，禮科都事中李獻可同六科諸臣聯合上疏，要求皇長子應該學習了。從這一點來看，朱常洛在十一歲之前就沒有學過什麼文化知識。可見萬曆對他的感情是多麼的淡薄。
萬曆看到這封奏疏，大怒。其實大臣所謂的學習就是希望萬曆允許皇長子接受帝王教育。他一怒，就打人。但打了一批，又來了一批，一直到萬曆二十一年（1593年）正月，萬曆打不動了。此時，他已把斷頭政治運用自如，只在國本事情上動一動腦袋。可他覺得這樣下去，有違自己的斷頭政治的宗旨，就跟大臣們說，這樣吧，既然大家都對這件事這麼感興趣，我也只好按照祖宗成法來辦了。祖宗說：“立嫡不立庶”，現在王皇后雖然沒有生育，但未必不代表她以後也不生育。如果她生了一個孩子，我就將其冊立為太子。那麼現在，我就將皇長子封王。
但同時，他又把三子朱常洵與五子朱常浩封王。訊息一傳出，大臣們譁然。有大臣跑回家就開始寫奏疏，第二天就呈給內閣。大臣們的意思是驚人的一致：您封了三個王，那麼，請問三王之間有差別嗎？如果沒有差別，皇長子的地位何在？
這種瞞天過海的計策沒有取得成效，不得已，這年的二月，萬曆收回三王並封之命，並跟大臣們保證，如果王皇后在二三年之內還沒有生子，那麼，就冊立皇長子為太子。
我們不得而知已經十三歲、卻沒有一點知識的朱常洛到底作何感想。似乎他祖宗們的好勇鬥狠的血液並沒有遺傳給他。如果不是他太懦弱，或許，國本之爭也不可能持續了十一年而仍懸而未決要繼續下去。
萬曆二十一年（1593年）八月，一顆彗星橫穿夜空，照亮了大明帝國廷臣們的眼睛，也照亮了當時首輔王錫爵的眼睛。他趁機向萬曆密奏：“您是天之子，太子是您的兒子。您如今不承認您有兒子，老天發怒了。”
萬曆躲在深宮裡修煉他的斷頭大法，是年，皇太后生辰，王首輔又密奏：“皇上不要拖了，請立定國本。”
萬曆道：“萬一皇后生子，該當如何？”
王首輔回答：“十年前，您這樣講還可。皇長子已經十三歲了。您聽過哪一朝太子到十三歲時還大字不識的嗎？”
萬曆聽了此話似乎有所觸動，據史載，他“頗感動”。在這感動之下，他在同年的十一月二日，下令，要皇長子“出閣講學”。萬曆二十二年（1594年）二月四日，皇長子朱常洛正式出閣講學。
大臣們見事情有了轉機，馬上發動進攻。萬曆二十四年（1596年）二月，禮部上疏，皇長子年近十五，應行冠禮。這其實就是要讓萬曆先立朱常洛為太子，然後以太子冠服行冠禮。
萬曆給出的回答是：“知道了。”
萬曆二十五年（1597年），無數大臣都提出這樣的請求，月月不斷，萬曆給出的回答是：“不報。”大臣們依舊堅持，一直到了萬曆二十九年（1601年）九月，他才冊立朱常洛為太子。
長達十五年的國本之爭至此才告一段落，但並沒有徹底結束，這是後話。
萬曆與朝臣對國本你來我往的爭鬥告訴了我們這樣一件事：皇帝雖然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但這種權力在祖宗成法與傳統道德上面還是要受到一定的限制。特別是在廢長立幼這種違背封建統治的傳統規範面前，萬曆幾乎找不出任何跳出這個層面的理由來加以抗爭。他所能做的只是不理，也就是斷頭政治的另外一種表現。
從各種史料看來，萬曆之所以會認輸，並不是群臣們打敗了他。當初，他為鄭貴妃寫過立朱常洵為皇太子的字據，並且讓她用金盒密封儲存。誰知若干年後開啟一看，蟲子居然把字都吃光了。他不由得感嘆了一句：“這是天意。”另外，就在萬曆二十九年（1601年）九月前，他與鄭貴妃產生了矛盾。他感情一衝動，就決定冊封朱常洛為太子。
這場矛盾大概只是個誤會，當時他得了病，喜歡天天睡覺。每次醒來時都發現是王皇后在自己身邊，並且面有愁容。鄭貴妃只是偶爾來侍寢，可總是神色如常。我們知道，人一得了病，神經就很脆弱，一點點小事在病人眼裡看來都是很大的事。
鄭貴妃從這件事上應該得到一個教訓，就是以後在病人面前無論悲傷與否都一定要悲傷。另外，他的母親李太后曾經問過他，為什麼不立朱常洛為太子。萬曆當時就把自己母親曾經也是宮女的事忘了，說了一句：他是宮女的兒子。
李太后聞言大怒，道：你也是！
這些都是野史所載，至於是否真有其事，我們沒必要探究。但從李太后曾與張居正合作過來看，這位肯為大明江山著想的皇太后肯定是站在大臣們與朱常洛一邊的。
國本之爭的確是一件萬曆朝的大事，這種“大”表現在：諸多大臣都不同程度地被懲罰，黨爭在這期間開始。最為嚴重的是，朱常洛在沒有父親的關懷下生活了近十五年，又沒有受到太子該受的教育，其心理性格早已被嚴重扭曲，加上沒有知識的指導，這一切都促使明朝滅亡的黨爭如火如荼起來。其責任，就在他父親萬曆，是萬曆怠政的同時也斷送著大明的未來。
>>>梃擊案後的驚鴻一現朱常洛三十四歲那年的端午節前一天，氣候宜人，他在自己的慈慶宮裡看外面的宮女準備迎接端午的物品。到傍晚時分，忽然有一名男子手持木棍，衝進了慈慶宮。他順利地衝過了第一道徽音門，因為門兩旁根本就沒有人。在衝第二道麟趾門時，他遇到了阻攔。阻攔他的是兩個六十多歲的老太監，行動已非常不便，別說攔人，走路都費力。該名男子見狀，揮舞棍子將兩人打倒在地，直接就衝到了慈慶宮大殿前，正要跨越石階而上時，一位七十多歲的東宮當日值班太監發現了他。值班太監驚慌失措，他以為這位手使棍子的人是一位武林高手，連闖二門，又奔到了大殿。
他大聲呼喊，從各個角落裡衝出了七八個太監，將此人圍起來。此人把棍子左揮右舞，太監們發現，他的棍法很潦草，若是會功夫，也是三腳貓，就發聲喊，一起衝上去將此人活捉了，並立即送到了東華門守衛指揮那裡。
這件事情發生在萬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初四傍晚，這一年皇宮的端午節因為這位“十步打一人，百米被活捉”的張差而過得不是很歡快。
第二天，朱常洛把自己差點挨棍子的事情報告給了萬曆皇帝，萬曆皇帝覺得這真有點不可思議，一個人拿著一根棍子就闖進了東宮，武功高強啊。但即使武功再高，東宮也不是隨便想闖進就闖進的啊。他下令趕緊查，於是，在七天內，把總管、巡城御史以及刑部等各級官員對張差進行了審訊，得出最終結果：此人是個瘋子。因為自己積攢的柴禾被當官的燒了，他就來京城告狀。後來遇到了兩個男子，說，在這裡告狀必須要拿一根棍子，並且給他指了進入慈慶宮的路線。於是，他就衝進了慈慶宮。
試想，一個瘋子憑著一根棍子就闖進東宮。東宮雖然談不上戒備森嚴，可也不是閒人想來就來的。這樣的判決當然不能讓很想知道真相的官員滿意。在這些人看來，這樣的判決簡直就是糊弄三歲小孩子嘛。
一位很想知道真相併且和張差接觸過的官員在五月十二日當場宣讀了他所查明的真相。在這份他所謂的真相里，主要有兩條，第一，他曾拿飯給張差吃，張差能吃能喝，根本就不像瘋子，而且他還招出了有人給他飯吃，並且告訴他進東宮見一個打殺一個。第二，張差無論如何也不可能從東華門一直衝到慈慶宮，如果不是有人事先安排佈置，把張差安排到慈慶宮附近，那麼，張差就是神。
這份記錄與分析材料宣讀完畢，刑部參與會審的全體官員都默然無語，也沒有人誹謗張差是瘋子了。他們既然找不到證據證明張差是瘋子，那麼，索性，這些大臣就把“張差是瘋子”當成了證據。
朝廷一時之間因為此案而引起了紛爭，大家分成了兩派。一派說，張差是瘋子；另一派則說，這是有人在背後主使，張差根本就不是瘋子。兩派鬥爭的結果只能是，繼續查。查的物件當然就是張差。在經過了近十天的審理後，想要知道真相的大臣們終於查到了他們希望要的真相。那就是，此事跟鄭貴妃有關。因為據張差說，是鄭貴妃宮內的兩個太監龐保與劉成派遣他去刺殺太子的，所用的武器是一根棍子。
萬曆得知了被查出的事情真相後，大為惱火。他惱火併不是後人所謂的這件事情把鄭貴妃牽扯進來，而是因為，他覺得這是自己的家事，何必要弄到這步田地？
他扣了大臣們的奏疏，但並沒有捂住大臣們的嘴。大臣們依舊議論，並且屢屢上疏，要求還太子一個公道。這要求背後其實就是說，您想換太子。萬曆大怒，在給內閣的諭旨中說道：“張差就是瘋子，就是瘋子……”第二天，他又給刑部諭旨：“此案的張差是瘋子。”
是啊，你在深宮裡可以裝精神吸毒犯，難道你就認為外面拿個棍子行刺的人是瘋子嗎？這即使說給三歲小孩子聽都很難讓其相信，更何況是一大群士大夫呢。
鄭貴妃在朝臣們的強大壓力下不得不站出來了，先是在萬曆皇帝面前哭，接著是跑到朱常洛面前哭。朱常洛，這個三十四歲、險些就被棍子打死的老爺們在這位婦人的哭訴下妥協了。他跟父親萬曆說，我們不要把事情鬧大了吧。萬曆說，好。
這一聲“好”過後，龜縮在深宮已經二十六年的萬曆終於上朝了。五月二十八日清晨，是大明帝國的京官們心情最複雜的一天，他們不知道這是皇帝把自己刑滿釋放了，還是隻是放風而已？
當內閣輔臣、六部五府堂上官以及科道官集結完畢後，身穿白袍頭戴白冠的萬曆在慈寧宮外倚左門柱西向而坐，在他右邊站著身穿青袍戴著翼善冠的朱常洛，朱常洛的左邊站著自己的兒子和女兒。
萬曆隨便看了一眼，就說道：“前幾日有個瘋子闖進東宮傷人，外邊多有閒話。這是離間我們父子，很過分。”
大臣們跪在下面，想看皇上又不敢，不看吧，又有點心不甘。
萬曆說完上述的話，就拉過朱常洛的手，“這個孩子孝順得不得了，我怎會有更換他的意思？”又指著朱常洛的兒子和女兒，“瞧，他們都長這麼大了，你們還有什麼可胡說的？”
然後，他就看了一眼朱常洛，朱常洛急忙說道：“你們看，我們父子如此相愛，你們卻議論紛紛，造謠生事。你們目無君主，倒讓我背上了不孝的罪名。”
萬曆就又隨便往下看了一眼，“你們還有什麼意見嗎？”
沒有人出聲，萬曆似乎很滿意，就下了對張差案一干人等的判決：“張差是瘋子，龐保和劉成也不是什麼好鳥，全殺了。完畢。”
這就是發生在萬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二十八日早上的情景，五年後，他想出來見群臣已是不可能的了，因為他死在深宮裡了。
梃擊案隨著張差的被活剮而結束，據說張差臨死前很不服。有人告訴他，你這是闖了東宮，即使不拿棍子，也是死罪的。張差仍不服，但還是被殺掉了。
之所以說萬曆皇帝這次朝會是驚鴻一現，原因之一就是他實在不想朝會，可涉及了鄭貴妃，他又不得不朝會。試想想，一個人在深宮中憋了二十多年，忽然露面在光天化日之下，我們不得而知他看到滿朝文武時的心情是怎麼樣的。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他的驚鴻一現並沒有將梃擊案看似已經明朗的疑點解釋清楚。
首先，張差怎麼會輕易地拿著一根棍子闖進了東宮？在維護太子一派的大臣那裡的解釋應該是這樣的：是某人蓄意安排的。
這種解釋似乎也不是沒有道理，但絕不是完全的有道理。大明帝國到了萬曆四十年（1612年）前後，由於斷頭政治的作用，導致了政局的大波動，上下離心，人人愁嘆。社會風氣日趨變壞。京城一些皇室近侍或掌管某些衙門事務的不法官吏，利用職權或辦事之便，大搞營私舞弊、害政利己活動。特別是梃擊案發生的前一年，這種情況更為嚴重。民間社會經常有亂民拉幫結派，喝了雞血，有苦同吃，有難同當。
這些人可以在大白天就強搶素不相識的人去為自己犯罪的兄弟抵命，蒼天無眼之下，皇宮周圍自然也好不到哪裡去。就在梃擊案發生前，有人用繩索結成軟梯攀登進宮，盜走了宮中許多財寶。還有人在更深夜靜之際，利用守衛差役睡覺之時潛入皇城，偷挖乾清宮原被大火燒燬後清理下來的土渣，以便從中淘洗出金子來。有的太監覺得這是一件發財的事，就和外面的人勾結作案。
從中可以看出，一個如張差這樣的人想混進皇宮其實也不難。更重要的是太子所居的慈慶宮與東華門本就離得很近。東華門又是魚龍混雜之地，即使在沒有斷頭政治的情況下，都很難保證有不法分子，更何況是在非常情況下呢。所以，張差能入東宮的理由，說有人安排說得過去，如果說沒有人安排也說得過去。至於張差所提到的鄭貴妃的兩個太監，在明朝平時誣陷人的事情就有發生，更何況是斷頭政治時期呢。
由此說來，此事說是與鄭貴妃有關，我們不得不承認，持此說的人做人不是很厚道，而且也不是很聰明。我們把目光移回到萬曆二十九年（1601年）朱常洛被冊封為太子時，朱常洛在朝中大臣經過十五年的努力下終於得償所願。但只是在太子之名上，至於在現實中，太子之實的確是沒有見到。
如果能進行一次歷代最窩囊太子評選的話，朱常洛肯定是名列榜首。他父親的怠政到了他身上則變成了怠慢。
在他被立為太子之時，按照祖宗成法，太子之母王恭妃應該進封，但是，萬曆怠慢了這位王恭妃。直到萬曆三十三年（1605年）十一月，朱常洛有了皇長孫朱由校，在大臣們的努力下，王恭妃才進封為貴妃。萬曆三十九年（1611年）九月，這位皇太子生母死去，按照舊制，應在百日之內舉行喪禮。可萬曆又給怠慢了，直到第二年七月才安葬，屍體臭得一塌糊塗。身為太子的朱常洛本應經常“出閣講學”以增長見識，為後來做帝王打基礎，可萬曆似乎認為自己可以長生不老，對此事極不重視。朱常洛被立為太子的第二年之後，一遇到天氣寒冷或是酷暑，講學就停止了。自萬曆三十二年（1604年）之後，忽然就沒有了。這話可以這樣來理解，在萬曆三十二年，太子講學的傳統拋棄了。對於這種對太子的怠慢，大臣們豈可視之不理？他們可不想以後效忠一個文盲皇帝，在多次請求下，離死還有四年的萬曆允許在該年八月四日開講。可只有這一次，就沒有了第二次。
這就是萬曆怠慢當朝太子的情景，所以說，他的斷頭政治在太子身上也得到了淋漓盡致的發揮。但在與太子同時被封為福王的朱常洵身上，他卻傾注了滿腔的熱情。
萬曆三十一年（1603年）末，為福王舉行了隆重的花費了三十萬兩銀子的婚禮。萬曆三十四年（1606年），他命令在福王的封地洛陽為福王建造王府，數年後才竣工，用銀二十八萬兩。做父親的真是勞苦功高，讓兒子有了媳婦，有了房子，如果是當今社會，車肯定也免不了了。
他除了在物質方面為這個兒子著想之外，還在精神上也加大力度。按照明制，親王受封之後，即應到封地居住，而且，有嚴格規定，去了以後，不得再回京城見母親。鄭貴妃對這種規定真是深惡痛絕，她哭，她覺得自己脆弱的身心根本承受不了母子兩地分居的痛苦，堅決不肯讓兒子去洛陽。萬曆真的就不讓兒子去洛陽了。
當大臣們向他提示有祖宗規定時，他斷頭；大臣們哇哇大叫時，他依舊斷頭，後來放出話來，福王的房子還沒有建造完畢，你要他去洛陽難道住大街上？
好的，那麼，就等房子建好，大臣們有的是時間。大臣也太多了，他們雖然在朝堂上可以分派對立，但在這件事上卻是抱成團，一起向萬曆發難。
萬曆四十年（1612年），福王府竣工，萬曆卻說，明年春節再說。萬曆四十一年（1613年）四月，已經過了春節，福王還在京城。大臣們火了，作為皇帝你當然可以打我的屁股，但絕不可以侮辱我的算術智商，時間早已經過了，為什麼還不履行諾言。
萬曆不得已，只好讓福王去洛陽，但在福王臨走之前，萬曆卻跟內閣說，要撥給福王田四萬頃。首輔葉向高几乎要跳起來，這哪裡是皇帝，簡直就是一個癟三。太子什麼都沒有，而這個福王卻什麼都有。都是你的骨血，待遇問題上憑什麼差別就這麼大。
葉首輔上疏，大意是說，您三番五次地違反與臣子們的約定，又橫七豎八地給福王待遇，天下的人民該如何想？
萬曆斷頭，大臣們又上疏，認為皇帝有點過分了，萬曆依舊斷頭。
撥給福王田四萬頃雖然因為後來發生的與鄭貴妃有關的妖書案而沒有得逞，但萬曆對待兩個親生兒子的態度可見一斑。
發生梃擊案時，福王已經到洛陽享福去了。這也就是鄭貴妃在太子面前哭訴的那樣，我兒子都走了，我殺了你，按照祖宗規矩，他也成不了太子啊。
事實上，福王離開京城，在客觀上進一步肯定了朱常洛的太子地位。也就是說，朱常洛的太子之實一直到福王去洛陽後才得以落實。
梃擊案的發生其實就是萬曆怠慢太子的結果，形而上來講，就是萬曆怠政的具體化。無論拿著棍子的張差是不是有人背後主使，當時朝廷上下的想法都是點頭肯定，梃擊案是有人主使的。而這個人就是鄭貴妃，甚至再自信一點講，還有萬曆皇帝。
人的思維往往都是這樣，你喜歡貓而非常討厭狗，當狗死了，別人就會以為是你因為喜歡貓而殺死了狗。雖然，狗很有可能是死於狂犬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