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南懷瑾語錄：佛並不具權威性，也不具主宰性。佛這個主宰和權威，都是在人人自我心中，所以說一個人學佛不是迷信，而是正信。正信是要自發自醒，自己覺悟，自己成佛，這才是學佛的真精神。
南老師告誡大家：如果你去拜拜祈禱一下，那是迷信的做法；想靠佛菩薩保佑自己，老實說，佛不大管你這個閒事，佛會告訴你保護自己的方法。這一點與中國化的精神是一樣的，自求多福，自助而後天助，自助而後人助。
為什麼“天行健”，就要“自強不息”呢？為什麼“地勢坤”，就該“厚德載物”呢？因為道家的觀點如老子所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效法天地，這就把握了成功規律。
天地萬物、世態人情都處於變化之中，這就像那句現代流行語所說：惟一的不變是變。在一個變化的世界裡，人應該認清變化，因變應變，與時俱進，這才不致於落伍。
依道而行、追求變化的人，生命力是強健的、圓通的，他們以追求人生價值為目標，永不滿足於現有成就，也永遠不會安於現狀。
雲門禪師對上堂的眾人說法：“我對你們只說一句話，乃是教你們直下承當。即使拈一毫而頓悟山河大地，也不過是剜肉作瘡。別去抓撈那些空洞的東西，要在自己腳下尋找，不作絲毫的理會，也不帶絲毫的遲疑。大丈夫做事應當獨自承當，不可受人欺慢。”
他又說：“你們不要只知道吃別人的口水，記住一大堆廢話，擔著無數老掉牙的古董到處行腳，而且不管驢脣馬嘴，四處誇耀自己什麼都懂。就是你能從早說到晚又怎麼樣?死後閻王面前他可不會聽你說。你們都是舍離父母、師長而出家，踏破草鞋，千里迢迢，在外面經冬歷夏的人。你們要小心，不要因為圖人一粒米而失掉半年糧。”
雲門的話意思其實就是一個人只有自己來承當自己，才能真正走上解脫之路。沒有別的路了，你剩下的只有向你自己求救，開啟自己的心門，點燃那盞心燈，讓自己成為自己的避難所。
有一個信者在屋簷下躲雨，看見一位禪師正撐傘走過，於是就喊道：“禪師!普度一下眾生吧!帶我一程如何?”
禪師道：“我在雨裡，你在簷下，而簷下無雨，你不需要我度。”
信者立刻走出簷下，站在雨中，說道：“現在我也在雨中，該度我了吧!”
禪師：“我也在雨中，你也在雨中，我不被雨淋，因為有傘；你被雨淋，因為無傘。所以不是我度你，而是傘度我。你要被度，不必找我，請自找傘!”
說完，他便扔下這個人獨自走了。
自己有傘，就可以不被雨淋，自己有真如佛性，應該不被魔迷。雨天不帶傘想別人助我，平時不找到真如自性，想別人度我。自家寶藏不用，專想別人的，豈能稱心滿意?自傘自度，自性自度，凡事求諸己，禪師不肯借傘，這就是禪師的大慈悲了。
道謙禪師與好友宗圓結伴參訪行腳，途中宗圓因不堪跋山涉水的疲睏，因此幾次三番鬧著要回去。
道謙就安慰他說：“我們已發心出來參學，而且也走了這麼遠的路，現在半途放棄回去，實在可惜。這樣吧，從現在起，一路上如果可以替你做的事，我一定為你代勞，但只有五件事我幫不上忙。”
宗圓問道：“哪五件事呢?”
道謙非常自然地說道：“穿衣、吃飯、屙屎、撒尿、走路。”
道謙的話，讓宗圓終於言下大悟，從此再也不敢說辛苦了。
諺語說：“黃金隨著潮水流來，你也應該早起把它撈起來!”世間沒有不勞而獲的成就，萬丈高樓從地起，萬里路程一步始，生死煩惱，別人不能代替分毫，一切都要靠自己啊!即使是天皇老子，也不是要你什麼都不幹，眼巴巴等待援助之手啊。
天帝對一人講：“在你危難時，我可以救你三次。”事後這個人果然遇到了危難，他被困在洪水之中。
突然，一條渡船經過，船上的人說：“上來吧!”他說：“天帝會管我的。”過了一段時間，漂來一段圓木，上面有人喊：“上來吧!”他說：“天帝會管我的。”又過了好長時間，一隻大木盆遠遠漂來，他想去抓，轉念想：“天帝會管我的。”
最後，他終於支撐不住落水淹死了。他的靈魂去找天帝，問：“你為什麼說話不算數?”天帝講：“我講話是算數的，已救你三次，可惜你缺乏悟性，因此在劫難逃。”
南懷瑾說，沒有一個方法可使一切眾生皆入涅檠中，因為自性自度，佛也不能度你。神仙與佛，不過是自度的過來人；一切名師只是把整個經過的經驗告訴你。人畢竟要自度，一切眾生皆要自度。
中國古語有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自強不息，即是自己拯救自己，有了自救的願望，才會奮起努力，克服一切困難，征服所有阻礙，老天自然就會暗中幫助你了。
歸根結底，還是要你先發起自助的這個心願，自我承當，直面現實，那才是像釋迦牟尼佛一樣的偉丈夫的作為。
一日一心得
釋迦牟尼佛在涅檠前曾說：“以自己為島嶼、為舟航、為明燈。”這是多麼肯定“自皈依”和自己拯救自己的力量啊。如果我們不能回到自身中來，反求諸己，認識、接納自己，轉而肯定、提升自己，找到安身立命之道及安心的法則，哪裡又有真正的皈依處呢?
知其不可而為之
南懷瑾語錄：孔子跟孟子難道是那麼不知天高地厚、那麼笨嗎？連這一點都還看不通，好像那各種狗在街上跑失了，找不到家，變成野狗，灰頭土臉地，連大便都吃不到，到處人家喊打，“慼慼惶惶如喪家之犬”；沒有人養、沒有人要，冬天到了還要給宰來燉狗肉吃。孔孟就是專幹這種事，他們走這個路子，所為何來？明知其不可為而為之也。……你看看我們的老祖宗、前輩聖人的行處，那比一般宗教主義還難，明知其不可為而為之，這正是菩薩的偉大行願！
“知其不可而為之”，這句話用在南老師的頭上，是合適的。因為，南老師的理想也是實現不了的。南老師的一生，特別是後半生，他從教化入手，要弘揚中華民族的傳統化，要改變社會風氣。南老師認為，在全世界的範圍裡，現在面臨的最大問題不是經濟，不是軍事，而是化；下個世紀的最大的戰爭是“化戰爭”。他的這個觀點，國際上有個別學者也在說，但那是站在西方的立場來對付東方的。而南老師從歷史經驗出發，認為一個國家民族的生存，應該以化為本。所以，他把弘揚傳統化當作自己畢生的責任。我們拿他在臺灣的情況來看，他做化事業做得很認真、很執著、很辛苦，也很有成績，培養了成百成千的學生，在社會上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可以說是很成功的。但傳統化有沒有在深入人心?社會風氣是否因此而改觀?當然沒有。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
孔子說：現在天下大亂，已是無可挽救；但如果天下太平。一切很好，就不用我們來改革現實了。我們追求的事業無法實現，我早就知道，但我就是要像那位做門衛的隱士說的那樣：知其不可而為之。
明朝有位叫張岱的，在注《論語》“石門章”的時候，曾經把人分為三種：愚人、賢人、聖人。他說：懵懵懂懂，沒有認識到一定的事難以做到就去做，是愚人；精明洞察，知道一定的事難以做到即罷手不做，是賢人；大智若愚，知道一定的事難以做到而毅然去做，是聖人。
愚人一項我們這裡置之不論。張岱說知其不可為而不為是賢人，這話實在說得籠統了，忽視了很多質的區別。平常碰到具體的生活小事，做不到就不做，這自然是最基本的自知之明，比方說，世無常勝將軍，所以體壇上二連冠、三連冠的高手，連得幾次冠軍之後，見好就收，不自己把自己摔進失敗的低谷，就是一種必要的人生智慧。
但是，也有一些時候，事情不是這樣簡單。殷商之末，紂王無道，微子、箕子、比干三個人，比干出來提意見，被商紂挖了心；箕子披頭散髮裝瘋子，做奴隸保全了性命；微子乾脆離開商國，一走了之。三個人行為不同，箕子、微子都是知道紂王不可改變，殷商大勢已去，因而撒手不管的。微子是“雖降志而不枉己”，即雖丟下了對姬姓江山(他是紂王的親哥哥)的責任，但並沒有違背自己的良心；箕子是“雖辱身而不求合”，即自己屈身受辱，但並不想投機，要往上爬。只有這種“知其不可為而不為”(實即不趨利害義)才可以說是賢人作風。但是，還有一種人，在重大原則問題上，看出某種情況嚴重，見風使舵，知難而退，併為自己的精明練達沾沾自喜，這種人是聰明人，但決不是賢人，因為他們把自己的智慧，都用在經營一己的利害上。
貪生怕死、趨利避害，這是人之常情。但是，盡得人之常情的人，也只能做個毫無英特之處的常人。常，就是平常；既是平常，就沒有什麼了不得，人人都可以做到。張岱所謂聖人，則與此不同。他們超出於平常人們的小聰明、謀身自處的小機智(在這一點上，他們確實大大不如平常人)，而為了某種追求、某種理想、某種道義，義無反顧，殫精竭力，成敗在所不計。
孔子是這樣的人。諸葛亮也是這樣的人。《後出師表》說：不興師伐魏，漢朝必亡；興師伐魏，敵強我弱，也難救其不亡。但是，與其坐等漢朝滅亡，不如盡力伐魏。可見，曹魏難滅，漢室難興，諸葛亮早已清楚地知道，但自從離開隆中，奪荊州，定西蜀，對外聯結東吳，對內治軍理財，最後六出祁山，一生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事業雖未成就，但人類不顧切，精進向上的崇高精神，卻因此而無限光大，成為一種取之不竭的財富!
知其不可而不為，這種謀身自處的精明機智滿街盡是。
知其不可而為之，這種義無反顧的大智大慧實在是成事的必要的心理。因為，雖不能成事，卻可成人。
“明知不可而為之”，這是一個理想主義者的形象勾畫。一個人知道自己所從事的事情是可望成功的，於是堅持幹下去，最後果然取得成功。他固然是一個成功的人，但說來卻並沒有什麼特別的了不起。而一個人明知自己所從事的事情，在自己的有生之年還可能取得成功，但他不是一絲不苟地堅持做下去，“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幹。”為自己的信念和理想而獻身。這就非常不易而難能可貴了。
就像愚公移山，又像西緒福斯把石頭推上山坡，聖人何嘗不知道“克己復禮”任重而道遠，但卻周遊列國，“累累如喪家之犬”而精神不改，晚年退居講學，仍然以禮樂化為核心內容，為推行“仁道”而貢獻力量。正如曾子所說：“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正是這一方面的精神，突現了儒家積極入世的特徵，與知其不可而不為的道家大相徑庭。
在中國的古語裡，沒有比“知其不可而為之”更動人更悲壯的了。從古至今，由於種種原因，某些情況下，會出現整體的不公正不清醒不健康的形勢。還有一種情況是由於主觀方面的實力不足，一件事的能否成功太無把握。怎麼辦？是知難而退還是知難而進？
前邊我們講了一些做人的道理和原則，但是千萬不要誤以為學上一點高尚和高明，就可以得心應手，所向無敵，百戰不殆，如入無人之境。不，不可能的，理想不是一蹴而就的，標杆不是一躍就達到了的，你不可能什麼都學會了學精了學妙了才做事情，你只有在一次又一次的失敗中，在碰壁中，在失算與挫折、失態與丟醜中學習。
你做了十件事，其中最後一件做到了行雲流水，遊刃有餘，無為而無不為，發必中，行必果，這也是值得讚美和滿意的。那麼前九件呢，你追求的是化境，做到的仍有生疏；你追求的是瓜熟蒂落，做到的仍然有些勉強；你追求的是不言之言，卻仍然費了許多脣舌；你追求的是不戰而勝，卻仍然是頗費力氣。這不但是不足為奇的，而且幾乎是必然與必須的。
這說明什麼呢？除了化境，除了因勢利導，除了心平氣和與理性的微笑以外你必須具有知其不可而為之的精神，必須在追求成功，追求高妙，追求高境界的同時具有不怕碰壁，不怕失敗，不怕風險，不怕付出，更不怕投入的決心和勇氣。
這裡還有一點，沉重的一點，我必須告訴讀者：雖然我堅信美德是必要的，智慧、光明、心胸和境界都是必要的和有著奇妙的效用的，但是這些好東西並不註定它一出現就所向披靡，它們的被承認，它們的發揮、運用和成功仍然需要一個過程。
一日一心得
“知其不可而為之”是孔子乃至這一類人的最好寫照。這樣一群“不識時務”的人，明知自己的理想很難實現，但仍痴情不改，只要有萬分之一的希望，就付出一萬份的努力。也正如屈原所說：“路漫漫而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道不同，不相為謀
南懷瑾語錄：不向既成勢力低頭已是既成勢力，投靠不上。不向反對的意見妥協既然反對，和他妥協也沒有用。不向不贊成的人士拉攏不贊成的人拉攏了也不可靠。”
南老師執著追求自己的理想，他有一個獨特的做法，是自己幹，這是幾十年養成的習慣，他不同權力相結合，也不同豪門財閥相結合。南先生初到臺灣時，全靠“煮字療飢”，一直沒有正式工作，過了十餘年貧寒生活。但是，1966年他卻拒絕了一個極好的工作機會。他應蔣介石、蔣經國父子的邀請，到臺灣三軍各駐地巡迴演講。有一次，他在高雄岡山空軍基地演講時，蔣介石也在現場，受到他演講中某些觀點的觸動，回臺北後，即下令成立“復興中華化委員會”，蔣介石親任會長，邀請南老師主持實際工作。這是一個多好的工作機會啊！名利權勢的收穫，勝於一紙私立大學的聘書遠矣！但南先生非但沒有欣喜拜受，反倒婉言拒絕了。因為這不合乎他的處世原則。他有意要跟政治勢力保持一定距離。後來，他同別人談起這件事時說，他是“以保持超然身份之故，婉辭美意”。
1976年，臺灣“中國廣播公司”邀請南懷瑾給員工講授《易經》課程，每週一次。他講了十幾堂課，聽眾的反應很好，自我感覺也很好。那天，他正講得興致勃勃，忽然聽到廣播發布的訊息：蔣經國的長子蔣孝武接任“中國廣播公司”的董事長。演講結束時，南先生對聽眾說：因有事要出門，暫時請假，待回來後繼續講課。就這樣，他果斷地中止了在“中廣”公司的《易經》課程。有人問他為什麼，他說：“從此變成御用人，學術自由沒有了，還不如躲著他們比較好。”
所謂“人各有志，不能強勉。”又所謂“燕鵲安知鴻鶘之志！”其實都是“道不同，不相為謀”的意思。
當然，“道”在這裡的外延較廣，既指人生志向，也指思想觀念、學術主張等。伯夷、叔齊義不食周粟，餓死於首陽山。司馬遷感嘆說：“道不同，不相為謀。真是各人追隨各人的志向啊！”（《史記伯夷長齊列傳》）
這是政治態度不同不相為謀的典型。
司馬遷又說：“世上學老子的人不屑於儒學，學儒學的人也不屑於老子。道不同，不相為謀。是不是說的這種情況呢？”（《史記老莊申韓列傳》）
這是思想觀念、學術主張不同不相為謀的典型。
賈誼的《鵬鳥賦》寫得好：
“貪夫殉財兮，烈士殉名；
“誇者死權兮，眾庶憑生。”
孔子自己也曾說：“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述而》）
“從吾所好”就是道不同，不相為謀。
卡爾馬克思引用過詩人但丁的一句名言，叫做“走自己的路，讓人們說去吧！”
不也是“道不同，不相為謀”嗎？
“道不同，不相與謀。”從“道”的本義即“道路”來說，“道不同”，即意味著人與人之間所取的“方向”或“目的”不同，以及達到“目的”的方式與方法不同，所以，“道不同”者，是不可能在一起共事與謀的。換言之，朋友就是“志同道合”者之謂，也就是朱子所謂“以義合者也”。因為人與人之間所崇之“義”不同，所以，又存在“物以類聚，人以群分”的情況，那麼，像“狐朋狗友”之類是否也屬於“朋友”範疇呢？
從孔子強調“君子群而不黨”和“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來看，那種以謀取私利為目的的人與人之間的交換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一種比較固定的關係圈子，表面上看似乎是朋友，但是實際上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朋友，因為孔子及儒家所講的朋友是以“道義”為基礎的一種人際關係型別。
孔子並不否認交朋友要有自己的目的性。但目的是為了“輔仁”，即彼此促進德行的提高，而不是為了獲得某種物質上的利益。所以，不以道義為基礎的人際之“合”都不能算是“朋友”的範疇。
一日一心得
“道不同不相與謀”是擇友的一個重要原則。朋友是要志同道合的，志不同道不合那也只會南轅北轍越走越遠。孟子說過：“人之相識，貴在相知。人之相知，貴在知心。”魯迅說：“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當以同懷視之。”培根說過：“財富非永久之朋友，朋友才是永久的財富。”
做人是天下一等學問
南懷瑾語錄：學問不是學，章好是這個人的學好；知識淵博，是這個人的知識淵博；至於學問，哪怕不認識一個字，也可能有學問作人好，做事對，絕對的好，絕對的對，這就是學問。這不是我個人別出心裁的解釋，我們把整部《論語》研究完了，就知道孔子講究作人做事，如何完成作一個人。
南先生給學生們立了一個規矩：凡到他那裡聽課的，都要給大家洗茶杯、掃地。不管學生是什麼教授、博士，都要做這件“功課”。如果學生不會洗，不會掃，南先生就會示範給他看，比如洗茶杯時，要認真擦洗，不是衝一下就算。尤其是杯子內外面這一圈，嘴巴要接觸的地方，很容易因細菌傳染疾病，要特別仔細地刷洗。南先生以如此高齡，能夠做這件事，其他人就不必擺什麼教授、博士的架子了。
南先生說：“現在大專青年這類的事都是這樣，從小就沒有注意。掃地不知怎麼掃，穿衣不知怎麼穿，你說這是怎麼回事？我發現，我們常常將許多事情歸諸於社會問題、教育問題、青年問題。其實社會沒有問題。社會是個什麼東西要搞清楚。社會是大家的，是由每一個人結構而成。不能將一些錯誤的事情，都推給社會，那是推託的話，自己不負責任。誰都不必負責嘛因為那是社會問題。但是，社會是誰管呢？誰都是社會，誰也都不是社會。所以，我就告訴那些從事新聞事業的同學，你們把這些什麼社會不社會的問題，少講好不好，不要弄得大家莫名其妙。”
有的人畢業於名牌大學，不一定有學問；有的人從未進過學校的門，不一定沒有學問。這並不是說讀書沒有用，而是說只會讀書還遠遠不夠。因為很多做人的經驗、辦事的技巧不是課本上能夠學到的。只會讀書，充其量獲得了人生需要的30(百分號)左右的學問，而不讀書的人，如果他在做人做事的過程中留心學習，也能學到人生需要的70(百分號)左右的學問。很多博士在事業上的成就遠不及一些讀書不多的農民，原因即在於此。
現在的教育體制主要向學生傳授知識和技能，在如何做人方面關注不夠，即使畢業於名牌大學，將來走上社會，仍然會面臨很大的問題。因為知識技能僅僅是應用工具，做人的學問卻能告訴人們如何合理運用這些工具。好比一輛車，儘管它很豪華，很漂亮，如果駕駛技術生疏，不懂交通規則，難免不出車禍。那還不如騎一輛破腳踏車穩當呢！所以說，做人是天下第一等大學問。
如何做人呢？歸納曾子和子夏的意見，包括五個方面：
一是敬重賢人。在生活中，很多人瞧不起那些才能高、品行好的人，這恰恰暴露了自己不辨賢愚、狂妄自大的毛病。懂得敬重賢人，至少能證明你心有天平，懂得好壞，這已經足夠讓人肅然起敬了。
二是孝敬父母。父母是自己最大的恩人，不孝敬父母，豈不是忘恩負義嗎？一個忘恩負義的人，怎麼能得到他人信任和幫助呢？而且，父母血脈連，是最關心自己、疼愛自己的人，也值得自己全心關愛啊！
很多人開始忙於事業，忽略了父母親情，等到父母不在了再來傷心痛悔，不是太遲了嗎？
孔子曾遇到一個名叫丘吾子的高士，此人年少時遍覽群書，周遊天下，回來後，雙親已經亡故了。所以他痛悔地對孔子說：樹欲盡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在。他還說：走了就不再來的，是年齡；失去了不能再見的，是雙親啊！孔子當即對弟子們說：“你們記住，這足以作為教訓！”於是，弟子回去奉養父母的有十三人。
三是忠於職守。在絕大多數領導者眼裡，一點忠誠勝過更多智慧。一位大師說：“假如把智慧和勤奮看作金子那樣珍貴，那麼，比金子還珍貴的就是忠誠。”
四是誠信待人。顏回曾向孔子請教“怎樣才能立身”，孔子的回答是：謙恭、尊重、忠誠、守信，可以立身。保持謙恭就能免於受眾人所忌；尊重別人就會受到別人愛戴；待人忠誠就能得到別人的幫助；堅守信用別人就會依賴你。有人愛戴你，有人幫助你，有人依靠你，你一定能免除禍患。這樣的人可以治理國家，何況安身立命呢？
從孔子的話中，我們可以得出結論：誠信是立身之本。如果一個人不講誠信，在社會上連腳都站不住，哪還談得上發展呢？這個問題後面還要詳談，暫且略過。
五是勇於實踐。做學問的目的，肯定不是為了讓那麼多知識、經驗佔用自己的大腦記憶體，也不是為了好玩，更不是為了向知識貧乏者炫耀自己多麼有才華。歸根結底，做學問的目的是為了應用到社會實踐中，為自己、為他人、為社會創造價值。如果不能用學問創造價值，跟沒有學問也差不多，又何必費神去做學問呢？
任何學問都是有欠缺的，都會過時，只能在實踐中完善它，改進它，離開了實踐，任何學問都是漏洞百出，以之自矜，只會得到“書呆子”評價；以之示人，還會謬種流傳，成為侵害他人思想的病毒。
所以說，勇於實踐，對於人生成長，到關重要。
一日一心得
做人做事有原則，品格異於常人者，人生道路可能並不平坦，但最後往往是他們能成大器。善待他們，不僅交了一個善友，也為社會做了一件善事。但擁有某方面的才能卻性格偏激者不在品格傑出者之列。
人人是大人物
南懷瑾語錄：大凡傑出的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
關於“大人物”的解釋南懷瑾有自己的看法。他在成都時，與宿儒樑子彥結為忘年交，經常在一起探討學問。有一次，他們談到有關《大學》的話題。《大學》歷來被稱為“大人之學”，是教人學做“大人物”的。南懷瑾發表見解說：“《大學》是從《乾卦言》引申而來的發揮；《中庸》是從《乾卦言》引申而來的闡揚。《乾卦言》說：‘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肢，發於事業，美之至也。’”
梁先生說：“你這一說法，真有發前人所未說的見地。只是這樣一來，這個‘大人’就很難有了。”
南懷瑾語錄：“不然！宋儒們不是主張人人可做堯舜嗎？那麼，人人也即是‘大人’啊！”
梁先生頗不以為然，又無辭辯駁，便說：“你達到了‘大人’的學養嗎？”
南懷瑾語錄：“豈止我而已，你梁先生也是如此。”
梁先生莫名其妙，便請他解釋清楚。南懷瑾又說：“《大學》說，‘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我從來沒有把天當作地，也沒有把地當成天。上面是天，足踏是地，誰說不合其德呢！‘與日月合其明’，我從來沒有晝夜顛倒，把夜裡當白天啊！‘與四時合其序’，我不會夏天穿皮袍，冬天穿單絲的衣服，春暖夏熱，秋涼冬寒，我清楚得很，誰又不合其時序！‘與鬼神合其吉凶’，誰也相信鬼神的渺茫難知，當然避之大吉，就如孔子也說‘敬鬼神而遠之’。趨吉避凶，即使是小孩子，也都自然知道。假使有個東西，生在天地之先，但即有了天地，它也不可以超過天地執行變化的規律之中，除非它另有一個天地。所以說：‘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就是有鬼神，鬼神也跳不出天地自然的規律，所以說：‘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聽了這番高論，梁先生便離開座位，抓住南懷瑾的肩膀說：“我已年過六十，平生第一次聽到你這樣明白的人倫之道的高論，照你所說，正好說明聖人本來就是一個常人。我太高興了，要向你頂禮。”
後來，梁先生逢人就誇南懷瑾善於學習、見識高明。
南大師的解釋確實新穎別緻，讓人深受啟發。所謂“與天地合其德”，如《易經》雲：“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自強不息很好理解，厚德載物前一節已經講過了，不必再提。
不過，天地之道還有一個“先天”、“後天”的差別。先天之道大致相當於我們現在所說的客觀規律，因為天地也是按客觀規律形成的。後天之道是天地產生之後的規律，如四季變化規律、辦事規律、處世之道等等。歸根結底，“與天地合其德”就是要按規律辦事。
所謂“與日月合其明”，就是說智慧要像日月一樣，無所不照。“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聖賢書”，智慧到達的地方太少，肯定是不行的。強調“專業”也是不行的，關注的東西太少。用現代說法，要有全球眼光、未來眼光，這樣差不多就“與日月合其明”了。但日月也不是一天到晚掛在天上，有光明的一面，也有陰暗的一面。所以做人不必每時每刻都明察秋毫。該糊塗時就糊塗，更見智慧。
所謂“與四時合其序”，就是說辦事要依天時變化。古代主要靠天吃飯，跟著四季走，事情很簡明。現代靠科技吃飯，四季對某些行業有影響，對某些行業沒有影響。時代不同了，辦事規律也發生了變化。這裡強調按規律辦事，不是非得跟著四季走不可。
例如，臺灣塑膠集團創始人王永慶提出過一條經營理論：“賣冰淇淋要在冬天開業。”冰淇淋是夏令商品，冬天開業銷量小。但王永慶認為，正因為如此，經營者為了維持公司生存，不得不殫精竭慮地改善管理，提高服務水平。等各方面都搞好了，旺季也到了，生意一下子上去了。這也是一條規律，但不是惟一。賣冰淇淋也可在夏天開業。路不止一條，但要想成功，必須找到一條可行之路。
所謂“與鬼神合其吉凶”，意思是事情的成敗與鬼神的喜惡相合。古人認為鬼神喜歡和幫助善人，痛恨和打擊惡人。只要一心向善，自然能得到鬼神呵護。而且古人很迷信，辦大事前先向鬼神問卜，如果不同意就算了，免得惹鬼神不喜歡。還會按時祭祀，免得鬼神肚子餓了，身上冷了，心裡一煩，跑來搞破壞。凡此種種。現代人根本不相信鬼神的存在，迷信這一套當然不用搞了，但一心向善總是不錯的。
一日一心得
南懷瑾先生對“大人”一詞的解釋，頗有新意，但未必準確。所謂“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意思大致是：按規律辦事，智慧像日月一樣無所不照，辦事依從天時變化，從善棄惡以合乎鬼神的喜惡。要做到這些，才稱得上“大人”，但並不容易。“人人即是大人”的說法是對的，如同儒家所謂“人人可做堯舜”和佛家所謂“一切眾生本來是佛”。但這只是說，人人都有成為“大人”、“堯舜”或“佛”的潛質，要想達成目標，還需自修。想省略過程直達結果是不可能的。
愛財、好色都不算壞事
南懷瑾語錄：我們每一個人，對於聲色貨利，沒有不愛好的。只是對這四件事的**，程度上有大小的不同而已。孟子這裡沒有從心理這一方面發揮，其實人人都是同樣愛好這些的，只是程度上有所不同。只要擴充這大家都愛好的事，並導之正途，那麼不但對社會無害，而且能收到移風易俗的效果，反而是國家、社會、人民的福利了。
南懷瑾先生說過，愛財、好色都不是壞事，關鍵看愛好的程度和方式。愛財到貪婪，好色到瘋狂，就過了。為了財色，採用不近人情、不合法理的手段，也過了。
孔孟之後的知識分子，臉皮比較薄，往往羞於言利，卻愛談好色，並把前者視為一件俗事，後者視為一件事。其實者不，俗者不俗，都是很平常的事。所謂俗，不過是人們的想象罷了。當代知識分子臉皮厚多了，兩件事都喜歡談。但談得太多，也過了。要是按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財色僅屬於五大需求之一。用80(百分號)的心思考慮這20(百分號)的問題，成本投入好像過於高昂。
所謂“過猶不及”，太過了跟不足一樣，都不是好事。
孔子、孟子的學問，往往從人之常情出發，所以他們都不會迴避財色問題。但他們非常注意度的問題。
孔子曾說：“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論語述而》）意思是：假設富裕可以強求，即使拿著馬鞭替人家趕大車，我也願意。如果富裕不能強求，我還是按自己的喜好做事。
孔子最大的愛好是推行仁道，窮也好，富也好，都不改其志。別人送封地給他，不合乎自己所定下的原則，他也不要。
孟子經常把富貴二字掛在嘴邊，但他對財利問題上也有自己的原則。有一次，一個叫陳臻的人問他，為什麼齊王送他一百鎰金卻不接受，宋君送他七十鎰金卻接受了，薛君送他五十鎰金也受了。這不是前後矛盾嗎？孟子說：“在宋國時，我要遠行，需要路費，他說：‘送你一點路費。’這是合乎禮的，我為什麼不接受？有薛地時，我對安全有擔心，他說：‘聽說你需要防身用品，送你一點錢買兵器。’這也是符合禮的，我為什麼不接受？至於在齊國，就沒有送錢給我的理由。沒有理由而贈送，這是收買我啊！哪有君子可以用錢收買的呢？”
像孔子、孟子這種人，不愧是聖人。因為他們心裡有一個嚴格遵守的原則，即使法律、道德允許，不合原則的利益他們也不會要的。因為他們心裡有一部比世俗法嚴格得多的“法律”。這部“法律”僅用於要求自己，不要求別人。
普通人沒有這麼高的境界，但起碼應該在法律的框架中求財利。俗話說：“有毒的不吃，犯法的不做。”以非法方式求財，可能不是吃“補藥”，而是給自己上“毒藥”。
有一個古代故事：宋國的窮人向氏去向齊國的富豪國氏請教致富之術。國氏說：“我擅長偷盜。第一年我家就衣食不愁了；第二年便豐衣足食了；第三年就富甲一方了。我用偷來的錢救濟本鄉的窮人，他們衣食富足了，也很感謝我。”
向氏得到了致富祕訣，非常高興，就去打洞爬牆，偷人家的財物，不料沒過多久就被抓住了，不但贓物全部收繳，連原本屬於自己家裡的東西也被沒收了。
向氏認為國氏欺騙了自己，就去國氏家抱怨。國氏問他是怎樣偷盜的，他把詳情說了一遍。國氏聽了，哈哈大笑道：“怎麼能這樣呢？你太不會偷盜了！我告訴你我是怎麼偷盜的吧：天有四時，地有蘊藏，我偷盜天的寒暑冷熱、地的肥沃、**的潤澤，用來使五穀生長。我收割莊稼，並用來建築我的圍牆，蓋起我的房屋。我獵取陸地上的飛禽走獸，釣取水泊中的游魚龜鱉，這些東西沒有不是偷盜的。但我偷盜的東西都是自然產物，不是某個人的私有財產，不會給我帶來任何禍害。你偷的那些金銀珠寶、珍品古玩、穀物錢財都是別人的私有產物，你偷得越多，罪過越大啊！”
真正愛財的人，憑正當手段致富並贏得人們的尊敬。如果用損人利己的手段獲得贓錢，那是玷汙錢財，而不是真正的愛財。
好色也是同樣的道理。真正的好色，應該是喜歡她，尊重她，追求她，愛護她，愉悅她，而不僅僅是佔有她，更不是傷害她。後者只是心理變態，怎麼算得上好色呢？
一日一心得
愛財好色是人的本能，而這種本能可以促進人們對事物的積極面對，如果一個人連愛財好色的情趣都沒有了，人生該多無聊。俗話說：“男女搭配，幹活不累”。這句話，能從側面反映出愛財好色的合理運用。所以愛財好色是人的正當需求，不應迴避，只要記住“君子愛財愛色，取之有道”。
德不高則行不遠
南懷瑾語錄：“德不高則行不遠”，只有品德高尚的人，才能獲得真正的成功；只有德才兼備之人，才能與利世一起患難與共，榮辱共擔。
南大師說：“一個人不怕沒有地位，最怕自己沒有什麼東西站得起來。根本要建立。如何建立？拿道家的話來說：立德、立功、立言古人認為三不朽的事業，這是很難的成就……這個‘立’，是自己真實的本領，自己站得起來的立。不怕沒有祿位，也可以說是不求人爵的位子，只管天爵的修養。同時也不要怕沒有知己，不要怕沒有人瞭解，只要能夠充實自己，別人自然能知道你。”
有的人天天抱怨沒有人瞭解自己的本事，沒有人重用自己的才能，抱怨“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卻從來不想想：自己到底是不是千里馬呢？俗話說，是騾子是馬，拉出來蹓蹓，假如真的是千里馬，就要拿出腳力來。老是躺在那裡等草料，人家怎麼看得出你是千里馬呢？
如何證明自己是千里馬呢？首先要在立德、立功、立言上下功夫，讓別人清楚地看到自己的價值。
如何立德？就是拿出好心來，多做於人有益的事。雷鋒只是一個普通戰士，因為愛做好事，就全國揚名，成了大家學習的楷模。
當然，不是每個人都要把“立德”做到全國揚名的地步，但至少要在本單位樹立一個好人形象，讓老闆、同事和下屬都稱道你的德行。
什麼是“德”呢？每個時代、每個國家、每個地區、每個團隊都有不同的標準，我們當然只能與時俱進、入鄉隨俗。就工作單位來說，團隊精神、忠誠敬業、勇於創新、勤勞節儉，這都是公認的美德。認認真真體現這幾個方面的德行，自然會受到欣賞和重視，你在工作單位的地位就確立了。
孔子說：“即使有周公那樣的才能和那樣美好的資質，只要驕傲吝嗇，那他其餘的一切也都不值一提了。”
才能資質屬於才的方面，驕傲吝嗇屬於德的方面。
才高八斗而德行不好，聖人連看也不看他一眼，只有德才兼備才是完美的人才。
如果二者不可得兼，德是熊掌，才是魚，孟子舍魚而取熊掌，聖人合才而取德。
今天我們的用人之道，我們選拔和培養跨世紀的人才，似乎依然堅持的是這個原則。當然，其德和才的內涵都已不可同日而語。
至於周公本人，不但不驕不吝，而且是謙遜大度的典範，這也是人所共知而勿庸贅言的了。
孔夫子教導我們，德育是整個教育的基礎，所以抓教育首先要抓德育；孔夫子還告訴我們，德育本身也有基礎，要抓德育就要狠抓這個基礎。所謂“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務本”就是要“抓根本”，也就是抓基礎。這裡的“本”即做人的根本，務本就是要學會做人，學會作一個有高尚道德、高尚人格的人。
孔子心目中有高尚道德的人是有仁愛之心的人，也就是能“泛愛眾”、“博施於民而能濟眾”，即對大眾博愛、能為人民大眾辦事實謀福利的人。
為了使這個高尚的道德目標具體化，以便透過社會教化和自我修養來逐步達到，孟子在繼承和發揚孔子的“教人做人”思想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了“人格教育”問題。其基本內容是：教人做人就是要教人做一個人格完善的人，道德教育就是人格教育，按孟子的話說就是實施“人道”：使人明白做人的道理，明白“人獸之別”，從而逐步完善自己的人格。
他明確指出：“人之有道也，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孟子滕公上》意思是說，如果只講究吃飽、穿暖、居住安逸而不受教育，人就會失去人格，和禽獸也差不多。為此他在“性善論”的基礎上論證了人格教育的基本內涵應為：“仁、義、禮、智、孝、悌、忠、信”八德，這也就是孟子道德教育的基本內容。
這樣，孟子就明確地回答了要讓學生作一個什麼樣人的問題。但是，由於孟子的“性善論”含有唯心主義先驗論色彩，其八德並未被後人完全認同。在後世儒家中還有不少學者推崇管仲的“四維”說：“國有四維，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滅不可復錯也。何謂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禮不逾節，義不自進，廉不蔽惡，恥不從枉。故不逾節則上位安，不自進則民無巧詐，不蔽惡則行自全，不從枉則邪事不生。”(《管子牧民》)
這些學者認為可用“禮、義、廉、恥”作為完善人格的標準，即作為道德教育的基本內容。如漢代的賈誼和清代的顧炎武等大學問家均對四維說十分讚賞。
在本世紀30年代倡導的“新生活運動”也曾主張以“中華民族固有之德性棗禮、義、廉、恥為基準”，認為這是“古今立國之常經”。但是管仲的四維只講“禮、義、廉、恥”不提“孝、悌、忠、信”並不能涵蓋完美人格的全部內涵，所以有較大的片面性。
新加坡在全面總結儒家學說的基礎上指出，儒家思想的核心是“忠、孝、仁、愛、禮、義、廉、恥”，並以此八種德行作為新加坡政府的“治國之綱”和新加坡每一位公民都必須具有的道德品質。李光耀的這一英明之舉已在新加坡取得極大成功。
孔子還說：“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就是指“對於千里馬，不稱讚它的力氣，要稱讚它的品質。”
尚德不尚為，重視品質超過重視才能。
這是儒家的人才思想，也是我們今天選拔幹部和人才的一個原則。
我們的確可以看到這樣的現象，一個人如果品質不好，能力差也用算了，危害還不會好大。恰恰是一個能力非常強，智商非常高的人，如果品質敗壞，野心很大，那他所造成的危害就會非常大，有時候甚至會達到致命的程度，斷送一個單位、一家公司，甚而至於一個國家、一朝江山。
反過來說，一個人品質很好，能力雖然差一點，但他只要虛心好學，提高自己，也就會逐漸有所進步，把事情做得更好一些。
所以，人才的品質更比能力重要。這是我們在考察干部、選拔人才時不能不遵循的原則。當然，也不能因此而走向另一個極端，忽略人的能力，不尊重知識，不尊重人才。
比較全面地說，應該是德才兼備最好，二者不能得兼時，德重於才。如果完全沒有才，則已不在我們所討論的範圍內了。
一日一心得
“德不高則行不遠”是利世的做人觀，做事首先做人，我們相信：只有品德高尚的人，才能獲得真正的成功；只有德才兼備之人，才能與利世一起患難與共，榮辱共擔；只有有品行端正的員工，才可能有長盛不衰的企業。
禮儀之道絕非小事
南懷瑾語錄：出門在外，人與人之間免不了接觸，應該對任何一個人都要恭敬有禮，不能看不起任何人一個。看到任何一個人，都要像看到貴賓一樣誠懇、尊重。“使民如承大祭”是講做事的責任感，指為大家做事的時候要負起責任，擔負責任的態度要“如承大祭”一般。這也表現為一種對人對事的態度。
待人接物要有講禮儀。南懷瑾大師說：“現在的學生幾乎不會應對，如問他：‘貴姓？’他就答：‘我貴姓某。’‘府上哪裡？’他會說：‘我府上某地。’就是如此，應對的禮儀沒有了，這是大問題。”其實，不光學生不會應對，很多成年人也不會，見了人連個招呼也不會打，請客、做客的禮儀也不懂，在公共場所或交際場所，還有一些不良習慣，如掏耳朵、挖鼻孔、咬指甲、晃悠雙腿等等，這就難免讓人反感，並影響到很多事情。
一位女記者約請一位知名教授採訪，教授爽快地答應了。原定採訪時間兩小時，沒想到，剛談了三分鐘，教授便藉故要走，而且態度很冷漠，使女記者十分尷尬，又大惑不解。後來，她透過教授的學生才弄清原因：原來，那天採訪時，她像往常一樣，習慣性地脫掉鞋，架起二郎腿。也許是早上起床忘了換襪子的緣故，那味兒很不好。教授十分反感，就中止了採訪。
許多不好的習慣早就形成了，而且習以為常。我們自己也許感覺不到，卻不知不覺地冒犯了別人。我們經常埋怨別人對自己不禮貌、不友善，其實，也許是我們自己的態度或習慣不好，才影響到了他人的態度和情緒。
會見尊長要保持謙恭的態度。尊重領導和長者，是起碼的禮節。有的人正好相反，看見領導，心裡就想：“大家都是人，誰也不比誰高，我將來的成就沒準比你更大呢！”看見長者，心裡就想：“你除了年紀比我大，其他方面也平常。”心裡有了不恭的想法，自然會在神色和言行上表現出來。其實，別人是否高明，那是別人的事，你在尊者面前不懂禮節，卻暴露了自己沒有修養。
一位導師帶24個學生到國家某部委的實驗室參觀。這時，部長走進來，很有禮貌地和大家打招呼：“抱歉，讓大家久等了！”同學們靜悄悄的，沒有一個人迴應。一個叫小麗的女孩，猶猶豫豫地鼓了幾下掌，同學們這才稀稀拉拉地跟著拍手。
部長皺皺眉頭，說：“歡迎同學們來參觀。我將向大家講一些有關情況。我看同學們好像都沒有帶筆記本，這樣吧，王祕書，請您去拿一些我們部裡印的紀念冊，送給同學們作紀念。”
祕書抱來一摞紀念冊，部長依次分給大家。同學們都坐在那裡，很隨意地用一隻手接過部長雙手遞過來的手冊。部長臉色越來越難看了。輪到小麗時，她禮貌地站起來，身體微傾，雙手握住手冊，恭敬地說了一句：“謝謝您！”部長舒心地一笑。早已汗顏的導師看到此景，也微微鬆了一口氣。
兩個月後，當同學們為找工作發愁時，小麗被點名招進了那個部委的實驗室。
你瞧，禮儀看似小事，它卻經常成為影響人生命運的大事，我們怎麼能掉以輕心呢？假如你能隨時露出甜甜的微笑，做人功夫已經及格了。很多人終生都沒有學會這件小事。
禮節是一個人最佳的“推薦信”。判斷一個人修養的高低，不是看他的學識和才華，而是看他是否能夠以禮待人，在做事的時候是否能夠做到“如承大祭”。
40年前，蘇聯宇航員加加林乘坐“東方”號宇宙飛船進入太空遨遊了108分鐘，成為世界上第一位進入太空的宇航員。加加林能在20多名宇航員中脫穎而出，起決定作用的是一個偶然事件。在確定人選前一個星期，主設計師羅廖夫發現：在進入飛船前，只有加加林一人脫下鞋子、只穿襪子進入座艙。就是因為這個細節，加加林一下子贏得了主設計師的好感。羅廖夫感到這個27歲的青年如此懂得規矩，又如此珍愛自己為之傾注心血的飛船，於是他決定支援加加林執行這次飛行。
德國有一句諺語叫“脫帽在手，世界任你走”。有禮節不一定總能為您帶來好運，但沒有禮節卻往往使你與幸運擦肩而過。
對於知禮守禮的人來說，成功的大門會向他們敞開。他們即使身無分，也隨時隨地會受到人們熱情的接待。假設有這麼兩個人，他們在其他方面都一樣，只是在待人處世方面不同：一個謙和友善，助人為樂，舉手投足無不具有紳士風範；而另一個舉止粗魯輕佻，對人總是吹毛求疵，沒有一點合作精神。很顯然，前者的事業會蒸蒸日上，後者只會江河日下。
禮節是叩響成功之門的第一塊金磚，它能使有禮節的人喜悅，也使那些受人以禮貌相待的人喜悅。英國教育家洛克說，沒有教養的人有了膽量，膽量就會帶有野蠻的色彩，而別人也必以野蠻相看待學問就變成了迂氣，才智就變成了滑稽，率直就變成了粗俗，溫和就變成了諂媚。沒有禮儀，無論什麼美德都會變樣。他說，美德是精神上的一種寶藏，使它們生出光彩的則是良好的禮節。
一日一心得
所謂教養，是以美德為根基，而以禮節為藻飾的。如同鑽石，經過琢磨和鑲嵌之後，它就放出光彩來了。美國成功學家馬爾登也說過：“明的舉止，還有這背後所蘊藏的對人的體諒、關心，是我們人生的一筆巨大財富。”不同的舉止，可以使我們或者惱怒，或者平靜；或者興高采烈，或者羞愧難當；或者與禽獸為伍，或者與聖賢同列。這種東西好像是我們日常呼吸的空氣一般，平時我們感覺不到它的存在，但潤物細無聲，天長日久卻一點一滴地對我們產生作用。
少用兵法計謀
南懷瑾語錄：什麼叫增上慢？增上慢是人本來只有慢心，因某種原因又把慢心的作用發揮得更淋漓盡致。譬如學問好、多聞的人，最容易產生增上慢。豈止學問，一切人在任何方面有些成就，更高更上的慢心必然隨之增加。像聰明人本來就自以為了不起，聰明人若再加上學識、經驗，如果走上壞路子，就是古人所說的：‘學足以濟其奸’，不學還好，有了學問更助長其作惡。
南老師讀了那麼多有關謀略的書，他自己又是寫書又是編書，但我還是不願意說南老師善用謀略，或者說他就是一個謀略家。南老師對謀略學是很慎重的，幾千年的歷史，能被南老師推崇為謀略家的，也沒有幾個人。他平時談話中，更多的是講道德，而比較少談謀略。他說，要談謀略，必須以儒家的道德為基礎，以道家的清心寡慾的修身為基礎，沒有這個基礎，光談謀略就會用歪了。南老師一輩子做人處世，都以誠信為本，不用機謀權變。
說到運用計謀，全世界大概沒有比中國人更擅長的。因為中國人習慣於用戰爭思維來考慮問題，“商場如戰場”，“官場如戰場”，“考場如戰場”，“情場如戰場”，“人生如戰場”，做什麼事都搞得跟打仗一樣緊張。在戰爭中，為達目的不擇手段，運用計謀很正常。比如貼在耳邊說人壞話，在兵法上叫做“離間計”，用的人問心無愧，根本不認為自己的行為可恥。
中國人為什麼習慣於戰爭思維呢？可能是戰爭太多造成的。縱觀五千歷史，大部分時間在戰爭年代度過，從未有過百年和平。戰爭多了，研究戰爭的學問就豐富了，什麼《孫子兵法》、《三十六計》，還有其他各種兵法、計謀，把戰爭的規律、方法和技巧都摸透了。中國人懂四書五經的並不多，可是說到兵法，無論工人、農民，無論博士還是盲，多少都懂一些。過去農民鬧革命，很多人一字不識，卻能帶兵打仗，還常打勝仗。因為他們懂兵法。
這是什麼原因呢？從根源上來說，中國人除了兵法，沒有多少學問可學。在封建時代，中國人有機會讀書的只是少數。而且可讀的書太少，春秋時期的諸子百家，被秦始皇“燒”，被漢武帝“罷”，被歷代皇帝“禁”，剩下的就沒什麼了。加上一千多年的思想禁錮，限制學術創新，中國人可用的，除了儒學、佛學、道學，大概只有兵法了。儒學是專為統治階級服務的，“禮不下庶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跟小老百姓沒什麼關係。佛道之學，神乎其神，玄之又玄，一般人哪搞得明白？只有兵法，易學易用，現學現用，方便得很。
為什麼說中國人學兵法很方便呢？不管哪個野心家爭奪天下，都要老百姓幫忙打仗，在軍隊這個大課堂裡，大概沒有不好學的學生，否則小命都會保不住。等到打完仗了，回家種田，差不多“軍校”也畢業了。他們流向各地，很自然地成了兵法教員。比如夏夜納涼之際，吹噓自己的光榮事蹟，這不跟哈佛商學院開案例課一樣嗎？
所以，在中國流傳最廣的，不是儒學，更不是佛學和道學，而是兵法。對老百姓來說，兵法是一件便宜又實用的工具，它就好比農民的鋤頭，心平氣和時，拿著它搞生產；火氣上來了，扛著它去造皇帝的反，價值和使用價值都能得到充分體現！
但是，一個國家精通兵法的人居然比精通哲學的人多，這是很可悲的。所以呀，都說中國是明古國，其實明古國的人最沒學問了。
在全球化的大環境下，戰爭規則根本不適於現代商業社會。因為兵法的主要作用是破壞而不是建設，運用它們，只會給自己和他人制造麻煩。可悲的是，現在書店裡《孫子兵法》、《三十六計》這一類書仍賣得很火，可見相當多的人仍在用戰爭思維做人做事，相對以商業慣例做人做事的老外而言，太落伍了，就好比騎一輛破腳踏車跟人家的豪華賓士賽跑一樣，怎麼比得過人家呢？
總之，像兵法之類只有破壞力量而少創造功能的學問，並不是越多越好。為人處世，只要把一個“愛”字理解透了，已經掌握了天下最高的學問。如果再把真、善、美三個字理解透，你已經知道怎樣把人生經營得快樂而充盈，又何必藉助那些害人害己的垃圾學問去苦心算計呢？
一日一心得
當你需要運用計謀僥倖獲勝時，往往是前面的工作缺失太多，綜合實力明顯不足。從提升實力著手，是最簡明的成功方法。李嘉誠說：“世界上每一個人都精明，要令人家信服並喜歡和你交往，那才最重要。”你以互利為目標，得到的將是合作；你以自利為目標，得到的將是戰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