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所為有所不為，有所變有所不變”。不管是進還是退，變還是不變，為還是不為，曾國藩都能做得恰到好處。“養得一寸春意思，撐起兩根窮骨頭。”這兩句話細細咀嚼，真是韻味無窮。曾國藩藏鋒露拙，柔中有剛，可進可退，正是這種思想，使他能夠方圓自在、遊刃有餘地卓然立世幾十年。
把眼光放長遠
曾國藩語錄：凡天下事，慮之貴，詳行之貴，力謀之貴，眾斷之貴獨。
聰明人總是用更多的精力來考慮未來，注重發展和結果。做任何一件事情，眼光要長遠，不為一時的得失而斤斤計較。而還有一些人只考慮到當前利益，鼠目寸光，忽視長遠利益。
聰明人的立足點是大贏，是大格局的，不是小家子氣的，不以自我目的為中心，而是以公利為出發點的，他們追求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最大化。
美國第九位總統威廉?亨利?哈里森小時候曾有一段時間被人認為很傻。為什麼呢？鄰居們做過這樣的試驗：拿出一個五分的硬幣和一個十分的硬幣，讓小哈里森從裡頭挑一個，小哈里森每次都拿那個五分的。每次都屢試不爽，大家均以此為樂。
一個外地人路過此地，聽說這件事後，親自試驗了一回，果然和大家說的一樣。外地人仔細觀察小哈里森的言行後，拍拍他的肩膀笑著說：“小朋友，你一點也不傻，你很聰明。”小哈里森也笑了。
後來，終於有人想明白了為什麼：如果小哈里森拿了十分的硬幣，下次就不會有人去做這樣試驗了，他每次五分的收入就將終止。小哈里森原來是棄眼前的小利來保留長遠的利益，小小年紀，就有這樣的長遠眼光，可真了不起！鄰居們都讚歎不已。
一個人在成功的道路上能走多遠，首先要看他站得夠不夠高，看得是不是遠。只有看得長遠，他才能對自己以後要做的事情心裡有底，才知道自己行進的方向，以及需要為此採取什麼樣的行動。眼光長遠的人往往不容易被眼前的得失所迷惑，他們往往能夠執著於自己的目標，從而擺脫眼前小利益的**，衝破困境的束縛。因為他們能夠很清楚地看到未來的遠景，所以他們能意志堅定，矢志不移。
蘇秦、張儀是戰國時期有名的縱橫家，他們都拜在鬼谷子的門下，兩個人也是很好的朋友。
蘇秦出道較早，成功也很順利，而張儀初出道時鬱郁不得志，不知前途如何。看到蘇秦已成大事，便想投身門下，找到一條晉升之路。於是，他來到蘇秦門下，但是一連幾天，蘇秦都沒有來見他。張儀被安排住下後，心中很是不痛快，原本想有個發達的老友，自己能夠藉助他也發達一回，沒想到，蘇秦不但沒有熱情地款待他，相反，吃飯的時候，還安置他在最末的位子，吃著僕役們才吃的粗飯。蘇秦還用話語羞辱他，說：“以閣下的才幹，怎麼會潦倒到如此地步呢？我實在沒有法子幫你，你還是靠自己的運氣罷！祝你好運了。”
遠道而來的張儀，帶著滿腔的憤怒離開了蘇秦的住處，下定決心憑著自己的才能，與蘇秦一爭高下。
張儀走了以後，蘇秦暗中派人沿途用接濟他，支援他進行遊說秦國的工作。蘇秦的門人們很奇怪，問蘇秦為什麼這麼做，蘇秦說：“張儀的才幹，在我之上，我怕他為了貪圖一時的眼前小利，過分安於現實而喪失了鬥志。所以，我侮辱了他一番，以便激起他上進的決心。”
張儀是幸運的，幸運的是他有這麼一位好朋友。並不是所有的人都有這樣眼光長遠的朋友的，所以，那就要自己不斷提醒自己、激勵自己，讓自己的目光始終盯著遠方，讓自己沉浸在實現遠大目標的行動之中，這才是最為重要的。
我們都知道，曾國藩的戰術指揮能力很差，只要是他親自指揮的戰役，幾乎沒有不失敗的。但是，曾國藩的長處在於，他具有豐富的經驗，具備高屋建瓴的戰略頭腦，擅長從大處著眼，從長遠出發，善於整體的戰略謀劃。
1851年，太平天國農民起義爆發。清廷正規軍綠營一觸即潰，節節敗退。1853年1月，曾國藩以在籍侍郎被咸豐帝任命為團練大臣，負責湖南的自保。曾國藩在寫給學生的信中，縱論了當時的軍事形勢，提出了“湖北省的存亡，關係到天下全域性的安危”的觀點。這一觀點，在當時可謂眼光獨到，深謀遠慮。而且朝廷讓曾國藩辦團練的目的只是為了湖南一省的自保，而曾國藩比朝廷想得更為長遠，他以剿滅太平軍為己任，想於此改革軍制，建立一支體制外的軍隊。
由於朝廷上下對國家正規軍綠營心存幻想，在南京周圍相繼建立了江北大營、江南大營，寄望江南、江北兩大營攻破太平天國首都天京。這在曾國藩看來，並不是最優的決策。清政府的著眼點只侷限於東南一隅，用兵的重心也只關注南京一城的得失，並沒有意識到必須著眼於與太平軍爭奪整個長江流域，才能最終攻破南京。
曾國藩的考慮無疑是長遠的，也是全域性的。他認為，必須首先控制長江中上游地區，先武漢，次九江，再安慶，這樣由上而下，既解除了太平軍北上之憂，又將太平軍壓縮在江南一隅，有利於克復南京。後來的事實也證明，曾國藩的長遠考慮比清政府的部署要高明許多。
1854年初，太平軍西征軍從安徽向湖北挺進，先後拿下了安慶、九江、漢陽、省城武昌告急，清政府軍隊在太平軍的強大攻勢面前狼狽不堪，被太平軍牽著鼻子走，搞得團團轉。正在清政府慌亂無奈之際，曾國藩給朝廷上了一個奏摺，認為要解除太平軍的威脅，消滅太平軍，就不能顧慮眼前的得失，而應從長遠的戰略來考慮。他說：
論目前的警報，那麼廬州是燃眉之急；論長遠的發展，則武昌為必爭之地。為什麼呢？能保住武昌，就能控制金陵的上游，就能鞏固湖北的門戶，就能打通兩廣四川的餉道。如果武昌不保，那麼就會成割據之勢，這是最值得擔憂的。
因此，他主張集中安徽、江西、兩湖、兩廣的兵力，先與太平軍爭奪武昌，然後由上而下，沿著長江攻佔兩岸重地。
咸豐皇帝同意了曾國藩的建議，按照曾國藩的戰略部署，湘軍在攻下武昌後，順長江而下，連連攻破太平軍的防線，重創太平軍。
1859年2月，曾國藩針對石達開率數萬太平軍入浙、入閩，又轉入贛南，使江西湘軍處於東、南、北三面受敵的不利形勢，及時向咸豐皇帝上了一道很有長遠戰略眼光的摺子《通籌全域性折》。他全面論述了當前的形勢，和應該採取的應對之策。他說：“就全域性來看，要敢於捨棄小利而圖大利，捨棄枝葉而圖根本。”他指出：“論長遠戰略和大局的輕重，應該集中力量進攻江北，以便早日肅清中原；論目前的緩急，則應該先攻景德鎮，以便保全湖口，先鞏固南岸。”於是湘軍集中兵力進攻景德鎮。這一戰略部署被證明是非常成功的，不僅改變了被動局面，而且為後來進軍安慶奠定了基礎。
朝廷的短視，只盯著太平天國的首都南京（天京），就想一舉攻破天京。但既然是首都，自然防衛是最嚴密的，直接攻破天京談何容易。儘管朝廷阻止了江南、江北兩個大營，不但沒有攻下天京，反而招致江南、江北大營全軍覆沒，清軍在整個戰略形勢上也更加被動起來。
針對這種被動局面，曾國藩認識到是朝廷戰略眼光短淺的緣故，為此，他提出要想攻破南京，必先駐重兵於滁州、和州，而後可以打破南京的外部屏障。而要駐兵滁州、和州，又必先圍攻安慶，以攻破陳玉成的根據地，並迫使陳玉成前來決戰。
結果證明了這一戰略決策的高明。清軍由武漢、九江、安慶、南京，一步步地控制了長江流域，在戰略上佔盡了優勢。曾國藩曾說：“我對於大利大害所在，都能悉心考究。”他還說：“用兵以審勢為第一要義”，“勢就是大局大計”。還說：“應該從大的地方去分清界限，不要斤斤於小處去剖析微芒。”這個大利大害、大局大計，就是長遠眼光和戰略重心的所在。
正是因為曾國藩始終站在戰略全域性的高度，堅持用長遠的眼光審視未來的發展趨勢，才能根據形勢制定出有利於全域性、有利於戰略勝利、有利於長遠利益的戰略部署。他看重的是長遠的戰略，而不是一城一池的得失，所以湘軍雖然在區域性的戰鬥中不斷吃敗仗，但在戰略態勢上卻越來越有利。而太平天國儘管在區域性的戰役上取得了一些勝利，但整個戰略態勢卻越來越不利。我們常說笑到最後的人才是勝利者，這就是湘軍最終能夠將太平天國鎮壓下去的重要原因之一。
這就像下棋，高手能看出五步七步甚至十幾步棋，棋力一般者只能看兩三步。高手顧大局，謀大勢，不以一子一地為重，以最終贏棋為目標；低手則寸土必爭，結果在辛苦中屢犯錯誤，以失敗告終。
一日一心得
眼光長遠的人往往能看見別人所不能看見的東西，能夠掌握事物發展的未來趨勢，因而能先行一步。在我們這個競爭日趨激烈、創業變得很艱難的時代裡，眼光長遠是成功不可或缺的元素。短視者只能迎接失敗，即使他們曾經擁有過很優越的條件。他們往往被眼前的利益所迷惑，在透支享受今天的同時，忘記或忽略了給明天播種，最後只能被明天拋棄。
凡事留有餘地
曾國藩語錄：留一分餘地，可迴轉自如，不留餘地，則易失之於剛，錯而無救。
在人物雕刻中，尤其是人物面部的雕刻技法中有這樣一個原則：眼睛要先刻小一些，而鼻子要刻得大一些。因為眼睛小了，還可以刻大，鼻子大了，還可以一點點刻小。總之，都會為進一步完善留有修飾的餘地。
清人朱柏廬勸誡子嗣：“凡事當留餘地，得意不宜再往。”曾國藩說：“留一分餘地，可迴轉自如，不留餘地，則易失之於剛，錯而無救。”意思是說，凡事留一分餘地，則可週旋迴轉，靈活自如；凡事不留餘地，則容易失之於剛硬，一旦做錯則無可補救。
曾國藩認為，人生一世，萬不可使某一事物沿著某一固定方向發展到極端，而應在發展過程中充分認識、冷靜判斷各種可能發生的事情，以便有足夠的條件和迴旋餘地採取機動的應付措施。特別是在權衡進退得失的時候，務必注意適可而止，見好就收，切不可趕盡殺絕。這一道理在許多事件中都得到了證明。
1792年2月，拿破崙進軍羅馬，在謝尼奧之戰中，抓到了大批義大利俘虜。在“殺”與“放”之間，拿破崙做了充分的考慮，最終他決定釋放全部的俘虜，並且，他用義大利語給俘虜們做了演講。在高談所謂義大利自由和教皇制度的種種弊病以後，他真誠地對義大利俘虜們說：“我是為你們的幸福到這裡來的。現在你們都自由了，請你們回到家裡告訴你們家鄉的人：法軍是宗教、秩序和窮人的朋友！”本以為會被殺的義大利人驚喜萬分，他們心中對法軍的恐懼立刻化為了對拿破崙的感恩之情。結果，釋放的俘虜成了法軍的義務宣傳員，稱拿破崙是真正愛義大利的人。
拿破崙的這一“人情留一線”的高招見效極快，隨著訊息的迅速傳開，法軍很快就有了“群眾基礎”。這為後來拿破崙在義大利採取軍事行動和對其進行統治創造了很好的條件。
試想，如果拿破崙處於高位時趕盡殺絕，將俘虜殺得一個不留，雖然也能達到“威名大振”之效，但想必他對義大利的征途就不會那麼順利了。
對待用兵打仗這等大事如此，對待生活、工作中的小事亦是如此，說話留點餘地，就不會因為“意外”的出現而下不了臺；做事留有餘地從而可以從容轉身，方可避免走向極端，斷了自己日後的退路。
曾國藩在處理人際關係時一直奉行一個原則：凡事給對方留有餘地，既不讓自己違反大的原則，也不完全拒絕對方的要求。比如說，曾國藩常在家中勸父教弟，不要干預地方的事。可是，有些時候，他的一些親朋好友難免會因一些萬難之事有求於他，其中不乏一些實有冤屈之事。卻之，於情於理不忍，助之，又恐貪干預地方公務或有以勢凌人之嫌。這時，曾國藩只好對來求者做出那種“道似無情卻有情”、“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曲意相助之舉。
曾國藩還是一個非常善於容人的人，他主張，為了處世要“舉止端莊，言不妄發”，待人接物時多為對方留一點餘地。
對於身處廟堂之上的曾國藩來說，趨炎附勢之徒自然不會少，其中不乏熱衷於仕途，卻又故作清高的所謂“大儒”。但是，曾國藩依然將他們接納下來，給予禮遇。
很多人對曾國藩的舉動非常不解，其中便有一個叫李鴻裔的年輕人。他看不慣這些號稱理學大師的腐儒。但是，雖然他多次向曾國藩諫言，曾國藩卻依然故我，並不多加解釋。
一日，李鴻裔在曾國藩的案上，看到一個大儒寫的一篇章《不動心說》，中為了標榜自己的清高，寫了這麼兩句：“將吾置於二八佳人之側，問吾動好色之心乎？曰：不動。”李鴻裔為了譏諷這個言不由衷的大儒，信筆在章的後面題道：“二八佳人側，紅藍大頂旁，爾心都不動，只想見中堂。”
當晚，曾國藩見到了這篇章和李鴻裔的題字，命人立刻將李鴻裔召來訓之：“雖然這些人多為欺世盜名之徒，言行不能坦白如一，但他們之所以還能夠豐厚的待遇，憑藉的正是這些虛名。可是你一定要揭露他們，使他們失去了衣食的來源，那麼他們對你的仇恨，絕不是言語就可以化解的，這不是自取禍端麼？”李鴻裔聞之不禁汗顏，明白了曾國藩此舉的意圖，從此開始注重“內斂”。
這件事告訴我們：做人不要做絕，說話不要說盡，待人處世，需要留有餘地方能進退自如。
在處世中，萬不可把事做絕，要時時處處為自己留下可以迴旋的餘地，就像行車走馬一樣，你一下賓士到山窮水盡的地方，調頭就不容易，你留有一些餘地，調頭就容易多了。俗話說：“過頭飯不可吃，過頭話不可講”，很有道理。另外，在大多數情況下，要特別注意才不可露盡，力不可使盡，在辦任何事的時候，都要多用點“太極推手”的功夫，永遠儲存一些應變的能力。
在待人方面，答應別人時，注意使用“模糊語言”，以便自己贏得主動；在拒絕別人時，不妨先拖延一下，最好不當面拒絕，答應考慮一下，給自己留點回旋的空間，以便使自己“進退有據”；在批評別人時，特別是有多人在場時，最好“點到為止”，以維護對方的自尊；在與人爭論或爭吵時，切忌使用“過頭話”、“絕情語”，以便讓對方體面地下臺。
在處事方面，對一些不太好把握的事，千萬不要明確表態，東拉西扯，多說點無關痛癢的話；對那些表面看來無關大局的事，也要含蓄地處理，巧妙地避開疑難之處，以免引火燒身。另外，對於某些難以回答而又不好迴避的問題，不妨含糊其辭，來一番隱晦籠統的回答，如“可能是這樣”，“我也不太瞭解”等等，以給自己留有餘地。
一日一心得
俗言道：“凡事留一線，日後好見面。”“留”在這裡，是一門藝術，一種境界，一種品格，一種道德，一種氣度。凡事留餘地，看似是給別人方便，其實是給自己留退路。
榮耀不可過早享用
曾國藩語錄：有福不可享盡，有勢不可使盡。
所謂否極泰來、物極必反，任何一件事情發展到了極致就必然會朝著相反的方向轉化，正是“花無百日紅”，花開到最豔的時候就是快凋謝的時候了，要想花開的時間維持得長一些，就不能讓花開得太豔，這樣花總是開不到極盛的狀態，他就不會那麼容易凋謝。樹上的果子熟透了就會自己落下來，往往遍體鱗傷，而那些還沒有熟透的則可以穩坐枝頭。因此，對於一個人來說，榮耀不可過早享用，更不可用盡。否則，就不是享受榮耀，而是在受罪了。
北宋大學家王安石有一篇眾人皆知的章，叫《傷仲永》。說的是：金溪縣有一個世代以耕田為業的農家，家裡有個小孩叫仲永，小仲永長到五歲的時候，還從來沒有見過詩書筆墨等讀書寫字的工具，可是突然有一天哭著喊著要這些東西。家裡人對此感到很奇怪，可是家裡從來沒有讀書人，只好找鄰居借了來。小仲永看到這些東西很高興，於是當即寫了四句詩，並且還自己題寫上自己的名字。詩的立意也很高，是以奉養父母、團結同宗族的人為內容的。由於家裡人都沒有讀過書，所以，父親就把這首詩拿給全鄉的秀才看。那些秀才們很是驚異這詩是出自一個五歲的孩童之手。於是，就試驗他。他們隨意指定事物，讓小仲永做詩。結果小仲永都能立即完成，而且詩的採和道理都有值得觀賞的地方。於是，小仲永的名氣遠播，同縣的人也都對仲永感到奇怪，漸漸地都以賓客的禮節來款待他的父親，甚至有人用錢財和禮物來討取仲永的詩。他的父親一輩子務農，看到這麼容易就能發財致富，於是每天不停地拉著小仲永四處拜訪同縣的人，給人做詩，而不讓他學習。
一個五歲的孩子能有這樣的舉動，確實是有一定的天賦，如果加以培養，將來必能成才。可是小仲永的父親目光太短淺了，太貪圖眼前的利益了。最終導致的結果是：小仲永十二三歲時寫的詩已經出現了退步，不能和以前相比了；等到小仲永二十歲左右的時候，他的天賦已經沒有了，和普通的人沒有什麼區別了。
一個人即使有很大的榮耀，這個榮耀也能帶來很大的好處，也不要過早使用它，更不要把它用盡了，要保持低調的態度。否則，過早享用，用盡了，儘管可能當時確實很風光、很快意，但是，已經滋生了惡的因素在裡面，遲早會為此付出代價。
佛裡禪師在當主持時，五祖法演送了他“法演四戒”，他是這樣說的：“勢不可使盡，勢要用盡，禍一定來；”人們往往是順著“勢”去做某些事的，但沒有想到，勢盛的時候，不知不覺地就播下了毀滅的種子。“福不可受盡，福若受盡，緣分必斷。”就像那些愛打扮的女子，整天顧影自憐，紅顏老去，也只好自嘆“紅顏多薄命。”“規矩不可行盡，若規矩行盡，會予人的麻煩。”這就是，“好話不可說盡，好話基說盡，則流於平淡。”任何好話都不必說的過於直白，否則別人聽起來就索然無味。
曾國藩認為“有福不可享盡，有勢不可用盡。”用盡了就有可能朝禍患方向發展。所以常以“花未全開月未滿圓”來勸誡自己浮躁的好勝心，控制自己的前進節奏，這是一種聰明的舉動。
曾國藩透過研究歷史上的官宦之家發現：大多數的官宦之家基本上經歷一代後就衰落了，有的甚至徹底衰敗了。但同時他也發現，一個雖很富有，但是卻很低調的商賈之家卻可以延續三四代，簡樸的耕讀之家可以延續五六代，而如果是孝道之家，還可能延續八代到十代。這個研究發現讓曾國藩驚出了一身冷汗，由此，他教導自己的子女，同時也是自己堅決地做到不過早享受榮耀。他深知一人得道，仙及雞犬的事情，他說：“做官的人總是比一般的人有更大的權力，而且，如果你的官足夠大，那就會有些事情你沒有想到，但是已經有人替你想到了。家人也會跟著你尊貴、風光起來，家人說話也會變得有分量，做事情就會有很多的方便之處。所以，做官的人就要保護對自己的一言一行非常謹慎，對自己家人的行為也要高度注意。”
曾國藩說到了，也做到了這些。在很快被提拔為朝廷的三品大員後，按朝廷的規定，要把藍呢轎換成綠呢轎，同時護轎的人也要再增加兩個人，而且還要配備引路官和戈什哈。這是朝廷對官員的待遇，也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徵。其他人都這麼做，但是曾國藩卻不這麼做，不但轎子還是藍呢轎，連引路官和扶轎的人也都省了，只是增加了兩名戈什哈做護衛。
曾國藩這麼做是秉承了自己一貫的做人原則的，那就是低調做人，避免享用自己的榮耀。因為，朝廷有規定，四品以下的官員在路上遇到綠呢轎是要停下來讓路的。否則，綠呢轎的護衛儘可以上去將不開眼的官員從轎子上拉下來。不但如此，還可以上交吏部按違制治罪。曾國藩自然也深知這一點，他不想這麼招搖，所以，堅持還坐自己的藍呢轎，保持其低調的本色。
後來，曾國藩又升至二品，按朝廷的規定，三品以上的官員就可以乘八人抬的八抬大轎。後來任湖廣總督的官還特地為他薦舉了四名轎伕，但都被他婉言謝絕了。曾國藩知道，自己的收入有限，不想養那麼多的閒人。更主要的是，自己還年輕，不想太招搖。再說了，此時還不是享用榮耀的時候，否則會給自己帶來禍端。曾國藩也常常教導子女，要求他們也不可享用這樣的榮耀，並多次向子女講述過分招搖必然會招致禍端的道理，所以，曾家的孩子一直都堅持低調。
很多時候，人們常被眼前的榮耀迷惑，不明白“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的道理，不知道適當的放棄反能贏來更多的得到，以致忽視了對生活樂趣的享受和對生命境界的提升，使榮耀發揮了其反作用。
一日一心得
有一種美術手法叫做留白，就是在作品中留下相應的空白。拙劣者常常把畫面畫得滿滿的，卻破壞了視覺的美感，高明者往往留下空白，反倒能給人留下自由想象的空間和回味不盡的意味。留白是畫家的技藝，更是生活的智慧。
在言語上留白，不把話說滿，可以免生過失；在行事上留白，不把事做絕，可以減少是非；在思想上留白，不胡思亂想，可以省去煩惱；在**上留白，不得隴望蜀，可以規避禍患；在交際上留白，不抹煞距離，可以保持尊重；在飲食上留白，不暴飲飽食，可以益壽延年；在飲酒上留白，不肆意酗酒，可以養生保健……
以退為進真智慧
曾國藩語錄：吾見進而不己者敗，未見退而自足者亡。
軍事上有種說法叫“進攻是最好的防禦”，意思就是說單純守是守不住的，龜縮並不能保證不被對方攻克。我們看體育比賽，比如足球比賽，總會看到這樣的場面：當一方龜縮在自己的半場拼命防守，另一方壓過半場拼命進攻，拼命防守的一方雖然將自己所有的球員都佈置在球門前防守，但是在對方的狂轟濫炸下仍不能保證球門不被攻破；拼命進攻的一方看起來很強勢，但是往往只顧著進攻而被對方偷襲得手，反而丟了球。只有在立足防守的同時加強進攻，才能給對方足夠的壓力，也只有在進攻的同時做好防守才不會給對方可趁之機。
一些人為人處世也是這樣，總是一副咄咄逼人的樣子，以為這樣才顯得自己有分量，別人才會重視自己。而有的人則遇事唯唯諾諾、裹足不前，生怕露個腦袋就會被別人看見。其實，這兩種極端的方式都是不可取的。為人處世要懂得進退，不可一味地前進，也不可一味地後退。要把握好“進退規則”，該進時不妨進一尺，該退時何妨退一丈，進退有態，才不至進退維谷。**有過一句名言：拳頭收回來，是為了更有力地打出去。這句話道出了“退”的真正意義，所謂暫時的“退”正是為了更好的“進”。
《菜根譚》上說：處世讓一步為高，退步即進步的張本；待人寬一分是福，利人實利己的根基。這句話的意思是：為人處世遇事都要有退讓一步的態度才算高明，因為讓一步就等於是為日後進一步做好準備：而待人接物以抱寬厚態度為最快樂，因為給人家方便實際上是日後給自己留下方便的基礎。
曾國藩領悟到了“於名利之外須存退讓之心”的做人真諦，並參透了“進退之機”等處世哲學。修煉出一整套“能屈能伸”的做人之道，成為中國近代史上響噹噹、硬邦邦的人物。
曾國藩經常給家人和下屬講這樣一個故事：
有一家人，一天，家中的老翁請來了一位貴客，準備留這位貴客在家吃飯。一大清早，老翁就叫兒子到市場上去買菜。但是，時間已近中午，兒子還沒有把菜買回來，老翁很著急。就到視窗去看，只見在離家不遠的地方，在一條田埂上，兒子正挑著菜擔子與一個挑著京貨擔子的人面對面地站著，互不相讓，阻在那裡了。
看到這種情況，老翁急忙出門，趕上前去婉言說道：“老哥，我家中有客，待此用餐。請你往水田裡稍避一步，待他過來，你老哥也可過去，豈不是兩便麼？”
那個人說道：“你叫我下水，怎麼他下不得呢？”
老翁說：“我兒子個子矮，要是下到水裡，擔子裡的菜就被水浸溼了。你老哥個子高，下到水裡也碰不到水。因為這原因，我才請你讓一下。”
那人說：“你兒子的擔子裡不過是些蔬菜果品，就是浸了水也可以將就著吃。我的擔子裡全是京廣貴貨，萬一沾上一點水，就不值錢了。我的擔子比你兒子的擔子貴重，怎麼叫我讓路呢？”
老翁想，與其在這裡浪費時間勸告，還不如主動示弱，便說：“來來，這麼辦吧：我下到水田裡去，你再將貨擔交付與我，我頂在頭上。請你空身從我兒旁邊過去，我再將擔子奉還。怎麼樣？”並且當即低下身子解襪脫履。那個人見老翁如此，反而覺得不好意思，說道：“既然你都讓步，我也沒有道理占強。乾脆我下田吧。”
結果，與人方便，與己方便，兩不耽誤，老翁在妥協中贏得了主動，贏得了時間。
曾國藩之所以老生常談，自有他的道理，他是想透過這個故事告訴家人和下屬：退讓，可以贏得扭轉不利形勢的機會。對方如果主動退讓，表示他有力不從心之處，他也需要喘息，說不定他是要放棄這場“戰爭”；如果是你提出，而他也願意接受，並且同意你所提出的條件，表示他也無心或無力繼續這場“戰爭”，否則他是不大可能放棄勝利的果實的。因此退讓可以創造“和平”的時間和空間，而你便可以利用這段時間來引導“敵我”態勢的轉變。
隨著湘軍實力的不斷增強，尤其是湘軍攻陷天京後，朝野上下彈冠相慶，但是曾國藩並沒有被勝利衝昏頭腦，他清楚地認識到了自己尷尬的處境：一方面他為朝廷立下了汗馬功勞；另一方面他位高權重，尤其是湘軍實力太強，皇權感到了威脅的存在，因而在嘉獎的同時採取了打壓、排擠的策略。曾國藩自己沒有背叛之意，但是湘軍的一些重要將領，面對朝廷的壓制很是不滿，面對這一切，曾國藩雖然也感到了不滿，但他絕不贊同其下屬提出的脫離清王朝以自立的主張。
曾國藩對朝廷的做法採取的是以曲求伸、以退為進的自全之策。首先，他對咸豐帝的猜忌和朝廷的壓抑表現出謙卑恭順的態度。咸豐四年(1854年)四月，曾國藩兵敗靖港，湖南藩司徐有壬會同陶恩培揭發其敗狀，請巡撫彈劾罷了湘軍。曾國藩驚恐萬狀，搶先奏請將自己交吏部治罪，他以為這樣做就可以獲得朝廷的從寬發落，沒想到咸豐帝下旨“交部嚴加議處”。於是曾國藩被革職，戴罪領兵作戰。七月，曾國藩率師北征，連克嶽州、武昌、漢陽、田家鎮。九月初五，咸豐帝聞報非常高興，下令賞給曾國藩二品頂戴，令其署理湖北巡撫。但七天後，咸豐帝改變了主意，只賞給他兵部侍郎的虛銜，並催令他迅速東下，攻收贛、皖。咸豐帝的做法表明了他對曾國藩集團的不信任。曾國藩深知，自己的集團在軍事、政治、財政上表現出的相對獨立極大地觸動了皇權的利益，因而清廷才對他進行壓抑、排擠和打擊。
但對於清政府作出的一切決定他都表現得謙卑恭順。直到咸豐十年(1860年)，曾國藩頭上還頂著侍郎的烏紗帽。在屢遭挫折以後，曾國藩深刻認識到對朝廷的壓抑始終採取退讓妥協的辦法並不是上策，因此他同朝廷展開了有禮有節的鬥爭。如果說一開始是退讓的話，那麼現在他要“進攻”了。
他從穩定湘軍集團內部入手，使湘軍集團形成了鐵板一塊，朝廷也不敢輕易對其下手了。他還大造輿論聲勢，他們自然不敢公開攻擊朝廷，但對朝廷所重用的頑固派官僚，他們卻肆無忌憚地予以貶抑，另外他們開始“自我吹捧”，為自己爭取主動，即使朝廷怪罪下來，也可以“名滿天下，謗亦隨之”為藉口，巧妙地搪塞過去。他也會向朝廷主動爭取一些權利，這些都是主動“進攻”的策略。
後人對此評價說：曾國藩一方面向清廷表示讓步，採取以曲求伸、以退為進的自全之策；另一方面，到了涉及集團根本利益的關鍵時刻，又毫不遲疑地站在曾國荃、彭玉麟等人的立場上，與清廷進行鬥爭。處於政治漩渦中心的曾國藩，只能戰戰兢兢，如履薄冰，以嫻熟的政治謀略化險為夷，不能不說是有著過人的手腕和智慧。
他曾對其弟曾國荃說：“古來成大功大名者，除千載一郭汾陽外，恆有多少風波，多少災難，談何容易？願與弟兢兢業業，各懷臨深履薄之懼，以冀免於大戾。”曾氏之心，由此可見。
一日一心得
“退讓”有時候會被認為是屈服、軟弱的“投降”動作，實際上並非如此。退讓其實是非常務實、通權達變的生存智慧。適時的退讓可以避免雙方矛盾的激化，避免兩敗俱傷；退讓有時還可以改變現況，轉危為安。它是戰術，也是一種韜光養晦、尋求生存的大謀略，更是立身於社會，功成名就、圓潤通達不可不知的方法和技巧。
迂迴曲折，藏巧於拙
曾國藩語錄：1.有求於上，委婉而言，頗得實惠，步步高昇。
2.凡兵勇須有寧拙毋巧、寧故毋新之意，而後可以持久。
我們經常聽到別人說“有話直說”，而如果你信了他的話真的直說，那你就要得罪人了。有些話是不能直接說的，這時候就要拐彎說。尤其是指出對方的不足之處，或者批評對方的行為失當時，你就更不能直說了。人的心理就是這樣，即使他嘴上說“有話直說”，他也絕不願意聽到難聽的“直說”，因為直說的話直擊要害，對人的殺傷力也最大。和人接觸也是一樣，有些人不好直接接觸，那就需要透過朋友介紹，同事引薦。有時候為了消除對方的敵意，放鬆警惕，你更得需要迂迴、曲折、繞彎子、拐圈子，這樣的迂迴戰術才能實現你的目的。
我們都知道“圍魏救趙”這個故事，就是曲線哲學，曾國藩正是這方面的大師。曾國藩在和同僚的相處中，很懂得迂迴，尤其是向朝廷提出要求時，更是委婉曲折，目的是避免朝廷對自己的猜忌。他說：“有求於上，委婉而言，頗得實惠，步步高昇。”他都是儘量不正面提出自己的要求，對於那些比較**、涉及多方利益的問題，他更不會把話挑得太明。
1857年1月，曾國藩在九江勞師後向朝廷上了一個奏摺，目的在於要回李續賓、楊嶽斌所統率的湘軍水陸師，但是他沒有直接這麼說，而是很委婉地向朝廷提出的。他首先強調了李續賓、楊嶽斌所統率的湘軍水陸師，本來是因急人之急，增援湖北而借調給胡林翼的。現在不但武昌已經收復，連蘄州、黃州等沿江城市也已克復。言外之意，就是要求清政府將李、楊統率的湘軍水陸師撥還給自己節制調遣。同時，他還大力宣揚自己舊部李續賓、楊嶽斌部水陸師的赫赫戰功，強調李、楊所部水陸師力量的強大，為湘軍塗脂抹粉。這還不算，他不說自己是李續賓、楊嶽斌所部水陸師的司令，但在奏篇中卻為李、楊所部湘軍請餉、催餉，無意以李、楊所部指揮者自居。雖然曾國藩的目的是要回水陸師，但是沒有一句話是這麼說的，而是繞來繞去，曲意示衷。
按道理說，曾國藩作為湘軍的統帥，要回支援出去的軍隊是理所應當的，但是面對上級，面對同僚，他深知這樣做的效果絕不會太好。因此，他採取了迂迴的辦法，更為穩妥。而胡林翼也是一個有眼色的人，他對曾國藩的用意心知肚明。於是，他有意命李續賓、楊嶽斌統率的湘軍水陸師東下，而自己並沒有隨軍指揮。這就等於給了曾國藩一個暗示，曾國藩自然是心領神會，立即趕來會晤李楊二將，順勢將部隊接收了回來。這也是模糊對策的成功應用，它對於軍心的穩定和團結是有一定作用的。
一個人在做出決策時只講原則，會被人看作是呆板，但只講靈活，又會被看成是圓滑。所以，最穩妥的辦法就是既講原則又講靈活，但是要把握好火候，使兩者有機地結合起來。
在太平軍如何平定這個問題上，曾國藩和朝廷是有分歧的，而且這個分歧還不小。朝廷認為重點在於北防，這也不難理解，所以催促湘軍北上。但是曾國藩認為，要想阻止太平軍北上，最好的辦法就是攻其老巢天京，還有重要的根據地安慶，來個圍魏救趙，這樣他們就會回援這兩個地方，不可能北上了。他說：“自古辦竊號之匪，與辦流寇不同。剿辦流寇，法當預防以待其至，堅守以挫其銳；剿辦竊號之匪，則應剪其枝葉，並搗老巢。”因為“竊號之匪未有不惜死力以護其根本也。”
在曾國藩進駐安慶20餘里外的高橋時，清政府的江南大屏障江南大營潰敗，清政府命令曾國藩前去增援，但是曾國藩苦於分身乏術並沒有聽命。清政府想復甦保浙，但是曾國藩認為必須以上游為立足的根木，江南大營就是因為未佔據上游而失敗的，那麼攻取安慶就顯得尤為重要。蘇常已失，再去花大力氣已經沒有必要，湘軍以兩湖為根本，如果大舉東援，那就失去了依託，這是很危險的。而太平軍東線獲勝後，必然西征，來爭奪上游，這樣湘軍東援，丟失了上游的戰略要地，即使保浙復甦成功也沒有意義了。
當然，曾國藩處在那樣的高位，他自然不能和朝廷對著幹，為此，他採取了迂迴的辦法。他先將大營由宿松移至皖南祁門，並上表朝廷立即組建新軍，作出數月後將大舉東援的表象。實際上還是以攻取上游為主要的戰略目標的。事實證明，曾國藩的做法是正確的。
曾國藩沒有和朝廷激烈爭論或者消極抵抗，而是不斷尋求共識，同時照顧朝廷的面子，在戰略部署上做模糊的處理。這樣不但堅持了自己的既定方針，又避免和朝廷發生正面的衝突。而事實也證明朝廷的看法是缺乏遠見的，所以只好讓曾國藩靈活指揮了。
曾國藩這樣做是首先是以自保為目的的，所謂“留得青山在，不愁沒柴燒”，自己處於明顯的弱勢，去硬碰硬是沒有好下場的。
一日一心得
曾國藩善用迂迴曲折藏巧於拙的處事手段。這裡的巧可以理解為真實的目的、意圖，拙可以理解為所採用的委婉、曲折的辦法。掩藏起自己的真實目的，用迂迴曲折的辦法實現它，就可以減少很多的阻礙，即使遇到同樣的阻礙，但是阻力也要小很多，這樣成功的機率就要大很多。
自強但別逞強
曾國藩語錄：守篤實，戒機巧，守強毅，戒剛愎。
一個人當在自我修煉中強固才能，但不可在逞能鬥狠上逞強；無能則被人欺負，逞能則傷害自己。事業成敗，靠人謀，也賴機遇，不可強求。
關於自強和逞強，曾國藩是這麼說的，他說：“古語云自勝之謂強。曰強制，曰強恕，曰強為善，皆自勝之義也。如不慣早起，而強之未明即起；不慣莊敬，而強之坐屍立齋；不慣勞苦，而強之與士卒同甘苦，強之勤勞不倦。是即強也。不慣有恆，而強之貞恆，即毅也。舍此而求以客氣勝人，是剛愎而已矣。二者相似，而其流相去霄壤，不可不察，不可不謹。”意思是說，一個人自強，就是要體現一種強毅之氣，即由內而外、心平氣和、安重深沉、剛強柔韌的一種氣勢，猶如孟子筆下的浩然之氣，至大至剛至強，充塞於天地之間。所謂強毅，強就是剛強、堅強；毅就是弘毅、柔韌。而逞強也是一種強，卻是一種剛愎自用，是捨棄了堅強、柔韌的品德，而想用氣勢去勝別人，完全是一種虛張聲勢，誇張敷衍而已。所以，曾國藩認為，強毅與剛愎，二者形似，其實質卻有天壤之別。
強毅是一種美德，而剛愎則是人性中最大的敗德之一，它集中了許多惡劣的習慣和性格，如自滿、無知、嫉妒等，是為人處世致敗取禍的一大主因。倔強得過了頭，就變成了一種剛愎。
“剛”是曾國藩性格的本色，在他四次抗旨以保湘軍的事件上表現得最為明顯。有時候過於“剛”了，就變得倔強，達到了剛愎自用的地步。他也因此吃過虧。
咸豐十年（1860），曾國藩兵困祁門就是自己固執、剛愎自用的結果。
祁門是當時的軍事重鎮。南北兩面全是大山，南為懷王山山脈，北為黃山山脈。從形勢上看，祁門似乎十分安全。於是曾國藩將大營扎於此處，以為進可以東出山路，攻取蕪湖，威逼南京，開啟皖南局勢，退也可立於不敗之地，與天京外圍的曾國荃互相策應。當他選定這裡時，曾國荃、李元度都極力反對，當時在他帳下充當幕僚的李鴻章更加反對，他認為祁門是兵書中所謂的“絕地”，絕不可紮營。曾國藩執意不聽，七月三日，他自宿松啟程，調總兵鮑超部五千人，朱品隆、唐義訓部三千人，共近萬人，七月二十八日，抵祁門紮營。
皖南是太平天國的主要根據地，也是天京的北面屏障。李秀成見曾國藩向皖南移動兵力，知有企圖，於是與陳玉成會商，八月份，率大軍分五路向祁門攻來。曾國藩兵勢單薄，自處絕地，險些喪命。這正是他剛愎自用導致的後果。所幸左宗棠、鮑超率兵拼力抵抗，兼之李秀成並未摸清曾國藩的真正底細，沒有全力攻打，曾國藩才僥倖逃脫。
另外，在彈劾李元度的問題上，曾國藩也表現了非常固執的一面。
李元度是曾國藩的至交，他與彭玉麟是曾國藩的兩大知己。曾國藩從軍後，經歷多番磨難，許多部下都有反覆，惟有李元度與彭玉麟始終追隨他，為之效力奔走。但李元度不善用兵，不能為將。祁門一敗失利時，李元度被調守徽州，當時他已成孤軍，因此李鴻章主張棄守，曾國藩卻執意堅壁死守。結果李元度一時興起，擅自出城接戰，一戰即潰，兵敗城失，他無顏回見曾國藩，私自離開守地。曾國藩找了他好久，開始還以為他陣亡了，很是悲痛了一陣子。後來得知他竟然沒死。他不由得勃然大怒，決定彈劾以申軍紀。
曾國藩此舉，本來無可厚非，但由於他與李元度的關係非同一般，盡人皆知，所以，大家一致反對彈劾的決定。
李鴻章率領眾幕僚前去求情，曾國藩則固執己見：“我自有道理，你們就不用管了。”
李鴻章非常衝動說：“既如此，那我就告辭了，此地不可久留。”
沒想到曾國藩說：“悉聽尊便。”
曾國藩最終彈劾了李元度。李鴻章覺得曾國藩如此固執，很難共事，就憤然辭去了幕僚之職。
“剛”是曾國藩的性格本色，但是，如果他一味的剛硬下去，恐怕的確如相術之人所言，在攻克金陵之後便會命喪黃泉。但好在曾國藩是一個很善於自省的人，也是一個很善於積極改進的人。雖然說“江山易改、本性難移”，但對曾國藩來說，只要認識到了自己性格中的缺陷，那麼就會持之以恆地改掉它。並且，他勤奮讀書，書裡的真知灼見確實能令他時時驚醒，事事警惕，只要他堅持，性格無疑是可以改變的，理想性格無疑也可以錘鍊而得。
曾國藩的固執、倔強、剛愎自用讓自己吃了虧，得到了教訓，因此他認識到必須改變這一點。他在致其弟的信中說道：“吾兄弟欲全其生，亦當視惱怒如蝮蛇，去之不可不勇。至囑至囑。”
曾國藩透過不斷的錘鍊逐漸改變了自己倔強而近於剛愎的性格，從而使他具備了剛柔並濟的理想性格特徵。可以說，曾國藩性格中的“柔”就是錘鍊出來的，“柔”的性格使他改變了自己的命運。他曾寫過一聯：“養活一團春意思，撐起兩根窮骨頭。”也是一剛一柔，柔中顯剛，主靜藏鋒，可進可退。正是這種性格使他遊刃於天地之間。
誠如曾國藩這樣的“聖人”、“完人”也是有性格弱點的，這種性格弱點也會讓他身陷困境、逆境，但是，他們懂得及時汲取教訓，積極改變，從而完善自己的性格。
一日一心得
每個人都是普通人，因此都有著不同程度的性格弱點，乃至缺陷。但是那些腰纏萬貫、權高位重、聲名顯赫者被金錢地位撐起了氣勢，於是性格方面的弱點和缺陷就被掩蓋了。平常也許並不那麼顯現，但往往在關鍵時刻，這種性格方面的弱點和缺陷就變成了致命的短板，讓他們身陷漩渦，卻怎麼也靠不了岸。
該出手時果斷出手
曾國藩語錄：敢言定要負重，才能折服道中人。
在中國歷史上，唐初宰相魏徵以敢於向皇帝直言進諫著稱。不管什麼時候，只要唐太宗有不對的地方，魏徵就會據理力爭，進行勸說，即使唐太宗因此而大發脾氣，他也毫不畏懼，照舊慷慨陳詞。
唐太宗對魏徵是既賞識又敬畏的。魏徵病逝後，唐太宗悲傷地說：“一個人用銅作鏡子，可以照見衣帽是不是穿戴得端正；用歷史作鏡子，可以知道國家興亡的原因；用人作鏡子，可以發現自己做得對與不對。現在魏徵死了，我失去了最珍貴的一面鏡子。”
一個英明的皇帝是願意接受忠心的大臣們提出的意見和建議的，因為這些意見和建議會讓自己的聲望更高，更得人心，更加穩固自己的統治。而面對英明的君主，臣子們也是敢於進諫的。但是如果面對一個不那麼英明的君主，如果還去直言進諫，直陳時弊，甚至是指出君主的失當之處，這不僅僅需要忠心，還需要膽量，更需要智慧和長遠的眼光。
曾國藩一生給人留下最深的印象就是謹行慎思。但是，再膽小的人也有膽子大一回的時候。曾國藩雖然處世穩妥，以致以“忍”成事，但是並不能說他就沒有果斷出手的時候。
有的人做事優柔寡斷，結果就是屢屢錯失良機，每每事後痛悔不已；有的人做事容易衝動，往往感情用事造成不必要的麻煩。曾國藩處事就不會走這兩個極端，他的穩不是優柔寡斷，而是三思、慎思，考慮周全；他的小心也不是膽小怕事，而是提前避開危險。同樣，我們也看到了他不同於這幾點的果敢之舉。雖然體現得不多，但是都很適時、適機，對以後的成敗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這就是關鍵時刻要敢於出手，也要果斷出手。
清朝的政治風氣，自道光以後萎靡之風盛行，人才嚴重匱乏。這和皇帝的好惡和執政者們的行事風格有很大的關係。比如：道光朝的大學士曹振鏞平平庸庸，無所建樹，卻能在政治上平步青雲、長盛不衰。《清史稿》稱：道光帝對曹振鏞是“恩眷之隆，時無與比”！而據《瞑庵雜識》記載：“曹正公（指曹振鏞）晚年恩遇日隆，聲名俱泰。門生某請其故，曹曰：‘無他，但多磕頭、少說話耳。’”
還有當時流傳頗廣的《一剪梅》形容官場積習雲：“仕途鑽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豐。莫談時事逞英雄，一味圓融，一味謙恭。”其二雲：“大臣經濟在從容，莫顯奇功，莫說精忠。萬般人事要朦朧，駁也無庸，議也無庸。”其三雲：“八方無事歲年豐，國運方隆，官運方通。大家贊襄要和衷，好也彌縫，歹也彌縫。”其四曰：“無災無難到三公，妻受榮封，孑蔭郎中。流芳身後更無窮，不諡忠，也諡恭。”
由此，我們也可以看出，當時的政治風氣是怎樣的了。但是，就是這樣人人“多磕頭、少說話”的時代，曾國藩卻偏偏反其道而行之，斗膽直言時弊，並直接指出要改變當前的政治風氣全在皇帝的態度，可謂忠心可鑑、勇氣可嘉。
咸豐年間，曾國藩洞悉了當時的政情弊端、官場風習、山川形勢、民生疾苦與武備弊壞。當他由內閣學士升為禮部右侍郎署兵部左侍郎時，目睹時局危急而政風頹靡，遂因皇帝下詔求言而勇敢地先後上了幾道直陳時務的奏疏。
其中，最重要、最有影響的，是他在1851年4月間所上的《敬陳聖德三端預防流弊疏》，中直率地指出如要轉變政治風氣，培養有用人才，全在皇帝個人的態度。
在這道奏疏中，他指出**政治的最大弊病莫如皇帝自智自雄，視天下臣民如無物。其最後所至，必將是“直言日覺其可憎，妄諛日覺其可親，流弊將靡所抵止。”想想看，這種矛頭直指皇帝的上奏將意味著什麼，而且敢這麼直言批評皇帝的作為，這在封建社會是要被殺頭的。而且當時的政治風氣已經形成日久，人人自保，誰還願意去出這個風頭。但是一向為官小心謹慎的曾國藩出了這個風頭，而且還出了個大風頭。除了曾國藩，也不曾有人上過這樣激切亢直的諫疏。所以後人說他有古大臣“亢直之風”。曾國藩這種讀書經世的風骨，從這裡可以充分看出。
據說咸豐皇帝初次見到此疏時，確曾大為震怒，將原疏擲之地，並欲將曾國藩重加懲治。幸好軍機大學士祁雋藻一再疏解，咸豐皇帝經過一番深刻的思想鬥爭之後，才終於為曾國藩忠君愛國的本意所感動，對曾國藩的敢言不僅未予加罪，且降旨褒獎，命兼任刑部侍郎。曾國藩家書中有此時所寫的致弟書雲：
餘受恩深重，若於此時再不盡忠直言，更待何時乃可進言？是以趁此元年新政，即將此驕矜之機關說破，使聖心日就要業，而絕自是之萌，此餘區區之本意也。現在人才不振，皆謹於小而忽於大，人人皆習脂韋唯阿之風，欲以此疏稍挽風氣，冀在廷皆趨於骨鯁而遇事不敢退縮，此餘區區之餘意也。
從中體現了曾國藩的政治遠見和抱負，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曾國藩能夠成就日後的大業，在此已經初露端倪了。金梁所撰的《四朝佚聞》說：“曾國藩因上聖德疏為宗所特知，諭祁雋藻曰：‘敢言必能負重，故其後遂倚以平亂。’”
曾國藩的直言上疏展現了自己的忠心和政治頭腦，也讓他的老闆咸豐皇帝看到了一個好員工敢於擔當，能夠被委以重任的優秀品質，因此，其後曾國藩的青雲直上也就順理成章了。
民國時期學者徐一士評論說：蓋此疏之亢直，在當時確為言人所不敢言也。康熙時進士、廷臣孫嘉淦對乾隆皇帝所上的《三習一弊疏》，雖然號稱為清代的名奏議，然而僅泛泛而論朝政得失，與曾國藩的直言咸豐帝種種過錯之舉，實在不能同日而語。
對於自己的果敢，曾國藩自己也有正確的認識，他寫信給家人說：“我踏入仕途已有多年，久已領略了京城的境況風氣，那些身居高位的顯官要員，故意顯示寬厚以提高自己的名望，對待部下姑息縱容，一團和氣，對這種現象我知道得很清楚，但自己多年養成的稟性並未因此消磨殆盡，越發變得慷慨激烈，果敢亢直。心裡打算稍稍改變一下社會上在三四十年來形成的不分黑白、不著痛癢、難以破除的風氣，不過，糾正偏差難免會超過原有的限度，有時不免出現意氣用事的偏頗，因此經常招致怨恨，被人議論紛紛而自取其咎。”
這裡曾國藩是以“敢”字體現出了誠，體現出了匡時救世、力挽世風之志。有了這一“敢”字，才有了曾國藩後來的步步晉升。從中我們可以看出，曾國藩的處事祕訣乃是謙退自抑要有度，要把握好進退的時機，只要抓住了好的時機不妨進一大步。避免過於謙退，否則也難以成事。
一日一心得
所謂進退有度，很多人過多地看重於謙退，久而久之就變成了小心謹慎，就成了隨大流，就成了畏縮不前。這是不可取的。謙退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抓住為數不多的、需要你挺身而出的機會，抓住一次這樣的機會要比你幾年的努力都重要很多。
和為貴，忍為高
曾國藩語錄：和可消人怨，忍足退災星。
中國有句名言叫“和為貴”，還有一句叫“小不忍則亂大謀”，中國人的性格決定了“和”與“忍”是最基本的品質。和是儒家所特別倡導的倫理、政治和社會原則。《論語》載，“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意思是說，禮的推行和應用要以和諧為貴。但是，凡事都要講和諧，或者為和諧而和諧，不受禮的約束也是行不通的。這是說，既要遵守禮所規定的等級差別，相互之間又不要出現不和。而朱熹在《論語集註》中解釋“小不忍”為“匹夫之勇”，在《朱子語類》中他又進一步闡釋：“匹夫之勇，不能忍於忿，皆能亂大謀。”以此告誡後人，凡事要忍耐、寬容一點，如果一點小事都不能容忍，脾氣一來就會壞了大事。由此我們看到，要想達到人和人之間的“和諧”，在一些事情上就需要“忍”，這樣產生衝突、不和的機會會小很多。“忍”是方法，“和”是目的。
曾國藩說：“和可消人怨，忍足退災星。”曾國藩主張修養身心要以“靜”為主，很顯然事事和人爭短長，缺乏忍的精神，那就無法達到和的目的，自然也就不能求得靜了。所以他主張和為貴、忍為高，他曾教育李鴻章說為官“第一要忍辱耐煩，次則貴得人和”。在日常生活中，曾國藩也以實際行動踐行的自己的觀點。
咸豐初年，曾國藩在京城做官時，有一天，湖南老家來信，稱府上為蓋新宅，與鄰居為一牆之隔的地界發生爭執，幾乎鬧到要打官司的地步，甚是不快，所以想求助曾國藩的權勢解決爭端。
曾國藩收到此信後，想起康熙年間大學士張英寫的一首詩。於是便寫了一封長信給弟弟曾國潢，並將這首詩附上：“千里修書只為牆，讓他三尺有何妨；長城萬里今猶在，不見當年秦始皇。”曾家父子兄弟讀了曾國藩的信和詩後，也覺得沒有必要為那麼一點兒地方和鄰居鬧得不愉快，胸襟豁然開朗。“讓他三尺有何妨”！毅然將地退縮了三尺。曾家的這一舉動，深深地感動了鄰居，鄰居不僅不再與曾家爭執，見自家的地很方便曾家，也秉著“讓他三尺有何妨”的“和為貴，忍為高”理念，轉讓給了曾家擴建新宅。最後大家皆大歡喜。
曾國藩以“忍”調解事端，平息憤爭，以事實說話，用自己的退讓贏得了鄰居的愛心，使得大家繼續和平相處，並且比原來更進一步。
曾國藩的這種忍讓絕不是軟弱無能，不是屈服與人，不是逆來順受，不是忍氣吞聲，而是低調為人，低調處事的最佳武器。
曾國藩的軍事指揮才能非常一般，在多次指揮戰役中都以失敗告終，湘軍創辦本已為清朝軍政地方官吏所嫉妒，創辦之初又接連遭到挫折，這時候同僚的排擠，清政府的訓斥，如果沒有堅忍的意志，就很難在一次次失敗之後，又一次次重整旗鼓，東山再起，最終消滅太平天國，成就一代偉業，事業也達到一個頂峰。
萬事以堅忍為高，以和為貴，曾國藩的根本核心就在於能“忍”，能忍所有不能忍之人，更能忍所有不能忍之事。1857年，47歲的曾國藩因父親去世，第二次回荷花塘守制，這正是他兵事不利、處境尷尬的時候，但也是他反思自忖最深刻，對“忍經”琢磨最多的時候，為他的再次復出，一崛而起奠定了紮實的心理基礎。他對兒子曾紀澤說：“吾服官多年，亦常在‘耐勞忍氣’四字上做工夫也”，這是他的心得。在收斂低調中做人，在挫折屈辱中做事，在巧與周旋中攀升，“讓一讓，六尺巷”，退一步海闊天空，大丈夫能忍難忍之事，這就是曾國藩。
我們也不難看到，曾國藩的“忍”得來的是“和”，是寬鬆的發展環境，是有利的時機，是為自己贏得主動。
一日一心得
俗話說：吃虧是福，氣大傷身。面對生活中種種不公正的事情，既然非人力能改變，就不要鑽牛角尖，而要學會忍讓，忍得一時俗氣，樂得百日無憂；忍的一時憤怒，喜獲終身不苦。
急流勇退見好就收
曾國藩語錄：然大位大權而兼享大名，自古曾有幾人能善其末路者？總須設法將權位二字推讓少許，減去幾成，則晚節漸漸可以收場耳。
知足不爭、功成不居、不為天下先，這是中庸之道的重要原則，它強調的是人的知足和甘處下風的品質。
古人的經驗告訴我們，當一個人的功績大得到了“功高震主”的程度，那就是該急流勇退、見好就收的時候了，否則，“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你功勞越大，越會成為先被清除的那一個。正所謂“勞苦功高是好事，但是功高震主就是壞事了”。歷史上這樣的例子數不勝數。
眾所周知，劉邦能夠奪得天下，可以說韓信的功勞是最大的，當時就有人這樣評價韓信：“功高無二，略無世出”。在劉邦建漢之初，也對幫助自己奪天下的功臣給予了很大的賞賜。韓信也因為功高蓋世，先被劉邦封為齊王，後被封為楚王。劉邦大封功臣時曾經對天發誓：“使河如帶，泰山若礪。”意思是說，只有黃河變得像衣帶那樣窄，泰山變得像磨刀石那麼小，你們的爵位才會失去。言下之意就是：你們放心吧，我永遠也不會剝奪你們的爵位。
但是同時，韓信手下的謀士蒯徹以春秋時越王勾踐與范蠡、種的故事提醒韓信：“夫勢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竊為足下危之。”但是韓信的回答則是“自以為功多，漢終不奪我齊。”很明顯以自己的功勞自居，並沒有意識到危險已經悄悄降臨了。
對劉邦來說，韓信永遠是他的心頭之痛、心腹之患，韓信功高蓋世，活著對他就是危險。項羽一死，劉邦馬上便奪了韓信的兵權；公元前201年，劉邦又以謀反為名將韓信誘捕。韓信被抓時，仰天長嘆，鳥盡弓藏，兔死狗烹。但劉邦此時並沒有殺掉韓信，只是把他貶為淮陰侯。後來發生了一件事情，一個叫陳的起兵造反，他自稱“代王”。陳當時有很多軍隊和人馬。聽到陳反了的訊息，劉邦勃然大怒，帶領軍隊御駕親征，去討伐陳。這期間，韓信與陳有書信來往。留守京城的呂后就以這件事為誘餌，和蕭何設計，在長樂宮鍾室將韓信殺害，而且立即下令逮捕韓信的家人“夷信三族”，就是將韓信父族、母族、妻族三族的人全部殺光。
公元前196年，曾為大漢王朝的建立立下汗馬功勞的韓信就這樣被殺了。可以說，韓信之死的原因有：功高蓋主，“鳥盡弓藏，兔死狗烹”，和一個造反之人有著密切的聯絡，但重要的一個原因則是他經常以功勞自居，連皇帝劉邦都感覺到威脅了，所以他的死只是時間遲早的問題了。
比起韓信，勾踐身邊的范蠡則要聰明得多，聰明就在於他知道功高蓋主的危險，他知道急流勇退。
范蠡是越王勾踐的主要謀士，越王在即位的第三年，就想興師伐吳。此時吳國剛剛戰勝了楚國，勢強氣盛，而越國明顯處於劣勢，范蠡堅決反對。但是越王勾踐不聽范蠡的告誡，興兵伐吳，結果遭受了會稽之恥，國**危。越王於是向范蠡問計。范蠡就告訴越王勾踐：“首先要保住越國不被吞併，為此，只能屈從於吳國，奉送珍寶美女。如果吳王不答應，那隻好由陛下去做吳王的奴僕了。”越王勾踐這次聽從了范蠡的建議，在范蠡的陪同下，到吳國做了奴隸，忍辱負重，委曲求全。三年之後被吳王放回。范蠡又告訴勾踐說：“現在還不是報仇的時候，應該休養生息，積聚國力。”勾踐接受了范蠡的建議，臥薪嚐膽，十年後終於使越國的勢力得到恢復與發展。周敬王三十八年(公元前482年)春，吳王夫差率全國精銳部隊北上會諸侯於黃池，國內空虛，勾踐依范蠡的計策一舉出兵滅了吳國，雪洗會稽之恥。
滅吳之後，勾踐大賞功臣，封范蠡為上將軍，然而范蠡自知“以為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且勾踐為人可與同患，難以處安”，便裝上輕寶珠玉，與家人泛舟五湖，不辭而別。後來到了齊國，被推舉為主持政務的相國，後來又隱居海濱，經商致富。
范蠡引退，致信給種。種和范蠡一起為勾踐最終打敗吳王夫差立下赫赫功勞。信中說：“高鳥散，良弓藏，狡兔盡，走狗烹。”種沒有聽。後來有人進讒言說種要造反作亂，勾踐聽信讒言，賜給種一把劍，說：“你當初給我出了9條對付吳國的策略，我只用3條便打敗了吳國，剩下6條在你那裡，你用這6條去地下為寡人的先王去打敗吳國的先王吧！”於是種自殺身亡。
同樣是功臣，卻是不同的結果。范蠡知道功成不居，而種則沒有及時見好就收，結果落得被逼自殺的下場。
梁啟超先生曾有一句話，評價曾國藩：“正深守知止知足之戒，常以急流勇退為心”。十分精闢。
曾國藩一輩子小心謹慎、如履薄冰，才在生活和事業上取得了雙豐收。同樣的，他也因為他的謹行慎思而在最輝煌的時候選擇了急流勇退，保全了自己的一世英名。
同治三年（1864）六月，曾國藩面臨一生的重大選擇。當時，湘軍克南京。曾國藩擁兵三十萬，佔據江南半壁江山。而且，此時的曾國藩統帥江蘇、安徽、江西、浙江四省軍務，四省巡撫、提督以下武官員皆歸曾國藩節制。曾國藩已成為滿清以來漢族官僚持權最大的官員。此時的曾國藩，已經足以“功高震主”了。
曾國藩的部屬幕僚均竭力勸進。因為早在咸豐皇帝臨死時，留下遺言說“克復金陵者王”。但是，此時的曾國藩，沒有說什麼話。他只寫下了“倚天照海花無數，流水高山心自知”這樣一副對聯，算是作答。
其實，曾國藩是深知為官之道的。他早有“急流勇退”之心。在同治三年（1864）五月的一則日記中，就已經流露出了退意。當時，南京還沒有攻克。但是曾國藩已感覺到了時局的變化和潛伏的危機。他說出了一番感言：“用事太久，恐人疑我兵權太重、利權太大。意欲解去兵權，引退數年，以息疑謗，故本目具招請病，以明不敢久握重柄之義。”。
曾國藩明白“功高招忌，狡兔死、走狗烹”的道理，他在家丁憂之時曾研讀《道德經》，並在該書扉頁上寫過八個字：“大柔非柔，至剛無剛。”他說，“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他也感嘆：“功名之地，自古難居”，“人又何必佔天下之第一美名？”“天下無易境，天下無難境；終身有樂處，終身有憂處。”
因此，功成名就的曾國藩，毅然選擇了急流勇退。他進南京之後，立即辦了三件事：一是蓋貢院提拔江南人士；二是建造南京旗兵營房，請八旗兵南來駐防；三是裁撤數萬湘軍。同時，曾國藩在奏摺中對他個人去留也隻字不提。他深知，此時無論進退，都會產生各方猜忌。但是，他卻替他的弟弟曾國荃“專折”奏請開缺回籍養病，朝廷立即“恩准”了。曾國荃急功貪財，惡名遠揚。對這個弟弟，曾國藩最不放心。他曾對曾國荃說：“古來成大功大名者，恆有多少風波，多少災難，談何容易？願與弟兢兢業業，各懷臨深履薄之懼，以冀免於大戾。”
曾國藩還曾題詩一首。既為告誡兄弟，亦為自勉。
左列鍾銘右謗書，
人間隨處有乘除。
低頭一拜屠羊說，
萬事浮雲過太虛。
曾國藩自削兵權、自去利權、斬殺羽翼，以釋清廷之疑，終於換回信任。也換得了曾家後代的平安。
一日一心得
每個人都知道“進”是好事，但是卻很少有人知道“退”更是值得提倡和稱讚的。很多人都是光顧著“進”了，結果發現把自己變成了孤家寡人。俗話說“蘿蔔快樂不洗泥”，那稍慢一點，把泥洗乾淨了再吃，蘿蔔不是更脆甜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