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來，宦海沉浮難有寧日，曾國藩在一生中卻“任憑風吹浪打，我自巋然不動”。這與他小心謹慎、如履薄冰的護身功夫不無關係。他一生謹記“做官之人，終身涉危蹈險”的箴言，以不要錢為本，處處給人留面子，時時抱有敬畏之心，才成就了位極人臣的官場不倒傳奇。
小心駛得萬年船
曾國藩語錄：做官之人，終身涉危蹈險，如履薄冰，故不能不自省、察人。
中國有句俗話叫“小心駛得萬年船”，意思是指小心謹慎不容易出錯，能長久平穩發展下去。曾國藩說：“做官之人，終身涉危蹈險，如履薄冰，故不能不自省、察人。”意思是說，做官的人，一生都在危險裡邊跋涉，就像在薄薄的冰面上行走一樣，因此不能不時刻進行自我反思與觀察別人的反應。從這句話中，我們能夠看出曾國藩身處官場的要訣小心謹慎。
小心謹慎是時刻警惕，是一種不怕事也不惹事處世態度，更是一種深謀遠慮的處世哲學。曾國藩生性謹慎，又注重自身的修養，在官場沉浮多年，更加養成了小心謹慎的行事方式。他深知小心駛得萬年船，這是保證自己利益的最佳辦法。他為官多年，始終以小心謹慎掌舵人生，才得以步步高昇，在官場的爾虞我詐中保全自己。
很多人將“小心謹慎”看作是沒出息，膽小怕事，但是曾國藩並不以為意，同治二年（1863）九月，他在給李鴻章的信中說：“國藩敗挫多年，慎極生葸，常恐一處失利，全域性瓦解，心所謂危，不敢不告也。”曾國藩之所以如此謹慎，是經歷過痛苦後的經驗教訓。
同治九年五月，曾國藩做了這樣一副“小心謹慎”的對聯：“戰戰兢兢，即生時不忘地獄；坦坦蕩蕩，雖逆境亦暢天懷。”從對聯中我們就可以看出曾國藩的處世哲學。平日為人做事需要小心謹慎，就可以避免很多事端。在官場，就更要慎之又慎了。曾國藩早早就涉足官場，對那些結黨營私、苟且求生、貪圖享樂的庸官俗僚瞭如指掌，他想做點利國利民的事，但也不想得罪他人以免惹來閒言碎語；加上清政府對漢人有著強烈的排斥和擠壓，使得他愈加小心翼翼，慎而又慎，深思遠慮，惟恐不周。他說：“宦海是很險惡的，在官一日，即一日是在風波之中。能夠平平安安地上岸的，實在不容易。”
很多身在高位、功名顯赫的人頤指氣使似乎成了一種習慣和性格，而且往往把持不住導致得意忘形，最終落得不好的下場。曾國藩深刻地認識到了這一點，他詳細總結了歷代為官為宦者成敗的關鍵，認為為官有四大忌，也就是“四敗”。他是這樣說的：“居官有四敗：昏惰任下者敗，傲狠妄為者敗，貪鄙無忌者敗，反覆多詐者敗。”
所謂昏惰任下者敗，是指那些身居高位的人昏庸懶惰，是非不明，放縱自己身邊的人胡作非為，這樣的為官者是肯定會失敗的；所謂傲狠妄為者敗，曾國藩常說“德以滿而損，福以驕而減”，人因驕傲而妄為，而奢，而**，而佚，而無惡不作，這樣的人自然是不會有好下場的；所謂貪鄙無忌者敗，是說為官不可任情放縱，隨心所欲，不能貪得無厭，無所忌諱；所謂反覆多詐者敗，曾國藩曾經指出，用人的方法，最重要的是推誠相見，不玩弄權術。反覆多詐者是指為人反覆無常，好用詐術的人。
曾國藩把為官者的人性分析得很透，也看得很深刻，他把這“四敗”放置在案頭，時刻提醒自己，避免重蹈為官失敗者的前轍。他曾經說過：“自古以來凶德致敗者大約有二端：一是傲慢，一是多言。”因此，他總結經驗教訓說：“我看歷代的那些著名的大官，大多數都是因為這兩個原因而敗家喪身的。”
曾國藩的“四敗”以及“二端”都告訴我們一個淺顯卻深刻的道理：為人做事要小心謹慎。這些位高權重者之所以最後落得慘敗的下場，不在於他們沒有能力、沒有功勞，而完全在於他們在位高權重時失去了努力爬升時的謹小慎微，得意忘形了，最後不知道顧忌，沒有了小心謹慎，搞得最後身敗名裂。
小心謹慎是為官者必須學會掌握的技巧。曾國藩一生位極人臣，被後人尊為聖人、完人，和他的小心謹慎是有很大關係的。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他的每一天都是在戰戰兢兢中度過的，而且官做得越大越是謹慎。
曾國藩一生可以說在官場上沒有遭遇很大的困局，這並不是說曾國藩與高層，尤其是那些在很大程度上掌握生殺大權的人沒有密切的聯絡。事實上，他在道光朝倚重穆彰阿，在咸豐朝倚重肅順，在同治朝倚重恭親王奕，都形跡顯然。但值得注意的是，穆彰阿、肅順都不得善終，奕也幾經挫折，而曾國藩官照升，蔭照封，宦海的浮沉似乎在他身上總是一帆風順的。尤為讓人嘆奇的是，掌政的後繼者與前任即使有不共戴天之仇，曾國藩也巋然不動。肅順和穆彰阿是這樣，恭親王與肅順又是這樣，都是“仇人接班”，而曾國藩與他們之間的關係都不一般。究其原因，正是曾國藩運用了“心有靈犀、不露痕跡”的謹慎之策，才得以在激烈的鬥爭中保全自己的。
比如，他在和肅順的交往中從不使用字信的東西溝通，免得淪落為口實。咸豐末年，由於肅順鼎力相薦，清廷開始考慮把鎮壓太平天國的任務交給曾國藩等湘軍首領。但曾國藩對肅順的重用沒有任何明確表示，以致慈禧、奕發動辛酉政變、查抄肅順家產時，發現了許多朝臣與肅順交往的信件，但沒有發現曾國藩寫給肅順的一字一言，慈禧發出“曾國藩乃忠臣”的讚歎。
在湘軍攻破天京後，曾氏兄弟的威望可謂如日中天，盛極一時。曾國藩不但頭銜很多，他實際上指揮著三十多萬的湘軍，並節制著李鴻章和左宗棠的部下，直接統治著兩江的轄地，東南、西南、華南等省也在湘軍控制之下，滿清王朝的半壁江山掌握在他的手中。此時的曾國藩可謂是位及三公、權壓朝野，但他處處謹小慎微。冊封之日，他頗有微詞。思前想後，夜不能寐，內心充滿隱憂。於是他急流勇退，告老還鄉。他的結局非常完美。
曾國藩一生小心謹慎，時刻不忘修身養德，以孔孟思想作為自己的精神力量，克勤克儉，特別是在位高權重之時，亦能謹慎行事，終於避過很多權臣盛極而衰的悲慘結局，善始善終，這是與他謹慎的個性有直接關係的。
道理人人都懂，但是古往今來，能做到的人又有幾個？
一日一心得
謹慎也許並非是一種美德，但卻是成就大事者必備的素質之一，朱熹說：“真正大英雄人，都從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處，做將出來。若是血氣粗豪，卻一點使不著也。”人不能按揭和重複的就是生命，要想積累出生命的精彩來，就必須每一步都走得小心謹慎，才能走出一個燦爛的結局。
大智若愚，“度”中取勝
曾國藩語錄：清高太過則傷仁，和順太過則傷義，是以貴中道也。
“官場如戰場”，這讓身在其中的曾國藩深有體會。在官場，他採取了謹行慎思的策略，保持低調。但是他的低調是一種小心謹慎，並不是一味地甘居人後。更貼切地說，應該是中庸之道所倡導的“有所為有所不為，有所變有所不變”。既不偏激，也不矛盾，時時求其命中目標，符合“時中”的精神。不管是進還是退，變還是不變，為還是不為，都能做得恰到好處，能夠不偏不倚、不溫不火、勢不使盡、進退有度。也就是說，凡事掌握分寸，把握好“度”，才能圓潤自在，遊刃有餘。
在《論語》中記載了這樣一則小故事：
孔子的學生子貢問孔子，您認為子張和子夏這兩個弟子哪個更好一些呢？
孔子回答道：“師也過，商也不及。”這裡的師是子張的名字，商是子夏的名字。這句話的意思是，師這個人做事老是過頭，商這個人做事總是欠點火候。
子貢接著問：那就是子張更好一些了？
孔子搖搖頭說，過猶不及。這兩個人差不多，誰也不比誰更強。
從孔子的話中我們可以看出來，過和不及都是不好的，都是沒有拿捏好度的表現。很多人都知道做事欠火候是不可取的，卻不知道做得太過了同樣會失去最佳的效果。
凡事皆是這個道理，再好的東西也要控制在恰當的比例之內，超出了一定的限度，事情就會向相反的方面發展。這個合適的比例，就是“度”，既不能過，也不能不及。
能明白這一道理，往往就能把許多事情做好；能用這個道理去為人處世，也就是我們所謂的高人了。
孔子的弟子子夏曾問老師：“老師，您認為顏回這人怎麼樣啊？”孔子說：“顏回比我誠信。”
子夏又問：“子貢這人怎麼樣啊？”孔子說：“子貢比我敏捷。”
子夏再問：“子路這人怎麼樣啊？”孔子說：“子路比我勇敢。”
子夏問：“子張這人怎麼樣啊？”孔子說：“子張比我莊重。”
子夏很是疑惑，問老師說：“那麼他們四個為什麼都拜您做老師呢？”
孔子笑笑說：“這其中的道理我慢慢給你講，顏回雖然誠信，卻不知道還有不能講真話的時候；子貢雖然敏捷，卻不知道還有說話不能太伶牙俐齒的時候；子路雖然勇敢，卻不知道還有應該膽怯退讓的時候；子張雖然莊重，卻不知道還有應該詼諧親密的時候。所以他們才認我做老師啊！”
孔子的話道出了中庸之道的精髓：凡事都要恰到好處，過猶不及。就像孔子的這四個學生：誠信過了頭，就容易變成迂腐；敏捷過了頭，就容易變成圓滑；勇敢過了頭，就容易魯莽行事；莊重過了頭，就不免會有些呆板。
所以，老子說：“大智若愚，大巧若拙，大音希聲，大象無形。”很多時候，人不能表現得太過聰明瞭，這樣會顯得別人像個傻子，所以，即使你知道事情的真相，為了不掃別人的興，也可以裝著自己不知道，還裝出很有興趣的樣子去探尋，這就是大智若愚。大智若愚不是無邊的忍讓，裡面有個“度”，內心聰明但是表面愚拙。
對身在官場的人來說，不可不露，但也不能太露。不露，總有滿腹的才華也得不到出頭的機會，太露了難免樹大招風，招人嫉妒，給自己埋下禍根。曾國藩在這方面是深諳此道的。他一直在強調“勢不使盡”“弓不拉滿”，他很好地把握了這個度，做得恰到好處。
1864年，以曾國藩為首的湘淮軍攻陷金陵，將歷時14年之久的太平天國農民革命運動血腥鎮壓下去。至此，湘軍總數達到30萬人，曾幕人才濟濟，當時中**政、科技、化、教育之“精英”大多彙集於此。曾國藩成了威震天下、權傾一時的“中興名臣”之首。這樣的曾國藩顯然給清政府帶來很大的威脅和壓力，朝廷必然想早日消除這種不安。對曾國藩來說，太平天國已除，如果不裁撤湘軍，必然增加朝廷的戒備，招來他人的猜忌，對自己很不利，甚至危及性命；如果裁撤了湘軍，自己就失去了底牌，則任人宰割，因此他讓李鴻章按兵不動，從自己處開刀。
他在給李鴻章的信中說：“惟湘勇強弩之末，銳氣全消，力不足以制捻，將來戡定兩淮，必須貴部淮勇任之。國藩早持此議，事閣下為證成此言。兵端未息，自須培養朝氣，滌除暮氣。淮勇氣方強盛，必不宜裁，而湘勇則宜多裁速裁。”
曾國藩的意思很明白，朝廷早就對手握兵權的湘淮將領心存顧忌，早有除之而後快的想法，為了解除朝廷的疑慮，只有留淮裁湘。而對李鴻章來說，留淮裁湘對他有益無害，還可以繼續手握兵權，為自己以後的宦海沉浮加重砝碼。李鴻章看出了朝廷的意圖，也瞭解曾國藩的心思，因此也就順水推舟，坐收漁利了。他給曾國藩寫信，表示支援裁湘留淮的決策，同時強調淮軍“改隸別部，難收速效”，同時意味深長地暗示：“惟師門若有徵調，威信足以倚恃。”這是在給曾國藩吃定心丸。由於曾李達成默契，裁軍工作極為順利。
更妙的是，儘管曾國藩大聲疾呼請求裁撤湘軍，但是對自己的去留則隻字不提。這就是他的高明之處。他知道：如果自己請求留下，給人貪戀權貴的嫌疑；如果請求解職還鄉，好像他不願繼續為朝廷效力，還會讓人猜疑他回地方招集舊部。他之所以來這麼一手，就是因為他深知一點：官場上最避諱的就是功高蓋主。因而在事業達到巔峰之際，他懂得收斂自己的鋒芒，非常妥善地裁減了他的政治資本湘軍，成為他官場生涯的代表作之一。
曾國藩懂得官場行事的“度”，因而得以善終。而韓信則不懂得，所以他戰功赫赫最好還是慘遭殺害。
劉邦曾經有一次問韓信：“你看我能帶多少兵？”
韓信說：“陛下帶兵最多也不能超過10萬。”
劉邦又問：“那麼你呢？”
韓信說：“我是多多益善。”
想想看，這樣的回答，劉邦怎麼能不耿耿於懷？韓信最後的被殺和他的這種處世態度是有很大關係的。
大智若愚體現的就是一種“度”，既不顯得自己很聰明，也不是木訥難教之人，而是一種揣著明白裝糊塗。就像曾國藩一樣，深諳官場，博學修身，但是總給人一種愚拙的印象。這才真的是真人不露相。
一日一心得
這裡所說的“度”是指“限度”，就是要注意事物變化中的數量關係及其可能達到的程度。另外，“度”還指事物外部條件對事物對立雙方量變的促成度。這兩方面“度”的把握，就是我們常說的火候，“不到火候不揭鍋”。
不要有“懷才不遇”的想法
曾國藩語錄：自修之道莫難於養心。
有的人一遇到不順或是事業發展達不到自己的期望時，就感嘆生不逢時、懷才不遇，他們會把所有的原因都歸結到別人頭上，好像所有的人都和自己作對，都阻止自己去取得成就一樣，藉此來掩蓋自己的不足，甚至是無能。而事實上，這樣做恰恰會將自己的懦弱徹底暴露在別人眼前。
當然，在感嘆懷才不遇的人中，有的人可能確實從事的工作並不是自己所喜歡的，不能發揮自己的所長，但是為了生活又不得不屈就，因此感到憋悶。而那些庸才發出的“懷才不遇”的感嘆，純屬無病呻吟，他們沒有真才實學，還總期望得到高的職位和薪水，他們之所以不受重用是因為他們的無能，而不是別人的嫉妒和排擠。
但是，無論是哪種人，都不應該有懷才不遇的想法。因為一旦抱有懷才不遇的想法，那麼首先心態就已經失衡了，這樣在工作中是很難求得進步的。還會滋生很多的抱怨，進而導致人際關係出現問題。這樣一步步被“懷才不遇”的想法禁錮起來，直到讓自己動彈不得，等於是自己把自己孤立起來了。當人人敬而遠之的時候，他的出頭之日就很渺茫了。
所以，即使是真的是懷才不遇，也不要抱有這樣的想法，而應該積極加強和提高自身的修養，從自身找原因去改變這種現狀。抱怨是解決不了問題的，還會把別人的同情都抱怨掉。《中庸》裡說：“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僥倖。”君子既不抱怨說上天不給我機會，也不抱怨這個世界沒有人瞭解我，君子能夠做到“人不知而不慍”。君子不僅不會抱怨、呼天搶地，甚至還會“反求諸己”，更加修養自己的德行。
曾國藩在這方面為我們做出了表率。曾國藩一生信奉低調處世、正確認識自己。他出生於封建社會末期，那時的清王朝已經快走到了末路，面對帝國主義的侵略，忍受著欺凌和殘酷的剝削。在這樣一個亂世的環境裡，想要出人頭地、光宗耀祖，還是隻能走科舉考試的老路，這也是那個年代讀書人實現人生飛躍的唯一途徑學而優則仕。每次考試發榜，總有一些落榜的考生憤憤難平，破口大罵，不是罵考官，就是罵考題，反正總有得罵。無非是自己如此優秀，竟然不入那些考官的法眼，感嘆自己生不逢時，空有一腦袋的學問卻是懷才不遇。這件事給曾國藩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多年以後，曾國藩還常常想起這件事情，有一次在給他四弟的信中，他寫到：“嘗見朋友中有美材者，往往恃才傲物，動謂人不如己，見鄉墨則罵鄉墨不通，見會墨則罵會墨不能，既罵房官，又罵主考，未入學者則罵學院。平心而論，己之所論詩，實亦無勝人之處，不持無勝人之處，而且有不堪對人之處。只為不肯反求諸已，便都見得人家不是，既罵考官，又罵同考而先得者。傲氣既長，終不進功，所以潦倒一生而無寸進也。”
不是曾國藩每次考試都能高中，他雖然滿腹經綸，也一樣有落榜的時候，但不同的是他很少心生怨言，更不會感嘆懷才不遇。他知道，考試失敗的原因在自己，是自己學識不足，還沒有掌握應有的知識，並且深深地自責。為此，他一直鞭策自己不斷地豐富學識，完善自己，並最終取得了成功。
由此我們也看到，無論你的學識有多麼高，都會遇到無法施展的時候，如果你因此心生抱怨，那就既浪費了你的才華，也會讓別人看到你修養的缺乏而由此看輕你，那你無形中就失去了很多的機會。如果你選擇積極改變，那麼你會發現你很快就會拋棄懷才不遇的想法。
所以，當你也產生懷才不遇的想法的時候，學學曾國藩，學著從自身入手去改變讓你憋悶的現狀。可以試著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1.先客觀評估一下自己的能力，看是不是自己把自己高估了。同時，最好聽聽身邊朋友、同事等對自己的評價，這樣儘可能客觀一些，也更有助於做出準確的判斷。聽完，無論朋友、同事對你的評價是高還是低，你都要虛心地接受。
2.從自身入手，尋找不能施展能力的原因，是一時沒有恰當的機會？是大環境的限制？還是人為的阻礙？如果是機會的問題，那在繼續等待的同時，應該做好積極的準備；如果是大環境的緣故，那隻好積極去適應，如果實在適應不了，可以考慮換個環境；如果是人為因素，那麼就要誠懇地溝通，看有沒有得罪人的地方，如果有就要想辦法疏通。
3.展示你的特長，有時候是你沒有展示出來，而不是不讓你展示。另外，還可以考慮拿出其他專長。有時“懷才不遇”是因為錯了專長，如果你有第二專長，那麼可以抓住機會展現出來，說不定會就此開啟一條生路。
4.營造更和諧的人際關係，不要成為別人躲避的物件，用你的才幹協助其他的同事；但要記住，幫助別人切不可居功，否則會起到反作用。此外，謙虛客氣，廣結善緣，這將為你帶來意想不到的助力！
5.繼續強化自己的才幹，當時機成熟時，你的才幹就會為你帶來耀眼的光芒！
一日一心得
導致“懷才不遇”局面的原因有很多，而自身以外的因素只佔一小部分，絕大多數都是因為自己本身的原因，比如：能力不夠、沒有抓住機會、抓住機會了但是沒有好好努力、粗心大意、自視甚高等等。所以，千萬不要有“懷才不遇”的想法，否則你就會忽略自身的不足，堵死了自我提升的機會。
耐其心才能解其煩
曾國藩語錄：遇棘手之際，須從耐煩二字痛下工夫。
一個人一生中會遇到很多的煩心事，也需要解決很多的煩心事，如果不能耐煩，那這些事情就會解決不好。尤其是在官場中，很多的事情簡直是千頭萬緒，有的甚至是你非常反感的，但是卻不能由著自己的性子來。有的人解決掉一件煩心事還可以，兩件也還湊合，到了第三件準暴躁不已。有的人對付小麻煩可以，遇到大麻煩就束手無策了；有的人替別人解決麻煩事很應手，但是一旦遇到自己頭上就傻眼。這樣就有可能心浮氣躁，做出一些不符合理性的事情來，給自己帶來不好的後果。身在官場，這樣對自己是很不利的。
曾國藩以忍見長，隱忍成就了他的輝煌。他認為，為官之道，首在耐煩，也就是要忍別人所不能忍。有人曾經告誡曾國藩：“居官以耐煩為第一要義。”曾國藩覺得這句話非常正確。他說的耐煩，就是要控制自己的情緒，要遇事冷靜，不可急躁行事。
有一天，曾國藩接到曾國荃的一封信，信中說：“仰鼻息於傀儡羶腥之輩，又豈吾心之所樂。”曾國藩諄諄告誡弟弟說，這已經露出了不耐煩的苗頭了，將來恐怕難以與人相處。能耐煩的好處就是從容平靜，從容平靜方能產生智慧，方可處變不驚，才能安穩如山。
在曾國藩看來，古往今來的失敗者，當然包括那些英雄們，大多數都是敗在氣度不夠開闊、不能耐煩、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緒上，這是應當引以為戒的。曾國藩認為，處事能夠做到耐煩，這主要來源於平時對心性的修養。曾國藩還引用莊子的話“美成在久”，意思是“美名成功在於時間的積累”來教導身邊的人。
他對大家說：驟然為人信服的人，他所得到的信任是不牢固不可靠的，因為一個人如果突然之間就名噪一時，那麼他的名聲一定大於實際情況；品德高尚，修養很深的人雖然沒有赫赫之名聲，也無突然而得的美名，就像一年四季的更替，是逐漸有序地完成一年的運轉，讓人們不知不覺，但他誠實而具美質，就像桃李，雖不說話，卻由於花果的美好，自然會吸引人們慕名前來。
靠時間積累出來的美名是最結實的，是最吸引人的，但是這是一個比較長的過程，不耐煩的人是做不到的。
曾國藩的仕途正體現了這一點。他一生經歷了官場內部的無數排擠、誹謗和攻擊，順利的時候少，不順利的時候多。道光三十年、咸豐元年，他被京師的高官責罵；咸豐三年、四年，他在長沙捱罵；咸豐五年、六年他在江西被人責罵；加上來自清廷的種種猜疑和顧忌，來自官場同僚的攻擊，再加上嶽州之敗、湖口之敗、靖江之敗……他的一生可謂坎坷。但就在這樣的人生境遇裡，他還是練就了一身過硬的“忍”功。
湘軍和太平軍作戰初期總是敗多勝少，而且還要面對地方官員的不支援、同行的譏諷、糧餉自籌等問題，但是這還不算最壞的，曾國藩率兵從衡陽出發打到武漢，由於指揮不當導致湘軍損失慘重，他也有過投水自殺，這更引得湖南軍政各方的譏諷，甚至在長沙城被閉門不納羞辱。後來打下武漢，算是喘口氣，結果江西的戰事很快又處於膠著狀態，近五六年的時間裡，他在江西、安徽一帶發起的軍事行動一直在低迷中徘徊不定。這期間，曾氏遭遇到了地方政府的指責、朝廷的不信任、友軍的不配合等種種磨難，走投無路之下，他再一次投水自殺未遂，又被朝廷冷落了一年多。這一切的一切，曾國藩都忍過來了，他知道只有忍過這些，他才能站穩腳跟，才能有政治資本。
曾國藩認為，歷來古之英雄豪傑最忌“難禁風浪”，因此他在官宦生涯中，隨時提醒自己要有耐煩的功夫，要控制自己的情緒。他在給曾國荃的信中說：“我一天天老了，也還經常有控制不了自己肝火的時候。但是我總是提醒自己要抑制住怒氣，這也就是佛家所講的降龍伏虎。龍就是火，虎就是肝氣。自古以來，有多少英雄豪傑沒有過去這兩關啊，也不僅是你我兄弟這樣。關鍵要抑制自己的情緒，不能讓他隨便發作。儒家、佛家理論不同，然而在節制血氣方面，沒有什麼不同，總而言之，不能情緒化，這樣對身體是非常有害的。”
蘇軾在他的著名章《留侯傳》中說：“古之所謂豪傑之士，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鬥，此之不足為勇者。猝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曾國藩晚年的時候在總結自己走過的路時曾感慨地說：“天下絕對沒有一帆風順的境遇。大致上，出來為官辦事的人，絕不可能只受到人們的稱讚，而沒有被某些人所詆譭的，或者只有人感恩，而沒有人抱怨的。遇到棘手的事情，必須從‘耐煩’兩個字上痛下工夫。”
做自己情緒的主人，你才不會被情緒牽著鼻子走，才不會逞匹夫之勇，使局面不可收拾。曾國藩修身養性主張一個靜字，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只有耐下心來，才能保持頭腦清醒，頭腦清醒才能做出正確的判斷，正確的判斷有助於很好地解決掉煩事。
一日一心得
耐煩其實是講求細節的功夫，我們都知道很多事情是細節決定成敗，無論是企業經營還是個人做事，都不只要抓對方向、抓對大原則，更是要講求細節；對於做事的細節不可輕視，才能維持水平與競爭力，注重細節，從細節入手都是需要耐煩功夫的。
敬畏之心，惜福之道
曾國藩語錄：三畏：畏天命、畏人言、畏君父。
當一個人忘乎所以，或者得意忘形的時候，就該是倒黴的時候了。一個人在身處逆境時，存有敬畏之心，那是一種認真的態度，有利於抓住機會脫離逆境；當一個人身處順境時，而且還不斷攀升的時候，存有敬畏之心，一方面可以讓這種“得意”更持久一些，另一方面體現的是一種處世的大智慧。
敬畏不是膽小，不是畏畏縮縮，也不是妄自菲薄，更不是缺乏自信、奴顏婢膝，而是踏踏實實，是對功名利祿的淡泊，是對生命的尊重和珍惜，是對世人的尊敬，是對人生的明智體悟，是一種更接近客觀世界的本性，也是對天命抱有的一種態度。
曾國藩就在浩渺的宇宙萬物之間，覺察到了人類的渺小。他曾說過：“細想古往今來，億萬年無有終期，人們生活在其間，數十年只是須臾瞬息。大地數萬裡，不能窮極，人在其中休息遊玩，白天猶如一間房子，夜晚好比一張臥榻。古人的書籍，近人的著述，浩如煙海，人的一生所能讀的不過九牛一毛。事情複雜多樣，可以獲得美名的道路也有千萬條，人們一生中力所能及之事，不過如滄海一粟。知道上天悠悠無窮，人的生命無比短暫，那麼遇到憂患和非常不順心的事。應當稍稍忍耐以待其自消；知道大地的廣闊，而自己在大地上的位置卻非常之小，那麼遇到名利的事情，就會主動避讓三分，恬淡處之。知道古往今來的著述無窮無盡，而自己的見識非常淺薄，那麼就不會再以一己之見而自喜，應當擇善而從，並以謙虛的美德而保持它。知道事情複雜多樣，而自己所辦的事情非常少，那麼就不敢以功名自誇，應思考推舉賢才而一起去完成大的功業。”
這段話體現了曾國藩的敬畏之心。曾國藩一生都在謹慎、如履薄冰地為官、做人。曾國藩詳細總結歷代為官為宦成敗之關鍵，認為為官有四大忌，即“四敗”。他又說，自古以來凶德致敗者大約有二端：一是傲慢，一是多言。他並總結歷史的經驗說：“我看歷代的那些著名的大官，大多數都是因為這兩個原因而敗家喪身的。”其實，我們能從他的總結中看出一個共同點，那就是，為官者之所以身敗名裂，往往是由於不知道顧忌。
曾國藩有個幕僚叫李鴻裔，曾國藩很鍾愛他，把他像兒子一樣看待。曾國藩的密室，只有李鴻裔可以隨便出入。
一天，曾國藩與李鴻裔在室中談話，正好來了客人，曾國藩便出去接待客人，留下李鴻裔自己在室中。李鴻裔閒來無事，便翻看桌上的稿，看到一篇《不動心說》，是所謂“三聖七賢”中的一個寫的。這“三聖七賢”都是名極一時的理學大家。曾國藩因為仰慕他們的名聲，把他們都召進來。但是隻是安排他們的衣食住行，並不讓他們擔任具體的職務。李鴻裔看到詩中有一段說：“你把我放在美麗的姑娘面前，我會動好色之心嗎？我不會。你再把我放在大紅的頂戴面前，我會動高官厚祿之心嗎？我不會。”
李鴻裔年輕好盛，看到這裡，覺得十分可笑，就拿起筆在上面題了一首打油詩諷刺道：“美麗姑娘前，大紅頂戴旁，你心都不動，只想見中堂。”寫完，擲筆而去。曾國藩送走了客人，回到書房，見到所題的字，說了一聲“這小子”，便讓左右叫來李鴻裔，對他說：“這些人難免有欺世盜名的成分，言行也不見得一致，我也是知道。然而他們能達到今天的地位，正是靠的這個虛名。現在你一定要公開揭破它，使這些人失去衣食的來源，那他們對你的仇恨，豈能是平常語言之間的仇怨可比的。殺身滅族的大禍，都隱伏在裡邊了！”李鴻裔頓時出了一身冷汗，很敬畏地接受了教誨，從此以後便深深地收斂鋒芒，不敢再出言無狀、行為**不羈了。
身處官場，一定要知道有所畏懼。曾國藩曾經說自己有三畏：畏天命、畏人言、畏君父。尤其是在順利的時候，更不能忘乎所以。
道光二十五年（1845）五月，曾國藩升了官，他在給弟弟的家書中，表示不但不敢高興，反而感到戰戰兢兢。他說：“這次升官，實在是出乎我的意料。我日夜誠惶誠恐，自我反省，實在是無德足以承受。你們遠隔數千裡之外，一定匡正我的過失，時時寄信來指出我的不足，務必使累世積累下的陰德不要自我這裡墮落。這樣才可以持盈保泰，不會馬上顛覆。你們如果能常常指出我的缺點，就是我的良師益友了。弟弟們也應當長存敬畏之心，不要以為家裡有人做官，於是就敢欺負別人；不要以為自己有點學問，於是就敢於恃才傲物。長存敬畏之心，才是惜福之道。”
在封建官場中，權力是最**的，權力太大的人總是很難有好的下場。所以，曾國藩在同治元年（1862）六月，已經升任兩江總督時又寫信給曾國荃，表達了自己升官之後的惶惶之情：“我僥倖居於高位，又有一點虛名，時時刻刻都有摔下來的憂慮。我觀察古今人物，像有我這種名位權勢的，能善終的很少，我很擔心在全盛的時候，無法使弟弟等們有所長進，我摔下來的時候，卻要連累弟弟們。只有趁還沒有事情時經常以危詞苦語互相勸誡，才差不多免於大禍吧。”
他還勸勉弟弟曾國荃也要有敬畏之心，他在一封信中寫道：“捐務公事，我的意思是老弟絕不要多說一句話。人在官運極旺的時候，他們的子弟經手去辦公務也是格外順手，一唱百和，一呼百應。但這也是最容易生出閒言碎語的時候，怨恨和誹謗也會由此而生。所以我們兄弟在極盛的時候要預先想到衰落之時，在百事平順之際想到百事拂逆之時。老弟你以後如果回湘鄉，切記要把不干預公務作為第一重要的原則。這是為兄發自肺腑的勸告，你一定要銘記在心。”他還專門寫了一副對聯與兄弟共勉：
為平世之官，則兄弟同省，必須迴避；
為勤王之兵，則兄弟同行，愈覺體面。
曾國藩的敬畏之心更是一種清醒的態度，時刻提醒自己戒驕戒躁。這就如同居安思危一樣，只有危機意識很強的人才能做到時刻存敬畏之心。曾國藩的敬畏之心讓他一生小心謹慎做人，也讓他因此步步高昇，官運亨通，最後得意全身而退。這一點在今天的官場也是很適用的，權力是一把雙刃劍，它能帶來榮耀，也能帶來毀滅。每一位領導者，都應該時時刻刻提醒自己不要放縱，只有這樣，才會避免大起大落。時刻保持一顆清醒的頭腦，永遠比什麼都重要。
一日一心得
那些能夠保持長期進步的人都是存有敬畏之心的人，因為他們怕自己的懈怠會葬送掉自己辛苦得來的一點點成績。他們不會急著去享受成功，即使擁有更大的成功，也只會讓他們更加清醒，而不是更加迷失自己、放縱自己，這樣的人才會是長盛不衰的。
貪心重，身心累
曾國藩語錄：知足則樂，務貪必憂。
《論語?憲問》中說：“素位而行，不尤不怨。”意思就是說，根據平日所處的地位而行事，不責備怪（他人或自己），也不埋怨（他人或自己）。一個人之所以變得貪婪，就是因為他沒有素位而行，總是看著那些自己還沒有得到的。如果自己的能力和地位還不能辦到，那就只好採取其他不正當的手段佔有了。結果，往往身敗名裂，慘淡收場。人要學會知足，我們常說“知足者常樂”，一個不知足的人活得比別人都累。
《老子?儉欲第四十六》說：“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意思是說，罪惡沒有大過放縱**的了，禍患沒有大過不知滿足的了；過失沒有大過貪得無厭的了。所以知道滿足的人，永遠是覺得快樂滿足的。一些人的貪心就來自於叔本華的那句話：“我們很少想到自己擁有什麼，卻總是想著自己缺什麼。”
曾國藩生活在晚清亂世，而且位高權重，如果想以權謀私是有很多機會的，但是恰恰是在人們眼中最有機會貪的人卻很知道知足，一生清廉儉樸。曾國藩曾寫了一首《知足歌》：
知足天地寬，貪得宇宙隘。
豈過無人資，多欲為患害。
在約每思豐，困君帶求泰。
富求千乘車，貴求萬釘帶。
未得求速賞，既得勿求壞。
芳馨比椒蘭，磐固方泰岱。
求榮不知厭，志亢神愈昂，
歲懊有時寒，日明有時晦，
時來多善依，運去生災怪。
諸福不可期，百殃紛來會。
片言動抬尤，舉足便有礙。
慼慼抱殷尤，精爽日凋瘵。
矯首生八荒，乾坤一何大，
安榮無遽欣，患難無遽憝。
君看十人中，**無依賴。
人窮多過我，我窮猶可耐；
而況處夷塗，奚事生嗟氣？
於世少所求，俯仰有餘快，
俟命堪終古，曾不願乎外。
語云：名根未拔者，縱輕千乘甘一瓢，總墮塵情；客氣未融者，雖澤四海利萬世，終為剩伎。
在曾國藩看來，知足就會覺得心中像天地一樣寬廣，貪得無厭會覺得宇宙也十分狹小，對於沒有超乎常人資質的人來說，多欲多求就更招致禍害。他知道貪對自己的身心是十分不利的，自己一輩子潛心修養得來的一切都會因為貪而付之東流。這樣一個知足的人必然是一個清廉的官。
道光二十年（1840），30歲的曾國藩入京為官。這一年，曾國藩立定了“學做聖人”的大志。而“好利之心”是程朱理學特別著力剋制乃至消滅的“人慾”之一，自然也是曾國藩的重要反思內容。道光二十九年（1849）三月二十一日，時任禮部尚書的曾國藩在寫給其弟的家信中說：
“予自三十歲以來，即以做官發財為可恥，以宦囊積金道子孫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總不靠做官發財，以遺後人。神明鑑臨，予不食言。”
雖然是做京官，但是待遇是很差的。作為七品京官的曾國藩年俸僅為45兩，外加作為津貼的“恩俸”和“祿米”也不過135兩。而後來的張之洞曾給京官算過賬：“計京官用度，即十分刻苦，日須一金，歲有三百餘金，始能勉強自給。”彌補這樣大的收支赤字只有兩個辦法：一是收受外官的饋贈，二是借貸。外官收入豐厚，為了構建關係網，每次進京，都要給熟悉的京官們送禮。這筆饋贈，少則數十兩，多則數百兩。但是曾國藩很少利用手中權力為人辦事，所以這種饋送次數很少，於是借債就成為他經濟來源的主要部分。因為人品好，曾國藩借錢比較容易。至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底，曾國藩已累計借銀400兩。這一時期，他在家書中多次出現“借”、“欠”、“窘”的字樣，艱難形狀，躍然紙上。
道光二十七年（1847），曾國藩被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從四品升到了二品，兩年後又補禮部右侍郎。按清制，侍郎級高官，年收入可達620兩，再加上津貼，共1420兩。但是交往開支增加，曾國藩仍是一介窮京官。
道光二十三年（1843），曾國藩到四川任鄉試正考官。正主考的差旅費定為2000兩銀子，實際花費不足1000兩。鄉試結束時，地方官場還要送給主考官員一筆“辛苦費”，也在千兩左右。這筆收入，在當時是公開合法的。從四川回來後，曾國藩的經濟狀況大為改善。不但京中所欠的數百兩債務全部還清，還寄回家1000兩銀子，分別用於還債和贈送族戚，他說：“家中之債，今雖不還，後尚可還，贈人之舉，今若不為，後必悔之！”
咸豐二年（1852）曾國藩建立湘軍，開始了11年鎮壓太平軍的戎馬生涯。手中掌握了兵權，過手的軍餉數目巨大，但是曾國藩從來沒有動過貪的念頭，相反還對軍隊裡的貪汙**現象深惡痛絕，他說：“武弁自守備以上，無不喪盡天良！”用李鴻章來作對比，就更可以凸顯曾國藩的清廉知足。李鴻章帶淮軍幾十年，截曠和扣建積累巨大。他把其中一部分銀子存在直隸藩庫中，作為自己的“小金庫”，死後還存有800萬兩。
但曾國藩表示：“不要錢，不怕死。”統兵之後，可以支配的金錢雖多，但他為“風示僚屬”和“仰答聖主”，把自己的部分收入捐給了戰區災民，寄回家的錢反而比以前少了。
曾國藩立定主意不多往家寄錢，不僅因為要保持清廉之節，還因為他認定從小經過生活磨鍊的人更容易成大器。“若沾染富貴習氣，則難望有成”。他在家信中說：“吾不欲多寄銀物至家，總恐老輩失之奢，後輩失之驕，未有錢多而子弟不驕者也。”
曾國藩後來官至極品，但晚年生活仍然保持儉樸習慣。同治十一年（1872），他去世了，生前曾留下遺囑，喪事概不收禮。雖然身為一品大員，但是葬禮辦得很是簡樸。
可以說曾國藩一輩子安享清貧，和他同級別的官員中可怕找不出像他這樣儉樸生活的。更為可貴的是，曾國藩這樣做不是做個別人看，而是既修養自己的身心，又用來教育子女。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他內心對這些是知足的。
人的**是無止境的，如果任其膨脹下去，必將後患無窮。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慾。其為人也寡慾，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張廷玉是清代康、雍、乾三朝重臣。他所得榮寵曠古罕有，一是雍正在遺詔中命其“配享太廟”，“終清世，漢大臣配享太廟，僅廷玉一人。”二是乾隆初年因監修《明史》，賜三等伯，諭旨中說：“本朝臣無爵至侯伯者，廷玉為例外。”然而，張廷玉的晚年卻是在抑鬱恐懼中度過的，先是因為“子弟賓客、漸且競權勢、角門戶”，乾隆帝恐其釀成“朋黨之禍”，“燭幾摧萌”；再是為保身後“配享”與乾隆帝較勁，非得乾隆再給他一紙承諾，惹得龍顏大怒，“罷廷玉配享，仍免治罪”，雖然在張廷玉死後乾隆“仍遵世宗遺詔，配享太廟”，但乾隆也從張廷玉身上總結了深刻的教訓：“古所謂老而戒得，朕以廷玉之戒為戒，且為廷玉惜之”。張廷玉屹立三朝，奉守“萬言萬當，不如一默”的箴規，可惜自毀晚節，並累及子弟賓客，張廷玉的過失是不能“知足”。
張廷玉做不到的，曾國藩做到了。張廷玉“配享太廟”已在雍正的冊命之中，為何還非要再給其兒子“一言為券”呢？真是貪心不足反而失去了已經得到的。相較之下，曾國藩無疑是做得聰明的，值得敬佩的。
一日一心得
《中庸》中說：“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能做到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才是真正的知足和滿足。
拿雞蛋碰石頭不是勇氣，而是傻氣
曾國藩語錄：劍戟不利不可以斷割，毛羽不豐不可以高飛。
鷹要高飛，獨自覓食，需要毛羽豐盈之後才會出動。人做事情也是一樣，沒有選準時機，沒有準備好就倉促莽撞行事是很危險的。所以，《易經》乾卦中的“潛龍在淵”，就是指君子要待時而動，善於儲存自己，不可輕舉妄動。
小心謹慎的曾國藩知道，如果沒有抓好時機就倉促出兵，那他辛辛苦苦訓練的湘勇不但不能給自己帶來勝利，還會讓那些本就等著看笑話的地方官員更加譏諷自己，這對自己的仕途是很不利的。
曾國藩初建湘軍只有一萬來人，拿這一萬多還沒有訓練成型的湘勇去抵抗太平軍的百萬之師，顯然無異於以卵擊石、自找滅亡。明知道自己無力抵抗，還打腫臉充胖子，這種拿著雞蛋去碰石頭顯示的不是勇氣，而是傻氣。以曾國藩的聰明，自然是不會去幹這種傻事的。於是有了四次違抗皇帝聖旨，而且見死不救，眼睜睜看著自己的老師吳鎔被太平軍擊敗這些絕情的事情了。
1853年，曾國藩把練勇萬人的計劃告訴了愛將江忠源。江忠源不知深淺，立刻向清廷和盤奏出，結果船炮未齊就招來咸豐皇帝的一連串徵調諭旨。第一次是1853年，太平天國西征軍進至蘄、黃一帶，武漢危急，清廷接連下令曾國藩率炮船增援湖北。第二次是同年12月，太平軍大將胡以晃進攻廬州，清廷令曾國藩督帶船炮兵勇速赴安徽救援。第三次是1854年2月，太平軍襲破清軍黃州大營，清廷再次催促曾國藩赴援武漢。曾國藩深知太平軍兵多將廣，訓練有素，絕非一般農民起義隊伍可比，沒有一支勁旅是不能貿然去碰的。況且與太平軍爭雄首先是在水上而不在陸上，沒有一支得力的炮船和善戰的水勇隊伍，是無法與擁有千船百舸的太平軍相抗衡的，甚至連兵力調動和糧餉供應都會發生困難。因而，曾國藩打定主意：船要精工良木，堅固耐用；炮要不惜重金，全購洋炮；船炮不齊，決不出徵。他在給朋友的信中說，“劍戟不利不可以斷割，毛羽不豐不可以高飛”。“此次募勇成軍以出”，“庶與此賊一決死戰，斷不敢招集烏合，倉促成行，又蹈六月援江之故轍。雖蒙糜餉之譏，獲逗留之咎，亦不敢辭”。一時形成“千呼萬喚不出來”的局面。
事實上，朝廷讓曾國藩赴外省作戰，只是起到配合的作用而已，並不是讓他去充當主力，獨力擔負與太平軍作戰的重任。這一點曾國藩也是明白的，但是他就是堅守不出，不想自己的心血毀於一旦。這使咸豐皇帝十分惱火，他無法理解一介書生能作出何等事業。當曾國藩面對太平軍西征，提出四省聯防、合力堵圍的措施，聲言“事勢所在，關係至重，有不能草草一出者”時，咸豐皇帝即以譏諷的口吻在奏摺上批道：“今覽你的奏章，簡直以為數省軍務一身承當，試問汝之才力能乎否乎？平日矜詡自誇，以為天下人才沒有超過自己的，及至臨事，果能盡符其言甚好，若稍涉張皇，豈不貽笑於天下！”在咸豐皇帝看來，曾國藩的做法並非深思熟慮的舉動，不過是無知書生的好高騖遠和自我吹噓罷了。因而，咸豐皇帝再次促其“趕緊赴援”，並以嚴厲的口吻對曾國藩說：“你能自擔重任，當然不能與畏葸者比，言既出諸你口，必須盡如所言，辦與朕看。”
面對咸豐皇帝的嘲諷和高壓，曾國藩十分為難，聽其調遣，則一個時期以來的心血及努力必將付諸東流。為了最後能夠一舉成功，他在接到諭旨後，依然拒絕出省作戰，在陳述其不能出征的諸種理由之後，還激昂地表示：
“此次奉旨出省，徒以大局糜爛，不敢避謝，然攻剿之事，實無勝算。……臣自維才智淺薄，唯有愚誠不敢避死而已，至於成鈍利敗，一無可恃。皇上若遽責臣以成效，則臣惶悚無地，與其將來毫無功績受大言欺君之罪，不如此時據實陳明受畏葸不前之罪。臣不嫻武事，既不能在籍終制貽譏於士林，又復以大言僨事貽笑於天下，臣亦何顏自立於天地之間乎！中夜焦思，但有痛哭而已。伏迄聖慈垂鑑，憐臣之進退兩難，誡臣以敬慎，不遽責臣以成效。臣自當殫盡血誠，斷不敢妄自矜詡，亦不敢稍涉退縮。”
咸豐皇帝閱了奏摺以後，也深為曾國藩的赤膽忠心所感動，在硃批中安慰到：“成敗利鈍不可逆睹，然汝心可質天日，非獨朕知。”
曾國藩為堅持船炮不齊不出省作戰的原則，不僅拒絕了清朝最高統治者咸豐皇帝的命令，也擯棄了師友的私人情誼。當湖北第一次危急時，他於咸豐諭旨之先，已接到湖廣總督吳鎔求其急速援救的函札。吳鎔是曾國藩的老師，二人長期以來交誼甚厚，曾國藩雖勉強同意，但是遲遲不動身，最後乾脆說服了吳鎔不能草草輕發的道理。
當太平軍進攻廬州時，江忠源危在旦夕，曾國藩也拒絕出征，僅派劉長佑率一千新勇由陸路赴援。結果江、吳二人先後兵敗自殺。這對曾國藩是個沉重的打擊。江忠源辦團練最早，最有實戰經驗，同時也任職最高，最得清政府的信任。而他的死無異於砍去曾國藩的左膀右臂，使他明知自己不善帶兵而又不得不親自出徵。吳鎔的死對曾國藩打擊更甚，吳鎔身任湖廣總督，既是曾國藩的老師，又是他強有力的後臺。若吳鎔仍在，處處有人幫他說話，或許不至陷入後來那樣的政治困境。可見，曾國藩堅持不輕易出省作戰的方針，雖然使他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但同時也使他贏得了充分的準備時間，為其後的軍事勝利打下了基礎。
很多人明知道自己手中拿的是雞蛋，還奮勇地向石頭碰去，結果可想而知了。這樣的人不但不會得到別人的讚許，甚至是同情，還會被別人譏諷。這樣的人不但成不了大事，反而連自己的一點兒老本也摺進去了。在這方面，我們應該學學曾國藩的“絕情”手段。
一日一心得
蘇洵在《強弱》中說：“忘其小喪，志其大得。”意思就是說，不要在意於小的失敗而一心希望得到大的收穫。也能夠引申為為了大的利益可以放棄小的利益。反過來說，毛羽未豐時不要急著展示自己的力量，這樣過早地洩露自己的底牌，只會讓自己處於被動的境地。
大處著眼，小處著手
曾國藩語錄：古之成大業者，多自克勤小物而來。
立大志的人很多，卻少有成大業的。究其原因，固然和能力、機遇有關，也和他們行事的方式密切相關。一些人有了遠大的志向後，變得好高騖遠，總是盯著大目標，卻不願意從眼前的事情開始做起。他們覺得志在遠方，眼前的“瑣事”會羈絆自己，會耽誤自己去實現遠大的目標。其實，老子早就告訴過我們：“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於細。”我們也早就學過“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的道理，殊不知，大的目標的實現就是實現一個個小目標積累的結果。所以，那些只盯著大目標卻不願意從身邊“瑣事”做起的人，最後往往是一事無成的。
老子還說：“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老子告訴我們，那些聖人始終不直接去做大事，所以能夠成就大的功業。成功不是一蹴而就的，總是由小到大的不斷積累。儒家的成功學為每個人設計了由修身而齊家，由齊家而治國，進而平定整個天下的道路，就是一條由小處開始向遠大目標前進的路徑，曾國藩正是沿著這樣一條道路成就大事的。
眾所周知，曾國藩的成功之路是從修身開始的。而唐鑑和倭仁這兩位理學大師在曾國藩的修身方面是幫助最大的。唐鑑教導他說，要精通理學，先應專治一部經典，從識字明義開始，一字通則一句通，一經通則其他諸經可以旁及。積少成多，逐漸長進。倭仁教導曾國藩一些具體的檢身功夫。倭仁告訴曾國藩，每天從早起到入睡，一舉一動，坐臥飲食，都嚴格要求，並且記下札記，以備反省。這一點對曾國藩影響極大。從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一月三日起，曾國藩開始寫日記，時時反躬自省。第二年一月七日，曾國藩為自己訂立了一個課程表，表示“從此立課程。新換為人，毋為禽獸”。這個課程分為：敬、靜坐、早起、讀書、讀史、謹言、養氣、保身、日知所亡、作字等十幾個欄目，對自己的生活進行全面規劃，嚴格規範。為此，他還特地印製了一批日記本，按上述十幾個方面分成欄目，隨時填寫。
後來，曾國藩對此有一句總結性的話:“軍中閱歷有一年，益知天下事當於大處著眼，小處下手。”不只是治軍，舉凡天下事他認為都該如此。大處著眼，主要指眼中有大的目標，小處下手，按他自己的解釋，就是“屏去一切高深神奇之說，專就粗淺纖悉處致力”。這一“大”一“小”，最要緊的，實質是“小處下手”。
曾國藩有一篇筆記小品叫《克勤小物》，是這樣寫的：“古之成大業者，多自克勤小物而來。百尺之樓，基於平地；千丈之帛，一尺一寸之所積也；萬石之鐘，一銖一兩之所累也。王之聖，而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周公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仲山甫夙夜匪懈，其勤若此，則無小無大，何事之敢慢哉？諸葛忠武為相，自杖罪以上，皆親自臨決。杜慧度為政，纖密一如治家。陶侃綜理密微，雖竹頭木屑皆儲為有用之物。朱子謂為學須銖積寸累，為政者亦未有不由銖積寸累而克底於成者也。……”
曾國藩的認識上是這樣，實踐中更是這樣。凡事他都從大局、大處考慮，但是在小處、細節上有很有章法。比如：他一生中，堅持早起，每日必讀數頁書，堅持親自寫家書、批稿，以勤儉自戒，從不敢違背。正是在這些小事上能認真對待，才保證了他巨集大目標的實現。
在治軍上，他親自制定湘軍營規，營中必須有三勤，勤點名，勤操練，勤站牆子(防守營牆)。他還親自去點名、看操、站牆子，給下屬做表率。其用意是，勤點名則士兵不能私出遊蕩，勤操練則士兵體魄強健、技藝嫻熟，勤站牆子則日日如臨大敵，戰時方能鎮定。有了這三勤，士兵便人不懶散，精力旺盛，鬥志常存。營規還規定，士兵每逢朔望日必須向長官請安，表面看，請安只是行一個普通禮節，實質上則是為了養成士兵“尊上敬長，辨等明威”的心理，以便戰時服從號令。對營中幕客，曾國藩則以不睡懶覺、不撒謊兩件事嚴繩他們。曾國藩認為，能做到不睡懶覺、不撒謊，便是做到了“誠敬”，能“誠敬”，就能負巨艱，當大難。
初練湘軍時，每逢三、八操演，曾國藩都親自訓話，一講就是兩三個鐘頭。許多營規都是他親自起草的，並寫成字。他還親自起草了通俗的《水師得勝歌》《陸軍得勝歌》和《愛民歌》，讓士兵誦唱。還有比如地形勘察，他要求主將領要親自進行，不能依靠道聽途說。對武器軍械，他更是關心備至，對規格都作了明確規定。如規定矛杆用的竹子必須是“老而堅者”，桐木必須是“小樹圓身，大樹鋸開者不可用。”鄒壽璋辦事很樸實仔細，曾國藩委派他專門負責軍械，但他自己也毫不放鬆，都要親自檢查。有一次做的矛杆不合格，立即下令重做。曾國藩還親自研究炮子的打造，他發現用熟鐵要比生鐵好，便改用熟鐵，解決了炮子“經藥輒散”的問題，並且使射程增加了一里多。
用曾國藩自己的話說，就是“我用一功，實腳踏實地，不敢一毫欺人。”作為一個堂堂統帥，不沉溺於巨集觀指導，而是具體入微地指導和操辦普通軍務，結果使一支軍隊成了自己得心應手的工具。
任何事情都是這樣，那些所謂志向大、不務實的人，他們認為小事情很容易，所以不屑去做，總想做難的、大的事情，好像那樣才是成功。可是他們並不知道，從做小事情開始，大事情才能變成小事情；只有從做容易的事情起步，難事情才能慢慢變成容易的事情，那些難的、大的事情到最後都不存在了，你的成功也就順理成章地到來了。
一日一心得
大事是由小事組成的，那些總想著做大事的人，反而做不成大事，因為總會被小事擋住前進的路；難事是由一個個容易的事構成的，那些不屑於做容易的事的人，沒有機會做難事，因為他連容易的事都解決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