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易儲記(1/3)
南北朝時期的南梁，沈約曾在《立太子恩詔》中說：“自昔哲後，降及近代，莫不立儲樹嫡，守器承祧。”
這裡的“立儲樹嫡”，說得便是封建時代關於皇位繼承的基本宗法制度，即帝王在位時，應該及早確立儲君，即其將來的繼承人：太子。而“樹嫡”則表明其選擇繼承人的一般原則，即太子之位原則上應該由帝王的嫡長子擔任。如果嫡長子早夭或犯罪等，則從嫡長孫或嫡次子或庶出長子中確立。所謂有嫡立嫡，無嫡立長。特殊情況下，也有立太弟（如宋太祖即傳位給太弟趙光義）或太孫的。但無論如何，及早確立並選擇稱職可靠的繼承人，乃是封建帝王的頭等大事，因為這關乎其家天下“千秋萬代”“守器承祧”之根本。否則一旦皇帝不測，國家權力的交接就會出現大問題。然而，雖然儘早確立太子有利國家的穩定，但也會產生很多弊病。由於太子是未來的皇帝，“天子”的身份和權力足以讓任何有一絲可能覬覦者為之鋌而走險；再加上在位皇帝往往兒子眾多，儘管有“有嫡立嫡，無嫡立長”的法統，但畢竟時有例外，故帝王的子嗣仍然大都想爭這個太子之位，以致歷史上幾乎所有朝代都有皇子間為爭皇位而明爭暗鬥。手足相殘，魚死網破的事例比比皆是。故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歷史中，每個朝代的興亡和衰敗都與立儲有著極大的關係。而帝王們囿於這一封建立儲制度所固有的弊病而幾乎無不為立儲問題而費心傷神，甚至不得不“大義滅親”，為免後患而殺掉、廢掉一個或幾個自己的親兒子，另立太子以確保皇位能傳給賢良之後，此即所謂易諸。而事實上，帝王們易諸，從後來的結果來看，也往往事與願違，繼任者非但沒能“守器承祧”，反且加速了本朝的滅亡或引發慘烈內鬥、血腥禍亂。遠的不說，隋文帝楊堅在皇后與次子楊廣的合謀算計下，廢太子楊勇而易立次子楊廣，好不容易終結二百多年分裂局面，重新建立起大一統帝國的隋王朝，就因繼位的楊廣之胡作非為而二世而亡。
而史上幾乎盡人皆知的英明君主唐太宗李世民，被史家評定為“中國歷史上少有的能打天下又能治天下的有道明君”；其在位時“任用賢能，從善如流，聞過即改。視民如子，不分華夷，開創了被譽為‘貞觀之治’的中國封建社會中最突出的太平盛世，使中國成為當時世界上最為富強昌盛的封建國家”；然而，就是這麼一個蓋世英主，在處理自己的“家事”即立儲的問題上，也顯得那麼地力不從心，甚至傷心絕望到一度憤激而要自殺，最終雖費盡心機卻仍不得不易儲。而其易諸的過程頗為耐人尋味，其易諸的結局則更令人扼腕三嘆——雖然新太子即後來的唐高宗李治，也有一定能力，並在執政初年擴大了中國的版圖並也取得了“永徽之治”之政績，但他不幾年後就因為自己溫柔懦弱的天性而大權旁落，最終成就了武則天的篡奪夢，使大唐大天下一度易幟為“周”。
其教訓不可謂不慘痛，其結果卻不可謂不必然。
唐太宗易諸，儘管也是迫不得已，但實際上卻是一種必需乃至可謂正確的決斷。因為他的太子已驕侈急迫到喪心病狂，以至磨刀霍霍，將欲砍掉老子的腦袋了。所以他的問題並不出在易儲，而在於易哪位儲上。正是在這一點上，英明的唐太宗犯下了一個他一生中少有的致命錯誤，即經反覆權衡，（儘管有過再易之念）最終選中了確實稱得上溫良仁孝，看上去似乎十分理想，而實際上卻有著“胎裡毛病”的李治，以致鑄成大錯，幾乎就徹底斷送了大唐社稷。
當然，客觀地看，應該說這也不是唐太宗個人所能避免的錯誤，因為根本上說，封建制度固有的腐朽性，決定了再有為再明智的英主也難以克服其必然的“宿命”。所幸，易儲倒也並不一定絕對是壞事。具有諷刺意味的例證便是，唐太宗本人即是透過玄武門之變，殺太子和弟弟而登上皇位的。但他之奪嫡卻是有一定合理性在的，歷史也證明其父皇李淵被迫所易之儲，確乎是一位有道明君。只不過這種正面的例證太少，因而易儲往往意味著巨大的政治風險，所以歷朝歷代的正統衛道士們通常總是反對率而易儲，不是沒有道理的。
且看唐太宗為什麼要易儲，又是怎樣易儲的吧——
唐太宗共有14個兒子。按說應該是多子多福了。然而事實卻恰恰相反，他們父子的命運再一次證明一個封建社會的通病，即無情最是帝王家——首先，唐
太宗這14個兒子中，竟是不肖子居多。《舊唐書》的作者談及太宗諸子，曾感嘆道：“子弟作藩，盤石維城。驕侈取敗，身無令名！”其次，唐太宗這14個兒子後來竟有12個死於非命，原因主要與皇位爭奪及易儲不當而被武則天迫害死有關。
這且不論。唐太宗這14個兒子中，長子李承乾，四子李泰，九子李治三人為長孫皇后所生，因而依據宗法制度，只有他們三個有皇位的繼承權。再根據嫡長繼承製，唐太宗在登基當年便立定當時只有8歲的長子李承乾為太子。本來，這個事關國本的重大問題應該是早就解決了的。偏偏後來的事實證明，這種早早立定太子的作法也有著重大的缺陷，即你難以保證這位太子長成後一定是個稱職人選。太子承乾恰恰就是個令人失望的主兒。他從小就十分頑劣，年齡稍長便又因“龍種”的種種優越感而愛上了聲色犬馬。儘管太宗對太子並不算太溺愛，經常耳提面命對其訓誡，還指定重臣于志寧等為師督導太子。但侈性已成的承乾還是隨著年齡增長而一天天墮向腐敗，不但不對自己的行為有所收斂，還更加為所欲為，誰若好心勸諫他，或向唐太宗反映他的問題，他竟要著人暗殺他。有一次他甚至在東宮咬牙切齒地說：“我作天子，當肆吾欲；有諫者，我殺之，殺五百人，豈不定！”
而他亦果然是“敢說敢做”。典型的一例便是：時任右庶子的張玄素，曾專為太子問題上書唐太宗。書中沉痛指出：“昔周武帝平定山東，隋文帝混一江南，勤儉愛民，皆為令主。有子不肖，卒亡宗祀。聖上以殿下親則父子，事兼國家，所應用物，不為限制。恩旨未逾六旬，（太子）用物已過七萬，驕奢之極，孰有過此？況宮臣正士，未聞在側，群邪**巧，匿近深宮，在外瞻仰，已有此失，居中隱祕，寧可勝計，苦藥利病，苦言利行，伏惟居安思危，日慎一日，節靡費以成儉德，則不勝幸甚！”
張玄素此諫可謂用心良苦，膽識過人。然而此書雖然引起唐太宗重視，卻也很快讓太子得悉了訊息。張玄素上書僅隔一天後，早朝時忽然便有一個短衣便帽之人撲向他，抽出一條利器向張玄素腦門猛擊。張玄素頓時頭破血流，暈倒在地，事後雖經搶救撿回了性命，凶手卻逃之夭夭，再無下文。張玄素明知此與上書有關，且一定系太子所為。但卻無能深究，只有自認晦氣。
然則倒行逆施終將自斃。隨著太子的逆跡日彰，唐太宗對他的不滿日益加深，逐漸萌生了廢太子之心。而承乾的弟弟、三子李泰見哥哥日漸失寵，暗自歡喜且想盡快取代哥哥的太子地位。為此，李泰廣泛結交朝中大臣，結成了20多人的意圖傾覆太子的死黨，他們為使李泰取代太子而大造輿論，出謀劃策。
面臨著岌岌可危的形勢，太子承乾自然是不甘心的，為挽回危局竟企圖孤注一擲，走出了最為凶殘而危險的一步，即暗中糾結了刺客死士，並聯絡平時對其父皇唐太宗李世民有不滿情緒的漢王李元昌、大將候君集等人，密謀發動宮廷政變，刺殺唐太宗，直接奪取帝位。但事未及舉，承乾的一名刺客即因其它原因而被捕受審，為求生路，刺客主動交待了太子的政變陰謀。
唐太宗聞得此訊，不啻一記晴天霹靂。震驚和惱怒之際，他立刻命令長孫元忌、房玄齡等人與大理中書門下等官，共同查訊，果然得到確證。唐太宗於是召來太子承乾，痛加呵責。承乾知已絕望，但仍力圖稍有挽回，於是伏地頓首道：“臣為太子，尚何所求？但為（李）泰所圖，心實不甘，因與廷臣謀求自安。廷臣導臣不軌，臣一時狂惑，未免受迷，今願自坐死罪。惟臣被廢死，泰若得為太子，臣死且銜恨！”
豈料，唐太宗聽到這種話，非但無法寬諒，反而為太子至此猶嫉恨弟弟而恨上加恨，於是當場對群臣道：“承乾罪大，應該如何處置？”
群臣誰不知道這事意味著什麼？於是皆面面相覷，好一陣沒人敢發言。最後還是通事舍人來濟先表了態：“願陛下不失為慈父，太子得終享天年，便是情法兼盡了。”
於是唐太宗立命草詔，廢太子承乾為庶人，幽禁右領軍府中。同時下令將太子同黨李元昌、候君集、李安儼、杜荷等盡數拘捕，一一處死。
事已至此，易儲大事便自然而然地擺在了唐太宗面前。
若按一般原則，三子李泰無疑便成了理所當然的太子人選了。而唐太宗本來就比較喜愛李泰，心中便有了繼立李泰的想法。
但出於前車之鑑，他雖然一度當面許諾李泰要立他為儲君，真要行事時又不免有些躊躇而舉棋不定。於是便試探臣子的意見。結果贊成立李泰的人很多。反對的卻是一個關鍵人物，即李泰的舅舅長孫無忌。他明確希望立九子李治（即後來的高宗帝）。唐太宗為之更猶豫了，於是便不接長孫無忌的話。等他退下後，卻對待臣說：“昨日青雀（李泰小字）投朕懷中，謂臣今日始得為陛下子了。臣只一兒，臣死時當將子殺死，傳位晉王（李治）。這數言甚屬可憐，所以朕不忍別立太子。”
然而，褚遂良的一番話卻讓唐太宗如夢方醒：“陛下以為可憐，臣實以為可慮。試想陛下萬歲後，魏王（李泰）據有天下，尚肯自殺愛子，傳位給弟弟晉王麼？”
唐太宗長嘆一聲，隨即一語不發，退入內宮。
而為了儘快取得太子地位，李泰亦步亦趨，可謂心機畢露。他甚至直接找到李治，對他威脅利誘，想讓他主動退出競爭。結果天性軟弱的李治嚇得神情恍惚，被唐太宗查覺，一再追問後，李治如實坦白了內情。太宗不禁大吼道：“原來他（李泰）竟有此深心，朕今始知道了。”於是恨恨地帶上李治，來到兩儀殿，等長孫無忌、諸遂良等大臣應召而來後，他猶滿面怒容，訴說了李泰的行徑後，嘆道：“我三子一弟，所為如此，我還有什麼生趣？”話畢，竟挺身躍起，從腰間抽出佩劍，作自盡狀，大臣們自然一擁而上，奪下佩劍，交給晉王李治。勸慰一番後，太宗毅然決定：“我已決意，當立晉王（為太子）！”
隨即便正式詔命晉王李治為太子。並命長孫無忌為太子太師，房玄齡為太傅，輔導太子。
不過，李治雖被立為太子，其地位卻並不穩固。因為唐太宗立他為儲，主要是考慮如果立了李泰，依他的性格，將來一旦登基，勢必會迫害李治和廢太子承乾諸兄弟；而李治時論公認為溫柔仁孝，由其繼位，“泰與承乾，具可無恙了”（唐太宗語）——奈何後來的情勢卻無情地證明，李治雖然沒有迫害其兄弟，他的老婆即武則天卻將太宗的兒子乃至他們的兒子輩幾乎荼毒殆盡！
與此同時，李治的“仁孝溫柔”卻也成了唐太宗的另一塊心病。以至他後來又一度移情於三子，吳王李恪。李恪雖為庶出，但善騎射，有文武才，許多人認為他“英武有類太宗”。所以唐太宗曾對長孫無忌表露過再次易儲的意願：“晉王柔懦，恐不能主社稷，我意欲改立吳王。”長孫無忌堅決反對：“太子仁厚，將來必為守文良主，願陛下勿疑。譬如舉棋不定，尚且失敗，況儲貳至重，豈可屢易呢？”
唐太宗只好作罷。只是從此對李治耳提面命，格外強化訓導。每天令太子侍其起居。吃飯時便說：“汝知稼穡人艱難，方得常食此飯”。有時見他騎馬，又會說：“汝須知馬勞苦，勿竭馬力，方得常乘此馬”。太子乘船，又對他說：“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民猶水，君猶舟，不可不慎。”太子有時棲息於樹下，唐太宗又以“木從繩則正，後從諫則聖”規誡於他。進而，唐太宗又命太子擔任知左右屯營兵馬事，每天上朝都帶著他，讓他看自己如何處置朝政。凡此種種，足見唐太宗之意，可謂煞費苦心。
公元649年4月，唐太宗患了痢疾，病勢日重。他自知不起，便將積極支援李治任太子的長孫無忌和褚遂良叫到病榻前，將太子託付於他們。又對李治說：“有長孫無忌在，爾對天下事不必過慮”。
同年5月，唐太宗駕崩。李治終於即位，是謂高宗。
後來的事就不必說了，一度勤勉有為的李治，因為性格和身體諸因素而日漸懼內，終至大權徹底旁落。大唐江山也最終成了武則天的“周”天下——這無疑是苦心孤詣的唐太宗生前做夢也料不到的可悲結局。許多人扼腕之餘，都發出唐太宗如果不易李治，大唐的社稷不至於傾危的感嘆。然則，歷史是不存在假如的。而且，在封建制度不變、統治階級固有的內在矛盾無法克服這個大前提下，一切皆有可能。對此，蔡東藩的看法頗有見識。他在《唐史演義》中寫道：
“魏王泰潛謀奈嫡，至承乾敗後，太宗果欲立泰為儲，幸長孫無忌褚遂良等一再諫阻，方改為晉王治……或以魏王得立，當無武氏之禍，此語似是而非。武氏嬌小傾城，能盅晉王治，寧獨不能惑魏王乎？且魏王狡險，苟得立為太子，入承大統，勢必加刃骨肉，盡殺弟昆，恐不待武氏臨朝，始見唐室之盡覆也。”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