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身上，有中華民族傳統的美德勤儉持家。正由於這種美德，曾國藩能在仕途中保持理性的冷靜，不管是得意還是失落，曾國藩始終能正視自己，嚴格要求自己。曾國藩始終有自己的官場哲學，他從不和人爭名逐利，不居功自傲，不恃才傲物，不狂妄自大。他認為，自古以來，身居高位，掌握重權的人，每天都處在憂患之中，至於成敗禍福，則完全取決於客觀因素。
治世之道，專以致賢養民為本。其風氣之正與否，則絲毫皆推本於一已之身與心。一舉一動，一語一默，人皆化之以成風氣。故為人上者，專重修身，以下之效之者，速而且廣也。
引自《曾正公全集》
政務治理的辦法，以招賢養民為根本。至於轄地風氣正不正，則完全歸於自己的心是不是正。自己的一舉一動，說話或沉默，別人都會加以仿效並形成風氣。所以作為父母官的人，一定要重視修身，這是因為仿效他的朋艮多，而且仿效他的速度很快。
以身作則，居官嚴明
曾國藩身上，有中華民族傳統的美德勤儉持家。正由於這種美德，讓曾國藩能在仕途中保持理性的冷靜，不管是得意還是失落，曾國藩始終能正視自己，嚴格要求自己。
曾國藩推崇孔子的學說。一貫主張“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官場上，大部分人處理政務，僅憑好惡感情用事，曾國藩對此非常痛恨。他覺得，只有根據事情的情理來決定才能博得人們信服，有利於社會發展。曾國藩處理“秦淮燈舫”一事，充分說明了他的居官原則。
秦淮河是古都南京的古蹟名勝，在明朝出現過馬湘蘭、李香君等色藝雙全的名妓。1851年以後，清政府傾注兵力鎮壓太平天國運動，秦淮河一帶受到戰爭的洗劫，越來越蕭條淒涼。到了1864年，戰爭結束，秦淮河畔漸漸出現了繁榮景象。
六安郡的太守塗廉訪，思想保守，對這種情形看不順眼，便通令各縣，嚴厲禁止秦淮河的畫舫燈船，並把此事的處理結果稟報了時任兩江總督的曾國藩。曾國藩聽了他們稟報後，沒有否定地笑了笑，對塗廉訪說道：“聽說淮河燈船，尚寥落如星辰。我多年前曾過此處，只見千萬船隻，來往如梭，笙歌之聲，徹夜不絕，實在是太平年代的一大樂事啊!”塗廉訪聽了以後，就像被當頭澆了一盆冷水，怏怏而回。
過了幾天，曾國藩約了幕府中的各位官員，共同乘船遊覽秦淮河，並命江寧、上無兩個縣的縣令，設宴款待太守塗廉訪。席間，曾國藩風趣地對大家說：“三十年前，我是心向遊弋而不敢遊弋，三十年後，我是心不想遊弋而不禁別人遊弋。”停了一會，他又說道：“三十年後的今天，我身為兩江總督，處理政事不能憑一己之好惡，一定要為金陵百姓恢復一個源遠流長，大家喜愛的遊樂場所，並重建一個人薈萃、河山錦繡的江南名城。”
曾國藩對秦淮燈舫所抱的開放態度，對幕府中的官員啟發非常大，最受教育的還是太守塗廉訪，他撤銷了原來的禁令，並採取積極措施，修復雞鳴寺、莫愁湖、勝棋樓、掃葉樓，恢復了六朝舊跡，讓龍盤虎踞的石頭城再放異彩。
曾國藩不禁秦淮燈舫的舉措，在金陵引起了強烈的反響。一時，各地商販雲集秦淮河畔，富商大賈攜眷遊玩，一派繁榮昌盛的景象。
大凡居官為宦的人，仕途坎坷不平，身敗名裂的很多，有的人甚至稀裡糊塗就被免職罷官了。曾國藩總結古代高官失位的原因，概括起來主要是四個方面：昏、傲、貪、詐。曾國藩家書中提到了四敗：“昏惰任下的人敗、傲狠妄為的人敗、貪鄙無忌的人敗、反覆多詐的人敗。”曾國藩覺得要居官有成，就必須戒此四敗。欲不昏惰任下，必須做到“明”，特別是知人之明。他在1853年給好友的信中寫道：“您說的‘選擇賢人委以重任，聽其言而察其理’這兩句話，由於我閱歷尚淺，實行起來難免把握不準而失去良才。不過，今年我在省裡，在下轄的武職官員中非常賞識塔齊布這個人，實在是由於軍營目前的風氣不好，官兵們遇事退縮，行為虛浮，漫不經心，無所作為，驕縱渙散，如同撮合起來的泥沙不能當飯吃，令人又是嘆氣又是痛恨，獲得一個像塔齊布如此熱血澎湃、立志殺敵的人實在不容易，因此我才倍加器重屢加讚許。此外，我也缺乏可以信賴的心腹。至於那些不受我肯定的人，則是人人對之斥罵唾棄。有些人想要混淆黑白、顛倒善惡，所以才把大才、小才各種人才混為一談，那麼依著我這不夠寬大的胸懷，對此實在不能容忍。造成今天整個社會的動亂，只因為人們混淆是非，萬事漠不關心，才使得志士賢人灰心喪氣，偷奸耍滑之徒得意洋洋。”
只有有知人之明，才能做到人盡其才，只有人盡其才，才能事業興旺。曾國藩能能武，在軍中，他可以預言誰可以為營官，誰可以為大帥，正如某人後來的表現，驗證了他的預言。例如他保舉塔齊布說：“將來如打仗不力，臣甘同罪。”後來，塔齊布果然屢建戰功，後戰死沙場。
曾國藩剿捻之初，覺得陳國瑞率曾軍駐紮濟寧，力量單薄，便將部將劉銘傳派到濟寧，駐守濟寧城北的長溝集。陳國瑞性情暴虐，看到劉銘傳軍配備著先進的洋槍，羨慕倍至，產生了搶奪槍支的惡念。於是，陳國瑞率兵突過長溝，見人就殺，見槍就奪，連殺數十人。劉銘傳聞訊趕到，非常氣憤，發兵把陳國瑞團團包圍，將陳國瑞的衛兵全部打死，把陳國瑞囚禁起來，直到討饒為止。回去以後，陳國瑞惡人先告狀，向曾國藩控告劉銘傳，劉銘傳也不示弱，兩人就爭吵起來。曾國藩對於陳國瑞的蠻橫早就有所知，調查清楚了火拼事件以後，對陳國瑞屠殺自己部下的行為大為生氣，但曾國藩在向皇帝的呈稟中，仍客觀地詳述了陳國瑞的功與過，讓陳國瑞受到了適宜的制裁：撤去幫辦軍務，脫去黃馬褂，責令其戴罪立功。如此，陳國瑞不得不向曾國藩認錯，並服從曾國藩的調遣。
曾國藩不僅對部下要求嚴格，而且能夠做到以身作則，嚴於律己。做官的人，就沒有不愛錢的，而曾國藩對錢卻沒有興趣。曾國藩的日常生活非常儉樸，飲食以素食為主，極少葷菜，衣服、鞋襪都是夫人、女兒手工的績麻紡紗做成。女兒出嫁，曾國藩規定壓箱銀200兩。
他的小女兒出嫁時，曾國荃來賀喜，開啟箱子一看，果然只有二百兩，曾國荃非常歎服，轉贈400兩紋銀。兒子曾紀澤新婚，曾國藩諄諄告誡兒子，要求新婦親自下廚做飯，並學習麻紡之事。曾國藩一生廉潔自律、生活儉樸，官至一品總督，家庭生活和普通家庭沒有什麼兩樣。曾國藩30歲生日時，添置了一件青緞馬褂，平日並不穿著，只有遇到慶賀或者新年時才穿一次，所以，那件衣服始終顯得很新。
曾國藩做京官10多年，盡職盡責，鞠躬盡瘁。他在給父親的家書中寫道：對於衙門裡的各種事務，現在都已經非常熟悉，同事都很佩服我。和上下級之間的關係，我處理得很好。既然我現在在禮部衙門，就應當為國家做好自己分內的事，不敢苛求什麼，也不敢懈怠，只有為國家盡心盡力地服務，才是我最大的心願。寥寥數語，不苟不懈、為民服務的精神，躍然紙上。
曾國藩既是一家之長。又是一國重臣。對國家，他從來都是忠心耿耿，盡忠職守；對部下，他賞罰分明，治理有方。
曾國藩為官始終有自己的政治原則，所以，曾國藩不像歷史上某些權臣如和珅之流，雖然權傾一時，但最終落得身敗名裂的下場。
推誠
鄙意用兵之道，最重自立，不貴求人。馭將之道，最貴推誠，不貴權術。我湘淮各軍，若紀律嚴明，節概凜然，華爾亦必陰相許可。凡附強不附弱，人與萬物之情一也，中國與外夷之情一也。以自立為體，以推誠為用，當可漸為我用。縱不能傾情倒意，為我效死，亦必無先親後疏之弊。若無自立推誠二者為本，而徒以智術籠絡，即駕馭同裡將弁且不能久，況異國之人乎?
用兵久則驕惰自生，驕惰則未有不敗者。勤字所以醫惰，慎字所以醫驕。二字之先，須有一誠宇以立之本。立意要將此事知得透，辨得穿。精誠所至，金石亦開，鬼神亦避，此在己之誠也。
人之生也直，與武員之交接，尤貴平直。員之心，多曲多歪，多不坦白，往往與武員不相水乳。必盡去歪曲私衷，事事推心置腹，使武人粗人，坦然無疑，此接物之誠也。以誠為之本，以勤字慎字為之用，庶幾免予大戾，免於大敗。
軍營宜多用樸實少心竅之人，則風氣易於純正。今大難之起，無一兵足供之用，實以官氣太重，心竅太多，漓樸散醇，直意蕩然。湘軍之興，凡官氣重心竅多者，在所必斥。歷歲稍久，亦未免沾染習氣，應切戒之。
將領之浮滑者，一遇危機之際，其神情之飛越，足以搖惑軍心；其言語之圓滑，足以淆亂是非。故楚軍歷不喜用善說話之將。
今日所說之話，明日勿因小利害而變。
軍事是極質之事，二十三史，除班馬而外，皆人以意為之，不知甲仗為何物，戰陣為何事，浮詞偽語，隨意編造，斷不可信。
凡正話實話，多說幾句，久之人自能共亮其心，即直話亦不妨多說，但不可以訐為直，尤不可背後攻人之短。馭將之道，最貴推誠，不貴權術。
引自《曾正公全集》
我覺得用兵之道，最關鍵的是自立，而不是依靠別人。駕馭將官的方法，最重要的是推誠，而不是耍權術。湘淮各軍，若真的紀律嚴明，氣節凜然，華爾的心中也必會讚許。依附強大而不依附弱小，這在人與萬物都是相同的，中國與外國也是一樣的。以自立為根本，以推誠為運用，慢慢地就能使他人為我所用。就算不能讓他們全心全意為我效力，也必然不會有先親近而後疏遠的弊病。如果不以自立和推誠這兩條為根本，而光用智謀和權術去籠絡別人，就算是駕馭來自同鄉的將官也無法長久，何況再去駕馭外國人呢?
用兵的時間太久了就自然會產生驕惰之心，產生了驕惰之心，就一定會失敗的。“勤”字就是用來醫治怠惰的，“慎”字就是用來醫治驕傲自滿的。不過，在這兩字的前面，還必須有一個“誠”字作為根本。一定要下定決心，把這事瞭解透徹，看得徹底。精誠所至，金石為開，鬼神也會迴避，重點在於自己要立誠意。
人生性就是直爽的，與武官交往，更要重視直爽。官的心，彎曲處太多，大多不坦白，所以，往往與武官不能水乳交融。必須完全去掉不直爽的私心，事事推心置腹，讓武官粗人坦然無疑，這就是待人接物的誠實。以誠為根本，以勤、慎二字為運用，大約就可以避免犯大的過錯與大的失敗。
軍營中應當多用樸實無華、沒有什麼心計的人，如此，風氣就容易純正。如今，國家有了大難，卻無一兵一卒可真正供調遣使用，這實在是由於官氣太重，心計太多，淳樸蕩然無存，真心實意缺失。湘軍組建起來之後，只要是官氣重、心計多的人，一律不用。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也難免沾染上不良習氣，一定要嚴加防範。
將領輕浮圓滑，一遇到危險的時候，就會神情慌張，動搖軍心；而他們圓滑的言辭，又足以混淆是非。因此，楚軍歷來不喜歡任用能言善辯的將領。
今天說的話，不可由於有小的利害衝突而明天就變卦。
軍事是很實在的事情，二十三史中，除了班固、司馬遷所著史書以外，其餘的著作都是人憑主觀想象的，他們不明白兵器是什麼東西，也不明白打仗是怎麼一回事，只會以浮華的詞藻、不實的語言隨意編造，根本不值得相信。
只要是正話和實話，多說上幾句，時間長了，人們自然都能理解你的心意，即使直話也不妨多說幾句，但千萬不可將攻擊別人當做直話，特別不可以在背後攻擊別人的短處。駕馭將領的辦法，最重要的是推誠，而不是玩弄權術。
兵將相親，萬人同心
曾國藩覺得，對付集中而強大的太平軍，定要有一支強悍敢戰的軍隊。有了它，太平軍返回湖南，可以據城抵抗，守衛桑梓；太平軍不來湖南，則可以出省作戰，主動進攻。而這支軍隊的來源，就是自己募勇訓練。
曾國藩打造的湘軍中，第一個精神就是萬人同心。這是鑑於國家正規軍的**至極而“改弦更張”的。
本來，清朝的武裝力量即國家的“經制額兵”，主要由八旗兵與綠營兵兩種構成。在編制與待遇等方面，二者有許多區別。八旗兵在許多方面優越於綠營兵。但早在康熙平定三藩之亂時，八旗兵的衰落已是不爭之實。所以，這場長達八年的戰爭，最後主要是透過綠營兵平定的。三藩平定後，八旗對綠營的依賴越來越嚴重。至乾隆時，連皇帝也說：“打起仗來，八旗不過隨眾行走，還不如綠營奮勇，深為可恨”。這表明，八旗的主力地位已逐漸被綠營取代。
但因為綠營兵平時擔負繁重的地方雜役，戰時又為八旗打先鋒、當後勤，而各種待遇又遠不如八旗，處處受壓制，加之裝備落後，兵將不親，所以自嘉慶初期五省白蓮教起義以來，綠營也開始走向衰落。
除正規軍外，清朝還有鄉兵。這種兵始自雍、乾，但當時“旋募旋散，初非經制之師”，即，它只是權宜之計，是對正規軍的一種補充與應急。但因為鄉兵在鎮壓白蓮教起義中立有戰功，更主要的是因為八旗、綠營的衰落，鄉勇的地位也就日益重要。
本來，清朝的軍事體制吸取了歷朝歷代的教訓，主旨在於避免武官造反。為此，國家每有戰事發生，臨時派遣親王、郡王為大將軍，這就是統帥；兵則一般東省五百、西省八百，臨時湊成幾軍。有大戰事，則派京師勁銳八旗，也是從各旗抽調。如此，兵與兵不相知，將與將不相識，兵、將之間更難有“私屬”關係發生。這種立意防範的體制到了嘉慶年間已經越來越不適應。所以，當白蓮教五省起事後，清廷在利用國家傳統的正規軍打仗的同時，也讓地方官員舉辦團練，以自保鄉里。這後一種不起大作用的新辦法到了咸豐初年卻派上了大用處，唱起了主角。原因除了軍政**外，更重要的是清朝的財政非常枯竭，正規軍一年的兵餉兩個月都開不出。而且，國庫空虛，再拿不出打仗的錢來驅使綠營兵。在這種情況下，清廷突破了“變通”的政策界限，讓地方大員自籌兵餉，自辦團練，即朝廷給了個最大的戰時政策：八仙過海，各顯其能。
這一體制的轉變造就了曾國藩一生事業的轉機。否則，天下不管怎樣大亂，也輪不到他這個漢人進士去指揮千軍萬馬。
曾國藩是一個善於抓住機會並使之為我所用的人。他用咸豐帝的“練”字招牌，開始了馳騁疆場建功立業的人生歷程。
團練是保甲法的遺意，用於防守地方小股盜寇還勉強稱職，倘若用來防禦強敵就變得無能為力。多少年後，曾國藩的幕僚薛福成在總結曾大帥成功時還非常有感觸地說：“有得力之勁軍以剿強寇，而以團練輔之，為堅壁清野計則可，專恃團練以剿強寇則不可”。他還指出：不管是決策層還是言官們，都覺得團練可以成功，因為沒有籌餉之難，沒有募兵之勞，反而能坐享其成，“其說非不美也”。但作為思想家的薛福成卻一針見血地指出：“天下事沒有實際意義的很少收到成效，而務虛名的多留後患。”他舉出三個例證：一個是羅繞典，當時在籍“丁憂”，聞詔後即赴長沙與本省巡撫會辦軍務；另一個是前刑部尚書陳孚思，在南昌與江西巡撫辦軍務。這也是清廷最早任命的團練大臣。因為二人與巡撫同在城中，又時間非常短，因此雖然沒有收到成效，但也不至於互相傾軋。後來者就不同了。像安徽的呂賢基，以工部侍郎在籍辦團練，但當皖北危急時，卻無兵又無餉，赤手空拳，最後殉難舒城。
與這些人相比，曾國藩走出一條新路：這條新路也就是打“練”字招牌，將勇改練成軍。因此薛福成說：“正以團練始，不以團練終，且幸其改圖之速，所以能成殄寇之奇功，擴勇營之規制也”。
曾國藩屬於幫辦團練，咸豐帝在接連發下的辦團練諭旨中，一再申明辦兵原則，也就不能取代正規軍：“著各該撫分飭所屬，各就地方情形妥籌辦理，並出示剴切曉諭，或築寨浚濠，聯村為堡：或嚴守險隘，密拿奸宄。無事則各安生業，有事則互衛身家。一切經費均歸紳耆掌管，不假吏胥之手。所有團練壯丁，亦不得遠行徵調。”這是鎮壓白蓮教起義故技的重演，妄圖以此遏制太平軍擴大兵力，“驅民為寇”，因為團練不脫離生產，不拿政府軍餉，不離本土本鄉；同時，團練還要接受地方大吏的督促和管轄，所以團練大臣則只是幫同辦理。
但曾國藩對這樣辦團練並沒有興趣。他要另立新軍。
曾國藩帶領湘鄉練勇趕到長沙後，就向湖南巡撫張亮基表示了他的以上想法。所謂“英雄所見略同”，張亮基也早有此意，二人於是一拍即合。所以，曾國藩到達省城的第二天就發出了他早已擬好的奏摺。
曾國藩通達政務，對清廷政治的運作過程非常清楚。所以，對於回鄉之後的第一份奏摺，他寫得很委婉，第一層講了自己遵照皇帝諭旨，前往長沙辦團練，是“勉竭愚忠，稍分君父之憂”。第二層講團練雖然好，但今昔不同，由於嘉慶年間是官給發餉，現在需要鄉紳自己出錢，弄不好會走向反面。第三層講長沙現今空虛，必須練兵才能緩急可恃。最後則丟擲自己的練兵計劃，他說：自軍興以來二年有餘，時日不為不久，糜餉不為不多，調集大兵不為不眾，而往往見賊逃潰，未聞有與之鏖戰一場者；往往從後尾追，未聞有與之攔頭一戰者：其所用兵器，皆以大炮、鳥槍遠遠轟擊，未聞有短兵相接以槍靶與之交鋒者。其故何哉?皆由所用之兵未經訓練，無膽無藝，故所向退怯也。今欲改弦更張，總宜以練兵為務。臣擬現在訓練章程，宜參訪前明戚繼光、近人傅鼐成法，但求其精，不求其多；但求有濟，不求速效。誠能實力操練，於土匪足資剿捕，即於省城防守，亦不無裨益。臣與撫臣熟商，意見相同。
清廷急於平定太平天國，所以只要對此有利，就都開了綠燈。所以咸豐帝令其“悉心辦理，以資防剿。”曾國藩的練兵計劃獲准透過。
曾國藩的政治眼光確實比清政府還有同時代的官僚們高出許多。他看到了問題所在。他的計劃通過後，給朱孫詒的信中說，“去冬之出，奉命以團練為名，近來不談此二字，每告人曰鄉村宜團不宜練，城廂宜練不宜團。如此立說，明知有日就解散之弊，然解散之弊尚少，若一意操切行之，則新進生事者持札四出，訛索逼勒，無所不至，功無尺寸而弊重邱山，亦良可深慮也。”在給張亮基的信中更直截了當地說：“惟團練終成虛語，毫無實裨，萬一土匪竊發，鄉里小民仍如魚聽鳴榔，鳥驚虛弦……難可遽鎮也。”他還在批給手下人的批牘中，將本來並沒有二致的“團練”一詞，“謬加區別”，一分為二。他說：“團練”二字須分看。團，團也就是甲之法，清查戶口，不許容留匪人，一言盡之矣；練，則簡兵請師，制械造旗，花費非常多，所以鄉民不肯舉行。本部堂每與各州縣道及，宜鄉間團而不練，城廂練而不團，庶幾有益而易行。”
曾國藩是章高手，更是通達時變的人。他改造“團練”，讓他與當時的四五十位團練大臣分道揚鑣。而且，因為“改圖之速”，所以“立竿見影”。當然，艱辛的過程又非三言二語可以道破。
北宋劉書在《劉子兵術》中說：“萬人離心，不如百人同力。”宋人許洞也說：“和於國，然後可以出軍；和于軍，然後可以出陣；和於陣，然後可以出戰。”曾國藩不僅是從理論上，而且從以往的經驗和教訓中，意識到一個群體團結的重要性。
他在給林源思的信中說道：現在大營所調之兵，東抽一百，西撥五十；卒與卒不和，將與將不和；彼營敗走，此營不救；此營敗走，彼營不救；此營欲行，彼營顧止。離心離德，斷不足以滅劇賊而成大功。
曾國藩非常痛恨的還是八旗綠營彼此“敗不相救”，他在給江忠源的信中說：“國藩每念今日之兵，極可傷恨者，在‘敗不相救’四字。彼營出隊，此營張目而旁觀，哆口而微笑。見其勝，則深妒之，恐其得賞銀，恐其獲保奏；見其敗，則袖手不顧，雖全軍覆沒，亦無一人出而援手拯救於生死呼吸之頃者。”關於這一點，早在衡陽練軍的時候他就已經充分意識到了，他說：今欲掃除更張，非萬眾一心不可。
所以，他覺得綠營軍的種種惡習、積習、陋習必須一掃而光，他制定了“別開生面，斬斷日月”、“改弦更張，赤地立新”的方針，立誓要建立一支嶄新的軍隊。為了他新建團體的“純”，曾國藩招募湘勇、組建湘軍時，決定一個綠營兵也不要，他怕“一根魚腥一鍋湯”，怕勇丁染上官兵習氣。這是一支“士卒精強”，“制械精緻”的武裝，一支可“破釜沉舟，出而圖事”的勁旅，一支“諸將一心，萬眾一氣”的隊伍。
對於這事，他為自己所要編練的湘軍確定了最基本的建軍標準。用他自己的話說，這支軍隊必須要能夠做到：呼吸相顧，痛癢相關，赴火同行，蹈湯同往，勝則舉杯酒以讓功，敗則出死力以相救。太平軍有誓不相棄之死黨，吾官兵亦當有誓不相棄之死黨。只有如此，才能血戰數次，漸新吾民之耳目而奪逆賊之魂魄。
這是一個相當高的建軍標準。為了達到這個標準，他從招募勇丁、挑選軍官、還有軍官對勇丁的控制等各個方面提出了具體的要求。同時，還創制了《要齊心》的歌謠：
我境本是安樂鄉，只要齊心不可當。
一人不破二人幫，一家不及十家強。
你家有事我助你，我家有事你來幫。
若是人人來幫助，扶起籬笆便是牆。
縱然平日有仇隙，此時也要解開結。
縱然平日打官方，此時也要和一場。
大家吃杯團圓酒，都是親戚與朋友。
百家合成一條心，千人合做手一雙。
勤勞
練兵之道，必須官弁晝夜從事，乃可漸幾於熟，如雞伏卵，如爐煉丹，未可須臾稍離。
天下事未有不由艱苦中得來，而可大可久者也。
百種弊端，皆由懶生。懶則弛緩，弛緩則治人不嚴，而趣功不敏。一處弛則百處懶矣。
治軍之道，以勤為先。身勤則強，逸則病；家勤則興，懶則衰；國勤則治，怠則亂；軍勤則勝，惰則敗。惰者暮氣也，常常提其朝氣為要。
治軍以勤字為先，由閱歷而知其不可易。未有平日不早起，而臨敵忽能早起者；未有平日不習勞，而臨敵忽能習勞者；未有來日不能忍飢耐寒，而臨敵忽能忍飢耐寒者。吾輩當共習勤勞，始之以愧厲，繼之以痛懲。。
自古聖賢豪傑，人才士，其志事不同，而其豁達光明之胸，大略相同。吾輩既辦軍務，系處功利場中，宜刻刻勤勞，如農之力穡，如賈之趨利，如篙工之下灘，早作夜思，以求有濟。而治事之外，此中卻須有一假衝融氣象，二者並進，則勤勞而以恬淡出之，最有意味。
用兵最戒驕氣惰氣，作人之道，亦惟驕惰二字誤之最甚。扶危救難之英雄，以習為勞苦為第一義。
帶兵之道，廉、明、勤三者，缺一不可。廉則銀錢不苟，自有以服兵勇之心；明則是非不淆，賞罰公道；勤則營務整頓，在下之人自不敢懶惰廢弛。此三者，明字不可強而至，廉字、勤字則勉強做得到的。
該將官階日大，責任日重，須常記勤恕廉明四字，勤以治事，恕以待人，廉以服眾，明以應務，四字兼全，可為名將，可為好官。不論武大小，到處皆行得通。勤、恕、廉三字，皆可勉強做得到，惟明字甚不易學，必凡事精細考究，多看，多做，多問，多想，然後漸做成個明字。故求明之訣，仍不外從勤字下功夫。該將立志成名，四字中又惟勤字最要緊也。勉之!勉之!無忘!無忘!
引自《曾正公全集》
練兵之道，必須是官兵晝夜苦練，才能越來越熟練，就像母雞孵小雞，火爐鍊金丹一樣，一刻也不能停歇。
天下的事情，沒有不經過艱難困苦，就可以壯大、長久的。所有的弊端，都是從懶惰產生的。懶惰，就會遲緩；遲緩，治人就不嚴，處世就不迅速，一個地方遲緩，就會處處懶惰。
治軍的方法，首先是要勤。身體勤勞，就會健康，貪圖安逸則會生病；全家勤勞則家業興盛，懶惰則衰敗；全國勤勞則天下大治，懈怠便會大亂；全軍勤勞則獲勝利，懶惰便會失敗。懶惰，就是沉沉的暮氣，應當常常以鼓舞軍隊的朝氣為重要任務。
治軍以“勤”字為先，從我的經歷中就可以證明這是不變的真理。沒有平時不早起，而臨敵時忽然能早起的人；沒有平時不習慣勞苦，而臨敵時忽然能習慣勞苦的人；沒有平時不能忍飢耐寒，而臨敵時忽然能夠忍飢耐寒的人。我們都應當習慣勤勞，開始時要使人有慚愧之心並惕勵，繼之以痛加懲戒。
自古以來的聖賢豪傑，人才士，他們的志向不同，但豁達光明的心胸卻大致一樣。我們既然辦理軍務，就是處在功利場中，應當時時勤勞，就如農民忙於農事，如商人去追求利益，如划船的人下河灘，白天工作，晚上琢磨，以追求成功。而處理具體事務以外應輔之以沖和的氣象，這兩者同時並進，那麼勤勞中輔以恬淡，這是最具意味的。
用兵最忌的是驕和惰，這兩個字對做人造成的危害也最大。作為挽救危局的英雄，應該把習於勞苦作為首要任務。
帶兵之道，廉、明、勤這三個字，缺一不可。廉潔了，就不會貪圖銀錢，士兵們自然心服；見識高明，就不會混淆是非，實施賞罰也會公道；勤勞則軍務整肅，下面計程車兵自然不敢懶惰誤事。這三個字中，明不能強求，廉和勤則是可以靠個人努力而達到的。
將官的職位越高，責任也越大，必須常常牢記勤、恕、廉、明這四個字，勤於處事，寬於待人，以廉明服眾，聰明應對，這四個字兼備了，既可成名將，也可成好官。無論是官武官，大官小官，只要具備這四個字，就什麼地方都能行得通。勤恕廉這三個字，每個人透過努力都可以做到，只是明字學起來不太容易，必須對每件事都精細考察，多看、多做、多問、多想，才能漸漸具備這個明字。所以，想要找到明的訣竅，仍然離不開個勤字。作為將領須立志成名，在這四個字中就必須特別注重這個勤字，千萬要記住不忘。
脫胎換骨，打造湘軍
為避免士兵離營，甚至有意拖欠軍鈿，或扣下大多數的銀存入公所，等士鬥遣散或假歸時進行核算，酌發部分規銀以免川資，其餘部分由糧臺發一印票，至湖南後路糧臺付清。
第一是千磨百折。曾國藩經常說，造物主對大功大名是非常吝惜的，“必千磨百折，艱難拂亂而後予之”。他飽嘗的人間苦難，比神怪人物唐僧取經路上的八十一難還要多。他自己說“平生受挫受辱之時多矣，無一次不打脫牙和血吞。”素來傲視群倫、挾“帝王之術”而又以霸才自詡的王闓運在觀覽曾國藩的奏疏時，也感其“悲苦，令人泣下”，當讀到“聞春風之怒號，則寸心欲碎；見賊船之上駛，則繞屋彷徨”時，發出“《出師表》無此沉痛”的慨嘆。
曾國藩的磨難不僅是個人的，也是時代的。因為他走的不是愛新覺羅家族給他鋪就的路。他以“在籍侍郎”的身份辦團練，然而他沒有像其他團練大臣那樣，他要“赤地立軍”。這是他的成功的原因，也是他歷經磨折的由來。薛福成作為他的四大弟子之一，道出了這番道理。他說當時團練大臣雖有幾十位之多，但或者有名無實，或者以身殉國，或者聞敵即逃，只有曾國藩走出了團練的框框，“是正以團練始，不以團練終，且幸其改圖之速，所以能成殄寇之奇功，擴勇營之規制也”他還說曾國藩雖以團練發軔，“然惟早變其實，並變其名，所以能有成功，否則前事可睹矣”(《敘團練大臣》)。因為曾國藩打造了湘軍這條船，而且湘軍出征時間不長就把武漢打了下來。他的突出表現讓倚食國家餉祿的正規部隊汗顏多多。
然而湘軍這條船實在造得太大、太顯眼，磨折也就接連不斷。直到40多歲時，他還說自己是“命薄福淺之人”，不足以當大任。特別是每當關鍵時刻，總有大的突發事情降臨到他的身上，為此他說“事機不順，似天在磨折”，這或許是他後來總結的成大功大名“人天各佔一半”的由來。
第二是厚餉養兵。曾國藩深刻明白，打仗是要死人的，特別是戰時狀態。所以他在組建湘軍時，採取厚餉養兵、用其死力的辦法。在確定一名勇丁的月餉時，他找來幾位勇丁，對他們在家務農一年的收入情況進行了調查，有人回答自己一年的收入大約有十多兩銀子。
他又對現行的綠營餉章進行了認真的計算，儘管綠營兵的月餉不多，但加上打仗時所發的行糧，每月也達到白銀四兩多。他覺得，當兵的應該比種田的收入多三四倍，這樣算來，每月就得發給他們白銀四兩上下。這個數字也正好略低於綠營月餉和行糧的總和，一旦朝廷詢問起來也有個說法，不至於授人以口實。他拿定了主意，湘軍正勇的月餉被定為白銀四兩二錢。
清朝的綠營兵平時每月餉銀馬兵二兩，戰兵一兩五錢，守兵一兩，清朝初年還可維持生活，但200年一貫制，綠營兵餉連養家餬口都成問題，哪還有什麼戰鬥力!江忠源等人募勇時，規定每人每月餉銀四兩五錢，已是綠營兵的近三倍。湘軍比此還要高。然而，曾國藩講究“技巧”，把綠營的行糧也加在一起統算，表面上湘軍餉銀不高多少，其實綠營兵很難發足餉，往往發到二三成。至於行糧，就不能保證了。也就是說，他算綠營兵時用的是“虛數”，他發給湘軍的是實數。可見曾國藩還是動了相當心思的。
曾國藩為了讓士兵賣命，還給每營增加長夫120人以減輕士兵的勞役負擔，這對提高士兵的戰鬥力很有益處。原來軍隊中兵、役混雜的情況至此大為改觀，作戰部隊和後勤部隊明顯分開，軍隊向近代化轉變。將弁的標準當然更高。規定陸師營官每月薪水銀五十兩，辦公銀一百五十兩，夫價銀六十兩，共計二百六十兩，只要是幫辦、書記、醫生、工匠薪水還有置辦旗幟、號補各費用統統包括在內。其他各弁兵每月餉銀為哨官九兩，哨長六兩，什長四兩八錢，親兵護勇四兩五錢，夥勇三兩三錢，長夫三兩。水師兵餉，營官與陸師營官同，頭篙、舵工與哨長同，艙長與什長同，唯哨官薪水為陸師兩倍，每月銀十八兩。總計湘軍餉用，大約平均每人每月需銀六兩。倘若統計其各項收入，營官每月為二百六十兩，分統、統領帶兵三千以上者三百九十兩，五千以上者五百二十兩，萬人以上者六百五十兩。薪餉的優厚刺激了湘軍的發展，其兵源也就不成問題，曾國藩用的正是“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之策。
於是，“將士愈饒樂，爭求從軍”。這對於調動湖南農民特別是紳士、生的從軍積極性，有很大作用，但為日後籌餉帶來困難。為解決這個矛盾，湘軍採取發半餉的辦法，一般只發五成餉，欠餉數月以至半年，成為普遍現象，時間長了，形成風氣，士兵也習以為常。
如果士兵擅自離營，欠餉、存餉即被沒收，不再發給。如此，士兵苦無川資，又戀於餉銀，也就不會輕易離營了。同時，士兵一旦假歸或遣散回家，就能領到一大筆銀兩，對曾沒有應募入伍的人也可以產生巨大的**力。這樣，曾國藩就達到了一箭三雕的目的：既減輕了籌餉的困難，又避免了士兵的逃跑，還能引誘大批農民和書生踴躍應募。
峻法
世風既薄，人人各挾不靖之志。平居造作謠言，幸四方有事而欲為亂，稍待之以寬仁，愈囂然自肆，白晝劫掠都市，視官長蔑如也。不治以嚴刑峻法，則鼠子紛起，將來無復措手之處。是以一意殘忍，冀回頹風十萬一。書生豈解好殺，要以時勢所迫，非是則無以鋤強暴而安我孱弱之民。牧馬者，去其害馬者而已；牧羊者，去其擾群者而已；牧民之道，何獨不然。
以精微之意，行吾威厲之事，其於死者無怨，生者知警，而後寸心乃安。待之之法，有應寬者二，有應嚴者二。應寬者：一則銀錢慷慨大方，絕不計較，當充裕時，則數十百萬擲如糞土；當窮窘時，則解囊分潤。一則不與爭功，遇有勝仗，以全功歸之；遇有保案，以優獎籠之。應嚴者：一則禮疏淡，往還宜稀，書牘宜簡，話不可多，情不可密；一則剖明是非，凡渠部弁勇有與官姓爭訟，而適在吾輩轄境，及來訴告者，必當剖決曲直，毫不假借，請其嚴加懲治。應寬者，利也，名也；應嚴者，禮也，義也。四者兼全，而手下又有強兵，則無不可相處之悍將矣。
引自《曾正公全集》
既然世風日下，人們各自都懷有不安分的心志。平時製造謠言，希望天下不安而自己可以從中作亂，稍微對他們寬大仁慈些，就更加囂張放肆，光天化日之下竟敢在都市搶劫，蔑視官長。不拿嚴厲的刑法處治他們，那麼，壞人就會紛紛而起，將來就沒有辦法再來收拾了。因此才致力採取殘酷手段，希望來挽救這敗壞至極的社會風氣。讀書人哪裡懂得殺人，關鍵是被眼下的形勢所逼迫，不這樣就無法剷除強暴從而安撫疲弱的人民。牧馬的人，去掉害群之馬就可以了；牧羊的人，去掉亂群的羊就可以了；治理民眾的方法，不也如此嗎?
具有精細的用心，去實行威嚴凌厲的事情，務求達到使受懲罰而死的人沒有怨言，使其他活著的人們知道警戒，這樣內心才能獲得安寧。具體的處置方法，應該寬的有兩個方面，應該嚴的也有兩個方面。應該寬的兩方面是：一是對待銀錢要慷慨大方，決不計較，在充裕時，即使數十萬上百萬的錢也擲之如糞土；在窮時，也要解囊而分潤。另一方面不與他人爭功，遇到勝仗，把全部功勞歸於他；遇有保舉的事情，則用豐厚的獎勵籠絡他。應該嚴格的兩方面是：一是禮節要少而平淡，來往要稀少，書信要簡單，話不要多，交情不要過密；二是要講明是非，凡是他的部下有與官方爭鬥，而又恰巧發生在我們的轄境之內，又有來訴告的人，一定要弄清原委，毫不推諉，請他嚴加懲治。應寬的是利，是名；應嚴的是禮，是義。這四方面都考慮全了，手下又有強兵，就沒有什麼悍將是不能相處的。
禮法結合，以法為主
曾國藩覺得，倘若執法者“心不公明，則雖有良法百條，行之全夫本意。心誠公明，則法所未備者，臨時可增新法，以期便民。”曾國藩重札執法中強調人的作用，覺得法執行得怎麼樣，完全在於人是否熟悉法以及能否公正不阿用法。
曾國藩熟讀春秋諸子百家學說，他非常推崇法家思想，在為官的生涯中，他主張嚴刑、峻法，對官吏要清除**之風，對民眾則要用嚴刑、懲治奸猾之徒。曾國藩在湖南時，處理在鄉間不做好事的惡霸奸猾之人，輕則立斃杖下，重則處以斬首，決不手軟。對於罪不致死的刁民，關押起來之後少不了一頓鞭子。也正由於此，曾國藩有了一個綽號“曾剃頭”。
曾國藩一方面提倡嚴刑峻法，另一方面，他也重視傳統思想教化，主張禮法結合，禮治在先，施用嚴法是為了保證禮治的實際。
曾國藩重視執法人才的品格、才識，要求執法者既公又明，為民便民，否則立法再好，也會“全失本意”。他強調“任法不如任人”，這既是歷史經驗的總結，又對後來產生了深刻的啟示與影響。如光緒年間刑部尚書薛允升說：“有法治而無治人，法亦系虛設耳，有法治尤貴有治人。”請求修訂法律大臣沈家本覺得，執法人才之重要，不僅在立法，更在執法，並說：“有其法者，尤貴有其人矣。”
曾國藩主張認真執法，重視執法人才，而執法人才主要是中央與地方的各級官吏。官吏有維護政權、保證實行國家所定法律的責任。官吏掌握著執法權，有可能利用法律謀取私利、毀壞法制，破壞法律的執行；軍隊是國家機器，可能用武器破壞法律的執行，甚至違法亂紀。所以，曾國藩要求以法整頓約束官吏和軍隊，保證法律的真正實行。
曾國藩提出以法治吏之論，首先明確為官任職是為民，並將管理錢糧、獄訟視作為民的主要標尺。曾國藩採取培養、甄別、選舉、考察等方法選拔官吏。對於官吏的要求是一視同仁，不貪汙不受賄，用人唯公唯賢，不唯私唯親。對於謀私、受賄、害民之吏，懲治嚴厲，即刻斬首，就地正法。中國歷史上，《漢律》、《唐律》還有以後立代法律，對貪汙受賄、謀私害民的官吏都有懲治規定。如《唐律》：將“枉法”、“不枉法”、“受所監臨財物”列入“六贓”。有公允的執法者是實現“賞一人而天下勸，刑一人而天下懲”的良好的執法局面的前提。曾國藩覺得，倘若執法者“心不公明，則雖有良法百條，行之全失本意。心誠公明，則法所未備者，臨時可增新法，以期便民。”曾國藩重視執法中強調人的作用，覺得法執行得怎麼樣，完全在於人是否熟悉法以及能否公允地運用法。他強調：“任法不如任人。”只有“公民”、“便民”的執法者，才能認真執法，公平斷案，維護法律的嚴肅性。
曾國藩非常痛恨審判冤案。他說，冤獄太多，民氣難申。冤獄的嚴重和普遍，必然導致反覆拖拉，牽連無辜，百姓的冤枉、痛苦也就不能避免。正如曾國藩所說：“一家久訟，十家破產；一人沉冤，百人含痛。往往有纖小之案，累不結，顛倒黑白，老死囹圄，令人聞之髮指者。”為了避免冤獄累訟的發生，曾國藩嚴禁私自關押。他曾出榜曉示官吏和百姓，只要關押人犯、證人，本州縣必須及時立牌曉示，包括姓名、日期、理由，讓大家都知道。如有私押者，“準該家屬人等喊稟，以示嚴究”。這是杜絕執法者以權謀私和乘機違法亂紀所採取的有力措施。
對於符合條件的關押人犯，曾國藩覺得必須依法從速處理。他明確規定，全省大小衙門傳達司法公從速處理不準拖拉，保證發審局應加以整頓；州縣長官要親自處理獄訟六事；禁止書差役敲詐勒索；四種四柱冊按月呈報、懸榜，訟案久懸不結者，核明登出；嚴辦誣告訟棍；獎勵公明便民的執法者；改變陳舊保守的風俗習慣等。
這裡可以看出，曾國藩關於清訟的思想中已注意到機構的整頓改革、管理的手續和制度，執法人員的獎勵、以及影響決獄斷案的風俗習慣的改變等。
在清訟事宜中，曾國藩把“州縣須躬親六事”置於最重要的地位。州縣長官必須親自收狀、擬定和審定有關告，承審期限親自計算，能斷案件，馬上斷結，對命盜案件“以初供為重”，“常往看視”關押之犯等。不管是對案件的慎重處理，對犯人的關心愛護，還是在總結執法的經驗教訓方面，都是曾國藩的創見。
治軍是曾國藩的重要事務，他注重孔孟“仁、禮”對治軍的重要作用。覺得，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禮。他的“仁”，就是“欲立立人，欲達達人”，他的“禮”，是無眾寡、無大小。
他得出結論說：若能堅持“仁”、“禮”二字治軍，“雖蠻夷之邦行矣，何兵勇之不可治哉?”在這裡，“仁”表現為愛兵，但並不是一味溺愛，其目的是為了“立人”、“達人”；而“禮”是一種限制、約束和規矩、準則，是對兵的一種嚴格要求。
在用“仁”、“禮”教育約束兵士的同時，曾國藩又強調，治軍之要，重要的是在論功罪，賞罰嚴明，以法嚴格約束。為了加強軍紀，曾國藩規定了種種禁令：“禁止洋菸”、“禁止賭博”、“禁止**”、“禁止謠言”、“禁止結盟拜會”。綜合上述禁令，是曾國藩為了嚴肅軍紀所採取的重要措施，展示了他以法治軍的思想。
與依法治吏一樣，曾國藩把愛民作為第一要義。他為軍隊所作的《愛民歌》，以通俗的語言，敘說了“行軍先要愛百姓”的具體規定，並強調“行軍以不擾民為本”。曾國藩把愛民作為軍隊的頭條紀律，嚴肅法制，以保證實現“忠信”而“為民”。唯有如此的軍隊，才能“家興”、“民安”和“國強”。
曾國藩主張嚴肅軍紀，獎懲分明，要求軍官士兵要勇於國家，愛護人民。他說，行軍當以嚴為主，臨陣紀律不嚴，則無以作勇敢之氣；嚴曰營規不嚴，必然騷擾害民，因此愛民最為重要。為此，他指出：“治軍宜勤，操守宜廉，行軍宜愛民，說話宜誠信。四者缺一不可，無以官大而忘之也。”並反覆強調，“吾輩帶兵，若不從愛民二字上用功，則造孽大矣”!
恩威並用，以法治軍，嚴字當頭，以愛民為根本，是對諸葛亮、曹操、岳飛、戚繼光等中國古代軍事家以法治國治軍思想的繼承與發展，為嚴肅軍紀、提高軍隊素質，曾國藩對部隊的一系列整頓改革措施和規定，還有為使軍士能夠遵守紀律而編制的《愛民歌》，都是軍紀軍規的具體體現，是依法治軍的重要方面。曾國藩的法治思想中，包括著嚴法與慎用的平衡之道。施用嚴刑峻法，倘若過分苛刻、反而失去震懾力，所以，在嚴刑的同時，講求仁厚。同樣，如果過分講究仁厚，則會放縱奸惡，姑息養奸，因此，只有把兩者結合起來，才能達到預期的治理效果。
仁愛
求仁別人悅，凡人之生，皆得天地之理以鹹性，得天地之氣以成形。哉與民物，其大本仍同出一源，若但知私已，而不知仁民愛物，是於大本一源之道，己悖而失之矣。至於尊官厚祿，高居人上，則有拯民溺救民飢之責。讀書學古，粗知大義，即有覺後知覺後覺之責。若但知自了，而不知教養庶匯，是於天之所以厚我者，辜負甚大矣。
孔門教人，莫大於求仁，而其最切者，莫要於“欲立立人，欲達達人”數語。立者，自立不懼，如富人百物有餘，不假外求；達者，自達不悖，如貴人登高一呼，群山四應。人孰不已立己達，若能推以立人達人，則與物同春矣。後世論求仁者，莫精於張子之“西銘”，彼其視民胞物與，巨集濟群倫，皆事天者性分當然之事。必如此，乃可謂之人，不如此，則曰悖德，曰賊。誠如其說，則雖盡立天下之人，盡達天下之人，而曾無善勞之足言，人有不悅而歸之者乎!
帶兵之道，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禮。仁者，所謂“欲立立人，欲達達人”是也。待弁兵如待子弟之心，當望其發達，望其成立，別人知恩矣。禮者，所謂無眾寡、無大小、無敢慢，泰而不驕也；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威而不猛也。持之以敬，臨之以莊，無形無聲之際，常有凜然難犯之象，則人知威矣。守斯二者，雖蠻陌之邦行矣，何兵之不可治哉。
吾輩帶兵，如父兄之帶予弟一般，無銀錢，無保舉，尚是小事，切不可使之因擾民而壞品行，因嫖賭洋菸而壞身體。個個學習，人人成才，則兵勇感恩，兵勇之父母亦感恩矣。
愛民為治兵第一要義，須日日三令五申，視為性命根本之事，毋視為粉飾之。
引自《曾正公全集》
如果追求仁，人們就會覺得愉快。大凡人的出生，都是稟賦天地之理而成性，得到天地之氣而成形體。我與百姓及世間萬物，從根本上說是同出一源，倘若只知道愛惜自己而不知道為百姓萬物著想，那麼，就違背了這同一的根本。至於做大官，享受優厚的俸祿，高居於百姓之上，則有拯救百姓於痛苦之中的職責。讀聖賢的書，學習古人，粗略明白其中的大義，要有啟蒙還不知大義的人的責任。如果只知道自我完善，而不知道教養百姓，就大大地辜負了上天厚待我的本心。
儒門教人，最關鍵的就是教育人們要追求仁，而其中最急切的，就是自己如果想成就事業，首先就要幫助別人成就事業，自己要想顯達，首先就要幫助別人顯達這幾句話。已經成就事業的人對自己能否成功是不用擔心的，如同富人東西本來就很富裕，並不需要去向別人借；已顯達的人，繼續顯達的途徑很多，好比是身份尊貴的人，登高一呼，四面響應的人就很多。人哪有不想自己成就事業讓自己顯達的呢?若能夠推己及人，讓別人也能成就事業，能夠顯達，那麼，就像萬物同春一樣美滿了。後世談論追求仁的人，沒有超過張載的《西銘》的，他覺得推仁於百姓與世間萬物，廣濟天下蒼生，都是敬事上天的人理所應當的事。只有如此，才算是人，否則就違背了做人的準則，只能算賊。若人們真的如張載所說的那樣，那麼讓天下的人都成就事業，都能夠顯達，自己卻任勞任怨，天下還有誰能不心悅誠服地擁戴他呢?
帶兵之道，用施恩的方法不如用仁的方法，用立威的方法不如用禮的方法。仁即自己要想建立的就讓別人也建立，自己想要發達的，就讓別人也發達。對待部下，猶如自己的子弟一樣，一心希望他們能夠發達，能夠建功立業，這樣，他們就知道感恩戴德了。禮就是不管人多人少，不管是大還是小，不敢有所怠慢，安泰但不驕橫；衣冠整齊，舉止嚴肅，令人望而生畏，威嚴但不凶暴；做事恭謹有禮，對待部下莊重，在無意中，常常保持凜然難犯的樣子，這樣，部屬就感覺到你的威嚴了。如果能夠做到這兩條，就算是蠻夷之國都可以暢行，還會有什麼軍隊不能治好呢!
我們帶兵，就像父親帶兒子、兄長帶弟弟一樣，沒有錢財，沒有得到保舉，都是小事，千萬不能縱容他們因擾亂百姓而壞了品性，由於嫖娼、賭博、吸食大煙而損壞了身體。倘若他們個個好學向上，人人都成了才，那麼，不僅他們自己感恩戴德，他們的父母也會感恩不盡。
愛護百姓是治兵的第一關鍵，必須天天三令五申，當成是軍隊的生命和根本，而不可把它看作是一種表面好看的飾。
天下之大，百姓最大
天下之大，民最大。這種學問只有大家才能明白。民本思想，當然是曾國藩做人學問關鍵之所在，換句話說，即是怎麼樣對待老百姓，為他們謀得利益。
曾國藩在給弟弟國荃的信中說道：
民宜愛而刁民不必愛，紳宜敬而劣紳不必敬，弟在外能如此條理分明，則凡兄之缺憾，弟可一一為我彌縫而自救之矣。昨信無本不立，無不行，大抵與兵勇及百姓交際，只要此心真實愛之，即可見諒於下。餘之所以頗得民心勇心者，此也。與官員及紳士交際，則心雖有等差而外之儀不可不稍隆，餘之所以不獲於官場者，此也。
地方官紳多有出錢出糧給湘軍者，因此曾國藩大都敬之。而對於貪官汙吏，他主張查辦。比如嚴麗生在湖南農村不辦公事，不注重自己的形象，敗壞名聲，他便主張調查其劣跡，或者前科記錄，如有，便抄一份送到京城，以上奏彈劾。
對於賢良的官吏，曾國藩則極力推薦或挽留。比如他說：“朱明府之得民心，予已託人致書上游，囑其久留我邑。若因辦餉得手，而遂愛民勤政，除盜息訟，我邑之受賜多矣。”
“敬紳”能樹信，信樹則路廣，是每一位當官者所必不可少的為官之法。既然曾國藩自己不能夠“稍隆外之儀”，則他必不能“獲於官場”，然而他的這番見地，卻足為諸多掌權者鑑。
至於“愛民”，曾國藩在給沅弟的家書中屢次提及，而且做得非常好。他曾語重心長地對沅弟說：“弟在軍中，望常以愛民誠懇之意，庶勝則可以立功，敗亦不至造孽。當此大亂之世，吾輩立身行間，最容造孽，亦最易積德。吾自三年初招勇時，即以愛民為第一義，歷年以來，縱未必行得到，而寸心總未敢忘愛民兩個字，尤悔頗寡。”
並願“以一勤字報君，以愛民二字報吾親”。他深刻明白“行軍本擾民之事，但刻刻存愛民之心，不使先人之積累自我一人耗盡”。因此；他教育軍隊官兵，除了激勵他們計程車氣，指導行軍方略之外，常把禁止騷擾百姓作為頭等關鍵內容。
他曾做《勸誡營官四條》，其中第一條是“禁騷擾以安民”。即：“所惡乎賊匪者，以其**擄焚殺，擾民害民也；所貴乎官兵者，以其救民安民也。若官兵擾害百姓，則與賊匪無殊矣。故帶兵之道，以禁止騷擾為第一義。百姓最怕者，惟強擄民夫，強佔住房二事。擄夫，則行者辛苦，居者愁思；占房，則器物毀壞，家口流離，為營官者，先禁此二事，更於強搶壓買等事，一一禁止，則造福無窮矣。”
曾國藩在咸豐八年，入駐江西建昌大營的時候，做了一首《愛民歌》，歌中對於軍隊愛民的事宜，論說得尤為詳盡。
至於說到曾國藩愛民的理由，他自己在給沅弟的信中說：“吾輩不幸生當亂世，又不幸而帶兵，日以殺人為事，可為寒心。惟時時存一愛民之念，庶幾留心田以飯子孫耳!”又說“吾家兄弟帶兵，以殺人為業，擇術已白不慎，惟于禁止擾民，解散脅從，保全鄉官三端，痛下功夫，庶幾於殺人之中，寓止暴之意。”這裡說的是辦理軍事，每天以殺人為職業，因此不能不愛民。這是從職業方面著想的。
曾國藩曾給劉詹崖一封信，信中說：僕家世寒素，深知一絲之要。近年從事戎行，每駐軍之處，周曆城鄉，所見無不毀之屋，無不伐之樹，無不破之富家，無不欺之窮民；大抵受害於賊者十之七八，受害於兵者亦有二三，喟然私嘆行軍之害民，故每與將官委員苦誡，總以禁止騷擾為第一義。”這裡是從閱歷方面著想的。
曾國藩給吳竹莊的一封信裡也說：“凡兵勇與百姓交涉者，總宜伸民氣而抑兵勇。所以感召天和者在此，即所以要獲名譽者亦在此。”這裡說的是愛惜軍隊的榮譽，害怕士兵驕橫。因此不能不愛護百姓，這是從名譽方面論述的。
對此，蔡東坡評價說：“古今名將用兵，無不以安民愛民為本，蓋用兵原為安民。若擾之害之，是違用兵之旨也。兵者，民之所出，餉亦出自於民，索本探源，何忍加以擾害?行師地方，仰給於民者豈止一端?休養軍隊，採辦糧秣，徵發伕役，採訪敵情，帶引道路，何一非借重民力?若修怨於民，是招其反抗，是自困也。又於興師外國，亦不可以無端之禍亂，加之無辜之民，致上幹天和，下招怨恨，師義旅，決不出此。此海陸戰條約所以嚴擄掠之禁也。”這一番言論和曾國藩的論述相互啟發，世上掌握軍權的人實借之一思。
救世於囂塵，苦於移風俗，是曾氏處世哲學的又一方面。
曾國藩志在救世助人，不僅體現在家書裡，而且也體現於他平素所寫的詩章裡。
癸卯年間他曾寫過《感春》詩幾章，“慷慨悲歌，自謂不讓陳臥子(陳子昂)”。
曾國藩曾經說：“大處著眼，小處下手。”他的意志也是如此，他為了救濟貧民，曾經有購置義田的動意。道光29年7月15日，曾國藩在寫給弟弟的信中說：“吾自入官以來，即思為曾氏置一義田，以贍救孟學公以下貧民；為本境置義田，以贍救廿四都貧民，不料世道日苦，予之處境未裕。無論為京官者自治不暇，即使外放，或為學政，或為督撫，而如今年三江兩湖之大水災，幾於鴻嗷半天下，為大官者，更何忍廉俸之外多取半乎!是義田之願，恐終不能償。然予之定計，苟仕宦所人，每年除供奉堂上甘旨外，或稍有贏餘，吾斷不肯買一畝田、積一錢，必皆留為義田之用。”上兩首詩中就有此意。，
“仕官所入”、“除供堂上甘旨外”、“稍有贏餘”、“斷不肯買一畝田、積一錢，必皆留為義田之用”。這是何等胸襟，何等氣量!那些一朝做官，只思索取，只知道去填足自己的錢袋，而對於民生社會漠不關心的人，若看了這些，會有何感想呢？
戒傲
古來言凶德致敗者約有二端：曰長傲；曰多言……歷觀名公巨卿多以此二端敗家喪身。餘生平頗病執拗，德之傲也。不甚多言，而筆下亦略近乎爭訟。靜中默省愆尤，我之處處獲戾，其源不外此二者。
溫弟性格略與我相似，而發言尤為尖刻。凡傲之凌物，不必定以言語加人，有以神氣凌之者矣，有以面色凌之者矣。溫弟之神氣，稍有英發之姿，面色間有蠻狠之象，最易凌人。凡心中不可有所恃，心中所恃，則達於面貌。以門第言，我之物望大減，方且恐為子弟之累；以才識言，近今軍中煉出人才頗多，弟等亦無過人之處，皆不可恃。只宜抑然自下，一味百思信，行罵敬，庶幾可以遮護舊失，整頓新氣，否則人皆厭薄之矣。
沅弟持躬涉世，差為妥葉。溫弟則談笑譏諷，要強充老手，猶不免有舊習，不可不猛省，不可不痛改!餘在軍多年，豈無一節可取?只因“傲”之一字，百無一成，故諄諄教諸弟以為戒也。
吾家現雖鼎盛，不可忘寒士家風，子弟力戒傲惰。戒傲，以不大聲罵僕從為首；戒惰，以不晏起為首。吾則不忘蔣市街賣菜籃情景，弟則不忘竹山坳拖碑車風景。昔日苦況，安知異日不再嘗之，自如謹慎矣。
引自《曾正公全集》
自古以來由於凶德而導致失敗的大概有兩個方面：一是傲氣，二是多話，歷觀許多有名的公卿都是由於這兩點而最終家敗身死的。我這個人平時辦事的毛病就是太執拗，這是德上的傲。話說得不多，但筆下的毛病與多話一樣。靜下心來默想自己的過失，發現我之所以處處不順利，根源還在於這兩個方面。
溫弟的性格與我較為相似，但說出話來特別尖刻。以傲凌物，不一定非要用言語刺激別人，還有用神氣顯示傲的，有用面色顯色傲的。溫弟的神氣，稍帶一些英氣勃發的姿態，臉色上又有蠻狠的樣子，最容易凌人。大凡心中不要有什麼依仗，一旦心裡有所依仗，就會在面貌上反映。從門第來說，現在我的聲望大減，尚且怕被子弟們負累；從才識而言，眼下軍中鍛煉出來的人才很多，你們也沒有什麼過人之處，所以沒有什麼可依靠的。應該自我貶抑，只稱忠信，實行篤敬，這樣才有可能遮掩以往的過失，整頓出新的氣象，否則就會人人討厭鄙棄了。
沅弟的處世方式還算可以；溫弟則愛在談笑中譏諷他人，想強充老人，還是免不了有舊習，不可不猛醒，不可不加以痛改!我在軍中多年，難道沒有絲毫可取之處嗎?只由於“傲”這個字，有百害而無一利，因此要諄諄告誡諸弟，務必要以此為戒。
我們家現在雖然興旺，但切不可忘了寒士家的風格，子弟們應該努力戒除傲和惰。戒傲，以不大聲罵僕人為第一；戒惰，以不晚起為第一。對於我不要忘記當初在蔣市街賣菜籃的情景，弟弟你則不要忘記當初竹山坳拖碑車的情景。過去吃苦的景況，怎麼能知道以後不再品嚐，這樣一想，就會知道謹慎了。
宦海沉浮，保持清醒
權力是一把兩面刀，它能給你帶來榮耀，也能給你帶來毀滅。每一位領導者，都應該時時刻刻提醒自己不要放縱了自己，唯有如此，才會避免大起大落，大成大敗。保持一顆清醒的頭腦，永遠比什麼都重要。
過去人們喜歡用“宦海”兩個字形容封建官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官場最能成就人，也最能毀滅人。對於官場中的酸甜苦辣，每一位身處其中的都會有自己的感觸。曾國藩一生為官，經歷了無數的榮榮辱辱，恩恩怨怨，是是非非，風風險險，對於官場體會自然不是普通人所能比的。但他始終是一個清醒的人。保持一個清醒的頭腦，是曾國藩為官之道的核心，也是所有為官者，都應該時時提醒自己的。
怎麼做才能保持一顆清醒的頭腦呢?
曾國藩曾經說過這樣一句話：宦海是很險惡的，在官一日，即一日是在風波之中。能夠平平安安地上岸的，實在不容易。他詳細總結歷代為官為宦成敗之要害，覺得為官有四大忌，即“四敗”。他說：居官有四敗：昏惰任下者敗，傲狠妄為者敗，貪鄙無忌者敗，反覆多詐者敗。
昏惰任下：是非不明，不幹正事，放縱自己身邊的人胡作非為。
傲狠妄為：舉止傲慢，為人蠻橫，什麼事都敢做。
貪鄙無忌：貪得無厭，無所忌諱。
反覆多詐：為人反覆無常，好用詐術。
曾國藩把這“四敗”寫在案頭上，無時無刻都提醒自己。在另一個地方，曾國藩又說，自古以來凶德致敗者大約有二端：一是傲慢，一是多言。他並總結歷史的經驗說：“我看歷代的那些著名的大官，大多數都是因為這兩個原因而敗家喪身的。”無論是居官四敗也好，還是二敗也好，其實都有一個核心，這就是，為官者之所以身敗名裂，常常是因為不知道顧忌。
曾國藩曾經說自己有“三畏”：畏天命、畏人言、畏君父。曾國藩一生，也始終是在如履薄冰、如臨深淵這樣的心境中度過的。道光二十五年五月，曾國藩升了官，他在給弟弟的家書中，表示不但不敢高興，反而覺得戰戰兢兢。他說：這次升官，實在是難以想象到的。我日夜誠惶誠恐，自我反省，實在是無德足以承受。你們遠隔數千裡之外，一定匡正我的過失，時時寄信來指出我的缺點錯誤，務必使累世積累下的陰德不要自我這裡墮落。如此才可以持盈保泰，不會馬上顛覆。你們若能常常指出我的缺點，就是我的良師益友了。弟弟們也應當常存敬畏之心，不要以為家裡有人做官，於是就敢欺負別人；不要以為自己有點學問，於是就敢於恃才傲物。常存敬畏之心，才是惜福之道。
曾國藩字同治元年六月，已經升任兩江總督的曾國藩又寫信給曾國荃，表達了自己升官之後的忑忐心情：我僥倖居於高位，又有一點虛名，時時刻刻都有摔下來的憂慮。我觀察古今人物，像有我這種名位權勢的，能善終的並不多見，我非常擔心在全盛的時候，沒有辦法讓弟弟等們有所長進，我摔下來的時候，卻要連累弟弟們。只有趁還沒有事情時經常以危詞苦語互相勸誡，才差不多免於大禍吧。
曾國藩所講的宦海之途應當知道畏懼，是有特殊的背景的。在封建官場中，權力是最**的，權力太大的人總是很難有好的下場，因此曾國藩才有這樣的畏懼。曾國藩強調要有敬畏之心，就是提醒自己要始終保持一種清醒的態度。這一點，對於充滿風險的封建官場來說，確實是十分重要的。如果說他事業的成功是得益於“倔強”這兩個字，那麼他哲身而退，則是得益於他的“敬畏”之道。這一點對於今天的領導也還是非常有啟發的，權力是把雙刃劍，它能給你帶來榮耀，也能給你帶來毀滅。每一位領導者，都應該每時每刻提醒自己不要放縱了自己，唯有如此，才會防止大起大落，大成大敗。保持一顆清醒的頭腦，永遠比什麼都重要。
曾國藩的確是一個很清醒的人，他一生所經歷的風險，確實不是常人所能體會的。然而他經常提醒自己，在順利的時候，要考慮到終有不順利的時候，在興盛的時候，要考慮到終有衰落的時候。這使得他從始至終保持一種謹慎、清醒、冷靜的心態，從而順利度過了宦海的風波，防止了歷代權臣敗家喪身的命運。
當然，曾國藩的為官之道，和當時的社會價值觀念有直接關係。在傳統中國，謙謙君子是最受鼓勵的人格。曾國藩以謹慎、謙虛作為為官的原則，體現了他在那個時代的生存智慧。今天人們評價一個人的標準已經大不相同了，特別在今天，社會更需要進取型、開拓型的領導幹部。而曾國藩的四敗之道，畢竟是從歷史上總結出來的，對於今天的為官者保持清醒的頭腦，自然也是有啟發意義的。
其實，官場即為名利之場，為官者最難處便是名利二字。在導致為官者身敗名裂的原因中，最常見的原因，應該說是名利二字。因此才有了“利令智昏”這樣一個成語。確實，一個人倘若利慾薰心，那麼他就是再聰明的一個人，也會頭腦發昏，忘掉一切的。所以，要做到保持一顆清醒的頭腦，必須將“名利”二字看得淡一些。
思危
捐務公事，餘意弟總以絕不答一言為妙。凡官運極盛之時，子弟經手公事，格外順手，一唱百和；然閒言即由此興，怨謗即由此興。吾兄弟當於極盛之時，預作衰時設想，當盛時百事平順之際，預為衰時百事拂逆地步。弟此後若到長沙、衡州、湘鄉等處，總以不干預公事為第一義。
但患不能達，不患不能立；但患不穩適，不患不崢嶸。此後總以波平浪靜處安身，莫從掀天揭地處著想。吾亦不甘為庸者，近來閱歷萬變，一味向平實處用功。非委靡也，位太高，名太重，不如是，皆危道也。
居高位之道約有三端：一曰不與，謂若於己毫無交涉也；二曰不終，古人所謂日慎一日，而恐其不終，蓋居高履危，而能善其終者鮮矣；三曰不勝，古人所謂懍乎若朽案之馭六馬，慄慄危懼，若將隕於深淵，蓋惟恐其不勝任也。
自古高位重權，蓋無日不在憂患之中，其成敗禍福則天也。
引自《曾正公全集》
處理公事時，我的意思是你以一言不發為好。凡是官運享通的時候，自己的子弟參與公事，都會格外順手，一呼百應，然而閒話也會因此而生，怨恨和毀謗也會由此而來。我們兄弟在極盛的時候，應該預先考慮衰敗的事，當興盛時事事順利的時候，要預先考慮衰敗時事事拂逆該怎麼辦。你以後去長沙、衡州、湘鄉等地方，總要首先注意不干預公事。
怕的是不能通達，不怕不能立足；怕的是不穩妥，不怕不露頭角。以後一定要安身於風平浪靜之中，而不要去追求翻天覆地的轟動效應。我也不甘心做平庸的人，只是近來看了許多的變化，所以一味提倡平實。這不是我心情萎靡，而是因為地位太高，聲名太重，不這麼做，都是危險之道。
擔任高官要注意的有三個方面：一是不參與，好比事情與自己沒有任何關係；二是不善終，古人曾說每天都要謹慎，唯恐不能善終，因為身居高位險地，而又能善終的人很少；三是不能勝任，古人曾說要小心謹慎，好比在朽板上駕馭六匹馬，戰戰兢兢，就像隨時都要墜入萬丈深淵，怕的就是自己無法勝任。
自古以來，身居高位、掌握重權的人，每天都處在憂患之中，至於他的成敗禍福，則完全取決於天。
權高位重，如履薄冰
曾國藩覺得，國君把生殺予奪之權授給督撫將帥，就好比東家把銀錢貨物投給店中的眾位夥計。如果保舉太濫，就是對國君的名器不甚愛惜，就像低價出售浪費財物，對店主的財物不甚愛惜一樣。
中國人素有學而優則仕的傳統，求得一官半職是大部分讀書人追求的目標。大凡作了官的人，還想追求高官，做了高官的人，沒有不想自己要有一個好的結局的。然而，官場上很多事情難以預測，往往事與願違。那麼怎樣才能保證自己有一個順暢的仕途呢?曾國藩以自己多年身居高位的體驗，對居官之道作了一個總結。
曾國藩說，身居高位的規律，大約有三端：一是不參與，就像是於自己沒有一點的交涉；二是沒有結局，古人所說的“一天比一天謹慎，就怕高位不長久”，身居高位、行走危險之地，而能夠善終的人太少了；三是不勝任。古人所說的“驚心啊，就像以腐朽的韁繩駕馭著六匹烈馬，萬分危懼，就好像將要墜落在深淵裡”。唯恐自己不能勝任，《周易》上說：“鼎折斷足，鼎中的食物便傾倒出來，這種情形很可怕。”說的就是不勝其任。方苞說漢帝做皇帝，處處謙讓，像有不能居其位的意思，難道不是在不勝任這方面有體會嗎?孟子說周公有與自己不合的人，仰天而思考事情的原委，導致夜以繼日，難道不是在唯恐沒有結局的道理上有體會嗎?
曾國藩說，越是走向高位，失敗的可能性也就越大，慘敗的結局也就越多。因為“高處不勝寒”啊!所以，每升遷一次，就要以十倍於以前的謹慎心理來處理不同的事務。他借用烈馬駕車來做比喻，繩索如果已朽，隨時都有翻車的可能。做官何嘗不是如此呢?
曾國藩覺得，國君把生殺予奪之權授給督撫將帥，就好比東家把銀錢貨物授給店中的眾位夥計。如果保舉太濫，就是對國君的名器不甚愛惜，就像低價出售浪費財物，對店主的財物不甚愛惜一樣。介之推說：“偷人家的財物，還說成是盜；何況是貪天之功，還以為是自己的力量。”曾國藩把此類話略作改動，說：“偷人家財物，還說成是盜，何況是借國君的名器獲取私利呢!”曾國藩認為利用職權謀取私利，即是違背了不干預之道，是註定要自食惡果的。一事想貪，則可能事事想貪，一時想貪，則可能時時想貪，在這方面要視手中的權勢於虛無，因而也會少生無妄之想。
至於不終、不勝，曾國藩則更深有體會，他說：“陸游說能長壽就像得到富貴一樣。開始我不明白他的意思，就擠進老年人的行列中了。我近來混了個虛浮的名譽，也不清楚是何原因就得到這個美好的聲名了。古代的人獲得大的名聲的時候正處於困難的時期，通常不能順利地度過晚年!想到這些不禁有些害怕。想要準備寫奏摺把這些權力辭掉，不要再管轄這四省吧，害怕背上不勝其任，以小人居君子的罪名。”
正因為如此，曾國藩雖身居高位，也時時猶履薄冰，大功告成之日，便是益覺如蹈危局。倒使得曾國藩該得到的也得到了，不終也“終”了，不勝也“勝”了。無論哪一個充滿競爭的社會里，人人都不希望自己不成功，都希望能夠平平安安。然而，社會的發展瞬息萬變，旦夕禍福，並不是人們所願意的。社會的節奏越快，人們卻越不自安，而“飛來之禍”又每每發生。
曾國藩透過細心觀察，得出禍福之間並沒有一成不變的道理，二者間也沒有不可逾越的鴻溝，正所謂“福兮禍之所倚，禍兮福之所伏”。
他覺得“騙、暗、詭”這三種人最容易招來禍端。他進一步做了解釋說：“採用不正當手段騙取名譽的人，會有預測不到的禍害。經常忖度他人，詭計多端的人，有預測不到的禍患。”
怎樣才能夠避禍呢?曾國藩表明了自己的觀點：誠、明、仁、信。
所謂誠，就是誠實不欺，雖然世間充滿爾虞我詐，但不能“以牙還牙”，以騙待不誠。曾國藩說：如果那樣，人世間就無可信賴，人生一世也就索然無味，若能夠以誠待人，欺騙人的人也會終究醒悟，走向誠信的，但誠不是一切都信，二者有嚴格的界限。在這樣的基礎上，他提出“明”，“明”就是心胸開闊、坦蕩，即要有良好的心理素質，良好的心態。明的另一含義是洞察事物，曾國藩具體闡釋了“明”可避禍，說：古往今來，那些才能出眾的人，常被稱之為英雄。英就是明。所謂“明”有兩種：他人只看到近前的東西，我則可以看到極遠的東西，這叫高明。他人只看到粗大的東西，我則可以看到極細微的東西，這叫精明。所說的高明，就像是身在一室所能看到的距離畢竟有限，登上高樓所能看到的就遠了，登上高山的話，看得就更遠了。所說的精明，就像是極為細微之物，用顯微鏡來觀察它，它就會放大一倍、十倍、百倍了，又好比是粗糙的米搗兩遍的話，就可以把粗糠全部除去，搗上三遍、四遍那麼它就精細白淨至極了。人是否高明取決於天賦，精明則有賴於後天的學問。
我曾氏兄弟如今僥倖位居高位，天賦方面算不上非常高明，全靠學問來求得精明。好問就像購置顯微鏡觀察事物，好學好比搗擊熟透了的米。總之，必須心裡瞭如指掌，然後才能說出自己的決斷。心裡明白再做決斷叫英斷，心裡不明白就做出決斷，稱為武斷。對自己武斷的事情，產生的危害還不大；對他人武斷的事情，招致怨恨非常之深。只有謙虛退讓而不肯輕易決斷，才能保住自己的福分。
仁是與人為善的意思，不用陰暗的心理揣度別人。俗話說：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這就是奸，是詐，是過於精明。若處處與人為善，成全他人自己也就欣欣向善了。在這一點上，曾國藩非常崇拜提出“仁”這一學說的孟子。他說：讀《養氣》這篇章，好像對其要義有所領會，希望這一生都敬慕仿效孟子，就算倉促苟且之時，顛沛流離之際，都會有孟夫子的教誨在前；時刻不離身，或許到死的時候，可能有希望學到他的萬分之一。
曾國藩從《易經》陰陽變化的道理，引申出人一定要為後世著想。五十歲時，他痛加反省，說：“我年紀五十歲卻早衰到如此地步，精神萎靡不振到了極點，這都是天賦資質不足所致。加上百般憂愁和多年精神抑鬱得不到快樂，而使身體受到損傷，從今以後每天堅持靜坐一次，以恢復身體健康。”
曾國藩還將養生之道和禍福聯絡在一起，說：養生之道，視、息、眠、食四字最為要緊。調息一定要歸海，眼視一定要垂簾，飲食一定要清淡節制，睡眠一定要除去雜念而且恬靜。牢記這四字，就可以祛除疾病。這種見解可以寫成是健身，也可以看成是避禍之見。
高位
居高位之道約有三端：一曰不與，謂若於己毫無交涉也；二曰不終，古人所謂日慎一日，而恐其不終，蓋居高履危，而能善其終者鮮矣；三曰不勝，古人所謂懍乎若朽案之馭六馬，慄慄危懼，若將隕於深淵，蓋惟恐其不勝任也。
自古高位重權，蓋無日不在憂患之中，其成敗禍福則天也。
諄諄慎守者但有二語，曰“有福不可享盡，有勢不可使盡”而已。福不多事，故總以“儉”字為主，少用僕婢，少花銀錢，自然惜福矣；勢不多使，則少管閒事，少斷是非，無感者，亦無怕者，自然悠久矣。餘斟酌再三，非開缺不能回籍。平日則嫌其驟，功成身退，愈急愈好。
引自《曾正公全集》
擔任高官要注意的有三個方面：一是不參與，好比事情與自己沒有任何關係；二是不善終，古人曾說每天都要謹慎，唯恐不能善終，因為身居高位險地，而又能善終的人很少；三是不能勝任，古人曾說要小心謹慎，好比在朽板上駕駛六匹馬，戰戰兢兢，就像隨時都要墜入萬丈深淵，怕的就是自己無法勝任。
自古以來，身居高位，掌握重權的人，每天都處在憂患之中，至於他的成敗禍福，則完全取決於天。
明哲保身，功成身退
曾國藩說：“甥初入京，總以‘勤儉敬信’四字為本，而以擇交為用，無四字則凡事皆無根柢，縱有才華，亦浮崇耳，不擇交別無觀摩規勸之益，故須物色賢者，明以為友，暗奉為師，乃藉以約束身心之貨也。”
在鎮壓太平天國農民起義的過程中，曾國藩立下了赫赫戰功，攻克天京以後，曾國藩手中的權力差不多控制了江南的半壁江山。而身居高位的他心裡十分清楚：自己手掌重權，軍事實力過分強大，利則能以此立身，弊則會招致殺身之禍。
據說當時投降曾國藩的李秀成在獄中寫了五萬多字的自供狀。李秀成投降，實屬沒有辦法，天京攻陷以後，他保護洪秀全的兒子逃出包圍圈，在換馬的過程中，被清兵追上，寡不敵眾而被俘。在供狀中，李秀成力勸曾國藩稱帝，自成一代霸業。曾國藩看了供狀以後，對其中做了刪減修改。
曾國藩深刻明白自己的實力，也明白自己權力過大會引起清政府的猜疑，為了保身之見，親自下令裁減湘軍，削減實力，這項措施讓清政府逐漸消除了對他手握重兵的猜疑。
曾國藩在給朋友、家人的書信、言談中多次流露出“辭榮避位”的想法。他曾寫信勸手握重權的弟弟曾國荃說：“功成身退，愈急愈好”，“不居大位享大名，或可免於大禍大謗”；並一再訴說自己的心情“時時作罷官衰替之想”、“餘決計此後不復作官”。他功成身退的想法在攻克天京以後更根深蒂固，看著周圍同僚的榮辱升降，他又加深了想法，即“大約凡做大官，處榮安之境，即時時有可危可辱之道，古人所謂富貴常蹈危機也”的擔憂。在他的兒子曾紀澤勸他辭去兩江總督的官位時，他說：“平世辭榮避世，即為安身良策，亂世僅辭榮避位，尚非良策也。”
然而，他還沒有等到“辭榮避世”的平世時，就發生了震驚中外的“天津教案”，讓他成了千夫所指，最終鬱郁而死於兩江總督的官位上。
曾國藩“辭世避位、功成身退”的想法，是總結了中華幾千年的歷史而形成的。漢高祖劉邦稱帝，懷疑曾立下顯赫戰功的異姓王居心不良，一個個都消滅殆盡；朱元璋建朝以後，手刃曾經患難與共的戰將。古語說：“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敵國滅，忠臣亡。”這些經驗對後世成就事業者有所警誡。曾國藩的高明之處就在於他的自我意識很明確，自己覺悟得較早，主動裁減湘軍，完成了他終善其身的明智做法。
曾國藩始終有自己的官場哲學，他從不和人爭名逐利，不居功自傲，不恃才傲物，不狂妄自大。在曾國藩家書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一點。
曾國藩就曾國荃與曾少荃搶功一事，寄書說：“何必佔天下之第一美名哉?”“功不必自己出，名不必自己成。”而應“總以保全身體，莫生肝病為要，”以圖更為長遠之計。他說：“竊意居今之也，要以言遜為宜。有過人之計，而口不自明；有高世之功，而以不自居，乃為君子自厚之二道。”
綜上所述，都是他“明哲保身、功成身退”的積極想法。曾國藩一生受後世人敬服，很少受朝廷彈劾、受下屬參奏，這就是祕密之所在。
曾國藩為人處世，接物應事，遵循“勤儉謹信”四個字。他說：“‘勤’就像天地之間的陽氣，立身居家、做官治軍，都依靠陽氣支援，勤勞才會興旺，懶惰才會衰敗頹廢；‘儉’可以端正風氣，可以帶來後福；‘謹’即謙虛恭敬，謙虛就不會遭人忌妒，恭敬就不會受人羞辱；‘信’就是誠實，不說一句騙人的話，不做一件騙人的事，這樣時間長了，人人都可以信任你，鬼神也會欽佩你。”。
曾國藩在日記中寫道：“修己治人之道，止‘勤於邦，儉於家，言忠信，行篤敬’四語，終身履之有不能盡，不在多，亦不在深。”
在給王葉亭的信中，曾國藩說：“甥初入京，總以‘勤儉敬信’四字為本，而以擇交為用，無四字則凡事皆無根柢，縱有才華，亦浮榮耳，不擇交則無觀摩規勸之益，故須物色賢者，明以為友，暗奉為師，乃藉以約束身心之貨也。”
曾國藩在給歐陽泉太守的信中說：“做人之道，以‘勤廉信慎’四字為要。‘勤’則可以補救愚拙，不知者將所知，不能者將漸能；‘廉’則臨財不苟；‘信’則說話不欺。凡上司用人，稱其結實可靠者，大抵不出此三句。‘慎’者，心則敬畏，而言則退讓也。有是四端，小則謹身寡過，大則有守有為。願切記之!”
咸豐十一年十月，清廷拜旨，命曾國藩統轄江、皖、贛三省，並管浙江全省軍務，所有四省巡撫管制。同治元年正月初一，詔授他為兩江總督協辦大學士，三月後授曾國荃為浙江按察使。二月，詔授曾國荃為浙江布政使。這對別人實屬求之不得的隆遇，然而他卻怕樹大招風，在致國荃的家書中說：“京師十月以來，新政大有更張，皇太后垂簾聽政，中外悚肅，餘連奉運察諭有十四件，倚異太重，權位太尊，虛位太隆，可悚可畏。”
果然，清廷內部政治鬥爭相當激烈，同治四年二月二十四日，日講官蔡壽祺因為內監的授意，上萬言長書，痛陳時政，藉助流言，對曾國藩的攻擊不遺餘力。三月初四，蔡壽祺又上奏劾恭親王攬權、納賄、營私、驕盈四大罪狀。
蔡壽祺在十天之內連上兩奏，除了嫉賢妒能以外，目的還在於翻肅順倚任曾國藩諸人公案，企圖搞一場重為旗人爭取軍權的陰謀，希望能將曾國藩與湘軍將領一網打盡。
曾國藩親眼看到當初保舉他的二位朝廷大員肅順、恭親王先後被攻擊，在日記中記道：“閱京報，見三月八日革恭親王差事諭旨，讀之寒心，惴慄之至，竟日忡忡，如不自克。”
曾國藩的部屬得到訊息，朝廷相信蔡壽祺捏造的莫須有罪名，都非常憤恨、傷心，搖頭嘆息，甚至暗暗決心擁立曾國藩問鼎天下。當時，依照曾國藩的力量，有條件奪取滿清天下，但曾國藩始終以傳統的忠孝思想嚴格要求約束自己，不願被後世人戴上亂臣賊子的惡名，最終隱忍讓步保全晚節。
曾國藩裁撤湘軍，用了不到三年時間，可以看出他規劃周詳，準備充足。取而代之的淮軍依然勢力雄厚，這是他在戰事緊張時幫助其門生李鴻章組建的。後李鴻章向皇帝上奏，稱剿除捻軍非曾國藩不可，這才讓曾國藩保全名位，也讓清廷消除了對他的猜疑。
曾國藩洞徹往高必危的道理，驚恐歷史的悲劇在自己身上發生。在平定太平天國後，常遊玩於秦淮河畔，以示及時行樂，並無雄心大志，從而使政敵不致再虎視眈眈，也樂得半生閒散，免受風摧晚年，可見，曾國藩在功高震主的情況下能保全性命，保全名節，其為官智慧己達到爐火純青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