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諸葛亮也有他的難處，所以他說：“吾非不知，但受先帝託孤之重，惟恐他人不似我盡心也！”說到底，還是不懂得秉要執本的重要性，只不過反映在對下屬信不過而已。
心理要訣：
“秉要執本”一語出自《漢書·藝志》，寓意為：堅持根本，抓住關鍵。秉要執本是統治的權謀，做事的藝術。那些不會說話、辦事時抓不住重點的人，傷形費神，愁心勞耳，結果事事做的一團糟，做不出成績，因為他不懂得秉要執本，沒有抓住根本。
很多人之所以想凡事都親自過問，最主要的心理原因是感覺不放心，對任何人不相信或者主觀地認為只有自己才是最重要的解決問題的權威，沒有他就無法開展工作，這種思想是相當錯誤也是相當可怕的。
作為管理者，正是因為不必事事操心，所以才能統籌眾多有才能的人。問題大都是相對而言的，除了必須解決的重要問題之外，大多數問題都可以忽略，如果要先解決掉所有的問題才行動，那就什麼也做不成。
探察時局審時度勢
對人和社會的本質認識是十分重要的，它直接決定著一個人的思維方式和做事方式。如果對此認識不清或流於膚淺，便只能歸結到天真、幼稚之列，其後果必然是處處碰壁，一事無成了。
漢武帝時代的東方朔，最初為了謀取功名，竟用了三千枚竹簡上書朝廷，以求重用。
漢武帝賞識他的才華，遂招他入朝。
東方朔為官之後，判若兩人，卻是故意表現自己的貪鄙。
皇帝賜宴之後，剩下的肉他總是揣在懷中帶走，賞賜給他的綢緞，他卻用來娶漂亮女子，且是一年便休，還要索回先前給人家的東西，遂後再娶。
這種作法，惹來一片非議。有人指責他說：“先生博古通今，自命不凡，怎會幹這種為人不恥的事呢？先生如此行事，就不怕有損聲名，丟掉官位嗎？”
東方朔說：“時代不同了，人情世故卻是一樣的。春秋戰國時代，群雄逐鹿，人才便顯得十分重要。如今天下太平，政通人和，賢君和庸主都能安於其位，人才就顯得不那麼重要了。禮賢下士，那是君主有所需要才做出來的姿態，我怎敢當真呢？更何況嫉賢妒能的人比比皆是，我又怎敢表現我的才能呢？”
終其一生，東方朔雖官位不高，卻是風平浪靜，無災無難，其智慧故事也廣為人知。
東方朔能與世俯仰，曲盡其勢，他的辦事原則就來源於對人心世道的深切考察，令人深思。
孔子說：“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說的也是人要認清社會的本質，辦事才有依據。這就是“審時”。
辦事還要度勢，沒有正確地把握住勢，謀事就無從說起，即使硬要去做，那麼也會脫離實際。所謂紙上談兵講的就是這樣的意思。
楚莊王準備攻打晉國，就派豚尹去楚國打探動靜。
沒多久，豚尹回來，對楚王說：“現在還不能進攻。晉國的君臣憂患在先，安樂在後。況且那裡還有一位賢臣，叫沈駒。”
第二年，楚莊王又動了這個念頭，再派豚尹去探察。
豚尹回來了，高興地說：“行了。最初的那位賢臣死了。一些拍馬屁的人都圍在國君的身邊。它的國君喜歡遊樂，不講禮節。下面的人處境危險，抱怨上面。上下離心離德，大王興師討伐，晉國的百姓一定會支援大王。”
楚王聽了他的話，興兵伐晉，一切果然和豚尹說的一樣。
豚尹第一次到晉國去探察情況，回來他分析了局面，認為時機還不夠成熟。第二次去，透過綜合分析，得出了與上次完全不同的結論。這是勢發生了變化。正確地分析勢，順應勢，是謀事的前提。
心理要訣：
故事中的主人公都是能夠冷靜分析出客觀實際情況，並能很好控制內心情況的人。
雖然說掌握辦事的方法、技巧很重要，但是能夠審時度勢，把握事情的輕重緩急並能在特定時期很好地把握自己內心情緒則顯得更加重要。
在這裡，度是分析、揣度的意思。度勢的重要性不僅體現在分析敵我雙方的態勢，還要看清這種態勢的下一步演化。什麼是勢？勢是各種因素綜合在一起所造成的勢態。正確地把握住勢態，然後根據這種勢態調整心理狀態去謀事，才會有獲勝的把握。
寬嚴相濟遊刃有餘
俗話說，做事要講人情，對於一些非原則的事務，應學會根據當時的實際情況做出一些明智的舉措，就是說，要遊刃有餘地處理事情，而不要對任何事情都一棒子打死，進而發生不該發生的錯誤。
曾國藩曾經向人傳授寬嚴相濟行事的經驗，他舉了一個例子。
李世忠是投誠過來的湘軍將領，因戰功顯赫而官至一品，為人暴戾險詐，很不馴服，其部下也經常為非作歹。那麼曾國藩是怎樣對待這樣的部將的呢？
他用的是二寬二嚴處世方法，也就是兩個方面寬容，兩個方面嚴格。
寬容的方面，一是在金錢上對李世忠慷慨大方，絕不計較，資金充裕時動輒撥給他幾十萬上百萬，視金銀如糞土；資金困窘時寧可自己受窮也要對他解囊相與。二是不與他爭功，一齊打了勝仗以後多歸功於他，有保薦的機會也優先照顧他。
嚴格的方面，一是與其保持距離，儘量少打交道，不與其攀交情，避免頻繁往來，來往的書信簡明扼要，一句話不多說；二是明辨是非，凡是李部手下與百姓爭鬥而告上來的，一律分清是非曲直，絕不袒護，要求李嚴加懲治。
曾國藩自己總結說：“寬者，利也，名也。應嚴者，禮也，義也。四者兼全，而手下又有強兵，則無不可相處之悍將矣。”
寬大仁慈，並不意味著軟弱。它實際上既體現了胸襟和氣度，也體現了涵養與明智。寬大為懷，是為了征服人心，使人心服，也是自信心的表現，可以當作籠絡人心的“胡蘿蔔”。
威猛嚴厲，不意味著殘忍。它所體現的是決心和力度，為的是隊強硬手段迫使越軌者和不法之徒循規蹈矩，遵紀守法，平等競爭。
明朝人況鍾從小吏提拔為郎官，由於楊士奇、楊溥、楊榮的推薦，做了蘇州知州。皇帝召他到朝堂，賜給他皇帝自己簽署的書，授予他不待上奏、自行處置事務的權力。
他剛到蘇州，管事人拿著公事案卷來上呈，他不問下吏對事情處理得是否得當，便判個“可以”。這樣，下吏們便藐視他，認為他沒有能力。接著衙門中發生的弊病、漏洞就越來越多。有個管事人趙某，他千方百計地欺凌況鍾，況鍾也只是口頭上“嗯嗯”而已。
一個月以後，況鍾令手下人準備好香燭，把掌管禮儀的禮生也叫來，所屬官員全都聚集起來。
況鍾對大家說：“有一封皇帝的詔書沒有來得及向大家宣佈，今天就來宣佈這道詔諭。”當官員們聽到詔書中有，“所屬官員如做不法之事，況鐘有權自己直接捉拿審問”這一句話的時候，全都震驚了。
宣讀詔書的禮儀結束後，況鍾升堂，召來了趙某，宣佈說：“某天有一件事你欺騙了我，偷了財物多少多少，對嗎？某天你又這樣做了，對嗎？”
小吏們都十分驚駭，為況鐘的才智所懾服。況鍾說：“我忍受不了煩瑣的審判手續。”說完以後，他命令趙某脫光了衣服，讓四個有氣力的衙役把他抬起來扔到空中，掉下來便摔死了。
這樣一個接一個地很快就摔死了六個小吏，並且命令把屍體抬在集市上示眾。這件事使全城上下恐懼萬端，蘇州地方的人民從此改變了惡習，面目為之一新。
但況鍾絕非是一味嚴刑峻法，而是恩威並施，張弛有度。
有一天太守府發生火災，公案卷都燒掉了。這場火災的肇事者是一個小吏。大火撲滅以後，況鍾站在一堆瓦礫的現場，喊來了那小吏，痛打了他一百杖，喝令他馬上回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