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覺得：觀察的範圍廣，人才就多，人才多才有比較和選擇的餘地，才有可能慎用選擇人才。但是隻“廣”而不講“慎”就會有人魚龍混雜，濫竽充數。曾國藩認為，用人是萬事的根本，成大事者，必須學會尊重與運用人才。只要這個人確有所長，就算給他的印象並不好，甚至與他心存隔閡，曾國藩都不憚任用和舉薦。大至總督，小至營哨，曾國藩舉薦和扶植的人才非常之多。可以說，發現人才是一個成功領導者的首要本領，其價值往往超過了所發現人才的價值。
衡才
喜譽惡毀之人，即鄙夫患得患失之心也。於此關打不破，則一切學問才智，實足以欺世盜名。
方今天下大亂，人懷苟且之心，出範圍之外，無過而問焉者。吾輩當立準繩，自為守之，並約同志共守之，無使吾心之賊，破吾心之堤也。
君子有高世獨立之志，而不與人以易窺；有藐萬乘，卻三軍之氣，而未嘗輕於一發。
君子欲有所樹立，必自不妄求人知始。
古人患難憂虞之際，正是德業長進之時，其功在於胸懷坦夷，其效在於身體康健。聖賢之所以為聖賢，佛家之所以成佛，所爭皆在大難磨折之日，將此心放得實，養得靈，有活潑潑之胸襟，有坦蕩蕩之意境，則身體雖有外感，必不至於內傷。
士人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識，第三要有恆。有志則不甘為下流；有識則知學問無盡，不敢以一得自足；有恆則斷無不成之事。三者缺一不可。
凡人心之發，必一鼓作氣，盡吾力之所能為。稍有轉念，則疑心生，私心亦生。
餘死生早已置之度外，但求臨死之際，寸心無可悔憾，斯為大幸。
捨命報國，側身修行。
古稱“金丹換骨”，餘謂立志即丹也。
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與之量，有內聖外王之業；而後不忝於父母之生，不愧為天地之完人。故其為憂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為憂也，以德不修學不講為憂也。是故頑民梗化則憂之，蠻夷猾夏則憂之，小人在位賢才否閉則憂之，匹夫匹婦不被己澤則憂之，所謂悲天命而憫人窮，此君子所憂也。若夫一身之屈伸，一家之飢飽，世俗之榮辱得失、貴賤譭譽，君子固不暇憂及此也。
人之氣質，由於天生，本難改變，惟讀書則可變化氣質。古之精相法，並言讀書可變換骨相，欲求變之之法，總須先立堅卓之志。
治心治身，理不必太多，知不可太雜，切身日夕用得著的，不過一兩句，所謂守約也。。
凡沉痾在身，而人力可以自為主持者，約有二端：一曰以志帥氣，一曰以靜制動。人之疲憊不振，由於氣弱。而志之強者，氣亦為之稍變。如貪早睡，則強起以興之；無聊，則端坐以凝之此，以志帥氣之說也。久病虛怯，則時有一畏死之見，憧擾於胸中，即夢魂亦不甚安恬，須將生前之名，身後之事，與一切妄念，掃除淨盡，自然有一種恬淡意味，而寂定之餘，真陽自生，此以靜制動之法也。
誦養氣章，似有所會，願終身私淑孟子，雖造次顛沛，皆有孟夫子在前，須臾不離，或到死之日，可以仰希萬一。
引自《曾正公全集》
喜歡被人稱讚，厭惡被人詆譭的人，就是具有庸俗小人患得患失的思想的人。倘若這一關勘不破，那麼一切學問、才智，就都只是用來欺世盜名的。
現在天下很亂，人人都懷有得過且過的心理。事情與自己無關，則不予過問。我們應當立個標準，自己遵循，並且聯合志同道合的人一起遵守，千萬不要讓心中壞的想法，破壞了心中的堤壩。
君子有遠大獨立的志向，卻不讓世人輕易地看出；有藐視帝王、退卻三軍的勇氣，卻從不輕易顯示。
君子若想要有所建樹，就必須從默默地不讓別人知道自己開始。
古人在遇到困難憂慮的時候，正是他的品德修養進步之時，其功表現在胸懷坦蕩，其效驗表現在身體健康。聖賢之所以成為聖賢，佛家之所以成佛，其重點都在於遭受大的磨難挫折的時候，把心放得實，養得靈，有開朗活躍的心胸，有坦蕩的襟懷，就算身體受了外部傷害，也不至於傷到身體內部。
士人第一要有志氣，第二要有見識，第三要有恆心。有志氣，則不會甘心為下流；有見識，就明白學習沒有盡頭，不敢稍有所獲就自滿；有恆心，就肯定沒有辦不到的事。三個方面，缺一不可。
凡人心發動，必須一鼓作氣，盡一切力量去做，只要有一些想法，便有疑心，而私心也隨之而來。
我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只要臨死之時，並無可後悔遺憾的事，就是萬幸了。
要捨命報效國家，要戒慎恐懼，重視修養。
古時說“服了金丹，就可換骨成仙”，我覺得立下志向，就是金丹。
君子立志，應當有把人類和萬物作為自己同胞的胸襟度量，應當有品德高尚、建功立業的雄心壯志，只有這樣，才無愧於父母的生養之情，不愧為天地間的完人。所以他憂慮的，就是自己不如舜帝、不如周公，以及自己不專修德行、不精通學業。於是，便會憂慮小民的頑固不化，憂慮外敵侵擾國家。憂慮壞人當道而優秀人才被排斥埋沒，憂慮自己不能給平民百姓以恩澤，即俗話說的悲天憫人，這是君子之憂，至於那一己的成敗，一家的溫飽，世俗之人理解的榮辱得失、貴賤譭譽等，君子是顧不上為此憂慮的。
人的氣質是天所生成的，因此很難改變，但是透過讀書卻可以改變。古代精於相人術的人，甚至說讀書可以改變人的骨相。但是，說到要改變人的氣質的方法，最關鍵的還是先確立堅定的志向。
修心養身，道理不必很多，所知道的也沒有必要太龐雜，與自己切身相關，每時每刻都用得著的，只要一兩句話就行，這就是守約。
只要是疾病纏身，而依靠自己的力量可以加以控制的，大概有兩種方法：一種是以頑強的意志指揮氣，一種是以靜制動。一個人疲憊不堪、精神不振，都是因為氣弱。然而，意志堅強的人，氣也會隨意志而稍有改變。比如貪早睡，就可以憑毅力堅決早起；如百無聊賴之時，若端坐而聚氣，氣必會振作。此乃以志帥氣。久病則氣虛膽怯，時時有怕死的想法，困擾於心，就是睡夢之中，也難以安適，必須將生時的名譽，死後的一切事情，還有各種雜念，都全部除掉，這樣，自然心中生出一種恬淡的感覺來，從而在寂靜之後，真陽自生，這就是以靜制動的方法。
誦讀《孟子》中養氣章，好像已經有所領會，我願終身以孟子為師，就算不斷顛沛流離，受盡苦處，似乎總有孟夫子在我跟前，時刻引導著我，也許到死的時候，可以有所仰信。
知人善任，量才器使
曾國藩說：“如果使人人建言，參互質證，豈不更為核空子?”透過建言，上司可以收集思廣益之鼓，也可以藉此觀察下屬的才識程度，的確是個一箭雙鵰的好辦法。
曾國藩主張在“廣收”的基礎上“慎用”。他聲稱：“吾輩所慎之又慎者，只在‘用人’二字上，此外竟無可著力之處。”為何要慎用?因為“人不易知，知人不易”。
慎用的核心是量才器使。“徐察其才之大小而位置之”，用其長處避免短處。薛福成稱曾國藩“凡於兵事、餉事、吏事、事有一長者，無不優加獎譽，量才錄用”。曾國藩生前獲得“有知人之明”的讚譽，就由於他慧眼識人，又因材使用。
要真正做到量才器使，首在怎樣去認識人。他指出：“竊疑古人論將，神明變幻，不可方物，幾於百長並集，一短難容，恐亦史冊追崇之辭，初非當日預定之品。”把有一定能力或有一定成就的人譽為“百長並集，一短難容”，甚至神化，不可否認是認識人才上的一種片面性。所以，衡量人才要不拘一格，判斷事情要不苛求，不因木材腐朽就棄置不用，不頻繁撒網有失去捕抓大魚的機會。關鍵的是善於去認識。金無足赤，人無完人，不可苛求全才，“不可因微瑕而棄有用之才”。他寫信給弟弟說：“好人不易尋取，弟為留心採訪。凡有一長一技者，兄斷不肯輕視。”有材不用，因是浪費；大材小用，也有損於事業；小材大用，則危害事業。曾國藩說：“雖有良藥，如果不是對症下藥，那麼也形同廢物；雖有賢才，若沒有發揮其作用，那麼與庸俗之輩無什麼兩樣。棟樑之材不可用來建小茅屋。犛牛不可用來抓老鼠，駿馬不可用來守門，寶劍如用來劈柴則不如斧頭。用得合時合事，就算是平凡的人才也能發揮巨大作用，否則終無所成。因而不但心沒有人才，而擔心不能正確使用人才。”
為了“慎用”，必須對人才時加考察。曾國藩說：“所謂考察之法，何也?古者詢事、考言，二者並重。”即要對下屬的辦事情況和言論情況同時進行考察，而曾國藩特別注重臣下的建言。當時，“考九卿之賢否，但憑召見之應對；考科道之賢否，但憑三年之京察；考司道之賢否，但憑督撫之考語”。曾國藩說：“若使人人建言，參互質證，豈不更為核實乎?”透過建言，上司可以收集思廣益之效，也可以藉此觀察下屬的才識程度，的確是個一箭雙鵰的好辦法。
曾國藩在道光三十年(1850)所上的廣開言路的奏摺，固然是針對咸豐帝下令求言的應時之作，同時也隱約反映了漢族地主要在滿清王朝中獲得更多的“伸張”機會的萌動。在同一份奏摺中，曾國藩提出了對人才的“甄別”，他把它歸之於“培養之方”中。事實上，甄別，就是考察。甄別的目的是“去其良莠”。不加考察或甄別；而對那些不投上者之所好的人才，不加培養，不加使用，固然是對人才的浪費；不加考察或甄別，只單憑在上者的愛好或印象保舉和超擢，把那些口蜜腹劍、兩面三刀的陰謀家和野心家看成“人才”來培養和使用，定然會造成惡劣的政治後果。這種事例，在歷史上是屢見不鮮的。曾國藩說：“不剷除荊棘，那麼蘭蕙也會沒有芳香。不趕走害群之馬，那麼良駒也會短命。”
曾國藩本人非常注意考察人才，對於僚屬的賢否，事理的原委，無不博訪周諮，默識於心。據《清史稿》記載：曾國藩“每對客，注視移時不語。見者悚然，退而記其優劣，無或爽者。”而且，他閱世愈深，觀察愈細微，從相貌、言語、舉止到為事、待人等等，都在他的視線之內。據說，曾國藩頗知麻衣相法，有一首流傳的口訣，傳聞是他寫的：“邪正看眼鼻，真假看嘴脣。功名氣概，富貴看精神。若要看條理，全在語言中。”又有四句：“端莊厚重是貴相，謙卑含容是貴相。事有歸著是富相，心存濟物是富相。”這些，都帶有濃厚的唯心色彩，不足為訓。但口訣中提到的“端莊厚重”等等，卻是“慎用”時所應提倡的美德。
才德
餘謂德與才，不可偏重。譬之於水，德在潤下，才即其載物溉田之用；譬之於木，德在曲直，才即其舟揖棟樑之用。德若水之源，才即其波瀾；德若木之根，才即其枝葉。德而無才以輔之，則近於愚人；才而無德以主之，則近於小人。世人多不甘以愚人自居，故自命每願為有才者；世人多不欲與小人為緣，故觀人每好取有德者。大較然也。二者既不可兼，與其無德而近於小人，毋寧無才而近於愚人。自修之方，觀人之術，皆以此為衝可矣。
引自《曾正公全集》
我覺得才與德，兩者不可有偏頗。用水來比喻，它的品德是潤下，它的才就是浮載物品、灌溉田地；用木頭來比喻，曲直是它的品德，作為舟輯和棟樑之用就是它的才。倘若德是水的根源，那麼才就是水的波瀾；倘若德是樹木的根，枝葉就是樹木的才。一個人有德而無才，就與愚笨之人相近；一個人有才而沒有德，則與小人一樣。世上的人大部分不願承認自己愚笨，所以常常自稱願意成為有才的人；世上的人大多不希望自己成為小人，因此常常以德取人。大致情況就是這樣。既然兩者不可兼得，那麼與其沒有品德而歸於小人，還不如沒有才能而歸為愚人。自我修養的方法，識人的方法，都可以從此入手。
採訪宜多，用人唯才
曾國藩覺得：觀察的範圍廣，人才就多，人才多才有比較和選擇的餘地，才有可能慎用選擇人才。但是隻求“廣”而不講“慎”就會有人魚龍混雜，濫竽充數。
曾國藩覺得，用人是萬事的根本。成大事者，必須學會尊重與運用人才。他曾從戰國時期白圭的故事中得到啟發。
白圭，戰國時期周人，為人頭腦機靈，尤其善於經商，往往用很低的價錢買進東西，再用很高的價錢賣出東西。他捕捉賺錢的時機，就像猛禽獵取食物一樣迅速。他稱自己“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鞍任法。”他的這一套生財之術引起當時天下商人的效法。
曾國藩覺得，求得人才要像白圭經營買賣一樣，只要確定目標，就要像鷹隼獵取食物一樣迅速，有不達目的不罷休的決心。
曾國藩平時非常注意對僚屬的才能的觀察瞭解，並善於從中發現人才。求得人才後，曾國藩能量才用人，知人善任，他的原則是：“收之慾其廣，用之慾其慎”，“採訪宜多，委用宜慎”。
曾國藩覺得，選用人才定要慎重，則對人的使用得當，一旦使用得當，就有利於事業，更有利於發揮人的積極性，形成心情舒暢、生動活潑的局面，慎而不廣，必會人才匱乏，或窒息人才，同樣是事業的大患。
曾國藩廣招天下人才，由於求才心切也有不慎的時候。有一次，一個人假裝校官，前來拜訪曾國藩，言談間海闊天空，議論風生，大有天下唯我至尊的架勢，曾國藩惜才如金，對前來投奔的人都傾心相接，但是非常討厭言不務實之人。見這個人口齒過於伶俐，心中非常奇怪，想要試探一番。於是，談話中故意主張，用人必須杜絕用隱瞞事實真相的人，那人一聽，面色立即變得嚴肅起來，說：“受欺騙與不受欺騙，全在於自己是一個如何的人。我縱橫當世，略有所見，像中堂大人為人真誠，德高望重，別人都不忍心欺騙；像大臣宗棠大人，為人正直，威儀嚴肅，別人不敢欺騙他。當然，別人沒有欺騙他，而他卻懷疑別人騙自己，或者，已經被騙了還不知道的人，也處處可見。”曾國藩觀察別人向來注重條理性，看見這個人連講四種欺騙方法，且非常有道理，忍不住大喜，連忙對他說：“你可以到軍營中，去看看我所任用的人才。”此人立即答應。到第二天，那個人將軍中武各官一一拜會，而後假裝神祕地對曾國藩說：“軍中多豪傑俊雄之士，但我從中發現有兩位君子式的人才。”
曾國藩很高興地對他稱讚不已，待為上賓，並想重用此人，但時間過於急促找不到合適的位置，暫時讓他督造船炮。時間不久，突然有一天士兵來報，對曾國藩說那人挾千金逃走，請曾國藩發兵追捕。曾國藩一時黯然失色，沉默半天，說：“停下，不要追。”兵卒撤回，這時，曾國藩用雙手捋須說：“人不忍欺，人不忍欺。”身邊的人聽到這句話，想笑又不敢笑。過了幾天曾國藩說起前日發生的事，幕僚們忍不住問他，怎麼不發兵追捕。曾國藩的回答勝人一籌：“現今發、捻交熾，此人只以騙錢計，若逼之過急，恐入敵營為害實大。區區之金，與本人受欺之名皆不足道。”
這則故事確實可笑，但此後曾國藩在用人方面更加慎重，注重實地考察。曾國藩覺得人才“無人禮之，則棄於草野飢寒賤隸之中，有人求乏，則足為國家腹心之用”。他常常告誡自己，不能由於求全責備而埋沒人才，而應看到別人一方面的長處，量才用人。他說：“衡量人才，只要有一方面可取就很不錯了，不能由於對方有一點小缺點就嫌棄他不加重用，若太過苛求，資質平庸的人反而能得到重用。”曾國藩招來的人才，並非都是全才，他們有的原來在家耕種農田，有的招自營伍，但是他們卻都有各自的長處。在招來的人才中，有些人還曾犯過錯，曾國藩並不嫌棄，多加鼓勵勸他們痛改前非，為國立功，李世忠、陳國瑞便是很好的例子。李世忠，原是太平軍將領，投降清軍後不服上司管束，陳國瑞是湘軍中有名的悍將，與李世忠共事後二人經常發生糾紛，時間長了，在湘軍中他們都以“綠貪驀詐”聞名，但曾國藩不像一般人那樣對他們，而是幫他們找到自己的缺點，併力勸他們改掉，再給他們機會，讓他們發揚自己的長處。
曾國藩就是如此“獎其長而指其過，勸令痛改前非，不肯輕率棄絕”。
曾國藩擔任兩江總督之後，百事叢集，愈感人才之匱乏，而對人才的招集、培養、選拔、使用問題亦愈加急切。他經常與人討論人才問題，虛心體察自己在用人問題上的缺失。他常說：“樹人之道有二，一曰知人善任，一曰陶熔造就，”又說，“人才既已訪求，勢必加以任用，然人才互有短長，未能盡善，自不能將所有蒐羅之人才，不予別擇，悉數任用。故訪求人才之道，固宜講求；任用人才之方，亦須斟酌。”曾公知人善任，於任用人才之方，自有其獨特見解。然按諸《書札》一則曰：“用人之道，官紳並重，江楚並用；取之慾廣，用之慾慎”。
曾國藩一生，深切明白人才對國家的重要性，在他看來，治理國家政治，治理糧餉、厘金，全在於用人。關於治政，他說：“人存而後政舉。方今綱紀紊亂，將欲維持成法，所須引有正人。”
用人如用器。為了在用人上做到量才器使，獎優汰劣，曾國藩對府、州縣主要官員還有推薦來的幕府的人員都進行親自考察，識別其德行、政績、才能、氣質等方面的情況，擬出考語。除此之外；曾國藩還專有《人過聞見日記》，根據聞見得來的情況，將其部屬分別列入“聞可”、“聞否”、“見可”等類。從這裡可以看出曾國藩非常關心人才問題，注重量才器使。
曾國藩一生為官，探明人才的重要性，能夠量才用人關係到一個人事業的成敗。然而要真正做到量才器使，最重要的就在於怎樣地去認識人，他說：“竊疑古人論將，神明變幻，不可方物，幾於百長兼併集。一短難容，恐亦史冊追崇之辭，初非當日預定之品。”他覺得，金無足赤，人無完人，不可苛求全才，“不可因微瑕而棄有用之才。”
他在寫給曾國荃的一封信中說：“世上好的人才實在難得，弟弟要留心察訪。只要是有一技之長的人，你千萬不要輕視他。”我們清楚，一個人有才不用是浪費，大才小用也是浪費，小才大用則會危害事業。曾國藩說：“雖有良藥，倘若不是對症下藥，那麼也形同廢物，雖有賢才，若沒有發揮其作用，那麼與庸俗之輩沒什麼兩樣。棟樑之材不可用來建小茅屋。犛牛不可用來抓老鼠，駿馬不可用來守門，寶劍如用來劈柴則不如斧頭。用得合時合事，就算是平凡的人才也能發揮巨大作用，否則終無所成。所以不必擔心沒有人才，而應擔心不能正確使用人才。”
識才
取人之式，以有操守而無官氣，多條理而少大言為要。辦事之法，以五到為要。五到者，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也。身到者，如作吏則親驗命盜案，親巡鄉里；治軍則親巡營壘，親探賊地是也。心到者，凡事苦心剖析大條理、小條理、始條理、終條理，理其緒而分之，又比，其類而合之也。眼到者，著意看人，認真看公牘也。手到者，於人之長短，事之關鍵，勤筆記，以備遺忘也。口到者，使人之事既有公，又苦口叮囑也。
引自《曾正公全集》
擇取人的方式，以有節操而沒有官氣、條理清晰而又不說大話為關鍵。辦事的方法，關鍵是要做到“五到”，也就是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所謂身到，即身為官吏對命案、盜案必須親自勘驗，並親自到鄉村巡視；作為將官就必須親自巡視營地，親自察看敵情。心到，就是凡事都要仔細分析它的大條理、小條理、起初時的條理、結束時的條理，分析它的頭緒，又綜合它的不同。眼到，就是要專心地觀察人，認真地讀公。手到，就是對人的才能長短、事情的關鍵所在，勤作筆記，以避免遺忘。口到，就是在命令人做事時雖然已有公，還要苦口叮囑。
德才兼備，以德為先
曾國藩用人非常注重才能，且僱選用人才上很大度，不計前嫌。曾國藩一生，經歷無數風雨，深知在用人上，德才二項有一項就已經不容易了，而要二者兼有就更難了。但是這些並未動搖他對德才兼備、更重德操的人才標準的信念。
曾國藩廣求人才，又不能博收雜進，這就決定他必須有一個選擇人才的標準。他主張德才兼備，而他更注重人的德行。他在筆記《才德》中寫道：“我覺得德與才不可偏重。……有德而無才，則近於愚人，有才而無德，則近於小人。”他又強調說：“二者既不可兼，與其無德而近於小人，毋寧無才而近於愚人。自修之方，觀人之求，皆以此為衡可矣。”憑著對德與才的關係。德才孰重孰輕的這種認識，曾國藩要求“在純樸之中選擇人才”，認為“觀人之道，以樸實廉潔為本(質)”。他指出：“以其質而更博以他長，斯為可貴：無其質，則長處亦不足恃。”他對那些“心竅多”，以大言取寵，巧語媚上的“浮滑”之徒，深惡痛絕。他聲言凡：“不思索考核，信口談兵者，鄙人不樂與之盡言。”他勸誡紳士說：“好談兵事者，其閱歷必淺，好攻人短者，其自疏必疏。”所以他特別看重禁大言而務實。，在確定選擇標準時，曾國藩把人才分為兩類：一種官氣較多，一種鄉氣較多。他表示：“吾欲以‘勞苦忍辱’，四字教人，故且戒官氣，而姑用鄉氣之人。”“官氣者辦事無驚世駭俗之象，語言無此妨彼礙之弊，其失也奄奄無氣。凡遇事，但憑書辦家人之口說出，憑書寫出，不能身到、心到、口到、眼到，尤不能身體大行。鄉氣多者好逞才能，好出新樣，行事則知己不如人，語言則顧前不顧後。其失也一事未成，物議先騰。”不可否定有官氣或鄉氣的人都有明顯的缺點。但是兩者相比較，曾國藩更不喜歡那些愛擺官架子，處事應酬圓滑，沒有一點實幹的官僚。他深刻指出：“若官氣增一分，則血性必減一分。”因此，他倡導選人“必取遇事體察，身到、心到、手到、口到、眼到者”，也就是“筋力健整，能吃辛苦之人”，“明白而樸實”的人，“有操守而無官氣，多條理而少大言”的人。
塔齊布是湘軍中有名的悍將，本是旗人。剛剛進入湘軍時，塔齊布只是個綠營守備一樣的小官，後來升為參將，與湘軍一起操練。曾國藩操練湘軍時，在軍場上時常見到他，且見他次次都特別早來到練兵場，“執旗指揮，雖甚雨，矗立無惰容。”曾國藩仿效戚繼光的練兵方法，每次檢閱步兵，都看見塔齊布身穿短衣、腿插短刀站在一旁等候檢閱，他身上透出的一股威嚴之氣簡直沒有辦法形容。
曾國藩察看之後，感到此人絕非等閒之輩，曾國藩將塔齊布傳入營中問話，交談中曾國藩對塔齊布的見解非常賞識。在後來的瞭解中，曾國藩發現他治理軍隊嚴格認真，並且能很好地團結士兵，因此更加佩服他。但是副將清德自己無才無能，不提拔重用塔齊布也就罷了，反而特別嫉恨塔齊布的才勇，三番兩次在提督面前講他的壞話，提督也聽信讒言，經常沒有理由地羞辱塔齊布。曾國藩聽說後，上疏彈劾副將，舉薦塔齊布，並以身家性命為他擔保。果然不出曾國藩所料，在後來的湘潭大戰，嶽州，小城口和武昌等湘軍惡戰中塔齊布屢建奇功，被人稱為“湘軍初興第一奇捷”。湘潭大戰是湘軍性命攸關的一次戰役。戰事結束，立下大功的塔齊布被提升為提督，原湖南提督鮑起豹被革職。
塔齊布做了大元帥後，遍賞提標兵，收攏人心，並在左臂刺“忠心報國”四字，得士卒尊崇。
每到深夜，便與親信兵卒言談家事，說到悲痛的地方，相對涕淚以流。塔齊布以嚴於治軍，並能和士卒同甘共苦著稱。一次，德化縣令給這位大帥送了一張莞席，塔齊布說：“軍士都臥草土，我睡莞席，豈能安枕!”命令退回。該年底，曾國藩正駐軍南昌，塔齊布駐紮九江，隔廬山相望，由於太平軍往來攻襲，兩人多日不通音信，曾國藩為此非常焦慮。
除夕前一天，塔齊布攻九江，因寡不敵眾，單騎敗走鄉間，馬陷泥潭中，迷失道路，被一個鄉夫帶回家中。次日，各軍因塔齊布沒有回來，洶洶如所失，士卒哭作一團。曾國藩也悲痛不已。三更時鄉夫將塔齊布送回，曾國藩、羅澤南立即光腳出去迎接，三人抱在一起，以淚訴勞苦。但塔齊布卻談笑自若地說：“餓極了，快拿飯給我吃。”各營官都驚喜異常。飯畢，已是元旦。
從此可知曾國藩選人才特別注重德行，覺得選的人才要樸實、不浮滑，能吃苦耐勞。
他選人、用人的主要標準是注重德行操守，而且要求把這種德行操守踐履到實處。
當然，曾國藩並不是只注重德行而不注重才識。他勸勉曾國荃說：“恐將膺封疆重寄”，“學識宜廣，操行宜嚴”。他對“帶勇之人”提出四個要求，第一便是“要才堪治民”。他指出：“凡將才有四大端：一曰知人善任；二曰善覘敵情，三曰臨陣膽識；四曰營務整齊。”
這四條，皆指的才識。而才識二者之間，曾國藩覺得：“凡辦大事，以識為主，以才為輔。”至於他平日誇獎部屬的才識的言論，更比比皆是。
例如，對被他參勸了兩次的李元度，他私下給曾國荃寫信說：“李次青之才實不可及，吾在外數年，獨覺慚對此人，弟可與之常通書信，則少表餘之歉忱，二則凡事可以請益。”
又如，左宗棠才能超群，但常與曾國藩鬧彆扭，然而曾國藩佩服他的才能，在咸豐十年四月上奏稱，左宗棠“剛明耐苦，曉暢兵機”，請朝廷重用此人。清廷果於同年五月著左宗棠“以四品京堂候補，隨同曾國藩襄辦軍務”。咸豐十年六月，曾國藩奏稱：“左宗棠在湖南，贊襄軍事，肅清本境，克服鄰省，上年‘石逆’大股竄湘，邦同撫臣駱秉章，指揮排程，不數月間，逆發廓清之效，其才可以獨當一面，已歷有明徵。雖其求才太急，或有聽言稍偏之時，措辭過峻，不無令人難之處，而思力精專，于軍事實屬確有心得。”
咸豐十年十月，曾國藩奏稱：“左宗棠一軍，自移師景德鎮，駐紮未久，一聞貴溪敬警報，分路調撥，或迎頭痛擊，或跟蹤追剿，計十日亡內，轉戰三百餘里，連克二城，使狼奔家突亡眾，喘息不得少定，實屬排程神速，將士用命。自此股巢敗後，即有池洲小股撲陷建德，直犯浮樑景德鎮，亦惟左宗棠一軍，獨當其中。左宗棠初立新軍，驟當大敵，晝則躍馬入陣，暮則治事達旦，實屬勤勞異常。”
咸豐十一年四月，曾國藩又上奏左宗棠“以數千新集之眾，破十倍凶悍之賊，因地利以審敵情，蓄機勢以作士氣，實屬深明將略，度越時賢”，懇請“將左宗棠襄辦軍務改為幫辦軍務。”
綜上可知曾國藩用人非常注重才能，且在選用人才上很大度，不計前嫌。曾國藩一生，經歷無數風雨，深知在用人上，德才二項有一項就很不容易，而要二者兼有就更難了。但是這些並沒有動搖他對德才兼備、更重德操的人才標準的信念。同治十年，他撰《才用》一，檢討說：“當戰爭之世，苟無益勝負之數，雖盛德亦無所用之。餘生平好用忠實者流，今老矣，始知藥之不多不當於病也。”這是他晚年對自己畢生追求德才兼備擇人標準的一個深刻反思。
求才
求人自輔，時時不可忘此意。人才至難，往時在餘幕府者，餘亦平等相看，不甚欽敬，洎今思之，何可多得?弟當常以求才為急，其冗者，雖至親密友，不宜久留，恐賢者不願共事一方也。
引自《曾正公全集》
求別人輔佐自己，不管什麼時候都不能忘記這些道理。獲得人才並不容易，過去有些人做我的幕僚，我也只是一視同仁，對他們不是很欽敬，待到今天來看，這些人是很難求得的。你應該常常把求才作為重要的任務，至於那些無能的人，就算是至親密友，也不應久留，這主要是擔心有才的人不願與他們共事。
獵才精準。用人老到
成熟的人都是老到的人。曾國藩用人之老到在於如他所說：“用人之道，必須像白圭經營買賣那樣，像鷹獵取食品那樣，不達目的決不罷休。”
白圭，戰國時周國人，以善於經營、賤買貴賣著名。他捕捉賺錢的時機，就像猛禽獵取食物一樣迅速。自稱：“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任法。”他的這一套生財之術引起當時天下商人的效仿。曾國藩主張求才要像白圭經營買賣一樣，一旦看準，就要像鷹隼獵取食物一樣迅速，有不達目的不罷休的決心。曾國藩平日注意對僚屬的才能的觀察瞭解，並善於從中發現人才。他的《無慢室日記》列有“記人”一類，其中開列的名單中，有的為官員所引薦，有的為該員師友所推薦，也有毛遂自薦的。均附有曾國藩親身察訪所得的記錄。
最為可貴的是，曾國藩無論是辦團練之初，還是人困兵危的“未發跡”之時，甚至在身兼封圻的顯達之後，都始終把網羅人才作為成就大事的第一要義。在辦團練的時候，他常常入府縣，託朋友，“招致賢俊”。“山野才智之士，感其誠，雖或不往見，皆為曾公可與言事。而國藩逢鄉里士來謁，輒溫語禮下之，有所陳，務畢其說，言可用，則其斟酌施行；即不可行，亦不加詰責。有異等者雖卑幼與之抗禮，故人人爭磨濯，求自效，一時中興人才，皆出其門”。
咸豐3年(1853)，曾國藩初建湘軍水師的時候，親信有彭玉麟、楊載福二人，而請彭玉麟出山則是透過“三顧茅廬”方式實現的。
彭玉麟是清末的一個傳奇人物，年輕時被傳為剛直而又多情的“奇男子”，投軍之時被稱為“不怕死，不要官”的名將。
彭玉麟，字雪琴，衡陽人。幼年喪父，家貧，隨舅父去安徽蕪湖讀書。
彭玉麟僅在十幾歲時中了秀才，以後再未赴考。開始在衡陽綠營副將手下任書記，又為一富商看守倉庫。有空即讀《公瑾水戰法》，又最愛畫梅，几案箱籠，所處皆滿。到曾國藩練湘軍那年，彭玉麟已37歲了，仍是單身漢。
咸豐2年(1852)，耒陽地區發生武裝暴動，急迫時，守城官募兵無以應。當時彭玉麟仍然在耒陽富商家受僱，當機立斷，發主人庫存募勇守城。事息，城官保為綠營把總，彭玉麟一笑置之，並不受賞，被傳為士林中少見之英傑。
曾國藩得知彭玉麟的為人處世，尤其是此人熟讀《公瑾水戰法》，生在蒸水之濱，水性好，跑馬射箭、槍法、拳術也都有功底，曾臨戰之功而不受獎賞。遂派人請他參加湘軍，做水師將領。幾次派人去請，彭玉麟也不受命。後曾國藩仿效劉備三顧諸葛的故事，親往彭玉麟處相請，曾國藩見這位年近40的漢子，仍然長身玉立，英邁嫻，十分敬佩。於是溫言相勸，多方激勵，方請得彭玉麟出山，做了水師的一個營官。
楊載福，亦名楊嶽斌(投軍後因避咸豐之名載淳諱而改)，湖南善化(今長沙)人。祖、父皆行武，有戰功，父為遊擊官銜。居湘江濱，水性極佳。早年入行伍，參加鎮壓李沅發起義，升為千總。曾國藩辦水師，把楊自長沙綠營中調為水師營官。
彭玉麟、楊載福入水師，為湘軍水師的建設大出其力，成為湘軍水師齊名的兩個統領。彭、楊等水師營官每日抓緊指揮練習水戰，到咸豐4年(1854年2月)，湘軍水師終於練成。曾國藩因“遭值世變，一以賢才為夷難定傾之具”，於咸豐2年(1852)初出辦團練後，即開始物色人才，羅致幕府。隨後隨著戰事的日益發展，湘軍的日益擴大，幕府人物也逐漸多起來。幕僚容閎追述湘軍安慶大營的情況說：“當時各處軍官，聚於曾正之大營中者，不下200人，大半皆懷其目的而來。”及曾國藩任兩江總督時，“總督幕府中，亦有百人左右。幕府外更有候補之官員，懷才之士子，……無不畢集。”幕僚薛福成《敘曾正公幕府賓僚》一寫道：曾國藩“督師開府，前後20年，但凡從公治軍書，涉危難，遇事贊畫者”，22人；“凡以他事從公，邂逅入幕，或聚致大用，或甫入旋出，散之四方者”，22人；“凡以宿學客戎幕，從容諷議，往來不常，或招致書局，並不責以公事者”，26人；“凡刑名、錢穀、鹽法、河工及中外通商諸大端，或以專家成名，下逮一藝一能，各效所長者”，13人，共83人，而且“其中碌碌無為，沒有很大建樹的人都沒有全部列入”。李鼎芳的《曾國藩及其幕府人物》一書中的“幕府人物總表”則開列了89人。
曾國藩用人，如他在經學上不存漢宋門戶之見相同，也注意五湖四海，宣告用人的原則，應該是官員、鄉紳並重，江南江北的人都用。故他的幕僚中，就籍貫言，89人中，湖南籍21人，佔23(百分號)，屬第一位；江蘇籍17人，佔第二位；安徽籍16人，佔第三位；浙江籍10人，佔第四位；其餘四川、貴州、廣東、湖北、江西諸省無不有人入幕。其人員分佈，共達九省。就出身言，上至進士、舉人，下至諸生、布衣，等級不一，均為座上之客。就人而言，既有曾國藩的同窗同年，鄉親故舊，也有曾國藩的門生弟子，還有一些則“識拔於風塵”。就特長或職業而言，突破了古代幕府中的幕僚多為辦理書、刑名、錢糧的人員的“實務性”框子，更多為出謀劃策，從容諷議，招勇領軍，指點州牧的“政務性”人員。除此之外，“凡法律、算學、天、機器等專門家，無不畢集”。而且，“于軍旅、史事外，別有二派：曰道學，曰名士。道學派為何慎修、程鴻詔、塗宗瀛、倪蔚、甘沼盤、方某諸人；名士派為莫友芝、張裕釗、李鴻裔諸人”。當時在曾國藩的幕府中，有許多賢達之人，他們多是學界泰斗。曾國藩被他們的名聲所震動，所以千方百計把他們都羅致到自己帳下；由於曾國藩首倡洋務，一批洋務官吏最先孕育於曾氏幕府，如李鴻章、左宗棠以及後來接辦福州船政局的沈葆楨、致力於近代海軍的丁日昌等；一些外交人員，如先後出使英、法、比、意的大使薛福成，出使英國的公使郭嵩燾，出使西班牙、德國的參贊黎庶昌，都曾經是曾氏幕府中的重要人物；一些科學技術人員，如李善蘭、華蘅芳、徐壽、徐建寅，也被延入曾氏幕府。這些，鮮明地體現著曾國藩對幕府制因時變革的時代意識。
曾國藩幕府因為人數眾多，範圍廣泛，加上曾國藩本人知人善任，因此“幾於舉全國人才之精華，彙集於此”。它被譽為清中葉後人才的淵藪，殆不為過。
用才
雖有良藥，苟不當於病，不逮下品；雖有賢才，苟不適於用，不逮庸流；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嫠牛不可以捕鼠；騏驥不可以守閭；千金之劍，以之析薪，則不如斧；三代之鼎，以之墾田，則不加如耜。當其時，當其事，則凡材亦奏神奇之效，否則牴牾而終無所成。故世不患無才，患用才者不能器使而適用也。魏無知論陳平曰：“今有後生考己之行，而無益勝負之數，陛下何暇用之乎?”當戰爭之世，苟無益勝負之數，雖盛德亦無所用之。餘生平好用忠實者流，今老矣，始知藥之多不當於病也。
引自《曾正公全集》
就算有好的藥物，若不對病症，還不如一般的藥物有效；雖然有賢才，若工作不適合他的特長，就不如普通人；質地好的木樑可以衝開城門，卻不可用它去堵洞穴；強壯的水牛不可以去捕捉老鼠；也不能用駿馬去看守家門；用價值千金的寶劍來砍柴，其效果不如斧子；三代的寶鼎，用它開墾荒田，還不如用犁。在一定的時間，面臨一定的事情，普通人也能發揮神奇的效果。不然，分辨不清，就將一事無成。所以說世上不害怕沒有人才，怕的是用才的人不知道如何用人才。魏無知在評論陳平時說：“現在他很懂得孝德，但不懂得打仗勝負的謀略，您怎麼用他呢?”當國家處於戰亂時，如果不是掌握勝負之數的人，雖然有大德，也是沒有什麼用的。我生平喜用忠實可靠的人，如今老了，才明白世上藥物雖多，但大多不對病症。
集思廣益，成就大事
《清史稿》評論曾國藩道：“至功成名立，汲漢以薦舉人才為己任，封疆大臣軍營統帥遍佈全國。以人事君，皆能不負所知。”石達開也曾稱讚曾國藩“雖不以善戰名，而能識拔賢將，規劃料嚴，無間可尋。大帥如此，實起事以來所本見也。”
曾國藩深淵明白英才是制勝之本。在兩軍對壘的十二年中，湘軍起先不過兩三萬人，由小到大，由弱轉強，直至勝利；太平軍則勃然興起，雄師百萬，卻慢慢由強轉弱，直到失敗。是不是因為武器懸殊?不。雙方的武器沒有太大的差別。運輸工具，太平軍起初還佔優勢。是不是由於戰略戰術上的得失?統觀全域性，應該說，雙方在戰略戰術上都有得意之筆，也有失誤之處。茲事體大，不可以一二言概括之。然而，有一點很清楚，在強弱轉化的過程中，雙方在“人”這個因素上，出現了明顯的變化與反差。從廣西出發時，洪秀全周圍有東、南、西、北王和翼王，猛將如雲，士氣高漲。然而，一場內訌，死的死，走的走，元老喪失殆盡，不得不起用陳玉成、李秀成等第二代將領。洪秀全本人深居宮闈，疑神疑鬼，“俱信天靈，詔言有天不有人”，即使對他不能不依靠的李秀成等人，也“信任不專”，時常掣肘，重用他的兄弟洪仁發、洪仁達，導致“人心改變，政事不一，各有一心”，奸佞之人發達炫耀，而英明賢達之士卻四處散避，各方豪傑都不投門下，所以最終失敗。與太平軍相反，曾國藩起事於湖南時，不斷受到湖南巡撫以下官員的嘲諷、排擠與打擊，好友劉蓉在辦團練一事上與他若即若離，好友郭嵩燾兄弟並不應召，握有兵權的王鑫時與他發生矛盾，後來在江西，當地的軍政大吏也很有些與他過不去，讓曾國藩常常有形孤影單的感覺。然而，發展到咸豐末年同治初年，曾國藩周圍團結著大批良將謀士，胡林翼、李續賓兄弟、彭玉麟、楊嶽斌、左宗棠、李鴻章、曾國荃、鮑超等人，都手握符篆，威震一方。雖然他們與曾國藩都存在很多的矛盾，但在攻打太平軍這一點上，曾國藩基本上能號令如一。他們的步調基本上是一致的。一個“失人才”，一個“得人才”，太平軍與湘軍在同治元年前後己形成鮮明的對比。曾國藩說：“致勝之根本，實在於人而不在物。”這是入木三分之論。
曾國藩在長沙求學期間，與郭嵩燾、劉蓉交往很深。任京官時，又廣交朋友，以會友，他除了師理學事名家唐鏡海、倭艮峰外，其他如吳竹如、竇蘭泉、馮樹堂、吳子序、邵惠西等友人，後來都成為他幕府中的重要人物。也有很多人慕名而來主動與曾國藩結交。他記載道：“又有王少鶴、朱廉甫、吳莘畲、龐做人。此四君者，皆聞子名而先來拜。雖所造有深淺，要皆有志之士，不甘居於庸碌者也。”湘軍的重要將領江忠源還有士吳敏樹也是這時在京城結識的。他在禮部複試時，由於欣賞“花落春仍在”的詩句而識拔了俞樾，又在朝考閱卷時看中了陳士傑。
後來，他們對曾國藩的“事業”都有過很大的幫助，尤其是陳士傑。
曾國藩交遊的目的非常明確，希望藉助友人來指出自己之缺點。他說：有師友的扶持鼓勵，即使懦夫亦能立志。
所以，他後來向朋友和兄弟們反覆說明：國家由於獲得人才而強盛。人才存在才能政通人和。想要自強，必須以修明政事，謀求賢才為關鍵任務：“治世之道，專以致賢、養民為本”；“國家大計，首重留心人才”。世上一切事情都是人幹出來的，不管好事壞事都一樣。古人說：“能當一人而天下取，失當一人而社稷危。”曾國藩是深知這個道理的，所以在人才問題上深具歷史的卓識與戰略的眼光。他對人才的廣泛蒐羅和耐心陶鑄，是能夠成功他的“事業”的一個重要原因。這一點，早已是人們的共識。後來，薛福成評述道：“自昔多事之秋，無不以賢才之眾寡，判功效之廣狹。曾國藩知人之鑑，超軼古今。或邂逅於風塵之中，一見以為偉器；或物色於形跡之表，確然許為異材。平日持議，常謂天下至大，事變至殷，絕非一手一足之所能維持。故其振拔幽滯，巨集獎人傑，尤屬不遺餘力。”《清史稿》評論曾國藩道：“至功成名立，汲汲以薦舉人才為己任，封疆大臣軍營統帥遍佈全國。以人事君，皆能不負所知。”石達開也曾稱讚曾國藩“雖不以善戰名，而能識拔賢將，規劃精嚴，無間可尋。大帥如此，實起事以來所未見也。”
養才
今日所當講求，尤在用人一端。人材有轉移之道，有培養之方，有考察之法。
人材以陶冶而成，不可眼孔太高，動謂無人可用。
引自《曾正公全集》
今天應當講究的特別是在用人。人才有潛移默化的方法，有培養之途，也有考察的方法。
人才是鍛煉出來的，眼光不可過高，動輒就說沒有可用的人才。
合眾之私，成己之公
趙烈說：“閣下愛賢好士，天下人都知道。逸者可無論，仁左右人士屈指可數者，是士負閣下邪?迅是閣下以為無益而棄之也?我覺得知之不難，而忘之實難。”曾國藩利用幕府訓練培養出大批人才，並委以重任，保舉高官，以至“薦賢滿天下”。如此，保舉也就成為了曾國藩吸引人才、鼓勵士氣的主要手段。
曾國藩剛從軍時，對這一點體會並不深刻，“不妄保舉，不亂用錢，是以人心不附。”如咸豐四年(1854)曾國藩帶兵攻下武漢，“僅保三百人”，受獎人數僅佔百分之三。
咸豐五、六兩年保奏三案，合計只有數百人。而胡林翼攻佔武漢一次即保奏“三千多人”，受獎人數竟達到百分之二三十。訊息傳開，不少人覺得欲求官職投曾不如投胡，往往曾國藩挽留不住的人員主動投奔胡林翼門下。
開始，曾國藩還覺得自己德不足以服眾，後來慢慢發覺主要是保舉太少，使人感到升發無望所致。回顧往事，亦甚感對不住李元度、甘晉等同自己患難與共的僚屬，他們長期沉於下位，實與自己保舉不力有關。因為這事，好友劉蓉多次向曾國藩進言，並舉楚漢之爭為例，曾國藩有所觸動。後來，趙烈又上書懇切進言，曾國藩隨即改弦更張。
趙烈說：泰山之高以其不棄糞壤，滄海之大，以其不拒濁流，天下分崩，人志日囂，凡其器能略過儔輩，鹹思奮自樹立，四顧以求因依，真偽雖不一端，未嘗無也。苟非賢傑以天下為己任，流俗之情大抵求利耳。使誠無求，將銷聲匿跡於南山之南，北山之北，又肯來為吾用邪!是以明君給人之慾，不失其意，責人之力，不求其情，故人人自以為得君，頂踵思效，合眾人之私以成一人之公，所以能收效也。”夫與人共患難之際，而務縝密於登進，殆自孤之道也。謂宜多儲廣納，收其偶然之用，其有誤濫，則亦為損甚微，而以獲好賢之稱，利甚厚也。軍旅之間，一技不沒，有道以御之，孰不思盡其力。況賢否之分，不可倉促，士有造次傾動，亦有闇然日章，觀人之難，及久而後可盡也，故曰“賢主求才終日，及其得人，不出閭巷”，信篤論也。自古英霸之略，汲汲不遑，惟有求賢自助而已。而士恆偃蹇不樂者，徒以既出則當分人之憂，非榮寵安樂己也。自後世志節凌夷，以干謁為進身之階，一登仕途，有利無患。於是，遊談之士爭扼腕而言利害，雖衡石程書猶不可計，是使周公在今亦將爽然而廢吐握，何論餘者。閣下奮其勇智，矯世違俗，懇誠拳拳，千里之外，將共興起。尤望敦尚儒者骨幹之土，以佐不及，寬以納才，嚴以責效，是實安危之大端，治亂之所存也。
趙烈的話講得合情合理，特別是“合眾人之私以成一人之公”，令曾國藩為之動容，於是，“揣摩風會，一變前志”。從咸豐十一年(1851)起開始效法胡林翼，大保幕僚，不再拘於舊例。
薦才
李忠武公續賓，統兵鉅萬，號令嚴肅，秋毫無犯，湖南湖北安徽江西浙江等省官民，無不爭思倚重。其臨陣安閒肅穆，厚重強固。凡遇事之難為，而他人所畏怯者，無不毅色引為己任。其駐營處所，百姓歡悅，耕種不輟，萬幕無譁，一塵不驚。非其法令之足以禁制諸軍，實其明足以察情偽，一本至誠，勇冠三軍，屢救弁兵於危難。處事接人，平和正直，不矜不伐。
引自《曾正公全集》
忠武公李續賓統兵上萬，號令嚴肅，所經之地秋毫不犯，湖南湖北安徽江西浙江等省的人民，想依靠他。李續賓臨陣時安詳嚴肅，鎮定自若，碰到別人都不願意去做的不容易做的事，他都會毅然引為己任。他的軍隊紮營之處，百姓歡樂，不妨礙耕種，軍營不喧譁，不驚擾地方。這不是因為他靠法令來約束部下，而是靠他的明察秋毫。他做什麼事全靠自己的至誠之心，其勇武冠蓋三軍，常常是從危難中解救士兵。他待人接物時，也平和正直，不驕不矜。
為國求才，不避嫌疑
曾國藩的保單，主要有匯保、特保、密保三種，它反映各不相同的情況、級別、待遇。湘軍每打一勝仗，曾國藩就辦一次匯保之素，在獎勵作戰有功人員的同時，也以勞績奏保一部分辦理根臺、素、善後諸務的幕僚龔自珍曾仰天長嘆：“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曾國藩也曾感慨國中沒有人才，他覺得中國若不想與外國列強講和，就得有四五個得力的大將，他數來數去怎麼也數不出來。正由於如此，他才對人才傾注了較多的心血。只要這個人確有所長，就算給他的印象並不好，甚至與他心存隔閡，曾國藩都不憚任用和舉薦。大至總督，小至營哨，曾國藩舉薦和扶植的人才非常之多。可以說，發現人才是一個成功領導者的首要本領，其價值往往超過了所發現人才的價值。
曾國藩把舉薦英才作為合格的政治家必備的兩個條件之一來看待。他三番五次地說：“居高位者，以知人曉事二者為職。”並說：“今日能知人能曉事，則為君子；明日不知人不曉事，即為小人。”曾國藩之所以善於選將，都是因為其知人曉事。蔡鍔所輯之《曾胡治兵語錄》於曾國藩知人曉事說，甚表贊同。其言曰：正公謂居高位以知人曉事為職，且以能知人曉事與否，判別其為君子小人，雖屬有感而發，持論至為正當，並非情激之說。用人之當否，視乎知人之明昧；辦事之才不才，視乎曉事之透。不知心則不能用人，不曉事則何能辦事?君子小人之別，以能否利人濟物為斷。苟所用主人，不能稱職，所辦之事，措置乖方，以致貽誤大局，縱曰其心無他，究難為主寬恕也。
按照以往慣例，各省督撫每年年終要對司、道、府、縣官員進行祕密考核，出具切實考語，“以備朝廷的酌量黜陟”，所以清政府對此非常重視，“措詞偶涉含糊，即令更擬”，官員的升遷降黜皆以此為據。戰爭期間，清政府幾乎仍沿用此法，雖候補官員匯保甚濫，但實缺官員的補授則非地方督撫出具的切實考語不可。由於這些考語是祕密的，任何人不得外洩，所以，這種考核辦法及其考語，稱為密考。而依照此法保奏官員即稱為密保。也由於這一點，匯保一般只能得到候補、候選、即用、即選之類，而只有密保才能得到實缺官員，因此，曾國藩欲保奏實缺官員，就只有密保。
薦舉人才，為國所用，這是政治家從政治國、用人選人所必須的。在封建社會中，薦舉人才曾是任人為官的一種制度。如漢代採用“察舉”制選才，就是各地方官員以一套選人準則選拔人才，進而推薦給朝廷任官；到了三國兩晉南北朝時，九品中正製成為選才任官的準則，此種任官方法也是由專門的官員去查訪各地賢良，然後依標準劃分為上中下三六九等，依次授與相應官職；只是到了隋唐，科舉制度特別興起，這種薦舉人才的方法就慢慢走出了歷史舞臺。到了封建**達到頂峰的明清時期，科舉取士已然僵化，沒有一絲生機，八股取士，往往只能取到一些死讀書、讀死書的書呆子，根本不能用以經世致用。
楷書竹亭老人長聯晚清以來，內憂外患沒有間斷過，選才自然也有變通，因而曾國藩大膽舉薦人才。
舉薦人才，只注重人才的才識而不管這人與自己有無仇隙，曾國藩在舉薦左宗堂時就是這樣。
曾國藩為人拙誠，語言遲訥，而左宗棠恃才傲物，稱自己為“今亮”，語言尖銳，鋒芒畢霹，二人甚是不合。但曾國藩愛惜其才，雖二人交惡，還是多次舉薦。
咸豐六年正月，曾國藩奏左宗棠接濟軍餉有功，所以，朝廷命左氏以兵部郎中用。
咸豐十一年四月初二日，曾國藩又上奏道：左宗棠“上年奉旨襄辦臣處軍務，募勇五千令人，馳赴江皖之交，方慮其新軍難收速效，乃去冬堵黃金大股，今春擊退李世遇大股，以數千新集之眾，破十倍凶悍之賊，因地利以審敵情，蓄機勢以作士氣，實屬深明將略，度越時賢”，因而懇請“將左宗棠襄辦軍務改為幫辦軍務”，朝廷馬上照準。
果然，左宗棠在次年二月即受命為浙江巡撫。曾國藩一方面請求辭掉自己節制浙江軍務的諭令，一方面把左宗棠推到了浙江的最高位置上。他在奏疏中寫道：“以臣遙制浙軍，尚隔越於千里之外，不若以左宗棠專為浙省，其才實可獨當一面。”曾國藩如此謙讓，又如此真心實意地為朝廷推舉人才，心中哪有半點兒對左宗棠的嫌隙之意?
曾國藩留下了許多薦舉賢才的書信，如他在咸豐八年五月二十五日《致胡林翼》中所寫：總攬大納主人，擬請伯符、蓮妨、筱泉三人。筱泉精細圓適，其從國藩也極久，其為國藩謀也極忠，往年餘擬專摺保之。曾為羅忠節兩次言之，忠節也非常贊成。厥後因循不果行。國藩之保舉稍吝：不過局度較隘。至於次青、筱泉之不得優保，畢金科之不成功名，則國藩實有蔽賢之諮。中夜以思，如何可贖?今畢金科則長已矣!次青、筱泉二人，萬乞閣下大力設法優保，或留鄂補用。以私言之，則國藩內有補於歉衷，外有益於報銷：以公言之，則二子存心愛民，必不裨於吏法，必有贊於高深。務也留意承允。
咸豐三年九月初三日《與駱秉章》中所寫：昨天接到您發往江撫的奏摺原件，易良千、羅主東、羅鎮南都是從九品的官銜，謝邦翰保舉做訓導之職。我前次信函所擬定的，不該特別上奏，依照江撫原有的奏摺上報。對劉長佑這個人，江西已經為他保奏了同知花翎的頭銜。衡山的書中可以不再保奏。
因為封建科舉制的弊端，朝廷不能廣招真正有才能的人士，所以慧眼識人，不拘一格薦舉人才，為國為民謀福利，這是曾國藩作為朝廷大員的職責，也是一種膽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