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格決定命運，抱負決定成就，良好的品性是成功的前提。在優秀的領導者身上，我們總是能發現許多優秀的特質。但是沒有天生的領導，這些特質無一不是從修養中來的。自我修養，是領導者走向成功的起點。早年的曾國藩同平常人一樣，也有很多缺點，然而他憑藉著自己的修身工夫，確立了良好的品格。他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他的修身藝術。
欲正人先正己
曾國藩語錄：1.輕財足以聚人，律己足以服人，量寬足以得人，身先足以率人。
2.慎獨乃人生第一自強之道，第一尋樂之方，守身之先務也。
一些人有好為人師的毛病，總是輕易對別人的作為指指點點，甚至橫加指責，滿口仁義道德，但是，自己的作為卻難以服眾，說一套做一套。這樣的人別人是會敬而遠之的。
曾國藩說，正人先正己，“以己所向，轉移習俗”。他恨官氣，因此摒棄官府排場，禁止部下迎送虛；他恨懶惰，自己首先做到放醒炮即起。
當然，曾國藩的這些認識並不是與生俱來的，而是從自身經歷中得到的教訓。
曾國藩被朝廷任命為兩江總督後，為了樹立威信，整飭**到了極點的官風吏治，仿效當年武則天的辦法，在總督衙門口設定了一個舉劾匭（與今天的舉報箱類似），號召軍民將官吏奸弊等情事寫成舉劾書投入匭內，由總督大人親自閱覽。
這個舉動引起了一些人的極大恐慌。當時兩江總督衙門駐節祁門縣，祁門縣令包人傑就有大禍臨頭之感。他不惜重金，向一位當過48年刀筆吏、侍候過十多位縣太爺的施七爹討教對付辦法。施七爹略施小計，便讓曾國藩敗了興。
曾國藩開匭所拆開的第一封舉劾書，就是檢舉其弟曾國荃打下吉安後偷運兩萬多銀兩回家的事情。接下來還有揭發曾國藩打仗無功，爭權有術，辦事不按國法等內容的舉劾信。曾國藩極為惱怒，明知道這是有人故意和自己作對，有心想查個水落石出，又怕事情一旦傳揚出去更不好辦，朝廷對握有兵權的漢人早有戒心，這些真真假假的事情怎能說得清楚？於是只好以“軍務緊急”為由，撤掉了舉劾匭。
一個小小的刀筆吏，竟能輕而易舉地挫敗堂堂封疆大吏、一品大員整飭吏治的雄心壯志，的確發人深思。看來，“打鐵還須自身硬”，這是一條千古不變的至理。若是曾國藩本人的後院乾乾淨淨，施七爹即使再老奸巨猾，量他也“老鼠咬龜無從下嘴”，包人傑也就難逃厄運了。
無獨有偶，在《元史張雄飛傳》中記載了這樣一件事：至元十六年，地方高階長官阿合馬的兒子忽辛犯了罪，皇帝下令讓宦官和中書省共同審問。忽辛一個個指著執掌國政的官員們說：“你們都曾經用過我家的錢物，現在有什麼資格來審問我？”這時，張雄飛說：“我收受過你家錢財沒有？”忽辛說：“只有你沒有。”張雄飛說：“這樣，我當然可以審問你了。”忽辛終於伏法。
封建社會有“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之說，可見貪汙腐化、行賄受賄之風是何等的盛行。正所謂“拿了人家的手短，吃了人家的嘴軟”，所以當忽辛指著一個個執政的官吏責問時，竟沒有幾個敢站出來說個“不”字。而張雄飛之所以可以理直氣壯地站出來，就是因為他的廉明正直，他沒有把柄抓在別人手中。
從這樣的事情上，曾國藩看得真切，要想“正人”就得先“正己”。於是，他進一步提出了“慎獨”的自我修養辦法。曾國藩說：“能夠做到慎獨，就可以內省不疚，可以對天地、質鬼神，可以泰然處之，可以快樂、滿足、欣慰、平靜。慎獨就是真誠，真誠就是快樂。難怪孟子說，反問自己是真誠的，就是最大的快樂；難怪荀子說，沒有比真誠更好的養心方法了。因此，在他看來，慎獨是人生第一自強之道，第一尋樂之方，守身之先務也。”曾國藩在臨死的前兩年，對兒子曾紀澤、曾紀鴻提出了全面的修身養性的要求，其中第一條就是慎獨。
《禮記?中庸》雲：“莫見乎隱，莫顯利微，故君子慎其獨也。”鄭玄注：“慎獨者，慎其閒居之所為。”也就是說，一個人在無人獨處的時候，對自己的行為也要加以檢束。
曾國藩在他的《金陵節署中日記裡》說：“慎獨則心安。自修之道，莫難於養心。心既知有善知有惡，而不能實用其力，以為善去惡，則謂之自欺。方寸之自欺與否，蓋他人所不及知，而己獨知之。故‘大學’之‘誠意’章，兩言慎獨。果能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力去人慾，以存天理，則‘大學’之所謂自慊，‘中庸’所謂戒慎恐懼，皆能切實行之。即曾子之所謂自反而縮，孟子之所謂仰不愧、俯不怍。所謂養心莫善於寡慾，皆不外平是。故能慎獨，則內省不疚，可以對天地質鬼神，斷無行有不慊於心則餒之時。人無一內愧之事，則天君泰然，此心常快足寬平，是人生第一自強之道，第一尋樂之方，守身之先務也。”
曾國藩這一番對“慎獨”的巨集論可謂鞭辟入裡、振聾發聵。但是，認識到了還要能做到才能真正發揮作用。從曾國藩的巨集論中我們看到，“他人所不及知，而己獨知之”的心念，是最難控制的。所以，內省就成了第一步的功夫，善念也罷，惡念也罷，首先要能夠省察清楚；然後才談得上第二步的功夫：“實用其力，以為善去惡。”而要清楚地察知自己的每一個念頭，“心靜”又是前提。一個人若是天性恬靜，自知極明，則沒有話說；若這一方面的稟賦有所不足，則不得不借助於靜坐等手段，以牢鎖心猿，緊拴意馬。宋、元以後，許多儒者都試用過這一辦法、曾國藩也不例外。
曾國藩力求心靜，所以他對自己的毛病看得一清二楚，改過遷善的願望也就特別迫切，人格境界的提高也就非常之快。我們看到他的日記，就不能不佩服他自我認識的深刻，以及自我批評的嚴厲：
道光22年l0月初2日：“午正，金竹虔來長談。平日遊言、巧言，一一未改，自新之意安在？”
初7日：“本日說話太多，吃煙太多，故致睏乏，都檢點過不出來，自治之疏甚矣！”
11月初9日：“今早，名心大動，忽思構一巨篇以震炫舉世之耳目，盜賊心術，可醜！”
初10日：“昨夜，夢人得利，甚覺豔羨，醒後痛自懲責，謂好利之心形諸夢寐，何以卑鄙若此！”
……
這是他初用功時的情形。我們再看看他晚年的幾段日記：
同治8年(逝世前三年)8月20日：“念平生所作事，錯謬甚多，久居高位而德行學問一無可取，後世將譏議交加，愧悔無極。“
同治9年3月30日：“二更四點睡。日內眼病日篤，老而無成，焦灼殊甚。究其所以鬱郁不暢者，總由名心未死之故，當痛懲之，以養餘年。”
同治11年2月初1日(逝世前第四天)：“餘精神散漫已久，凡應了結之件，久不能完；應收拾之件，久不能檢，如敗葉滿山，全無歸宿，通籍三十餘年，官至極品，而學業一無所成，德行一無可許，老大徒傷，不勝惶悚慚郝！”
我們可以從日記中看到：62歲、逝世前第四天的曾國藩的那種慚愧自責的心情，與他31歲初修慎獨時的心情，幾乎一模一樣，他是真正做到了幾十年如一日啊！正因為他沒有一天不是如此嚴格要求自己，所以，他的一切事業，才走得那麼順利，才有那樣的成就，才那麼的感人至深。
俗話說：“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而不從”，這話與“正人先正己”是一個理，對於我們來說，做人也有著前車之覆的深刻教訓，我們要認真吸取教訓，以收後車之鑑的效果。更重要的是，我們要不斷完善自己、修正自己，才不會在別人面前“膽怯”，才站得直。
一日一心得
“慎獨”就是人前君子，人後亦君子，這一點對於修身是非常重要的。堅持“慎獨”，就會在“隱”和“微”上下工夫，即人前人後都是一個樣，不讓任何邪惡念頭萌發，才能防微杜漸，使自己的道德品質高尚。然後才能“站著說話也不腰疼”。
謙受益，滿招損
曾國藩語錄：短不可護，護則終短。長不可矝，矝則不長。尤人不如尤己，如圓不如好方。用晦則天下莫與汝爭智，謙則天下莫與汝爭強。
“滿招損，謙受益。”出自《尚書大禹謨》：“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意思是說，自滿的人會招來損害，謙虛的人會受到益處。它告訴人們驕傲自滿有害，謙虛謹慎有益的道理。
毫無疑問，謙虛是做人的一種美德。世世代代的人們，奉謙虛為日常行動的圭臬，舉謙虛為評價某人能否有所作為的尺度。很多的歷史故事都告訴人們：謙虛是受人敬仰的，而驕傲自滿不僅別人不齒，自己也會傾覆的。
古時候，有一種祭器叫欹器，孔夫子就是用它來教育他的學生的。有一次孔夫子帶著他的學生進行教學實習，在魯桓公的祀廟裡，看到一具祭器。夫子便問學生：你們知道這是什麼東西嗎？這就是欹器。於是便叫學生提一桶水來，倒入欹器試試看。孔夫子告訴學生，當這器具沒裝水時，它是傾斜的，立不住的；當把水注到器具中間的時候，它就端端正正地立住了；當器具裡裝滿水的時候，它就會傾覆歪倒。弟子如其所說一試，果然如此。孔夫子嘆了一口氣，然後對學生們講：你們看明白了沒有？世上沒有什麼是可以滿而不傾覆的呀！
孔子說：“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遠之，則有理；近之，則不厭。”謙虛，是一種美好的品質。謙虛的人不露鋒芒，不會恃才傲物，不會偏激、急進。一個人能擁有和做到謙虛這一美德，就加重了自己成功的砝碼。
謙虛不傲是曾國藩成就大業，修成大儒的祕訣。後人龍夢孫在《曾正公學案》中評價道：“惟其謙虛也，故常以事理無盡，不致以才智自矜。其接物也，則小心翼翼，無一人之敢慢；其赴公也，兢兢業業，恐一事之或忽；以事務莫測，所推之或誤也，則時思以博於人；以國事萬端，才力未逮也，則舉賢共圖如不及。”
曾國藩在給家人的家書中就提到說：“花言巧語悅人，只是擾亂自己的心神。閒言碎語渡終生，亦一定會擾亂你的精神。真正的高人從不自誇，誇誇其談的一定不是高人。”
那麼，怎樣來識別謙與不謙呢？曾國藩指出：“謙之存諸中者不可知，其著於外者，約有四端：曰面色，曰言語，曰書函，曰僕從屬員。”這就是說，謙是存之內心的，是自然而然流露的，流露在外表的，主要有四個方面：一是面色。謙不謙，一看面色就知道，那些習慣於自以為是，頤指氣使的，往往一副捨我其誰的面色，目光咄咄逼人，讓人難以接受。二是言語。言語是思想的外殼，驕橫的人並沒在額頭上寫上驕橫二字，但言語之間透出的橫氣、霸氣，卻讓人感到難以接受，因而想要謙，必須得言語溫婉。三是書函。言語一變成字，就白紙黑字了，所以落筆也要慎重，用詞也要圓融，不要口氣太大。四是隨員。好官不但自己要謙謹，還要讓隨員學會謙謹，有的隨員頗有氣焰，狐假虎威，反而添亂幫倒忙，毀了主子的名聲。所以選帶隨員要慎，管教隨員要嚴。
謙虛的人，對人和氣，善於讓人。它體現的是一個人的修養和品德，一種博大的胸襟。謙讓並不是膽小怯懦，而是人生的一種智慧。在生活、工作和學習中必須學會謙虛，只有懂得謙讓才能贏得別人的信賴和支援，從而為事業的成功打下基礎。不懂得虛心謙讓，一味表現自己炫耀自己只能說明自己的無知和鄙陋，有時候還會處處樹敵。孔子說：“做人的道理其實和這酒壺一樣，博學的人要看到自己的無知，功高的人要懂得謙虛，勇敢的人要善於自愛，富裕的人要謹守節儉，人們常說不要善於驕傲自滿，要取長補短就是這個意思了。”
懂得虛心謙讓的人才是真正的人之大者，它不僅僅侷限於一時一事，而在於每時每事上。謙讓也不只是為自己的完美，也是為了感染和融化周圍的人，乃至提高周圍的人。這可以說是“謙虛”的最高境界了。明代著名的哲學家、思想家王陽明說：“謙者，眾善之甚；傲者，眾惡之魁。”意思是說：謙虛，是諸多善行的基礎；驕傲，是諸多過失的罪魁。曾國藩也說：“人必虛中，不著一物，爾後能真實無妄，蓋實者不欺之謂也。”所以，做人一定要謙虛，不講任何條件，然後在實際與人交往中才能做到真實無妄，也就是不欺不騙。二人的論點都在強調一點，那就是要做謙虛的人，從而避免出現過失。
謙讓是一種積極的心態，它放棄的是一些無關緊要的東西，追求的是騰出來的更廣闊的空間，為的是積蓄成功的助跑區。
一日一心得
謙虛體現的是一個人的修養和品德，一種博大的胸襟。在生活、工作和學習中必須學會謙虛，只有懂得謙虛才能贏得別人的信賴和支援，從而為事業的成功打下基礎。不懂得虛心謙讓，一味表現自己炫耀自己只能說明自己的無知和鄙陋，有時候還會處處樹敵。
自知者明，知人者智
曾國藩語錄：人貴自知，自知則明。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出自老子《道德經》第三十三章，是指“瞭解自己的情況，對自己有正確的估計”的意思。其中，智，是自我之智。明，是心靈之明。你瞭解別人，你就是有智慧的；你瞭解自己，你就是高明的。那麼“智”與“明”哪個又更高一籌呢？智者，知人不一定知己，知外不一定知內；而明者，知己知人，內外皆明。顯然，明，才是對世界本質的認識，具有真正的無限性和客觀全面性。欲求真知灼見，必返求於道。只有自知之人，才是真正的覺悟者。
曾國藩長於戰略規劃及組織建設，具體的業務層面不是他的長處。他頗有自知之明，對部屬充分授權，放手使用而不包辦。這樣部屬既有成長空間，又有事業成就感，都很樂意為他效勞。
湘軍總攻太平天國首都南京前夕，曾國藩在前線指揮部檢查工作。按常理，像這樣千載難逢的機會，作為湘軍統帥怎麼都要在總攻前夕展現一把，但曾國藩沒有這樣做，午夜時他執意要回後方。部屬請求他坐鎮指揮，曾答：帶兵打仗不是我的強項，我留在指揮部肯定會干擾你們的指揮，那樣就會打敗仗。
古語說得好：“人貴有自知之明”，何為“貴”，為何“貴”？貴，說明其難。正確地認識自己的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自知之明的人才能擺正自己的位置，正確地對待他人，從而立足於社會，建功立業。
那曾國藩的自知之明和知人之智是從何得來的呢？是他天生就有的嗎？顯然不是。其實，曾國藩的自知之明正是來源於他的慘痛教訓：
曾國藩本是個人，並不懂什麼行軍打仗的事，他直接指揮過幾次戰役：靖港之役、湖口之戰、祁門之戰，每次都是大敗虧輸、鎩羽而歸，自己也差點喪命。尤其是湖口之戰，他差點就跳湖自盡了，幸好身邊的衛兵及時拉住了他。但他由此認清了自己在指揮作戰方面的不足。此後，他一直致力於排程將領，決不插手具體的作戰指揮。曾國藩前後任用的將領有：左宗棠、李鴻章、李續賓、李元度、曾國荃、胡林翼等人，這些人都是鼎鼎大名的戰將。
曾國藩自認為，他並不是一個聰明人，據說，在曾國藩少年的時候，為了背一段古，反反覆覆讀了不下百回，可始終不能背誦，以致激怒了躲在他床底下準備趁機行竊的小偷。這個等得不耐煩的小偷探身而出，當即流利地背誦給曾國藩聽，把曾國藩羞得啞口無言、呆若木雞。可以說，小時候的曾國藩甚至是顯得愚鈍的，那麼他是憑藉什麼成就了名垂青史的功業呢？
原因之一就在於他的“自知之明”。曾國藩認為做人不僅要看到自己的長處，更要看到自己的短處，而且對自己的短處要勇於向別人承認。他給曾國荃的信中就說：“弟謂餘用人往往德有餘而才不足，誠不免此弊，以後當留心懲改。”曾國藩始終不放鬆對自己的檢點，常常以一種自責的心態來要求自己，體現出了他嚴格的自律精神。
認識到了自己的不足，那就要著手去改變、去完善。曾國藩的做法是從一開始就開始注意結交名家，向名家多學習，使自己向他們看齊。他當時比較推崇的有兩位，都是當時的理學重要代表人物。一位是大理寺卿唐鑑，曾國藩結識他以後，經常向他請教，並寫信告訴友人說：“我最初治學，不知根本，自從認識了唐鑑先生，才算從他那裡學到了一點學問的門徑”；“聽了唐先生的話，我就像瞎子見了光明一樣。”
另一位是著名理學家倭仁。倭仁每天從早到晚，言行飲食，都有札記。凡是自己的思想行為有不合乎義理的地方，都要記下來，以期自我糾正。為了學習倭仁，曾國藩也效仿對方：每天將自己的想法和行為都記下來，以便隨時檢點自己；他還為自己規定了12門課程，每天照著執行；將所寫筆記定期送倭仁批閱。
另外，曾國藩還與當時的一些京師名流學者結識，學習他們的長處。如，何紹基擅長書法詩詞，使曾國藩一生都很重視寫字和做詩；吳嘉賓學有專長，告訴曾國藩治學應專攻一門。曾國藩非常佩服，寫信給幾位弟弟說：“讀經要專守一經，讀史則專熟一代……諸子百家，但當讀一人專集，不應東翻西閱。一集還沒有讀完，就絕不換讀他集。”
在這些人的影響和自己的努力學習下，曾國藩無論是性格還是行事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提高，使他逐漸養成了沉穩凝重的個性，不論遇到什麼事都能夠從容不迫，應對自如。
可見，一個人只有深入地瞭解自我，才能有正確判斷其他事物的基礎。所以先深刻地認識自己才是進步與修身的基石。
國畫大師張大千很有自知之明。徐悲鴻曾經稱讚他可以領五百年畫壇之**，然而張大千說了一番話：“當代的我國畫壇，人才輩出，我側身其中，常感得益良多。真的，不是說客氣話，能把山水竹石畫得清逸絕塵，我不及吳湖帆；論氣韻的剛柔相濟，我不及潘心畲；明媚軟美，我不及鄭午昌；畫瀑布山嵐，我不及黃君碧；論寓意深遠，我不及陳定山、謝玉岑；畫荷菱梅蘭，我不及鄭曼玉、王個簃；寫景入微，不為方寸所囿，我不及錢瘦鐵；畫花鳥蟲魚，我不及於非闇、謝稚柳；畫人物仕女，我不及徐燕蓀；畫鳥鳴猿躍，能滿紙生風，我不及王夢白、王慎生；畫馬，則當數你徐悲鴻先生，趙望雲當然也是佼佼者；還有汪亞塵、王濟遠、吳子深、賀天健、潘天壽、孫雪泥諸道兄無一不在我之上。徐先生說我能領五百年畫壇的**，我哪裡擔當得起啊！”張大千一口氣能說出二十多個畫家的名字和他們的藝術特點、風格，一連都說“我不及”，想必一定是對自己、對他人有了深刻認識才能做到，而絕非虛情假意的自謙。
因此，儒家認為，能夠客觀地瞭解自己、認識自己，不看低自我，更不看高自我，發揮自己之能又不強己之難，便是一種明白、一種聰明、一種精明。
一日一心得
人貴有自知之明。一個人只有清楚地知道自己、清醒地認識自己，才能看清自己的不足，然後去改變、完善自己，讓自己變得越來越強大。可以毫不誇張地說，自知之明是修身養性的前提和基礎。
可以有傲骨，不可以有傲氣
曾國藩語錄：傲為凶德，凡當大任者，皆於此字致於顛覆。
咸豐十年（1860）九月二十三日曾國藩寫給弟弟曾國荃的信中說道：
“弟軍中諸將有驕氣否？弟日內默省，傲氣少平得幾分否？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敗；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傲字致敗。吾因軍事而推之，凡事皆然，願與交勉之。”
寫這封信的背景是：他的弟弟曾國潢和曾國荃時常有驕傲的姿態，特別是曾國荃，他在為朝廷建立功勳之後，幾乎是目中無人了。這樣的處事態度讓曾國藩十分擔心，於是多次藉由書信訓勉告誡曾國荃，期望他能有所省悟改進。
關於懶惰、驕傲的告誡，在曾國藩的整部家書中俯拾即是。曾國藩曾說：“吾人為學最要虛心。嘗見朋友中有美材者，往往恃才傲物，動謂人不如己……傲氣既長，終不進功，所以潦倒一生而無寸進也。”又說：“京師子弟之壞，未有不由於‘驕’、‘奢’二字者。”更多的則是自我檢討：“餘在軍多年，豈無一節可取？只因傲之一字，百無一成。”
孔子曾說：“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更把“驕樂”歸於損者三樂之一。因為傲慢會使人自以為是，處理不好周圍的關係，使自己陷入孤家寡人的境地。因此，無論是什麼時候，做人都要謙虛謹慎，戒驕戒躁永遠是一個不敗的法寶。
我國著名畫家徐悲鴻先生的座右銘是“人不可有傲氣，但不可無傲骨”。“傲氣”和“傲骨”雖一字之差，實際上卻相去千萬裡。傲骨，是不動聲色，“人不可貌相，海不可斗量”的真實寫照；傲氣，則是譁眾取寵、盛氣凌人的絕妙表演，是“不可一世、趾高氣揚”的最好註釋。傲氣是人心浮氣躁的表現，而傲骨則是人品性頑強堅毅的反映。
“介子推傲骨拒晉公”、“張良傲骨歸山隱”傳為美談；“項羽傲氣失江山”、“羅成傲氣命不長”讓人惋惜。人應該有傲骨，而不應該有傲氣，因傲而致敗的例子，真實不勝列舉，很多事情都壞在“傲氣”上。
張說是唐玄宗時的宰相，既有智謀，又有政績，很得唐玄宗的信任，他也就恃寵而驕，目中無人，朝中百官奏事，凡有不合他的意的，他便當面斥責，甚至加以辱罵。他不喜歡御史中丞宇融，凡是宇融有什麼建議，他都加以反駁。中書舍人張九齡對他說：
“宇融很得陛下恩寵，人又有口才、心計，不能不加以提防！”張說輕蔑地說：“鼠輩，能有什麼作為！”
偏偏張說自己也不是無懈可擊的人，他貪財受賄，終於被宇融抓住了把柄，向皇帝奏了他一本，朝廷派人核查，果然如宇融所說。這一來張說神氣不起來了，嚇得在家待罪。當唐玄宗派宦官高力士去看望他時，他蓬頭垢面，坐在一塊草墊子上，一隻粗劣的瓦罐中，盛的是鹽水拌的雜糧，算是他的飯食，等待著朝廷給他的處分。唐玄宗知道了這個情況，倒頗同情他，想起他畢竟是有功之臣，便只撤掉了他的宰相職務，並沒有另加懲處。
一個最得寵的大臣，他的傲慢在人際關係中主要體現為三點：對上司越發恭順，以保其寵；對同僚排斥傾軋，以防爭寵；對下屬盛氣凌人，以顯其寵。曾國藩認為，這是一種非常不明智的作法，這樣一來勢必樹敵太多，使自己陷於孤立。金無足赤，人無完人，任何一位權勢者都有自己薄弱的環節，不要因為一時的恩寵而忘乎所以，以為自己是一尊打不倒的金剛。
謙遜是醫治“傲慢”的良藥。曾國藩不僅自己“謙遜”，還常常以此來告誡、約束部下。有一次，手下大將鮑超因功晉職時，曾國藩告誡說：“閣下當威望極隆之際，沐朝廷稠疊之恩，務當小心謹慎，謙而又謙，方是載福之道。前次曾以‘花未全開月未圓’七字相勸，務望牢記在心。”他還經常以“謙遜”二字教導鮑超說：“觀古今以來成大功享全名者，非必才蓋一世。大抵能下人，斯能上人；能忍人，斯能勝人。若徑情一往，則所向動成荊棘，何能有濟於事？來示所謂盡心竭力，做得一分算一分，此是安心妙法。”又說：“勤而不自言其勞，廉而不覺其介、謙而出之以真樸之氣，乃不犯人之忌，亦即保身之道”，“臬署專以刑幕為重，公事繁瑣，不如專心論兵。閱歷較實，名望亦隆。移體制，外任與京秩不同，自宜以謙。”
此外，曾國藩晚年在總結為人之道時，把“傲慢”與多言看作是前世卿大夫興衰及近日官場所以致禍之由，認為為官傲慢輕則會導致自己的職位不保，重則給自己帶來殺身之禍。因此，他一再要求為官必須戒傲，只有這樣才是保全自己之道。
謙遜並非自我貶低、自我否定，而是一種不顯山不露水的自我肯定。只有那些膚淺而又短見的人，才喜歡在大家面前粉飾、吹噓自己。他們總是陶醉在自我營造的一種淺薄、自命不凡的感覺中。這樣的人即使得勢也不會長久的。
如果說傲骨是一種氣質，一種風度，一種人格、一種素養、一種知識和道德綜合後的存在，是人格的至高境界；那麼傲氣就是一種淺薄、一種庸俗、一種偏狹、一種夜郎自大的心態，是人性中極為低劣的惡習。
讓我們記住老子的話：“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不居，是以不去。”
一日一心得
“驕傲使人落後”，當一個人被傲氣支使的時候，那這個人的處境是很危險的，他失去的不光是已經擁有的名譽、地位，還可能是生命。只有徹底放棄這種庸俗、淺薄的惡習，才能放低姿態，放平心態，以謙遜的態度來督促自己學習，才會以不知為恥。
管住自己的嘴巴
曾國藩語錄：凶德致敗者約有二端：曰長傲，曰多言。多言生厭，多言招禍，多言致敗，多言無益。
《朱子家訓》有言：居家戒爭訟，訟則終凶；處世戒多言，言多必失。意思是說：居家過日子，禁止爭鬥訴訟，一旦爭鬥訴訟，無論勝敗，結果都不吉祥。處世不可多說話，言多必失。《曾國藩家書》中說：“觀人之法：以有操守而無官氣，多條理而少大言為主。”滿口大道理的人，不一定是親身證得的。一個人做事要有頭腦，而不是誇誇其談。人，一口二手，所以，要少說多做。
言多必失，是亙古不變的真理，古人尚且對此有如此深刻的認識，在交流渠道眾多的今天，我們更應該多加註意了。現時社會中言論雖然較之古時有較多自由了，但謹言依然是不可忽視的。
認識來源於實踐，這是至真的道理。多言，被曾國藩列為三戒之一。這是因為曾國藩年輕時候也是個多嘴多舌的人，經常因為言語刻薄而得罪人。有幾次，他在席上取笑別人，不但自己遭到了別人的譏諷，還讓他很是尷尬。還有一次，上早朝時，他隨口說了幾句話，說者無心聽者有意，引起了同僚們的紛紛猜忌，結果搞得大家都疏遠他，讓他很孤立，也很狼狽。遭遇過多次這樣的情況後，他決心戒除自己多言的毛病。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十一月七日，曾國藩決定從謹言著手，加強修養。他說：“除謹言靜坐，無下手處。”習慣一旦養成，戒除不是那麼容易的。第三天，好友馮卓懷來訪，他們於是一同到陳源兗家為其母拜壽。席間曾國藩和友人交談甚歡，忘記了謹言的決心，又犯了多言的毛病。據他自己說：“席間一語，使人不能答，知其不能無怨。言之不慎，尤悔叢集，可不戒哉！”事後他感到非常的後悔，同時也對自己憤恨不已，他在日記中寫道：凡往日遊戲隨和之處，不能遽立崖岸，唯當往還漸稀，相見必敬，漸改徵逐之習；平日辯論夸誕之人，不能遽變聾啞，唯當談話漸低卑，開口必誠，力去狂妄之習。此二習痼弊於吾心已深。(要緊！要緊！)前日雲，除謹言靜坐，無下手處，今忘之耶？以後戒多言如戒吃煙。如再妄語，明神殛之！並求不棄我者，時時以此相責。
在不斷的修煉中，曾國藩認識總結出了多言的害處：
1.多言生厭。話太多了就容易讓人討厭，有事沒事總在不停地說，好像自己什麼都懂，別人都是傻瓜一樣。
2.多言招禍。俗話說“禍從口出”，說得多了難免就有不該說的說了，不能說的說了，或者主觀臆斷，說出的話就好像挑撥離間一樣。
3.多言致敗。所謂“守口如瓶”，一個多言的人必然是缺乏警惕性，沒有保密意識的人，不知道什麼該說，什麼不能說，全圖一時口舌之快，導致給自己埋下失敗的伏筆。
4.多言無益。話多了傷氣，說話太多，對身體是沒有好處的。
由此可見，多言實在是沒有什麼好處的。與其多言，還不如多行。我們常說“少說多做”，實幹才能出成效，誇誇其談永遠是不可能有成績的。
孔子曰：“君子訥於言而敏於行。”“訥”，是言語遲鈍，結結巴巴，不善表達。“敏於行”則正好相反，敏是敏捷，手腳勤快，反應迅速。意思就是告訴人們，要謹慎地想問題，辦事情，要善於把思想化為行動，切忌空想，說空話，或說了，想了，卻又不去做，不去行動。聰明的人知道“病從口入，禍從口出”，所以，他們在說話前都會深思熟慮，才不至於流於胡言亂語而招惹是非。相反，他們做事卻從來不會拖泥帶水的，以養成雷厲風行的性格。所以，《曾子?修身》曰：“行欲先人，言欲後人。”
曾國藩謹言的效果是顯著的，他多言的毛病也確實改掉了。他從中認識到了慎言給自己帶來的好處，他不但自己這樣做，還告誡身邊的人也要慎言。
曾國藩經常告誡兄弟和手下要戒多言。曾國華為人剛烈，說話苛刻。曾國藩特地給他取字為溫甫，讓他說話溫和些，少得罪些人。後來曾國華性情果然大為改觀。
曾國華戰死，曾國荃成了曾國藩的左膀右臂。一開始，不懂得官場規律，總是多嘴多舌，言出無狀。曾國藩看到這些後，接連數次給他寫信，甚至當面加以責備。咸豐十年(1860)九月，為了是否北上援解北京之圍一事，曾國藩一直以“緩”字應付。而曾國荃不明其中道理，說了很多的話。曾國藩斥責道：“弟只管安慶戰守事宜，外間之事，不可放言高論，毫無忌憚。”經過幾番苛責，曾國荃收斂了很多，曾國藩很是高興，在給兩個兄弟的信中說：“沅弟以我切責之緘，痛自引咎，懼蹈危機而思自進於謹言謹行之路，能如是，是弟終身載福之道，而吾家之幸也。”
曾國藩對幕僚和部下也以謹言相要求。他在給葉光嶽的批牘中教導說：“第一說話要謹慎，不可隨口編湊謊話。”吳汝綸是桐城派古家，做章之高手，1866年入曾國藩門下，與黎庶昌、張裕釗、薛福成並稱四大弟子。他剛入曾門，曾國藩就告誡他要謹言。吳汝綸在日記中寫道：
《三代世表序》中“蓋其慎也”，“慎”為立言至要之義。餘初見曾正公，公告以立言宜慎，因自舉其箴戒之詢，有云：“慎爾譭譽，神人共鑑。”《史記》全部皆以慎為主，班氏亦能守其遺法，後之史書所以為穢者，由其不能慎也。
很多時候，一個人說得越多，錯誤和漏洞就會越多。在我們身邊，經常會有這樣的人，他們喜歡多說話，好像他們博古通今似的。這樣的人，以為別人會很佩服自己，其實，只要有點社會閱歷的人，都會不以為然。古希臘有一句諺語：“聰明的人，藉助經驗說話；而更聰明的人，根據經驗不說話。”西方還有一句著名的話叫：雄辯是銀，傾聽是金。
一日一心得
言多必失，禍從口出。說得多自然出問題的機率也就高，錯誤和漏洞也就多，給自己、他人帶來的禍患也就更多。一個人只有一張嘴，卻有兩隻耳朵、兩隻手，所以，我們要少說、多聽、多做。成績來自於實幹，而不是誇誇其談。
有先見之明才能抓得先機
曾國藩語錄：人不概之，天概之，天不概之，自概之。
做事有先見之明是很重要的，先見之明能夠對事情的發展有預見性，能夠提前判斷事情發展的方向，從而即使採取應對措施。這樣就可以減輕危害的程度，甚至避免危害的發生。
管仲是歷史上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是國家戰略理論的開山鼻祖。曾經輔佐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的成功有很多的因素，先見之明是其中之一。例如，管仲的朋友鮑叔牙是公子小白的師傅，公子小白即位為齊桓公後，因為管仲是公子糾的師傅，他藉助魯國的力量一心要保公子糾即位，射了公子小白一箭，差點兒把他射死，魯國迫於齊國的壓力，就把管仲囚禁起來，押送齊國。管仲在囚車裡想：讓我活著回去，準是鮑叔牙的主意。萬一魯莊公後悔，叫人來追怎麼辦？他就編了個兒歌，讓役夫們唱。役夫們一邊唱，一邊趕路，一點兒也不覺得累，結果大家加快了腳步，本該兩天的行程一天就趕到了。正如管仲猜想的那樣，魯莊公真的後悔了，便派人去追殺。此時，管仲一行早就出了魯國地界，回到齊國了。事情也正如管仲所預料的，果然是他的好友鮑叔牙建議齊桓公保住管仲，也正是在鮑叔牙的力薦下，齊桓公重用管仲。這才有了管仲輔佐齊桓公開創了中國春秋時期第一代霸主的事業。
管仲臨死前預見易牙、豎刁、常之巫、衛公子啟方四人將不利於國家，建議齊桓公疏遠他們，但是這四個人都是齊桓公的寵臣，齊桓公離不開他們，漸漸地就把管仲的進諫忘了，後來果然是這四個人作亂，害得齊桓公被軟禁後被活活餓死。
管仲顯然是有先見之明的，要不是他事先預料準確，恐怕歷史上也就不會留下“管仲”的痕跡了。
曾國藩在這方面也有著過人之處，他的先見之明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建立湘軍，一是倡辦洋務。
清朝自道光皇帝開始，腐朽黑暗的統治已經搖搖欲墜了，在全國此起彼伏的農民反抗鬥爭中，太平天國運動蓬勃興起了，而與此同時，西部的苗民、西北的回民和各地的天地會也舉起抗清大旗，清朝面臨著嚴重的統治危機。
然而，面對反抗鬥爭，被清政府寄予厚望的綠營兵和八旗兵等正規軍在鎮壓“叛亂”中，簡直不堪一擊，毫無作用，根本無法起到應有的保障作用。清政府的危機感迫使他們決心另外組建一支軍隊，來保護自己的統治。在這個前提下，以曾國藩為首的湘軍建立起來了。
如果說建立湘軍是出於朝廷的指派，那麼，曾國藩已經認識到這支軍隊對自己的重要性，他明白，這支軍隊將是自己最大的資本，自己以後的仕途全系在這支軍隊身上。當然，要讓軍隊發揮作用，就得有戰鬥力。為了加強湘軍的作戰能力，曾國藩採取了大刀闊斧的軍事改革，針對綠營的**，用新的戰略思想、新的營制、新的招勇辦法，使湘軍成為一支完全不同於綠營的隊伍。後來的事實證明，曾國藩的治軍思想是非常正確的。如果不是湘軍，清政府能否繼續存在都是個問題。而正是因為湘軍為清政府掃除了最大的內亂，相對鞏固了他們的統治，曾國藩也因為湘軍的戰績而晉爵封侯，達到了事業的頂峰。
倡辦洋務、在國內率先建立洋務工廠，是曾國藩的又一個先見之明。19世紀後期的清政府不光面臨著國內的反抗鬥爭，還面臨著西方帝國主義的堅船利炮。他們“天朝上國”的美夢在帝國主義的大炮中被打得粉碎，落後的中國慘遭帝國主義的摧殘和**。清政府絲毫沒有抵抗之力，在屈辱的不平等條約下，中國成了半殖民地。率先覺醒的中國人開始尋求自強之路，林則徐、魏源等有識之士首先提出了“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思想。
咸豐末年（1861），馮桂芬寫了《校邡廬抗議》一書，提出應仿效西法，革除中國傳統政治的各種弊端，並在書中將自己的詳細觀點和建議一一列明。書成之後，馮桂芬送了一本給曾國藩。當時曾國藩正任兩江總督，他也正在尋找救國之路。曾國藩敏銳地觀察到時局已經在發生著天翻地覆的變化，“時勢日艱”的日子已經到來，因此感嘆“天道五十年一變，國之運數從之”。
同治元年（1862），他在的一個奏摺中說：“購買外國船炮近以剿辦發逆，遠以巡哨重洋，實為長駕遠馭第一要務”。在這裡，他是把鎮壓農民起義與抵禦外侮相提並論的。在另一處又說：“購買洋船之議始於咸豐十一年五月之杪。國藩於七月十八日復奏，稱為救時第一要務，蓋不重在剿發逆，而重在陸續購買，據為己有，在中華則見慣而不驚，在英法亦漸失其所恃。”在這裡他更把“奪英法之所恃”放在首位，而把鎮壓太平天國起義放在次要的地位。可見，曾國藩抵禦外洋的動機已經佔據了上峰，而這是同時代的其他人還沒有思考到的。
1862年，曾國藩在安慶設內軍械所，這是近代中國師夷之長技的一次嘗試。曾國藩設安慶內軍械所把試造輪船作為它的首要目標。早在咸豐十年（1860），曾國藩就提出“師夷智以造炮製船”、“可期永遠之利”的主張。安慶內軍械所一創辦，他就馬上委託徐壽、華蘅芳等人試造輪船。在徐壽、華蘅芳等人的努力下，終於克服重重困難造出了中國第一艘輪船“黃鵠號”。這隻輪船儘管行駛遲鈍，不甚得法，但曾國藩仍然感到特別高興。他在日記中寫道：“竊喜洋人之智巧，我中國人亦能為之，彼不能傲我有其所不知矣！”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躍然紙上。後來他又派容閎到美國購買機器，打算進一步擴大軍械所的規模，使輪船的製造有個大的發展。
曾國藩發展洋務的主要目的在於對付洋人，雖然當時太平天國還沒有最後被鎮壓，但是他明確表示太平天國已經構不成威脅了，而帝國主義已經成了最大的危機所在，所以，他未雨綢繆提前著手應對之策。關於曾國藩設安慶內軍械所的動機，他自己有一段話說得很明白:“國藩辛酉（1861年）初次復奏購買輪船一折，即欲訪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演習試造，厥後所購七船撤退，銳意另求造船之方，曾在安慶試辦，派員出洋購買造器之器……似可漸圖自強之計”。
太平天國失敗後，在曾國藩看來，外國列強是當時最主要的敵人。他在給李元度的信中說：“目下中外之患自以洋務為最巨”。為此，曾國藩等人把洋務運動推向了新的發展時期。他與李鴻章創辦了近代中國第一個大型的機器企業江南製造局。他是想透過自己造船制炮，進而建立一支近代海軍。江南製造局開辦之初，一方面因要製造槍炮供淮軍北上鎮壓捻軍，另一方面也因經費困難，不得不使製造輪船的計劃暫時耽擱下來。曾國藩十分焦急，他說：“槍炮固屬目前急需之物，而輪船亦不可不趕緊試造，造成此物則顯以定中國之心，即隱以折彼族之異謀。”為了使製造輪船的計劃能儘快地實現，他特奏留二成洋稅，其中一成專供製造輪船之用。在曾國藩的大力經營下，製造局終於在同治七年（1868）造出了第一艘輪船，他當時欣喜地稱：“中國自強之道或基於此”。
為了學習外國先進技術，曾國藩還專門聘請外國工程師和工匠指導中國人，又派專人編譯圖書，翻譯有關製造機械船炮的外書。而另一個更好的舉措則是派遣留學生出國，首開中國留學之風潮。可以說當時國內各地之所以對西學開始有所瞭解，不能不歸功於曾國藩等人的先倡之風。
一日一心得
一個人要成就事業，必須具有遠見卓識，先見之明就是一種遠見卓識。一個人的先見之明首先是基於對事物準確、客觀、深刻的認識，這樣才能更好地把握事物發展的趨勢，其次源於自己的知識和智慧的總結，可以從眾多的現象中捕捉事物發展的關鍵因素，做出準確的判斷。
做人要低調
曾國藩語錄：趨事赴公，則當強矯；爭名逐利，則當謙退。開創家業，則當強矯；守成安樂，則當謙退。出與人物應接，則當強矯；入與妻奴手享受，則當謙退。若一面建功立業，外享大名，一面求田問舍，內圖厚實，二者皆盈滿之象，全無謙退之意，則斷不能長久。
中國有俗話說：“槍打出頭鳥”、“出頭的椽子先爛”、“樹大招風”等等，這些都是古人處世經驗的總結。古往今來，實踐低調哲學的人很多，但是曾國藩是最圓滿地實踐這種哲學的人。可以說曾國藩一生都在演繹低調哲學，他之所以取得立德、立言、立功三方面不朽的成就，之所以能夠成為人們的精神偶像甚至被推為聖人，都得益於這種哲學。
很多人都見到過秦陵兵馬俑中的那尊被稱為“鎮館之寶”的跪射俑，這尊跪射俑的姿態是弓弩射擊的兩種基本動作之一，也是防守或設伏時比較理想的一種射擊姿勢。因為這種姿勢射擊時重心穩，省力，便於瞄準，同時目標又小。
這尊跪射俑是秦兵馬俑坑至今已經出土清理的一千多尊陶俑中，儲存最完整和唯一一尊未經人工修復的兵馬俑，仔細觀察，就連衣紋、髮絲都還清晰可見。而除跪射俑外，其他俑皆有不同程度的損壞。由此，不禁讓人們想到一些為人處世的道理：低姿態是保全自我的萬世之規。
三國時期曹操的著名謀士荀攸，智慧超人，謀略過人，他輔佐曹操徵張繡、擒呂布、戰袁紹、定烏桓，為曹氏集團統一北方、建立功業，做出了重要的貢獻。他在朝20餘年，能夠從容自如地處理政治漩渦中上下左右的複雜關係，在極其殘酷的人事傾軋中，始終地位穩定，立於不敗之地，就在於他能謹以安身，避招風雨。曹操有一段話形象而又精闢地反映了荀攸的這一特別的謀略：“公達外愚內智，外怯內勇，外弱內強，不伐善，無施勞，智可及，愚不可及，雖顏子、寧武不能過也。”可見荀攸平時十分注意周圍的環境，對內對外，對敵對己，迥然不同。參與軍機，他智慧過人，連出妙策；迎戰敵軍，他奮勇當先，不屈不撓。但對曹操、對同僚，卻不爭高下，表現得總是很謙卑、弱、愚鈍、怯懦。
他為曹操“前後凡劃奇策十二”，史家稱讚他是“張良、陳平第二”，但他本人對自己的卓著功勳卻是守口如瓶，諱莫如深，從不對他人說起。有一次，荀攸的姑表兄弟辛韜曾問及他當年為曹操謀取袁紹冀州的情況，他極力否認自己的謀略貢獻，說自己什麼也沒有做。
就這樣，荀攸與曹操相處20年，關係融洽，深受寵信，但卻從來不見有人到曹操處進讒言加害於他，他也沒有一處得罪過曹操，使曹操不悅。建安十九年(214年)，荀攸在從征途中善終而死，曹操知道後痛哭流涕，說：“孤與荀公達周遊二十餘年，無毫毛可非者。”並讚譽他為謙虛的君子和完美的賢人。這都是荀攸懂得收斂鋒芒，低調處世的結果。孔融、楊修則是反面的例子，不懂得低調最終惹來殺身之禍。
因此，可以說，主動擺低姿態，這不是消極厭世，而是一種智慧，一種高明的處世之道。洪應明的《菜根譚》中有句話叫“矜名不若逃名趣”。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說：一個人喜歡誇耀自己的名聲，倒不如避諱自己的名聲顯得更高明。
低調不是懦弱，而是大智若愚，低調是一種灑脫的態度，一種超然的心境，一種博大的胸懷，它和含蓄、優聯絡在一起，代表著成熟和理性，是人類個性的最高境界之一。曾國藩在這方面給我們樹立了典範。
年少的曾國藩並不像其他孩子那樣年少氣盛，一語不和就大動干戈。他時常以《中庸》中的“聖者無名，大者無形。鷹立如睡，虎行似病”來訓誡自己，讓自己時時保持低調，即使具備鷹的凌厲、虎的勇猛，也不輕易外露，更不以自己的學識和家世欺人。
他的一位同學性情比較暴躁，有一次，那個同學看到曾國藩的書桌放在窗前，就說：“我讀書的光線都是從窗戶那裡來的，你的桌子擋著我的光線了，趕快挪開！”曾國藩什麼話沒說，就把桌子移開了。曾國藩晚上點燈用功讀書，那個同學又說：“平常不念書，夜深還要聒噪人嗎？”曾國藩又只好低聲默誦。
後來，曾國藩中了舉人，那個同學知道了，大怒道：“這屋子的風水本來是我的，反叫你奪去了！”其他的同學都替曾國藩打抱不平，但是曾國藩自己卻和顏悅色，毫不在意，勸住同學，安慰同室，沒事人一樣。曾國藩的一生都保持著低調的態度，雖然看似他“低”了人一等，然而曾國藩的名字名傳千古，顯然這種作法也高了人一籌。
我們必須在成就上高人一籌，但不必事事都追求高人一籌，即使真的高過別人，也沒必要拿出來顯擺，更不能因為比別人“高”就沾沾自喜，甚至嘲諷暫時位居你之下的人。在錯綜複雜的社會關係中，要想安身立命、飛黃騰達，就必須要學會“低姿態”做人處世。
低姿態為人，是一種做人哲學，藏萬丈雄心於肺腑之間，納恢弘氣度於平和之表，遇到忤逆不怒形於色，遭受鄙棄不暴跳如雷，是自我保護的大智慧。
老子也告誡世人：“不自露，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誇，故有功；不自矜，故長。”這句話的大意是，一個人不自我表現，反而顯得與眾不同；一個不自以為是的人，會超出眾人；一個不自誇的人會贏得成功；一個不自負的人會不斷進步。做人也要謹記這一點，深藏不露才乃真君子。
一日一心得
低調不是怯懦，不是怕事，不是委曲求全，更不是一味忍讓，低調其實是一種藏萬丈雄心於肺腑之間、納恢弘氣度於平和之表、遇到忤逆不怒形於色、遭受鄙棄不暴跳如雷的自我保護的大智慧。
修身養性，寧靜致遠
曾國藩語錄：水道曲折，立岸者見而操舟者迷。棋勢勝負，對奕者惑而傍觀者審。非智有明暗，蓋靜可以觀動也。人能不為利害所汩，則事物至前，如數一二，故君子養心以靜也。
曾國藩常用“厚藏匿銳，身體則如鼎之鎮”這句話來告誡同僚、教育家人，這句話的思想根基和來源，是心神方面的“主靜”之說。“主靜”語出周敦頤的《太極圖說》，他認為，大地誕生以前的“無極”本來是“靜”的，所以人的天性本來也是“靜”的，只是由於後天染上了“欲”。因此必須透過“無慾”的功夫，才能實現業已喪失的“靜”的境界。
浮躁成了當前人們心態的真實寫照，在追求快節奏的今天，“效率”的重要性讓人們忘記“腳踏實地”，每個人都在想如何才能快速成功。於是，人們就像下坡的車，不知道踩剎車，卻因為慣性越跑越快，以至於自己無法控制。究其原因，無非是越來越多的**擾亂了人們的身心，牽扯著人們的神經，讓人們無法靜下心來好好地思考自己。
《中庸》上說：“天所命令給予的是性，根據本性的規定行事是道。”意思是說，平常所有事情都由性限定，而性又來自於天道。把握自己，才能把握命運。
《菜根譚》中也說：“耳目見聞為外賊，**意識為內賊，只是主人翁惺惺不昧，獨坐中堂，賊便化為家人矣！”意思是，耳目所喜歡的東西屬於外來的侵害；感**望等心理上的邪念是內在的敵人。不管是內賊也好外賊也罷，只要人自己保持淡泊寧靜，不違背原則，恪守信念，那麼那些邪惡的慾念自己就會變成你修養品德的助手。
人們要修身養性，首先要排除私心雜念，把握自己。這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則很難，正如古人云：“不妄段於勢利，不**於事態，心有長城，能擋狂瀾萬丈。”當今社會，權力、金錢和美色等形形色色的**眾多，只有時刻保持清醒的頭腦，自覺地從思想上築起道防腐拒蝕的堤壩，才能從一而終地做到心不動、服不迷、嘴不饞、手不伸。
諸葛亮有一句名言：“非淡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道理是深刻的。人生的志向有遠有近，人生的境界有高有低。做人最大的毛病就是目光短淺，胸無大志，終日在尺寸天地裡翻筋斗，難以有大的作為。人之所以會目光短淺，最大的原因就是心浮氣躁、急功近利，不能夠安於寧靜，忍受寂寞，自然就成不了什麼大事。
相反，能夠駕馭自己的心，不為外事擾心，則能氣定神閒、從容不迫、思慮周全。這一點，曾國藩頗有心得：
曾國藩共探索了修心的三個層次：第一層是內省。他認為，善念也罷，惡念也罷，首先要能夠分辨清楚，然後才談得上第二層功夫，即：為善去惡。而要清楚地察知自己的每一個念頭，“心靜”則是前提，尤其是當外界環境嘈雜時，則必須藉助於靜坐、閉目等手段，以牢鎖心猿，緊拴意馬。曾國藩本人就常用靜坐的方式來使自己靜心，他說：“只有心靜到極點時，身體才能寂然不動，沒有絲毫雜念。”第三個層次，就是自己有所感悟，體驗出真正的“靜”境。
曾國藩下足了“靜”字功夫，他說：“治身不靜則身危。”然而，曾國藩並不是一開始就懂得如何清靜的，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他在寫給弟弟的書信中說：“應酬日繁，予以素性浮躁，何能著實養靜？”由於心浮氣躁，曾國藩曾吃過大虧。
曾國藩初踏社會，血氣方剛，年輕氣盛。一次，他在家中為父親祝壽，他的一個朋友前來助興，吃飯的時候，他與朋友因為一件小事發生了衝突，結果他跟這位朋友吵了起來，雙方都搞得很不愉快。後來，曾國藩也承認自己過去對人有一種掩飾不住的傲氣，“好與諸有大名大位者為仇”，而缺乏“靜”字功夫。太平天國起義後，曾國藩來到湖南衡州辦團練，動輒指摘別人，尤其是與綠營的摩擦鬥法，與湖南官場的離異不合，還有在南昌與陳啟邁、惲光宸的爭強鬥勝，都對他造成了不利的影響。鋒芒畢露、剛烈太甚，必然會傷害太多人，給自己設定許多障礙，埋下許多意料不到的隱患。
當一次次在浮躁身上吃到苦頭後，曾國藩開始強迫自己“靜”下來，開始注重養心。在戰火紛飛的憂患時世，曾國藩的養心功夫統統都派上了用場。
同治三年（1864）五六月間，曾國藩的弟弟曾國荃率領吉字營五萬人馬，在圍攻江寧兩年後，已進入最後見分曉的時候。雙方這次都拼死一戰，因此打得十分慘烈，吉字營能否取勝，並無勝算。加上當時各方矛盾重重，並波及曾氏家族，所以此事不僅僅是“公事”，更是他最最重要的“私事”。曾國藩的一顆心被江寧戰事懸繫著，終日緊鎖眉頭，煩躁不安，無法寧靜。然而此事除了等訊息外已無事可做。曾國藩這時想起了早期在京師的“靜坐”功課，於是在安慶江督衙門的三樓上，特闢了一個靜室。每天下午四五點鐘的時候，他就獨自一人，在靜室裡坐一個小時：摒去一切雜念，凝神枯坐。這招果然起作用：上樓時心亂如麻，下樓時心閒氣定。就這樣持續了一個多月，直到九弟的捷報傳來為止。
曾國藩對此感悟道：
只有心靜到極點時，身體才能寂然不動，所謂沒有絲毫雜念，但這畢竟未體驗出真正的“靜”境來。真正的“靜”境是在封閉潛伏到極點時，逗引出一點生動的意念來，就像冬至那一天，陰氣殆盡，陽氣初動，此時根正本固，這才可以作為一切。
昆蟲破眠，才可以稱為開啟；穀子堅實，才可以作為下播的種子，如果種子不飽滿，說明沒有滿腔生意，就不能作為種子。假如萬物就這樣在我心中開始，那就不能說達到了至靜的境界了。然而靜極生陽，大概生物也有一點萌動的仁心吧！氣息靜極，仁心卻不止息，這難道不是可與天地相比的至誠嗎？
然而，對於現代人而言，“修心養性”、“鬧中取靜”好像是個遙遠、奢侈而又帶點不可捉摸的神祕色彩的字眼，雖然感覺到生活節奏太快，負擔太重、太累，要休養生息要強化個人修養，也往往不知道應該從哪裡開始。
前兩年紅遍大江南北的電視劇《士兵突擊》，讓很多人一下子找到了自己的影子許三多。人們看到的總是那個心無波瀾、面無表情，甚至有些木訥的許三多，但就是這樣的一個人卻往往在關鍵時刻作出驚人的舉動。許三多的成功告訴我們：只有那些堅持下來的人，只要那些“認死理兒”、“一根筋”的人，只有那些從來不會為外界的侵擾而改變自己內心的人，才更容易成功。因為，他們能夠駕馭自己的內心，能夠在關鍵時刻靜下心來思考，能夠在冷靜中尋找到正確的出口。
一日一心得
能靜得下心來才能夠駕馭自己的內心，這樣的人做事不會為外事所侵擾，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氣定神閒、從容不迫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一個能夠做自己想做的事，而且還能夠做得很好的人，成功離他就不會太遠。
以誠待人，以心換心
曾國藩語錄：1.人必誠，然後業可大可久。
2.馭將之道，最貴推誠，不貴權術。
曾國藩家信中有一段話說得很好：
弟的信中自認為是老實人，我也自信是個老實人，只因為閱歷世途，飽經事變，大略學些機謀權變之術，自己學壞了。其實這些方面遠不如人，只是惹人笑話，教人懷恨，有什麼好處？近日猛然醒悟，一味向平實方向努力，將自己老實的本質還本來面目，恢復固有。賢弟此時在外，也急須復還老實本質，萬不可走投機取巧之路，日趨日下。縱使有人以巧詐來對我，我仍以含渾應付，以誠愚應付；久而久之，他會改變態度。假如勾心鬥角，表面接近，而內心有隔閡，那麼相互報復，將是無休無止的。
從這段話中，我們可以看出，曾國藩強調的“誠”就是“還老實的本質以本來的面目”，這就讓我們看到，一個人要做到“誠”，首先要自己做個“老實人”，其次對別人要“老實”，只有做到了這兩點，才能稱之為“誠”。
曾國藩一生為官為將帥，待部下唯以一個“誠”字取勝，且強調“誠”必須出自內心，謂之“血誠”。曾國藩說：“馭將之道，最貴推誠，不貴權術。”又說，“吾輩總以誠心求之，虛心處之。心誠則志專而氣足，千磨百折而不改其常度，終有順理成章之一日；心虛則個動客氣，不挾私見，終可為人共諒。”曾國藩強調：“精誠所至，金石亦開，鬼神亦避。”他簡直把“血誠”作為自己建功立業的根本與基石。
曾國藩不僅要求自己“須有一誠字，以之立本立志”，也處處以“血誠”要求與約束自己的下屬。他常常告誡自己：“知己之過失，毫無吝惜之心，此最難之事。豪傑之所以為豪傑，聖賢之所以為聖賢，便是此等處磊落過人。能透過此一關，寸心便異常安樂，省得多少糾葛，省得多少遮掩裝飾醜態。盜虛名者，有不測之禍；負隱匿者，有不測之禍；懷忮心者，有不測之禍。天下唯忘機可以消眾機，唯懵懵可以衤發不祥。破天下之至巧者以拙（誠），馭天下之至紛者以靜。”
曾國藩始終以誠待人，這種強大的人格力量使他能夠吸引眾多的豪傑之士聚攏在自己周圍，以助自己一臂之力。這一點在曾國藩辦團練初期體現得最為明顯。
曾國藩初辦團練時，手中沒有一兵一卒，腳下沒有一寸土地，身上沒有一分一，雖然是個京官，實際上也就是一個普通鄉紳。而當時在湖南，已經有江忠源的楚勇，羅澤南的湘勇和王鑫的湘勇，都具備了一定的勢力。其中江忠源的楚勇出境至廣西，有著名的蓑衣渡之戰。後來保衛長沙、轉戰江西都有戰功。可是，曾國藩照樣能成為他們的精神領袖，協調各部的行動。後來雖與王鑫關係破裂，也是因為多方面的原因。而且江忠源戰死後，接領其部隊的劉長佐、蕭啟江等，羅澤南戰死後，接領其部隊的李續賓、李續宜、蔣益灃等，也都願意接受曾國藩的指揮排程。在逐步發展的過程中，一些非湘籍的將領也陸續來到曾國藩身邊，比如滿族人塔齊布、蒙古人多隆阿、河南人李盂群、廣東人褚汝航、四川人鮑超、福建人沈葆禎等。
曾國藩正是以誠取信於兵將，因而他最終取得大成功。
“血誠”是曾國藩為人處世統軍治政的一條重要原則，也是一種至關重要的精神力量，曾國藩以此領軍，上下精誠團結協力同心，所以能取得最後勝利。而且，正因為有此精神作支柱，所以他的部將多忠心耿耿，寧死不投降，沒有一人背叛過他。反之，太平天國領導集團內部沒有血誠精神，以致相互勾心鬥角自相殘殺，軍心離散潰亂，其後期連上將韋俊等多人也相繼投敵，後更有八王叛殺譚紹光之舉，實在是親者痛而仇者快。
蔡鍔在編輯《曾胡治兵語錄》時加上了一條足以警醒國人的按語：
“吾國之心，斷送於‘偽’之一字。吾國人心之偽，足以斷送國家及其種族而有餘。上以偽驅下，下以偽奉上，同輩以偽交，馴致習慣於偽，只知偽之利，不知偽之害矣。……由偽生疑，由疑生嫉。嫉心既起，則無數惡德從之俱生，舉所謂倫常道德皆可蹴去不顧。嗚呼！偽之為害烈矣。軍隊之為用，全恃萬眾一心，同袍無間，無容有絲毫芥蒂，此尤在有一誠字為之貫串，為之維繫。否則，如一盤散沙，必將不戰**。社會以偽相尚，其禍伏而緩；軍隊以偽相尚，其禍彰而速且烈。吾輩既充軍人，則將偽之一字排斥之不遺餘力，將此種性根拔除淨盡，不使稍留萌櫱，乃可以言治兵，乃可以為將，乃可以當兵。”
《菜根譚》中說：“信人者，人未必盡誠。己則獨誠矣疑人者。人未必皆詐，己則先詐矣。”意思是一個肯信任別人的人，雖然別人未必都是誠實的，但是自己卻先做到了誠實，一個總是懷疑別人的人，別人雖然未必都是虛詐，但是自己首先已經成了虛詐別人的人了。
待人以誠，將心比心，則人也可能待己以誠，這叫做以誠換誠；即使有人不以誠待己，也終會遭到輿論的譴責，使之悚然省悟。曾國藩洞悉世情，明徹史實，深有感觸地對諸弟說：“管子云：‘鬥滿則人概之，人滿則大概之。’餘謂天之概無形，仍假手人以概之。霍氏盈滿，魏相概之，宣帝概之；諸葛恪盈滿，孫峻概之，吳主概之。待他人來概而後悔之，則已晚矣！”這真是促人猛省的真知灼見！
曾國藩認為，吏治人心“日崇虛偽”，為了挽救其墮落，糾正封建士大夫奸猾、浮偽的惡劣作風，他以“誠信”相標榜。他說：“信，即誠實也。一言不欺，一事不假，行之既下，人皆信之。”“今日所說之話，明日勿因小利害而變。”
他認為，人不誠處，多在語言上。他說：“凡說話不擔斤兩者，其下必不服。”忠誠是曾國藩一生力行，並切實做到的，他說：“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誠為天下倡。世之亂也，上下縱於亡等之慾，奸偽相吞，變詐相角，自圖其安而予人以至危。畏難避害，曾不肯捐絲粟之力以拯天下，得忠誠者起而矯之，克已而愛人，去偽而崇拙，躬履諸難，而不責人以同患，浩然捐生，如遠遊之還鄉，而無所顧忌。由是眾人效其所為，亦皆以苟活為恥。”
在中國化中，“誠”是儒家的重要信條，是天下之本。儒家一直把“誠”視作中庸德性觀的軸心，認為人應該無條件地依此規範而行，並作為人的道德標準與行為準則。當人們修養到“至誠”的境地後，就會成為一個品行高尚的人，講信用的人，也必然會大有作為。曾國藩的“誠”真正詮釋了這一點。
一日一心得
誠信，是恆久不變的做人原則；誠信，是永不過時的一種美德；誠信，更是一種源源不斷的財富，用之不竭的智慧。正如魯迅先生所說：“誠信為人之本也！誠信比金錢更具有吸引力，比美貌更具有可靠性，比榮譽更有時效性！”
敬人者，人恆敬之
曾國藩語錄：1.易搖而難定，易昏而難明者，人心也，惟主敬則定而明。
2.一身能勤能敬，雖愚人亦有賢智風味。
3.不貪財，不失信，不自是，有此三省，自然人皆敬重。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意思是說，君子與一般人不同的地方在於，他內心所懷的念頭不同。君子內心所懷的念頭是仁，是禮。仁愛的人愛別人，禮讓的人尊敬別人。愛別人的人，別人也會愛他；尊敬別人的人，別人也會尊敬他……
曾國藩認為，君子自強，舍“敬”字別無下手之處。“敬”是一種個人修養，一種對人對事的態度，一種做人的基本原則。“敬”作為一種道德要求，首先要做到自敬，就是用嚴肅認真的態度來對待自己，這樣才能不斷提高自身的修養。清代人張履祥說：“欲人之敬己，須自敬其身始。能敬其身，則不期人之敬而自敬矣。”自敬，不僅僅要求有一個嚴肅的態度，外表乾淨利落、整潔，還要求有一個恭敬的內心。其次，對別人要尊敬。無論對方是長是幼，官大官小，貧窮還是富有，都要恭敬有禮。
宋代時，居敬發展成了一種修養的方法。宋代大理學家朱熹更加強調說：“學者工夫，唯在居敬窮理二事。”
曾國藩於道光二十年（1840年）被授為翰林院檢討，開始專心精研理學。他精心研讀《朱子全集》，並向在京的名家請教，然後嚴格按照名家的要求悉心研究理學，同時以理學來提高自身的修養和影響自己的待人處世。
除了自身修養的要求外，曾國藩也很重視在家庭中培養“敬”。他在咸豐四年（1854）七月二十一夜給弟弟們的信中寫道：“家中兄弟子任，總宜以勤敬二字為法，一家能勤能敬，雖亂世亦有興旺氣象，一身能勤能敬，雖愚人亦有賢知風味。”他認為，家人之間互相敬重、互相敬愛，走上社會後才能懂得尊重他人，才能處理好和別人的關係。同時，一家的“勤、敬”門風也會贏得族人、鄰里的尊重。曾國藩不斷督促弟弟、子侄們認真踐行，還對自己的兒子提出了明確的要求：
吾有志學為聖賢，少時欠居敬工夫，至今猶不免偶有戲言戲動。爾宜舉止端莊，言不妄發，則入德之基也。
曾國藩告誡兒子：不但要舉止端莊、說話謹慎，還要嚴格要求自己，有讓人尊重的資本，別人才會尊敬你。
我們常說“想要得到別人的尊重，就得先尊重別人”，在與人交往方面，曾國藩對“敬”字的體會是：“敬”字唯“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三語最為切當。也就是說，無論對方人數的多少和年齡的大小，都不幹輕慢，要多加禮遇，這樣做既尊重了別人，同時也展現了個人修養的層次。
曾國藩特別強調在待人接物方面要有嚴肅認真的態度，不可以輕慢。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二月十一日，他在日記中寫到自己的不敬言行，提醒改正：“友人納姬，欲強之見，狎褻大不敬。在岱雲處，言太諧戲。”第二年，他記載自己在吃酒席過程中，因為自己太過放肆，而自取其辱的尷尬，自己反思道：“席間，因謔言太多，為人所辱，是自取也。人能充無受爾辱之實，無所往而不為義也，尚不知戒乎！”
很多時候，因為一言不慎，或者一個不恰當的舉止，引起別人的反感，乃至惡語相向的事情很多。這就是沒有“敬人”的原因，你沒有尊重對方，戲謔對方，對方自然不會敬重你，最後的結果就是自取其辱。
“敬”並不僅僅是表面上的嚴肅認真，而首先應該是發自內心的一種對別人的“禮”，這種禮包括了對生命的尊重，對對方人格的尊重，以及作為一個個體的尊重。
一家生意興隆的點心店門口來了一個乞丐，衣服破爛，身上還散發著怪味。當他畏縮著走過來，周圍的客人都皺起眉頭捏著鼻子，露出厭惡的表情。夥計急忙叫乞丐滾開。乞丐卻拿出幾張髒兮兮的小面額鈔票，說：“今天我不是來乞討的，我聽說這裡的點心好吃，我也想嚐嚐。好不容易才湊到這些錢。”
店老闆目睹這一幕，他走上前十分恭敬地把兩個熱氣騰騰的點心遞給乞丐，還深深地向他鞠了一躬，說：“多謝關照，歡迎再次光臨！”
這是老闆第一次親自招呼客人，而這個客人卻是一個乞丐！店老闆事後解釋說：“買點心對其他客人而言，是一件很平常的事。而這個乞丐為了品嚐我們的點心，不惜花很長時間才討來的一點點錢，實在是非常難得，我不親自為他服務怎麼對得起他的這份厚愛？”
“既然如此，為什麼要收他的錢呢？”旁邊的孫子不解地問。老闆笑笑說：“他今天是作為一個客人來到這裡的，不是來討飯的，我們應當尊重他。如果我不收他的錢，豈不是對他的侮辱？要記住尊重我們的每一個顧客，哪怕是一個乞丐；因為我們的一切都是顧客給予的。”
這個店老闆就是兩次被《福布斯》評為世界首富的日本大企業家堤義明的爺爺。後來堤義明也要求自己的員工像他爺爺那樣，尊重每一位顧客。
“尊重”絕不僅僅是社交場合的禮貌，而是來自於人心深處對另一個生命深切的理解、關愛、體諒與敬重，最純粹最質樸也最值得回報。
在曾國藩看來，在治事方面也應該具備敬畏之心。咸豐八年（1858年）九月，他在給自己的手下大將鮑超的信中曾談到以敬治事的重要性：
足下數年以來，水陸數百戰，開府作鎮，國家酬獎之典，亦可謂至優極渥。指日榮晉提軍，勳位並隆，務宜敬以持躬，恕以待人。敬則小心翼翼，事無鉅細皆不敢忽；恕則凡事留餘地以處人，功不獨居，過不推諉。常常記此二字，則長履大任，福祚無量矣。
在現今的時代，敬業仍然是一個人成功的必備要素。只要把“敬”字放在心中，才能集中精力、全力以赴去做事，這樣才能成功。
一日一心得
要做到“敬”，首先要嚴格要求自己，提高自身的修養，讓自己展現嚴肅認真的態度；其次，家人之間首先要互相敬愛，這樣才可能去敬重別人，才可能贏得別人的尊重，如果連家人之間都不能互相敬愛，那何談去敬重別人呢；再次，要做到“敬”，不僅舉止要端莊，而且說話要謹慎，不能在言語和行為上對別人不敬；最後，敬業也是“敬”的一種體現，敬業才能做好事，做好事才更可能成功。
與人為善，取人為善
曾國藩語錄：為之不厭，即取人為善也；誨人不倦，即與人為善也。
“與人為善，取人為善”源自《孟子》。原是：“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大舜……樂取於人以為善。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於人者。取諸人以為善，是與人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孟子公孫丑章句上》。曾國藩繼承這個思想並對其作了詳盡的解釋：“思古聖人之道莫大乎與人為善。以言誨人，是以善教人也；以德薰人，是以善養人也：皆與人為善之事也。然徒與人則我之善有限，故又貴取諸人以為善。人有善，則取以益我；我有善，則與以益人。連環相生，故善端無窮；彼此挹注，故善源不竭。君相之道，莫大乎此；師儒之道，亦莫大乎此。”
如果說孟子強調的是虛心採納各種意見，那麼在曾國藩那裡，取、與兩件事成了相互推動、永不終結的一個過程的兩個方面。
做人不僅要與人為善，還要“取人為善”，吸取別人的優點來自己行善。關於“取人為善，與人為善”的辯證關係，作者曾以“大河”與“小河”作比說：“與人為善、取人為善之道，如大河水盛足以浸灌小河，小河水盛，亦足以浸灌大河；無論為上、為下、為師、為弟、為長、為幼，彼此以善相浸灌，則日見其益而不自知矣。”
曾國藩把“與人為善，取人為善”確定為處理人際關係的根本原則，並且在與人交往中嚴格執行和貫徹了這一原則，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使得曾國藩的事業人才聚集，逐漸興旺發達起來。他和左宗棠之間的關係就是他與人為善的範例。
曾國藩對左宗棠有知遇之恩和提拔之德，但是左宗棠這個人恃才傲物、出語尖刻，說話既不中聽又傷人，但曾國藩從來不正面攻擊左宗棠。他的墓誌銘中有這麼一段話：“其於左公宗棠趣尚不同，而奇左公智術，以公義相取，左公亦以顯名天下。”當左宗棠罵到自己頭上時，他通常是不予理睬。他在一封信中寫道：“左公之朝夕詬詈鄙人，蓋亦糊聞一二，然使朝夕以詬詈答之，則素拙於口……故以不詬不詈不見不聞不生不滅之法處之。”其次，他在給好友郭嵩燾的信中曾以自身的認識來寬解自己，“蓋大非易辨，似是之非難辨。竊謂屑高位者，以知人曉事二者為職，知人誠不易學，曉事則可以閱歷黽勉得之。曉事則無論同已異己，均可徐徐開悟，以冀和衷。不曉事，則挾私固謬，秉公亦謬；小人固謬，君子亦固謬；鄉原固謬，狂狷亦謬。重以不知人，則終古相背而馳，決非和協之理。故恆言皆以君子小人為要，而鄙論則謂天下無一成不變之君子，無一成不變之小人。今日能知人，能曉事，則為君子；明日不知人，不曉事，即為小人。寅刻公正光明，則為君子；卯刻偏私晻暖，即為小人。故群譽群毀之所在，下走常穆然深念”。
這段話不僅是在寬解自己，更重要的是他闡述了要做到“以冀和衷”首先必須“曉事”，如果不“曉事”則上品如君子，下品如小人，骯髒如鄉原，清高如狂狷之士，都會變得荒謬。他把“曉事”作為“知人”的判斷標準。在這段話中曾國藩否定了絕對的君子或絕對的小人，他強調必須根據人的行為去判斷一個人是君子還是小人。而正是因為採用了這個標準，所以，曾國藩在與朋友、同僚們的相處中能做到根據對方的行為來確定自己該怎麼做能達到“和衷”。這就是曾國藩一生對朋友、對同僚採取的與人為善的交往之道。正因為曾國藩採取了與人為善的方式，在處理人際關係時，有時候他會選擇自我妥協，而不是正面反擊。
還有一件事，也體現了曾國藩與人為善的原則。
同治初年江西巡撫沈葆楨要扣留江西的厘金。江西的厘金是湘軍軍餉的重要來源。而沈葆楨的行為無疑會影響甚至破壞曾國藩即將採取的軍事行動，儘管如此，身為欽差大臣的曾國藩沒有利用清王朝對他的依賴以及個人的權勢，去參劾、攻擊、為難沈葆楨。他在同治元年（1862）九月二十五日所寫的日記中寫道：“日內因江西蕃司有意掣肘，心為忿恚。然細思古人辦事，掣肘之處，拂逆之端，世世有之。人人不免惡其拂逆，而必欲誅鋤異己者，權臣之行徑也；聽其拂逆而動心忍性，委曲求全，且以無敵國外患而已為慮者，聖賢之用心也。吾正可借人之拂逆以磨礪我之德性，其庶幾乎！”
曾國藩做人以“忍”見長，這也是他之所以成功的原因之一，這個“忍”的出發點、動機就是“借人之拂逆以磨礪我之德性”。從這個動機出發，可以看出曾國藩在對人上不僅僅做到了委曲求全，而且做到了“其責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的古君子境界。曾國藩把困難當成了是對自己的磨礪，在這個磨礪中努力保持心態平衡，並從中汲取有益的東西，增加自己的修養。同時，他還把人和人之間的和諧相處看作是成功事業的積極因素，看作是從困境向有利方面轉化的重要條件。因此，在處理人際關係時曾國藩就能夠做到與人為善、苛求於己，用妥協的形式進行鬥爭。曾國藩病逝後，與他交惡多年的左宗棠寫了這樣一副輓聯：“知人之明，謀國之忠，自愧不如元輔；同心若金，攻錯若石，相欺無負平生。”儘管有為自己開脫的意思，但實實在在的敬佩之情卻是表露無疑的。由此也可見曾國藩與人為善、取人為善的巨大魅力。
曾國藩在信中囑咐自己的兒子：“餘於左、沈二公以怨報德，此中誠不能無芥蒂，然老年篤畏天命，力求克去褊心忮心。爾輩少年，尤不宜妄生意氣，於二公但不通聞問而已，此外著不得絲毫意見。切記切記。”這樣的胸懷應該說是非常難能可貴的。
一日一心得
《國語周語下》中道：“從善如登，從惡如崩。”為善如登山，一步一步地走去便覺得心曠神怡、天清氣爽；為惡如掘井，一鏟一鏟挖去，便覺眼昏神迷、掉入深淵。在這個世界上，人人都應與人為善。在社會中，人與人是密切聯絡著的，你傷害了別人，你心中的善便被惡所壓倒，你自己也被愧疚、後悔、驚恐所折磨。而被傷害的對方也可能採取激烈的反擊手段，最後很可能導致兩敗俱傷。而如果你首先做到與人為善，就可以熄滅對方的怒火，一場“戰爭”可能在瞬間化為無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