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很缺乏指揮才能，而湘軍則是他最大的資本，湘軍也成就了他。之所以能夠澄清宇內，要歸功於他的知人之能。曾國藩善於識別那些能幫助自己的人，也善於用人以長來補己之短，藉助別人的力量來成就大業。他的識人之術、知人之智、用人之略和樹人之道，都是想成大事者必須學習的法寶。
不獨攬功勞，學會推功讓賢
曾國藩語錄：功不獨居，過不推諉。
任何時候，一個團隊想要取得更高的成就，光靠一兩個英雄人物是不可能的。現代社會講求互助合作，個人英雄主義在現代社會成就不了大事，必須依靠團隊的力量。即使在古代，那些有大智慧者也已經認識到了這一點。中國人講求“和”，儒家提出了“自立立人，自達達人”之道。立人，就是培養鍛鍊人才，使其成材；達人，就是幫助人才去功成名就。
社會是一個金字塔，那些身處高層的位子總是越來越少的，對於身處高層的領導者來說，很多成績的取得顯然離不開手下人員的共同努力，但是作為“出頭鳥”，如果不懂得“立人”和“達人”，如果總是把功勞獨佔，把責任推給大家，那捱打的日子就不遠了。
《黃石公兵法》中有一項“推恩施惠”的主張，非常有見地。意思是：有功勞的時候，要懂得將功勞往上推；有利益的時候，則要懂得施惠給下面的人。
曾國藩尤為推崇孔孟的“自立立人、自達達人”之道，他還把是否施於人的問題當作識量大小的高度來認識。他認為孔子所說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和孟子所說的“取人為善，與人為善”，都是“恕”和“仁”的道理。如果一個人懂得這個道理則說明這個人見識廣博胸襟廣闊，否則就是見識短淺肚量狹隘。
曾國藩認為：“要步步站得穩，須知他人也要站得穩，所謂立也；要處處行得通，須知他人也要行得通，所謂達也。”曾國藩把這種信念用在自己的事業中，就是功不己居、名不己出。
比如在對待湖廣總督官上，因為長江水師改制的問題，曾國藩總是將官的功勞擺在最前面。這樣做是深謀遠慮的，官這個人很複雜。他既仇視湘軍，又沾了湘軍的光。不是湘軍的勝利，哪有他的一等伯爵？但他是個聰明人，背地裡陷害你，表面上卻恭恭敬敬，還要說湘軍的好話。這個人的特點就是貪名貪利，無定識，無風骨，你給他點好處，他就會站在你這邊。曾國藩這次給了官一個大大的好處，在給太后、皇上的摺子裡，他建議改制後的長江水師統領讓官做，他們都做他的副手。這樣一來，官自然會站在湘軍一邊，還幫著曾國藩的湘軍做事。後來的事實證明，推一個滿人出來做領導的做法是極為明智的。這體現了曾國藩的“推功讓賢”和“與人為善”的思想。
對手下那些英勇殺敵、拼死疆場的將領，曾國藩更是充滿了溢美之詞。每每談到收復安慶的事，曾國藩總是歸功於胡林翼的籌謀劃策及多隆阿的艱苦戰鬥；談到後來攻下金陵，則又歸功於各位將領，而沒有一句話提及他自己以及他的弟弟曾國荃。談到僧格林沁進攻捻軍的時候，讚揚他能吃苦耐勞，說自己比不上他的十分之一二；談到李鴻章、左宗棠，稱他們是一代名流，不是說自愧不如，就是說謀略莫及，這往往從他的奏摺和信函中表現出來。
曾國藩不光嘴上誇獎，還會實實在在地為他們爭取功勞。自擔任兩江總督後，曾國藩對患難與共的有功者多次上疏，請朝廷給他們上次，予以提拔。攻陷天京後，曾國藩兄弟封侯蔭子，湘軍的諸多將領也得到了很大的榮耀。但是此時曾國藩更想的是為那些死去的以及活著而“有功未賞”者討個說法。
光同治三年（1864）八月十三日一天，他就三次上疏。第一次是為攻打天京時陣亡傷殘的501人懇請朝廷“議恤”。對準備“榮歸故里”的數百人，他請求朝廷能夠讓他們衣錦還鄉。第二個摺子是對吏部的批評，因為他之前上疏為部下請功的保薦案被壓下了22個之多，這些都是“積年有功之士，所保官階，懸而無薄（兌現）”，這將使他們有被朝廷拋棄的感覺。但是辦理這些案子需要很多年時間，這本身對他們就是不公平的。於是，他請皇帝下旨發交吏部，“將臣營自（咸豐）十年起所保各案，均免加考，報部核議，即照原單一體註冊”，讓現在仍在軍營中的人感受到激勵。第三個摺子是密呈皇帝和慈禧太后的，他講了幾個自己內疚的人，認為這些人都是有“冤屈”的，當然這些“冤屈”和他自己有關，他請求能夠允許為這些人正名。這些人包括李元度、江忠源、何桂珍、劉騰鴻、畢金科五人。申請對他們的獎勵和撫卹。最後，朝廷基本都滿足了曾國藩的請求，使曾國藩對和自己出生入死的湘軍將士有了安慰。
反過來，曾國藩對極力想得到一個人打下南京大名的曾國荃多次寫信相勸。勸他“不要代天主張”，認為凡成大事，人謀居半，天意居半。對於名利二字，要看得淡一些才行。他說：“古來的大事業之所以能夠成功，人的謀劃只佔十分之三，天意要佔十分之七。往往是出力的人並非就是成名的人，成名的人並非就是享福的人。這一次行動，像克復武漢、九江、安慶，出力之人就是成名之人，在天意已經算是十分公道了，但這是不可靠的。我們兄弟但在盡心盡力上下工夫，成名這兩個字則不要管了，享福這兩個字就更不必問了。”
曾國藩同時告誡老九，即使攻克了南京，也應該明白不要居功的道理，因為“富貴功名，都是人世間的浮榮”，只有“胸襟開闊”，才是“真正的財富”。最終攻下天京後，曾國藩卻在上疏中將攻克南京之功完全歸於朝廷，表現得十分理智。
曾國藩推崇“自立立人，自達達人”的主張，同時他還懂得“利己利人，達己達人”的道理。這體現了他對人性的徹悟。人的本性上都具有趨利避害的本能，適當的**是激勵自己前進的動力，而**太盛就變成了一個陷阱。對幫助自己成功的人來說，一定要明白沒有他們的幫助就沒有你的成功，所以你的成功中有對方的功勞，千萬不要獨攬功勞。如果都攬到自己頭上，難免會壓得自己抬不起頭來，還會把自己壓垮。
一日一心得
《老子》中有一句話說：“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原意為任其自然存在，不佔為己有。後用來表示立了功而不把功勞歸於自己。如果一個人明知道幹下去不可能得到任何利益，他怎麼會情願再幹下去呢？如果手下眾人明知道跟著自己東征西殺沒有發展，什麼也得不到，他為什麼要白白地跟著你玩命呢？
寬於待人，不可求全責備
曾國藩語錄：概天下無無瑕之才、無隙之交。大過改之，微瑕涵之，則可。
“人無完人”這是誰都知道的道理，因此，與人相處時，不必苛求對方，應該以寬容接納的心態看待對方，容許對方的缺點存在。“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水太清了，魚就無法生存，要求別人太嚴格了，就沒有夥伴。我們在與人相處的時候不要用放大鏡看對方的缺點，而應該用放大鏡看對方的優點。如果過分地追求完美，不斷指責他人的過錯，就會失去朋友和合作夥伴。只有包容別人的缺點和過失，才能贏得人心。尤其是身處高位者，更應該有容人之心，唯有此才能使人願意追隨在左右，心甘情願地為之出生入死。
曾國藩說：“概天下無無瑕之才、無隙之交。大過改之，微瑕涵之，則可。”意思是說，大抵天下沒有完全無缺的人才，也沒有完全無縫隙的交情。只要能將大的缺點改正，小的缺點包涵，也就可以了。
曾國藩提倡“恕”，其中心內容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應該站在別人的角度考慮問題，“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而做到“恕”就可以容人之短，甚至可以接受旁人不可容忍之事。
曾國藩初辦團練時，沒有任何的根基，沒有一兵一卒，但是他能夠突破深厚的宗族觀念、地域觀念，敢於重用有識之士，使得好多人願意為他忠心效勞，這些都得益於他坦蕩的襟懷和識才善用的本領。曾國藩常告誡他的幕僚和兄弟說，斷不可輕視有一技之長者，“人才難得，恐因小瑕而遽去有用之才也。”
曾國藩說：“敬以持身，恕以待人”，就是要嚴於律己寬以待人。在交友方面，他提倡交友要有量，如果朋友間出現意見不一致的情況；雙方應該寬巨集大量，這樣才不傷和氣。
在《答歐陽勳》的信中，他這樣寫道：“……我曾經思慮自己心胸不夠寬巨集、器量狹小的話就不能博取天下的美德，因此不敢拿一個標準來強求他人。哪怕是一點長處、一點善行，如果它有益於我，都廣泛吸取以求培養自己的德行；那些以正大之詞、勸勉之論前來告知我的人，即使不一定投合我的心意，也從來都沒有不深深感念他的厚意，認為他對我的關心，和其他人的泛泛之詞迥乎不同。去年秋天和陳家二位兄弟見面，……覺得像這樣的人實在是朋友中不可缺少的，絲毫不敢以私心偏見摻雜其中。平時我之所以不斷勉勵自己，並且大體上還能相信自己，原因就在於此。要做到交諍友，頌量。”
曾國藩提出待人要做到“恕”，不可懷有偏見心理，不可求全責備，要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道人善，即是善：揚人惡，即是惡。”要與人為善、寬於待人應該尊重和關懷他人。
待人以誠恕、寬容的思想在給其弟的信中也曾有這樣的表述，他說：“今日我處順境，預想他日也有處逆境之時，今日我以盛氣凌人，預想他日亦以盛氣凌我之身，或凌我之子孫，常以‘恕’字自惕，常留餘地處人，則荊棘少矣。誰都有順境和逆境之時，得意時以謙讓寬恕之心待人，就會為自己今後留下一條出路。”
曾國藩與左宗棠的關係經歷了幾次波折，從中體現出曾國藩“待人以誠以恕”的精神。
曾國藩與左宗棠兩個人的性格反差很大，因此，經常意見不一致，容易起分歧。儘管如此，但曾國藩從來沒有因此對左宗棠不滿，甚至記恨他。相反他認為左宗棠是個不可多得的人才，於是不遺餘力地向朝廷舉薦左宗棠，這也顯示出他大度待人的精神，他說左宗棠“深明將略，度越時賢”。因此，他的保舉才使左宗棠能夠一展抱負與膽識。曾國藩對左宗棠始終有讚揚、無貶詞，甚至說：“橫覽七十二州，更無才出其右者。”
曾國藩因為李元度有傾向王有齡分裂湘系的企圖而彈劾他，結果遭到了很多人的指責，說曾國藩忘恩負義。李鴻章“乃率一幕人往爭”，聲稱“果必奏劾，門生不敢擬稿”。曾國藩說：“我自屬稿。”李鴻章表示：“若此，則門生亦將告辭，不能留侍矣。”曾國藩聞此，非常氣憤地對他說：“聽君之便。”李鴻章便負氣離開了祁門。後來，幾經輾轉波折，他又想回到曾國藩的門下，曾國藩不計前嫌，大度能容，並且寫信懇請李鴻章回營相助。
關於曾國藩的寬和大度還有這樣一件事：新寧的劉長佑由於拔取貢生，入都參加朝考。當時曾國藩身份已很顯貴，有閱卷大臣的名望，他索取劉的楷書，想事先認識劉的字型，但劉堅持不給。以後劉長佑做了直隸總督，當時捻軍的勢力正在興旺，曾國藩負責分擊，劉負責合圍，劉以草寫的稿，將要呈上，有人說：“如果曾公不滿意我們怎麼辦？”劉說：“只要考慮事情該怎麼辦，他有什麼可以值得怕的呢！”曾國藩看到了這個稿，覺得這樣是非常正確的。劉長佑知道後，對幕客說：“滌翁(曾國藩)對於這個事能沒有一點芥蒂，全是由於他做過聖賢的工夫才能達到的。”
曾國藩虛懷若谷、量大度，深深影響了他身邊的人。同時，曾國藩也因為他的寬容大度獲得了他人的支援和真誠相助，少樹了一些敵人。
“海納百川，有容乃大”，要想成就一番事業，就必須具有海納百川的氣度和超人的氣量，做大事，要能容人，能容天下難容之人，更要能包容不同的意見和看法，能與不同性格的人相處，互補缺失，共創大業。
一日一心得
寬容是人生的一種智慧，更是建立人與人之間良好關係的法寶，一個擁有寬容美德的人，能夠對那些在意見、習慣和信仰方面與你不同的人表示友好和接受，寬容不僅對你的個人生活具有很大的價值，而且對你的事業有重要的推動意義，一個人經歷一次寬容，就可能會開啟一扇通向成功的大門，藉助寬容的力量，你才能實現自己偉大的夢想，成就自己的事業。
多結交良朋益友
曾國藩語錄：擇友乃人生第一要義。一生之成敗，皆關乎朋友賢否，不可不慎也。
俗語說“一個好漢三個幫”，正是由於朋友弟兄的通力合作才讓曾國藩成就了一番事業。我們也說“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朋友對一個人的影響是很大的。尤其古時候人交友和現在不同，古人交友如同求師。賈島曾經說：“君子忌苟合，擇友如求師。”曾國藩擇友，注重的是對自己是不是有所裨益，結交的大都是高明之人，博之士。他反覆囑咐兄弟：“但取明師之益，無受損友之損。”
孔子說：“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這句話的意思是說，益友有三種，損友也有三種。與那些待人耿直、寬容，博學多才的人交朋友有益處；與那些走邪門歪道、讒媚奉迎、花言巧語的人交朋友是有害的。
選擇朋友對一個人的一生是非常重要的，結交益友，會促使你進步，在你陷入危難時，益友會鼎力相助；反之，結交損友，會讓你墮落，當你陷入困境時，損友會落井下石，讓你的處境雪上加霜。
曾國藩深知朋友的重要，因此，他說：“擇友乃人生第一要義。一生之成敗，皆關乎朋友賢否，不可不慎也。”他認為擇友是人生最重要、最關鍵的一件事。一個人一生是成功還是失敗，跟他所結交的朋友是否才華出眾、品性優良緊密相關，因此，選擇朋友這件事情我們必須得非常慎重！
曾國藩交友如此慎重，那自然就有擇友的原則和標準，他說：“若果威儀可測，淳實巨集通，師之可也；若僅博能，友之可也。”就是說一個人若舉止威儀，誠實通達，可以尊之為師；一個人若博學典，擅長詩，可以待之為友。無論是尊為師，還是結為友，都應當長存敬畏之心，不能視為與自己平等的人，漸漸地怠慢不敬，如果這樣就再也不會從他身上獲得教益了。
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唐鑑和倭仁兩位理學大師對曾國藩的幫助是非常大的。唐鑑告老還鄉後，咸豐帝連連召他入京，垂問軍國大計。唐鑑向咸豐帝舉薦曾國藩，請皇上任命他為湖南團練大臣，授給他便宜行事之權；並且詳細地向皇上講述了曾國藩的出身、學問、為人、才幹，說“曾滌生才堪大用，為忠誠謀國之臣”。他還以自己的一生名望作擔保，請咸豐帝堅信曾國藩將來必成大事。1853年1月8日，曾國藩接到幫辦湖南團練的命令。而湘軍的崛起、強大稱為曾國藩之後倚重的主要力量。
倭仁點撥了曾國藩很多的為人處世之道，和修心養性之法，這些雖然沒有唐鑑的舉薦來得直接，但卻最是讓曾國藩一生享用不盡的財富。
這兩位對曾國藩來說，就是可以尊之為師的人。
曾國藩本人有高遠之志，人以類聚，在他身邊也結集了不少有志之士。曾國藩赴京科考，在長沙認識了“少有志節”的劉蓉，又透過劉蓉認識了正在長沙参加鄉試的郭嵩燾，因為三人志趣相投，於是“為昆弟交，以學問相切磨”。這三人“均志大氣盛，自視頗高，以著述立言相期許”，“其志不在溫飽”。他們經常一起砥礪志向、學問，彼此都從中獲得很大的啟發和激勵。後來，此二人皆成為曾國藩政治、軍事生涯中的重要助手。
在京經由郭嵩燾引見，曾國藩認識了江忠源。江忠源因為有血性，有膽識，被曾國藩視為必誠必信的俠義之士，京中絕無的人才。後來，江忠源成為湘軍的重要干將，官至巡撫，在與太平軍的戰鬥中戰敗自殺。
羅澤南與曾國藩同是湘鄉縣人。他的家境十分貧寒，卻能“溺苦於學，夜無油柱燈，則把卷讀月下，倦則露宿達旦”。他研究程朱理學，標榜自己是宋儒，時人非常推重他的道德學問。年輕時，他連遭不幸，喪母、喪兄嫂相伴而來，繼而長子、次子、三子連喪，其妻連哭三子之喪，雙目失明，羅澤南卻並未因如此沉痛的打擊而一蹶不振，反而“益自刻厲，不憂門庭多故，而憂所學不能拔俗而入聖，不憂無術以資生，而憂無術以濟天下”。曾國藩對他十分敬重，常在書信中表示敬慕之意，稱他為家鄉的顏淵。太平軍攻入湖南後，羅澤南在家鄉率領自己的學生組織團練抵抗太平軍，後來成為曾國藩創辦湘軍的基本力量之一。羅澤南不久在與太平軍的戰鬥中戰死，他的學生李續賓、李續宜等，後來都成為湘軍的主要將領。
曾國藩結交的這些有志之士，為他事業的成功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當然，結為師友並不是一廂情願的事情，如果你拜人而人不受，碰到這樣的情況怎麼辦？曾國藩曾引用韓愈的話：“善不吾與，吾強與之附。”就是說，好人不願與我交往，我要盡力向他靠攏。只要有心向學，相信精誠所至，金石為開。
曾國藩深知學問事業受師友的影響很大，所以他平生對於訪師擇友，極為留心。他曾說過：“凡做好人，做好官，做名將，都要好師好友好榜樣。”
由此我們看到，結交好的朋友不但是一種感情的慰藉，還可以互相砥礪，共赴患難，在事業上共同進步。朋友之間，無論是志趣還是品德上都會互相影響，從這個意義上說，選擇朋友就是選擇自己的命運。
一日一心得
朋友有很多種，在你需要幫助的時候毫不猶豫地伸出援手的人才是你的真朋友。所以，選擇朋友最主要的是要看他的品德。有人說“要看一個人是什麼樣的人，看他身邊的朋友就知道了”，可見，朋友對人的影響有多大。另外，朋友之間也需要經常聯絡以維持良好的關係，避免“平時不燒香，臨時抱佛腳”。
給人留面子，自己更有面子
曾國藩語錄：予人一分面子，人必予兩分面子。傷人一分面子，人必損十分面子。為人處世，面子不可不慎。
古人說：“餓死事小，失節事大。”所謂“失節事大”，其實是面子事大。還有句俗語道：“打人不打臉，罵人不揭短”。這句話充分表達了人們尤其是中國人，最看重的面子問題，而打臉和揭人短處都是最傷人面子的事情。雖然這面子看不見摸不著，卻代表著作為一個人的人格和尊嚴，是神聖不可侵犯的。
明太祖朱元璋出身貧寒，做了皇帝后自然少不了有昔日的窮哥們兒到京城找他。這些人滿以為朱元璋會念在昔日共同受罪的情分上，給他們封個一官半職，誰知朱元璋最忌諱別人揭他的老底，認為那樣會有損自己的威信，因此對來訪者大都拒而不見。
有一位朱元璋兒時一塊光屁股長大的好友，千里迢迢從老家鳳陽趕到南京，幾經周折總算進了皇宮。一見面，這位老兄便當著武百官大叫大嚷起來：“哎呀，朱老四，你當了皇帝可真威風呀！還認得我嗎！當年咱倆可是一塊兒光著屁股玩耍，你幹了壞事總是讓我替你捱打。記得有一次咱倆一塊偷豆子吃，揹著大人用破瓦罐煮，豆還沒煮熟你就先搶起來，結果把瓦罐都打爛了，豆子撒了一地。你吃得太急，豆子卡在嗓子眼兒裡還是我幫你弄出來的。怎麼，不記得啦！”
這位老兄還在那喋喋不休嘮叨個沒完，寶座上的朱元璋再也坐不住了，心想此人太不知趣，居然當著武百官的面揭我的短處，讓我這個當皇帝的臉往哪兒擱。盛怒之下，朱元璋下令把這個窮哥們兒殺了。這就是戳人痛處的下場。
為人處世不能隨心所欲，想說什麼就說什麼，一定要知道哪些話是不該說的，尤其是當我們知道別人不願提及的事時就必須“繞道而行”，否則必會自食其果。
有一位姑娘交友不慎，被初戀的男友傷得很深，姑娘為此難過了好一段時間。朋友們和她在一起時都會避諱這一話題，怕引得她傷心。偏偏有位同事口無遮攔，在聚餐時，就感嘆道：“我覺得你挺優秀的呀，人品好，長相不錯，為人處世也大方得體……”這本是句好話，卻沒想到酒過三巡的同事沒經大腦又加了一句“我真不明白當初你那個男友為什麼會棄你而去呢？”姑娘本來聽了前半句讚揚很是高興，但聽完後半句立刻沉下了臉，回敬了一句：“這關你什麼事呀？”同事這才意識到自己犯了錯誤，支支吾吾地想道歉，卻是越抹越黑，結果舉座不歡，以尷尬收場。
不揭人短是一種修養，是一種做人的涵養，是一種對人的愛護之心，體現的是寬和的態度和平和的心態。曾國藩說：“說人之短，乃護己之短。誇己之長，乃忌人之長。皆由存心不厚，識量太狹耳。能去此弊，可以進德，可以遠怨。”
早年的曾國藩也是個多言健談、愛出風頭、喜歡交往的人，也喜歡對別人品頭論足，還經常和別人爭口舌之勝。結果，因為“多言”而得罪人的事時有發生。
一次，曾國藩在家為父親祝壽，他的朋友小珊也前來，席間兩人觀點不和，爭論不休，曾國藩的父親看在眼裡。客人走後，父親與曾國藩談起做人的道理，尤其講了一大堆給人留面子的話。曾國藩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遂親自往小珊家中表示歉意。當天的日記他總結自己有三大過：
小珊前與予有隙，細思皆我之不是。苟我素以忠信待人，何至人不見信？苟我素能禮人以敬，何至人有謾言？且即令人有不是，何至肆口謾罵，忿戾不顧，幾於志身及親若此！此事餘有三大過：平日不信不敬，相恃太深，一也；比時一語不合，忿恨無禮，二也；齟齬之後，人之平易，我反悍然不近人情，三也。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此之不知，遣問其他？謹記於此，以為切戒。
自此以後，曾國藩在處事待人方面日漸成熟，給人留面子這一點尤其成為以後待人交友的一個重要原則。
給別人面子，自己才有面子。你給了別人面子，一是避免了不必要的麻煩，二是為了在以後的生活中別人給你面子，這樣就會讓許多難處的關係變得容易，讓許多難辦的事情變得順利，一舉而多得，何樂而不為？
一日一心得
有的人把自己的面子看得貴如金，卻把別人的面子看得賤如紙。他們為了自顯高明，無視他人的尊嚴，甚至將對方逼到非反抗不可的地步。其結果，也不過是自取其辱罷了。在人際交往中，只要維持住雙方的面子，則一切爭端都有迴旋的餘地；一旦撕破面皮，就極可能轉入火星四濺、雙方都無力控制的局面。
選對人才，選擇成功
曾國藩語錄：知人之鑑，為世所宗，而幕府賓僚，尤極一時之盛。
所謂選對人才，就是首先要求選人者具備伯樂的眼光，能夠準確地識別人才。這是選對人才的前提和關鍵。
曾國藩在識人方面可以說是高人一等的。他習慣憑感覺識人，他可以透過一個人的言談舉止，看這個人的氣質、精神風貌，然後憑自己的經驗做出判斷與抉擇。
一天，李鴻章帶了三個人來拜見曾國藩，請曾國藩給他們分派職務。恰巧曾國藩散步去了，李鴻章示意那三個人在廳外等候。不久，曾國藩散步回來，李鴻章稟明來意，請曾國藩考察那三個人。曾國藩搖手笑言：“不必了，面向廳門，站在左邊的那位是個忠厚人，辦事小心謹慎，讓人放心，可派他做後勤供應一類的工作；中間那位是個陽奉陰違，兩面三刀的人，不值得信任，只宜分派一些無足輕重的工作，擔不得大任；右邊那位是個將才，可獨當一面，將大有作為，應予重用。”
李鴻章很是驚奇，問：“還沒用他們，大人您如何看出來的呢？”
曾國藩笑著說：“剛才散步回來，在廳外見到了這個人。走過他們身邊時，左邊那個態度溫順，目光低垂，拘謹有餘，小心翼翼，可見是一小心謹慎之人，因此適合做後勤供應一類只需踏實肯幹，無需多少開創精神和機敏的事情。中間那位，表面上恭恭敬敬，可等我走過之後，就左顧右盼，神色不端，可見是個陽奉陰違，機巧狡詐之輩，斷斷不可重用。右邊那位，始終挺拔而立，氣宇軒昂，目光凜然，不卑不亢，是一位大將之才，將來成就不在你我之下。”
曾國藩所指的那位“大將之才”，便是日後立下赫赫戰功並官至臺灣巡撫的淮軍勇將劉銘傳。
可見，只有準確地識人，看出他的性格、性情，才能有針對地使用他們。
曾國藩在選人方面堅持三個原則：要求不能過高；首選血性忠義之人；德才兼備，以德為重。
第一個原則：要求不能過高。
人無完人，人才也是一樣。每個人必有所長，也必有所短。曾國藩深知這個道理，因為他自己就是有所長也有所短的一個人。比如統領將帥規劃戰略他很在行，但是親自指揮作戰他可以說是屢遭敗績。因此，他指出，一世之人才足夠一世之用，就看怎麼去發現和識別。他在給朋友的信中說：
大約上等的賢哲，只能靠天緣才能遇到。中等人才，則可以以人力求得。閣下眼界太高，將來恐怕沒有一個能夠為你所用的人才。程子曾經對司馬光說：願相公寧願受一百個人的欺騙，也沒有使好賢之心從此而沒。閣下仔細體會一下這兩句話，降低取才的標準，獲取的人才也漸一天比一天多了。
曾國藩認為，挑選人才的關鍵在於不拘一格，評判人才的關鍵在於不求苛細。他說：“要以衡才不拘一格，論事不求苛細，無因寸朽而棄連抱，無施數罟以失巨鱗。”為了貫徹這一主張，他特地提醒下屬不要因資歷和地域而限制人才的使用。他說：“有為者不宜復以資地限之。衛青人奴，拜將封侯，身尚貴主。此何等時，又可以尋常行墨困奇倔男子乎！”所以，他因奉旨在家鄉組建團練起家，湘軍自然以湘人為多，但他確實網羅人才不分地域。其幕府興盛的原因之一就是到處求才，而李鴻章和淮軍的興起更離不開他的扶植。
選才不拘一格不只是不受地域的限制，還要不受出身、資歷等的限制。他手下的大將，像塔齊布、羅澤南、李續賓、李續宜、王鑫、楊嶽斌、彭玉麟、李世忠、陳國瑞這些人，有的秀才出身，有的農夫出身，有的行伍出身，有的土匪出身，有的叛將出身，但曾國藩對他們都能以至誠相待，使他們的長處得到了充分的發揮。
第二個原則：首選血性忠義之人。
曾國藩提倡的是不拘一格選人才，這並不是說他選拔人才是沒有標準的。相反，曾國藩在選拔人才上有四個標準：第一要有治民之才，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名利心別太強，第四要能吃苦。而有血性夠忠義，是選人的最核心標準。他說：“抵有忠義血性，則四者相從以俱至，無忠義血性，則貌似四者，終不可持。”意思就是說，只要有了忠義血性，那麼這四個條件就都會具備；缺乏忠義血性，雖然貌似具備了這四個條件，也終究是不可靠的。
曾國藩強調血性，經過他的不懈努力，終於將湘軍訓練成一支“勝則舉杯酒以讓功，敗則出死力以相救”，“齊心相顧，不肯輕棄伴侶”的部隊。
《中興將帥別傳》一書中描述說，曾國藩“有百折不撓之志”，胡林翼“雖然一敗再敗，但鬥志更加旺盛”，江忠源“每當作戰的時候都是親自上陣”，羅澤南和他的弟子們“以鎮壓太平天國為己任，忠義憤發，雖敗猶榮”。這些平日裡手無縛雞之力的書生，在戰場上居然表現得如此凶悍，完全是因為他們內心裡都有一股所謂的“忠義血性”。
第三個原則：德才兼備，以德為重。
司馬光從德和才兩方面把人分為四種：德才兼備為聖人，德才兼亡為愚人，德勝才為君子，才勝德為小人。他主張用人應以德為重，這樣才能用君子而不用小人。司馬光分析人們選拔人才時往往重才輕德的原因，是由於有德的人被人所敬畏，而有才的人一般被人所喜愛；對所喜愛的人容易親近，對所敬畏的人則容易疏遠。因而考察和選拔人才時往往只看到了才能方面，而忽略了品德方面。他提醒後人說，這樣的歷史教訓太多了，“自古昔以來，國之亂臣，家之敗子，才有餘而德不足，以至於顛覆者多矣，豈特智伯哉！”
曾國藩用人講究品行，其次才考慮才幹。曾國藩曾說：“有才無德，近於小人；有德無才，近於愚人；與其有才無德近於小人，不如有德無才近於愚人。”這段話反映了曾國藩既強調德才兼備，又注重以德為先。
曾國藩所謂的“德”，含義很廣泛，忠誠、勤儉、樸實、耿介、不怕死等等都屬於“德”的範疇。對“心眼太多，好說大話”的浮滑之輩，曾國藩是深惡痛絕的，所以他一直強調“崇尚樸實，杜絕浮華”，厭惡油嘴滑舌的誇誇其談。他認為“湘軍的優點，全在於沒有官氣而有血性，如果官氣增加一分，那麼血性就必然要減掉一分”。“湘軍向來不喜歡用花言巧語的將領”，“凡是不經過深入的思索，就信口開河的，我從來不跟他們說長短。”
到了晚年，多年的經歷讓曾國藩發現，德才兼備者沒有幾個，大凡願意出來做事的，大多都好名、貪財，因此，他在選才標準的認識上已經有了不小的改變。他總結說：“對有才無德的人，應當不要埋沒他的長處，只需要稍微與他保持一點距離就可以了。”顯然，這時他在“德才兼備”的標準上已有所讓步。
一日一心得
選對人才就是選擇成功，得力的人能夠給你巨大的幫助，而不得力的不但不能給你幫助還會壞你的事。所謂得力的，就是有德行，有血性，對事業夠忠誠，又有才能的人；所謂不得力的，肯定是沒有德行的，至於其他的，才能也許很高，但是會不會幫助你，會不會用在正途上，則很難說。當然，首先，你必須能夠發現你需要的人，這是前提。
用人以長，不計小節
曾國藩語錄：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用人也應用其長。
清代思想家魏源說：“不知人之短，不知人之長，不知人長中之短，不知人短中之長，則不可以用人。”人都是各有所長的，曾國藩深刻地認識到了這一點，他知道要想成就大事，自己一個人的力量是很有限的，必須藉助有才之人的幫助才可以，所以，他很善於使用人才，讓人才為自己的成功助力。曾國藩認為，對於人才，無論其性情如何，只要有利於事情的順利完成，就要為我用，不論其出身，不論其所從事職業。因為人才是多方面的，瞎子的聽力好，啞巴的手勢打得逼真，這是常理。人有這面的缺點就有另一方面的特長。
曾國藩把能否“得人”即解決人才問題，看作事業成敗的關鍵。他一再告誡：“求人自輔，時時不可忘此意。人才至難。”“細思為政之道，得人治事二者並重。”
每個人都有缺點和短處，同樣的，每個人也都有優點和長處。不要以偏概全，光盯著別人的缺點，更要看到別人的優點，進而利用別人的長處成就自己。曾國藩用人的成功之處，就在於他能夠用人以長，而忽略其小節。這首先得益於他對人才的清晰分類和深刻的認識。
他把人才分為了以下十種，而且分析了各自的優劣：
一是節清之家。節清之人德行厚重，儀容端莊，未被使用就已引人注目，他的道順暢而有救化，因此在未顯達之時，眾人樂意舉薦他。顯達之後，上下之人都尊敬他。功足具激濁揚清，德足以師表風範。這種人對社會沒有禍害又能長久顯達，因此為世人所尊重。他們處理各種事物井井有條，政績與德行齊飛，聲名和形象一色，讓其他人肅然起敬。
二是法家。法家之才，以制度為本，待成功之後才顯出效果，這種方法先苦後甜。嚴厲是為了多數人的利益。因此在未顯達時，眾人猜忌，政令施行之後，上下之人又畏懼他。功績在於能建立法制，安邦定國。
三是術家。術家之才，出於聰明多思，等到計謀成功才顯現出他的本領。一般在開始時深藏不露，然後方逐漸顯現才華，達到精深玄妙的地步。在未顯揚本領之前，許多人發現不到他的才能。他的才能，會得到明主的珍視。功業足可以運籌帷幄，決勝千里，通古今之變。而當其引退時，隱藏在不為人知的地方。作為一種人才，神奇而不經常被用，因而有時會沉沒無聞而不顯揚。
四是國家棟梁之才。國家棟梁之才往往德、法、術之才兼備。其德足以整肅社會風氣，法制足以匡正天下，權術足以制定國策，可謂國家棟梁一類的人才。三才兼具者才能德行足以代替君王掌管國家。他們道德清揚，可謂一國表率；能依法治國，整肅法紀，又不會失之嚴酷；他們足智多謀，果敢善斷，而且能詩，武可行兵打仗，竭盡忠誠，為國君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上古的伊尹、呂尚可謂代表，三國時的諸葛亮也可以算在此內。
五是大臣或地方官之才。兼有三才，但是三才都不夠純備。德行可以做一地一域的表率，法足以治理一地一鄉，權術足以權衡處理一般事宜，這是出任大臣、地方官的人才。
六是智識之士。智慧明識的事業，本於推原測度。其治理之道順遂而不違逆。所以當其未發達時，被一般人所容納，已成功時，為寵愛者所推許。其功業足以佐助明主，深於思慮。而其弊處在於只知直趨，不知退隱，或者違背正常以保身自全。作為一種事業，才智足備但難以維持正義，因此有時先得利而後招致禍害。方略謀劃一事，對軍事、行政、教化工作能起到比較重要的作用。這種人才在才智上也許不遜於謀略家，但在勇氣和行動上不如謀略家強勁，往往是知而能爭，爭而不得。無力堅持正確的東西，要麼屈從，要麼逃避，因此聲名功績終不如謀略家顯達。
七是臧否之才。褒貶善惡的事業，根本在於是非。其治理之道清廉而且規範。當其未成功時，能夠被一般人所認識，一經顯達，又為一般人所稱道，其功業足以辨別善惡，觀察是非。其弊害在於為毀謗者所怨恨。其作為一種事業，嚴厲而不寬容，因此有時先為人讚賞，而後被人疏遠。
八是伎倆之才。講求技能的事業，根本在於事功能。其治理之道辨慧而且神速。當未顯達時，為一般人所驚異，已成功時，被政府委以職任。其功業足以清理繁冗，糾正邪謬。其弊端在於使普通人勞頓而使地位低下者疲憊。作為一種事業，細緻卻不安泰，因此是治理之道的末等。
九是儒之才。這是三種人才的合稱，包括：章寫得好的人，可傳道授業的教育人，才和德都好的舌辯之士。章之才可以著書立說，章千古，如司馬遷之著《史記》；能傳授聖人經典，激揚理，卻不能干預施政的人才是儒學教育之才；論事未必有道理，但應對自如，能自圓其說，或灑脫，或放浪形骸，或偏激，或正統，這類人屬於口辯之才。
十是驍雄之才。驍雄之才一般膽力卓絕，才略過人，但是對於治國的才能和人際的心機考慮不夠。他們屬於政治上幼稚、容易被小人陷害的人。劉邦手下的韓信和宋朝的岳飛都屬此類。
由此可見，無論是怎麼的人才，無論在哪個領域有著突出的成就和高深的造詣，也都不是樣樣精通的，總會存在這樣那樣的缺陷，但這些缺陷並不妨礙有識之士讓他們一展才華。於是，曾國藩強調了在使用上述的人才時，要小心謹慎，儘可能人盡其才，揚長避短。
曾國藩在用人上一直堅持只要有一技之長，就可以給他施展才華的機會。他深知左宗棠、李鴻章等是統率全域性之才，便向朝廷推薦擔任封疆大吏；他深知彭玉麟、楊嶽斌等足智多謀，能夠獨當一面，就奏舉其擔任水軍將領；他深知丁日昌、容閎等熟知洋情，多次出國學習考察，就讓其負責操辦對外貿易事務；他深知李瀚章、郭嵩燾等有理財之能，便任命他們擔任財物部長，負責籌集工資糧餉之責；他深知趙烈、薛福成等才思敏捷，就把他們長期留在幕中擔任書工作；他深知李善蘭、華蘅芳等熟悉工程技術，就聘任他們負責產品研發。
曾國藩幕府中的人才有以下幾類：
謀略人才：郭嵩燾、左宗棠、李鴻章、陳士傑、李鴻裔、薛福成等。
作戰人才：彭玉麟、楊載福、唐訓方、黃潤昌等。
軍需人才：李瀚章、甘晉、李興銳等。
書人才：羅萱、程鴻詔、向師棣、黎庶昌等。
吏治人才：李宗羲、洪汝奎、趙烈、倪蔚、方宗誠等。
教人才：吳敏樹、莫友芝、陸艾、俞樾、戴望、吳汝綸、張裕釗、劉壽曾等。
製造人才：李善蘭、徐壽、華蘅芳、馮浚光、陳蘭彬、容閎等。
容閎後來評述說：“當時聚於曾正之幕府中，有百人左右，凡法律、算學、天、機器等專門家，無不畢集，幾於舉國人才之精華，彙集於此，是皆曾正一人之聲望、道德及其所成就之功業，足以吸收羅致之也。”
曾國藩的幕府中有如此眾多的各方面的專家，就是他用人以長的結果。孔子說：“三人行必有我師。”每個人都有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也都有比我們強的方面。我們要學會把這些長處用在對自己有幫助的地方，而千萬不要妒賢嫉能，看到別人比自己強就心裡不舒服，那是成不了大事的。
用人以長，首先要了解人之長到底在哪裡，到底是什麼，這樣才能真正做到物盡其用。相反，如果因為某人有缺點而故意疏遠，或者乾脆不用他，那就有“因噎廢食”之嫌了。有缺點沒關係，重要的是他的長處是不是你需要的，能不能為你所用。
一日一心得
人無完人，金無足赤。即使是聖人，也一樣有不知道的事情，也一樣有不如別人的地方。所以，使用人才重要的是要看到他的專長在什麼方面，然後將他安排到最能夠發揮其專長的崗位上，用他的專長幫助你完成事情。而不要因為他身上有某個缺點，就否定他的全部，這不是明智的用人之道。
知人善任，量才器使
曾國藩語錄：若佳人人建言，參互質怔，豈不更為核實乎？
“把合適的人放在合適的位置上”，這是我們現代人才管理中常說的一句話。很多人並不是沒有才能，很可能是待錯了位置，才導致自己的才能不能很好地發揮出來。因此，要想人盡其才，就得先才盡其用，這就需要領導者能夠做到知人善任，量才器使。這樣才能保證把合適的人放在了合適的位置上，也才能保證每個位置上的人都發揮出他們最大的才能。
知人善任的例子，歷史上有很多，比如：曹操讓作風正派、清正廉明的崔琰和毛玠去主持選拔官員的工作，果然他們兩個選拔推薦上來的都是德才兼備的人才；讓任勞任怨的棗祗和任峻兩個人去屯田，結果曹操的屯田制得到了貫徹和落實，曹操獲得了豐厚的糧草和經濟基礎；曹操最負盛名的五個將軍中，于禁、樂進拔於“行陣之間，”張遼、徐晃取於“亡虜之內”，“其餘拔出細微，登為牧守者不可勝數。”其中，大將張遼獨當一面，曾經在逍遙津大敗孫權，差點就活捉孫權。
**也是一個知人善任的領袖。他發現了羅榮桓是個人才，經他的介紹，羅榮桓被破格提升為紅四軍政委。當時任紅四軍軍長的是**。**是黃埔軍校四期畢業生，打起仗來比較靈活，但個性很強，性格古怪，剛愎自用，不願聽取別人批評，同各屆黨代表大都搞不好關係，別人很難與之共事。在物色紅四軍政委的人選時，**考慮到這個人除具備豐富的政治工作經驗外，還必須既有堅定的原則性，又有在非原則問題上的靈活性。經過他的慎重考慮，選中了貌不驚人的羅榮桓。**說：“榮桓是個老實人，而又有很強的原則性，能顧全大局，一向對已嚴，待人寬，做政治工作就需要這樣的幹部。”羅榮桓上任後，在紅四軍開展既生動活潑又紮紮實實的政治工作，使全軍指戰員始終保持了非常旺盛的戰鬥情緒。羅榮桓把軍事訓練、後勤工作也抓得井井有條。性格偏狹的**也感到沒有什麼好挑剔的了。
知人善任，當然首先得有人才，廣納賢才只是使用人才的第一步。其次，讓人才在合適的位置上各盡所長。如果你招納的賢才很多，卻不能讓他們發揮自己最大的作用還是等於沒有人才。知人善任，包括知人與善任兩個相互聯絡的層面。“為政之本，在於選賢”，選賢務必知人善任。知人就是要了解人，善任就是要用好人；知人是善任的前提，善任是知人的目的；透過知人以達到善任，又在善任中進一步知人識人。
曾國藩生前獲得“有知人之明”的讚譽，就因為他慧眼識人，又因材使用。曾國藩的原則是：“收之慾其廣，用之慾其慎”，“採訪宜多，委用宜慎”。也就是在“廣收”的基礎上要“慎用”。他聲稱：“吾輩所慎之又慎者，只在‘用人’二字上，此外竟無可著力之處。”這裡的“慎用”就是知人善任。
“慎用”的核心是量才器使。“徐察其才之大小而位置之”，用其所長，避其所短。薛福成稱曾國藩“凡於兵事、餉事、吏事、事有一長者，無不優加獎譽，量才錄用”。
曾國藩對人的主觀能動性的深刻認識及對人才的重視和善用，在當時是有名的，太平軍翼王石達開曾說：“曾國藩不以善戰名，而能識拔賢將”；左宗棠對此也有“知人之明，謀國之忠，自愧不如元輔”。這足以說明曾國藩知人善任，他最早培養提拔的“幹部”，大多都官至高位，封疆大吏也有多人。
曾國藩喜歡讀《史記高祖本記》，特別是欣賞劉邦贊稱蕭何、張良、韓信三人的一段話，劉邦武平平，後得天下，可以說全在於使用這三個人，而使這三人各盡其才，便是劉邦的本事。曾國藩以人身份帶兵，深知自己打仗既無才，又無經驗，所以，他時刻不忘像劉邦那樣，選好人，用好人。
要真正做到知人善任，量才器使，首先在於如何去認識人。曾國藩主張“不可因微瑕而棄有用之才”。他寫信給弟弟說：“好人實難多得，弟為留心採訪。凡有一長一技者，兄斷不肯輕視。”有材不用，因是浪費；大材小用，也有損於事業；小材大用，則危害事業。曾國藩說：“雖有良藥，假如不是對症下藥，那麼也形同廢物；雖有賢才，如果沒有發揮其作用，那麼與庸俗之輩無什麼兩樣。棟樑之材不可用來建小茅屋。犛牛不可用來抓老鼠，駿馬不可用來守門，寶劍如用來劈柴則不如斧頭。用得合時合事，即使是平凡的人才也能發揮巨大作用，否則終無所成。因而不擔心沒有人才，而擔心不能正確使用人才。”
為了“慎用”，必須對人才時時加以考察。曾國藩說：“所謂考察之法，何也？古者詢事、考言，二者並重。”就是說，要對下屬的辦事情況和言論情況同時進行考察，而曾國藩尤其注重臣下的建言。當時，“考九卿之賢否，但憑召見之應對；考科道之賢否，但憑三年之京察；考司道之賢否，但憑督撫之考語”。曾國藩說：“若使人人建言，參互質證，豈不更為核實乎？”透過建言，上司可以收到集思廣益的效果，也可以藉此觀察下屬的才識程度。
曾國藩幕府人才眾多，但沒有一個是濫竽充數的，個個都有真才實學。在量才錄用的基礎上，曾國藩用其所長，盡其所能，他幕府中的人有做封疆大吏的，有做水師將領的，有操辦對外貿易的，有擔任財物部長的，有擔任祕書工作的，有負責產品開發的。各種人才各展所長都是曾國藩推薦提拔的結果。
一日一心得
知人善任，知人要做到“五不”：不以好惡而取才；不以妒謗而毀才；不以卑微而輕才；不以恭順而選才；不以小過而舍才。善任要做到“五堅持”：堅持德才兼備；堅持重用人才；堅持用人所長；堅持注重實績；堅持明責授權。
選對繼承人很重要
曾國藩語錄：成大事者，以多得替手為第一要義。
古語說“創業難，守業更難”。我們看到過太多這樣的事情，父一輩花幾十年時間辛辛苦苦創下的基業，等到了下一代手裡，往往幾年時間就衰敗了。雖然世事的變化是不可忽略的客觀因素，但最根本的原因還在於沒有選好接班人，或者說所選的接班人並不具備管理的才能。所以說，要想使基業保持長青，選對繼承人很關鍵。
曾國藩曾經說過：“大廈非一木所能支撐，大業憑眾人智慧而完成。”他常說：“成大事者，以多得替手為第一要義。”在曾國藩看來，辦事離不開人，善用人者，雖弱必強，雖衰必興，不善用人者，雖強必敗，雖盛必亡。
曾國藩去世後，他的影響力不但沒有減弱，相反還被繼承了下來，並且支撐了晚清搖搖欲墜的危局。而繼承了曾國藩思想的就是李鴻章。
清末學者夏震武這樣評價曾李的一脈相承，他說：“合肥（李鴻章）、南皮（張之洞）一生所為，其規模皆不出湘鄉（曾國藩），數十年來朝野上下所施行，無一非湘鄉之政術、學術也。”
李鴻章能夠以一介書生而成為晚清重臣，拜相封侯，權傾朝野，主持清廷內政外交達數十年之久，固然與時代環境和個人才識有著密切關係。但曾國藩對其精心培育、著意栽培提攜所起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李鴻章本人也自稱不僅為曾國藩門下“傳教習教之人”。而且是曾氏“諸門人中受知最早、最深亦最親切”的“忠實繼承人”。
李鴻章於初次會試落榜後的“乙丙之際”（即18451846年），即以“年家子”身份投帖拜在湖南大儒曾國藩門下，學習經世之學，奠定了一生事業和思想的基礎。這期間，李鴻章不僅與曾國藩“朝夕過從，講求義理之學”，還受命按新的治學宗旨編校《經史百家雜鈔》，所以曾國藩一再稱其“才可大用”，並把他和門下同時中進士的郭嵩燾、陳鼐、帥遠鐸等一起，稱為“丁未四君子”。太平天國起義後，曾、李各自回鄉辦理團練，曾國藩又將自己編練湘軍的心得諄諄信告李鴻章，足見期望之殷。
咸豐八年(1858)，曾國藩率湘軍收復了九江，李鴻章趕往九江，投奔曾國藩。由於兩個人有師生之誼，李鴻章以為事情會很順利，但是沒想到曾國藩藉口軍務太忙，沒有見他，把李鴻章晾了一個月。後來在陳鼐的勸說下，李鴻章才進了曾國藩幕府。原來，曾國藩並不是不願接納李鴻章，而是看他心高氣傲，想打一打他的銳氣，打磨他的稜角。此後，曾國藩果然又對李鴻章的稜角著意進行了打磨，使他變得老成世故，打下立足官場的“基本功”。
曾國藩很講究修身養性，規定了“日課”，其中包括早上要早起，吃飯有定時，雖在戰時也不例外，而且他規定，每頓飯必須等幕僚都到齊方才開始，差一個人也不能動筷子。
李鴻章一開始還能堅持，但是有一天，他假稱頭疼，沒有起床，想多睡一會兒。曾國藩派弁兵去請他吃早飯，他還是不肯起來。之後，曾國藩又接二連三地派人去催他。李鴻章沒有料到這點小事竟讓曾國藩動了肝火，慌忙披上衣服，匆匆趕到大營。他一入座，曾國藩才下令開飯。
吃飯時，大家一言不發。飯後，曾國藩把筷子一扔，板起面孔對李鴻章一字一板地說：“少荃，你既然到了我的幕下，我告訴你一句話：我這裡所崇尚的就是一個‘誠’字。”說完，拂袖而去。
李鴻章從此之後，在曾國藩面前更加小心謹慎了。
李鴻章素有才，早在赴京途中，就曾寫下膾炙人口的《入都》詩十首，為世所傳誦。曾國藩就讓他掌管書事務，以後又讓他幫著批閱下屬公，撰擬奏摺、書牘。李鴻章將這些事務處理得井井有條，甚為得體，深得曾國藩賞識。他當眾誇獎李鴻章：“少荃天資聰明，才出眾，辦理公牘事務最適合，所有稿都超過了別人，將來一定大有作為。‘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也許要超過我的，好自為之吧。”
曾國藩也深知李才高氣盛，還需再經一番磨礪。於是，他平時儘量讓李鴻章參與核心機密的討論，將其與胡林翼、李續宜等方面大員同等看待；當時，湘軍幕府中有不少能言善辯之士，如李元度、左宗棠等，曾國藩經常有意無意讓他們與李鴻章爭口舌之長，以挫其銳氣。至於曾國藩本人，更是身體力行，以自己的表率來影響李鴻章。前面講到的早起是一例。每當遇到困難和挫折，曾國藩就大談“挺”經。如此苦心孤詣，使李鴻章的思想、性格乃至生活習慣都深受曾國藩的潛移默化。
後來，曾國藩和李鴻章在李元度的問題上產生了分歧，使得李鴻章離開了祁門曾國藩的幕府，暫居南昌哥哥家中。咸豐十一年（1861），太平軍在江浙取得突破性進展，清廷的財賦重地岌岌可危，尤其是上海面臨被太平軍佔領的威脅。從清廷到江浙的地方官紳，都向曾國藩發出派兵解援的籲請。曾國藩於是乘機寫信給李鴻章，情辭懇切地請他回營相助。而李鴻章環顧左右，也確信當今可資“因依”而“賴以立功名”者只有曾國藩，因此捐棄前嫌，重新投身曾國藩幕府。於是，曾國藩排李鴻章開始了淮軍的招募與組建工作。
同治元年(1862)，李鴻章臨行前，曾國藩囑咐他先把兵練好，不要急於出戰，吏治、洋務可以緩辦。只有練就精兵，學會作戰，才能站穩腳跟，飛黃騰達，否則將一事無成。針對李鴻章心高氣盛、急躁、傲慢、任性這些致命弱點，曾國藩以“深沉”二字相勸，李續宜以“從容”二字規之，沈葆楨、李桓又以“勿急”相戒。李鴻章深受教益，他表示對於師友們的勸誡，“當奉為枕中祕”。
李鴻章處處秉承曾國藩的旨意辦事，在上海六個多月間，他寫給曾國藩的信有44封之多。他把曾國藩比作佛祖釋迦牟尼，而自己是佛門傳徒習教之人，附以成名。他常事事請命、時時請命，有何創舉總拜求曾國藩首肯，有何大政總拜求曾國藩主持。尤其是洋務大政，李鴻章推曾國藩領頭，從而掀起極大的聲勢。曾國藩得虛譽分擔風險，李鴻章則由此實力大增。
從李鴻章的身上常常可以看見曾國藩的影子：曾國藩早就使用洋炮，李鴻章來到上海後更愛洋槍洋炮；曾國藩幕府中供養著“三聖七賢”十位名儒，李鴻章到上海後也很快和上海勢力中的商紳打成一片；曾國藩處理軍政大事雖然會諮詢幕僚們，但最後的決定還是自己的主意，李鴻章在這方面青出於藍，來上海後不容許他人與自己平起平坐。李鴻章有生之年感謝曾國藩的“積年訓植”，他曾向部將劉秉璋說起曾國藩對自己的恩情：“我跟從的師輩多了，沒有一位像這老翁善教的。他隨時隨地隨事都有所指示。”李鴻章成名後朝野輿論也說他“果毅堅貞，克紹曾門衣缽”；他自己則說，別的弟子多不願遵從師門成法，但“鴻章篤守”。他又說：“從前歷佐諸帥，茫無指歸，至此如識指南針，獲益匪淺。”而曾國藩的評價則是：“少荃天資與公牘最相近，將來建樹非凡，或竟青出於藍也未可知。”
曾國藩曾有一句座右銘，後為李鴻章所發揚光大：“禹墨為體，莊老為用。”既吃苦實幹，又無慾無為。表面上看它很消極，其更深的含義是以實力對抗壓力。曾國藩有過寫一本《挺經》的想法，書雖未出，李鴻章已深諳內中之味。他曾對知己者說過：“我老師的祕傳心法，有十九條挺經，這真是精通造化、守身用世的寶訣。”
曾國藩對李鴻章的器重和賞識是盡人皆知的，對他寄望之厚、花費心血之大也幾乎無人能與之相比。可以說，曾國藩把自己的全部政治觀點和治國、治軍的本領都傳授給了這個得意門生。李鴻章也多次向人表示，不僅自己前半生功名事業出於老師的提攜，即其辦理外交的本領，亦全仗曾國藩“一言指示之力”。
一日一心得
要選對繼承人，首先要會識人，從中找到那個最能繼承事業的人；其次，要重在培養，可以全面地對繼承人進行多方位的培養，使他真正成為能夠獨當一面的人才。最後，不要怕教會徒弟餓死師傅，因為你選的是繼承人，所以你必須傾囊相授，毫無保留。
管理人才兩手都要硬
曾國藩語錄：用人之智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
一個好的管理者，首先要能夠管理好手下的人才，用他們所長，讓他們發揮最大的作用。在曾國藩看來，“得人不外四事，曰廣收、慎用、勤教、嚴繩”，廣收就是廣泛招攬人才；慎用就是仔細考察，透過多加培養和教育，合格了就加以重用；勤教，就是多教育培養人才；嚴繩就是培養、選拔時要有嚴格的標準。
曾國藩是理學名儒，道德、綱紀在他心目中的分量尤重。他說過：“德若水之源，水即其波瀾；德若木之根，才即其枝葉。”因此，對那些缺德之人，曾國藩始終是非常警惕的。警惕並不是說不用他們，而是有針對性地使用。李鴻章有兩大缺點，除了沒有“恆”外，還很貪財，曾國藩深知這一點，因此在這方面，儘量滿足他。對於錢財，曾國藩向來不看重，雖然貪財是無德的表現，但對於一個人才來說，這畢竟沒有他能帶兵打仗重要。
還有一個人才是黃冕。這個人有大才幹，但為官很貪。曾國藩不僅不說他，反而委他以籌辦糧餉的重任，並經常保舉他。
美國著名企業家瑪麗凱阿什認為，要成為一個優秀的管理人才，第一要做的就是了解下屬。她在任用每一個部門經理前會對他們進行徹底的調查和了解，根據各自不同的特點，委以不同的職務，真正做到了人盡其才。
管理人才除了有嚴格的標準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前提是先了解人才，這樣才能做到有針對、有區別地管理人才。
劉銘傳生長在民風強悍的淮北平原，自小養成了一種天不怕地不怕的豪霸之氣。後來自己聚眾為王，拉起了一支隊伍。李鴻章奉命招募淮軍時，將他的隊伍募入淮軍，命名為“銘軍”，並給“銘軍”裝備了洋槍洋炮等近代武裝。這支隊伍為李鴻章建立功業出了不少力，但對於劉銘傳的倨傲狂妄，李鴻章也著實惱火。後來，曾國藩借用淮軍剿捻，李鴻章就把“銘軍”撥給了老師，希望曾國藩能夠薰陶、管教他一下。
在“剿捻”過程中，劉銘傳軍與另一悍將陳國瑞軍發生了爭鬥。事情發生後，怎麼處理曾國藩犯了難。不處理吧，於事不公，雙方都不能平心靜氣，今後還會內訌；處理吧，這是李鴻章的屬下，且劉銘傳有勇有謀，又有洋槍洋炮，今後自己還要倚重他。於是，曾國藩想了個萬全之策，就是對劉銘傳進行了嚴厲斥責，嘴上說得狠，但對其過失不予追究，使他心生畏懼。這一招果然管用，不久，曾國藩就調“銘軍”獨自赴皖北去剿捻了。
李鴻章很欣賞曾國藩處理劉銘傳的辦法，所以他照方抓藥，在剿捻成功後，向清廷力保劉銘傳的功績，使劉銘傳得以被委任為臺灣道員。這個桀驁不馴的人，在中法戰爭中帶領檯灣軍民奮起抵抗法軍的進攻，使法軍終未能攻下淡水，粉碎了法軍佔領臺灣的夢想。
1885年，清政府將臺灣正式撤道改建成省，劉銘傳被任命為臺灣第一任巡撫。
劉銘傳固然桀驁不馴，卻是一個不可多得的將才。只要駕馭得當，就可以讓他多發揮打仗的才能，而少鬧事了。
在處理同一事件的另一個當事人陳國瑞時，曾國藩軟硬兼施，成功收服了陳國瑞，使他死心塌地地跟著曾國藩拼殺疆場。
陳國瑞沒讀過書，性格耿直、倔強和暴躁，但是打仗異常驍勇，不僅敢打仗會打仗，還能以少勝多，臨陣決斷又有謀略，還是性情中人，喜歡聽人講《孟子》，對那些名儒很尊重親近，既不好色又不貪財。他十五歲時，在家鄉湖北應城投了太平軍，後來又投降清軍，幾經輾轉被收在僧格林沁部下。這樣的人被比他更暴躁、更喜怒無常的僧格林沁收拾得服服帖帖，但是如今在曾國藩的手下，他的軍士和劉銘傳所統率的軍士發生了械鬥，曾國藩瞭解他的為人，處置吧，又可惜了；不處置吧，又是非太多。曾國藩知道只有讓他真心地服自己，才有可能在今後真正地使用他。
於是，曾國藩拿定主意，先以凜然不可侵犯的正氣打擊陳國瑞的囂張氣焰，繼而歷數他的劣跡暴行，使他知道自己的過錯和別人的評價，當他灰心喪氣、準備打退堂鼓時，曾國藩話鋒一轉，又表揚了他的勇敢、不好色、不貪財等優點，告訴他是個大有前途的將才，切不可以因莽撞毀了前程，使陳國瑞又振奮起來。緊接著，曾國藩坐到他面前，像平時談話那樣諄諄教導他，給他訂下了不擾民、不私鬥、不梗令這三條規矩，一番話說得陳國瑞口服心服，無言可辯，只得唯唯退出。而且在處理時公私分明，只參公罪，不計私惡，目的就是在成全他的一世英名。
但是，陳國瑞脾性難改，一回營就照樣不理睬曾國藩所下的命令。看到軟的作用不大，曾國藩馬上請到聖旨，撤去陳國瑞軍務之職，剝去黃馬褂，責令戴罪立功，以觀後效，並且告訴他再不聽令就要撤職查辦，發往軍臺效力。陳國瑞一想到那無酒無肉、無權無勢的生活，立即表示聽曾國藩的話，率領部隊開往指定地點。
曾國藩的軟硬兩手成功制住了劉銘傳和陳國瑞這樣的驍勇之士。由此，我們可以看到，管理人才要準備好兩手，軟的不行就來硬的。
眾所周知，曾國藩的湘軍上到將領，下到士卒絕大多數都是由湖湘子弟組成的，但是也不排除一些外省人，特別是一些外省將領，如鮑超。鮑超是四川人，又是行伍出身，大字不識幾個。而曾國藩對讀書人較為看重，像鮑超這樣的盲做將官的極少。然而，曾國藩並沒有因此而對他另眼相看，相反一開始就信任他。鮑超手下全是湘勇，而且是他親自在長沙招募而來的，並以他的名字號為霆字營。此人驍勇善戰而且敢戰，因此也屢建奇功，鮑超本人官也升得很快。
在對待那些投降的太平軍將士方面，曾國藩善於揣摩他們的心理，他總結一句話：寬在名利，嚴在禮義。這樣駕馭降將，確實也收到了實效。韋志俊、程學啟、李世忠等降將無不為之拼命效力。
曾國藩以一介書生，能夠統帥幾十萬將士馳騁疆場，建功立業，如果沒有高人一籌的用人、馭人之術，又怎麼能建立如此功名呢？
一日一心得
一個管理者最需要管理的就是手下的人才，能不能建功立業，做出成績在於人才的勞動和付出，但是管理者的手段是不是高明決定著人才的付出程度。所以，一個好的管理者會根據不同人才的性格特點有針對性地進行管理，該軟的時候軟，該硬的時候硬，審時度勢採取最恰當的手段，才能取得最好的效果。
賞罰分明，真心激勵
曾國藩語錄：立法不難，行法為難。總須實實行之，且常常行之。
在用人方面賞罰分明，這歷來是領導者統領隊伍，打造有戰鬥力的團隊的不二法則。諸葛亮揮淚斬馬謖是治軍賞罰分明的典型案例。曾國藩作為湘軍統帥，自然也是深諳其道的。
曾國藩很清楚自己在帶兵打仗方面缺乏識見，他組建湘軍，一方面是作為朝廷命官被委以重任難以推辭，另一方面是自己內心中有“成不朽功勳”的聖賢情結。曾國藩初建湘軍，顯然一開始並未想要名揚天下，只是迫於朝廷的壓力，為了完成任務。然而，當時的清王朝貪賄成風，腐化墮落，導致國無良將，將無良兵，清軍在氣勢如虹的太平軍面前不堪一擊，甚至望風而逃。這讓素來以天下為己任的曾國藩大失所望，他也清楚地認識到，不是太平軍不可戰勝，就武器裝備和軍事訓練而言，太平軍只能算是烏合之眾，清軍潰敗的原因在於將領平日驕奢**逸，兵士缺乏鬥志、貪生怕死。所以曾國藩就把賞罰分明、嚴肅軍紀放在第一位，要求各部精誠團結、形如一體。
曾國藩對部屬的要求極為嚴格，尤其是立下的軍令，更要求必須做到。他認為“視委員之尤不職者，撤參一二員，將司役之尤不良將，痛懲一輩”，那麼，“自然人知做慎，可望振興”。他經常引用孫武演兵殺寵姬的故事來說明這個道理。
孫武演兵殺寵姬之事，載於《史記?孫子吳起列傳》，講的是春秋時著名軍事家孫武為吳王闔閭操演兵法，三令五申，殺一儆百，訓練女兵的故事。
曾國藩是這麼說的，也是這麼做的。李元度是曾國藩的“辛苦久從之將”，曾國藩自稱與李“情誼之厚始終不渝”，在靖港、九江、樟樹鎮屢戰屢敗的艱難歲月中，他一再得到過李元度的有力支援，但李元度丟失徽州以後，曾國藩仍將其彈劾去職。
1860年，太平軍攻打徽州。徽州得失關係重大，李元度領兵前去救援。因為李元度並不精於用兵，曾國藩怕他有閃失，就一再告誡要守住徽州，不得輕易接仗，並特地與他約法五章。
然而，當太平軍李世賢部來攻時，李元度卻違反曾國藩“堅壁固守”的指令，出城接仗，結果一敗塗地，丟失了徽州，犯了和當年馬謖一樣的錯誤。
曾國藩也就做了和當年諸葛亮差不多的事情，他倒是沒有揮淚斬李元度，而是在悔恨交加之餘，為嚴肅軍紀，決定上疏彈劾李元度。沒想到很多人都反對曾國藩這麼做，有的人甚至指責他背離恩義，有失恢弘之氣。李鴻章也表示要“率一幕人往爭”，但曾國藩仍不為所動。最後，曾國藩頂住壓力彈劾成功。
像李元度這樣與曾國藩交情深厚，且有過大功的將領一旦違反軍令，曾國藩也絲毫不予姑息，這一轟動事件傳出後，眾將都很害怕，才知道軍法無情，是沒有商量的餘地的。
曾國藩真正揮淚殺的是金松齡。
曾國藩把羅澤南的澤字營和金松齡的齡字營派往江西前線和太平軍作戰。幾天後，江西前線即傳來捷報，使曾國藩大為高興。但不久，前線傳來凶訊：澤字營在南昌附近中太平軍埋伏，大敗。損失了好幾員大將。
原來，羅澤南和金松齡在離永和門十里外紮下營盤，在永和門周圍則是駐紮的太平軍。羅澤南求勝心切，邀來金松齡商議，他提出了當夜劫營的計策。金松齡跟隨江忠源打過兩年多的仗，知道太平軍的厲害，他並不贊成羅澤南去劫營。但是羅澤南提議自己率澤字營去偷襲太平軍大營，讓金松齡的齡字營跟在後面，萬一有危險可以及時相救。金松齡最後還是答應了。
當天夜裡，羅澤南率兵偷襲，結果中了對方的陷阱，最後被殺得慘敗。結果齡字營見勢不妙，後哨變前哨，撤離了戰場。最後還是永和門內江忠源的部隊聞訊來救，羅澤南才帶著敗兵狼狽衝出包圍圈。
曾國藩得知這場戰鬥的經過後，感到了深深的憂慮。他認為羅澤南的失敗並不可怕，可怕的是金松齡的敗不相救。綠營在廣西戰場上與太平軍作戰，失敗的主要原因也在於此。倘若不對此事嚴加處罰，今後湘勇就會步綠營的後塵，後果不堪設想。他認為儘管金松齡不贊同羅澤南的輕率冒進，但他終究答應了共同行事，即使不答應，也不能見死不救。金松齡罪不可赦。
於是，他先重重獎賞了澤字、齡字二營。營官羅澤南、金松齡各賞銀五十兩，各營的官兵也都拿到了數額不一的賞錢。但是最後金松齡因為見死不救還是被曾國藩處斬了。這是湘軍建立以來，第一次斬自家兄弟，而且這首次開刀的竟是一個營官！臺下的勇丁和各級將官們一時全都嚇懵了。雖然羅澤南上前說明情況並替金松齡求情，但曾國藩並沒有因為和羅澤南的深厚交情而給他面子。
同時，曾國藩對有功將士有才良士倍加愛護，有功即賞。雷嘉澍是已被革職了的一個知縣，因為失守德興縣，被江西撫臣毓科彈劾罷免了官職，他其實是一個品行正直端正的人，在清朝宦海中，是難得的清廉剛正的父母官，做事勤奮而又嚴謹，奉公守法，愛護百姓，深得民心。
雷嘉澍離職後，恰逢太平軍的一支賴鴻等人逃往德興。左宗棠知道他平日頗得民心，就委令他招集兵勇，訓練兵丁，阻擋圍剿匪軍，斷其退路。雷嘉澍就在五村地區與左宗棠的官兵齊心協力，會戰太平軍，大獲全勝。
曾國藩知道後就上奏咸豐皇帝，陳述其事為雷嘉澍邀功，同時請求聖上取消對他的處分，並讓雷嘉澍到自己的軍營內聽差，以觀後效，再加提拔。
曾國藩很懂得用自建功勳，來激勵士氣，“曾國藩贈腰刀”也被傳為美談。
湘軍在連續攻克湖南嶽州、湖北武漢與漢陽之後，曾國藩心想，打勝仗的湘軍將領，可以按朝廷的規定升官晉級，但是他要如何感謝這一群陪他出生入死的湘軍弟兄呢？
曾國藩苦思了一天後，決定命令屬下打造100把精美腰刀，在刀面上刻著“滌生（曾國藩的號）曾國藩贈”，每一把腰刀都有專屬的編號。
在頒發腰刀的前一天晚上，曾國藩考慮了好久之後，決定只頒發50把腰刀，以彰顯建首功軍官的身價。
第二天下午，曾國藩安排了一個隆重的授刀典禮，在操場集合了將近400位的湘軍軍官，所有與會的軍官都穿著正式的朝服，大家都翹首企盼曾國藩即將頒發的獎賞。
曾國藩在臺上命令兵勇抬出一個沉甸甸的木箱，現場所有人都睜大眼睛注視著曾國藩手中的腰刀，心想到底這一把編號第一號的腰刀是要頒給誰？曾國藩用低沉的嗓音高喊：“湖南水路提督塔齊布！”隨後又陸續頒發了49把腰刀。
從此，曾國藩所贈的腰刀，成為湘軍重要的獎勵象徵，每個人都在戰場上奮勇殺敵，爭取這樣稀有的殊榮。
一個好的統帥想要讓手下為自己“賣命”，就得知道怎樣調動手下的積極性和主動性。而歷來紀律都是效率的保證，有鐵的紀律才能打造鐵一樣的軍隊。但是，光約束不激勵是不行的。缺少激勵就缺少動力，缺少動力自然就不會去“賣命”。另外，有了鐵的紀律，還要切實貫徹執行，才能起到應有的效果。在貫徹執行的過程中，需要明確兩點：一、要講清楚怎麼做，要讓手下人知道、明白；二、嚴格照章辦事，如有違犯的，嚴懲不貸，以收懲一儆百之效；如有執行得好的，有立功表現的，則要毫不吝嗇地給予表揚和獎勵。
一日一心得
賞與罰，曾被古人稱為管人的兩把利劍，是領導者統御部屬，使用人才的重要手段。孫武把“法令孰行”、“賞罰分明”，作為判明勝負的兩個重要條件。曹操也說：“明君不賞無功之臣，不賞不戰之士。”賞罰分明得當，是古今中外一切用人者的根本原則。領導者一定要正確使用賞罰，切莫隨心所欲，毫無原則。
打造自己的“和”諧團隊
曾國藩語錄：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禮。
俗話說“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鐵腕、高壓手段能治人一時，卻不能治人長久，想要讓手下的人真心聽命於你，就要讓他們從心裡對你服帖。而要做到這一點，“和”字是很重要的。只有將帥之間、將士之間，每個人之間都和睦相處，才能凝聚在一起形成戰鬥力。一個互相猜忌的團隊是不能勁兒往一處使的。曾國藩打造自己的“和”諧團隊，主要是從以下幾方面入手的：
首先，湘軍的核心層是由很多老鄉中的傑出人物組成的。比如劉蓉、郭嵩燾、江忠源、羅澤南、李續賓、李續宜等人，不僅和曾國藩是同鄉，而且都是有志之士。他們經常在一起砥礪志向、鑽研學問，彼此都從中獲得了很大的啟發、教益和鼓勵。後來，劉蓉和郭嵩燾成為曾國藩政治、軍事生涯中的重要助手。而江忠源、羅澤南、李續賓、李續宜等人都成了湘軍的主要將領。
其次，湘軍的中層和基層據史料證明，在組建時，在組織上是以血緣、地緣為紐帶的。也就是說，在打造團隊時，中層和基層也和高層一樣，大多數來自兩湖地區。
在具體做法上，曾國藩變世兵制為招募制。曾國藩規定，湘軍勇營之制，營官由統領挑選，哨弁由營官挑選，什長由哨弁挑選，勇丁由什長挑選。曾國藩認為這種層層挑選的辦法很有優勢，他說：“譬之木焉，統領如根，由根而生幹、生枝、生葉，皆一氣所貫通，是以口糧雖出自公款，而勇丁感營官挑選之恩，皆若受其私惠。平日既有恩誼相孚，臨陣自能患難相顧。”於是，各人都把自己的前途和身家性命與上司緊密相連在一起，如果上司落職或死了，所部也全體解散，再由新統領自己挑募，成立新軍。這就形成了軍隊私屬的性質，出現樂“其將死，其軍散；其將有，其軍完”的局面。
招募的勇丁大多為同鄉同裡之人。例如：王鑫“專招一縣之勇”；李元度“但取平江主人”；劉長佑“非臣親黨，即臣鄰里”；曾國荃“不獨用湘鄉人，且盡用屋門口周圍十餘里人”。曾國藩對此說明：“蓋同縣之人易於合心。”基於這一理由，曾國藩又規定所招勇丁，必須“取具保結”，造具籍貫里居親屬，存檔各查。
曾國藩的這一做法是在感情上籠絡人，在組織上控制人，使全軍“諸將一氣，為眾一心”，打下了堅實的組織基礎。
營官以上的各將領，實行“呼朋引類”。一營之內多是本家、親戚、師友。如曾國藩兄弟四人，王鑫一族、江忠源一族，均在軍中。羅澤南“純用其弟子為營哨”，“所部將弁皆其鄉黨信從者，半屬弟子”，其中有王鑫、李續賓、李續宜、李元度等干將。曾國藩與羅澤南、郭嵩燾、李續賓、李元度，王鑫與左宗棠、楊昌浚，江忠源與劉長佑還存在姻親關係。這些家族、姻親、師生及鄰里關係，血緣與地緣結合，盤根錯節的封建宗法關係，下屬視上司“皆如子弟之事父兄”，使軍隊具備很強的凝聚力和戰鬥力，“節節維繫，無渙散之虞”。
如此一來，勇丁和各級將領只聽命於上司。曾國藩認為八旗、綠營潰敗的原因就在於“現在大營所調之兵，東抽一百，西撥五十；卒與卒不和，將與將不和……離心離德，斷不足以滅劇賊而成大功。”而他組建湘軍時針對這一關鍵做了充分準備。
眾所周知，曾國藩本人深受儒家思想的影響，很重視禮法，而湘軍將領中的儒生很多，曾國藩想以此來訓練軍隊。他對將領要求一要有治軍之才，二要不怕死，三要不汲汲名利，四要耐受辛苦，必忠必信，保鄉衛國，從而“引出一班正人，倡成一時風氣”。
曾國藩還制定了營規，來加強士兵的思想教育。每逢操練日，曾國藩親臨校場講話，“如父母教子，有殷殷望其成立之意”，訓禁擾民、禁嫖賭、禁鴉片，又向士兵發放“四書”等，把兵營當作學校，加強封建倫常教育。曾國藩還編《保守平安歌》、《愛民歌》等宣傳鼓動性強的歌謠，讓湘軍兵勇傳唱。
這樣，天長日久，儒家倫理思想潛移默化地融進將士的靈魂裡，使全軍在思想上達到統一。曾國藩認為，將士在一起出生入死，不是兄弟勝似兄弟，就應該同呼吸共命運，生死與共，而不應該各自為政、見死不救，為此他制定的湘軍建軍標準是：“呼吸相顧，痛癢相關，赴火同行，蹈湯同往，勝利舉杯酒以讓功，敗則出死力以相救……吾官兵亦當有誓不相棄之死黨。”在《要齊心》歌謠中，曾國藩又再三重申：“只要齊心不可當……縱然平日有仇隙，此時也要解開結……百家合成一條心，千人合做手一雙。”又寫《忮求詩》教育將士消除彼此間的嫉妒之心。
由於曾國藩的種種努力，湘軍終於成為“齊心相顧，不肯輕棄伴侶”的戰鬥群體。
還有一點不可不說，那就是平定太平天國前後的4年多時間裡，共有21個湘軍集團首領先後出任督撫，成為封疆大吏，這些人和曾國藩之間編織了一張巨大的關係網，他們禍福相依，為曾國藩的輝煌死力相助。比如胡林翼作為湘軍集團第一位出任督撫的人，一直處處支援曾國藩成就大業。他所轄的湖北實際上就是曾國藩的糧草庫。曾胡的“和衷共濟”是湘軍崛起的關鍵和基礎。另外像李鴻章、左宗棠等人也都是曾國藩事業上的黃金搭檔，他們對曾國藩事業上的成功起到了很重要的推動作用。
一日一心得
所謂“人心齊，泰山移”，一個團隊的凝聚力就在於其成員之間的和諧相處，這樣才會互相為依存，才能產生112的合力效果。而曾國藩以血緣、地緣為紐帶建立團隊的做法雖然有鮮明的時代烙印，但也不無借鑑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