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志、有恆、堅忍、大局觀、不急於求成，做事成功所需要的因素，在曾國藩的身上都不僅存在，而且發揮著很重要的作用。“吃盡苦中苦，方為人上人”，從曾國藩的身上，更驗證了一個真理：吃苦就是吃補。
想法決定活法志當存高遠
曾國藩語錄：凡人才高下，視其志趣。卑者安流俗庸陋之規，而日趨汙下；高者慕往哲隆盛之規，而日即高明。賢否智愚，所由區也。
志向是一個人事業追求的目標和方向，也是追求的一種信念和決心。成功的人生都是從志向開始的，毫不誇張地說，有什麼樣的志向，並能夠始終堅持自己的志向，就能夠成就什麼樣的人生。王夫之說：“志不大則所成者小。”因為“志小則易足，易足則無由進。”小近之志容易實現，使人輕易地處於滿足狀態，不思進取。只有遠大的志向才會不斷地激勵著人們永遠向上，奮發有為。
曾國藩立下了“不為聖賢，便為禽獸”的遠大志向，他認為所有人都能成為聖賢，將相聖賢豪傑都不是天生的，只要人能夠立志，並且為此努力，就一定能成為聖人、豪傑。
想法決定活法。曾國藩的遠大志向為他提供了強大的精神力量，他一生都在為實現這個巨集偉的目標而努力。
俗話說：有志者事竟成。一個志存高遠的人必定有遠大的理想和抱負，做人應先從立志開始。明代大儒王陽明則認為：“夫志，氣之帥也，人之命也，木之根也，水之源也。源不浚則流息，根不植則木枯，命不續則人死，志不立則氣昏。是以君子之學，無時無處而不以立志為事。”又說：“志不立，天下無可成之事。雖百二技藝，未有不本於志者……志不立，如無舵之舟、無銜之馬，漂盪奔逸，終亦何所底乎！”這些話都指出了立志對於成就人生的極端重要性。
曾國藩本人的成功，正是這種志向遠大，並且始終堅持的結果。
立志固然很重要，但立什麼樣的志則更為重要。因此，曾國藩不僅反覆向子弟灌輸立志的重要，而且還指點他們如何立志、立什麼樣的志。他在家信中說：
君子立志，應有包融世間一切人和物的胸懷，有內以聖人道德為體、外以王者仁政為用的功業，然後才能對得起父母的生養，不愧為天地之間的一個完人。因此君子所憂慮的是德行不修煉，學問不精通。所以，當頑民得不到教化時，他們就深深憂慮；當蠻夷入侵中原時，他們就深深憂慮；當小人在位賢才受害時，他們就深深憂慮；當天下百姓得不到自己的恩擇時，他們就深深憂慮。這真是所謂悲天憫人啊！所有這一切才是君子所要憂慮的，至於一己之屈伸，一家之飢飽，肚俗之榮辱、貴賤和譭譽，君子從來就無暇顧及。
二十歲前的曾國藩只是寒窗苦讀、閉門不問世事人情。此時的他讀書的志趣並不高，完全是為了科舉考試。在父親的教導下讀《孝經》、《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等，表現出了勤奮好學的一面。道光十年（1830），父親曾麟書覺得自己能教的都已經教完了，於是就把他送到衡陽汪覺鹿先生處學習了一年。此後，曾國藩眼界大開，助長了一些銳意進取的精神，特別是又回到本縣漣濱書院就讀時，得到師長劉元堂先生的欣賞，在劉元堂先生的栽培下，曾國藩痛下決心，毅然將原字伯涵改為滌生，意為“滌其舊汙之染”，“生”即“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後種種譬如今日生”。意即走向新生之意。從曾國藩改號這一舉動我們能夠看出，他努力求學、不斷上進的決心和志向。
前進的道路自然不會是一帆風順的，也因此一些人容易在順境的時候堅持自己的志向，而遭遇逆境的時候則很容易放棄。曾國藩的道路也不是平坦的，但是他不曾因為遭遇不順而放棄自己的志向，只是我們看到他透過一些詩詞來發洩心中的苦悶，也從中窺見了他的志向和“野心”。
25歲生日時候的曾國藩，正在京城苦讀勤練，雖然艱苦，但也更堅定了他要做第一等人的“野心”，立志成為舉足輕重的人物。
道光十五年(1835年)，他在有感而發的《乙未歲暮雜感》一詩中寫道：
去年此際賦長征，豪氣思屠大海鯨。
湖上三更邀月飲，天邊萬嶺挾舟行。
竟將雲夢吞如芥，未信君山鏟不平。
偏是東皇來去易，又吹草綠滿蓬瀛。
“氣吞雲夢”、“剷平君山”、“斬蛟屠鯨”，一個25歲青年這樣非凡的志氣著實令人刮目相看。
其中《感春六首》最能表現他的雄心：
群烏啞啞叫紫宸，惜哉翅短難長往。
一朝孤鳳鳴雲中，震斷九州無凡響。
……
虹梁百圍飾玉帶，螭柱萬石從金鐘。
莫言儒生終齷齪，萬雉卵變蛟龍。
他還經常借詩以抒發自己的志趣，自比於漢興之初的李斯、陳平，漢末的諸葛亮等“布衣之相”，幻想“夜半霹靂從天降”，將他這個生長在僻靜山鄉的巨才偉人振拔出來，用為國家棟梁。他堅信自己終有一天，如同雲中展翅翱翔的孤鳳一樣不鳴則已，一鳴則引來九州的震動；如同生長在深山中的巨材一樣，有朝一日成為國家大廈的棟樑。
古往今來，凡能成就大事的人，都是從立志開始。立志，就要立長志、立大志，像聞雞起舞的祖逖，精忠報國的岳飛，都是古代立志的代表人物。而對於名不見經傳的農家子弟，直到後來官至極品的曾國藩來說，宦海生涯對他既是一種修煉，同時也是一個立志的過程。可是曾國藩一生所立的志向，卻並不是什麼升官發財、封王拜相之類的志向。他的志向是為天下人謀幸福，這是何等高遠的志向啊！
曾國藩超人的成就也驗證了這一點想法決定活法，你立下怎樣的志向，你就會向著怎樣的目標奮鬥，那你的生活和活法也會因為你的志向而發生改變。你的全身心，你的所有都是為了實現這個偉大的志向而付出的。這樣的志向實現是一個很艱難的過程，需要堅韌的意志力，始終不渝地堅持下去，不管遭遇怎樣的坎坷，都不能發生動搖，即使暫時有所偏離，也要儘快返回到正常的軌道上來。這樣，才擁有實現自己偉大志向的最強大的動力和約束力。
一日一心得
做人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立志。給自己一個明確的目標，一個方向。許多人並不是智力不如別人，意志不如別人，條件不如別人，而是許多時候沒有確立遠大的志向。當你有了遠大的志向的時候，你就知道自己該做什麼了，該向哪個方向努力了，這樣，你努力的每一步都是積累的成功的一步，而大的成功就是這樣不斷積累出來的。
讀書是為了什麼
曾國藩語錄：吾輩讀書，只有兩事：一者進德之事，講求乎誠正修齊之道，以圖無忝所生；一者進業之事，操習乎記誦詞章之術，以圖自衛其身。
在現代社會，人們都會說“讀書是為了增長知識，因為知識是最強大的武器”。但事實上，很多人讀書急功近利的思想很嚴重，學生當然因為教育制度的原因在這方面是表現最明顯的，讀書就是為了考試，考個好成績；有的職場中人也有這樣的想法，為了考個資格證書，那就突擊某項專業知識，可是等資格證書拿到手，那些專業知識早就忘得一乾二淨了。這也是在很多人身上出現的現象，就是很多人讀書沒有一個長遠的計劃、或者目標，總是抱著應付差事的態度，現在需要了就讀一讀，不需要了就暫時不著急。這樣的結果是，他們並沒有真正體會到讀書的美妙之處，反而應付差事的印象更加深刻了。
那麼，讀書究竟有什麼美妙之處呢？**總理在一次和網民互動的時候說：“我非常希望提倡全民讀書，我願意看到人們在坐地鐵的時候能夠手裡拿上一本書。因為我一直認為，知識不僅給人力量，還給人安全，給人幸福。”如果把那些為了拿憑、提升自己職業素質的閱讀，我們稱之為有用的閱讀，那麼那些為了生命、為了塑造完美的人格、追求高深的修養的閱讀看起來就是無用的閱讀了。而溫總理所說的知識帶給人們的安全和幸福則正是這些無用的閱讀帶來的。它讓人們的眼界遼闊了，心靈沉靜了，讓人們面對世間的紛紛擾擾變得豁達、大度、樂觀了。
其實，在古代，在那個科舉考試壟斷教育，在那個只有讀書、只有考取功名才能出人頭地、光宗耀祖的時代，人們更有理由急功近利，更有理由將有用的閱讀警醒到底。但事實上並不是這樣的。先秦的孔子、孟子、墨子的觀點，認為讀書是為了提高品德情操，增長知識才幹，使自己成為“賢人”、“君子”以至“聖人”；宋朝朱熹的學說，主張讀書要“明天理”。從孔子到朱熹，都反對為個人消遣和利祿名譽而讀書。
在曾國藩的身上，我們不止看到這一點，他主張治學的目的應在於“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或叫做進德與修業。在給弟弟們的信中曾國藩說：“吾輩讀書，只有兩事：一者進德之事，講求乎誠正修齊之道，以圖無忝所生；一者修業之事，操習乎記誦詞章之述，以圖自衛其身。”可以看出，他一方面繼承了孔子、朱熹他們讀書治學的思想，另一方面卻有了自己的創新，他並不拘於朱熹的“性命”、“道德”空談，而繼承了宋朝陳亮“經世致用”的思想，認為讀書大可報國為民，小可修業謀生，以自衛其身。因此，可以說在為什麼讀書的問題上，曾國藩是在繼承古代各種觀點的合理因素的基礎上，提出了較為客觀、切合實際的新的讀書觀。
首先，曾國藩明確表示自己讀書不是為榮辱得失，而但願成為讀書明理的君子。衛身謀身是人最起碼的生理需要，它與追求功名利祿有著本質的不同，曾國藩是反對為一體之屈伸、一家之飢飽而讀書的，因此他認為讀書又以報國為民為最終目的：“明德新民止於至善，皆我分內事也。若讀書不能體貼到身上去，謂此三項，與我身毫不相涉，則讀書何用？”然而現代很多人讀書卻都是為了一體之屈伸。
為一體之屈伸而讀書的人，雖然可能會有所成，但會很小，也不會長久；為了報國為民而讀書的人，有所成就的路途會很遙遠，很艱難，但最後必將成就大的功業。這讓我們想到了很多偉人的讀書志向，比如周總理的“為中華崛起而讀書”的豪言壯語，他後來的一心為國為民、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美名為人們所世代傳頌，成為令人敬仰的一代偉人。曾國藩的讀書志向是進德修身，再拓展開來就是在成就自己的同時也成就別人，雖然有著很重的明哲保身的思想，但是本著報國為民的思想讀書，在那個年代已經是相當難得了。
也正是抱著這種“不為聖賢，便為禽獸”的志趣，曾國藩才從一個“朝為田舍郎”到一個“暮登天子堂”再到一個“中興以來，士人而已”的封疆大吏，成就他的非凡人生。
反觀今天的時代，如果有人說出類似為國為民讀書的豪言壯語，一定會被周圍的人取笑。而被取笑的人則很可能也以為自己只不過是在講一個笑話，連自己都覺得滑稽可笑了。我們總是活在別人的眼光裡，總是太在意別人的看法，最後往往迷失了自己；只有堅持自己內心最真實的想法，你才能真正看清前方的路，你才能真正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麼。
讀書可以開拓眼界，可以遼闊心靈，可以提升修養，最後提高的是你看問題的角度，想問題的層次，面對問題的態度。因為我們沒辦法改變這個世界，而讀書則可以很好地改變我們自己，讓我們去適應、去創造、去改變這個世界，實現我們的人生價值。讀書就是為了更好的滋養自己。
一日一心得
有這樣一個故事：有一個徒弟去問他師傅，一碗米值多少錢？師傅說，一碗米，這太難說了，看在誰手裡。要是在一個家庭主婦手裡，她往裡加點水，蒸一蒸，半個鐘頭一碗米飯就出來了，就是一塊錢的價值；要是在有點腦子的小商人手裡，他把米好好泡一泡，發一發，分成四五堆，用粽葉包成粽子，就是四五塊錢的價值；要是到一個更有頭腦的大商人手裡，把米適當地發酵、加溫，很用心地釀成一瓶酒，有可能是一二十塊錢的價值。所以，一碗米到底值多少錢，因人而異。
如果我們每個人是一碗米，那麼我們是選擇趕緊把自己變成米飯兌了現呢，還是用這碗米精心釀造成一瓶酒？把自己變成米飯很容易，只需要二十分鐘，幾乎不可能失敗；把自己釀造成酒，則需要花費很長的時間，中間可能會出現很多導致失敗的因素，需要更多的精力去維護它。一碗米飯也就是一塊錢的價值，而一瓶酒則是十幾塊、幾十塊的價值，我們願意選擇那個呢？其實，讀書就是把自己這碗米逐漸釀成酒的過程。
提升學習力的關鍵專、熟
曾國藩語錄：凡事皆貴專。求師不專，則受益也不入；求友不專，則博愛而不親。心有所專宗，而博現他途以擴其識，亦無不可。無所專宗，而見異思遷，此眩彼奪，則大不可。
解決了“讀書是為什麼”的問題，那麼接下來需要解決的就是“怎麼讀”的問題了。古人言：“術業有專攻”，學問做事也在於專，專心才能致志，才能真正挖掘知識的內涵。
古人也說過，凡事皆貴專。就像挖井一樣，如果總是這兒挖一米，那兒挖兩米，那挖到老也挖不出水來；如果專心在一個地方挖，十米不出水，二十米、三十米總會出水的。另外一點是讀書要熟讀，“熟”是讀書的笨辦法，但是熟能生巧。曾國藩認為，世間各種本事，如果不是由“熟”而精，則終不可恃。
我們先說“專”。曾國藩說：“作一事，便須全副精神，注在此事，首尾不懈，不可見異思遷。”曾國藩認為，做任何事情都要專心一致，不能見異思遷，今天想這樣，明天想那樣，這是不可取的，也不是把事情做好的辦法。也因此，他非常推崇好友吳嘉賓針對其用心不專而發的批評：“用功譬如掘井，與其多掘數井而皆不及泉，何若老守一井，力求及泉而用之不竭乎！”一個人的精力畢竟是有限的，要想在各個領域都有很高深的造詣是很難的，我們常說“樣樣精通就是樣樣稀鬆”，與其四處鑽研而都沒有高深的造詣，還不如在某一個領域專心深入研究總歸有所收效的。
讀書也是一樣，什麼書都讀，那什麼書都讀不透、讀不精，不能很好地知曉書中的深刻道理。在浩如煙海的化古籍中，想要讀完是不可能做到的，那就更要有所選擇，專心讀幾本或者十幾本對自己最有教益的書。曾國藩以博學著稱，但是他在家書中寫道：“餘於《四書》《五經》之外，最好《史記》《漢書》《莊子》、韓（愈）四種，好之十餘年，惜不能熟讀精考。又如《通鑑》《選》及姚惜抱所選之《古辭類纂》、餘所選《十八家詩抄》四種，共不過十餘種。”
我們現代人涉獵這些化古籍都恐怕不止十餘種，而有博學之譽的大儒曾國藩一生僅僅熟讀古籍十餘種，真是讓人難以想象。在人們的印象中，一個人能被冠以“博學”之名，那必是涉獵極廣的，幾乎是無所不曉的，但是曾國藩的“博學”讓我們看到了什麼才是真正的博學：一方面要專心讀書，不能因為貪多而嚼不爛，弄得最後都是一知半解；另一方面，讀書如同萬壑爭流，必有主脈，只要把握神理所在，其他次要問題都能做到觸類旁通。
面對西方的堅船利炮，曾國藩並不像其他人那樣還沉靜在天朝上國的美夢中，他意識到了西方科技的精妙之處。和別人不同的是，他既沒有迷信西方科技，也沒有不屑一顧，而是認識到了西方科技精妙的各種原因，在他看來，祕密就是因為西洋人的“專精”所致。同治十年（1871）八月，他在致吳大廷的信中說道：“凡事患在不為，不患不能。西洋技藝所以卓絕古今者，由其每治一事，處心積慮，不臻絕詣不止。心愈用則愈靈，技愈推則愈巧。要在專精，非其才力聰明果遠於中國。”正是在對西方先進科學技術認識的基礎上，曾國藩做出了一件驚世駭俗的事情，那就是奏請清政府選派幼童赴美留學。後來的事實證明，這一舉措的影響是極其深遠的。
曾國藩認識到了西方技術的絕妙在於專精，在於專注守一，中國應該效仿。由此，曾國藩也告訴我們，在專精和廣博之間應該找到一個平衡點，不要在不該專的地方專，容易限制自己的發展，導致技能單一，容易導致被動。而應該從博中找到專，然後觸類旁通，才更容易出成效。
再來說“熟”。曾國藩非常注重“熟”的作用，儘管看起來“熟”是個笨辦法，但是“熟”是通往精巧的必由之路。他認為，“人妙來無過熟”，古代名家的筆之所以那麼精妙，其實並不是有什麼很深奧的東西，而都是從熟練中來的。
咸豐八年（1858），他在給兒子曾紀澤的家書中告誡道：“爾欲作五古七古，須熟讀五古七古各數十篇。先之以高聲朗誦，以昌其氣；繼之以密詠括吟，以玩其味。二者並進，使古人之聲調拂拂然若與我之喉舌相習，則下筆為詩時，必有句調湊赴腕下。詩成自讀之，亦自覺琅琅可誦，引出一種興會來。”意思就是說，當讀前人的詩作熟練到連自己的喉舌口吻都和前人很相似的程度，那作出來的詩，自然就會有前人的味道了。
在另一封家書中，曾國藩告誡兒子：“十三經外最宜熟讀者莫如《史記》《漢書》《莊子》、韓四種……吾兒既讀《五經》《四書》，即當將此十一書尋究一番，縱不能講習貫通，亦當思涉獵其大略，則見解日開矣。”
曾國藩所推崇的進學之道就是由熟而臻於妙。但是，很顯然要做到精熟是不容易的，需要經歷一個過程。咸豐九年（1859）四月初八，曾國藩的日記中有這樣一段話：
日內頗好寫字，而年老手鈍，毫無長進，故知此事須於三十歲前寫定規模。自三十歲以後只能下一熟字工夫，熟極則巧妙出焉。筆意間架，梓匠之規也，由熟而得妙，則不能與人之巧也。吾於三四十歲時。規矩未定，故不能有所就。人有恆言，曰“抄來無過熟”，又曰“熟能生巧”，又回“成熟”，故知妙也、巧也、成也，皆從極熟之後得之者也。不特寫字為然，凡天下庶事百技，皆先立定規模，後求精熟。即人之所以為聖人，亦須先立規模，後求精熟。即顏淵未達一間，亦只是欠熟耳。故曰：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很多事情、技藝都是先打下一定的基礎，然後不斷完善提高，最後達到精熟的境界的。即使是古代的聖人，那也是先立足成聖，然後不斷追求、修養，才能達到聖人的境界的。顏淵之所以沒有達到聖人的境界，是因為他還沒有達到精熟的地步就早死了。由此，曾國藩認為，所謂儒家最高境界的“仁”，也不過就是“熟”而已。
在曾國藩諸多的讀書之道中，專和熟是最能反映他讀書獨到之處的方法。專是保證目標準確，不因過多其他無關緊要的東西而分散精力，只要找準主要的，貫通之後其他次要的就都可以觸類旁通了；熟是保證精湛，最後達到精湛的必由之路。任何事情只是知道了、瞭解了，並不能達到最好的效果，就像射箭，懂得了原理，掌握了技巧，但是如果不天天練到精熟的地步，一樣是不能靶靶中的的。
一日一心得
做任何事情，要想做好、做出成就來，就必須全身心投入去做。首先就要將自己的精力專注在這件事情上，這是前提。北齊劉晝《劉子專學》說：“使左手畫方，右手畫圓，令一時俱成，雖執規矩之心，回剟劂之手，而不能成者，由心不兩用，則手不併運也。”其次，還要熟，熟了就真的掌握了，熟了就能生出巧來了，也就是能夠因為熟而摸清其中的道理，就能找到自己解決問題的辦法了。等熟到閉著眼睛都能百發百中的時候，那就能稱之為“精”了，顯然和會就不是一個境界了。任何領域的專家、能手都是從“專”和“熟”身上取得成功的。
學習是一生要做的事
曾國藩語錄：蓋世人讀書，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識，第三要有恆。
我們有句俗話叫“活到老學到老”，這顯然是來源於前人經驗的總結。很多人以為離開了學校，學習生活就結束了。其實不然，開始社會生活本身就是一種學習的開始，工作的過程就是一種學習和積累的過程。很多東西是我們之前從來沒有遇見過的，要想處理得當、靈活應對，就得學習。經驗的積累和技能的掌握本身也是一種學習，可以說學習無處不在。現代世界的知識更新速度是如此之快，許多東西可能我們還沒來得及瞭解就已經過時了，而如果不時時學習，那我們就將很快被社會所淘汰。
學習是一生要做的事情。而這個貫穿一生的事情要做到、做好，就要有志氣、有恆心、有毅力。曾國藩說：“蓋世人讀書，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識，第三要有恆。有志則斷不甘為下流；有識則知學問無盡，不敢以一得自足，如河伯之觀海，如井蛙之窺天，皆無識者也；有恆財斷無不成之事。此三者缺一不可。”
他認為“恆”最為重要，學無止境，若不持之以恆，必定半途而廢。因此，“做事有恆，容止有定”，成為他一生生活行為的準則之一。他認為：“學問之道無窮，而總以有恆為主。”他每日無論公務多麼繁忙，只要是定下的日課與月課，一定堅持，從不將昨日的課程改為今天補做，也不因明日有事，而將功課今日預做。他認為，只有堅持不懈的人才會取得事業上的成功。
曾國藩的天賦本無超常之處，就連本人都認為自己才智鈍拙。而就是這樣一個很平常，甚至還有些愚鈍的人，卻成為令後人膜拜的大儒、聖人，是什麼原因呢？原因就在於曾國藩始終堅持不懈地立志勤學。他在寫給兒子曾紀澤的信中講到：“人之氣質，由於天生，本難改變，惟讀書則可以變其氣質。古之精相法者，並言讀書可以變換骨相。欲求變換之法，須先立堅卓之志。”曾國藩認為身教勝於言傳，於是他一生的時間都嚴於律己，在不輟地讀書，勤奮地學習。為此，他還給自己設定了讀書的十二門課程。雖然根據不同時期、不同情況，會有所變化，但基本上一生都在努力堅持。中間偶有間斷，但自四十八歲起，就未嘗間斷，直到死的前一天。平日的課程有十二條：
一、主敬：整齊嚴肅，清明在躬，如日之升；
二、靜坐：每日不拘何時，靜坐四刻，正位凝命，如鼎之鎮；
三、早起：黎明即起，醒後不沾戀；
四、讀書不二：一書未完，不看他書；
五、讀史：念二十三史，每日圈點十頁，雖有事不間斷；
六、謹言：刻刻留心，第一工夫；
七、養氣：氣藏丹田，無不可對人言之事；
八、保身：節勞，節慾，節飲食；
九、日知其所無：每日讀書，記錄心得語；
十、月無忘其所能：每月作詩數首，以驗積理的多寡，養氣之盛否；
十一、作字：飯後寫字半時；
十二、夜不出門。
曾國藩的這十二條讀書規矩，前三條是為讀書作準備的。第四、五、九、十、十一條是讀書的方法；而第六、七、八、十二條看起來似乎與讀書關係不大，實質上是要求自己集中精力讀好書，因而這看似關係不大的規矩，卻是保證讀書質量的重要手段。
咸豐八年(1858年)曾國藩在軍務繁忙之際，還規定申、酉、戌、亥四個時辰溫舊書，讀新書，償外債(指詩債、字債)，寫筆記。同治元年(1862年)，他任兩江總督，白天忙於軍政事務，夜裡仍溫讀詩。他自道光十九年(1839年)正月初一起寫日記，至同治十一年(1872年)二月初二止從未間斷，數十年如一日。
當然，僅僅堅持不懈地讀書，並不一定就能成就大業，還得會讀書，學以致用才能有更大的收效。對此，曾國藩也頗有心得。
比如，他強調讀書要手到、口到。我們一般認為讀書要眼到、心到才能有效果。而曾國藩卻認為讀書中眼到、心到是必然的，而手到與口到則極為重要。他每天看的書，都用筆圈點，便於理解和記憶。曾國藩還主張，讀以聲調為本，也就是讀書在高聲朗讀過程中，可以深刻體會作者行的內涵，便於加深記憶和理解。
他還定了讀書“三法”，即約、專、耐。約，就是指讀書要“少而精”，抓住重點書籍刻苦鑽研，直到弄懂弄透。專，即是曾國藩在課程表所定的“讀書不二”這一條。曾國藩認為，當治學的方向已定，那就應在這個方面，一步一個腳印，踏踏實實弄懂每一個問題。耐，即是讀書時要以字、句為基礎，不弄明白絕不罷休，切不可好高騖遠，以速取勝。“讀經有一耐字訣。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讀；今年不精，明年再讀。此所謂耐也”。曾國藩認為，學問來自於一點一滴的積累，不可速求。“求速效必助長，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只要日積月累，如愚公之移山，終久必有豁然貫通之候。”
曾國藩還認為讀書時應看、溫、習、思四事並行。他說：“看生書就該求快，不多讀書就顯得孤陋寡聞；溫習舊書應該精熟，不背誦則容易忘記。思考要經常，不這樣就好比人啞不能說話，馬跛不能飛馳。這四點缺一不可。”
對於讀書的具體方法，曾國藩提倡“猛火煮”與“雞伏卵”相結合。他時時謹記《朱子語類》“雞伏卵”及“猛火煮”兩條。看生書宜求速，即“猛火煮”的意思。他這樣解釋道：“每日至少亦須看二十葉，不必惑於在精不在多之說。今日半葉。明日數葉，又明日耽擱間斷，或數年而不能畢一部，如煮飯然，歇火則冷，小火則不熟，須用大柴大火乃易成也。”因此，“凡讀書有難解者，有一字不能記者，不必苦求強記，今日看幾篇，明日看幾篇，久久自然有益。”但是如果長期不求甚解，便不能豁然貫通，甚而導致對知識的濫用、誤用。因而，還必須有一個對知識消化、融會的過程。“溫舊書宜求熟”，正如雞孵卵，必須慢慢催化，正如十月懷胎，一朝分娩。只有這樣，才能深入地讀懂書籍，舉一反三，悟出新的“境界”來。
曾國藩論讀書的方法，值得稱道的還有，他提倡“看、讀、寫、作”並舉。他說的“讀”，指對某些書“非高聲朗誦則不能得其雄偉之概，非密詠恬吟則不能探其深遠之韻”。他把“看”和“讀”作了截然的區分，看，多用“猛火煮”；讀，則如“雞伏卵”。曾國藩認為讀書聲若金石之鳴，悠悠意遠，是君子三樂之一。可見他對“讀”的重視。至於他說的“寫”，則指練字書法，“作”指作吟詩。
曾國藩的這些值得後人學習借鑑的讀書方法，無一不是他自己一生的讀書的心得體會和經驗的總結，他既是在自己學習的過程中逐漸體會和積累出來的，同時也是向古人不斷學習提高的過程中感受到的。
一日一心得
“活到老學到老，到老都是小學生”。“活到老學到老”這是一種端正的、值得人們效仿的學習態度，那麼“到老都是小學生”才是真正能夠做到“活到老學到老”的一個良好心態。沒有這個低姿態，就不可能做到堅持不懈地學習。
人生的每一個階段，甚至每一天、每一刻都需要學習，都需要學習新東西來讓生活變得豐富多彩，讓生命變得更有意義。而抱著“到老都是小學生”的心態，則可以發現需要學的東西很多，學到的東西也會更多。
吃苦就是吃補
曾國藩語錄：天下事未有不由艱苦中來，而可大可久者也。
古語云：“吃盡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世界上沒有不經過千辛萬苦就得來的輝煌勝利，“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想輕輕鬆鬆成就一番大事是不可能的，相反，你能吃得了大多數人吃不了的苦，你能解決掉大多數人都解決不了的問題，那你才可以成就大多數人都成就不了的事業。
無數的歷史事實證明，只要你能吃得了天下第一等的苦，你就能成為天下第一等的人。
曾國藩說：“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敗。”很多人的失敗，不是因為自己比別人差，而是因為自己比別人懶惰。曾國藩從年輕時就堅持每日早起，這個習慣使他受益匪淺。早起一方面鍛鍊了他的意志，另一方面早起煥發精神，吃早飯營養充足，白天做事效率高。
對很多人來說，早起可能不算什麼大不了的事，但是能夠幾十年如一日地堅持下來，沒有點吃苦的精神是做不到的。
其實，無論是怎樣的苦，首先要做到的就是堅定自己的信心，讓自己挺住不退縮，才有戰勝它們的機會。曾國藩在與屬下官員閒談時，曾語重心長地對他們說過：我年輕時喜歡與人挺著幹，現在老了，不挺了，也就沒有什麼功績了，看來還得挺，所以你們要記住，世上的事能不能勝，就看你挺不挺得住。
“挺”就是關鍵時刻的咬牙堅持，就是在自己想要放棄時強迫自己不退縮，就是感到苦難時勇於解決問題而不是逃避。
很多人只看到了曾國藩位極人臣、權勢頂峰的輝煌，而忽略了這輝煌背後的種種艱辛和磨難。曾國藩在仕途上也非一帆風順，如咸豐七年（1857）被迫家居，同治六年（1867）因剿捻不力而被撤職回任，對他都是很大的打擊。但他並不氣餒，堅持靜待時機。
在軍事上，曾國藩的失敗更是常見，他還因為失敗差點兒自殺，但最後還是“挺”了過來，重新振作起來。其實，就連生理上，他也忍受著痛苦。曾國藩生下來就患有頑固性的面板病，也就是我們俗稱的牛皮癬，發作時痛癢難忍。曾國藩幾乎每天都忍受著這種折磨，為此還出現了他怕“毛”的傳說，一怕雞毛，二怕長毛（太平軍）。就在疾病的煎熬中，他仍然南征北戰，絲毫不影響治軍作戰。他的驚人承受能力無法不令人敬佩。對此他談笑自若，如咸豐十一年（1861）六月，他在給李續宜的信中說：“敝瘡亦小愈，然手不停搔，頗以為若。鄭板橋有言：‘隔靴搔癢，贊亦可厭；入木三分，罵亦可感。’閣下既吝此‘隔靴’之贊，鄙人當自為‘入木’之爬。何如，何如？”其言詼諧幽默，而所受之若，絕非別人可以想象。由此更顯示出他的“挺”字功夫。
曾國藩透過自己的遭遇認識到：如果要成就一番事業，不經歷磨難，經受不住磨難是不可能的。他在日記中寫下了自己的體會：“天下事未有不自艱苦得來，而可久可大者”，“天下斷無易處之境遇”。
曾國藩不但自己這麼做，還勸導身邊的人也這麼做。他給湘軍名將劉松山接連寫過兩封信，都是教導他面對困難要挺住：“凡享有大名者，無不從堅忍艱苦而成”，“古來大有為之人，每於艱險之時，堅忍支撐得住，可做非常事業。”在給自己的學生黎庶昌的信中，他也說過同樣的話：“從古奇人傑士類皆由磨礪中來，艱鉅雜役，磨礪也；米鹽繁瑣，亦磨礪也。”
咸豐二年（1852）底，曾國藩接旨以在籍侍郎的身份興辦團練，開始了新的人生道路。而他面對的卻是重重壓力，不僅要與太平天國鬥，還要同湖南的官員鬥，大有四面受敵之感。曾國藩的湘勇屢屢受到歧視，初辦湘勇的日子是很屈辱的。咸豐三年（1853）九月的一天，駐紮在長沙的綠營兵與曾國藩的練勇發生嚴重毆鬥，曾國藩非常生氣，想殺一兩個綠營兵，壓壓他們的氣焰，便給鮑起豹發去諮，指名索捕鬧事的綠營兵。這一下激怒了鮑起豹，他故意大造聲勢，公開將肇事者捆送到曾國藩的公館，看他這個團練大臣怎麼辦。綠營兵見狀，氣勢洶洶地衝進曾國藩的公館，差點兒將曾國藩打死。狼狽不堪的曾國藩只得向湖南巡撫駱秉章求救。但是駱秉章看不起曾國藩，早就對他在辦團練過程中表現出來的“非官非紳”身份十分不滿，多次薄待他，所以見他來求情，不但不安慰，反將肇事者放了回去。事後，謠言四起，說是曾國藩干預湖南官府的兵權才鬧出事的，他是咎由自取。但曾國藩為了自己報國剿匪之志，對駱秉章等湖南地方官員的拆臺、掣肘不與之計較，屈求堅忍地與之周旋。
除了湖南的地方官員排擠外，還有來自咸豐皇帝的不信任。有人向咸豐皇帝報告說，曾國藩一呼百應，跟隨的人很多，他會不會割據一方，進而問鼎中原呢？咸豐皇帝聽後“默然變色者久之”。
面對來自各方面的壓力，曾國藩一肚子委屈只能往肚子裡咽。幕賓曾勸他將所受到的湖南地方官員掣肘之事據實上奏，他卻說：“為臣子者，不能為國家弭平大亂，反以瑣碎事來煩擾皇上，我內心十分不安。難道惹不起還躲不起嗎？三十六計，走為上計，不如到衡陽去。”他還說：“嶽州之敗、靖江之敗、湖口之敗，蓋打脫牙之時多矣，無一次不和血吞之。……唯有一字不說，咬定牙根，徐圖自強而已。”
苦有很多形式，有辛勞，有委屈，有困難，有自己獨立支撐，有別人的落井下石……每一種苦給人帶來的打擊都可能是沉重的，甚至是致命的。但承受每一種苦，挺住每一種苦，給自己帶來的就是巨大的收穫，有意志上的堅強，有人格上的完善，有心理上的成熟，有苦難再來時充足的心理準備和戰勝的強大信心。從這個意義上來是說，人生吃苦就是吃補，是補意志，補知識，補才能，補道德，補靈魂！
古人說“小不忍則亂大謀”，一點都沒錯。洪秀全的失敗與他不能“忍”是分不開的。革命尚未成功，已忍不住開始享樂了，學著當皇帝，殺功臣。最後使自己元氣大傷，被人所滅。而反觀曾國藩，兵敗，被貶，猜忌，壓抑，都沒能消磨他的鬥志，始終堅持修身養性，等待時機，東山再起。他能在凶險的官場上，適應複雜的政治局勢，一步步走向輝煌的頂峰，正是憑藉他的“堅忍”
曾國藩還經常將堅忍的涵養應用在很多方面，這就使得他所身體力行的堅忍，具有極大的涵容性和主動性。曾國藩認為，講堅忍得講方法。他的方法是隨而解之，不置胸次。就是隨時加以化解，不往心上去，不能傻忍，以致傷肝傷身。總之，忍以克己，是曾國藩外在形象和內心世界的真實寫照，也是他從一個弱書生而平步青雲的重要原因。
一日一心得
如果說身處逆境需要堅忍，那麼身處順境則更需要堅忍。身處逆境時，所有的困難和問題都已經擺在了面前，有明確的需要克服的目標。而身處順境時，堅忍更像是一種修身、涵養，也許沒有什麼擺在眼前的困難，但是其中的某個環節做得不到，就可能引發更大的危機。所以，身處順境時，更像是身處危機四伏的境地，需要全身心戒備，因為你不知道困難會從哪個方向來。
做事不可半途而廢
曾國藩語錄：唯做事貴於有恆。精力難於持久，必須日新又新，慎而加慎，庶幾常葆令名，益崇德業。
做任何事情都必須堅持，要想自己能夠成就大的作為，就必須在“恆”字上下功夫。任何成就大事的人，都以“恆”為最基本的，否則，任何人都不可能成功，即使他天賦異稟。
“恆”有三層含義：第一層，就是我們常說的堅持、堅持不懈、堅持到底，毫不間斷；第二層，就是隻要認準了一件事，就必須全力以赴，把它做好；第三層，就是漸進，不斷地積累、提高，這樣才能積少成多、水滴石穿。
曾國藩的天賦不但談不上異稟，相反卻是天資平平的，某些說法甚至說是略顯魯鈍的。而他的同僚左宗棠、李鴻章、胡林翼等人無不是人中龍鳳。曾國藩既沒有祖上的蔭庇，又沒有突出的資材，但最後卻成就了“中興第一名臣”和“中國最後一位儒家大師”的讚譽，究其原因，與他做事總是持之以恆的精神是分不開的。
自然，曾國藩也不是一開始就能夠做到做事有恆心的。一開始做事，他也是堅持不下來，總是變來變去，這樣總是一事無成，於是，他下決心改變，寫下了《有恆箴》：
自吾識字，百歷洎茲。二十有八載，則無一知。曩之所忻，閱時而鄙。故者既拋，新者旋徙。德業之不常，曰為物牽。尓之再食，曾未聞或愆。黍黍之增，久而盈鬥。天君司命，敢告馬走。
意思就是說，從我認識字以來，經歷許多事情，到今天已經28年了，卻仍然沒有什麼見識。從前所喜歡的，過了一段時間就鄙棄了；舊的喜好已經拋棄了，新的喜好馬上又改變了。品德學業的努力，不能持之以恆，卻推說是外物的影響。你如果一而再，再而三地食言，不能改過，就恐怕連所謂過錯都聽不到了。人應該有恆心，正如三升三升的增添，久了就會滿一斗。上天主宰著命運，我發誓要有恆心，一言既出，駟馬難追，永不食言。
曾國藩透過刻苦攻讀，成績優異，被咸豐皇帝授為翰林院庶吉士。對於一個農家出身的孩子來說，這已經實現了寒窗苦讀的目標，而且一些著名的前人也都是翰林出身。到了這個份兒上，換作別人可能不需要繼續花時間苦讀了，更多的時間和精力用在了人際交往上了。然而，曾國藩並沒有就此止步，他為自己制定了十二條課程，以多病之軀，十數年日一日堅持不懈地學習理學典籍和史精華，融會古訓詁，進德修業，為後來出山成就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除了自立的十二條課程外，他還要求自己：凡是讀書的心得、人情的歷練、本身的修養、詩的創作，都分別記錄下來，日積月累，就有了不小的收穫。他從道光十九年（1839）六月起開始做詩鈔，並且開始寫日記，從此後基本沒有間斷過。從咸豐十年（1860）六月起，更是一天都沒有中斷過。不管是行軍，還是生病的時候，都沒有停止過。從這幾件事上足可以顯現曾國藩做事超人的、持之以恆的毅力。
我們都知道練習書法是個慢工出細活的事情。正因為見效慢，很多人由於看不到明顯的效果而很難堅持下來。曾國藩一開始在書法方面也是“少時作字，不能臨摹一家之體，遂致屢變而無所成，遲鈍而不適於用，近歲在軍，因作字太鈍，廢閣殊多。”他把練字沒有恆心看作自己的“三恥”之一。曾國藩是一個非常善於自省而改變的人，認識到了自己練字的無恆，他就加強自己恆心的練習。到了同治六年（1867）時，他在家書中欣慰地說：“餘早年於作字一道，亦嘗苦思力素，終無所成，近日朝朝摹寫，久不間斷，遂覺月異而歲不同。可見年無分老少，事無分難易，但行之有恆，自如種樹養畜，日見其大而不覺耳。”
在曾國藩看來，“勤”字工夫也不僅僅是早起，而且貴在有恆。道光二十四年（1844）十二月他在給幾位兄弟的信中談到讀書的心得時說：“現看《莊子》並《史記》，甚善。但做事必須有恆，不可謂考試在即，便將未看完之書丟下。必須從首至尾，句句看完。若能明年將《史記》看完，則以後看書不可限量，不必問進學與否也。賢弟論袁詩、論作字亦皆有所見，然空言無益，須多做詩多臨帖乃可談耳。譬如人慾進京，一步不行，而在家空言進京程途，亦何益哉？”
同治二年（1863）十二月曾國藩在給他的侄兒徵瑞的信中又說：“勤字功夫，第一貴早起，第二貴有恆；儉字功夫，第一莫著華麗衣服，第二莫多用僕婢僱工。凡將相無種，聖賢豪傑亦無種，只要人肯立志，都可以做得到的。侄等處最順之境，當最富之年，明年又以最賢之師，但須立定志向，何事不可成？何人不可作？”
勤快、勤奮是好事，但是需要長期堅持下來才能見成效。這就像曾國藩的修身養性一樣，他早年有不少性格和習慣方面的缺陷，比如愛和別人爭口舌，暴躁易怒，玩物喪志，還有抽菸的惡習，這些要想改變是很不容易的。但是，曾國藩在唐鑑和倭仁兩位理學大師的指導下，開始修煉“研幾”功夫。及早地從自己的思想中發現不好的徵兆和苗頭，及時予以改正乃至剔除，讓自己的思想始終沿著聖賢所要求的方向發展。為此，他每天把自己的意念和行事以楷書寫在日記上，以便隨時檢點和剋制。在這個過程中，他的修養、道德水平、學術水平都得到了提高。這本身就體現了“恆”的第三個層次漸進，不斷地積累、提高。
曾國藩說：“凡人作一事，便領全劇精神注在此一事，首尾不懈，不可見異思遷，做這樣想那樣，坐這山望那山。人而無恆，終身一無所成。”
立志有恆，可為一流人物。曾國藩在給弟弟的書信中寫道：“昔嶶源汪雙池先生，一貧如洗，三十以前在窯上為人傭工畫碗，三十以後讀書，訓蒙到老，終身不應科舉，卒著書百餘卷，為本朝有數名儒。彼何嘗有師友哉？又何嘗出里閭哉？餘所望於諸弟者，如是而已，然總不出乎‘立志有恆’四字之外也。”可見立志有恆多麼重要，萬事千萬不可有藉口。
一日一心得
梁啟超說：“如無曾正毅力，必為失敗之人。”可見曾國藩在做事的恆心和毅力方面是非常為人所稱道的。我們常說“堅持就是勝利”，“世上無難事，只怕有心人”，堅持，或者說恆心、毅力、堅韌是實現自己目標的過程中不可缺少的條件，也是激發潛能的必要條件。
凡事不能急於求成
曾國藩語錄：情願曠日持久而不戰，不可出境一戰而不勝。
古時候有這樣一個諷刺小故事，說：
有一個富翁大興土木，想要造一棟三層樓高的房子。他看見工匠們打了很深的地基，又在地面上立柱砌磚，連忙跑了過去，對工匠們說：“我要的是第三層，下面的一、二層我不要，你們這樣做不是太浪費了嗎？
很多人看了這個故事都會笑這個富翁傻，覺得這個富翁太急於求成了，沒有一二層，哪兒來的第三層呢？其實，不光這個富翁，我們很多人都會犯類似的錯誤。當你只盯著結果的時候，這個毛病或者說是錯誤就不請自到了。本來是十步才能走到，你想三步並作兩步就到達，不是拉傷了自己的腿，就是因為太急摔了跟頭。
《中庸》中說：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意思是說：別人學一次就會了，我還不會，就學他一百次；別人學十次就會了，我還不會！就學他一千次。如果真能照這樣子去做，雖然再笨，也會變得聰明，即使再柔弱的人也會變得堅強。
這段話說明了一個很淺顯的道理，那就是做任何事情都不能操之過急，都需要狠下工夫，功到自然成。很多事情不是一次就能做成功的，但是做十次總有一次成功的時候，做一百次就可能成功十次、二十次。只要你功夫做到家，那麼成功就會必然出現。很多時候，人們總是抱怨自己的付出沒有回報，抱怨自己頭腦笨，什麼都做不好，其實，導致這些結果的真正原因往往就是功夫不到家，基礎不牢固，因而在事情到達一定程度後就難以“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了。
曾國藩一生堅守自己的理想和目標，一生追求進德修身，甚至沒有一天放鬆自己，而且在他平步青雲的時候，反而更加加強對自己的要求，最後留下了讓世人稱頌的成就。我們可以試想一下，如果曾國藩位極人臣時隨性而為，甚至恣意妄為，他當然是有這個條件和便利的，但就像很多位高權重者慘然的下場一樣，他如果這麼做，也會落得和他們一樣的下場。然而，曾國藩並沒有這麼做，相反更加謹慎小心，以“穩”行事，他說：“事以急敗，思因緩得。”他辦事主張從長遠考慮，穩中求成，這是他高明之處。因為考慮長遠，就不可不慎，辦起事來更應有計劃、按部就班地去做。如果貪圖迅速，個別地方可能有利，對大局而言可能造成不利影響。
曾國藩於同治二年（1863）十一月起至同治三年（1864）四月初五日短短半年時間內，五次告誡曾國荃道：“望弟不貪功之速成，但求事之穩適。”“專在‘穩慎’二字上用心。”“務望老弟不求奇功，但求穩著。至囑！至囑！”其實，只過了一個多月，金陵就被湘軍佔領。曾國藩在臨勝前的這些叮嚀，應是針對急功貪利的曾國荃的一劑攻心藥，同時也說明“穩慎”在曾國藩的戰略思想中是一以貫之的。
他稱讚蕭啟江道：“閣下一軍，向以‘堅穩’二字著名。”咸豐十年（1860）正月，當湘軍正在迅速進軍時，他寫信給胡林翼說：“十一日全軍獲勝後，羅溪河實已無虞。山內一軍，其妙無窮；腦後一針，百病皆除。但此後仍當以‘穩’字為主，不可過求速效。”
俗話說，心急吃不得熱豆腐。曾國藩用兵最反對過速。因為太快則欠考慮，一有失誤，就可能招致慘敗。而且進兵太快，因為士兵素質不同，很難保證全軍跟上。如果出現孤軍深入的情況，那幾乎就必敗無疑了。僧格林沁攻打捻軍，敗就敗在“速”字上。捻軍最善於打運動戰。在平原上將清軍拖得筋疲力盡，各部隊被分割開來，前後相差數百里。僧格林沁率5000人馬尾追，中了捻軍埋伏，全軍覆沒。曾國藩一反其道，以“緩”字為主，絕不輕進。同治七年（1868）八月，他給部下的批中說：仰速即堅築營壘，挖壕訂樁，以待賊來撲我，我乃緩緩起而應之。斷不宜出擊賊。一面多辦米糧，以備緩急。此外，曾國藩還以“無慾速、無見小利”告誡部下，作為用兵、辦事的祕訣。
即使是在理財上，曾國藩也守一“緩”字。同治元年（1862）十一月，他給部下黃芳寫了一封信，信中說：自來理財之法，未有無中生有者，虛空騰挪，豈能恃為不竭之府？浮光掠影，百弊叢生。茲欲截斷眾流，莫如腳踏實地，潔己奉公，乃正本清源之道……漸次整頓，不在過求速效。可見，“不求速效”是曾國藩理財的一個重要原則。同時，“緩”字訣在曾國藩居官處世過程中表現得非常突出，也發揮了重要作用。
曾國藩還將“緩”字訣傳授給他人。1860年正月，胡林翼要給朝廷上奏摺，寄前將稿本送與曾國藩，曾國藩回信說：折片各稿讀過，此次於鮑（超）之堅忍處，平平敘去，不過烘托，亦好。蓋近日各統領專看摺奏中出語之輕重，以權其效力之多寡。往往正在酣戰之際，忽見一折敘事甚不如意，遂廢然不肯向前者有之。此折若不保人，或再緩數日始發，亦好。如此雨雪，似正月尚不能開大仗者。粵捻之交，不能久固，緩戰亦我之利也。
由於擔心奏摺寄發後影響將領情緒，因此曾國藩主張緩一緩再寄。等時機更好再發，情況有變，還可隨機改動，而一旦發出，則覆水難收了。
這年閏三月，郭嵩燾在京為官不順，奏請辭職歸鄉養病。其實他並不願如此，但胡林翼寫信勸他速歸，這才決定上疏辭歸。對此，曾國藩很不滿意，他認為這太過於心急了，恐怕會有消極影響。他在給郭嵩燾之弟郭昆燾的信中說：鄙意卻嫌其太速，既已入直，即宜迴翔一半年，再行引退，庶山左之風波大定，而一身之進退有餘。今如此毅然，恐又非了局。
因為郭嵩燾性格過於急切，仕途上一直不順。湘軍集團中，初期郭嵩燾出力甚多，卻未得大任。後來郭嵩燾任駐外公使，又因急切倡導西方新政，而舉朝罵之為賣國賊，有人竟主張殺之以謝天下，郭嵩燾最後因此鬱鬱而終。可以說，是未得“緩”字的妙處。
我們說急於求成的結果就是欲速則不達。大凡急功近利者，都不可能成就大事業，因為他本來就沒有什麼長遠追求，沒有成就什麼事業的大志向，他的全部精力、全部時間和全部生命都無形地消耗在短期行為之中，消耗在他虛浮淺薄的勞作之中了。相反，大凡成大事者，都不會太在意眼前的利益，或者暫時的損失，他們一步一個腳印地穩步前進，最後收穫的是最大的利益。
一日一心得
做任何事情都需要一步一個腳印的，踏實地走出每一步都是向目標靠近的一步，每一步後你都離目標更近了。相反，如果只是為了短期利益，就急於求成，那反而會離目標越來越遠。由此可見，做事情切不可急功好利，要從日常生活中培養耐心、信心，凡事都要用心、專心才容易成才。
做事要從大局考慮
曾國藩語錄：論事，宜從大處分清界限，不宜從小處剖析微茫。
“大局”本來是圍棋術語。圍棋有很多所謂“定式”，是說如果就區域性來看，雙方都按照一定的方法應對，就可以得到大家都能接受的結果，這裡，前提是“就區域性來看”，如果在選用定式的時候，沒有大局觀，後果可能是適得其反的。一局好棋的產生固然可以看成是許多區域性成功的積累，但這些“成功”的區域性都要根據全域性的需要行事，有時甚至犧牲區域性利益(棄子)。大局觀不強或者沒有大局觀的棋手是不可能成為好棋手的。
其實，這不僅僅是圍棋技巧，而是一種科學的思想方法，古人說“不謀萬世者無以謀一時；不謀萬里者無以謀一隅”，這裡所說的“萬世”、“萬事”就是“大局”，而“一時”、“一隅”則是區域性，要謀好“一時”、“一隅”就非謀“萬世”、“萬里”不可，這就是“大局觀”。
曾國藩說：“論事，宜從大處分清界限，不宜從小處剖析微茫。”意思就是說，研討事情，要從大處分清界限，而不適宜從小處剖析細微。這就是曾國藩所說的做事情、看問題要有大局觀。史書稱讚曾國藩“持大體，規全域性”。曾國藩的大局觀首先體現在他對問題深遠的考慮上，這是大局觀產生的前提。
曾國藩是一個考慮問題很周密深遠的人，他家鄉有個朱知縣，與當地鄉紳關係甚密，與曾國藩家也有密切來往。後來當地的財政出現了赤字，一些鄉紳擔心朱知縣會因此而被調離或降職，從而損害鄉紳自身利益，激奮之時就口出豪言，想倡議全縣人民捐錢彌補虧空，以便留住這位忠正的父母官。曾國藩的弟弟因此向曾國藩徵求意見，詢問該不該支援這種行為。
曾國藩認為，發出這樣的倡議之激辭，不過是官紳的小把戲。他們冠冕堂皇地提出來，似乎是為百姓做了件大好事。然而一旦付諸行動的時候，出錢財的事必定分攤到百姓頭上。官紳出不出錢，出多少錢誰知道呢？但他們卻是名利俱收。而且，在徵收銀兩的時候，又必然會有惡官酷吏假公濟私、巧取豪奪、敲詐勒索百姓的血汗錢。更可怕的後果是，如果此事一旦實施，那麼以後必然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官府推用，豈不是把勞苦百姓推入深淵之中了？
曾國藩認為，官職的補缺，官員的調遣都有定規，偶有例外，也是偶一為之，因此，虧空補上也無助於官吏去留。這顯然表明事情不過是巧立名目謀取名利而已。曾國藩對此洞若觀火，因此，他讓家人持旁觀態度，靜觀事變。
曾國藩在數十年的官場生涯中，遇事無不如此深謀遠慮，巧妙周旋。正因為這樣，他才能靜觀大局，使自己的每一步都按照自己事先的規劃發展，那要實現最終的目標就是完全可以預期的了。
1860年4月，江南大營的潰敗給曾國藩帶來了絕好的機會。擁有重兵七萬餘人的江南大營，集中了清廷正規軍中最精銳的部分。但是，就是這樣一支精銳部隊，在和太平軍經過了九晝夜的激戰後將死卒亡。江南大營的潰敗為湘軍的發展帶來了轉機。不久，清政府即下旨令曾國藩署理兩江總督，曾國藩從此名副其實地走上了一線戰場。
但是在走出這一步之前，確切地說是得到這個機會之前的日子裡，他始終在密切地關注著大局，關注清王朝的命運以及朝廷內的變故。因為這些都會給他的事業帶來很大的影響，一步走錯就可能沒有挽回的餘地了。
1861年湘軍攻下安慶立下大功之後，曾國藩在面臨新的進退抉擇關頭時，便對清朝的情況倍加關注。其實曾國藩他們雖然平時身在疆場，但從來沒有忽略對大形勢的關注和採取相應的對策。朝廷上的任何變化都可能會影響到他們個人以及湘軍這個集團的利益與未來。
曾國藩是在1861年的8月初才得知咸豐皇帝駕崩訊息的，並且這訊息並不是來源於朝廷，而是友人之間的私人通訊。異常的情況引起了大家的憂慮，而肅順等人久久隱喪不報，讓身處軍營的曾國藩愈發憂心忡忡。胡林翼竟至半夜驚起，仰望上蒼，哀聲長嘆：“京師必有大事發生，不知是禍是福。”
由於事情早有預謀，再加上當時通訊和交通條件的落後，身居安慶的曾國藩等人對慈禧太后在北京發動的政變一無所知。直到12月15日，曾國藩知道了這個訊息。這一天，他從朝廷轉來的奏摺中發現了咸豐皇帝所立的贊襄政務八大臣的名字都在上面，這立刻引起了他的高度警覺。只見奏摺中寫道：“載垣、肅順、端華明正刑典，人心欣悅。”但奏摺並未說明贊襄政務大臣們是哪一天被逮被殺的，也未說明他們犯了何罪。曾國藩看後，真是嚇了一大跳。更讓他吃驚的是，諭旨一字未提贊襄政務八大臣的事，而是公佈了對他的新任命：統轄江蘇、安徽、江西三省，兼管浙江全省軍務，所有四省巡撫、提督以下各官，都歸他節制。
曾國藩並未因此而感到高興，而是冷靜地分析了朝廷內的大局勢，得出這既是重用又是警告、鞭策自己，認為自己權太重，位太高，虛名太隆，因此必須辭謝大權的結論。這一結論無疑是正確的，他也由此摸清了清政府的意圖，為下一步決策提供了參考，而且也使清政府心甘情願地、更為放心地將大權交給他。
清政府讓曾國藩節制四省軍務的決定具有非凡的象徵意義。曾國藩作為湘軍的創始人和統帥，曾長期受清政府的猜忌與壓抑，自從1860年擺脫這種狀況以來，其權勢日漸增大，在清朝政治軍事權力格局中的地位穩步上升。現在，清政府不但對他已完全表示信任，而且還為了能讓他更好地發揮作用，竟然不惜打破祖制舊規。清政府自然知道地方督撫權力過大的危害，但是當時的大環境逼得他們不得不鋌而走險了。
曾國藩在認清這些形勢後，根據自己的推斷，找出了思考的重點以及行動的方向。他認為，以現在的形勢推斷，最應擔憂的，不是朝廷內部的矛盾問題，因為對於清政府中央來說，他們現在最大的敵人仍然還是太平天國，為了打敗這個威脅自己統治的對手，是可以暫時將權力下放給湘軍將領的，即使作出一些超越體制和常規的做法，也是能夠接受的。慈禧太后和奕將政變的訊息以一種婉轉的方式告訴曾國藩等人，雖然有敲打湘軍將領的意思，但並不希望他們就此裹足不前，更主要地還是要鼓勵他們更好地為朝廷辦事，趕緊將太平天國徹底打垮。
比這個更亟待解決的是隨著湘軍實力的擴充套件、地位的提高，湘軍集團內部的維繫問題。曾國藩在把握了這樣的“天下大勢”之後，採取了一系列的果斷行動，如為湘軍集團的長遠利益及維護他的個人權威，將有深厚交情被他稱為“三不忘”的朋友李元度參劾革職；為出一口積之已久的惡氣，拖延救援危在旦夕的政敵王有齡的時間，終於使王有齡沒有得到及時救援陷城而死；以及讓李鴻章辦淮軍援攻上海等等理性或有遠見的安排。為後來湘軍攻下天京做了有力的準備。
這些，都是曾國藩認識大局勢，把握天下大形勢的情況下才具有的遠見和膽識。而湘軍與太平軍的戰鬥過程與戰爭結局，幾乎都按照他的規劃在進行。難怪當時人說他“規劃精嚴”，**則說他“收拾洪、楊一役，完滿無缺”。
做大事的人，必須有著長遠的眼光和深遠的思慮，還要能及時認清形勢、把握大局，這樣才能及時抓住機會，及時規避風險，在別人沒有發現機會的地方發現有利於自己成功的機會，在別人沒有發現風險的地方及時做好準備。這樣對現實做到深刻洞察，才能對未來做到準確的預期，才能做出更準確、更切合的戰略規劃。
一日一心得
任何事業，某種意義上都是區域性的事業，都在一定的大局之內，要想把事業做好，必須先察大局，認清其有利條件和不利條件，特別是大局的發展趨勢，然後借勢生風。不然的話，縱有千條妙策，亦難有所作為，縱使有所作為，因為區域性畢竟決定不了全域性，也難成大氣。
難關要靠自己挺過去
曾國藩語錄：自古帝王將相，無人不由自立自強而作出。
有的人身處危險關頭的時候，總希望能夠有人伸出援助之手，幫自己一把。有這樣的想法是正常的，但是千萬不能坐等別人來救自己，這樣就等於把自己置於被動的境地。而應該積極靠自己展開自救，這樣即使沒有援手，自己也不會因為坐等而浪費時機，也就爭取了主動。
曾國藩在1862年9月13日致沅弟季弟信中說：“都將軍派四個營的兵來助守，自然可喜，但也未必靠得住。凡在危急時刻，只有自己靠得住，而別人都不可靠。靠別人防守，恐怕臨戰時會先亂；靠別人戰鬥，恐怕會猛進而速退。幸虧這四個營人數不多，或許不至擾亂弟弟你那裡的全域性。否則，這部分軍隊另有一種風氣，一種號令，恐怕不僅無益，反而有害。弟弟要謹慎使用這支隊伍。去年春天，弟弟沒要陳大富一軍，又不留成大吉一軍，我很喜歡弟弟的見識。”
曾國藩之所以有這樣的感慨，源於他自己一次慘痛的教訓。
1862年5月，曾國荃率軍在天京城南門外的雨花臺紮下營寨後，就和自己的心腹大將李臣典、蕭孚泗、劉連捷、朱洪章等在太平天國叛將韋俊的帶領下，察看了地形。檢視的結果讓他很是有點灰心喪氣，他看到天京城高池深，深溝高壘，城圍遼遠，以他的兩萬人馬想要攻取這座名城，真有點兒異想天開了。他雖然率軍攻至城下，卻不敢輕舉妄動，更怕城內的太平軍和外省的李秀成聯合起來，對自己形成合圍，將自己殲滅掉。所以，他一面督促軍士在雨花臺一帶修築工事，做長期戰爭準備；一面派人送信，催促各路人馬儘快會師城下。
然而，曾國荃等了很多天，也不見其他各路人馬到來。先是李續宜的北路軍由鎮江剛要出師，忽然接到了父親去世的訊息，於是急忙回家奔喪，他的部將唐訓方遠在皖北，聞訊南援，結果被太平軍阻擋在壽州。鮑超由寧國北進，遭遇太平軍的楊輔清等部，雙方展開了血戰，也很難到達天京。這種情況下，能夠指望的援軍只有多隆阿一路了。
曾國藩接到雨花臺寄來的加急求救書後，急速命令多隆阿迅速南下。多隆阿接信後，開始做出發前的準備：攻陷廬州，準備南下，但突然按兵不動了，並且拒絕奔赴天京。曾國藩見事情緊急，就再三懇請多隆阿前去支援，但是多隆阿卻絲毫不為所動。恰在這時，有一股四川農民起義軍進入陝西，多隆阿的部將雷正綰已經開進陝西去阻擊。多隆阿與湖廣總督官密約，上奏朝廷請令自己率軍入陝，皇帝居然准奏。多隆阿正好藉此機會不赴天京之去支援曾國荃，心裡暗自高興，而官向來和曾氏兄弟不和，也樂得看湘軍的笑話。
曾國藩得到多隆阿率軍西進陝西的訊息後，萬分驚慌，派人飛馬送信給官，他在信中說：“聞入秦之賊人數不滿三千，有雷正綰一軍以足敵，而江南賊數之多比秦何止百倍，仍請將去之不遠的多隆阿追回。”然而官明知天京城急需多隆阿前去援，卻置曾氏兄弟的求援於不顧，使曾國荃的雨花臺之師成了孤軍。
透過這件事，曾國藩深深印證了自己早就提出的危急之時不能靠別人的道理。
他在另外一些信中還說：總之，危急之際，不要靠別人，專靠自己，才是穩著。
咸豐五年(1855年)，自從羅澤南等離開江西以後，曾國藩在江西的處境一天比一天壞。在這種危急時刻，曾國藩認為首先要“自救”，那就是加強自身建設，苦練硬功。在內湖水師缺乏得力的統領，幾位營官也都是平平之才的情況下，曾國藩只好讓李元度兼轄水師事。
曾國藩不斷地給李元度寫信，教他如何帶勇、如何列陣打仗。在1855年8月28日的信函中，曾國藩寫道：
茲特有數事叮囑，千萬不能忘記：
第一，紮營宜深溝高壘，雖僅一宿，亦須為堅不可拔之主計，但能使我壘安如泰山，縱不能進攻，亦無損於大局；
第二，哨探嚴明，離賊既近，時時作敵來撲營之想，敵來之路、應敵之路、埋伏之路、勝仗追擊之路，一一探明，切勿孟浪；
第三，稟報翔實，不可專好吉祥話，遇有小事不如意，輒諱言之；
第四，痛除客氣，未經戰陣之勇，每好言戰，帶兵之人也是如此，如果有了一些閱歷，便自然覺得我軍處處都是漏洞，無一可恃，也就不輕言戰了。
寫了這些，曾國藩仍然是不放心。他想起上年寫的《水師得勝歌》在軍中影響很好，既通俗又實用，便再花幾天的工夫，寫出了一首《陸軍得勝歌》。歌中講到了湘軍陸師在紮營、打仗，行軍、法紀、裝備和訓練等，使奄奄一息的曾國藩又抓住了幾根救命草。
心力交瘁的曾國藩看見太平軍從江西戰場上大量撤出，一開始感到迷惑不解。但很快，他收到天京城中的密探發來了訊息，將天京內訌的情況告訴了他。
求救，自救、天機終於使曾國藩度過了災難。
這件事情也給了我們啟示：在面臨危險的關頭，首先不要慌亂，不要失去信心，要冷靜下來，積極尋找脫身的辦法；其次，當然該求援也得求援，有人幫助更容易脫離危險。第三，吃一塹長一智，要在平時加強自身的學習提高，增強自己應對危險的能力。這樣就不至於在危急時刻，去依靠別人，看別人的臉色，讓自己的命運掌握在他人的手中。所以，一定要記住：別人往往都是靠不住的，只有自己靠得住，自己的命運一定要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一日一心得
遭遇危險時冷靜是很重要的，只有冷靜下來才能集中精神想辦法。另外，要明確哪些自救的措施是自己能做到的，哪些是自己應付不了的，在明確這個前提的情況下有針對性地採取措施，成功的可能性會更大一些。千萬不要逞強，否則會加深危險的程度和難度。
沒有失敗，只有暫時還沒成功
曾國藩語錄：受挫受辱之時，務須咬牙勵志，蓄其氣而長其智。
我們常說“失敗是成功之母”，是因為失敗可以為下一次的成功提供寶貴的經驗和教訓，增加下一次成功的概率。然而，很多人沒有成功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他們缺乏意志力，無法在遭遇困難或者暫時失敗的時候，及時調整心態，重拾信心從頭再來，而是產生了畏難情緒而退縮了。
我們今天在為曾國藩的成就感嘆的時候，也應該清醒地認識到，所有的成功都來之不易，都需要付出很大的代價，都需要恆心和毅力能夠在遭遇困難和失敗的時候告訴自己堅持下來，也都需要一顆堅強的心來承擔種種不公、失意、指責等等。
曾國藩考了7次才考中了進士；當官後差點被砍了腦袋；鎮壓太平天國每次親自率軍都打敗仗，他甚至為此痛苦不已選擇了投江自殺。但最後他都挺了過去。那麼，是什麼讓曾國藩在面對如此多的挫折和失敗的時候沒有被打倒，反而選擇了繼續向著自己的目標前進呢？追根溯源，曾國藩愈挫愈勇的品格是他能夠勇敢頑強地面對挫折和失敗的主要原因。
我們注意到，曾國藩的父親曾麟書連續考了17次科舉，才考上了秀才，這樣的經歷對曾國藩後來的屢敗屢戰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在湘軍的起兵初期，曾國藩屢遭挫敗，作戰老是吃敗仗。咸豐四年（1854）初，湘軍練成水陸師1.7萬人，會師湘潭；他撰檄聲討太平天國，誓師出戰，向西徵的太平軍進攻。四月初二凌晨，曾國藩指揮湘軍水陸，沿湘江北上，浩浩蕩蕩向靖港進發。然而，首戰即遭遇太平軍的埋伏，水軍險遭殲滅。
曾國藩大敗之後，再埋頭募兵練兵，原來的老湘軍只剩了4000人，他陸續增至水陸兩師2萬多人，修造舟船，配備炮械。咸豐四年6月中旬，曾國藩再次指揮水陸二師北上，發動湘軍的第二次攻勢。7月1日，湘軍水師克復嶽州的勝利讓曾國藩喜不自勝。但是不久又陷入了包圍之中，結果損失了上百條戰船，官兵陣亡好幾百人。又一次的損兵折將，失敗空前慘重，曾國藩不僅使手下大將褚汝航送了命，還把他攻克嶽州，三次大挫太平軍的汗馬功勞一筆勾銷。
其後，曾國藩率軍攻打九江城，面對石達開的銅牆鐵壁，曾國藩心生一計，命水師精兵2萬餘人，清除了鄱陽湖口障礙，衝入湖中。沒想到這正是石達開的誘敵之計，他一聲令下，只聽一陣鑼響，湖口兩側太平軍工兵齊出，飛速設卡築壘，斷了大隊水師的歸路，使實力雄厚、所向披靡的湘軍水師在湖裡湖外，被斬為兩段。曾國藩辛苦經營多年，視為百戰百勝無上法寶的水師，被石達開略施小計，一次襲擊，就損失了一半有餘。
這還不算，12月25日，石達開只用了100多隻小船突擊湘軍水師，火彈噴筒齊發，滿江密佈火網，曾國藩麾下的戰船，紛紛起火燃燒，一隊舢板，直撲曾國藩所在的船，曾國藩被護衛救上小舟，倉皇逃到陸上，投奔羅澤南的大營。他坐船上的管駕官，監印典吏，兩名把總，無數衛士全部被殺，水師全潰，將士四散奔逃，湘軍的卷冊牘，糧臺銀兩，都落入了太平軍之手，這一戰湘軍水師100多號戰船被燒得精光。曾國藩在羅澤南的營裡，目睹水師覆滅，船沉勇潰，他實在是看不下去了，憤不欲生，又一次赴水求死，幸為羅澤南、劉蓉竭力拉住。曾國藩自殺未遂，這一次慘敗，是他的平生四大慚愧之一。
1856年夏天，曾國藩還坐困南昌。
其間，曾國藩上書朝廷報告軍情時稱湘軍屢戰屢敗，請求嚴議。其左右建議曾國藩把“屢戰屢敗”換成“屢敗屢戰”，曾國藩接受了這個建議。漢字非常有意思，同樣的四個字，只是稍微顛倒一下詞序，意思則就會有非常大的變化，甚至是截然相反的變化。比如“屢戰屢敗”和“屢敗屢戰”。“屢戰屢敗”體現出的是心灰意冷，意志消沉的悲觀情緒，而“屢敗屢戰”則反映出的是一種毫不氣餒、百折不撓的頑強意志。
當朝廷看到他所寫的奏章後，認為曾國藩雖然攻打幾次都連遭失敗，但是仍然頑強地戰鬥，其忠心可嘉，不但沒有嚴議他，反而更加重用他。曾國藩也從中得到鼓舞，大振精神，重新整頓軍務，與太平軍血戰到最後。最終，也攻破了天京城池，成為清政府鎮壓太平天國起義的一位有功之臣，也得到朝廷的重賞。
另外，需要指出的一點是，曾國藩的幾次自殺舉動並不是他軟弱的表現，也不是悲觀失望、灰心喪氣，而是因為一次次的失敗完全出自他的指揮失誤，他感到羞愧難當，想以死謝罪。這也是儒家為國捐軀、盡忠報國、捨生取義等思想在他身上的體現。“願死疆場，不願死牖下”，這是曾國藩的巨集願，他早已寫下了“死在沙場是善終”這樣的詩句。
當然，曾國藩雖然後來被人們稱為“完人”、“聖人”，但終歸他還是個人，是人就有缺點、弱點，就有感情衝動的時候，他之所以最後成為令人們景仰的人，就是因為他戰勝了這些缺點、弱點，戰勝了自我。
曾國藩從屢戰屢敗到屢敗屢戰，看似簡單的改動，實際上是完成了一個心靈上的飛躍，從原來的失敗、失望、痛苦，到後來的戰勝失敗，拋棄失望和痛苦。屢敗屢戰，告訴我們的一個道理就是：要戰就必會有敗，但敗了還可以起來再戰，百折不撓，勇往直前，無所畏懼。雖然失敗了但不能氣餒，可以總結一下經驗再戰，成功關鍵是氣不可失，有一種士氣就可以可奪三軍，堅持到底就能勝利。
一日一心得
一個成功者必然曾經歷過失敗，這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了。挫折和失敗更容易磨練人的意志、品質，更容易讓人學會什麼是堅強，什麼是成功所需要的。因此，有許多追求大成功之人甚至不是先企求成功，而是先企求苦難。其中最主要的奧妙就在於失敗和逆境的土壤會創造出更多的成功品質。而具備了成功的品質，才能成功，這是再簡單不過的道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