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品德是立身之本，那麼如何造就這些品德就是根本中的根本了。曾國藩主張立身不妄言，他一生踐行戒傲、少言的人生準則，在不斷的內省中提升著個人的價值。所謂立身如針，在他的身上，我們看到了人生的浩然之氣和卓然而立的人生境界。
君子當自強不息
曾國藩語錄：男兒自立，必須有倔傲之氣。
《周易》中有句流傳很廣的名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意思是說，天（即自然）的運動剛強勁健，相應於此，君子應剛毅堅卓，發憤圖強。也就是說，君子應該像天宇一樣執行不息，即使顛沛流離，也不屈不撓，這樣才能成就一番大業。
在人們的想像中，曾國藩能成為一代宗，一定是聰明絕頂的人；曾國藩能帶兵打仗，一定是英雄豪傑式的人物；曾國藩能做那麼多的事，一定是體格強壯的人。其實不然，曾國藩在這三個方面都不是人們想像的那樣。曾國藩從來不認為自己很聰明。他多次講自己很駑鈍。他考進士，考了三次，28歲才考上。李鴻章24歲就中了進士，胡林翼25歲中了進士，很多人一次就考中了，他不能算是很好。他當時功名也不是最高，是同進士進翰林院，這是他一輩子引以為憾的事情。他一生喜歡下圍棋，但他的棋下得不好。曾國藩更不豪雄，他多次說自己膽氣薄弱，他的膽子比一般人還小。他的晚年更膽小。在處理天津教案的時候，老是跟別人說這件事情做得不好，“外慚清議，內疚神明”，不停地自責，表示他對自己並不十分滿意。至於身體方面，他可以說是一個“病號”，30歲得了嚴重的肺病，大吐血，幾乎不治。35歲開始生牛皮癬。這個癬病很厲害，很癢，總要搔，他很痛苦，覺得“幾無生人之樂”。他50多歲得了嚴重的高血壓病，多次眩暈。最後61歲死於腦中風。
那麼，這樣一個腦袋不聰明，性格不豪爽，身體不健壯的人為什麼能夠做那麼多的事，成就那麼高呢？究其原因，他一生的成就完全靠自強不息得來。
曾國藩認為，凡辦大事，半由人力，半由天事。吾輩當盡人力之所能為，而天事則聽之彼蒼。也就是我們常說的“謀事在人，成事在天”。這其中“謀事在人”是主要的，需要有所作為，而不是坐等機會的到來。
曾國藩是這樣認識“謀事在人”的，他說：真正的聖人君子的行為準則，在於忠誠，並且以忠誠去倡導天下的人們。世道之所以變亂，是因為上上下下心中充滿了物慾，奸邪虛偽的人為各自的利益互相爭鬥，給社會帶來危害，當災難來臨，他們四處逃避，甚至都不肯出哪怕一絲一毫的力氣來為拯救天下做點事情。於是那些稱得上君子的人站出來改變這些壞的現象，剋制自己的**去關心他人，提倡忠誠，反對邪惡，挺身承擔各種困難，並不要求別人一起來擔當這個重任。於是人人都仿效他們，都把苟活看作是羞恥的事情，躲避看作是可恥的行為。君子們之所以能夠鼓舞眾人，歷經9年而平定大亂，除了他們的忠誠又是什麼原因呢？像這樣的“忠誠”，沒有自強精神的支撐是不可能體現出來的。
從這段話中，我們可以得到這樣的結論：曾國藩眼中的自強，就是不當旁觀者，不當看客，而是積極投身其中，儘自己的力量。為此，他主張“言不妄發”，就是家書中說的“長傲”、“多言”二弊。所以，曾國藩要“法桃李之不言”，主張“虛心實做”，倡導躬行。
一個人要自強，不實實在在地做一番事業是不行的。而在做的過程中必然會遇到困難、挫折、阻撓、破壞等等，這就需要堅強的性格和毅力堅持下來。
曾國藩的幕僚薛福成是這樣總結曾國藩之所以能夠有所建樹的原因的。他說：“道光、咸豐時期，國內一直和平穩定，許多臣子幕僚都認為平安無事，因而拘謹於書法令，在那兒老老實實按部就班地混日子。突然有賊寇舉事造反，結果沒人能制止得住。那些身居高位的大官，事到臨頭只會趴倒在地，互相對望而毫無辦法。曾國藩當時只是以卿的名義奉旨治喪在家，接到命令馬上組織鄉兵出去。他打破舊的規章的束縛，自己創立軍隊編制，和叛軍孤身奮戰。當時，反賊像決堤的河水，又像草原上的大火，勢頭凶猛，人們都束手無策，只有曾國藩奮起抵抗，四處戰鬥。結果曾國藩孤立無援，進退兩難。但即使如此，曾國藩仍然堅守節操，絲毫不受困難的影響，信心沒有一點兒受挫，默默忍受著艱苦，從容指揮，不論武將相名賢，凡是有才能的都舉薦任命，委以重任，直到最後收復失地、平定叛亂，社會得以安定，事業由此中興。從前曾子談到士子的任重道遠，必然講他的品性上的巨集毅，像曾國藩這樣挾持亂世，成就的確重而且遠，可以稱得上是巨集毅的人吧？”
薛福成得出的結論是：曾國藩是個“巨集毅”的人。而龍夢蓀在為《曾正公學案》所作序言中說：“曾國藩作為近代史上有名的人物，品德修養和事業學問都取得巨大成就，可以稱得上光耀宇宙，即使是婦人小孩也欽佩他。他是如何取得這麼巨大的成就呢？我曾讀過他遺留下的集子，反覆研讀，才找到他的成功所在，全都是從他品性的強毅、謙謹而來。正是因為他有堅強的毅力，所以才不斷勉勵自己去追趕前人的腳步；獨來獨往，自成一套，以免庸俗。即使碰到人世間比較艱苦的境地，也絲毫不動搖自己的信念，即使遇到千難百折，也不改變自己的志向，堅貞的人懷有必勝的信念，因此不為外界的疑惑而迷惘；虛妄的人必然不自信，這一點古人確實說得不錯。正是因為他謙虛謹慎，所以總認為事情沒有止盡，因此不敢恃才自傲，待人接物，小心翼翼，絕不敢有所怠慢，處理公務，事業，惟恐有所疏忽。因為事情變化莫測，推斷有可能出現失誤，所以經常思考並且廣泛地徵求他人意見；又因為國家公務千頭萬緒，怕自己的才能和力量難以勝任，所以舉薦賢能共同圖議；他的學問之所以突飛猛進，道德情操之所以高尚，功績章之所以光耀寰宇，確實是因為日就月將，有本有源的結果。”
不管是薛福成的巨集毅，還是龍夢蓀的強毅、謙謹，都說明了曾國藩不斷進取、自強不息、不願自甘於頹廢消沉的稟性。曾國藩非常清楚自強和逞強之間的差別，他在家書這樣說過：
人當自強。但是否如沅弟(曾國荃)所說自強者總能勝人一籌，我大不以為然。至於說到一個人的強大，在我看來，不外乎北宮黝、孟施捨、曾子三種情況。曾子的“自反而縮”，也就是孟子將仁義和謙虛集於一身的強大，這種強大與孔子告知弟子仲由的強大，大概可以久長。另一種強大是鬥智鬥力，這種強大就是逞強或逞能，有因逞強而大興的，也有因逞能而大敗的，如古代的李斯、曹操、董卓、楊素，這些人的智力可以說都是橫絕一世的，但是他們的失敗禍害也非同尋常。近世如陸、何、肅、陳等人都是我們所知道的自封的英雄，但他們中間沒有一個得以保其終身的。所以，我們在自我修養上求強是可以的，但在逞能鬥狠上求強就不行了。由此看來，那些喜歡佈施於人的人，就像那些喜歡逞強鬥能的人一樣，他到底強大還是不強大都是一件尚未可知的事情。即使終身強橫安穩，也是君子不屑一顧的方式。
曾國藩認為，君子的自強就應該是孟子的那種將仁義和謙虛集於一身的強大，這是可以長久的。因為這種強大是修養上的，是從內而外的真正的強大，不是體現在逞強鬥能上，也不是在於一定要獲得對他人的超越感和優越感，從而謀求他人對自我的肯定、服從或尊敬。自我的強大不會對他人造成傷害，因為你所要征服的人不是別人，而是你自己。你在不斷修正自我，完善自我。所有的反抗來自於你的內部，這一反抗有時會刺激你更堅決更強烈地征服自我，由此，惡行得以消除，善舉得以光大，你就在這征服與反抗中不斷前行。到一定時候你就因為自修而完善和強大，這種強大就是君子所要盡力珍惜、保持和追求的。
一日一心得
一個人的成功，其實就是戰勝自己，不斷自我超越的過程。沒有這種自強的精神，人就有可能受到外界的**而迷失自己的方向，就有可能經不住嚴峻的考驗而丟掉自己的前途。因此，一個人要成大事，就必須時刻堅持自強不息，不斷完善自我！
不斷內省，才能不斷長進
曾國藩語錄：悔者，所以守其缺而不敢求全也。
曾國藩說：“一般說來，君子之立身處世，在於他所處的環境地位。確實做到了反省自己的內心，毫無愧疚處，那麼仰望蒼天日月，俯視大地萬物，就胸懷寬廣不慚不羞，所以，公冶長對於他的老師沒有愧對的地方，孟博沒有辱沒其母的教誨，他們都有內心足以自信的東西。你淳樸誠實，恪守自己的本分無求於人，可是那些意外的災禍卻接二連三地降臨到你的身上，夜晚獨處，對影沉思，有什麼可悔恨嫌憎的。這種時候，正應該加強提高修養，不能因此而增添疑慮，稍稍降低自己以往的信念。我在這裡濫竽充數，無所作為，終歸也不會有好結果。自己的那些壞習慣，本來就跟不上眼下的形勢；而緩慢地學習，也難以進入高明的境界。只有一件，那就恪守自己的原則，以期不十分辜負知己朋友對我的希望，所知的只是小心謹慎地做到這些。”
這樣的“內省”在曾國藩的身上隨處體現。雖然曾國藩身上也有和常人無異的毛病、缺點和不足，但是曾國藩所表現出來的和常人不同的強大的內省精神則是值得我們學習的。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正是因為不斷地內省，才使曾國藩不斷地認識到自己的不足，從而積極改進，使自己的修養得到不斷提升。
一位研究曾國藩的專家得出了這樣一條結論：曾國藩之所以優秀、不同於其他歷史政壇大人物，最突出的特點就是曾國藩這個人非常注重人格修煉，透過畢生不斷的自省來改造自己的內心世界，最終成為“立德立功立言”的“三立”完人。
自省是儒家提倡的一種道德修養的辦法。孔子在《論語里仁》中說：“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自省”就是透過自我意識來省察自己言行的過程，其目的正如朱熹所說：“日省其身，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戰國時荀子則把“自省”和學習結合起來，作為實現知行統一的一個環節。他說：“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已，則知明而行無過矣。”（《荀子勸學》）
由此看來，古人早就認識到了自省對自身修養的巨大作用，並且身體力行，得到了親身的驗證。曾國藩深受儒家思想化的影響，自然對“自省”有著自己不同的認識。
唐鑑和倭仁是對曾國藩影響最大的兩位理學大師，曾國藩從他們身上學到了很多修身養性的經驗。德高望重的唐鑑很欣賞倭仁，他曾對曾國藩稱讚倭仁“用功最篤實”，尤其稱讚其堅持每天做“札記”的自省修養工夫。曾國藩與倭仁更是相交於師友之間，倭仁根據自己多年來的修身經驗，教曾國藩寫日課，“當即寫，不宜再因循”。曾國藩也真的當天即開始寫日課，“亦照艮峰樣，每日一念一事，皆寫之於冊，以便觸目克治”。
正是在兩位理學前輩的教導下，曾國藩開始注重自身的修養，尤其是注重不斷地內省來修養自己慎獨的功夫。他最主要的方式就是記日記。每天只要得以空閒，就記心得體會，反覆檢討自己的思想言行，自己和自己說話，以取得心靈上的日新月新。
朋友直接指出了他的不妥之處，他在日記中寫道：“我對客人有怠慢的樣子。面對這樣的良友，不能產生忌憚的心情，拿什麼來吸引別人的長處！這是拒友人於千里之外啊！接待賓客尚且如此，不必再問閒居的時候了。偃息煙火，靜修容顏又怎麼說呢？”
他“本要用功”，但“日日玩憩，不覺過了四十餘天”。此後的一段時間，除了給家裡寫一封信商議家眷來京之事外，“餘皆怠忽，因循過日，故日日無可記錄”，每天都是送往迎來，吃酒、讀書、閒侃。所以他早期的《日記》每天都在“檢討”，但每天都會故伎重演。顯然這種品性，若不能自察自改，是無益於自己的目標，不能成就大事的。
一天，他去何子敬處祝賀生日，晚上又在何宅聽了崑曲，到了“初更時分”才拖著疲倦的身軀回到家中。當天的日記又充滿自責，說，“明知（何子敬生日）儘可不去，而心一散漫，便有世俗周旋的意思，又有姑且隨流的意思。總是立志不堅，不能斬斷葛根，截然由義，故一引便放逸了”。《日記》中仍不忘“戒之”二字。
雖然決心一再下，但行動依然如故。當月有兩天京城颳起大風，曾國藩“無事出門，如此大風，不能安坐，何浮躁至是！”“寫此冊而不日日改過，則此冊直盜名之具也。既不痛改舊習，則何必寫此冊？”
數日後，曾國藩聽說在菜市口要斬一位武臣，別人邀他一同看熱鬧，曾國藩“欣然樂從”，他走在路上很後悔，但當著眾多朋友的面又不好回去，因此“徘徊良久，始歸”。他說自己“曠日荒謬至此”。
曾國藩雖然沒有看斬殺武臣，但回去後卻怎麼也靜不下來。他認識到浮躁已成為他的二大病根之一了。他雖強迫自己靜下來讀書，但他甚至連“白都不能背誦，不知心忙什麼。丹黃幾十頁書，如勉強當差一樣，是何為者？平生只為不靜，斷送了幾十年光陰。立志自新以來，又已月餘，尚浮躁如此耶！”他也分析為什麼如此交遊往來，無非是“好名”，“希望別人說自己好”。並說這個病根已經很深，只有減少往來，“漸改往逐之習”。
曾國藩除了往來吃請、徵逐日月等毛病之外，還有一個“喜色”的弱點。朋友新納了小妾，他非要一睹芳容，朋友心存不願，但曾國藩“欲強見之”，還當面說了些挑逗的話，令人很難堪。當天的《日記》寫道：“狎褻大不敬。在岱雲處，言太諧戲。車中有遊思。”甚至在回家的路上，還浮想聯翩。
他又去了雨三家中，當時雨三本來很忙，但曾國藩東拉西扯，非要談談“渾”。《日記》說：“談次，聞色而心豔羨，真禽獸矣。”從雨三家出來，已經很晚了，曾國藩仍不願回家，又到子貞家中，三更而歸。《日記》說自己“無事夜行，心貪嬉遊”。
參加進士同學的團拜，姬妾如雲，這使曾國藩東張西望，頗失大。《日記》說：“是日，目屢邪視”，“恥心喪盡”，回家後妻子鬧病，因此“入夜心情不暢，又厭聞呻吟聲”。好友湯鵬請他赴喜筵，席間他見湯的兩個姬人，又故伎重施，“諧謔為虐，絕無閒檢。”
如此記載在曾國藩早年的日記中可謂是比比皆是，我們也從中看到了他常人的一面。他後來能夠大成功，就在於一改昔日所為，“截斷根緣，誓與血戰一番”。
生活中是如此，事業上曾國藩也是很自省的。比如，曾國藩在經營湘軍中，並不是那麼一帆風順。一開始與太平軍作戰，就屢戰屢敗，甚至不止一次絕望自殺。很多研究曾國藩的人都認為：曾國藩“用將則勝，自將則敗”，指出他在戰役指揮方面並不高明，甚至不如其部將。這一點，曾國藩也直言不諱，他認為：他成功的關鍵在於，他是一個成功的“自省”者。他在任何一個時期，都始終針對具體情況制定具體的實施方針。他的成功，主要是藉助於幕僚成功，他認為，一個人的思路畢竟是有限的。
一個人透過自省，能夠很好地檢討過去，認清優劣，明白得失，對提升思想道德修養大有裨益。從某種意義上講，一個人最大的成功就是明白哪些該做，哪些不該做，哪些透過努力可以去獲得，哪些是想都不該想的私心雜念。而要達到這一境界，主要的途徑就透過不斷地自省，思前慮後，與自己反覆較真，像孔子的學生曾子那樣“吾日三省吾身”，不斷改造自己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從而更健康、更具活力地投入到每天的工作、學習、生活中去。
一日一心得
自省是一種思想境界和覺悟的高度體現，也是人品人格自我提升至謙的表現。在通常情況下，大多數人認為自己的思想行為是正確的，即“己正性”，很少有人自我否定，此為其一；其二即使有人指出自己的過錯，也不願意接受。在態度上不夠謙虛，不利於自己成長，兩種皆不可取。古人云：吾日三省吾身，我們要每天經常自己檢查自己的思想行為，看看是否有不正確的地方。其次是以己為師，以我為鏡，自我鞭策。
淡泊名利明心智
曾國藩語錄：淡泊二字最好，淡，恬淡也；泊，安泊也。恬淡安泊，無他妄念也。此心多少快活！而趨炎附勢，蠅頭微利，則心智日益蹉跎也。
《紅樓夢》裡有一句開篇偈語：“人人都說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連神仙都不能淡泊名利，何況是我們凡人呢？這句話，並不僅僅是世人追逐名利的藉口，而更應該是一種警示。
春秋時期，齊國有公孫無忌、田開疆、古治子三名勇士，皆萬人難敵，立下許多功勞。但這三個勇士自恃功勞過人，非常傲慢狂妄，別說一般大臣，就是國君也敢頂撞。當時晏嬰在齊國為相，對這三位很是擔心。因為他們勇武過人，但又沒什麼頭腦，對國君也不夠忠誠，萬一被人利用教唆，則必成大患。晏嬰便與齊景公商議，要設計除掉這三個人。一日魯昭公來訪，齊景公設宴招待，晏嬰獻上一盤新摘的鮮美的大桃子。宴後，還剩下兩隻桃子，齊景公決定將兩隻桃子賞給臣子，誰功勞大就給誰。當然，這就是晏嬰的計謀。若論功勞，自然是三勇士最大，但桃子只有兩個，怎麼辦？三個人各擺功勞，互不相讓，都要爭這份榮譽，其中兩人先動起手來，一人失手殺死了另一人，殺人者自覺對不住朋友，於是也自殺而亡，剩下的一位見事情鬧成了這個樣子，三人為了兩隻桃子而死去兩個，也不願獨活，就當場自殺而死。這樣，齊景公就去掉了心頭大患。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二桃殺三士”的故事。
晏嬰的計謀之所以能夠成功，是因為他抓住了三個勇士的最大弱點好名、貪圖虛名。如果三勇士沒有這個弱點，未必會被晏嬰輕輕鬆鬆地就用兩個桃子給殺掉了。一個人過於貪圖名利就必然會給自己招來禍患。現實生活中，有太多因為貪戀錢財，貪戀名譽地位而導致身敗名裂、家破人亡的例子，在反思時，我們會在為生命感到惋惜的同時，深深地感到名利就是一個無底洞，只要掉進去就必然會屍骨無存，連後悔的機會都沒有。
《清代皇帝祕史》記述乾隆皇帝下江南時，來到江蘇鎮江的金山寺，看到山腳下大江東去，百舸爭流，不禁興致大發，隨口問一個老和尚：“你在這裡住了幾十年，可知道每天來來往往多少船？”老和尚回答說：“我只看到兩隻船。一隻為名，一隻為利。”一語道破天機。
很多人都說“人為財死，鳥為食亡”，是的，人有趨利性，這是一種正常的反應。但是，趨利並不是說就可以唯利是圖，就可以愛慕虛榮。誠然，從古至今，不知多少人掙扎在名利場上，也正所謂“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又有多少人能真正做到淡泊名利、笑看人生呢？司馬遷說得好：“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名利本為浮世重，古今能有幾人拋？”由此可知，淡泊名利很難。理學大師朱熹也感嘆到：“世上無如人陷欲，幾人到此無誤平生。”也正是因為做到淡泊名利很難，那些做到的人才能真正成就別人所不能及的大業。曾國藩就是能夠做到的人之一。
不可否認，曾國藩起初的名利之心也是很強的。這是他最初踏上仕途的原因和動力。到後來科舉成名，志得意滿，做出一番事業，垂範於鄉黨，名列忠臣，更是他孜孜以求的理想。及至後來身至軍營，有了施展自己抱負的場地，透過自己的努力，在戰爭中取得卓著的功勳，這給曾國藩帶來了很大榮譽。然而，曾國藩並未因此而衝昏頭腦，而是愈加謹慎地對自己進行了批判：
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二月初九，他在日記中寫道：
見好物與人爭，若爭名爭利，如此則為無所不至之小人矣，倘所謂喻利者乎？與人爭名爭利，則流於小人之列，這是正人君子所不齒的。
另一方面，曾國藩的身體狀況不是很好，長時間的車馬勞頓，軍政要務時刻讓他不得安寧，這給他的身心帶來了很大壓力。為此曾國藩不得不想盡一切辦法緩解，學習古人淡泊名利的心胸是他一直不斷追求的。
曾國藩淡泊名利，即在於能淡化物慾，這是他保持平常心的一大學問，他說：
弟讀邵子詩，領得恬淡衝融之趣，此自是襟懷長進處。自古聖賢豪傑、人才士，其志事不同，而其豁達光明之胸大略相同。以詩言之，必先有豁達光明之識，而後有恬淡衝融之趣，如李白、韓愈、杜牧之則豁達處多，陶淵明、孟浩然、白居易則沖淡處多。杜、蘇二公無莢不備，而杜之五律最沖淡，蘇之七古最豁達。邵堯夫雖非詩之正宗，而豁達、沖淡二者兼全。吾好讀《莊子》，以其豁達足益人胸襟也。去年所講生而莢者，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一段，最為豁達。推之即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亦同此襟懷也。
這是他從傳統化中領會了恬淡衝融的情趣，他善養內心，目的是為了超脫世俗，有一種輕鬆格調。曾國藩對儒家提倡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人生信條看得非常重要，而要做到這樣，曾國藩認為重要的問題就是立足於精神修養，即治心。他認為，精神的修養，全是內心所要做的功夫。所謂治心之道，如懲仇窒慾、靜坐養心、平淡自守、改過遷善等等，都屬於精神方面的修養。
曾國藩認為，在物慾羈絆下，一個人要“靜”下來是很不容易的，他欽服顏回的淡泊，也特別指出，如果一個人不經歷高山，就仍會對高山仰止，沒有得到的，總是有乞求，人能大徹大悟，在登臨高山，已獲得後，就是不容易了。
一個人，如果不能把世間的事看得平淡，什麼都想去得到它，那麼他的心境就會自覺或不自覺地被外物所擾亂，精神就會時時受到牽累，常常會因一些不愉快的事情而耿耿於懷，就會影響到待人接物、處世治事的好壞成敗。因此，曾國藩在強調靜字的同時，還主張要有平淡的心境。曾國藩說：“思胸襟廣大，宜從‘平、淡’二字用功。凡人我之際，須看得平，功名之際，須看得淡，庶幾胸懷日闊。”並表示要“以莊子之道自怡，以荀子之道自克”，要把“世俗之功名須看得平淡些”。因為他認識到，一般人之所以胸襟狹窄，全是物慾之念太重，功名之念太深。更具體些說，則是私慾困擾於心，精神無安靜之日，自然也就日覺有不愉快的心境。他這裡所謂的宜在“平、淡”二字上用功，即是要使心中平淡，不致為私慾所擾亂，務使精神恬靜，不受外物之累，使自己置身於物來順受，然後可以處於光明無慾的心境。梁啟超就總結曾國藩之所以成功的原因是“自制之為甚強”。
一日一心得
淡泊名利不是那麼容易做到的，因此，首先需要從個人修養出發。而修養的第一步則是看淡一切，平淡對待名利，不認為它們是自己生活不可缺少的東西。只有做到了這一點，才能不會被名利牽著鼻子走。
培養浩然之氣
曾國藩語錄：人以氣為主，於內為精神，於外為氣色。
曾國藩認為：氣是一個人生存和發展的主宰，在人體內表現為精神，在人體外表現為起色。在他看來，做大事必須要有良好的品性，而要想具備這一點，就必須透過“善養吾浩然之氣”。
曾國藩說：“自古聖賢豪傑，人才士，其治事不同，而其豁達光明之胸，大略相同。吾輩既辦軍務，系處功利場中，宜刻刻勤勞，如農之力穡，如賈之趨利，如篙工之上灘，早作夜思，以求有濟。而治事之外，卻須有衝融氣象，二者並進，則勤勞而以恬淡出之，最有意味。寫字時心稍定，便覺安恬些，可知平日不能耐，不能靜，所以致病也。寫字可以驗精力之注否，以後即以此養心。萬事付之空寂，此心轉覺安定，可知往時只在得失場中過日子，何嘗能稍自立志哉。”
從這段話中我們能夠看出，曾國藩覺得，人活著，如果一直渾渾噩噩而不知所謂“豁達光明之胸”、“衝融氣象”為何物，而只是“如農之力穡，如賈之趨利”，那就無法體現人生價值，是很難做成什麼大事的；不但事業做不好，人也活不到應有的程度。
“浩然之氣”是孟子提出的概念，指充實於人體之內的浩大正直之氣。孟子時代，中國哲學已經認為，氣是構成物質的質料，物質之內充滿了氣。人也是一個物，人體之內也充滿了氣。這個氣，可以是勇敢的，也可以是怯懦的；可以是善良的，也可以是邪惡的。一個人的氣如何，在和人交往時，就會表現出一種什麼樣的態度。所以孟子認為，氣的狀況，可以影響人的志向。因此，一個人的道德修養，就是修養自己的心和氣。
一天，弟子問孟子：“您擅長做什麼樣的修養？”孟子回答說：“我擅長的是修養自己的浩然之氣。”弟子問：“浩然之氣是什麼樣子？”孟子解釋說，難以描述。然後又說道，這個氣，最浩大，也最剛強，你不間斷地養護它而不損害，它就會充滿於天地之間。這個氣，和仁義是互相伴隨的。沒有仁義，這個氣就會衰竭。因為，它是仁義的積累，不是做了一件仁義的事就可以得到的。
所以孟子要求，修養浩然之氣，要逐漸積累，不要拔苗助長。如果不能逐漸積累。企圖一下子就得到它，就會像那個拔苗的人一樣，以為是幫助了禾苗的生長，結果反而害了禾苗。人的品性的培養也是這樣的，只能逐漸積累，是不能一蹴而就的。
孟子提倡的“浩然之氣”就是儒家提倡的一種理想人格。這種理想人格的形成需要進行長期的教化和培養。孔子將理想人格的培養過程分為既相區別又相聯絡的三個階段：
確立志向。要實現人生的理想則必先有理想，有努力奮鬥的志向、決心和毅力。但光有志而不為所動也不過是空談，所以孔子說“志於學”，有鴻志還要透過學習來不斷充實自己的知識，豐富自己的閱歷，提高自身的修養。
敏而好學。學習是完善自我、提高修養、豐富知識的重要途徑，在理想人格的培養中學習的作用可謂至關重要。如何學習才能有利於理想人格的培養呢？首先，在學習的內容上要博學於。孔子認為學習的表現在於多聞多見。可以說“博學於是豐富知識加強自身修養的一個重要方面，不博學於，則就難以形成出眾的才華、良好的修養和脫俗的氣質。其次，在學習的規範上要約之以禮。孔子認為禮能成為人立身行事的正規化和道德完善的標準。自覺努力地承擔履行自己應盡的義務和社會責任，遵從禮的行為模式，各安其名，各盡其責，才能建立有序安定的社會秩序，形成融洽的人際關係。最後，在學習的態度上要好學內省。理想人格的培養一方面要靠外界的教育培養，另一方面還需要內因的充分發揮。
勤於實踐。孔子非常重視“行”。“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孔子一生做事踏實，非常重視躬行實踐，他的人格教育實踐性特別強，他從各方面嚴格要求自己及弟子，要求他們躬親實踐來完善人格。
對照孔子提出的培養“浩然之氣”的理想人格的途徑，我們發現曾國藩的一生可以說是嚴格照著執行的。
曾國藩的志向是“不為聖賢，便為禽獸”；他一生都在不斷地學習，尤其是接受兩位理學大師的教導，更為突出的是他的內省工夫，更是難有人匹敵；他不但提出了很多的修養主張，更是力求親身實踐，以身作則，首先正己然後正人……在怎樣來達到聖賢的境界方面，曾國藩在給胡林翼的信中，極力稱讚孟子的養氣說和莊子的逍遙說，從中可見他在這兩個方面是下過一番工夫的。
孟子的“浩然之氣”是一種充溢著剛性的“力”，這種剛性之力來源於人們對自我與宇宙合一的體認和對仁義禮智的信念和踐履。孟子的這種“至大至剛”的“浩然之氣”，實際上就是指人的一種真力瀰漫、生氣勃勃的內在精神狀態和充實鬱勃的人格之美。它在“富貴不能**，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身上，得到了完美圓滿的體現。孟子的“浩然之氣”有一種無堅不摧、大無畏的品格。有了這種浩然正氣，就能堅持正義、氣節和情操。民族英雄天祥的《正氣歌》做出了最好的詮釋。曾國藩在遭遇失敗時選擇自殺就是這種正氣的一種體現。
曾國藩寫信給胡林翼，與他一同欣賞《莊子》，談莊子沖淡、超曠的人生理念，認為與孟子的“浩然之氣”有異曲同工之效。他說：“因思古來聖哲，胸懷極廣，而可達到德者約有數端，如篤恭修己而生睿智，程於之說也；至誠感神而致前知，于思之訓也；安貧樂道而潤身睥面，孔、顏、曾、孟之旨也；觀物閒吟而意適神恬，陶、白、蘇、陸之趣也。自恨少壯不努力，老年常多悔懼，於古人心境不能領取一二，反覆尋思，嘆喟無已。”
可以說，曾國藩的人格就是一種理想人格，他以天下自任的政治抱負、傑出的組織管理才能、堅忍不拔的頑強意志，克已自省的自律精神等所構成的主體人格，對後人產生了深刻影響。
一日一心得
養浩然之氣，做一個心胸豁達的大丈夫，這既是修身的一個重要步驟，也是成大事的必備條件之一。浩然之氣是充塞於天地之間的至大至剛之氣，是由內心之道義迸發出來的浩然正氣，一種廣大，剛強、正義凜然的道德精神。有了這種道德精神，就可以無所畏懼，能屈能伸，進可以做一番驚天動地的大業，退可以保持氣節。
抱怨不如改變
曾國藩語錄：吾嘗見友朋中牢騷太甚者，其後必多抑塞，……蓋無故而怨天，則天必不許；無故而尤人，則人必不服。
咸豐元年（1851）九月初五曾國藩在寫給弟弟們的信中說道：
“吾嘗見友朋中牢騷太甚者，其後必多抑塞，……蓋無故而怨天，則天必不許；無故而尤人，則人必不服。……凡遇牢騷欲發之時，則反躬自思：吾果有何不足而蓄此不平之氣？猛然內省，決然去之。不推平心謙抑，可以早得科名，亦且養此和氣，可以消減病患。”
在曾國藩看來，牢騷太甚的人後來一定抑塞。他們總是把自己所謂的不平發洩給別人，因為無緣無故而怨天，天也不會答應；無緣無故而尤人，人也不會服。因此，他告誡說，凡是遇到牢騷要發的時候，就反躬自思，自己有哪些不足，而積蓄了不平之氣，從自己身上找原因。然後透過內省改變自己，提高自己，決然去掉動不動發牢騷的毛病。這樣不僅能平心謙抑，可以早點兒得科名，也能養和氣，可以稍微減少身體上的病痛。
很多人都有抱怨、發牢騷的習慣，因為很多人都認為心裡有怨氣不發洩出來會導致心理不健康，但是他們沒有想過到處發牢騷也是一種心理的不健康表現。在日常工作中，我們身邊幾乎充斥著各種各樣的抱怨：抱怨薪水與付出不符，抱怨績效考核不公，抱怨領導不授權，抱怨管理不規範……這些抱怨有些是別人說給自己的，有些是自己說給別人的。卻少有問問自己：我為什麼有這麼多抱怨呢？我有哪些不足？
過多的抱怨就像一種慢性腐蝕劑，在腐蝕自己的同時，也在消磨別人的鬥志，它就像可以“潰堤”的螞蟻，讓一個部門、一個團隊、一個企業潰不成軍，轟然倒地！
**有句名言“牢騷太盛防腸斷”，有情緒不發洩固然對身體無益，但發洩方式不當，沒完沒了抱怨也同樣不好，非但解決不了任何實際問題，也不能達到宣洩情感、令人心情愉快的目的，反而會讓人陷入負面情緒裡。
比如：領導分派同樣的任務，有的人不抱怨，直接就積極去完成；有的人稍微抱怨之後也想辦法去完成它；而有的人則充滿了牴觸情緒，不斷找各種理由去抱怨，這就是一種消極逃避的行為反應。
專家指出，找人傾訴抱怨，本來是一件很自然的情緒宣洩方式，但無度地抱怨，不但不能緩解煩惱，反而放大了原來的痛苦，陷入滿腹牢騷、抱怨不休的惡性迴圈之中，於事無補。
一個總是抱怨、發牢騷的人，他的心中總是很不平的，總有一股不平之氣，總是不能用平和的眼光來看待事情、看待周圍的人，因此，曾國藩常以心胸“平淡無所求”來教導子弟，並列舉朋友的例子，讓子弟知道“牢騷太多”，無法“反躬自省”的壞處。他一再強調兩點，一是要心胸寬廣無所求。曾國藩一生在官場奮鬥，總會遇到挫折和阻力，至情緒無法控制，心胸鬱悶不暢，他曾在《日記》上反省自我說：“近日心緒之惡，襟懷之隘，可鄙可恥，甚矣變化氣質之難也。”曾國藩認為心胸狹隘是變化氣質的阻礙，所以應保持心胸浩大通暢，“富貴功名，皆人世浮榮，惟胸懷浩大是真正受用”。曾國藩認為要養成浩大的心胸，應注重“平淡”二字，“胸襟廣大，宜從‘平淡’二字用功。凡人我之際，須看得平，功名之際，須看得淡，庶幾胸懷日闊”。所以曾國藩認為心胸浩大平淡無求，對人世間的富貴功名看得淡泊，便不會招致紛爭，是人生中受用最大的觀念。
二是不要到處發牢騷抱怨。曾國藩認為胸生鬱悶，怨恨便出，心緒受影響而變得喜怒無常，在與人交際及處理事物上，便不會被人所認同。曾國藩以“嚴以律己、寬以待人”反省，以遠離“怨”的陷阱。《禮記》曰：“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牢騷不發，“反躬自省”則心平氣和，可以遠離怨氣，“禮樂”自然而出，禮樂既出，怨懟調和，對世事的浮名利祿便視為糞土，豁達衝融的心便自然而然。
曾國藩是這麼說的，也是這麼做的。咸豐皇帝曾有過金口玉言：“攻下金陵者王之”，同治三年（1864）六月曾國荃攻下南京城，太平天國覆滅，但清政府爽約，不光是湘軍上下憤憤難平，發出“弓藏兔烹”之哀嘆，就連滿清的權貴們也認為朝廷太吝嗇了，做法不合罪罰功賞的本義。曾國荃更是牢騷頻發，結果導致鬱結成疾。此時的曾國藩借九弟國荃生日給他贈詩數首，其中一首曰：“左列鍾銘右謗書，人間隨處有乘除，低頭一拜屠羊說，萬事浮雲過太虛。”曾國藩清醒、淡定，識力卓絕，他認為：“功名之際，終之始難，消長之機，盈之必缺。”他在日記中還寫道：“人生才力所能辦者，不過太倉一粒耳！知天地之長而吾所歷者短，則遇憂患橫逆之來，當少忍以待其定，知天地之大而吾所歷者小，則遇榮利爭奪之境，當退讓以守其雌。”知其雄守其雌，不爭不伐，為儒道所共推崇。曾國藩則是知行合一，說到做到。
曾國藩面對牢騷、抱怨的做法是改變，改變自己的心態，改變自己看待問題的角度，改變自己的內心，用平和來抵消牢騷。如果把抱怨變成善意的溝通；如果把抱怨變成積極的建議；如果把抱怨變成正面的行動，你就會發現，你已經開始改變，你已經在向成功邁近！
一日一心得
衡量抱怨是否過度，變成了發牢騷，主要看抱怨之後的行為，如果抱怨完之後讓你心情舒暢並能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那就是有效的發洩；如果只有抱怨而不想怎麼去解決問題，那就是過度的，需要警惕陷入負性情緒。此外，與其把你的問題告訴一些可能會使你繼續苦惱的朋友，不如去求助一些能夠幫你找出解決方法的人，比如專業的心理諮詢師。
不要把別人都當傻瓜
曾國藩語錄：精明也要十分，只須藏在渾厚裡作用。古人得禍，精明人十居其九，未有渾厚而得禍者。
有的人總覺得自己才高八斗，處處精於算計，事事表現自己，是個十足的活躍分子。更重要的是不吃一點兒虧，還常常佔別人的便宜。在他們的眼中，別人都是傻瓜，只有他自己最明白。可往往最後的結果是，他們“聰明反被聰明誤”，別人“傻人有傻福”。
胡適先生曾說：“凡是有大成功的人，都是絕頂聰明而又肯作笨功夫的人。”
中國古代有“扮豬吃虎”的計謀，以此計施於強勁的敵手，儘量在別人面前表現出一副愚蠢的樣子，表面上百依百順、俯首恭敬，使對方不起疑心。一旦時機成熟，就一舉把對手擊敗了。
人生在世，雖然未必有仇深似海、必欲除之而後快的敵人，但是，裝傻卻能給自己帶來很多好處。為人太精明瞭，反而會讓人更加提防、討厭，無形中增加了社會生存的困難和障礙。
商紂王荒**無道、暴虐殘忍，一次徹夜長飲，最後昏醉不分白天黑夜，於是問左右之人，大家都說不知道，然後又問賢人箕子。箕子深知“一國皆不知，而我獨知之，普其危矣”的道理，於是也裝作昏醉，“辭以醉而不知”，得以保全了自己。
戰國末期，秦國大將王翦奉命出征。出發前他向秦王請求賜給良田房屋。
秦王說：“將軍放心出征，何必擔心呢？”
王翦說：“做大王的將軍，有功最終也得不到封侯，所以趁大王賞賜我臨時酒飯之際，我也斗膽請求賜給我田園，作為子孫後代的家業。”
秦王大笑，答應了王翦的要求。
王翦到了潼關，又派使者回朝請求良田。秦王爽快地應允。
手下心腹勸告王翦。王翦支開左右，坦誠相告：“我並非貪婪之人，因秦王多疑，現在他把全國的部隊交給我一人指揮，心中必有不安。所以我多求賞賜田產，名為子孫計，實為安秦王之心。這樣他就不會疑我造反了。”
從表面上看來，這就是“糊塗”、“裝傻”、“充楞”，但正是因為這樣才保全了自己，這難道不是一種大智慧嗎？不是一種真正的聰明嗎？
清代的鄭板橋在自己奮鬥了一生即將離去之時，留下了“難得糊塗”這一名訓，是不無道理的。
蕭何便是很好的例子。當年與劉邦共打天下的各位有功之臣，都非平庸之輩，而最後皆被劉邦和呂氏疏遠和加害，蕭何則能安度晚年，為什麼呢？主要是因為蕭何有一幅難得的糊塗智慧。他從來對一些事持漠不關心的態度，這樣劉、呂便放鬆了對他的注意，從而聰明地保全了自己。
平定“安史之亂”有功的郭子儀之子郭曖，娶了唐代宗李豫的女兒昇平公主。一次，小夫妻發生口角，郭曖急不擇言：“你倚仗你父是天子嗎？我父還嫌天子不做呢！”
聽了這句大逆不道之言，昇平公主哭著回宮告狀。聞聽此言，李豫勸女兒道：“他父親嫌天子不做是實情，若是不嫌，天下哪裡還姓李！”
面對負荊請罪的郭氏父子，李豫安慰道：“俗話說‘不痴不聾，不做家翁’。小兒們拌嘴，哪裡用得著聽！”
唐代宗沒有因為天子的光環而暈眩，而以清醒的頭腦想透了怎樣處理這件事才算恰當。假若李豫不能“糊塗一點”，而去追究郭曖的罪過，其結果就算丟不掉江山，也會失去愛婿，傷了功臣的心。
曾國藩說：“精明也要十分，只須藏在渾厚裡作用。古今之禍，精明人十居其九，未有渾厚而得禍者。”意思是說，精明還是十分必要的，但要在渾厚裡悄悄地作用。古往今來得禍的人大多數都是精明的人，沒有渾厚而得禍的。
這個認識是從教訓中得來的。
曾國藩是一個精明的人，但不同的是，年輕時候的曾國藩將這種精明寫在臉上，而經歷過摔打的曾國藩則把這份精明留在了心裡。他的弟弟曾國荃也是一個精明的人，他們就因為精明吃過不少虧。
對於讀書人，曾國藩還能以誠相待，他說：“人以偽來，我以誠往，久之則偽者亦共趨於誠矣。”但是對於官場的交接，他們兄弟倆卻不堪應付。他們懂得人情世故，但又懷著一肚子的不合時宜，既不能硬，又不能軟，所以到處碰壁。這是很自然的，你對人誠懇，人也對你誠懇；你對人詭祕，人也對你詭祕；你對人一肚子不合時宜，人也會對你一肚子不合時宜。
而曾國藩的朋友迪安有一個優點，就是全然不懂人情世故，雖然他也有一肚子的不合時宜的話，但他卻一味渾含，永不顯露，所以他能悠然自得、安然無恙。而曾國藩兄弟卻時時顯露，總喜歡議論和表現，處處顯露精明，其實就是處處不精明。曾國藩慢慢意識到了這一點，於是對曾國荃說：“這終究不是載福之道，很可能會給我們帶來災難。”
到了後來，曾國藩真的有所領悟，他在給湖北巡撫胡林翼的信中寫道：“惟忘機可以消眾機，惟懵懂可以祓不祥。”
從心理學角度講，人們不喜歡與過於精明的人交往，而喜歡與單純的人交往。與單純的人交往使人放鬆、自然，不用費盡心機、提高警惕。這倒不是說單純的人是傻子，是可以隨意欺騙與作弄的，而是說他心地純淨、平和、淡泊。這樣的人也懂得很多，想得很深，看得很透，但他把心智放在更有價值和更有意義的事情上。這就是荀子所說的那種人：溫和如玉，完美純正。
然而，與精明的人交往就得時時小心、處處提防，稍有不慎就會落入泥淖和陷阱中，交往得越久相處得越深，就越是感到被欺騙、被愚弄，當然也就越是不自在。如果沒有辦法還得與他交往，那麼就會以精明手腕去對付他。這正應了鄭板橋的一句話：“試看世間會打算的，何曾打算得別人一點兒，真是算儘自家耳！”
人生在世，要考慮得長遠些，需要大事不糊塗就足夠了，所以有大智若愚的說法。總之與人相處，不必太精明，不要斤斤計較，保持一種放眼長遠的健康心態，就會輕鬆愉快；如果對每件事情，都要精打細算，很怕吃虧，即使不出差錯，那也太累了。
在《老子》中有一句名言是：“知不知，尚矣。”意思就是說，明明你知道，卻又裝作不知，這才是真正高明的做法。
一日一心得
讓精明的人變得糊塗一點兒，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除非他經歷了很多人和事，受過很多的挫折和磨難，否則他是不會糊塗的。鄭板橋不是說過：聰明難，糊塗難，由聰明返糊塗更難。然而這“難得糊塗”卻是世界難得的大智慧，能參透此道理，在為人處世是便是進了一大步。
切莫追求十全十美
曾國藩語錄：天有孤虛，地闕東南，天地都有不足，何況人？故人有所缺憾才是真實的。日月都不能追求圓滿，何況人？故人應當有所欠缺才好。
世界上沒有十全十美的事，也沒有十全十美的人。這似乎每個人都知道，但是還是有很多人做事做人力求十全十美，結果弄得自己身心俱疲，還因為不能達到自己的期望而生出了許多的怨恨，導致自己心情不解，嚴重者還會心裡失衡。
曾國藩被後人稱之為聖人，可見其修養之高。但是，就連他也明白追求十全十美是不現實的。
曾國藩在年輕時就意識到自己的長相和性格上都存在缺憾：三角眼、個子不高、性格內向、不太合群。然而，他並沒有因此而悲觀或抱怨，相反，他認為長相不出眾反而可以讓自己避開眾人的關注，靜下心來韜光養晦；性格內向恰恰是沉穩的體現，遇事處變不驚，有成為聖人的潛力。
曾國藩不僅對缺憾不以為意，甚至還主動求闕，他把自己的住所題作“求闕齋”。之所以這樣命名，在《曾國藩集》中有他的這樣一段解釋，他說：
國藩讀《易》至《臨》，而喟然嘆曰：剛浸而長矣。至於八月有凶，消亦不久也。可畏也哉！天地之氣，陽至矣，則退而生陰。陰至矣，則進而生陽。一損一益者，自然之理也。
物生而有嗜慾，好盈而忘闕，是故體安車駕，則金輿驄衡，不足與乘；目辨五色，則黼黻章，不足於服。由是八音繁會，不足於耳；庶羞珍膳，不足於味。窮巷甕牗之夫，驟膺金紫，物以移其體，習以蕩其志。向所謂搤捥而不得者，漸乃厭鄙而不屑御。旁觀者以為固然，不足訾議。故曰：“位不期驕，祿不期侈。”“彼為象箸，必為玉杯。”漸積之勢然也。而好奇之士，巧取曲營，不逐眾之所爭，獨汲汲於所謂名者。道不同，不相為謀。或貴富以飽其欲，或聲譽以厭其情。其於志盈一也。夫名者，先王所以驅一世於軌物也。中人以下，蹈道不實，於是爵祿以顯馭之，名以陰驅之。使之踐其跡，不必明其意、若君子人者，深知乎道德之意，方懼名之既加，則得於內者日浮，將恥之矣。而淺者譁然騖之，不亦悲乎！
國藩不肖，備員東宮之末，世之所謂清秩。家承餘蔭，自王父母以下，並康強安順。孟子稱“父母俱存，兄弟無故”，抑又過之。《洪範》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不協於極，不罹於咎，女則錫之福。”若國藩者，無為無猷而多懼於咎，而或錫之福，所謂不稱其服者歟？於是名其所居曰“求闕齋”。凡外至之榮，耳目百體之嗜，皆使留其缺陷。禮主減而樂主盈，樂不可極，以禮節之，庶以制吾性焉，防吾**焉。若夫令聞廣譽，尤造物所靳予者，實至而歸之，所取已貪矣，況以無實者攘之乎？行非聖人而有完名者，殆不能無所矜飾於其間也。吾亦將守吾闕者焉。
此記述了作者書齋命名的用意，同時，也是一篇精彩的哲理性論。章先從讀《易》生髮感慨，說明陰陽相生、一損一益，是自然規律，可以說是從高處立論。繼而指出“物生而有嗜慾，好盈而忘闕”，並逐層舉例說明人在體、目、耳、口等方面的“嗜慾”不厭，以及在追逐名利方面的不知滿足。最後點出“名其所居曰求闕齋”的用意，正是為了“凡外至之榮，耳目百體之嗜，皆使留其缺陷”；為了“制吾性，防吾**”。此反映了作者在自己人生道德修養方面的清醒認識和自覺追求。
曾國藩是一個人，也是一個大儒。他並不是不愛花好月圓，而是他洞悉了“花無百日香，人無百日好”，“月有陰晴圓缺，人有悲歡離合”，“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的規律，不再強求花開不敗，月圓不缺。所以，他知道花開月圓是短暫的偶然，而花不開月不圓才是常態。他曾說：“天有孤虛，地闕東南，天地都有不足，何況人？故人有所缺憾才是真實的。日月都不能追求圓滿，何況人？故人應當有所欠缺才好。”
的確，世人都有這樣或那樣的缺憾，也正因為世人都追求圓滿完整，從而難免存在著怨憤之心、忌妒之心。追求完美縱然是一種美好的精神嚮往，但在現實生活中，過於苛求的習慣常常會使人陷入被動的局面。追求完美的人極易憤怒，跟別人一起做事時，如果對方不根據他的要求來做，他也會覺得如坐鍼氈，因此很難與別人融洽相處；追求完美的人在與人合作時會百般挑剔，容易傷害別人的自尊心，挫傷他人的積極性；追求完美的人總會有高不可攀的目標，曲高和寡，難以獲得別人的支援，自己也會因此陷入孤獨的境地；追求完美的人在某些事情未完成時，還會產生相當強烈的焦慮感，一旦達不到，就深深自責，痛悔不已，無法自拔……追求完美的人都認為自己是對生活負責，殊不知，完美就如同一個陷阱，是一種主觀臆想的無底洞，它沒有標準，無法丈量，只會讓人徒增煩惱。因此，追求完美大可不必。
人生在世不可能處處圓滿，不是這裡有不足就是那裡有欠缺。所以，不必費盡心機去追求完滿。有些事情本來就不可能如人意的。抱殘守缺，不失為一種處世方法，對待任何事，都不可求全責備。
杭州靈隱寺有一副對聯作得妙：“一生哪有多如意，萬事但求半稱心。”這兩句話道出了人生的大道理：人在一生中遇到的不如意之事很多，若是凡事都追求十全十美無異於自找麻煩，反而不如調整好自己的心態，學會欣賞不完美中的美。
一日一心得
對於生活中的諸多缺憾，我們每個人都需要以一顆平常心對待。完美，則是一種妄念，太過強求反而會喪失生命的本真。正如一位哲人所說：“一味地追求完美，只會讓自己離生活越來越遠；事事物物過於追求完美，就變成了一種負擔。”
能屈能伸則為大丈夫
曾國藩語錄：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
我們常說“能屈能伸則為大丈夫”。一個一味強進的人並不是一個強者，因為一遇到比他更強的，他就馬上會被“折斷”；一個一味軟弱、畏縮不前的人以為不出頭就不會遇到危險了，而事實上他的這種選擇並不能保全自己，因為軟弱者抵抗危險的能力更差，更容易被壓垮。這就是“太剛則易脆，太柔則無力”的道理。事實證明，只有那些知道什麼時候該強，什麼時候該弱的人才能順應環境，活出精彩來。
曾國藩說：“天地之道，剛柔互用，不可偏廢，太柔則靡，太剛則折。”他認為：“從古帝王將相，無人不由自立自強做出，即為聖賢者，亦各有自立自強之道，確乎不拔。昔餘往年在京，好與諸有大名大位者為仇，亦未始無挺然特立不為強御之意。進來見得天地之道，剛柔互用，不可偏廢，太柔則靡，太剛則折。剛非暴虐之謂也，強矯而已；柔非卑弱之謂也，謙退而已。趨事赴公，則當強矯，爭名逐利，則當退讓；開家創業，則當強矯，守成安樂，則當退讓；出於人物應接，則當強矯，入與妻孥享受，則當退讓。若一面建功立業，外享大名，一面求田問舍，內圖厚實，則二者皆有盈滿之象，全無退讓之意，則斷不能久。”
曾國藩自幼便受到祖父“做人以‘懦弱無剛’四字為大恥”的訓導，因此，曾國藩認為“倔強”二字不可少，功業章都必須有這兩個字貫穿其中，否則會一事無成。他早年在京城做官時，甘願與那些名氣大、地位高的人爭鬥，就具備了挺然而立不畏強敵的精神，他也因此處處受排擠，經常成為輿論諷喻的中心，遭遇了諸多曲折磨難。他在實踐中逐漸認識到過剛則易折，易折則無法達到自強的目的。他在秉承祖訓的基礎上，又根據自己的親身體會總結出：只有剛柔相濟，才能達到自立自強的目的。
莊子在《山木》篇中講到了東海有一個名叫“意怠”的鳥，這種鳥非常柔弱，總是擠在鳥群中苟生，飛行時它既不敢飛行在鳥隊的前邊，也不敢飛到鳥隊的後邊；吃食的時候也不爭先，只揀其他鳥吃剩的殘食。所以，它既不受鳥群以外的傷害，也不引起鳥群以內的排斥，終日優哉優哉，遠離禍患。從這則故事可以看出，柔，並不是卑弱和不剛，而是一種魅力，一種處世的方法。曾國藩對此的理解是：“《揚雄傳》雲：‘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龍蛇者，一曲一直，一伸一屈。如危行，伸也。言孫，即屈也。此詩畏高行之見傷，必言孫以自屈，龍蛇之道也。”
中國古代大哲學家老子，有一天他把弟子眾人叫到床邊，他張開口用手指一指口裡面，然後問弟子們看到了什麼？在場的眾弟子沒有一個能答得上。於是老子就對他們說：“滿齒不存，舌頭猶在。”意思是：牙齒須硬但它壽命不長；舌頭須軟，但生命力更強。雖然舌頭的生命力比牙齒的更強，但是我們顯然不能只要舌頭而不要牙齒。同樣的道理，水很剛硬，可以滴穿石頭，同時水很柔軟，你用什麼形狀的容器來裝它，它就呈現怎樣的狀態和形狀；水很剛硬，它能滲透、浸潤很多東西、很多地方，但水很柔軟，它遇到阻礙就會馬上轉向，從來不會去“硬”來。
咸豐七年（1857）在家守制時，曾國藩經過一年深刻的反省，透過讀《老子》、《莊子》等經典著作，深刻認識到了能伸能屈、剛柔並濟才是做成大事的最好辦法。於是，此後他身體力行這一處世方法。
他帶兵打仗，不求勝心切、調兵遣將血拼一番，他十分注重戰勢的發展，打太極拳、搞持久戰。他說，天道忌巧，只有一步步紮紮實實把基礎打好才能贏得最終的勝利。他在《有恆箴》中說道：“困心橫濾，正是磨難英雄，玉汝於成。李申夫嘗謂餘慪氣從不說出，一味忍耐，徐圖自強。因引諺曰‘好漢打脫牙，和血吞’此二語，是餘生平咬牙立志之決。餘庚戌辛亥間，為京師權貴所唾罵；癸丑甲寅，為長江所唾罵；已卯丙辰為江西所唾罵；以及嶽州之敗，靖港之敗，湖口之敗，蓋打脫牙之時多矣，無一次不和血吞之。”
這種打碎牙齒和血吞的做法，就是一種委曲求全，就是一種“屈”，一種“柔”，但得到的則是“伸”，是“剛”。當然，要做到這一點，首先需要人格上的自立自強。有了人格上的自立自強，然後以柔制剛，以柔克剛，便會產生特殊的效果。歷史上這樣的例子常見：
一次，宋太祖趙匡胤正手持彈弓在後苑打鳥。忽傳報一位大臣有急事求見。趙匡胤一聽說有急事不敢稍有怠慢，立即召見大臣聽奏，然而聽奏後卻認為事情不大，便斥責奏臣說：“這算什麼急事？”奏臣對皇上的態度不滿，隨口說道：“這總比打鳥的事急吧！”趙匡胤惱羞成怒拿起斧柄向這位大臣的嘴上掄去，大臣的牙齒當即被打掉兩顆，他不卑不亢地揀起被打落的牙齒。趙匡胤更火了：“難道你還想儲存這兩顆牙齒找我算後賬嗎？”
大臣說：“我怎敢與您論是非呢？這事史官自然會記的。”趙匡胤聽了猛驚，連忙笑容滿面的好言安慰，還送給這位大臣許多金帛。
很顯然，和皇帝相比，這位大臣無論是在權勢上還是地位上都是弱者，無法與至高無上的皇位抗衡，但他採用了柔弱的態度，卻寓於道理上、人格上的剛強，征服了至高無上的皇權，達到了自己在人格上不畏強暴，據理而爭，自立自強的目的。
曾國藩為人處事，極推崇剛柔相濟，他認為天地之道應剛柔相濟，不可有所偏廢。剛，不是指暴虐，而是強矯；柔，不是卑弱，而是謙遜退讓。人不能只具備“骨架”，還要具備“血肉”，只有如此才能成為一個充滿活力的人，才會具有光彩照人的生命旅程。“柔”，就是一個人的“血肉”，是最富生命力且使人挺立長久的東西。
一日一心得
在什麼樣的情勢下該爭，在什麼樣的情勢下該退，要根據客觀情況審時度勢，剛柔並用。片面地依靠“剛”而忽略“柔”，或片面地依靠“柔”而忽略“剛”都將導致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