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為國家大計著想，胸懷天下蒼生而忘個人得失。他以謙和、忍耐、退讓來爭取少些阻力多些支援，同心協力，共扶大廈於將傾。曾國藩深悉驕兵必敗的道理，他總結說，古今有才者敗，離不開一個“驕”字；平庸的人敗，離不開一個“惰”字。不僅為官、處世、做人如此，用兵亦如此。他以大局為重，興辦洋務，挽救國難，漸圖自強的思想，一直受到有識之士的推崇。
恆常
累月賓士酬應，猶能不失常課，當可日進無已。人生惟有常是第一美德。餘早年於作字一道，亦嘗苦息力索，終無所成。近日朝朝摹寫，久不間斷，遂覺月異而歲不同。可見年無分老少，事無分難易，但行之有恆，自如種樹畜養，日見其大而不覺耳。進之以猛，持之以恆，不過一二年，精進而不覺。言語遲鈍，舉止端重，則德進矣。作有崢嶸雄快之氣，則業進矣。
引自《曾正公全集》
連月奔走應酬，還能堅持既定的課程，當能每天大有進步。人生只有守常是第一美德。我早年對於書法，也曾苦力探索，終於沒有什麼成就。近日來天天摹寫，從不間斷，就感覺到月新年異。由此可見，年齡不管老少，事情無論難易，只要持之以恆，就會像種樹養家禽一樣，天天看著它長大而意識不到。勇猛精進，堅持不懈，用不了一二年，自然有覺察不到的長進。言語遲緩，舉止端重，則品德就會有長進。章有崢嶸雄快之氣，則學業就會有長進。
治國以勤，恆常為美
曾國藩從小所受家訓中就有“勤”字，如“三致詳”中的“勤致詳”、“八本”中的“居家以不晏起為本”，都是教導後輩子弟不可偷懶，要以勤治家。
古時當政之人通常都以“勤政愛民”為訓，常常告誡自己不可懶惰，要勤於政事，觀民間疾苦，為民謀利。只有勤於政事，才能造福於民。懶惰懈怠，民必受其弊。宋朝名臣真德秀說：“蒞事以勤。當官者一日不勤，下必有受其弊者。古之聖賢，猶且日昃不食，坐以待旦，況其餘乎?今之世有勤於吏事者，反以鄙俗目之，而詩酒遊宴，則謂之風流嫻，此政之所以多疵，民之所以受害也。不可不戒!”
自古以來，歷朝歷代當政者大多以“勤政”要求自己，因為只有勤政，才能知民間之所需，急民間之所苦，體恤民情。一個懶散的當政者不閱公，不察民情，不瞭解地方民風，又怎麼能與民眾連成一片，同甘共苦呢?
三國蜀相諸葛亮為千古賢相，他從劉備自帝託孤之後，“夙興夜寐，罰二十以上，皆親攬焉”以報劉備三顧茅廬的知遇之恩。他在《出師表》中說要“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內要治理政事，外要帶兵作戰，為後人奉為勤政榜樣。
後世有所作為的帝王，也多以勤政啟勉，如清軍剛入關時，康熙、雍正都以勤政著稱。
晚清政府內憂外患，處於風雨飄搖之中。曾國藩以勤奮自勵，包含了一種倔強的精神。他不敢預料事情會有什麼樣的結果，但只要他努力做了，就完成了自己的使命。這是他一以貫之的“盡人事聽天命”的思想。咸豐九年十二月，他在給好友吳廷棟的信中說：“弟近不課功效之多寡，但課每日之勤惰。來示企望鄙人於將來者，即以此語卜之，自揣此後更無可望。但當守一“勤”字，以終吾身而已。”
用他對自己兩位兄弟的話說：“吾唯以一‘勤’字報吾君，以‘愛民’二字報吾親。”對他來說，勤奮是報效國家的唯一途徑。
本著這樣的原則，曾國藩可謂勞心勞力，以一“勤”字終其身。就算偶爾有不夠勤奮的時候，他也要深刻反省，痛加改過。
曾國藩從小所受家訓中就有“勤”字，如“三致詳”中的“勤致詳”、“八本”中的“居家以不晏起為本”，都是教導後輩子弟不可偷懶，要以勤治家。
曾國藩說：“凡人之情，莫不好逸惡勞，無論貴賤智愚老少，皆貪於逸而憚於勞，古今之所同也。”他說：以人事與天事爭衡，莫大平“忠勤”二字。亂世多尚巧偽，惟忠者可以革其習：末俗多趨偷惰，椎勤者可以遏其疏。忠不必有過人之才智，盡吾心而己矣；勤不必有過人之精神，竭吾力而己矣。能剖心肝以奉至尊，忠至而智亦生焉；能苦筋骸以捍大患，勤至而勇亦出焉。
可以說，這種“忠”和“勤”的精神貫穿了曾國藩的一生。
隨著曾國藩位高權重，他對自己的要求也越加嚴格，這是他晚場善收的主要緣由。同時，曾國藩認為，位高權重，就要多做些事，才能名實相符，不枉國家重用之意。
在兩江總督任上，他對每天的時間作出具體安排：大約吏事、軍爭、餉事、事，每日須以精心果力，獨造幽奧，直湊單微，以求進境。一日無進境，則日日退矣。以後每日留心吏事，須從勤見僚屬、多問外事下手；留心軍事，須從教訓將領，屢閱操練下手；留心餉事，須從慎擇卡員、比較人數下手；留心事，須從恬吟聲調、廣徵古訓下手。每日年前於吏事、軍事加意：午後於餉事加意；燈後，於事加意。以一縷精心，運用於幽微之境，縱不日進，或可免於退乎?
以上是成名之後的曾國藩對自己的要求，下面是晚年的曾國藩對自己的日常要求。
他寫下這樣的時間安排：上半日：見客，審貌聽言，作折核保單，點名看操，寫親筆信，看書，習字。下半日：閱本日件，改信稿，核批札稿，查記銀賬目。夜間：溫詩、古，核批札稿，查應奏事目。到了同治四年，曾國藩的身體大不如前，這年十一月十三日，他在日記中寫下很有價值、耐人尋味的一段話：閱汪輝祖所為《佐治藥言》、《學治臆說》、《夢痕錄》等書，直至二更。其《庸訓》則教子孫之言也，語語切實，可為師法。吾近日諸事廢弛，每日除下棋看書之外，一味懶散，於公事多所延閣，讀汪公書，不覺悚然!酉刻，幼泉來談，閱本日件。夜閱批札各稿，二更後溫《古氣勢之屬》。四點睡。因將分內職事定一常課，作口訣曰：“午前治己事，午後治公；有客隨時見，查閱勤出門；二更誦詩書，高吟動鬼神。”
曾國藩早年身體非常好，對幕僚的依賴並不多，“遇陳奏緊要之件，每好親為草稿，或大加削改”。然而到了晚年，特別是由直隸回任兩江後，目疾加劇，“看寫字深以為苦”，甚至“除家書外，他無一字親筆”，對幕僚的依賴越來越多，但“其最要者，猶不假人”。
同治三年七月，曾國藩親閱“忠王”李秀成“親供”，他在家書中說：“偽忠王自寫親供，多至五萬餘字。兩日內看該酋親供。”李秀成不以才見長，其供詞中當有不少筆誤或錯別字，這閱讀供詞的事，完全可由心腹幕僚代勞，親為之，可見其勤!
梁啟超評曾國藩屢獲戰功的原因時也談到“勤”，他說：“正固非有超群絕倫之天才，在並時諸賢傑中，稱最鈍拙；其所遭值事會，亦終身在拂逆之中……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於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歷百千艱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銖積寸雷，受之以虛，將之以勤，植之以剛，貞之以恆，帥之以誠，勇猛精進，堅苦卓絕，如斯而已，如斯而已!吾以為使曾正公今日而猶壯年，則中國必由其手而獲救矣!”
勇毅
大抵任事之人，斷不能有毀而無譽，有恩而無怨。自修者但求大閒不逾，不可因譏議而餒沈毅之氣。衡人者但求一長可取，不可因微瑕而棄有用之才。苟於庸庸者過事苛求，則庸庸者反得幸全。
事會相薄，變化乘除，吾當舉功業之成敗，名譽之優劣，章之工拙，概以付之運氣一囊之中，久而彌自信其說不可易也。然吾輩自信之道，則當與彼賭乾坤於俄頃，較殿最於錙銖，終不令囊獨勝而吾獨敗。國藩昔在江西湖南，幾於通國不能相容。六七年間，浩然不欲復聞世事。惟以造端過大，本以不顧生死自命，寧當更問譭譽?
遇棘手之際，須從耐煩二字痛下工夫。
我輩辦事，成敗聽之天命，譭譽聽之於人，惟在己之規模氣象，則我有可以自立者，亦曰不隨眾人之喜懼耳。
賢達之起，其初類有非常之撼頓，顛蹶戰兢，反而得全，疢疾生其德術，荼蓼堅其筋骨。是故安而思危，樂而不荒。
道微俗薄，舉世方尚中庸之說，聞激烈之行，則訾其過中，或以罔濟泥之。其果不濟，則大快奸者之口。夫忠臣孝子，豈必一一求有濟哉?勢窮計迫，義無反顧，效死而已矣!其濟，天也；不濟，於吾心無憾焉耳。
時事愈艱，則挽回之道，自須先之以戒懼惕厲。傲兀鬱積之氣，足以肩任艱鉅，然視事太易，亦是一弊。
袁了凡所謂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從後種種譬如今日生，另起爐灶，重開世界。安知此兩番之大敗，非天之磨英雄，使予大有長進乎?諺雲：吃一塹，長一智。吾生平長進全在受挫受辱之時，務須咬牙勵志，蓄其氣而長其智，切不可茶然自餒也。
予當此百端拂逆之時，亦只有逆來順受之法，仍不外悔字訣、硬字訣而已。
百種弊病，皆從懶生，懶則弛緩，弛緩則治人不嚴，而趣功不敏，一處遲則百處懈矣。
勇有狹義的，廣義的，及急速遽的，持續的之別。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臨難不苟，義不反顧，此狹義的急遽的者也。成敗利鈍，非所逆睹，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此廣義的持續的者也。前者孟子所謂小勇，後者所謂大勇，所謂浩然之氣者也。右章所列，多指大勇而言，所謂勇而毅也。
軍人之居高位者，除能勇不算外，尤須於毅之一字，痛下工夫，挾一往無前之志，具百折不回之氣，毀榮譽辱死生皆可不必計較，惟求吾良知之所安。以吾之大勇，表率無數之小勇，則其為力也厚，為效也廣。至於級居下僚(將校以至兵)，則應以勇為唯一之天性，以各盡其所職，不獨勇於戰陣也，即平日一切職務，不宜稍示怯弱，以貽軍人之羞。世所謂無名之英雄者，吾輩是也。
引自《曾正公全集》
大概有職事在身的人，並不可能只有人詆譭而沒有人稱讚，有人感恩而沒有人怨恨。自我修養的人，只求要大節不虧，不能因為有人譏刺，就洩了沉毅之氣。選拔人才，只要他有一長，就可以任用，不能因為稍有不足，就將有用之材拋棄。如果對有出類拔萃之才的人過分苛求，那麼庸庸碌碌的人就反而會僥倖被重用。
各種事情和變化交迫，我應當把功業的成敗、名譽的優劣、章的好壞，全都投於運氣之中，時間久了，就更加相信這種說法是沒有錯誤的。然而，憑藉我們的自信，則應當與運氣賭這世界於頃刻，比高下於錙銖，最終不能總讓運氣取勝，而我們卻總是失敗。當年我在江西、湖南，幾乎到了全國都不能相容的地步。六、七年間，我根本不想再過問世事。只是由於最初的影響太大，我本來就自稱不顧生死，又怎麼能再去計較別人對我的譭譽呢?
每當遇到棘手的事情，必須在耐煩二字上痛下工夫。
我們這些人辦事，成敗只好聽天由命，譭譽也隨別人的便，只有自己處事的方法，靠自己來制定，也就是說，不隨眾人的喜懼而變化。
賢達之人剛剛產生時，起初大部分都經歷了許多磨難。不斷的挫折和驚懼，反而成全了他們；各種災難疾病，反而造就了他們的品德；困苦的遭遇，反而使他們筋骨強健。所以，能夠居安思危，歡樂而不荒**。
世道衰微，風俗淺薄，所有人都崇尚“中庸”之道，聽說誰有激烈的行動，便詆譭說太過了，有的以不能成功的藉口加以阻止。等到結果真的沒有成功，奸詐的小人就會幸災樂禍。作為忠臣、孝子，何必要求每件事都成功呢?為形勢和計策所迫，義無返顧，也好死而後已。事情成功了，也是天命如此；事情失敗了，自己心中也沒有什麼可以遺憾的。
時事越是艱難，那麼挽回時局的方法，就必須注意小心謹慎。那種傲然沉鬱的精神，足以擔當艱鉅的任務，但是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也是一個缺陷。
袁了凡所說的從前種種譬如昨天已死，以後種種譬如今天才誕生，新起爐灶，另行開張。誰知道這兩次大敗，不是上天磨鍊英雄，讓我大有長進呢?俗話說：吃一塹，長一智。我平生的進步，都是在受挫折、遭屈辱的時候，一定要咬緊牙關，鼓舞自己的鬥志，積蓄勇氣，增長智慧，而決不能灰心氣餒。
我在這種諸事不順的時候，也只有採取逆來順受的辦法，仍然堅持一個“悔”字和一個“硬”字。
各種弊病，都是由於懶惰而產生的。懶惰則什麼事都放鬆了，一放鬆就對人的要求也不嚴格了，所以辦事就不迅速。只要一處遲緩，其餘的地方就處處懈怠了。
勇敢有狹義和廣義的、瞬間的和持續的區別。暴虎馮河，死而無悔，生死關頭不苟且偷生，義無反顧，這就是狹義、瞬間的勇敢。在事業的成敗利弊無法預料的情況下，能夠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這就是廣義的、持續的勇敢。前面的勇敢，即孟子曾經說過的“小勇”，後面一種勇敢，就是孟子所說的“大勇”，也就是所謂的浩然之氣。上面所論述的，多數是指“大勇”，也就是所謂的勇毅。
高階軍官除了勇敢之外，特別要在“毅”字上痛下工夫，抱著一往無前的志向，具備百折不撓的勇氣，榮辱譭譽生死都置之度外，只要自己問心無愧。用我的“大勇”，做無數“小勇”的榜樣，這種力量就很強大，作用也很廣泛。至於下級軍官和士兵，則應當以勇敢為唯一的天性，以便各盡其職，不僅僅在戰場上勇敢，就是在平日的所有事情上，也不應當稍示怯弱，從而使軍人蒙受羞恥。世上所謂的無名英雄，就是我們這些人。
謙忍為先，大局為重
曾國藩為國家大計著想，胸懷天下蒼生而忘個人得失。他以謙下寬忍耐退讓來爭取少些阻力多些支援，同心協力，共扶大廈於將傾。
晚清時期，列強虎視眈眈，想侵我國土，奪我主權，經濟體制崩潰，吏治**，怨氣沖天。
曾國藩一生熟讀經，時刻以“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來要求自己精忠報國。但清廷吏治**，官員大部分是碌碌無為之人，多為謀私利而忘國家。曾國藩為國家大計著想，胸懷天下蒼生而忘個人得失。他以謙下寬容、忍耐退讓來爭取少些阻力多些支援，以扶大廈將傾。
“恩怨盡時方論定，封疆危日見才難。”曾國藩死後，左宗棠寄其子孝威書雲：“念曾侯之喪，吾甚悲之，不但時局可慮，且交遊情誼，亦難恝然也。吾與侯有爭者國事兵略，非爭權兌勢也。同時纖儒，妄生揣疑之詞，何值一哂耶。”“有爭者國事兵略”，不是私人的權力之爭，而是國家大事、用兵謀略等。國事、軍事為大，個人言語的相撞、觀念的衝突為小。
若於國於民有利，曾國藩主張容忍一下來兼濟天下。
自率湘軍東征以來，曾國藩有勝有敗，四處碰壁。究其原因，固然是因為其沒有得到清政府的充分信任而沒有授予地方實權所致。同時，曾國藩也認為自己在修養方面也有很多不足之處，尤其是在為人處事方面固執己見、自命不凡、一味蠻幹。
後來，他在寫給弟弟的信中談到應改變處世方法以求更好地成事：“立者，發奮自強，站得住也；達者，辦事圓融，行得通也。”
以前，曾國藩對官場的逢迎、諂媚及**非常厭惡。為此，他常與人發生矛盾，從而受到排擠，如他說：國藩從宦有年，飽歷京洛風塵，達官貴人，優客養望，與在下者軟熟和同之象，蓋已稔知之。而慣嘗積不能平，乃變而為慷慨激烈，軒爽髒髒之一途，思欲稍易三四十年不白不罘、不痛不癢、牢不可破詞，而矯枉過正，或不免流於意氣之偏，以是屢蹈怨尤，叢譏取戾。
透過多年的實踐，曾國藩深刻地感覺到，僅憑他一人的力量，是無法扭轉官場這種狀況的，如果繼續為官，那麼唯一的途徑，就是去學習、去適應。“吾往年在宮，與官場中落落不合，幾至到處荊榛。此次改弦易轍，稍覺相安。”此一改變，由於他覺得，“苟利於國，或益於鄉，往往攘臂從事，越俎代謀，心之無暇，豈遑多恤”?他說：“為人臣子者，不能為國家弭大亂，反以瑣事爭論，空言無益。”他還說：如果能使眾多的賢士都彙集而來，肝膽相照，那麼，即使是堅固的金石也能穿透，又有什麼艱難不能克服呢?
在與地方官員的交往中，也可得出曾國藩為了國家大局而謙忍。
駱秉章是湖南巡撫，權勢很大，當曾國藩編練湘軍和率軍出征的時候，幾次薄待曾國藩。然而曾國藩不與計較，還去屈求。
戰國時藺相如為了國家利益，避免和廉頗發生衝突，不惜自己被人罵作懦夫。當廉頗明白藺相如一片為國為民的苦心之後，羞愧難當，負荊請罪。將相於是齊心合力，共保國土，結果列國都不敢再侵犯趙國了。
為了國家大利著想，曾國藩“打落牙和血吞”，這份不計個人得失的胸懷就值得今人思量啊!
自強
逆夷據地求和，深堪髮指。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時事如此，憂患方深。至於令人敬畏，全在自立自強，不在裝模作樣。臨難有不屈撓之節，臨財有不沾染之廉，此威信也。《周易》立家之道，尚以有孚之威歸反諸身，況立威於外域，求孚於異族，而可不反諸己哉!斯二者似迂遠而不切合事情，實則質直而消患於無形。
夷務本難措置，然根本不外孔子忠、信、篤、敬四字。篤者，厚也；敬者，慎也；信，只不說假話耳，然卻極難。吾輩當從此字下手，今日說定之話，明日勿因小利害而變。如必推敝處主持，亦不敢辭。禍福置之度外，但以不知夷情為大慮。滬上若有深悉洋情而又不過軟媚者，請邀之來皖一行。
以正理言之，即孔子忠敬以行蠻貊之道；以陰機言之，即勾踐卑辱以驕吳人之法。聞前此滬上兵勇多為洋人所侮慢，自閣下帶湘淮各勇到防，從無受侮之事。孔子曰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我苟整齊嚴肅，百度修明，渠亦自不至無端欺凌。既不被欺凌，別處處謙遜，自無後患。柔遠之道在是，自強之道亦在是。
引自《曾正公全集》
外國人佔據我國的地盤再請求停止作戰，令人十分憤慨。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現在國家大事如此艱危，遭受的憂患正越來越深。至於叫別人敬畏我們，全靠我們自立自強，而不靠裝模作樣。在面臨危難的時候，有不屈不撓的氣概，面對錢財有不貪的廉潔之風，這才是樹立威信的方法。《周易》中談到立家之道，尚且說要建立起威望，必須從自身做起，何況要立威於外國，讓外國人信服我們，怎麼能不從自己做起呢!以上所說的兩點聽起來似乎讓人感到迂遠而不切合實際，其實正是簡單而真切的理論，它可以在無形中消除禍患。
洋務本來就很難處理，處理問題根本不外乎孔夫子所說的忠、信、篤、敬四個字。篤，就是淳厚；敬，就是慎重；信，就是不說假話，然而，要做到卻極難。我們該從此“信”字下手，今天說定的話，明天不能由於小的利害關係而改變。若一定要推我去主持，也不敢推辭。是禍是福，置之度外，但不懂得洋務，這才是最大的問題。上海那裡如有懂得洋務而又不軟弱獻媚的，請邀他來安徽一趟。
從正理上說，就是孔子所說的用忠敬來與洋人處事；從機謀上講，就是用勾踐以卑辱的方式來驕吳國人之志。聽說以前上海計程車兵常被洋人侮辱，自從你帶湘淮軍到上海後從沒遇到過這樣的事。孔子說，國家能夠治理得好，誰敢侮辱。倘若我們整齊嚴肅，百業興盛，他們也就不能無端欺侮了。既不被欺凌，就要處處謙遜，自然沒什麼後患了。以柔致遠是如此，自強之道也是這樣。
忍辱負重，漸圖自強
曾國藩致書通商大臣崇厚，表示“有禍同當，有謗同分”，又給兒子留下一封長長的遺書，還把駐紮在保定的劉銘傳軍四千人調來靜海，隨時聽候進津彈壓。萬般就緒後，他發出“諭天津士氏示”。
晚清內憂外患，面對列強的堅船利炮，開戰是一打必敗。自古弱國沒有外交，滿清王朝與列強實力相差太大，曾國藩在這種情形下，只能實施務實外交的原則，委曲求全，以圖自強。
僅僅從務實外交的角度出發，曾國藩的處理方案儘管忍讓過度，但也算是一種相對合理的解決之道。“天津教案”即是一個證明。
它的大致經過如下：
在事發前，天津四處有匪徒迷拐人口、挖眼剖心的傳聞，並牽涉到教堂。正好當時法國天主教仁慈堂瘟疫流行，堂內收養的棄嬰中有三四十名相繼死去。有人看見，仁慈堂在某日半夜將三個裹有童屍體的白布包運出城外；還有人看見，郊外義冢被野狗拖出的童屍，胸腔已暴露，沒有心肺，且有人指認為仁慈堂的棄嬰。於是，天主教堂迷拐兒童挖眼剖心作為藥材的事情越傳越真。五月間，一個名叫武蘭珍的拐賣兒童罪犯被天津官府拿獲，經拷問，招認迷、拐兒童為教民王三供給。訊息不脛而走，天津群情激憤，商人罷市，書院停課。
五月二十三日，仁慈堂外聚叢集眾達萬餘人。向來視中國人如草芥的法國領事豐大業拔槍擊傷前來調查與勸阻群眾的清朝官員，於是民眾一哄而起，當場將豐大業毆打致死。憤怒的群眾：中人仁慈堂和附近的教堂，殺死法國教士、修女、洋職員還有他們的妻兒二十餘名。隨後又焚燒了教堂、育嬰堂和領事署，釀成舉世矚目的大命案。
天津教案令當時“市忠憤之名於天下”的清義派歡欣鼓舞。有人主張馬上向法國宣戰；有人建議依靠民眾的義憤，一鼓作氣，閉關絕使，把洋人趕出國境。當時的內閣中書李如松還說，要趁此機會焚盡在京的使館，殺盡在京的洋人。曾國藩二月接任直隸總督，三月左眼睛失明，四月以後又患眩暈病，請假兩個月在家調理。就在這時，他接到赴津查辦教案的詔書。曾國藩身為直隸總督，又是久負重望的大臣，自然責無旁貸，立即覆命應詔。
五月二十九日，曾國藩在《復陳赴津查辦夷務折》中闡明自己的認識：辦案原則是“立意不與之開釁”，即決不能由於此命案與外國重開兵端，使君國置於危險之中；辦案的重點是，“武蘭珍是否果為王三所使，王三是否果為教堂所養，挖眼剖心之說是否憑空謠傳，抑或確有證據”；辦案的落腳點，一旦切實查明，務必“嚴拿凶手以懲煽亂之徒，彈壓士民以慰各國之意”。
抵津後，曾國藩心力交瘁，憂思難眠，雖然他歷來維護名教，對洋人的異教有看法；雖然他也明白，從根子上看“曲在洋人”；雖然他也知道，只要維護天津民眾，就會被舉世稱為大英雄。然而，此時的境況，卻由不得他了。西方列強在磨刀霍霍，各**艦麇集海口。一位法國海軍提督揚言：“十數日內再無切實答覆，定將津郡化為焦土。”一位英國外交官也說：“天津教案，當時若將津郡地方全行焚燬，可保後來無事。”論實力，當時中國遠不是英法的對手，形勢非常急迫。曾國藩致書通商大臣祟厚，表示“有禍同當，有謗同分”，又給兒子留下一封長長的遺書，還將駐紮在保定的劉銘傳軍四千人調來靜海，隨時聽候進津彈壓。萬般就緒後，他發出“諭天津士民示”。曾國藩準備冒天下之大不韙，捨命去查辦這一樁大案了。
擺在他面前的任務，首先是透過調查取證，認定事實。當時，朝野上下都相信洋人挖眼剖心做藥材的傳說。內閣學士宋晉奏稱：仁慈堂有罈子裝幼孩眼睛。連清廷給曾國藩的上諭中也說：百姓焚燬仁慈堂時，得了許多人眼人心，交給崇厚，崇厚隱瞞不報，都銷燬了。
傳聞一定要查證，逐一落實。
曾國藩的調查結果表明：王三雖然曾經供認授藥給武蘭珍，然而時供時翻，其籍貫也和武蘭珍說的不同，且並沒有受教堂主使的證據；仁慈堂現有孤兒一百五十名，經逐一詢問，證實沒有一人系拐賣而至；教堂掩埋的童屍都是因為瘟疫致死，都有心有眼；“迷拐幼兒，挖眼剖心，有眼盈壇”之說，訪之城內外，全系聽聞，沒有一人能指實。
“天津教案”從表面事實看，洋人被毆死男女數十，尤其是殃及無辜。但從更深層的背景看，則是多年積怨造成的結果。自洋人入華以來，強行佈教，時時與民眾相沖突。而地方官僚委曲求全，處理不能持平，民眾的怨氣得不到伸張。所以，當事情發生時，群眾採取過激行動，其實是多年仇恨的發洩。然而，曾國藩還是將天津的守官革職發配，將“凶犯”充軍處死並賠償撫卹金共計四十九萬七千餘兩白銀，派遣崇厚為特使前往法國“道歉”。
方案一經公佈，朝野上下無不譁然，一時間輿論沸騰，人們罵曾國藩為“賣國賊”。朝廷中的“清議派”更是不遺餘力地對其進行攻擊，甚至還有人主張嚴懲曾國藩以謝天下。
對於天津人民反洋教一事，曾國藩最後竟以這樣屈辱的條件結案，絕不像他事後辯白的那樣，只是偶爾失計或“誤聽人言”，而是因為他的投降主義的外交方針決定的。這可以從他的一些信件中看出一些原因。信中說：謂津民義憤不可查拿，府無辜不應訊究者，皆快外無識之浮議。弟雖智慮短淺，斷不至為浮議所搖。
中國與外國交接，可偶結一國之小怨，而斷不可激各國之眾怒……使彼協以謀我，處處設防，年年議戰，實屬毫無把握。此等情勢弟籌之至熟。
鑑於這種思想，曾國藩但望同外國簽訂和約，只是害怕洋人前來尋釁打仗。不料恰在這種情況下爆發了天津人民的反洋教鬥爭。曾國藩明知這次事件是教民平日作惡太甚和豐大業對官員開槍激成的，仍將“啟釁”的罪名硬加在天津人民頭上，必欲多捕多殺，以快洋人之意。如此，在處理天津教案的過程中，曾國藩的民族投降主義也就發展到他一生中的最高峰，從而徹底暴露出民族投降派的反動面目，憤怒的官紳民眾給他戴上了“賣國賊”的帽子，是完全能夠理解的。
曾國藩將轟轟烈烈的太平天國革命鎮壓下去之後，曾經引起整個地主階級的歡呼和讚美，一時被捧為“中興名將”、“曠代功臣”，簡直成為蓋世英雄。不料辦天津教案讓他聲望一落千丈，轉瞬之際變成了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舉國欲殺的千古罪人，正如後人形容的那樣，“一轉眼間，鐘鼎世勳，聖相威嚴，卻變成謗譏紛紛，舉國欲殺”。
本來曾國藩在辦理天津教案中的做法是完全符合清政府的意圖的，若說賣國，曾國藩和慈禧都賣國，並沒有多大區別。但是當時卻沒有人敢於直接攻擊慈禧，而把賣國賊的帽子單單戴到曾國藩的頭上。慈禧似乎也想乘機壓一壓湘軍集團的勢頭，有意無意地讓曾國藩做了她的犧牲品，讓曾國藩在社會輿論的猛烈攻擊下完全處於被動挨打、有口難言的困境。
曾國藩是八月四日接到調任兩江總督的命令的，直到九月二十三日才離開天津，先回京陛見一次，然後再從北京經河間一路南下，蒞任兩江總督。自辦理天津教案以來，曾國藩經常受到眾人的指罵，一直心情苦悶，回到江寧後，仍不時受到輿論的抨擊，譏諷之詞時而在他的耳邊響起。同時他在官場中也越來越不得意，時常受人白眼，這就讓他的心情更加鬱鬱不樂。
曾國藩去天津之前已得有肝病，右目失明，左目迷瞢，時發眩暈之症；回到江寧之後心情鬱悒，衰頹日甚，遂成不治之疾，在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日死於江寧兩江總督官署，時年61歲。
清政府聞訊釋出上諭，除對他一生的活動大加讚揚外，還追贈太傅，諡正，並准入京師昭忠祠、賢良祠，於原籍和江寧建專祠，在國史館立傳。這在當時對漢大臣來說算是最高一級的嘉獎了。
嚴明
古人用兵，先明功罪賞罰。
救浮華者莫如質，積玩之後，振之以猛。
醫者之治瘠癰，甚者必剜其腐肉，而生其新肉。今日之劣弁羸兵，蓋亦當為簡汰，以剜其腐肉者，痛加訓練，以生其新者。不循此二道，則武備之弛，殆不知所底止。
太史公所謂循吏者，法立令行，能識大體而已。後世專尚慈惠，或以煦煦為仁者當之，失循吏之義矣。為將之道，亦以法立令行，整齊嚴肅為先，不貴煦煦也。
立法不難，行法為難。凡立一法，總須實實行之，且常常行之。
九弟臨別，深言馭下宜嚴，治事宜速。餘亦深知馭軍馭吏，皆莫先於嚴，特恐明不傍燭，則嚴不中禮耳。
呂蒙誅以笠取鎧之人，魏絳戮亂行之僕。古人處此，豈以為名，非是無以警眾耳。
近年馭將，失之寬厚，又與諸將相距遙遠，危險之際，弊端百出。然後知古人所云“作事威克厥愛，雖少必濟”，反是乃敗道耳。
治軍之要，尤在賞罰嚴明。煦煦為仁，中以隳軍紀而誤國事，此盡人所皆知者。近年軍隊風氣，紀綱大弛，賞罰之寬嚴每不中程，或姑息以圖見好，或故為苛罰以示威。以愛憎為喜怒，憑喜怒以決賞罰，於是賞不知感，罰不在畏。此中訊息，由於人心之澆漓者居其半，而由於措施之乖方者亦居半。
當此沓洩成風，委頓疲玩之餘，非振之以猛，不足以挽回頹風。與其失之寬，不如失之嚴。法立然後知恩，威立然後知感，以菩薩心腸，行霹靂手段，此其時矣。是望諸勇健者，毅然行之而無稍餒，則軍事其有豸乎。
人君以生殺予奪之權，授之將帥，猶東家之錢銀貨物，授之店中眾夥。若保舉太濫，視人君之名器，不甚愛惜，猶之賤售浪費，視東家之貨財，不甚愛惜也。介之推曰：“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為己功乎?”餘則略改之曰：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假大君之名器，以市一己之私恩平?餘忝居高位，惟此事不能力挽頹風，深為愧慚。
竊觀自古大亂之世，必先變亂是非，而後政治顛倒，災害從之。屈原之所以憤激沉江而不悔者，亦以當日是非淆亂為至痛。故曰：蘭芷變而不芳，荃蕙化而為茅!又曰：固時俗之從流，又孰能無變化?傷是非之日移日淆，而幾不能自立也。後世如漢晉唐宋之末造，亦由朝廷之是非先紊，而後小人得志，君子有遑遑無依之象。推而至於一省之中，一軍之內，亦必其是非不揆於正，而後其政績少有可觀。
賞罰之任，視平權位，有得行者有不得行者。至於維持是非之公，則吾輩皆不可辭之責。顧亭林先生所謂匹夫，與有責焉者也。
引自《曾正公全集》
古人用兵，首先明確立功有賞、有罪受罰的原則。
挽救浮華之弊的最好方法，便是質樸，在長期的惡習積存之後，必須採取剛猛的措施予以糾正。
醫生在治療瘡毒已經潰爛了的病人時，潰爛厲害的地方，必須把腐肉割去，以便能讓新肉生長。今天的老弱殘兵，也應當進行淘汰，好比割去腐肉一樣，然後進行嚴格的訓練，以促使新的力量的產生。若不採取這兩種辦法，武備的鬆弛，就不知道要到什麼時候才是盡頭了。
司馬遷所說的循吏，僅僅是法立令行，能顧全大局而已。後世專門崇尚仁慈恩惠，或者把施捨小恩小惠的人當作循吏，這就失去了循吏的本義了。為將之道，也要以法立令行、整齊嚴肅為首要任務，而不看重施以小的恩惠。
立法並不難，難的是依法行事。只要訂立了一項法令，一定要實實在在地去執行，而且必須持之以恆。
九弟臨別之時，特別強調駕馭部下應當嚴厲，辦事應迅速。我也深知治軍和管理官吏，首要的就是嚴。我擔心的只是自己的見識有限，導致嚴得不合法度。
呂蒙殺了用斗笠遮著鎧甲的人，魏絳處死了駕車亂行軍中的人。古人如此做，難道是為了沽名釣譽嗎?但若不這樣處置，就無法警示部下。
近年來，我管理部將太寬厚了，又與諸將相隔遙遠，當面臨危險時，弊端百出。現在我才知道古人所說的“立威勝過自己所愛，人數雖少，也能取勝”的道理，反之，就只會招致失敗。
治軍的關鍵，尤其是要賞罰嚴明。小小的仁惠，就足以敗壞軍紀，貽誤國家大事，這是人所共識的。近年來的軍隊風氣不好，軍紀非常鬆懈，賞罰的寬嚴常常不合乎標準，有的姑息遷就以圖討好，有的故意重罰以樹立自己的威嚴。常以自己的愛憎來確定喜怒，憑自己的喜怒來決定賞罰，這樣，得到獎賞的人不知道感恩，受到處罰的人，也不知道畏懼。這其中的原因，一半是由於人心不古，一半則是由於方法不妥當。
在如今輕侮成風，疲弱不堪的形勢下，若不施行嚴厲的手段，就難以挽回頹敗的風氣。與其失之太寬，不如失之太嚴。權威確立之後，人們才會感恩，心中才會震動。用菩薩心腸，實行嚴厲的手段，正是在這個時候。希望諸位英雄豪傑，毅然實行，不要有所鬆懈，那麼，軍事上的問題，就有可能解決了。
君主把生殺予奪的大權，交給將帥，好比是東家把自己的財產交給了店中的夥計。若保舉將帥過濫，就是不愛惜君主所給予的名號和權位。這就好比店中的夥計把財貨賤賣浪費一樣，也是不愛惜東家的財貸。介之推說：竊取別人的錢財，就稱為盜賊，何況自己貪天之功呢?我則把這句話稍加改動為：竊取別人的財物，尚且被稱為盜賊，何況是假借君主所給的權位、名號，來謀取一己的私恩呢?我身居高位，卻不能力除此種不良風氣，深感慚愧。
據我觀察，自古以來大亂的時代，必定是先混淆是非，然後政治顛倒，災害也就隨之產生。屈原之所以激憤投江而不後悔，也是由於對當時的是非顛倒感到萬分痛心。因此他說：“蘭芷已變得不芳香了，荃蕙竟變成了茅草!”又說：隨時俗而從流，又怎麼能沒有變化呢?悲傷是非越來越混淆，幾乎到了無法自立的地步。後世如漢、晉、唐、宋的末年，也是由於朝廷先把是非混淆顛倒，然後小人才能得志，讓君子有惶惶不安、無所依託之感。由此推想到一省之中，一軍之內，也是必定由於是非不正，然後才使其政績沒有什麼可值得讚賞的。
賞罰這種事，要看自己權力地位的大小高低，有的行得通，有的行不通。至於維護是非的公正，則是我們大家不可推卸的責任，這就是顧亭林先生所說的匹夫有責。
審時度勢，育兵有方
曾國藩說：新募之勇全在立營時認真初練。訓有二，訓打仗之法，訓做人之道。訓打仗別專尚嚴明，須令臨陣之際，兵勇畏主將之法令，甚於畏賊之炮子；訓做人之道則全出於誠，如父母教子，有殷殷望其成立之意，庶人人易於感動。
曾國藩治軍的最大特點就在於他不但從物質上鼓勵官兵，更注重從精神上給予安慰。這就是他“精神加銀子，訓就有主義的軍隊”的要旨所在。
咸豐四年，他在給郭嵩燾的信中慷慨陳詞：“逆匪信天主之教，孔子之經；但知有天，無所謂父也：蔑中國之人倫，聽從敵人的謬誤；農不能自耕以納賦，而學賈氏官田之法，說這都是天王之田；商不能自運以職息，而借王氏貸民之說，說這都是天王之貨。”中心思想是要維護“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人倫關係，維護兩千多年的封建孔教統治。他在信中哀嘆道：“此豈獨我大清之變?乃堯舜以來之奇變，我仲尼之所痛泣於九泉者也。”
即曾國藩自辦團練之初便明確認識到，軍勇與太平軍之間開展的大規模戰爭，不只是軍事鬥爭，而同時是兩種化之戰，兩種精神意識之戰，兩種社會制度之戰。
曾國藩高度重視軍隊的訓練。在湘軍剛成立時，他即提出要“輔之以訓練勤”，以改變八旗兵、綠營兵缺乏訓練、無膽技、一觸即潰的弊病。所以，曾國藩尤其強調軍隊訓練的重要性和緊迫性，他說“要練一人收一人的益處，練一月收一月的效果。”曾國藩將湘軍的訓練分為訓教與操練兩種，而以訓教為根本，特別注重思想性的教育。
湘軍的訓教，沒有製成明頒佈，但在曾國藩所著的《功訓練以禦寇》中有反映。他寫道：禁嫖賭，戒遊惰，慎言語，敬尊長，此父兄教子弟之家規也。為營官者，待兵勇如子弟，使人人學好，個個成名，則眾勇感之矣。
曾國藩以理學家的身份創立湘軍，為此他非常重視義理之教在湘軍中的作用。王守仁曾說過“破山中之賊易，破心中之賊難”的話，曾國藩遂將這一思想運用於治軍上，重視“操練”就是“破山中之賊”的功夫；“訓教”則是“破心中之賊”的功夫。因為“破心中之賊難”所以對訓教必須下苦功夫。用什麼方法訓教，他強調以義理來帶兵。他指出：帶兵的方法，用恩不如用仁，用威不如用禮。仁，就是促進人成長、促進人發達。對待士兵像對待子弟一樣，常希望他成長、發達，那麼每人都知曉恩情了。禮，就是所說的不管多少、大小、快慢，偉大而不驕傲。整齊衣冠，遵循禮法，如此人人敬畏他，有威而不勇猛。再持之以崇敬，面容嚴肅，無形無聲之中，常有懍然不可侵犯之相，則人人知道他的尊嚴。有這兩方面，即使是蠻野之國，也不愁士兵不可治服了!
在湘軍中，倡導將領似父兄般對待士兵，士兵也應視將領為父兄，加之湘軍中客觀存在的親黨鄰里的血緣和地緣關係，因此每每在訓教後，均收到勇丁感激涕零的效果。
曾國藩說：“新募之勇全在立營時認真初練。訓有二，訓打仗之法，訓做人之道。訓打仗則專尚嚴明，須令臨陣之際，兵勇畏主將之法令，甚於畏賊之炮子；訓做人之道則全出於誠，如父母教子，有殷殷望其成立之意，庶人人易於感動。
綜上可以看出，訓教的內容主要是紀律和做人之道的教育。曾國藩對待部下，好比父兄帶子弟一般，特別注重他們的品行，“切不可使他因擾民而壞品行，因嫖賭鴉片而壞身體”。後來曾國藩在評論自己帶兵的長處時說：餘昔於諸將來謁，無不立時接見，諄諄訓誨，上勸忠勤以報國，下戒騷擾以保民，別後則寄書告誡，頗有師弟督課之象。其於銀米子藥搬運遠近，亦必計算時日，妥為代謀，從不誑以虛語。餘諒苦衷各將士，頗有家人父子之情。此餘昔日之微長也。
曾國藩不僅選將時注重“忠義”，而且在成軍後還不斷向將勇灌輸“忠義”、“命運”、“升官發財”等封建意識。
他說：“練者其名，訓者其實。”強調“訓”重於“練”，把向將勇進行封建說教放在首位。曾國藩在每次操演時，總是“反覆開說至千酉語”：那位“窮年汲汲，與其徒講濂、洛、關、閩之緒”的羅澤南，“日登將臺，與宦兵講宋五子之學，時或作布帛菽粟之談”。他的弟子王鑫也如法炮製，“暇則訓以《孝經》、《四子書》，轉相傳誦，營門夜誦，書聲琅琅出壕外，不知者疑為村塾也”。
但是帶兵打仗只有精神還不夠，還要有物質條件。曾國藩在具體實踐上，主張以“利”來獲得軍心，以厚賞來得兵將之勇。所以他多方努力，堅持實行了一種厚餉養兵的統軍方式，讓他得到了一支勇猛無比的軍事力量，這是他軍事上成功取勝的一個重要原因。
曾國藩覺得，綠營兵**無能的一個主要原因在於兵餉太低。綠營步兵月餉銀一兩五錢，綠營守兵月餉一兩，綠營馬兵月餉二兩。這種情況在清朝初年，勉強可以維持生活，至道光以後，米價上漲，綠營兵餉已不夠維持五口之家，加之綠營兵餉日薄，就更沒有辦法依靠兵餉來維持生計了。《道鹹宦海見聞錄》中記載，綠營兵“營中公費，近年益缺，各種雜出費用無一不攤派兵餉，是以每月每兵僅得餉三錢有零，不敷一人食用，別尋小本經紀或另有他項技藝，藉資事蓄”。綠營兵沒有辦法不得不經常出營尋求生計，忽視了在營訓練，最後導致戰鬥力低下。綠營軍官為了聚斂財富，也常常苛扣軍餉或冒領軍餉，導致綠營軍軍心不穩。
基於此等認識，曾國藩在開始辦團練的時候就規定口糧操演日給予一錢：出征本省“土匪”，每日一錢四分：徵外省“粵匪”，每日一錢五分，隊長哨長依次而加。養傷銀上等三十，中等二十，下等十兩。陣亡恤銀六十兩。
湘軍的軍餉是非常優厚的，湘軍士卒的月餉幾乎是綠營兵月餉的三倍或三倍以上。統計各項總的收入，營官每月為二百兩，分統、統領帶兵三千人以上者每月為三百九十兩，五千人以上者五百二十兩，萬人以上者六百五十兩。連曾國藩本人也不得不承認“章程本過於豐厚”。王運在《湘軍志》中指出：“故將五百人，則歲人三千，統萬人，歲人六萬金，猶廉將也。”
曾國藩透過厚餉養兵收到了一定的成效。湘軍士兵的兵餉，除個人生活外，可貼補家用，所以能夠安心操練，提高戰鬥力，一改綠營兵由於口糧不足而常常離營兼做他事、荒於訓練的弊病。同時，曾國藩也希望透過給予將領豐厚的收入來減少苛扣兵餉的事情發生，達到“養廉”的目的。曾國藩在奏疏中闡述了這一想法，“臣初定湘營餉項，稍示優裕，原冀月有盈餘，以陽將領之廉，而作軍士之氣”。
曾國藩如此厚餉養兵，自然“隴畝愚氓，人人樂從軍，聞招募則急出效命，無復綠營徵調別離之色”。湘軍成為了一支驍勇善戰的武裝隊伍。
在精神整合作用上，曾國藩遠比洪秀全聰明，他依封建血統思想召集、訓練湘軍，不但利於隊伍團結，更得到當時大部分抱有“正統”觀念的人的支援和幫助。他手下的一批將領參軍的目的就是為了“光復名教”，以正統對恃“邪教”，所以精神上就佔了上風，加之外有列強提供裝備精良武器，自然可以放手一搏了。
曾國藩以忠義和升官發財這兩種思想意識作為精神支柱，輔之以豐厚軍餉，訓就了一支由儒生與農民組成的地主階級的新式武裝軍隊。
曾國藩企圖在湘軍內部製造一種如父子兄弟般親熱的氣氛，然後在這種氣氛中，使弁勇重視“仁”、“禮”這樣的封建名分，從而泯滅軍隊內部的階級對立情緒與其他不滿情緒，鞏固體現於“禮”中的封建宗法秩序。
戰守
凡用兵主客奇正，夫人而能言之，未必果能知之也。守城者為主，攻者為客；守營壘者為主，攻者為客；中途相遇，先至戰地者為主，後至者為客；兩軍持，先吶喊放槍者為客，後吶喊放槍者為主；兩人持矛相格鬥，先動手戮第一下者為客，後動手即格開而即戮者為主。中間排隊迎敵為正兵，左右兩旁抄出為奇兵；屯宿重兵，堅扎老營與賊相持者為正兵，分出遊兵，飄忽無常，伺隙狙擊者為奇兵；意有專向、吾所恃以禦寇者為正兵，多張疑陣，示人以不可測者為奇兵；旌旗鮮明，使敵不敢犯者為正兵，羸馬疲卒，偃旗息鼓，本強而故示以弱者為奇兵；建旗鳴鼓，屹然不動者為正兵，佯敗佯退，設伏而誘敵者為奇兵；忽主忽客，忽正忽奇，變動無定時，轉移無定勢。能一一區而別之，則於用兵之道思過半矣。
凡出隊有宜速者，有宜遲者。宜速者，我去尋敵，先發制人者也；宜遲者，敵來尋我，以主待客者也。主氣常靜，客氣常動，客氣先盛後衰，主氣先微而後壯。故善用兵者，每喜為主，不喜作客。休祁諸軍，但知先發制人一層，不知以主待客一層，加之探報不實，地勢不察，敵情不明，徒能先發而不能制人。應研究此兩層，或我尋敵，先發制人，或敵尋我，以主待客。總須審定乃行，切不可於兩層一無所見，貿然出隊。
師行所至之處，必須多問多思。思之於己，問之於人，皆好謀之實跡也。昔璞山帶兵，有名將風，每與敵遇，將接仗之前一夕，傳各營官齊集，與之暢論敵情地勢，袖中出地圖十餘張，每人分給一張，令諸將各抒己見，如何進兵，如何分支，某營埋伏，某營並不接仗，待事畢後，專派追剿。諸將一夕說畢，璞山乃將自己主意說出，每人發一傳單，即議定主意也。次日戰罷，有與初議不符者，雖有功亦必加罰。其平日無事，每三日必傳各營官熟論戰守之法。
一曰紮營宜深溝高壘，雖僅一宿，亦須為堅不可拔之計，但使能守我營壘，安如泰山，縱不能進攻，亦無損於大局。一曰哨探嚴明，離敵既近，時時作敵來撲營之想，敵來之路，應敵之路，埋伏之路，勝仗追擊之路，一夕探明，切勿孟浪。一曰痛除客氣，未經戰陣之兵，每好言戰，帶兵者亦然。若稍有閱歷，但覺我軍處處瑕隙，無一可恃，不輕言戰矣。
用兵以渡水為最難，不特渡長江大河為難，即偶渡漸車之水，丈二之溝，亦須再三審慎，恐其半渡而擊，背水無歸，敗兵爭舟，人馬踐溺，種種皆兵家所忌。
隘路打勝仗，全在頭敵，若頭敵站腳不住，後面雖有好手，亦被擠退。
兵者，不得已而用之。常存一不敢為先之心，須人打第一下，我打第二下。
打仗之道，在圍城之外，節太短，勢太促，無埋仗，無變化，只有隊伍整齊，站得堅穩而已。欲靈機應變，出奇制勝，必須離城甚遠，乃可隨機制宜。凡平原曠野開仗與深山窮谷開仗，其道迥別。
戰陣之事，須半動半靜：動如水，靜如山。
軍事不可無悍鷙之氣，而驕氣即此之相連；不可無安詳之氣，而惰氣即之相連。有二氣之利，而無其害，有道君子，尚難養得恰好，況弁勇乎?
凡用兵之道，本強而故示敵以弱者，多勝；本弱而故示敵以強者，多敗。敵加於我，審量而後應之者，多勝；漫無審量，輕以兵加於敵者，多敗。
久戰之道，最忌“勢窮力竭”四字。力則指將士精力言之，勢則指大局大計及糧餉之接續。賊以堅忍死拒，我亦當以堅忍勝之。惟有休養士氣，觀釁而動，不必過求速效，徒傷精銳，迨瓜熟蒂落，自可應手奏功也。
凡與賊相持日久，最戒浪戰。兵勇以浪戰而玩，玩則疲，賊匪以浪戰而猾，猾則巧。以我之疲戰賊之巧，終不免有受害之一日。故餘昔在營中誡諸將曰：“寧可數月不開一仗，不可開仗而毫無安排算計。”
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國藩於此數語，常常體念。大約用兵無他巧妙，常存有餘不盡之氣而已。孫仲謀之攻合肥，受創於張遼；諸葛武侯之攻陳倉，受創於郝昭，皆初氣過銳，漸就衰竭之故。惟荀艹冖缶之拔逼陽，氣已竭而復振；陸抗之拔西陵，預料城之不能遽下，而蓄養銳氣，先備外援，以待內之自斃。此善於用氣者也。
能戰雖失算亦勝，不能戰雖勝算亦敗。
懸軍深入而無後繼，是用兵大忌。
危急之際，尤以全軍保全士氣為主。孤軍無助，糧餉不繼，奔走疲憊，皆散亂必敗之道。
凡善弈者，每於棋危劫急之時，一面自救，一面破敵，往往因病成妍，轉敗為功，善用兵者亦然。
凡危急之時，只有在己者靠得住，其在人者皆不可靠。恃之以守，恐其臨危而先亂；恃之以戰，恐其猛進而驟退。
凡用兵須蓄不竭之氣，留有餘之力。
引自《曾正公全集》
關於用兵的主、客、奇、正，人們雖然可以談論它，卻不一定真正明白其中的道理。守城的軍隊是主，攻城的軍隊是客；守營壘的軍隊是主，進攻營壘的軍隊是客；兩軍中途相遇，先到作戰陣地的軍隊是主，後到的軍隊是客；兩軍對壘，先吶喊放槍的軍隊為客軍，後吶喊放槍的軍隊為主軍；兩人持矛相攻擊，先動手刺對方的人是客，後動手格開對方的矛再刺對方的人是主。中間列陣迎敵的軍隊稱正兵，從左右兩側包抄進攻的軍隊稱奇兵；屯宿重兵、堅扎軍營與敵人相持的軍隊為正兵，分出機動部隊，飄忽不定，伺機狙擊敵人的稱奇兵；目標清楚，以自己有所憑恃抵禦敵人的叫做正兵，多布疑兵，讓敵人無法弄清底細的叫做奇兵；旌旗鮮明，讓敢人不敢侵犯的叫做正兵，羸馬疲卒、偃旗息鼓，其實強大卻故意顯露弱勢的叫做奇兵；樹起大旗、擂響戰鼓，屹然立於陣前不動的叫做正兵，佯裝敗退、設下伏兵引誘敵人中計的叫做奇兵。忽為主軍，忽又為客軍，忽為正兵，忽又為奇兵，變動起來沒有一定的時間，也沒有一定的規律。若對這些變化都能一一加以區別，那麼，對於用兵之道就掌握了多半了。
出兵作戰，有應當快的，也有應當慢的。應當快的就是我軍去尋求敵人作戰，先發制人；應當慢的，是指敵人來尋我作戰，我軍以主待客。主氣常靜，客氣常動，客氣是先盛而後衰，主氣是先弱而後壯。因此，善於用兵的人，總是喜歡作主，不喜歡作客。休、祁各軍，只知道先發制人，而不知以主待客，再加上所得到的情報不確實，地形、地勢不清楚，對敵情瞭解不夠，所以只能先發而不能制人。應當仔細研究這兩層內容，或者我方尋敵作戰，先發制人，或者敵方尋我作戰，我軍以主待客。總要考慮成熟以後再行動，萬不可對這兩層內容沒有無把握就貿然出兵。
行軍所到之處，一定要多詢問，多思考。自己獨立思考，廣泛地詢問別人，都是好謀的實際表現。過去璞山帶兵，有名將之風，每當與敵軍遭遇，在交戰的前一天晚上，他都要傳令各營的長官集合，與他們暢談敵情地勢，還從衣袖中拿出十多張地圖，分給每人一張，讓他們各抒己見，諸如怎樣進兵，如何分派兵力，某營埋伏，某營並不參戰，等到戰鬥結束後專門負責追剿敵人。等大家都說完了，璞山再將自己的意見說出，每人發一份傳單，上面寫的就是已經議定的主意。第二天戰鬥結束後，若發現誰的所作所為與當初議定的意見不相一致，就算有功也必然受到處罰。在平日無事時，璞山每三天必傳召營官們仔細討論戰守的方法。
一是紮營當深溝高壘，就算只住一宿，也必須把營寨建得堅不可摧，只要能把營寨守得安如泰山，即使不能進攻，也不會損於大局。一是哨探必須嚴明，既然離敵軍很近，就要時刻提防敵人前來偷襲，對敵人來襲的道路，我軍應敵的道路，可以設埋伏的道路，還有打勝仗後追擊敵人的道路，都要很快偵察清楚，萬萬不可粗心大意。一是要清除客氣，沒有經歷過戰鬥計程車兵，經常喜歡主戰，帶兵的將領也是這樣。如果稍經歷過戰爭的磨鍊之後，就會認為我軍處處都有弱點，沒有哪一個地方可以依恃，於是就不敢輕易地主戰了。
用兵以渡河為最難，不僅渡過大江大河時為難，就算是偶爾橫渡能淹沒車輛的河或者闊不過丈二的小溝，也必須再三考慮，唯恐在渡過一半之時被敵軍偷襲，背水作戰，沒有退路，敗兵爭奪舟船，人馬相互踐踏溺水，凡此種種，都是兵家所忌諱的。
在狹窄的險路上打勝仗，重點在於打垮敵人的先頭部隊，若敵人的先頭部隊被打垮，即使後面有精兵強將，也會被擠退。
軍隊是不得已時才動用的。心裡要常常想著不敢先動，必須是敵人先打第一下，我才打算打第二下。
打仗時，必須做到半動半靜：動時如流動的水，靜時如肅穆的山。
打仗時不能沒有彪悍的氣概，但這樣容易產生驕氣；不能沒有安詳的氣度，懶惰風氣也會隨之產生。有上述兩種氣的好處而沒有其害處，就算是有操守的君子，也很難做得恰到好處，更何況是普通計程車兵呢?
大凡用兵之道，實力很強卻讓敵人覺得弱小，常常獲勝；其實很弱卻讓敵人認為很強，常常失敗。當敵方進攻時，我方審時度勢再應敵的，常常獲勝；不加思慮而輕率地進攻敵人的，常常失敗。
作戰之道，如果在被包圍的城池外面，距離城太近，形勢過於迫促，又沒有埋伏，沒有變化，就只有讓隊伍整齊，駐紮牢固。想要隨機應變，出奇制勝，必須要離城較遠，才能因地因時制宜，在平原曠野之處作戰與在深山窮谷之中作戰，運用的方法是截然不同的。
打持久戰最忌諱的就是“勢窮力竭”四個字。力是指將士的精力，勢，則是指大局大計劃和糧餉的補充。敵人靠堅忍之氣拼死抵抗，我軍也只有靠堅忍之氣來戰勝敵人。這隻有充分休養士兵，伺機而動，不必急於求勝，白白消耗精銳，等到時機成熟，就能很輕易地獲得勝利。
凡是與敵人相持日久，最要戒備的是輕率出戰。兵勇由於輕率出戰而不認真對待，不認真就會疲乏；敵人由於我軍輕率出戰而變得狡猾，狡猾就會巧妙。用疲乏的我軍與敵人的巧妙作戰，最終不免有受害的一天。因此我過去在營中告誡諸將說：“寧可幾個月不打一仗，不可毫無安排算計地打仗。”
打仗靠的是勇氣，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我對這幾句話，經常在內心仔細體會。大約用兵並沒有別的奧祕，只不過是儲存用之不竭之氣而已。孫權攻打合肥時，受挫於魏將張遼；諸葛亮打陳倉時，受創於魏將郝昭，這都是由於起初氣勢太盛，但慢慢就衰竭而造成的。只有攻克逼陽時，原本竭盡計程車氣又再次振作；陸抗攻打西陵時，事先便料到難以一下子把城攻破，因而養精蓄銳，先安排好外援，等待城中的敵人力竭自亡。這是善於利用士氣的人。
善於作戰的人，就算失算也能獲勝；不善於作戰的人，則即使算計再好也會遭到失敗。
孤軍深入而沒有後繼，是用兵的大忌。
在形勢危急的時候，最重要的事情是軍隊保持士氣。孤軍無援，糧餉不繼，奔突疲憊，都是軍心散亂必敗之兆。
凡是善於下棋的人，每當遇到棋勢危險劫爭又急的時候，一面尋求自救，一面考慮破敵的方法，往往會轉敗為勝，擅長用兵的人也是如此。
凡危急的時候，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才行，他人都是靠不住的。依靠別人據守，恐怕面臨危急的時候，他們就先慌亂起來；依靠他們去作戰，恐怕他們不是冒失猛進就是慌亂地退兵。
凡是用兵，應當保持士氣不衰，留有餘力。
顧全大局，用兵穩慎
帶兵打戰就如人在社會中競爭一樣，一定要看清形勢，握準時機。倘若形勢發生變化，或時機已過，那麼本來應該做成的事是難以成功的。用兵也應該從大處著眼，也就是今天所說的要具有戰略性眼光。用兵貴在審形勢，度緩急，顧全大局而不計小利，求遠大而不圖近功。曾國藩用兵主張高屋建瓴，審時度勢，通觀全域性，他批評向榮說：“中外皆稱向兵為天子勁旅，而餘不甚以為然者，以其不能從大處落墨，空處著筆也。”他多次告誡曾國荃：“兵事宜從大處分清界限，不宜從小處剖析微芒”。
曾國藩熟讀兵書，又具有長期作戰的經驗教訓，所以他用兵不因循舊法，不拘泥書本，主張擇善而從，靈活變通，從戰爭實際出發。他曾說：“用兵之道，隨地形賊勢而變焉者也。初無一定之規、可泥之法。或古人著績之事，後人效之而無功：或今日製勝方法，異日狃之而反敗。唯知陳跡之不可狃，獨見之不恃，隨處擇善而從。庶幾常行無弊。”
審勢又以審力為基礎，審力在先，審勢在後。所謂審力，也就是“知己彼之切實功夫也”。咸豐五年，湖口之戰後，湘軍水師被分割為外江、內湖兩部分，只能自保：陸師攻九江，堅城難下：曾國藩駐南康，一籌莫展。太平軍乘機三克武漢。八月，羅澤南至南康、湖口一看，“知其力不足以圖攻”，便向曾國藩提出赴援武漢胡林翼。武漢得手，則江西戰事定能扭轉。
多年之後，曾國藩提到這件事時，盛讚道：“有識者皆佩服羅山用兵識時務，能取遠勢。”
jp3審明地勢，有利於知己知彼，也有利於指揮人員決策。曾國荃圍攻江西吉安時，曾國藩對他說：“去古城三四十里，凡援賊可來之路，須令哨長、隊長輪流前往該處看明地勢，小徑小溪、一兵一窪，細細看明，各令詳述於弟之前，或令繪圖呈上。萬一有出隊迎戰之時則各哨隊皆已瞭然於心。”
當安慶戰事已至白熱化時，曾國藩又教其弟看地勢不得帶隊伍，“凡看地勢、察賊勢，只宜一人獨往，所帶最多不得過五人。如賊來包抄，則趕緊馳回，賊見人少，亦不追也。若帶人滿百，賊來包抄，戰則吃虧，不戰則長賊之氣焰，兩者俱不可。故近日將官看地墊者，相誡不帶隊伍。”
曾國藩在咸豐九年間對攻太平軍講行了戰略上的考慮。當時，從兩湖、贛、皖到江、浙、閩各省都有太平軍。太平軍與清軍的分佈，犬牙交錯。處處有對壘，時時有戰鬥。倘若不從全域性上考慮，只注意防堵追擊，爭一城一池之得失，雖然也能獲一時之利，但戰爭的發展前景還難以預料。所以曾國藩根據“舍小而圖大，舍其枝葉而圖其本根”的戰略原則，目光死死盯著金陵，盯著在上游的屏障安慶。
後來的戰局，幾乎是按曾國藩的這個規劃發展的。但這一戰略思想和部署，沒有被所有的人理解和接受。曾國藩不得不作出努力，付出代價。他冒著風險，屢次拒絕朝命，雖然有西方由於沒有獲得地方政權而辦事艱難，東征因為兵力單薄而顧此失彼，北援由於路途遙遠而緩不濟急等主客觀因素，但他悉心考究了大利大害之所在，決心“任憑各處糜爛，仍不分安慶兵力”。他甚至說：“此次安慶之得失，關係吾家之氣運，即關係天下之安危。”
他向咸豐帝上奏了進兵的折本。折本內容強調進兵安徽的重大軍事意義，他說：“金陵之所以久攻不下，賴於陳玉成經營安徽。陳玉成開闢並護持住金陵與安徽的通道，以安徽為金陵的後方，並在三河、浦口、廬州疊挫清軍。消滅了陳玉成的安徽軍隊，攻陷安慶、廬州，攻克金陵就沒有大問題了。”
曾國藩的這個策略很明顯是切中要害的。當時太平軍的戰略要地的確在於天京和安徽之間相互毗連，在於陳玉成往返天京與安徽、以安慶為遮蔽，不斷打擊湘軍的進犯，才保住天京的安全不動搖。因而曾國藩進兵安徽，把攻陷安慶看成打敗太平軍的中心戰略。曾國藩、胡林翼再次部署兵力：曾國荃圍攻安慶，攻守城池；多隆阿主攻桐城，同時阻擊太平軍對安慶的援軍；李續宜駐軍桐城與潛山之間的青草塥，策應各路軍，是圍攻安慶的一支機動部隊。從這以後，安慶被湘軍緊緊包圍，內外聯絡中斷，在咸豐十一年被攻陷。曾國藩一生謹慎，修身養性以“謹言慎行，不言人過”為訓，處事以“藏鋒露拙”為誡，功高震主時以“功成身退”為計。以致於被左宗棠、李鴻章斥之為“膽小懦弱”，卻不知道這正是曾國藩一生處世哲學，以明哲保身之舉。
曾國藩深悉驕兵必敗的道理，他總結說，古今有才者敗，離不開一個“驕”字：平庸的人敗，離不開一個“惰”字。不僅為官、處世、做人如此，用兵亦如此。1867年，他總結了僧格林沁剿捻慘敗身亡的教訓，覺得僧格林沁視敵太易，心生驕氣，故此輕兵急進，所以導致失敗。
他告誡湘軍將領說：從古共事，多敗於輕忽。前此僧邸部輕視此賊，而良馬多被賊奪，近日湘、淮各軍輕視此賊，而洋槍又多被賊奪……戰爭是殘酷和現實的，一旦開始便不受任何人操縱，完全按照自己的規律發展。人所能做的僅僅是戰前的細心準備，戰鬥打響後便主要是雙方實力的較量了。戰前的準備是一項踏實認真的工作，來不得絲毫的投機取巧，任何的投機心理和取巧行為都可能會讓戰鬥失敗。
曾國藩帶兵求穩求謹，追求穩紮穩打，這和他性格中的重實力、求穩重也是密不可分的。凡事以穩為準，不求速進，才能保持冷靜，從而獲得最後的勝利。
師夷
恃己之所有夸人所無者，世之常情也；忽於所習見、震於所罕見者，亦世之常情也。輪船之速，洋炮之遠，在英、法則誇其所獨有，在中國則震於所罕見。若能陸續購買，據為己物，在中華則見慣而不驚，在英、法亦漸失其所恃。購成之後，訪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習，繼而試造，不過一二年，火輪船必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發逆，可以勤遠略。
師夷之智，意在明靖內奸，暗御外侮也。列強乃數千年未有之強敵，師其智，購其輪船機器，不重在剿辦發逆，而重在陸續購買，據為己有。粵中猖獗，良可憤嘆。夷情有損於國體，有得輪船機器，仍可馴服，則此方生靈，免遭塗炭耳。有成此物，則顯以宣中國之人心，郎隱以折彼族之異謀。各處仿而行之，漸推漸廣，以為中國自強之本。
引自《曾正公全集》
憑藉自己所有的東西向沒有這種東西的人炫耀，這也是世之常情；對司空見慣的東西不經意，但對極少見的東西覺得震驚，也是世之常情。輪船的迅速，洋炮的射程之遠，在英法兩國的人是炫耀他們獨有的東西，而我們中國卻對這種我們非常少見的事物覺得震驚。我們若能陸續購買這些輪船大炮據為己有，那麼在我們中國就會對它們司空見慣而不會再感到震驚，相反英、法則會逐漸喪失他們的倚仗。買回來這些東西之後，招募那些精思之士，機智乖巧之人，開始時慢慢地操練，然後嘗試製造，不出一二年，火輪船一定會成為中外官民通行時的必備物，既可以用來剿逆賊，也可以為國家的長治久安服務。
學習洋人的智慧，用意是在於表面上平定內亂，暗中則為抵禦列強的欺侮作充分的準備。列強是幾千年來沒有的強敵，學習他們的智巧，購買他們的輪船和機器，關鍵不是為了打擊匪寇，而是為了陸續地購買，為我們國家所有。洋人在廣東一帶非常猖獗，實在令人可恨可嘆。洋人的放肆有損於我們的國體，有了輪船機器，仍然可以馴服他們，那樣，我們的老百姓就可以免遭劫難了。有了這些現成的機器，從外表來看，可以顯示中國人的人心，其實也是為了挫敗列強的侵華陰謀。各地都仿照著這樣做，漸漸推廣，這是我們中國自強的根本所在。
師夷之智，意在禦侮
同治元年五月，曾國藩就形成了成熟的師夷長技思想，他在日記中寫道：欲求自強之道，總以修改政事求賢才為急務，以學做炸炮、學造輪舟等具為下手功夫。但使仗之長技我皆有之，順則報德有其具，逆則報怨亦有其具。
清朝是中國歷史上最後一個封建王朝，乾隆盛世之後清王朝閉關鎖國，中國喪失了從封建制度向資本主義制度自然演變的機會，從而落後於歷史程序。
晚清內憂外患，百弊叢生，吏治的敗壞、軍隊的虛弱日甚一日，加速了清王朝向“衰世”滑落。本來，內政疲敗、內亂頻繁是中國歷史上封建王朝由盛轉衰的通則，而道光、咸豐年間愈演愈烈的西方殖民者挾堅船利炮、商品鴉片大舉入侵，更造成一種曠古沒有見過的“變局”。
列強對中國廣闊的市場早已眼紅，一直等待一個合適的機會攜先進的武器侵略中國，企圖把中國變成殖民地，作為原料產地與產品銷售市場。虎門銷煙之後，列強借此機會發動第一次鴉片戰爭。
晚清政府積貧積弱，八旗綠營子弟又荒**沒有才能。英國船堅炮利，武器裝備精良。戰事從一開始就有往一邊側的勢態。這時，晚清朝廷中的保守派佔了上風，主張議和。於是，簽訂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這是晚清喪權辱國的開始。
1840年的一聲炮聲，震醒了一些中國人。像魏源在《海國圖志》中提出了“師夷長技以制夷”這振聾發聵的倡議。然而，在這個初始階段，中國人還提不出“師夷長技”相對具體較完整的方案來。中國的近代化還處在艱難的起步階段。
在中國，第一個提出“師夷智”方案的，是農民革命運動的領袖洪仁軒。他於1859年在《資政新編》中描繪了中國近代化的第一幅美麗藍圖。它曾作為太平天國的“天法”公佈，從政治、經濟、法制、化等方面提出了改革措施。
雖然因為太平天國革命已在走向衰頹，政權漸趨封建化，宗派主義惡性發展，加上戰事仍頻，這個方案其實並沒有能付諸實施，只是紙上談兵，然而它反映了中國必須變革師夷長技，以跟上世界發展大勢的歷史要求，它放射著中國人民的希望之光。
曾國藩始初從戰爭中認識到應師夷長技，同治五年二三月間，他給紀澤的書信中也談到“洋藥治病，立時應驗”，對洋人避雷之法，“在室則束銅絲於屋頂，引雷入土，在舟則束銅絲於桅顛，引雷入水”很感興趣。又說“洋人謂高屋長桅旗杆大樹最易引雷，不可不慎。”這些在今天看來是常識的東西，在百多年前卻是曾國藩科學的啟蒙。
同治元年五月，曾國藩就形成了成熟的師夷長技思想，他在日記中寫道：
欲求自強之道，總以修改政事求賢才為急務，以學做炸炮、學造輪舟等具為下手功夫。但使彼之長技我皆有之，順則報德有其具，逆則報怨亦有其具。
他感到中國的落後，只是武器裝備和科學技術的落後，所以應師夷長技，他說：“外國技術之精，為中國所未逮。如輿圖、演算法、步天、測海、製造機器等事，無一不與造船練兵相為表裡。……精通其法，仿效其意，使西人擅長之事，中國皆能究知，然後可以徐圖自強。列強乃數千年未有之強敵，夷情有損於國體，師其智，有得輪船機器，仍可馴服。有此成物，各處仿而行之，漸推漸廣，以為中國自強之本。”
曾國藩深刻認識到湘軍必須配備大量火炮。湘軍水師正是憑藉洋炮的熾盛火力，在咸豐四年大破太平軍水師而攻陷武昌。湘軍水上勝利，又為曾國藩驗證了使用西方火器的威力。然而，兩次鴉片戰爭中，就算是僧格林沁的精銳馬隊，也抵擋不了英法聯軍的槍炮，這些事實給曾國藩留下深刻的經驗教訓。這是促使曾國藩要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習，繼而試造”，師夷長技的根本原因。
因為清朝堅持封建制度，從本質上和歷史的發展背道而馳，衰敗是必然的結果。儘管曾國藩提出師夷長技以振興清王朝，而振興清王朝畢竟不是修修補補就能夠實現的，必須從根本上變革。因為長期的閉關鎖國和幾千年的封建統治，滿清的統治階級包括曾國藩在內，都不可能認清這個基本的事實，並選擇合適的道路。
通商
就各省海口論之，則外洋之通商，正與內地之鹽務相同。通商系以海外之土產，行銷於中華。鹽務亦以海濱之場產，行銷於口岸。通商始於廣東，由閩、浙而江蘇、而山東，以達於天津；鹽務亦起於廣東，由閩、浙而江蘇、而山東，以達於天津。吾以“耕戰”二字為國，泰西諸洋以“商戰”二字為國，用兵之時，則重斂眾商之費，無事之時，則曲順眾商之情。眾商之所請，其國主無不應允。其公使代請於中國，必允而後已。眾商請開三港口，不特便於洋商，並取其便於華商者。中外貿易，有無交通，購買外洋器物，尤屬名正言順。
引自《曾正公全集》
就各省海口來說，與外國人通商，恰好與內地的鹽務相一致。通商是讓海外的土特產在中國銷售。鹽務也是以海濱所產的鹽，行銷於口岸。通商開始於廣東，由閩、浙波及到江蘇、山東，最後到達天津；鹽務也開始於廣東，由閩、浙波及到江蘇、山東，最後到達天津。我們以“耕戰”二字立國，西方各國以“商戰”二字立國，打仗的時候，就加重各商人的稅賦，沒有戰事的時候，就順乎眾商人的意願。商人所請求的事情，他們的君主都是答應的。他們的公使代替商人請求中國，也一定要中國答應才罷休。眾商要求開放三個港口，這不僅便利外商，而且對於我國的商務也有好處。中國和外國通商貿易，互通無有，購買外國人的商品，是很名正言順的事情。
洋務之識，挽救國難
曾國藩在培養人才方面開創了中國近代教育史上留學教育之先河，他選送幼童入美國中小學學習，衝破了封建傳統舊教育的框架，是近代教育史上一項突出的改革，推動了新教育的發展。
曾國藩一生做了兩件驚天動地的大事。一是鎮壓了太平天國農民運動；二是首先提倡洋務運動，並付諸實踐，成為中國近代“洋務運動之父”。
曾國藩原是一個正統的封建理學家，後來演變為最早的洋務派大官僚，在當時位高權重，由傳統的封建統治思想轉變為一種新的思想體系，對內維持三綱五常，對外講究“忠信篤敬”，以中學為體，以西學為用。
第一次鴉片戰爭以後，不平等條約從各方面縱容了資本主義列強對中國的侵略，中國成為它們傾銷商品和鴉片的市場，大量農民與手工業者破產，清政府為了支付賠款和滿足更加奢侈糜爛的生活需要，加重了封建剝削，階級矛盾鬥爭日劇尖銳。早已此起彼伏、連續不斷的農民起義，終於匯成了大規模的太平天國農民起義。面對日益嚴重的內憂外患，素抱有“救世”之志的曾國藩，為挽救清王朝的滅頂之災而開始探索救國之路。
在鎮壓太平天國起義的過程中，曾國藩重視並引進了西方的武器，他認為“逆夷所長者，船也、炮也”。在清政府和資本主義列強抗衡的過程中，承認資本主義列強的力量強大，他說：“當此積弱之際，斷難與爭刀之末”。
左宗堂洋務運動是在農民革命的大風暴中產生的，有絞殺農民革命的一面，這是能夠理解的，但更重要的是，它是中國近代工業化的開端，是中國從封閉走向開放，從傳統走向近代的里程碑，從這點上說，它是具有相當革命性的歷史變革。洋務運動把“師夷長技以制夷”從紙上、口頭上變成行動，讓中國的社會生產力、社會結構還有社會面貌發生了變化，中國社會歷史前進了一大步。隨著人們對洋務運動的重新認識，從而對其首領曾國藩也必須重新認識。洋務運動被論證為中國第一個近代化運動，所以曾國藩就成為中國近代化的倡導者和開創者。
中國的近代化運動雖然始初就有懷著各種目的洋人的參與，但其主流是中國人自己的活動，它的愛國性和進步性已日益被更多的人所認同。
曾國藩作為一個封疆大吏，他倡導和創辦洋務，其流風餘韻對晚清影響非常大，他開創了洋務運動的先河，促進了中國近代工業的發展。曾氏早年潛心於程朱理學的研究，但他並不囿於理學的空談，而倡導經世致用，也不同於一般封建官僚，只知安享富貴尊榮，他面對國家民族深重的危機，承襲了林則徐、魏源的“師夷長技以制夷”的觀點，主張向西方學習以求富國強兵。他曾倡言學習西方的先進的科學技術為“求時第一要務”。早在1856年他就向咸豐帝奏稱“製造輪船為救時之要策”。當然，曾國藩從來都不是一個只將行動停留在口頭上的“言論家”。很快，他一旦徵得清政府的首肯，就立刻積極地投入創辦洋務的實踐活動中。
曾國藩認識到了西方國家的情況，他提出“購買外洋船炮，為今日救時之第一要務。”曾國藩把購買外國的堅船利炮當作具有全域性意義的政策。同治二年，曾國藩在安慶設軍械所，用徐壽等試造輪船，接著又派容閎“前派西洋購辦制器之器。”同治四年，他和李鴻章在上海設立江南機器製造廠，附設譯書局。同時，曾國藩注意收羅各種瞭解西方技術與情況的人才，據容閎說：當時“總督幕府中亦有百人左右……凡法律、算學、天、機器等各門專家，無不畢集”。同治七年九月初二，在《新造輪船抑》中又提出由江南機器製造局設立學館，“選聰穎子弟隨同學習，妥立課程，先從圖說入手，切實研究，庶幾物理融貫，不必假手於洋人，亦可引申另勒成書”。同治十一年，與李鴻章聯銜會奏，派遣學生出洋留學。
由買船而主張造船，由造船進而主張仿製工作母機，由仿製工作母機進而意識到“洋人制器，出於算學”，主張了解西方在技術領域中的某些專門理論；同時鑑於“彼此義扦格不通，故雖日習其器，究不明失用器與制器之所以然”，而主張設立譯書局，“專擇有研製造之書，詳細漏出”；由注意收羅各種瞭解西方技術與情況的人才進而主張有意識地培養和造就。凡此種種，表明曾國藩對西方情況的瞭解，特別是在技術方面，有了相當進步，與當時一般的封建士大夫相比，是高出一籌的。
學者姜鋒在1989年發表的《略論曾國藩》一，對曾國藩發起和倡導洋務運動的功績，曾列舉了六項事蹟，並提了其中五項在中國近代過程中均屬首創：是1862年籌設了中國第一家近代軍事工業安慶內軍械所，試製出中國第一臺蒸汽發動機和第一艘木殼輪船“黃鵠號”，揭開了中國用手工自制輪船的序幕；二是1863年派容閎赴美國購辦“製造機器之機器”。1865年，容閎向美國樸得南公司購辦了百餘臺機器裝置運回上海，是近代中國向西方直接購辦進口的第一批機器；三是1865年6月，同李鴻章共同籌設上海江南製造局，這是中國自辦的第一家使用機器的近代軍用工業和近代機器工業；四是1868年鼓勵江南製造局設立翻譯館，大量翻譯西方科技書籍，傳播西方科技知識，它出書的時間和北京同館差不多，而出書的種類和數量則超過北京同館五是採納容閎建議，匯同李鴻章，奏請清廷選送一批幼童赴美國學習，這是中國最早派選出國的官費留學生。
曾國藩在辦洋務活動中對資金籌集有個一貫的思想，就是重視農業，堅決反對向農戶攤派。
他興辦軍事工業的費用，主要以軍費開支，這些軍費中有一部分直接來自厘金，但從沒有向農民攤派過團練費用。曾國藩對於洋務資金，使用非常珍惜，他堅持銖金寸累的方式辦工業，並諄諄告誡下級愛惜各色物料，他具體地提出了各色物料的管理辦法。
曾國藩晚年在辦洋務的生涯中，主要精力是放在西學東漸、培養科技人才方面。隨著洋務實踐的不斷深入，他的認識也在不斷提高。1868年設翻譯館，招請“通曉中國語言字”的譯員，如英國的傅蘭、偉烈亞力，美國的林樂知、瑪高溫和徐壽、華蘅芳、王德鈞、李鳳苞等，十年中譯成西洋書籍近一百種，其中屬於自然方面的四十七種，工藝軍事方面四十五種，在傳播西方科學技術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除此之外，曾國藩還開創了我國的職業教育。當時，西學剛傳入中國，工人的近代科學技術知識非常少，這對於引進和消化西方近代生產技術是個大障礙。為了提高企業工人的技術素質，製造局創辦了一個機械學校，名為工藝學堂，注意生產技術力量的培養。這是近代職業教育的先驅。
因為翻譯西書，讓曾國藩認識到培養科技人才的重要性，於是又在江南製造局內附設了兵工學校，並推行留學教育。同治十年七月十九日，曾國藩接受容閎建議，奏請選拔幼童出國肆業。他覺得“選募學生出洋肆業西學，培養人才，實為中國自強之本”。把選送學生出洋學習，看成是“當務之急”。他強調西人擅長之技，“其于軍政船政直視為身心性命之學”。
在他的努力下，1870年中國派遣120名幼童分批赴美國留學。為了長久之計，曾國藩在美國建立了堅固壯麗的樓房，設立了留學生事務所。
此舉被容閎譽為“將於中國兩千年曆史中，特開新紀元矣”。這次留學生雖然中途被頑固派破壞，而二十五年後曾國藩的留學教育事業“枯株復生”，“中國學生陸續到美國留學者，已達數百人”。曾國藩開風氣之先，洋務派繼續於後，繼派幼童赴美留學後又陸續向歐洲和日本派遣留學生，培養了一批又一批科技人才。
在學習外國方面，曾國藩反對全盤照抄，覺得“善學者自須用其所長，去其所短”。他學習外國的方針是根據中國的特點與需要，有針對性地學，“學其所長”的過程中一定堅持“去其所短”，他能開眼看世界，更能洞察外夷的長短。曾國藩辦洋務的具體方針政策是立足於自己動手試製，漸漸提高製造能力，培養自己的技術力量，創辦自己的工業基礎。這比起李鴻章接手經營江南製造局後放棄了自己動手製造，改為直接從外國購買的做法，在思想上要進步得多。
曾國藩開創了辦洋務的先例，所辦洋務雖然專案少時間短，但意在影響他人。曾國藩在十年間不講收穫，只講耕耘，百折不撓的艱苦創業精神從事洋務事業，他所從事的事業不僅初見成效，而且影響深遠。曾國藩所創辦的安慶軍械所後來發展成為規模巨集偉的造槍、造炮、造船的多功能的江南製造總局。該局的創辦和發展起了開拓作用和示範作用，在它的支援和推動下興起了一批軍民用企業，構成了中國近代工業最初的基礎。
曾國藩在培養人才方面開創了中國近代教育史上留學教育之先河，他選送幼童入美國中小學學習，衝破了封建傳統舊教育的框架，是近代教育史上一項突出的改革，推動了新式教育的發展。這批留學生在美國接受了資產階級新教育的薰陶，學習了近代的科學基礎知識，多數都成了我國近代最早的造船、鐵路、礦務、電報、製造、海防工程等方面的科學技術人員和企業管理人員。隨著留學生和國內新式學堂學生的不斷增多，逐漸形成了我國新式知識分子群體，這個群體促進了我國近代社會的不斷進步。
應該說，曾國藩所舉辦的洋務運動，其主導動機就是為了抵抗外來侵略，它在客觀上相當程度地推動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刺激了中國近代軍事、民用工業的發展和壯大，對以後向西方學習經濟、科技、軍事等，也起到了重要的啟蒙作用。除此之外，洋務運動在抵抗外來軍事、經濟侵略中也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
洋務運動中創辦的軍工、民用企業生產出來的產品，用來裝備軍隊和投向國內市場，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強化了抵抗外來侵略的軍事手段。例如1874年入侵臺灣時，沈葆楨奉命加強臺灣防務，當時“護送兵勇，轉運軍裝，接濟糧食，均由輪船自達重洋，剋期而集”。而這些輪船都是由福州船政局製造的。1876年至1878年收復新疆，甘肅製造局發揮了重要作用。
1884年中法戰爭爆發，天津機械局各廠“添做夜工”，槍彈日產增加一倍。金陵製造局在此期間，“蓐展興，篝燈夜作”。除供應北洋軍需外，還接受廣東、雲南、臺灣等省訂製的大炮175尊。甲午戰爭前夕，山東機器局為適應戰爭需要，擴大了生產，“以前日造槍子彈五萬粒，今則日造十餘萬粒，銅帽、白藥等皆十倍於平日”。可見，洋務運動的展開，使中國的武器裝備能力乃至國防力量大為加強，這對於中國避免全盤殖民化和被肢解起了一定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