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元標的呼號
一切事情都應該從1622年談起，這一年是天啟二年。刑部左侍郎鄒元標上疏，請為萬曆朝第一任首輔張居正恢復諡號，並在奏摺中稱張居正對大明朝實具有不可磨滅之功。這一年距張居正死已整整四十年，距他被削官抄家三十八年。我們先向前看，萬曆三十八年（1610年），甘肅巡撫梅之煥向內閣遞交文書，談到當時的弊政時說：“使今日能有宗無實，振紀綱如張江陵者，斗筲之徒敢若此耶？”泰昌元年（1620年）十一月，試御史方震孺上疏稱讚“皇祖之初政，事事嚴明，江陵之相業，事事綜核”。天啟元年（1621年）二月，御史周宗建針對浙黨敗壞封疆，緬懷道：“張居正留心邊事，然後有隆、萬五十餘年之款貢。”
那麼，我們再向後看，在鄒元標請為張居正平反的九年後，也就是崇禎三年（1630年），禮部侍郎羅喻義挺身而出為張居正喊冤，時距張居正死已近五十年。十年後，也就是1640年，離明朝滅亡還有四年的時候，崇禎皇帝下詔，恢復張居正長子張敬修原官，並授張敬修的孫子同敞中書舍人。
在這些緬懷和請為張居正平反的人中，有一個人是最特殊的，他就是在萬曆五年（1577年）“奪情”事件中被張居正廷杖，而屁股差點被打爛的進士鄒元標。
天啟二年（1622年），他請為張居正恢復諡號，有人問他：“您把廷杖之事忘了嗎？當初，可是您上疏大罵張居正無孝無忠，是個禽獸的。難道，你是好了傷疤忘了痛嗎？”
鄒元標回答道：“當初他不守制是他有罪，作為臣子不得不言。今天想來，張居正的功勞的確很大，諡號不可不復。”
這些人對張居正的緬懷與請為其平反，說明了一件事：張居正當政期間的改革業績是不可被抹殺的，他確實是對明王朝有著大功的一個人。但也正如鄒元標所說，萬曆五年（1577年）的“奪情”事件，張居正的確是有罪的。
我們把目光回溯到萬曆五年九月二十五日，在這一天，首輔張居正得到了老家傳來父親病逝的噩耗。他有點慌了，按照當時官僚的丁憂制度，承重祖父母及嫡親父母喪事，以聞喪月日為始，不計閏月的二十七個月，需在家裡丁憂。服喪期滿後，再出來視事。以道德為國家經緯的大明朝對丁憂制度更是慎之又慎，按照這種規定，張居正不能不回老家丁憂。
但他不能走！改革大業正好進行到了一半，他用了五年時間才將朝廷綱紀梳理得井井有條，接下來，他正準備在經濟上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二十七個月對張居正來講，無疑於一生，他一生的理想很可能就會在這二十七個月裡被他人扼殺。
張居正很可能在九月二十五日這一天想的都是怎樣不丁憂，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奪情”。所謂“奪情”，其實就是皇帝不讓你回家丁憂。因為明朝有過先例，宣德元年（1426年），大學士金幼孜母死丁憂，明宣宗下詔起復；宣德四年（1429年）八月，大學士楊弘濟母死丁憂，隨即起復；成化二年（1466年）三月，內閣大學士李賢父死，憲宗下詔起復。這三件事情在張居正腦海裡盤旋了很久，憑藉著大智慧，他決定策劃一起“奪情”事件。
但就在他行動之前，內閣次輔張四維上疏萬曆，稱堅決不能讓張居正走，一定要“奪情”。因為有往例。萬曆就下旨，張先生堅決不能走。
張先生覺得就這樣不走，似乎說不過去，於是，他給萬曆寫了一封信，在信中他閃爍其詞地說了這樣一件事：父親死了，我不走不好；可我一走，如何是好？
是啊！整個帝國現在正在張居正的規劃下向前行進，一旦這個重臣離開，萬曆可真的不知該如何是好了。此時，御史曾士楚、吏科都給事中陳三謨也上疏請留，一時之間，朝廷上下都上疏請皇帝將張居正留下，似乎張居正一回家盡孝，天就要塌下來一樣。萬曆就順水推舟，要張先生必須留下。
張先生“只好”留下，為了不給反對者以口舌，張居正屢屢上疏，還是要求離職守制，以盡孝思。萬曆在張居正好兄弟太監馮保和他母親李太后的要求下，堅決不讓張居正盡孝道。最後，萬曆經過張先生的建議，取了個折中的主意：可留在任上守制。也就是說，事務還是要處理，但可不上朝。這種“不坐班”的方式很讓張居正滿意，一方面，他的確在盡孝；另一方面，權力並沒有被人奪走。他本以為一切事情就這樣過去了，但事實卻是，事情才剛剛開始。
首先發難的是翰林院編修吳中行，他把明代對丁憂制度的典制搬了出來，認為張居正是故意不回家丁憂，違背“萬古綱常”，在這位吳編修看來，父親死了，兒子就應該回去趴在棺材上大哭。如果不是這樣，就是不孝。這一天是該年的十月十八日。他把正本呈上去後，又把副本交給張居正看。張居正看了，問道：“你把它呈上去了？”吳中行驕傲地點頭：“是的，我先讓你有個心理準備。”張居正說：“很好”。
第二天，檢討趙用賢又上奏本於皇上，對張居正極盡挖苦之能事。第三天，刑部員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聯名上疏，彈劾張居正不丁憂是“貪位忘親”。
張居正發火了，尤其是當他看到這四個人說的都是事實的時候，他的怒火撲都撲不滅。他先把這四個人控制了，然後開始和馮保謀劃準備要皇上對他們實施廷杖。尚書馬自強聽到了這個訊息後趕緊去找張居正，勸他息怒，饒了這四位。馬自強這個人也是頭腦簡單，不能設身處地地為別人著想。他怎麼不想一想，如果是別人把自己寫成一個混蛋樣子，自己還有能力反擊對方時，請問，能不反擊嗎？
張居正聽了馬自強的求情後，就是這樣一副態度：撲通一下跪在他面前，揪著自己的鬍子，說，您就饒了我吧。這話乍一聽很怪，以為張居正被氣糊塗了。但仔細一想，這話的意思其實就是：你就別為他們求情了，我是非打不可了。
馬自強討了個沒趣，走了。那邊馮保已經把訊息送來，準備在二十二號廷杖那四個人。這個時候，學士王錫爵又來了。
還是求情！張居正只好把皇上搬出來，說道“皇帝發怒，無人能阻”。王錫爵反應靈敏，更是說道，“皇上發怒也是為了您啊”。
張居正又把在馬自強面前演的戲演了一遍，先是找出一把刀來，然後撲通一下跪在地上，“你殺了我吧，你殺了我吧”。王錫爵被嚇傻了，趁著這一會兒功夫，張居正站起來就跑進了內廳。王錫爵回過神來，轉身就跑。他真怕張居正去裡面拿個錘子出來砸他。
十月二十一日，侍讀于慎行、田一俊、張位，修撰習孔教都上疏救助，奏本卻被馮保命人扣留了。十月二十二日，張居正透過對比四個人的奏摺，發現如下問題：吳中行與趙用賢在奏摺中明白說道他父親葬禮結束後可返回朝廷繼續任職，而艾穆和沈思孝卻直接讓他守制二十七個月。張居正就給吳、趙二人各六十杖，而艾、沈二人各八十杖。多出來的二十杖算是給艾、沈二人說多的時間以賞賜。
這個時候，鄒元標出現了。在朝堂上，他等吳中行等杖畢，就將奏疏拿了出來。宦官問道：“何事？”
鄒元標道：“請假。”
太監並沒有懷疑，因為沒有一個笨蛋會在別人受杖刑的時候還會犯同樣的錯誤。由於對“前車之鑑”的過分迷信，宦官把鄒元標的奏疏交給了馮保，馮保又交給張居正。張居正看了後，恨不得七竅生煙。這位刑部辦事進士居然在奏疏裡大罵張居正是禽獸，張居正惱火之下在三天後果然就對鄒元標進行了反擊：杖一百六十，事後發配貴州都勻。
那可是個鳥都不拉屎的地方！因為氣候的原因，鄒元標被打爛的屁股在那裡足足疼了六年，直到張居正死，他才被招回朝廷。以小人之心來猜想，他在貴州肯定沒少罵張居正是禽獸。不管他罵與否，但張居正卻記住這個人了。在他剛被髮配到貴州時，張居正派了一個巡按御史去殺他。幸好蒼天有眼，這個御史在離都勻不遠的鎮遠忽然就死了。鄒元標這才得以倖免。
“奪情”事件至此才真正地結束，綜觀整個事件，我們可以看出，張居正只是不想放下手中的權力而已。
明朝的言官們好爭禮節，由此而往往給人以難堪。他們可能在前幾朝時得到了好處，就比如上述被打板子的五個人，時人也給了他們一頂“五直臣”的帽子戴。但他們的屁股卻沒有得到任何好處。因為他們碰到的張居正，是“非常之事必要有非常之人才可做出”的張居正。
為了實現自己的改革大業，張居正會不惜一切手段。他認準的目標誰也無法改變，而為了達到這種目標，他會使出各種各樣的“非常”手段來。
晚年的鄒元標處世低調，只在請為張居正恢復諡號的事情上奔走不停。有人曾問他：“當初您風風火火，怎麼老了卻如此低調呢？”
鄒元標回道：“大臣和言官怎麼能一樣？言官就是為維護風紀，遇事必爭。但作為大臣，只要不關係到國家的大利害，就應該維持國體，怎麼能像少年那樣動不動就爭論不休呢？”
如果他早明白這句話，何至於屁股上捱了一百六十下？但如果不是這一百六十下打得他只好用羊肉來墊屁股，他很可能也不會有這段感悟。
四十年後，當看到朝政動盪、邊境烽火時起，他才想到張居正和張居正的改革，想到這個當年的“禽獸”。他當年說得沒錯，張居正在對待不服從自己改革意圖的人的時候，就是“禽獸”。也正是這種所為，才讓他十年的改革為大明王朝取得了輝煌業績。他的十年改革讓早已陷入內困外患的大明帝國出現了自中後期以來最為輝煌的時代，王朝面貌煥然一新。吏治肅然，邊防鞏固，皇帝詔令“雖萬里之外，朝下而夕奉行”，北京一帶的糧食儲備足供整個王朝子民七八年之用，太倉存錢達四百餘萬兩。
“奪情”事件從“五直臣”的角度來看，是張居正嚴重違反了道德綱常；而從張居正的角度來看，是有人想把他的權力奪走。“五直臣”說他貪位，從人性上來講，這種指責也未嘗沒有道理。但張居正為什麼不希望別人把權力奪走？原因只有一個：他不想將改革大業停下來，一刻都不行。
以今日我們的觀點來看，“奪情”事件似乎是言官們的小題大做。但如果我們回到那個以道德為朝綱經緯的明朝，我們就會發現，張居正的不回家丁憂放到今天來看，就是觸犯了刑法。從這一點來講，“五直臣”的屁股被打爛實在是有些冤枉。這也正說明了張居正當時的做事風格：順我改革大業者昌，逆我改革大業者挨杖。
**>一個非常之人
明朝著名學者何心隱有一次在御史耿定向家中談天說地，時任翰林的張居正忽然來訪。何心隱趕緊藏了起來，當張居正聽說學者何心隱也在時，很想見他一面。何心隱推說最近身體不適，不能見客。張居正走後，耿定向問何心隱為什麼不見張翰林。何心隱說道：“我剛才偷偷地見他一面，魂不附體。”耿定向大笑。何心隱卻道：“你不要笑，這個人將來必是非常之人，國家大權將在他手裡。我必將死在他手裡。”耿定向從來不知道何心隱還善於看相，頗不以為然。萬曆七年（1579年），何心隱果然被張居正殺掉。他當初不知是預言還是嚇糊塗了的話竟成為現實。
其實，何心隱的死是咎由自取。當時，張首輔要打擊地主豪強，他就教唆豪強起來反抗；張首輔要穩定邊境，他就派人去南部少數民族部落教他們作戰方法。這樣處處和張首輔作對，想不死怎麼可能呢？我們不得而知何學者這樣做的目的到底是什麼，但從他對張居正的評價與預言來看，他是個很正常的人。後來的歷史告訴我們，張居正的確掌握了國家大權，也的確是個非常之人。
張居正在大明的露面，應該是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入翰林院，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張居正上疏嘉靖帝，力陳當時社會的癥結並提出解決方案。嘉靖帝給出的回答是：我在煉丹，有事問嚴嵩。
作為翰林院的小編修張居正知道，當時的內閣首輔嚴嵩專擅，剛直之士大多無好下場。比如三邊總督曾銑、內閣大學士夏言，因為在上疏收復河套的同時，順便彈劾了一下嚴嵩父子，就被嚴嵩處死。兵部武選司楊繼盛彈劾嚴嵩，其下場是捱了整整一百杖。張居正很明白，自己一個小編修根本無法與首輔抗衡。
隆慶元年（1567年），首輔徐階向隆慶帝推薦了張居正。他一躍而升入內閣，邁進了帝國的最高權力機構。經過二十多年的官場經驗和人生閱歷，他覺得似乎時機已到。隆慶二年（1568年），他上疏隆慶帝，陳述當時必須要解決的六件大事。這離他上疏給嘉靖帝時已有二十年。
這六件大事就是他後來改革的大政方針。第一條，省議論。就是讓那些言官儘量少說廢話、空話。第二條，振朝綱。第三條，重詔令。第四條，要官員們名實相符。第五條，解決土地兼併問題。第六條，整邊防。
隆慶給出的回答是：我無為。隆慶“無為”了六年後，去世。死前，在他床邊的高拱、張居正與高儀被任命為萬曆帝的輔佐大臣。
作為首輔的高拱一直想控制張居正，確切地說，他想要掌握內閣大權為自己的目的服務。至於他到底有什麼目的，我們現在沒有必要知道。因為隆慶帝死後的半年，他就被張居正與太監馮保聯合驅逐出了朝廷。
其實，最有資格講述張居正與馮保驅逐高拱這段歷史的人應該是高拱本人。此人也的確不負眾望，在其所著的《病榻遺言》中談到了張、馮二人驅逐自己的經過。他指出，發生於萬曆元年（1573年）的王大臣事件，實是張居正與馮保對自己的栽贓。
王大臣事件發生於萬曆元年，有一天，十歲的小萬曆在宮殿門口撞見一個人。此人即是王大臣，太監打扮，神色驚慌，萬曆身邊的人急忙將其拿下，交予馮保。
後來的事就是高拱所言的了，據他說，此人本是張居正最得意的大將戚繼光派來的人。可到了馮保那裡後，馮保得知他是戚繼光的人後很驚慌，於是找到張居正。張居正就對他說，高拱總想讓你滾蛋，我們現在機會來了，可以讓他滾蛋。
在第二次審問的時候，馮保喝問王大臣：“你懷藏凶器欲行刺皇上，受誰指使？”
王大臣對馮保先前給自己的安排很不服氣，就把真話說了出來：“不是你讓我說是高首輔指使的嗎？”馮保鼻子都氣歪了。為了殺人滅口，馮保毒壞了王大臣的聲帶。在第三次審問的時候，他很迅速地就將案子了結，將王大臣處斬，並將王大臣的供詞（其實是他自己的供詞）呈交萬曆。
但這件事並不是高拱被驅逐的主要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馮保在李太后面前說了這樣一句話：高拱曾說皇帝一個小毛孩子懂什麼。
本來，高拱這個人一直就是個狂妄的人，這句話從他嘴裡說出來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但是高拱雖然狂妄，卻不是蠢貨。他絕不可能在大庭廣眾之下講這樣的話，而且還被馮保聽到。
這話在李太后聽來意思大概有兩層：第一，高拱瞧不起自己的兒子；第二，高拱你算什麼東西，憑什麼瞧不起皇上？！
萬曆六年（1578年），張居正到河南，見到了被廢鄉居的高拱。兩人相見，說長道短。張居正盡力棄嫌修好，並盡力讓高拱想起在萬曆元年送他出京的情景。當時，他把高拱扶出宮門，又與另一次輔一起上疏請求留下高拱。高拱回想起那一情景，並沒有被感動，在他看來，張居正這個人除了陰險以外還有虛偽。
張居正選擇了與馮保合作驅逐高拱，他借太監之勢力並不是想壓制儒臣，而是想要實施他的改革大業，這便證明了張居正確為非常之人。綜觀歷史，宦官與儒臣之間的矛盾就是“忠奸不兩立”，而張居正打破了這種陳規。他是受過儒家教育多年的人，但卻沒有被儒家的那一系列陳規所束縛。儒家所謂的“君子小人”論，就完全可以把一個迂腐的儒生推進萬丈深淵。
儒家太重修身，以至於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怎麼做人上。儒生做事先不管這件事是否有利於天下，他們首先考慮的是在做事的過程中是否影響了自己的做人。但看歷史上諸多人物，能成大事者雖然標榜仁義，但其所行之手段實是法家那一套。張居正是儒生，而且不是愚儒，他深刻地明白孟子所言“夫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的真諦。
許多年後，當張居正和馮保稱兄道弟的時候，朝堂之上的儒生們咬牙切齒，這些儒生簡直想把張居正剝皮而後快。在他們看來，堂堂一內閣首輔與宦官為伍簡直是丟盡了士大夫的臉。而在張居正看來，跟馮保合作是最明智之舉。他從明朝歷史中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宦官之所以一直存在於大明朝就是因為他離皇帝近，皇帝不可能天天和大臣們在一起，但絕對有大部分時間是和太監在一起的。這些人的一言一行對皇帝來講都起著不可低估的作用。簡單來講，皇帝們也要靠他們來為自己服務，他們是皇帝的御用工具。尤其是隆慶去世後，馮保的權力在如日中天之時還能親近一個李太后。
他經常提到的一句話就是非常之事必是非常之人才可做得。在驅逐高拱這件事上，他讓我們看到了他的確是個把理論與實踐結合到極致的人。只是因為一個目標，他肯把自己置身於文人們的口誅筆伐當中。
歷史，尤其是中國歷史，一個人隨時都能依其意志的突然決定，對事變的形成新增一些意外的變化無常的力量，這種力量往往使事物的行程變更方向。張居正的意志決定了他必可改變大明的行程方向，在萬丈深淵前掉轉，向著光明平坦的大道賓士而去。
**>張居正之死
萬曆十年（1582年）六月二十日，張居正病逝於已躺了三個多月的**。幾年後，曾被張居正得罪過的清流文士王世貞以豐富得可以創作小說的聯想力在《嘉靖以來內閣首輔傳》中臆測道：張首輔之死，實死於**過度。
由他的這種臆測，我們可以知道他是不相信鬼神的。不然，他不敢這樣胡說。從當時明朝的風氣來看，明人常常將**擺在枕邊，為的是益壽延年，更為了縱慾而不傷身。王世貞肯定也是此類暢銷書的忠實讀者，推己及人，便認定張居正之死實死於縱慾過度。晚明士人風行**，張居正不可能免俗，但王世貞說他“妻妾太多而無法滿足她們，則每天以**堅持”實在讓人信不過。
萬曆十年（1582年）春節剛過，張居正就病倒了，病因很簡單：痔瘡。用中醫的話來講，痔瘡之所以產生，是因為勞累過度，“久坐則血脈不行，久行則氣血縱橫，經絡交錯。久坐久行，勞累過度，使腸胃受傷，以致濁氣淤血，流注肛門而生痔疾”。另外，情志因素也是最主要的原因：“喜怒起，氣血侵入大腸，結積成塊，易生便血。”
多年的文牘生涯和改革中種種不順心的事而讓常常火氣十足的他得了很嚴重的痔瘡。自擔起改革大業以來，日作夜思，食不甘、寢不寐。他所憂慮的又豈止是改革大業？還有那些時刻想反對他計程車大夫！其時，已經是老毛病了。所謂“十人九痔”，在當時的醫療條件下，痔瘡雖不是小病，但絕不是致人性命的大病。
“積習沉痼已久，非痛懲不能挽也。”這是他在改革中所持的思想，不幸的是，他把這種思想也帶進了痔瘡治療上來。在**痛苦了三個月後，萬曆十年的三月，他命令醫生將自己的痔瘡割除。就如他的改革一樣，從根上祛除，連根拔起。
他把割除痔瘡也當成了一項改革，但這項改革卻立刻失敗了。從手術後，他就永遠地待在了**，一直到死。他曾上疏萬曆帝說：“我的痔瘡雖然根除了，但血氣大損，數日以來，脾胃虛弱，吃不下喝不下，四肢無力，寸步難移……”
由此看來，病的大小或多或少地要因人而異。張居正性格中的果決、務實和意識中的“斬草除根”，讓他毅然決然地選擇了中醫為其做西醫的外科手術。
除了性格因素讓他這樣做之外，當時的形勢也要求他不得不這樣做。經過十年的改革，大明王朝儼然生機勃勃。而在王朝茂盛的背影下，張居正自身的未來已堪憂。
在他被痔瘡煩惱、痛苦的時候，一直支援他的李太后已要“隱退”，好兄弟大太監馮保被眾官彈劾而身危，權力鐵三角已然欲崩潰！而且，昔日操控於掌上的小萬曆已成長為大人，反對派們更是蠢蠢欲動。在這樣的形勢下，他絕不能讓自己因為一個痔瘡而整日躺在**。自己掌握的十年大權看似牢固不可破，但如果不親自行使，這權力不過就是萬曆皇帝給自己扎的一隻紙老虎而已。
事實也的確如此，他死後不久，就遭到了萬曆對他的清算。他死了，永遠也不知道身後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他似乎永遠也不知道自己除了給大明朝留下了幾十年的壽命外，還留下了一個萬曆皇帝。如果他泉下有知，他絕不會對萬曆唸錯的一個字而大聲呵斥；如果他泉下有知，他絕不會對萬曆管束甚嚴，以至於把萬曆管教成了一個後來龜縮在皇宮裡的癟三。
早在張居正當國時，萬曆就對這位張先生與馮保對自己的嚴加管教而憤憤不平。但他絕不敢跟張居正發脾氣，他的目標是張居正最好的朋友馮保。
後來首輔申時行的長子跟別人談到一件事，從這件事上，我們就可以看出後來馮保與張居正的下場之慘不足為奇了。有一天，萬曆講讀完畢，興致大發，書寫大字賞賜輔臣以及九卿等。馮保在一旁伺候。突然，萬曆以筆飽蘸墨水猛地向馮保的大紅衣衫擲去。馮保根本就想不到會有此等事發生，先是一怒，接著就驚愕萬分，在一旁的張居正也臉色大變。而萬曆卻若無其事地書寫完畢，起身回乾清宮了。
陽世似乎跟張居正開了一個玩笑，他苦心“經營”的一個小皇帝到後來卻成了天下無二的懶蟲。他精心編撰的《帝鑑圖說》成了一堆廢紙。他不惜得罪天下人而締造的改革基業灰飛煙滅。他在三朝的憂患意識換來的卻是死後差點被挖屍。
萬曆八年（1580年），當他丈量完畢全國土地數量時，數目之大讓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萬曆十年（1582年），當他閉上眼睛的那一刻，他是否能相信萬曆對他的屍體所做的一切？！
學者黃仁宇曾感嘆說“世間已無張居正”。倘若這是一副對聯的上聯，那麼下聯應該就是“大明從此逝人間”。當我們看到萬曆在張居正死後的所作所為，我們就會對這副對聯感慨萬千，並加以肯定。張居正的死並不僅僅是他軀體的消失和改革業績的被徹底否定，他的死導致了一個最嚴重的後果，那就是給大明帝國留下了一個精神吸毒犯——萬曆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