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提倡人際關係中的“去偽而崇拙”，認為惟天下之至誠，可以破天之下最巧。他把人心誠偽作為人的基本品格來認識，認為只有誠實的人才可以和他交往。曾國藩常說，為人處世當剛柔相濟，注重實踐。一個人的自強，應當是在自修處求強。追求的不應是在他人面前有優越感，而是不斷超越自我。這樣就不會對他人形成威脅或者傷害，也就不會存在征服與反抗的持久矛盾。理由是，我們要超越的，不是別人，而是自己。
量
在蓋寬饒諸葛豐之勁節，必兼有山巨源謝安石之量。於是乎言足以興，默足以容。否則嘵嘵易缺，適足以取禍也。量雖由於性生，然亦恃學力以養之，惟以聖賢律己!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度量閎深矣。
引自《曾正公全集》
有了蓋寬饒、諸葛豐的節操，就一定擁有山巨源、謝安石的量。所以說話足以振奮，沉默足以包容。否則居位太高容易缺損，恰恰是自取其禍。量儘管是天生的，但透過努力學習也可以獲得，只要以聖賢之道要求自己就行。嚴於律己，寬於待人，其度量自然而然就淵深了。
會師結友，待以誠恕
曾國藩曾說：“人有良師益友，雖懦夫亦有立志。”人世間敢於“規箴餘之短”的益友就算很難找到，然而只要能用“誠恕”二字，努力尋求，這樣的朋友是可以找到的。
曾國藩提倡人際關係中的“去偽而崇拙”，認為惟天下之至誠，可以破天之下最巧。他把人心誠偽作為人的基本品格來認識，認為只有誠實的人才可以和他交往。對門生李鴻章，他雖欣賞此人的才識，但對此人為人處事過於圓滑的態度十分不滿。
每個人要想得到一個知心朋友，首先，自己要拿出誠心待人，認真分析自己個性中的長處與短處，拿自己的長處與人交往，尊重朋友，捨去自己的短處對待朋友，這樣才能避免和朋友的衝突，才能得到朋友的肯定和信任。人，最渴望的是有心靈上的朋友，心靈的對話就是透過言語和行為真誠地交往。然而我們的個性常常左右我們的言行。只有深入的分析瞭解自己，揚長避短，才能使自我的言行表達得有分寸，才能避免言行上的失誤。所以要得到益友，先得要求自己不斷提高和完善，而不能每次犯了錯誤都希望別人能原諒自己，這是不可取的。
曾國藩會師結友的核心內容，即是仁禮可施的敬恕原則。曾國藩按照自己“仁愛有餘，威猛不足”的個性特點，認為自己交友應以“躬身處世，不外敬恕”為原則。每個人只有清楚瞭解自己的本性，依據這個才能確定怎樣去對待朋友，也有利於規範自己的言行，更能掘此判斷與朋友間的差距。
曾國藩說：“至於做人之道，聖賢千言萬語，大抵不外敬恕二字。《仲方問仁》一章，言敬恕最為親切，自此以外，那‘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與衡也’，‘君無眾寡，無大小，斯為泰而不驕；正其衣冠，儼然人望而畏，斯為威而不猛’，是皆言敬之最好下手者。也言‘欲立立人，欲達達人’，孟言‘行有不得，反求諸己’，‘以仁存心，以禮存心’，‘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是皆言恕之最好下手者。”
“敬恕”，就是“心中有仁，心中有禮”。曾國藩對師友也是以“仁”、“禮”待之。對“仁”、“禮”二字，曾國藩有自己獨到的見解。他曾說過自己的帶兵方法；施恩不如施仁義，加威嚇不如加禮遇。“仁”指的是要人獨立，使人發達。對士兵，如同對待自己的孩子一樣，內心渴望他們可以自強自立，渴望他們方方面面順順利利，這樣士兵能真切感受到你對他們的關心就像一個父親關愛孩子一般，反過來他們也會感激你的恩德。而“禮”則是指不論在人多的場合還是人少的場合，也不管其職位的高低，對待別人不應該有任何怠慢之處，在人之前泰然莊重不要有驕橫之氣；穿戴整齊，使自己的容貌有尊嚴之氣，這種充滿威嚴的樣子，別人一看頓生敬畏之心，如此顯露出來的威嚴不會顯得凶猛。以謙和有禮的態度對待別人，和別人交往時保持嚴肅、莊重，那麼於無聲中就顯露了自己的威嚴，令別人不敢輕易冒犯，這樣別人就會體會到你的威嚴了。“仁”和“禮”，就算在蠻橫之際也可以行之有效。
陳國瑞是湘軍中有名的悍將，其脾性粗魯、莽撞。曾國藩接替“剿捻”事宜，與陳國瑞打上了交道。當時正逢陳國瑞與劉銘傳所率之部發生械鬥，曾國藩在處理時想到，惟有讓他真心服自己，以後才能用他成大事。因而，曾國藩先以威嚴不可侵犯的正氣打擊陳國瑞的囂張氣焰，然後一一列舉陳國瑞的劣跡暴行，讓他明白自己的過錯和別人對他的評價，在陳國瑞滿目沮喪、退縮、打退堂鼓時，曾國藩忽又話鋒一轉，高度地表揚了他的勇敢、不好色、不貪財等優點，說他是一個前途無量的將才，千萬不能因一時的莽撞而毀掉自己的前程。聽到這些話，陳國瑞精神大振，這時曾國藩坐到他身邊，耐心教導啟發他，同時給他定下“不擾民，不私鬥，不違令”三條規矩。陳國瑞被曾國藩一番話說得心服口服，只得惟惟退出。陳國瑞後來儘管舊病時有復發，然而最終還是改過自新，為曾國藩所用。
曾國藩說：“凡人之生，皆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得天地之氣以成形，我與民物，其大本及同出一源。但若知利己，而不知仁民愛物，是於大本一源之道，已悖而失之矣。至於尊官厚祿，高居人上，則有拯民溺救民飢之責；讀書學古，粗知大義，即有覺後知覺後覺之責。若知自了，而不知教養庶匯，是於天之所以厚我者，辜負甚大矣。”
待人以“敬恕”，也就是“仁禮”，這正是曾國藩待師會友的基本原則。曾國藩自二十四歲以後脫離學生時代進入自學階段。這個時期他選擇朋友，更加註重對方的真才實學。擇才高者為友，成為曾國藩的擇友標準。
曾國藩在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在北京他寫給弟弟的一封信中說“但四弟前次來書，言欲找館出外教書。兄意教館之荒功誤事，較之家塾為尤甚。與其出而教館，不如靜坐家塾。若雲一出家塾便有明師益友，則我境之所謂明師益友者，我皆知之，且已夙夜熟籌之矣。惟汪覺庵師歐陽滄溟先生，是兄意中所信為可師，按衡陽風俗，只有冬學要緊，自五月以後，師弟皆奉行故事而已。同學之人，類皆庸鄙無志者，又最好訕笑人(其笑法不一，總之不離乎輕薄而已。四弟若到衡陽去，必以翰林之弟相笑。薄俗可惡!)。鄉間無朋友，實是第一恨事，不怕無益，且大有損。習俗染人，所謂與鮑魚處，亦與之俱化也。兄曾與九弟道及：謂衡陽不可以讀書，漣濱不可以讀書，為損友太多故也。今四弟意必從覺庵師遊，則千萬聽兄囑咐，但取明師之益，無受損友之損也!”又說：“兄少時天分不甚低，厥後日與鄙庸者處，全無所聞，竊被茅塞久矣，及已未到京，始有志學詩古並作字之法。”
在這兩封家書中，曾國藩告訴其弟交友貴在“選擇”，擇良賢而友之，庸鄙者敬而遠之，這才正是所說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道理。
曾國藩曾說：“人有良師益友，雖懦夫亦有立志。”人世間敢於“規箴餘之短”的益友即使很難找到，但只要能用“誠恕”二字，努力尋求，這樣的朋友還是可以找到的。
為善
古聖人之道，莫大乎與人為善。以言誨人，則以善教人也；以德燻人，是以善養人也；皆與人為善之事也。然徒與人，則我之善有限，故又貴取諸人以為善。人有善，則取以益我；我有善，則與以益人。連環相生，故善端無窮；彼此挹注，故善源不竭。君相之道，莫大乎此；師儒之道，亦莫大乎此!仲尼之學無常師，即取人為善也。無行不與，即與人為善也；為之不厭，即取人為善也；誨人不倦，即與人為善也。念忝竊高位，劇寇方張，大難莫乎，惟有就吾之所見，多教數人。因取人之所長，還攻吾短!或者鼓盪斯世之善機，因以挽回天地之生機乎?
與人為善、取人為善之道，如大河水盛，足以浸灌小河；小河水盛，亦足以浸灌大河。無論為上為下，為師為弟，為長為幼，彼此以善相浸灌，則日見其益而不自知矣。
修已治人之道，果能常守“勤儉謹信”四字，而又能取人為善，與人為善，以禮自治，以禮治人，自然寡尤寡悔，鬼伏神欽。特恐通道不篤，間或客氣用事耳!
引自《曾正公全集》
古時的聖人之道，最重要的就是與人為善。用言語教化人，這是用善教人；用德行感化人，這是用善養人，這些全是與人為善的事情。然而光是白白地付給別人是不行的，因為我所擁有的善有限，因此又注重從別人那裡獲取善。如果別人有善，就取來充實自己；我有善，就拿出來送給別人。這樣迴圈往復，因此善行無窮；彼此相充實，因此善的源頭不枯竭。人君和輔相的關係，沒有比這更重要的；學習儒術，也沒有比這更重要的!孔子學習別人，沒有固定的老師，就是取得別人的善。所有行為都可以給予，就是與人為善；行之不斷，就是取人為善；誨人不倦，就是與人為善。聯想到自己居於高位，而逆賊勢盛，大難難以一下平息，惟有把我的思想，多教幾個人，然後學習別人的長處，改正我的短處。這樣做，也許能把這個世界上的善機發動起來，用來挽回天地的生機呢!
與人為善、取人為善的方法，就猶如大河水滿，足以浸灌小河；小河水滿，也是足以浸灌大河。無論是居於上位的還是居於下位的，是老師還是弟子，是長輩還是幼兒，彼此間以善相影響，就會不知不覺間天天進步。
自我修養和治理別人的方法，假如真的能常常遵守勤、儉、謹、信這四個字，同時又能取人為善、與人為善，用禮來約束自己，又用禮去約束別人，當然會減少憂慮悔過之事，而使鬼神欽服。惟恐的只是守道之心不堅定，或有時受外來影響的制約。
與人為善，取人為善
“與人為善，取人為善”源自《孟子》。曾國藩繼承這個思想並將之作了詳盡的解釋：“思古聖人之道莫大乎與人為善。以言誨人，是以善教人也；以德燻人，是以善養人也。然徒與人則我之善有限，故又貴取諸人以為善。人有善，則取以益我；我有善，則與以益人。連環相生，故善端無窮；彼此挹注，故善源不竭。君相之道，莫大乎此；師儒之道，亦莫大乎此。”是說孟子注重的是虛心聽取各種意見，那麼在曾國藩那裡，取、與兩件事成了相互推動、永不停止的一個過程。
同時，曾國藩還把這確定為處理人際關係的根本原則之一。他在《日記》中寫道：“九弟來久談，與之言與人為善，取人為善之道，無論為上、為下、為師、為弟、為長、為幼，彼此以善相浸灌，則日見其益而不自知矣。”而且在他權力所及之處，他還力圖將這個原則化為必須遵守的制度。1859年他在給部下的一封信中談及：“前曾語閣下以取人為善，與人為善……以後望將取諸人者何事，與人者何事，隨時開一清單見示，每月彙總賬銷算一次。”這不是把既定的原則化為制度或工作方法了嗎?
“與人為善，取人為善”是曾國藩處理人際關係的一個準則，讓曾國藩的事業人才福集，興旺發達。
曾國藩與人為善的事，俯拾皆是，因此他的幕僚多對曾國藩尊為師，極為崇升，事季效法，奉為相模。所以，有幕府如水渠之說，這些幕僚皆深受曾國藩的影響，或效其堅忍，或師其勇毅，或明其大道，或法其坦誠。
曾國藩取人為善的事例也屢次不等，如聽人之諫納人。舉事，採納僚屬意見婉辭皇帝意旨等等。大事如此，小事亦能如此。如免“進場飯”一事，更能說明曾國藩的取人為善。
曾國藩守其祖父星岡先生之教，天不亮就起床，明炮一響立即布席早餐。在東流大營時，歐陽兆熊及李肅、程尚齊、李申甫共飯，群以為苦，曾國藩知道後，嘗笑曰：“此似進場飯。”
克復安慶後，歐陽兆熊要在9月朔期歸家，置酒為餞，席間從容進言：“此間人非不能早起，但食不下咽耳。吾今歸矣，欲為請人求免進場飯何如?”曾國藩笑頷之。因此歐陽兆熊以書調笑李肅毅說“從此諸君目民食大佳，何以報我?古人食時必祭先為飲食之人，君等得不每飯一祝我乎?”李肅毅復書：“進場飯承已豁免，感何感何!惟尚齊、申甫皆須自起爐灶，恐不免向先生索錢耳。”此雖為一時戲虐之言，當時情事也可想見。
免“進場飯”這件事儘管小，但可見曾國藩取人為善的姿態。他最初在京師時，也對他人橫挑鼻子豎挑眼，倚才傲物，所以得罪了一些人，後來他躬自檢悔，覺得“與人為善”是不樹敵的第一妙招，而“取人為善”是完善自己的絕好藥方。
誠實
天地之所以不息，國之所以立，聖賢之德業，所以可大可久，皆誠為之也。故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
李鴻章人必虛中，不著一物，而後能真實無妄。蓋實者不欺之謂也。人之所以欺人者，必心中別著一物，心中別有私見，不敢告人，而後造偽言以欺人。若心中了不著私物，又何必欺人哉?其所以自欺者，亦以心中別著私物也。所知在好德，而所私在好色，不能去好色之私，則不能不欺其好德知矣。是故誠者。不欺者也。
不欺者心無私著也。無私著者，至虛者也。是故天下之至誠，天下之至虛者也。當讀書則讀書，心無著於見客也；當見客則見客，心無著於讀書也。一有著，則私也。靈明無著，物來順應，未來不迎，當時不雜，既過不戀，是之謂虛而已矣，是之謂誠而已矣。
知己之過失，即自為承認之地，改去這無吝惜之心，此最難之事。豪傑之所以為豪傑，聖賢之所以為聖賢，便是此等處磊落過人。能透過此一關，寸心便異常安樂，省得多少糾葛，省得多少遮掩裝飾醜態。
盜虛名者，有不測之禍；負隱匿者，有不測之禍；懷忮心者，有不測之禍。
吾輩總以誠心求之虛心處之。心誠則志專而氣足，千磨百折，而不改其常度，終有順理成章之一日；心虛則不客氣，不挾私見，終可為人共諒。
引自《曾正公全集》
天地之所以長久，國家之所以能夠建立，聖賢的德業之所以能廣大長久地行於天下，都在於一個“誠”字。可以說，誠影響著世間萬物的生死存亡；不誠，就沒有一切。
人心一定要虛空，內中沒有絲毫牽纏，然後才可以真實無妄；實，就是不欺騙。人之所以要欺騙人，一定是心中還裝著別的東西，有了私心，又不敢告訴別人，因此只得編造假話騙人。假如心中沒有絲毫私念，又何必欺騙人呢?他所以要自己欺騙自己，也是因為心中還有其它雜念。知在於好德，私心在於好色，如果不能去掉好色的私心，就不能不欺騙自己好德了。因此說，誠就是不欺騙。
不說假話的人，心裡就沒有私心雜念。沒有私心雜念的人，就是心中虛空的人。因此，天下的至誠，就是天下的至虛。應當讀書之時，就一心讀書，不要想著去會見客人；應當會見客人的時候，就一心會見客人，心裡不要想著讀書。心一想別的事就有私念。心頭一片虛空，毫無雜念，事情發生時就去應接，事情沒有發生時，就不去想著它發生，應接事物時無雜念，事情過去了就不再牽掛，這就是所謂的虛，也就是誠。
知道自己的過失，但是加以承認，毫不猶豫地予以改正，這是最難做到的事情。豪傑之所以成為豪傑，聖賢之所以成為聖賢，就是在這個問題上光明磊落，超過別人。假如能過了這一關，心裡就會非常安樂，省去了諸多糾葛，免除了多少去遮掩裝飾的醜態。
竊取虛名的人，將會有意料不到的災禍；包藏罪惡的人，會有意料不到的災禍；懷有嫉妒心的人，會有意料不到的災禍。
我們應該永遠追求誠心，以虛心處世。心誠則志氣充實專一，即使歷盡磨難，也不改變其原則，終有順理成章、獲得成功的一天。虛心，則不會矯揉造作，沒有私心，最終可以為大家所諒解。
規模巨集大，言辭誠信
曾國藩最恨官氣，所以就摒棄官府排場，力禁部下迎送虛；他最恨懶惰，自己就首先做到放醒炮即起。而對部下僚屬，小到個人治心治身，大到治軍治餉，全部以自己的信條、經驗嚴格要求，耐心訓導。
曾國藩的《雜著》中有《居業》一條，意思說打江山創事業都要有基礎。他說：“古代英雄的事蹟必定有基礎：如漢高祖劉邦在關中，光武帝在河內，魏在袞州，唐在晉陽，都是先佔據根據地，然後進可以攻，退可以守。”曾國藩把建立基業歸納為兩個必要條件，那就是：規模巨集大，言辭誠信。
他具體解釋說：“就像居室如此巨集大，那麼它佔的宅地就廣闊，能夠庇護的人就多。誠信如果站得很穩固，結構就會很牢靠。”《易經》說：“寬大居之”，說的是巨集大；“修辭立在誠字上，可以居為”，說的是誠信。大程子說：“道之浩浩，從那裡下手呢?只有立下誠才有可以居住的場所。
誠就是忠信，修省言辭，便是要立得這忠信。如果口不擇言，逢事就說，那麼忠信也就被埋沒，動搖站不住了。曾國藩按立得住，就是所說“居業”：現在俗話說“興家立業”就是這個意思。子張說：“掌握的德不巨集大，信的道不專一，還能叫有嗎?還能叫無嗎?”也就是說假如不能巨集大誠信，那麼我的知識浮泛動盪，說我有不行，說我無也不行，這樣終身不會有可居之業，這就是程子所說的“立不住”了。
曾國藩幾乎白手起家，到一呼萬應，正是藉助做場、做局而發生變化的。他屢次談到“局”，鄙視那些在局外議論者，倡導挺膺負責，躬自入局，認為這樣，才會有成功的可能性。
曾國藩起家之初，手中無權無墊，所以跟從他的人並不多。從長沙臨行前，邀左宗棠參謀軍務，遭到拒絕。但左宗棠拒絕入幕後沒多久，即加入到駱秉章的幕府，令曾國藩很難堪。李鴻章初次來投，曾國藩也說：“少荃(李鴻章號)是翰林，了不起啊!志大才高。我這裡呢，局面還沒開啟，恐怕他這樣的艨艟鉅艦，不是我這裡的潺潺溪流所能容納的。他何不回京師謀個好差事呢?”表面上是拒絕，事實上擔心水淺養不了大魚，李鴻章吃不了這份苦。
曾國藩還同時發出另外幾封邀請信，但應者甚少，甚至連過去的好友馮卓懷、郭嵩燾都不肯隨行，劉蓉雖被他強拉硬扯出來，但是不久即堅辭而歸，留下來的只有李元度、陳士傑數人。
陳士傑字俊臣，湖南桂陽州人，以拔貢考取小京官，分發戶部，遭父憂回籍。由於在家辦團練鎮壓當地會黨為曾國藩所欣賞，在衡州招聘入幕。李元度字次青，湖南平江人，以舉人授官黔陽教諭。李元度曾上書曾國藩言兵事，為其所賞識，約於1854年2月前後入幕。曾國藩深感孤立無援之苦。他在給弟弟們的信中很有感慨地說：“兵凶戰危之地，無人不趨而避之，平日至交如馮樹堂、郭嵩燾者尚不肯來，則其他更何論焉!”又說：“甄甫先生去歲在湖北時，身旁僅一舊僕，官親、幕友、家丁、戈什哈一概走盡，此無足怪之事。兄現在局勢猶是有為之秋，不致如甄甫處蕭條已甚。然以為此為樂地，而謂人人肯欣然相從，則大不然也。”曾國藩當時慘淡經營的情形，由此可見。
曾國藩認識到自己局面尚未開啟，檯面小，又不輕易向朝廷推薦人，當時環境惡劣，隨時有送命的危險，當然人們不願死心塌地跟從他了。所以，曾國藩再次出山時，向清政府要求授予他一二省的實權，對稍有才能者，保奏、薦舉不斷，加之打了幾次勝仗，因此才有“群雄蔚起，雲合景從，如龍得雨，如魚得水”的局面。
曾國藩做兩江總督後，檯面越做越大。因為清廷器重，曾國藩手握四省兵符，有請即準，可以說是權傾朝野。但是曾國藩權大責也重，他意識到隨著檯面做大，必須更要注重網羅天下人才，為兩江用，為天下用。所以，他自祁門開始，張榜曉示，召集人才。一時間各地來投者絡繹於途。曾國藩把得來的人才分為二類，一類是實用型人才，包括治軍、治餉、衝鋒陷陣等，另一類是很有名望，兼有一定智謀的人。對前類人才，曾國藩以實為實，即是要他們做實事，就要給他們以實惠、實權、實職。對後一類人才，他虛實兼予，即給豐厚的待遇來“養士”，同時不輕易讓他們任實職。但是遇有難決難斷之事，也讓他們發表“高見”，以表示尊重。
在曾國藩“養士”中，有三聖七賢之說，三聖者即吳竹如、塗朗軒輩，七賢者即鄧彌之、莫子諸士。曾國藩詩云：幕府山頭對碧天，英英群彥滿樽前。
大概以某種精神感召，把人們聚攏過來，還算容易。而對聚攏在一起計程車人怎樣進行教化和使用，則是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曾國藩對這個問題的處理，就是把自己的幕府(包括自己所率之湘軍)辦成一所人才學校。
在他給部下的批牘和書札裡，訓導勸勉主語甚多。
曾國藩賦予他的幕府兩種職能，一是治事，一是育人，使幕府不但是治事之所，也是培養人才的學校。曾國藩本人既是軍政官長，也是業師，幕僚則既是工作人員，又是生童。曾國藩在給朋友的信中描述他的幕府說：“此間尚無軍中積習，略似塾師約束，期共納子軌範耳。”他在給丁日昌的信中則談得更為具體：“局中各員譬猶弟子，閣下及藩司譬猶塾師，勖之以學，教之以身，誡之以言，試之以，考之以事，誘掖如父兄，董督如嚴師，數者缺一不可，乃不虛設此局。”這既是對江南製造局的要求，也是對整個幕府的要求。因而也說是他設立幕府的一項宗旨。為了使更多的人瞭解此意，自覺去做，還把它寫成對聯，貼在總督衙門的府縣官廳上：雖然賢哲難免過差，願諸君讜論忠言，常攻吾短；凡堂屬略同師弟，使僚友行脩名立，乃盡我心。
在曾國藩這所人才學校中，大概李鴻章得到的教益呈最為典型的。
曾國藩日常起居很有規律，每天早起查營，然後和幕僚一起吃飯。李鴻章落拓不羈，貪睡懶散，對於這樣嚴格的生活習慣很不適應，深以為苦。一天，他假裝頭疼，臥床不起。曾國藩知道他耍滑裝病，大動肝火，不停地派人催他起床吃飯，說：“必待幕僚到齊乃食。”他見勢不妙，披衣“踉蹌而往”。曾國藩在吃飯時一言不發，飯後卻嚴肅地教訓他“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處所尚，惟一誠字而已。”說完拂袖離去，李鴻章“為之悚然”。
這裡既有紀律的約束，又有道德的說教，李鴻章深感“受益不盡”，因而逐漸養成了“每日起居飲食均有常度”的習慣，並獲得不少學問及經濟而又實用的東西。李鴻章後來回憶說：“在營中時，老師總要和我輩同時吃飯；飯罷後，即圍坐談論，證經論史，娓娓不倦。都是於學問經濟有益實用的話。吃一頓飯，勝過上一回課。”
四戒
弟於世事閱歷漸深，而信中不免有一種驕氣。天地間惟廉謹是載福之道，驕則滿，滿則傾矣。凡動口動筆，厭人之俗，嫌人之鄙，議人之短，發人之覆，皆驕也。無論所指未必果當，即使一一切當，已為天道所不許。吾家子弟，滿腔驕傲之氣，開口便道人短長，笑人鄙陋，均非好氣象。賢弟欲戒子侄之驕，必須將自己好議人短，好友人履之習氣，痛改一番，然後令後輩事事警改。欲去“驕”字，總以不輕非笑人為第一信；欲去“惰”字，總以不晏起為第一義。
傲為凶德，凡當大任者，皆以此字致於顛覆。用兵者，最戒驕氣惰氣；作人之道，亦惟“驕惰”二字誤事最甚。
古來言凶德致敗者約有二端：曰長傲；曰多言……歷觀名公巨卿多以此二端敗家喪身。餘生平頗病執拗，德之傲也。不甚多言，而筆下亦略近乎訟。靜中默省愆尤，我之處處獲戾，其源不外此二者。
溫弟性格略與我相似，而發言尤為尖刻。凡傲之凌物，不必定以言語加人，有以神氣凌之者矣，有以面色凌之者矣。溫弟之神氣，稍有英發之姿，面色間有蠻狠之象，最易凌人。凡心中不可有所恃，心有所恃，則達於面貌。以門第言，我之物望大減，方且恐為子弟之累；以才識言，近今軍中煉出人才頗多，弟等亦無過人之處，皆不可恃。只宜抑然自下，一味言忠信，行篤敬，庶幾可以遮護舊失，整頓新氣，否則人皆厭薄之矣。
沅弟持躬涉世，差為妥葉。溫弟則談笑譏諷，要強充老手，猶不免有舊習，不可不猛省，不可不痛改!餘在軍多年，豈無一節可取?只因“傲”之一字，百無一成，故諄諄教諸弟以為戒也。
弟謂“命運作主”，餘素所深信。謂“自強者每勝一籌”，則餘不甚深信，凡國之強，必須多得賢臣；家之強，必須多出賢子弟。此亦關乎天命，不盡由於人謀。
餘生平略述先儒之書，見聖賢教人修身，千言萬語，而要以不忮不求為重。忮者，嫉賢害能，妒功爭寵，所謂“怠者不能修，忌者畏人修”之類也。求者，貪利貪名，懷土懷惠，所謂“未得患得，既得患失”之類也。忮不常見，每發露於名業相侔勢位相埒之人；求不常見，每發露於貨財相接，仕進相妨之際。
欲求造福，先去忮心，所謂人能充無慾害人之心，而仁者不可勝用也。將欲立品，先去求心，所謂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勝用也。忮不去，滿懷皆是荊棘；求不去，滿腔日即卑汙。餘於此二者，常加克治，恨尚未能掃除淨盡。爾等欲心地乾淨，宜於此二者痛下工夫，並願子孫世世戒之。附作忮求詩二首錄左：
不忮
善莫大於恕，惡莫凶於妒。
妒者妾婦行，瑣瑣奚比數。
己拙忌人能，己塞忌人遇。
己若無事功，忌人得成務。
己若無黨援，忌人得多助。
勢位苟相敵，畏逼又相惡。
已無好聞望，忌人名著。
已無賢子孫，忌人後嗣裕。
爭名日夜奔，爭利東西鶩。
但期一身榮，不惜他人汙。
聞災或欣幸，聞禍或悅豫。
問渠何以然?不自知其故。
爾室神來格，高明鬼所顧，
天道常好還，嫉人還自誤，
幽明從詬忌，乖氣相倚伏，
重者災汝躬，輕亦滅汝祚。
我今告後生，悚然大覺悟。
終身讓人道，曾不失寸步，
終身祝人善，曾不損尺布，
消除嫉妒心，普天零甘露，
家家獲吉祥，我亦無恐怖。
不求
知足天地寬，貪得宇宙隘，
豈無過人姿，多欲為患害。
在約每思豐，居困常求泰，
富求千乘車，貴求萬釘帶。
未得求速償，既得求勿壞。
芬馨比椒蘭，磐固方泰岱。
求榮不知饜，志亢神愈夥，
歲燠有時寒，日明有時晦，
時來多善緣，運去生災怪。
諸福不可期，百殃紛來會。
片言動招尤，舉足便有礙。
慼慼抱殷憂，精爽日凋瘵。
矯首望八荒，乾坤一何大?
安榮無遽欣，患難無遽憨。
君看十人中，**無倚賴。
人窮多過我，我窮猶可耐，
而況處夷途，奚事生嗟愾?
於世少所求，俯仰有餘快，
俟命堪終古，曾不願乎外。
弟對於世事的閱歷漸漸深了起來，但來信中卻有一種驕氣。天地之間惟廉潔和恭謹才是承受福氣的方法，驕傲就會自滿，太滿了就會傾覆。任何發自口端或筆端的諸如厭惡這個人俗氣，嫌棄這個人鄙陋，議論一個人的短處，揭發一個人的**，都是驕氣的表現。且不要說自己的這一指責不一定恰當，就算每一句話都說得很對，也已經為天道所不允許。我們家的子弟，充滿了驕傲之氣，一開口就議論別人的長短，笑別人的鄙陋，這都不是好的氣象。賢弟想戒除子侄輩的驕氣，一定先把自己好議論別人的短處，喜歡揭人**的習氣，痛加改正，然後再讓子侄輩在這些事情上警惕和改正。要去除“驕”字，以不輕易非議或笑話別人為首要標準；想去除一個“惰”字，要以不晚起床為首要任務。
傲是一種帶來凶煞的德行，任何擔當大任的人，都因為一個傲字而導致失敗。帶兵打仗的人，最要戒除的就是驕氣和惰氣；對於做人來說，最要戒除的也是驕和惰這兩個字。
自古以來由於凶德而導致失敗的大概有兩個方面：一是傲氣，二是多話。歷觀許多有名的公卿都是因為這兩點而最終家敗身死的。我這個人平時辦事的毛病就是太執拗，這是德上的傲。話說得不多，然而筆下的毛病與多話一樣。靜下心來默想自己的過失，發現我之所以處處不順利，根源還在於這兩個方面。
溫弟的性格與我較為類似，但說出來的話特別尖刻。以傲凌物，不一定非要用言語刺激別人，還有用神氣顯示傲的，有用面色顯示傲的。溫弟的神氣，稍帶一些英氣勃發的姿態，臉色上又有蠻狠的樣子，最容易凌人。大多時候心中不要有什麼依仗，一旦心裡有所依仗，就會反映在面貌上。從門第來說，現在我的聲望大減，尚怕被子弟們負累；從才識而言，眼下軍中鍛煉出來的人才很多，你們也沒有什麼過人之處，因此沒有什麼可依靠的。只應該自我貶抑，只稱忠信，實行篤敬，這樣才有可能遮掩以往的過失，整頓出新氣象，不然就會人人討厭鄙棄了。
沅弟的處世方式還算可以，溫弟則愛在談笑中譏諷他人，想強充老手，依然免不了有舊習，不可不猛醒，不可不加以痛改。我在軍中多年，難道毫無可取之處嗎?只因為“傲”這個字，有百害而無一利，因此要諄諄告誡諸弟，一定要以此為戒。
弟稱“命運作主”，這是我向來深信不疑的；你說“自強的人常常能勝人一籌”，對這點我並不深信。凡是國家強大，一定要有很多的賢臣輔佐；家庭要興盛，一定要多出賢能的子弟。這些東西都與天命有聯絡，不完全依靠人的謀求。
我平時約略述說先儒們的書，發現聖賢教人修身的理論，千言萬語，概括起來，最關鍵的一條是不忮不求。忮就是嫉賢害能，妒功爭寵，說的就是自己不能修德進業，又害怕別人修德進業的這類人。求，就是貪圖利名，安於現狀，說的就是沒有得到的東西千方百計去得到，得到了的東西又害怕失去的這一類人。忮，常見，一般都是在名望、事業相當，地位相等的人身上表露；求，也不常見，往往發生在財物交往、仕途進取相互有所妨礙之時。
要想得到福祉，首先要去掉忮心，人心如果能讓沒有貪慾、沒有害人之心充溢，仁就會取之不盡。想要立下好的人品，則應力去求心，人假如沒有貪心，則不會患得患失，而義也將用之不竭。“忮”心不去，滿心裡都是荊棘；“求”心不去，心靈就會日漸卑汙。我對這兩種心，時常加以剋制，痛恨的只是自己還未能把它們掃除乾淨。你們如果想心地乾淨，應當在這兩方面痛下功夫，並希望子孫後代都要以此為戒。
人需四忌，方能立足
曾國藩一生不愛錢是無人不知的事實，在位之時並不依靠權勢聚斂財富，他曾說：一個人要想做一個好人，做一個完美的人，首先不要貪圖錢財，滋長自己的虛榮心理。假如能做到不貪不吝，那麼就能做到鬼神共敬，坦坦蕩蕩，見識日多，一身正氣。
人生在世不懂許多人情世故，而處世之道又常有許多禁忌，稍有大意，便會招來臨頭大禍。縱觀曾國藩一生為人處世之法，有很多值得後人深思的地方。其處世的四個禁忌，也是發人深省的。
第一忌說話天馬行空，不著邊際。曾國藩少時身上就有此毛病。
一次，曾國藩拜訪好友陳岱雲，與岱雲興致勃勃談論詩歌。曾國藩唯恐好友不知自己見識多廣，一時間喧賓奪主。他把自己平日所思，所想，所見毫無遮攔，不加掩飾的傾囊而出，一直在岱雲家呆了很久才出來。談論之時這樣無所顧忌，旁若無人地發表自己的見解，雖有可取之面卻往往容易滋長一個人的虛榮心理，且在朋友面前如此自大更是不可取的。但是一回到家，曾國藩馬上開始後悔，反問責備自己，像自己這樣整日胸無大志，無所事事，迷醉於詩，自己沒有意識其危害的一面，不加考慮侃侃而談也就算了，為何還要把自己的思想強加於人呢?自己不思進取，對前程沒有長遠打算，不在此方面用功已經是耽誤了自己，難道還有理由把自己這番理由施加予好友嗎?一時之間，心裡無法平靜，夜不能寐，反覆提醒自己一定要改。
曾國藩的過人之處就在於他能每日不斷反省自己，雖然有再犯，但內心中不停的反思終使他做人達到旁人難以到達的高度。《詩經》有曰：“匪言勿言，匪由(法、道理、合理)勿語。”
第二，勿好為人師。孟子曾說：“人之患在好為人師。”曾國藩的心述手記，洋洋千萬言，為世人留下了很多警示良言，這其中有著曾國藩一生為官為人之道，更多是從中悟出的道理、真知，現在讀來令人感慨萬千。曾國藩幾乎將他一生累積的才識和智慧記了下來，其中有真性處，深刻處，警示處，更多的仍然是對子侄、兄弟、部屬、同僚的教訓。曾國藩日記曾有記載：皇上御批，要我戒除喜歡在人前為師的思想。道光十九年(1839)我進京，道別時祖父諄諄教導，做人切不可有傲氣，今日皇上又以不要在人前妄自為師勸誡我。我應該將這些話刻在圖章的兩端，忑當永遠銘記於心。
所幸皇上龍體欠安，加上國家內憂外患，否則我必因此招致彌天大禍，重則人頭落地，輕則發配邊疆。曾國藩少時得志，為人志存高遠，鋒芒畢露，又自恃才情曠達，得到皇上如此御批，也絕非偶然，從他當時的處世方式來看，受此警戒，實是意料之中。
曾國藩對其子侄，向來只有教訓，沒有商量的餘地；對兄弟，商量極少，教訓佔先；對同僚，商量和教訓處於中立。對於曾氏家族來說，曾國藩是他們的門面，往往是言出必行；在軍營，他是統帥三軍，位高權重的一軍之主，往往是軍令如山；在省府，他是總督，獨佔一方。
可說是四處逢緣，八面威風。再加上他少年時脾性倔強爽直，常能言人所不能言，做人所不能做，曾國藩的祖父訓誡男兒不能懦弱無能沒有陽剛之氣，這樣一來更在他的性格里注入了一劑倔強和剛強。因此使他養成了喜愛在人前為師、教訓人、指導人的習慣，甚至他敢冒犯龍顏、不怕掉頭以“師心”上奏，其實也是情理之中。
第三，勿輕言人短。漢代伏波將軍馬援，也是一位絕世英雄，他在寫給其兄長之子的書信中告誡說我要你們聽到人家的過失，猶如聽到父母的名字，耳朵可以聽，但嘴上絕不能說。人喜歡去議論人家的長短，妄自評論政事法令的是非，這也是我所厭棄的，就算死也不願意子孫有這樣的行為!龍伯高敦厚、周密而謹慎，口中沒有挑剔非難別人的語言，謙慮、自控而節儉，公正廉，明而有威望，我因而愛他看重他，並且希望你們學習他。杜季良豪氣干雲，以別人的憂慮為自己的憂慮，以別人的快樂為自己的快樂，他父親死後，喪事上有許州郡的人趕來弔喪，我愛他敬重他!但不希望你們學習他，效仿他。學習伯高而達不到他的水平，也還是個謹慎而整飭計程車，就是和平常所說的“刻鵲不成尚類鶯”一樣。信效季良不成，淪為天下聞名的輕薄兒，就和平常所言的“畫虎不成反類犬”相同。這也是個謙遜謹慎自我調養，收斂自己高遠的胸懷，接觸卑下近旁的道理，如不這樣，就不能保持自己的久長和遠大，涵藏得不夠縝密，就施展得不準確。蘇軾的詩句“始知真放本精微”，就是這個意思。而曾國藩有云：“凡事後悔己之隙(過失)，與事後而議人之隙，皆閱歷淺耳。”
也就是告訴我們，所有在事情過後議論別人的過失，或者在別人背後說人長短，都是由於涉世未深。
何謂“世”?實則就是指人，人的耳朵、眼睛和嘴巴，即人的戒備、警惕、爭執。世中人內心看起來似乎平靜，其實都是暗潮洶湧難以平息，外表看似大家一團和氣。一派陽光燦爛的樣子，可背地裡心門鎖，一團漆黑。這就是人們常言的知人知面不知心，人心隔肚皮。世間人情如此，才能瞭解人與人之間為了各自利益費盡心思，骨肉相殘，分毫必爭，巧取豪奪，稍有動靜，便會平地起風波。因此荀子曰：“人性本惡。”
第四，勿斤斤計較，貪圖錢財。曾國藩一生不愛錢是無人不知的事實，在位之時並不依靠權勢聚斂財富，他曾說：一個人要想做一個好人，做一個完美的人，首先不要貪圖錢財，滋長自己的虛榮心理。假如能做到不貪不吝，那麼就能做到鬼神共敬，坦坦蕩蕩，見識日多，一身正氣。否則的話，便會不知不覺墜入卑汙一流，總有一天被人輕視，因此必須做到為人謹慎行事!
堅忍
子長尚黃老，進遊俠，班孟堅譏之，蓋實錄也。好遊俠，故數稱堅忍卓絕之行，如屈原、虞卿、田橫、侯嬴、田光及此篇之貫高皆是。尚黃老，故數稱脫屣富貴、厭世棄俗之人，如本紀以黃帝第一，世家以吳太伯第一，列傳以伯夷第一，皆其指也。此贊稱張、陳與太伯、季札異，亦謂其不能遺外勢利、棄屣天下耳。
稍論時事，餘謂當豎起骨頭，竭力撐持。三更不眠，因作一聯雲：“養活一團春意思，撐起兩根窮骨頭”，用自警也。餘生平作自箴聯句頗多，惜皆未寫出。丁未年在家作一聯雲：“不怨不尤，但反身爭個一壁清，勿忘勿助，看平地長得萬丈高”，曾用木板刻出，與此聯略相近，因附識之。
夜閱《荀子》三篇，三更盡睡，四更即醒，又作一聯雲：“天下無易境，天下無難境；終身有樂處，終身有憂處。”至五更，又改作二聯，一雲：“取人為善與人為善，樂以終身憂以終身；”一雲：“天下斷無易處之境遇，人間那有空閒的光陰”。
引自《曾正公全集》
司馬遷崇尚黃老，敬仰遊俠，班固以這個來譏諷他，這都是事實。愛好遊俠，因此多次稱讚堅忍卓絕的操行。比如屈原、虞卿、田橫、侯嬴、田光以及本篇中所講的貫高都是此種人物。崇尚黃老，因此多次稱讚鄙視富貴、厭世棄俗的人，如本紀以黃帝為第一，世家以吳太伯為第一，列傳以伯夷為第一，都是這個宗旨。此篇稱讚中論張耳、陳餘和太伯、季札不一樣，也是講他們沒有能夠迴避勢利、拋棄天下。
在泛論時事時，我說應該挺起骨頭，盡力支撐。三更時睡不著，於是作一聯：“養活一團春意思，撐起兩根窮骨頭”，用以自勵。我一生中作過很多的聯句自箴，可惜沒有寫下來。丁未年在家寫有一聯：“不怨不尤，但反身爭個一壁清；勿忘勿助，看平地長得萬丈高。”曾經用木板刻寫出來，與這個聯較相似，就附記在這裡。
夜裡讀《荀子》三篇，三更過了才睡，四更時就醒來，又作一聯：“天下無易境，天下無難境；終身有樂處，終身有憂處。”到五更時，又修改了兩聯，一聯是：“取人為善與人為善，樂以終身憂以終身；”另一聯是：“天下斷無易處之境遇，人間哪有空閒的光陰”。
為人自強，注重實踐
曾國藩常說，一個人的自強，應當是在自修處求強。追求的不應是在他人面前有優越感，而是不斷超越自我。這樣就不會對他人形成威脅或者傷害，也就不會存在征服與反抗的持久矛盾。理由是，我們要超越的，不是別人，而是自己。
曾國藩幼時家境貧寒，但是他不卑不棄，於逆境奮發進取，終於取得成功。
曾國藩常寫信給他的弟弟、子女，說曾家後代繼承了母親剛強、自立的氣質，因此才取得了一些成績。他的信中對母親的尊重、感激之情表露無遺。
曾國藩的母親江氏，嫁入曾家時，曾家一貧如洗，但是江氏謹守曾家家訓，操持家務克勤克儉，在她的努力下曾家逐漸興旺發達起來。江氏為人賢淑、孝順，對年邁的阿公、阿婆照顧得無微不至。阿公晚年身體不好，癱瘓在床，生活無法自理，江氏毫無怨言，全心照料。人們都說久病床前無孝子，然而阿公癱瘓三年時間裡，江氏與丈夫照樣日夜輪流守護在床邊，有的時候阿公連屎尿都拉在她身上，她並無絲毫嫌棄的意思。阿公死時連說：“曾家有此媳婦，家門大興啊!”
曾國藩曾高度讚揚母親：“曾太夫人來到曾門，事舅姑四十餘年，造次必躬，在視必格，賓祭之儀，百方檢飭。”
江氏嫁入曾門後，共生有五男四女，“尺不寸縷，皆一年拮据。”曾國藩的父親經常以“人眾家貧”為慮，江氏總用“好作自強”之言相勸，或以“諧語以解制苦”勸說。她經常對丈夫說：“吾家子女雖多，但某業讀，某業耕，某業工賈。吾勞子內，諸子勞於外，豈憂貧哉?”
自此可以看出，曾國藩幼時儘管家境不好，但母親自強自立，不畏勞苦的精神卻深深影響著他。一個人要生存在世上，不能沒有一點能力，但千萬不能逞能；無能會受人欺負，逞能則禍害自己。
曾國藩在一封家書中說“從古帝王將相，無人不由自立自強做出。即為聖賢者，亦各有自立自強之道，故能獨立不懼，確乎不拔。”
曾國藩一生崇尚自強、自立。他說：“人當自強。但是否如沅弟(曾國荃)所說自強者總能比別人略高一籌呢?我不以為然。至於說到一個人的強大，在我看來，不外乎北宮黝、孟施捨、曾子三種情況。曾子的自反而縮，也就是孟子將仁義和謙虛集於一身的強大，這種強大與孔子告訴弟子仲由的強大，大概可以長久。另一種強大是鬥智鬥力，這種強大就是逞強或逞能，有因逞強而大興的，也有因逞能而大敗的，如古代的李斯、曹操、董卓、楊素，這些人的智力可以說都是橫絕一世的，但是他們的失敗禍害也非同尋常。近世如陸、何、肅、陳等人都是我們所知道的自封的英雄，但他們中間沒有一個人能得以保全終身的。所以，我們在自我修養上求強是可以的，但在逞能狠鬥上求強就不行了。由此看來，那些喜歡佈施於人的人，就像那些喜歡逞強鬥能的人一樣，他到底強大還是不強大都是一件尚未可知的事情。即使終身強橫安穩，也是君子不屑一顧的方式。”
人之所以逞強鬥狠，歸根結底在於想透過逞強鬥狠來滿足自己的個人英雄主義的虛榮心理，從中獲取優越感，從而得到別人對自己的肯定、絕對的服從或者尊敬。然而這種優越感的獲得往往以壓制他人、傷害他人為代價。可能你在特定的時間、場合、範圍內確實征服了別人，但轉換了上述條件後你又沒有辦法征服別人，此時，因你以前的所作所為，而激起的抗爭越來越大，造成無法收拾的局面。最後一時的強大，把你逼入死衚衕，身陷萬難之地，又找不到可以幫助自己的人。自這點可以看出不追求本性中的自強，而把自強扭曲為逞強，帶有此種思想，在人世中是難以立足的。曾國藩認為：平生最重要的是要有“自強”、“自立”的奮勉精神，但是一定要知曉“凡事不能操之過急”，“欲速則不達”。在他看來，“自強”、“自立”的奮勉精神是十分寶貴的，“人苟能自立，則陽聖賢豪傑何事不可為”，“用兵之道，最貴自立”。
曾國藩以一生的精力實踐著以上信條，曾國藩年少時，一心要取得功名，有所成就，為求自強、自立，從此努力攻讀。他26歲攻讀二十三史時，曾立誓“每日讀十頁，間斷不孝。”31歲後，每天“早起溫經，早飯後讀二十三史，下半日閱讀詩和古，每日共可看書陽，皆過筆圈點”。34歲後，“無日不看書，雖萬事匆忙，亦不廢正業”，“每日臨帖百字，鈔書百字，看書少亦滿二十頁，多則不論”，“雖極忙，亦須了本日功課，不以昨日耽誤而今日補做。”35歲後，無論事務如何繁忙，“然無日不看書”。46歲後更是“性喜讀書，每日仍看書數十頁”，就算拋開繁忙的軍務依然是堅持看書。60歲後，身體“衰頹日甚”，每日“常思多臥多躺”，甚至公事無法細閱，然而“看書”未曾間斷，不看則此心愈覺不安。
由此可以看出，曾國藩為求自強自立，一生不斷學習加強自己的修為。然而他仍然特別反對逞強，他一生為官，且位高權重，從未以此壓制、傷害別人，相反，卻鼓勵別人自強自立，也特別看重自強自立的人，厭棄逞強好勝的人。
曾國藩有一好友，叫羅澤南，幼時家境特別貧寒，卻能發憤好學。家貧沒錢買油點燈，羅澤南就藉著月光讀書，疲倦時，便在屋外露宿直到天明。他的道德學問，在當地為人所稱道。羅澤南年輕時，連遭不幸，喪母、喪兄嫂，隨後又連喪三子。他的妻子連哭三子之喪，雙眼完全失明。羅澤南遭此打擊，並沒有從此對生活失去信心。曾國藩特別敬重他，稱他為家鄉的顏淵。羅澤南後來以儒生身份帶兵征戰，名揚天下。
曾國藩常說，一個人的自強，應該是在自修處求強。追求的不應該是在他人面前有優越感，而是不斷超越自我。這樣就不會對他人形成威脅或傷害，也就不會存在征服與反抗的持久矛盾。理由是，我們要超越的，不是別人，而是自己。人在提高自我，充實自我，完善自我的過程中，內心會產生很多的抗爭，這些抗爭就是舊我對新我的反抗。這些抗爭，有的時候會讓自己更加堅強，更堅決地征服自我。在新我與舊我的交替過程中，惡行得以消除，善舉得以發揚，並在此過程不斷前行。到了一定的程度，自己就會由於不斷的自修而完善和強大起來，這樣的強大就是曾子、孟子和孔子告知我們的強大。是每一個有德識的人要盡力珍惜、保持和追求的。
縱觀曾國藩的一生，隨處可見，以自修求自強，以自強求自立，自強而又不逞強的方方面面。這是多麼的難能可貴!
曾國藩出身寒微，歷經千辛萬苦，在逆境中奮起，求得自強。之後大半生從未一天放棄自修，加強自己對自強的理解，在他看來自強應是不斷超越自己，完善自己，人自強後不應逞強，由於逞強是建立在別人的痛苦、傷害上的。他做到了這一點，也用一生的言行實踐著這一人生理想。
人立於世，必當自強、自立!
諂媚
求悅於人之念，君子乎?女子小人乎?且我誠能言必忠信，不欺人，不妄語，積久人自知之，不讚人亦不怪。苟有試而譽人，人且引以為重；若日日譽人，人必不重我言矣!欺人自欺，滅忠信，喪廉恥，皆在於此。
引自《曾正公全集》
取悅於人的想法，是君子該有的嗎?還是女子小人才具有的?何況我確實能做到說話一定忠信，不欺騙人，不胡說八道，時間長了人們自然會了解我，就算不讚揚我，但也不會怪我。假如說是偶爾稱讚別人，人家會很看重我的話；那麼每天都在那兒稱讚別人，人家一定不會看重我的話了。自欺欺人，泯滅忠信，喪失廉恥，都在這試圖取悅於人的念頭上。
人以機巧，我以誠愚
曾國藩認為，朋友有遠近之分，族親有密疏之分，故交往過程中要時時把自己放到主動地位，對至親好友以誠信待之，對遠親一般的朋友以禮義待之，如此才能做到與人交往不傷情誼。
人只有誠，並且透過誠，才能認識自己的真實本性，也才能認識其他人的本性和整個世界的本性。不能做到誠，既不能認識自己，也不能認識他人，更談不上認識整個世界。人做不到誠，也就只是一平凡之人，當然做不了曾國藩所說的“第一人物”。
曾國藩要求自己待人以致敬為主，但他並不是端著個理學臭架子，讓人望而生畏。
李世忠，原是太平軍的一員將領，作戰失敗後投降清軍。他投降後對清軍並不忠心，經常帶領自己的兵卒搶奪周邊老百姓的財物，干擾老百姓的生活。李世忠認為當初跟隨太平軍時生活十分清苦，現在投降清軍當然應該享受一番，所以他對部下越發不加以約束，任他們胡作非為。李世忠的言行在湘軍中造成極為惡劣的影響，他的上司對他嚴加訓斥，他卻不當一回事。
李世忠最初在李鴻章部任職，後來轉到曾國藩之弟曾國荃部下。由於曾國藩對此人早有耳聞，所以去信一封告訴弟弟：“對待李世忠這種人方法有三方面：一個方面對他要寬鬆，不要約束太死；另一個方面，他有戰功時切不可與他爭功，打了勝仗，功勞全都歸他；如果他偶然犯下錯誤，應以好言籠絡他，不要舉報他。對他寬鬆，是說在金銀方面要慷慨大方，千萬不要在金錢方面與他斤斤計較，自己寬裕時，再多的金錢都要視之如糞土，當自己貧困時，也要慷慨解囊，寧願自己艱苦也要分些利潤給他。這兩個方法都是要對他寬鬆，而對他嚴格的地方也有兩個：一個方面對他有禮有節，交往要淡，來往不要密切，書信來往要簡單，話不要多說，情感上不要與他有何牽扯；另一個方面要明晰是非曲直，如遇到他部下的兵勇與百姓發生糾葛，且又在我們管轄的範圍，百姓來告狀一定要當面弄清是非緣由，一旦查明，不要有任何包庇，必須嚴加懲治。對李世忠要做到，在金錢、名利方面待他寬鬆，不與他計較，在禮節、道義方面待他嚴格，不要有絲毫放鬆。這四個方面做好了，自己手下又有強大的軍隊，那麼與李世忠這樣的悍將相處也沒有什麼不妥之處!”
曾國藩對李世忠這員威猛、難以馴服的大將，用寬“名利”，嚴“禮義”的原則待之，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據說，曾國藩有一次到軍中視察，下令李世忠前來相見，曾國藩知道此人驕傲，不可一世，所以想挫挫他的銳氣。李世忠進到帳中，還未說話，眼見曾國藩表情冷漠、嚴肅，心裡一下子有點緊張，曾國藩開口便列舉李世忠做太平軍時的各種劣跡，“貪戀美色，喜好酒肉，不受管束，愛財如命……”。李世忠見曾國藩一來便掀他老底，心下一片慌亂，頓時亂了陣腳，銳氣先去一半，這時曾國藩話鋒一轉，稱讚其作戰勇敢，不怕犧牲，是可造之材。李世忠聽到此話，頓時精神一振。一番交談之後，李世忠對曾國藩是又怕又敬，此後做事收斂了很多，後終被曾國藩所用，成為得力干將。
寬“名利”嚴“禮義”，是曾國藩對“悍將”的一種手段，也是他對待一般朋友的處世哲學。
曾國藩常說，對那種對自己不友善的人不要用鄙視或輕視的態度令對方難堪，而是應該從自己做起，使不友好的人深受自己的感染從而轉變過來。他寫道“一個省的風氣全靠督撫、同道及首府幾個人來影響，其他的小官員和士紳都會被他們幾個人的言行所影響。”曾國藩為官那段時間，每天很早起床，天剛亮就和幕僚一起吃飯。
曾國藩在與人交往中推崇“去偽而崇拙”，他認為用天下至誠的方法，能破除天下取巧的方法。他常訓誡曾國荃說“左待弟極關切，弟亦宜以真心相向，不可常懷智術以相迎拒。凡人以‘偽’來，我以‘誠’往，久之則偽者亦共趨於誠矣。”
人們在相互交往中，最恨虛偽狡詐，但是世間偏有許多人在言行中又與它為伍。咸豐八年正月初四，曾國藩的信中這樣寫道：“弟在信中覺得自己是個老實人，我也自信是個老實人，只是因為閱歷世上種種事情，飽經滄桑，學會了一些機謀權變之術，使自己學壞了。其實這些方面遠遠比不上別人，只是惹人笑話，讓人懷恨，有什麼好處呢?近日我突然醒悟，一味向平淡真實的方向努力，將自己老實的本質還以本來面目，恢復固有。弟弟你在外面，也應該恢復自己老實的本質，千萬不要走投機取巧的道路，日子長了自己的品性會愈來愈低下。別人用奸詐之心來對我，我仍以誠信迴應他，日子長了，他也會改變態度的。如果勾心鬥角，表面上看來很近，其實內心卻有許多隔閡，那麼相互之間的報復，將是無止無休的。
“至於強毅之氣，決不可無，但強毅與剛不同，古人說：自勝謂強。曰強制，曰強恕，曰強為善，皆自勝之意。如不習慣早起，而強制自己天未亮就起來；不習慣莊重尊敬，而強制參與祭掃儀式；不習慣勞苦，而強制與士兵同甘共苦，勤勞不倦，這就是強。不習慣有恆而強制自己堅定地持之有恆，這就是毅。二者相似，其實天壤之別，不可不察，不可不謹。”李鴻章有才氣，曾國藩十分欣賞他，但李鴻章身上本身也有的江淮虛偽之氣，曾國藩卻不能接受。“篤實”這種品德是為世人所推崇的。咸豐九年七月十六日，曾國藩在寫給胡林翼的信中說：“惟忘機可以消眾機。”在日記又寫道：“它似頗有意義，而愧未能自體行之。”
《莊子天地》說：“機心存在於胸中，則純白不備。”惟有“忘機”，才能復於篤實至誠；惟有篤實至誠，才能“消眾機”。在與人的交往中，假如人人以它為準則，為官者大力提倡它，社會風氣總會逐漸淳樸起來。
“忘機”，是用於自身的修養。對付社會上虛偽奸詐的小人，則是千萬不能忘的。曾國藩在這個問題上有他過人的地方。一般人總認為“待我以偽，則回之以偽；待我以誠，則還之以誠”。更有甚者，以牙還牙，甚至以十倍“牙”相還；將心比心，乃至十倍“心”回敬。曾國藩不同，對於以奸詐之心對他的人，他回報的是誠信，他說：“惟柔可以制剛狠之事，惟誠可以化頑梗之民。”他曾告誡其弟說：“見一善者則痛譽之，見一不善者則渾藏而不露一字。久之，善者勸，而不善者亦潛移而默轉矣。”
歷史發展到今天，我們再看曾國藩的處世之道，待人之法，好像也應從中學點什麼。只有去掉本性中虛偽的成分，用真誠去對待世人，才能在心與心的間隙中找到自己的立身之處!
精明
大抵蒞事以“明”字為第一要義，“明”有二：曰高明，曰精明。同一境而登山者獨見其遠，乘城者獨覺其曠，此高明之說也。同一物而臆設者不如權衡之審，目巧者不如尺度之精，此精明之說也。凡高明者欲降心抑志以遽趨於平實，頗不易。若有事事求精，輕重長短，一絲不差，則漸實矣。能實則漸平矣。
凡利所在，當與人共分之；名之所在，當與人共享之。居高位以知人曉事二者為職。知人誠不易學，曉事則可以閱歷黽勉得之。曉事則無論同己異己，均可徐徐開悟，以冀和衷。不曉事則挾私固謬，秉公亦謬；小人固謬，君子亦謬；鄉愿固謬，狂狷亦謬。重以不知人，則終古相背而馳，決非和協之理。
國藩從宦有年，飽閱京洛風塵。達官貴人，優容養望，與在下者軟熟和同之象，蓋已稔知之。而慣常之積不能平，乃變而為慷慨激烈，斬爽骯髒之一途。思欲稍易三、四十年來不白不黑、不痛不癢、牢不可破之習，而矯枉過正，或不免流於意氣之偏，以是屢蹈愆尤，叢取譏戾。而仁人君子固不當責以中庸之道，且當憐其有所激而矯之之苦衷也。
諸事棘手，焦灼之際，未嘗不思遁入眼閉箱子之中，昂然甘寢，萬事不視，或比今日人世差覺快樂。乃焦灼愈甚，傘事愈煩，而長夜快樂之期杳無音信。且又晉階端揆，責任愈重，指摘愈多。人以極品為榮，吾今實以為苦懊之境。然時勢所處，萬不能置身事外，亦惟有做一日和尚撞一天鐘而已。
引自《曾正公全集》
大致處事以“明”為第一重要，“明”有兩種：高明和精明。相同地方，登上高山的人，看得就遙遠，登上城樓的人，就能感覺眼前空曠，這就是高明。相同東西主觀猜測的人，就比不上用衡器測得準確，眼力好的人不如尺子量得精確，這就是精明。大凡高明的人，要降低他的心志來求得平實，是很不容易的。如果能事事求精，輕重長短，一點都不差，就漸漸地實在了。能實在也就能平和。
要是利益，應當與人共分；只要是名譽，應當與人共享。身居高位的人，應當以知人曉事這兩件事為職責。知人，的確是不容易學到；曉事，則可以透過閱歷和勤奮學習而做到。曉事則不管是志同道合的人還是異己之人，都可以慢慢地開導和教育他們，以求得和衷共濟。不曉事則會挾私怨從而辦錯事，就算秉公執法也會辦錯事；小人不曉事要辦錯事，君子也一樣；沒有原則的人要辦錯事，狂狷之人不曉事同樣辦錯事。倘若再加上不知人，則辦事始終背道而馳，這決不是和協之道。
我踏入仕途已有多年，早就瞭解了京城的風土人情。那些達官貴人們，悠閒從容，涵養名望，對待部下姑息縱容，一團和氣，對這種現象我清楚得很。但自己多年養成的稟性並未因此磨平，反而想改變三、四十年來形成的不分黑白、不關痛癢、難以破除的習氣，但是矯枉過正，有時又不免出現意氣用事的偏頗，所以經常招致怨恨，被人議論紛紛而自取其咎。然而，真正的仁人君子對待他人，本來就不應當用中庸之道來苛責，還應該同情體諒他因為激噴而矯枉過正的苦衷啊!
所有事都非常棘手，焦慮的時候不是沒想過乾脆睡到棺材裡算了，什麼事也不管，躺在那裡，也許比現在活在人世更感到快樂。然而焦慮越多，公事越煩亂，而長夜快樂之期卻毫無音信。而我又升為大學士，責任越重，被人指責的地方也越多。別人以任極品之官為榮耀，我現在真是把它當做痛苦、懊惱的境界。但被形勢所逼，又根本沒有辦法置身事外，也只有當一天和尚撞一天鐘罷了。
為人處世，剛中有柔
孔子說：“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曾國藩把“恕”當成自身修養的一項重要標準。“恕”，是對人而言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忍”，則是對自己說的，“好漢打掉牙，和血吞之”，便是善於忍。
曾國藩覺得天地之道，應剛柔並用，不可有所偏廢。剛，並不是指暴虐，而是指強；柔，不是指卑弱，而是指謙遜退讓。在曾國藩的處事之道中，非常推崇剛柔相濟。
曾國藩的孫婿，曾紀澤的女婿吳永曾口述一段故事，說明曾國藩剛柔並濟的修身之法。這個故事是李鴻章說給吳永聽的，應該可靠。李鴻章是這樣說的：我的老師的祕傳心法，有十八條“挺經”。這真是精通造化，守身用世的寶訣。我且講一條給你聽。有一家子，有老翁請了貴客，要留他在家午餐，早間就吩咐兒子前往集市備辦希蔬瓜果。晨間已過午間，還沒有回家。
老翁心慌意急，親至視窗看望，見離家不遠，兒子挑著菜擔，在水膛上和一個京貨擔子對著，彼此皆不肯讓，就頂住不得過。老翁趕上前，婉語曰：“老哥，我家中有客，待此具餐。請你往水田裡稍避一步，待他過來，你老哥也可過去，豈不是兩便麼?”其人曰：“你叫我下水，怎麼他下不得呢?”老翁曰：“他身子矮小，水田裡恐怕擔子浸著溼，壞了食物；你老哥身子高長些，可以不至於沾水。因為這個理由，所以請你避讓的。”其人曰：“你這擔內，不過是蔬菜果品，就是浸溼，也還可將就用的；我擔中都是京廣貴貨，萬一著水，便是一不值。這擔子身份不同，安能叫我讓進?”老翁見抵說不過，就挺身就近曰：“來，來!然則如此辦理，待我老頭兒下了水田，你老將貨擔交與我，我頂在頭上，請你空身從我身旁岔過，再將擔子奉還，何如?”當即俯身脫履。其人見老翁這樣，作意不過，曰：“既老丈如此費事，我就下了水田，讓爾擔過去。”
當即下田避讓。他只挺了一挺，一場爭執就此消解。這便是“挺經”中開宗明義的第一條。
第一條到底“用意何在”，吳永說，他當時聽了，“殊不甚明白”，但他“仔細推敲，一般來說，世間無論何事在局外議論吶喊，益處不大，必須親身加入，挺身負責，才能成就一番大事業。”吳永對老翁“躬身入局”加以肯定，算是對故事有較深層的理解。現在有人說，這個故事說明了“心欲取之，必先與之”的意思，這又是一種理解。其實，曾國藩說的“挺”是剛強堅韌的意思，兒子與京貨擔子頂著，挺關相互僵持，誰也沒辦法達到自己的目的。老翁看到這種情形婉言相求還是不行，便親自下水，卻一下解決了問題。他對京貨擔子的“恕”，和自己委身下人的“忍”，讓他最終達成目的。
曾國藩將忍讓之道放入他的“經”中，表明他贊同為人處事應剛柔相濟，並且說明，有時外表的柔，其實是骨子裡的剛的不同表現形式。
那麼，什麼地方什麼時候可以剛，什麼時候什麼地方可以柔呢?曾國藩自有見解：只要遇到的事是公事，應當剛強，而為了追逐名利，就應謙遜退讓開創家業，應當自屈剛毅，而守家業則應以安樂為上，懂得謙退；為人在外處事待物，應當剛強，在家與妻兒享受時則應以和睦謙讓為主。
孔子說：“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曾國藩把“恕”當成自身修養的一項重要標準。“恕”，是對人而言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忍”，則是對自己說的，“好漢打掉牙，和血吞之”，便是善於忍。“恕”“忍”，都在“柔”學當中，曾國藩一生剛毅堅強，但又非常重視以柔克剛。他說：“近來見得天地之道，剛柔互用，不可偏廢，太柔則靡，太剛則折。”剛只有自柔出，才能顯英雄本色。
曾國藩所講的“剛柔”也可用“硬悔”來做一說明。他有這樣一副對聯：“養活一團春意思，撐起兩根窮骨頭。”同樣是一“悔”一“硬”，“柔”中顯“剛”，可進可退。曾國藩一生為人處事以這種思想為準則，終於讓他在天地之間自由翱翔。這種思想更是曾國藩處世修身哲學的自然流露。
曾國藩早年供職翰林院，曾悉心研究《易經》，《易經》中“陰陽消長，剛柔相濟”的思想對他深有影響，他的“悔硬”、“柔剛”之學就是從《易經》“日中則昃，月盈則虧”中感悟出來的。他為人處世以“悔”、“硬”相勉，“剛”、“柔”相濟，是具有非常大的人生哲理的。
曾國藩在一篇日記中寫道：“大抵人常懷愧對之意，便是載福之器，人德之門。如覺天之待我過厚，我愧對天；君之待我過厚，我愧對君；父母之待我過慈，我愧對父母；兄弟之待我過愛，我愧對兄弟；朋友之待我過重，我愧對朋友，便處處有善氣相逢。如覺我已無愧無作，但覺他人待太薄，天待我太嗇，則處處皆有戾氣相逢。德以滿而損，福以驕而減矣。”
在曾國藩眼裡，一個人在外聲名顯赫，建功立業，另一方面又貪圖家財萬貫，這兩者太過於招搖，完全沒有謙退的意思，那麼這種人家業、事業時間不會久便什麼都沒有了。
同治九年五月，曾國藩作了一副對聯：“戰戰兢兢，即生時不忘地獄；坦坦蕩蕩，雖逆境亦暢天懷。”這副對聯充分反映了他內心世界的兩面性：一面戰戰兢兢，一面坦坦蕩蕩；一面悲觀主義，一面樂觀主義。他在極盛時想到極衰，這種思想引導他；征戰生涯中生不忘死，居安思危，遭受屈辱時志不衰減求得榮耀，慘遭失敗時發憤圖強以求東山再起。這些同樣是曾國藩對“剛之柔出”的處世之法的思索。
曾國藩初次帶兵打仗時，刀光血影，殺人不眨眼，人們叫他為“曾剃頭”，這是他人性中剛的一面。此後大半生，一直與太平軍交戰，歷經磨難，經歷了很多次失敗。咸豐四年正月中旬，曾國藩奉命出征，所帶水師受到太平軍痛擊，戰狀慘敗至極。曾國藩滿心沮喪，心裡異常難受、灰心，決定跳水自殺，後被屬員章壽麟奮身入水救起。戰後，曾國藩回到長沙，受世人百般嘲笑，他在自己說大勢已去，極度悲觀之下決心在四月初五又一次自戕，幸而塔齊布的捷報打消了他尋死的念頭。曾國藩重新振作，埋頭再募兵練兵，準備再次發動攻勢，咸豐四年七月初一，湘軍水師“總統”宿汝航克復嶽州，取得暫時勝利，八月二十三日湘軍克復漢陽，曾國藩感到勝利在望。太平軍將領翼王石達開力挽狂瀾，咸豐四年二月十七日率兵攻克武昌，曾國藩苦戰半年打下的城鎮，今卻又失去，湘軍精銳，潰不成軍。曾國藩再次自殺不死，黯然逃回南昌，受盡天下人的冷諷熱嘲。
曾國藩歷經艱難，在困境中崛起，苦心經營，於“柔”中練就了剛的意志，終於壯志得酬，一舉攻克天京，成就一番大“功業”。
為人處世就像李鴻章說的那個故事裡的老翁一樣，老翁的忍讓不是非示弱，外表的“柔”能夠幫助自己達到“剛”的目的，那麼一味的“剛”也可暫時放在腦後，因為這種“柔”並不是骨子裡的柔弱。
人生在世不可一味懦弱，但“柔”並不是懦弱，一味的“剛”也不是處世的原則，做人應剛柔相濟，身處逆境方能自強，得意之時方能自省，如此才能立於不敗之地。
明強
三達德之首曰智。智即明也。古豪傑，動稱英雄，英即明也。明有二端：曰高明，曰精明。人風其近，登樓則所見遠矣，登山則所見更遠矣，此曰高明。精明者，譬如至微之物，以顯微鏡照之，則加大一倍、十倍、百倍矣。又如粗糙之米，再舂則粗糠全去，三舂、四舂，則精白絕矣。高明由於天分，精明由於學問。吾兄弟忝居大家，天分均不甚高明，專賴學問以求精明。好問若買顯微之鏡，好學若舂上熟之米。總須心中極明，後口中可斷。能心明而斷謂之英斷，不明而斷謂之武斷。武斷自己之事，為害猶淺；武斷他人之事，招怨實深。惟謙退而不肯輕斷，最足養福。
擔當大事，全在明強二字。《中庸》學、問、思、辨、行五者，其要歸於“愚必明，柔必強”。凡事非氣不單，非剛不濟，即修身養家，亦須以明強為本。難禁風浪四字譬還，甚好甚慰。古來豪傑皆以此四字為大忌。吾家祖父教人，亦以懦弱無剛四字為大恥。故男兒自立，必須有倔強氣。惟數萬人困於堅城之下，最易暗銷銳氣。弟能養數萬人之剛氣而久不銷損，此是過人之處，更宜從此加功。
凡國之強，必須得賢臣王；家之強，必須多出賢子弟。此亦關乎天命，不盡由於人謀。至一身之強，則不外乎北宮黝、孟施捨、曾子三種。孟子之集義而慊，即曾子之自反而縮也。惟曾、盂與孔子告仲由之強，略為可久可常。此外鬥智鬥力之強，則有因強而大興，亦有因強而大敗。古來如李斯、曹操、董卓、楊素，其智力皆橫絕一世，而其禍敗亦迥異尋常。近世如陸、何、肅、陳亦皆予知自雄，而俱不保其終。故吾輩在自修處求強則可，以勝人處求強則不可。若專在勝人處求強，其能強到底與否尚未可知。即使終身強橫安穩，亦君子所不屑道也。
從古帝王將相，無人不由自立自強做出。即為聖賢者，亦各有自立自強之道，故能獨立不懼，確乎不拔。昔餘往年在京，好與諸有大名大位者為似，亦未始無挺然特立不畏強特御之意。近來見得天地之道，剛柔互用，不可偏廢，太柔則靡，太剛則折。剛非暴虐之謂也，強矯而已；柔非卑弱之謂也，謙退而已。趙事赴公，則當強矯；急名逐利，則當謙退；開創家業，則當強矯；守成安樂，則當謙退；出與人物應接，則當強矯；入與妻孥享受，則當謙退。若一面建功立業，外享大名，一面求田問舍，內圖厚實，二者皆有盈滿之象，全無謙退之意，則斷不能久。
肝氣發時，不惟不和平，並不恐懼，確有此境。不惟盛年為然，即餘漸衰老；亦常有勃不可遏之候。但強自禁制，降伏此心，釋氏所謂降龍伏虎。龍即相火也，虎即肝氣也。多少英雄豪傑打此兩關不來，要在稍稍遏抑，不令過熾。降龍以來養水，伏虎以養火。古聖所謂窒慾，即降龍也；所謂懲忿，即伏虎也。釋儒之道不同，而其節制血氣，未嘗不同，總不使吾之嗜慾戕害吾之軀命而已。
至於“倔強”二字，卻不可少。功業章，皆須有此二字貫注其中，否則柔靡不能成一事。孟子所謂至剛，孔子所謂貞固，皆從倔強二字做出。吾兄弟皆秉母德居多，其好處亦正在倔強。若能去忿欲以養體，存倔強以勵志，則日旱無疆矣。
至於強毅之氣，決不可無，然強毅與剛愎有別。古語云自勝之謂強。曰強制，曰強恕，曰強為善，皆自勝之義也。如不慣早起，而強之未明即起；不慣莊敬，而強之坐戶立齋；不慣勞營，而強之與士卒同甘苦，強之勤營不倦，是即強也。不慣不恆，而強之貞恆，即毅也。舍此而求以客氣勝人，是剛愎而已矣。二者相似，而其流相去霄壤，不可不察，不可不謹。
日慎一日，以求事之濟。一懷焦憤之念，則恐無成。千萬忍耐，千萬忍耐，“久而敬之”四字，不特外朋友為然，即凡事亦莫不然。
引自《曾正公全集》
智、仁、勇這三德之中，排在首位的是智。智就是明。古代的豪傑，常稱為英雄，英就是明。所謂明分為兩種，一種是高明，一種是精明。一般人聽見很近，登到樓上去看，所見就遠了，登到山上，所見就更遠了，這就是高明。拿精明來說，就像一件非常微小的東西，用顯微鏡來照，它就會放大一倍、十倍、百倍了。又好比是粗糙的米，舂兩遍的話，就可以把粗糠全部除去，舂上三遍、四遍，那麼它就精細白淨至極了。人是否高明取決於天賦，精明則有賴於後天的學問。我曾氏兄弟如今僥倖居於高位，天賦方面稱不上非常高明，專靠學問來求得精明。好問就好比購顯微鏡觀察事物，好學就如同舂擊成熟了的米。總而言之，必須心裡十分明白，然後才做出自己的決斷。心裡明白再做出決斷稱為英斷，心裡不明白就做出決斷，這稱為武斷。對自己的事情武斷，產生的危害還不大；對他人的事情武斷，招來的怨恨就會很深。只有謙虛退讓而不輕易決斷，才是最能保住自己的福份的。
擔當大事，都在掌握明強兩個字上。《中庸》的學、問、思、辨、行五方面，最關鍵的就是要使愚昧變為聰明，使柔弱變為堅強。所有的事，沒有志氣和剛氣是會失敗的，就算是修身養家，也必須以明強作為根本。“難禁風浪”四個字說得很好，大慰我心。自古以來，豪傑之士都以這四個字為大忌。我家祖父教導我們，也以“懦弱無剛”四字為大恥。因此男兒自立於世，一定要有倔強之氣。只是好幾萬人被困於堅固的城池之下，最容易暗中消磨銳氣。你能讓數萬人的剛強士氣，長時間不被消磨折損，這正是你的過人之處，更要在這一點上下功夫。
只要是國家的強盛，必須得到賢良的群臣相輔佐；家庭的強盛，必須多出賢良的子弟。這也是因為天命，不全靠人來謀劃。至於一個人的剛強，則不外乎北宮黝、孟施捨、曾子三種情形。孟子能聚義而慷慨，這和曾子的自我反省而能屈能伸一樣。只有曾子、孟子與孔子告訴仲由的強的道理，才稍微可以長久。此外鬥智鬥力的強，則有因為強壯而非常興旺，也有由於強壯而慘敗。古往今來如李斯、曹操、董卓、楊素，他們的智力都超乎世人，而他們的災難與失敗也超乎尋常。近代如陸、何、肅、陳也都是雄健過人，而他們都不能善終。因此我們在自我修養上，謀求比別人強是可以的，在自己比別人強的地方，謀求比人強就不好。假如專門在比別人強處逞強，他能否強到底還不得而知。就算他終身都強橫，並能安穩度日，也是君子不屑一顧的。
自古以來的帝王將相，沒有不是經過自立自強而成功的。就算成為聖賢的，他們也各有自立自強的方法，所以才能夠獨立不懼，確定不移。過去我在京城，好與各位有大名高位的人對立，也確實有挺然獨立不畏強暴之意。近年來體會到天地之道，要剛柔互用，不可偏執，太柔了會萎靡不振，太剛了則容易折斷。剛指的不是暴虐，而是說強矯；柔也不是說要卑弱，而只是謙讓。辦事為公，就應該強矯；爭名奪利，就應當謙退；開創家業，就應該強矯；守業安樂就應當謙退；出外與人相應酬，應當強矯；回家與妻兒享受，則要謙讓。倘若一面建功立業，外面享有大名，一面又追求田地房產，樂享富貴，這兩者都為盈滿之象，全無謙退之意，這是肯定不能長久的。
肝氣發作時，不但心境不平和，而且也不感到恐懼，確實存在這種感覺。不只年輕時是這樣，就算我漸漸老了，也經常有怒不可遏的時候。但是要努力控制自己，降服自己的心，這就是佛教所謂的降龍伏虎。龍就是相火，虎就是肝氣。很多英雄豪傑都過不了這兩關，關鍵是要稍稍加以控制，不要讓肝火過分熾烈。降住龍用來養水，伏虎用來養火。古代聖人所說的窒息欲，就是降龍；所說的懲忿，就是伏虎。佛家、儒家的理論不同，但節制血氣，是相同的，總是不要讓自己的**殘害自己的身體壽命。
至於“倔強”這兩個字，卻不能缺少。功業章，都須要有這兩個字貫穿於其中，不然軟弱無力，一事無成。孟子所說的至剛，孔子所說的貞固，就是從這倔強兩個字上下功夫。咱們兄弟都更多地繼承了母親的品德，它的好處也正是倔強。若能除去憤怒和**而使身體強壯，保持倔強來激勵志氣，那麼每天就可以不斷進步了。
至於強毅之氣，不可或缺，但強毅與剛愎不同。古話說：戰勝自己就是強。所說的強制、強恕、強為善，都是戰勝自己的意思。如不習慣早起，而強迫自己天沒有亮即起；不習慣莊重肅敬，而強迫自己靜坐齋戒；不習慣勞營，就強迫自己與士兵同甘共苦，勤營不倦，這就是強。不習慣持之以恆，而強制自己持之以恆，這就是毅力。除此之外，力求以氣勢勝人，這只是剛愎罷了。二者看起來相似，其實是天壤之別，不可不察，不可不謹慎對待。
一日比一日謹慎，以求辦事成功。總是憂心如焚，恐怕一事無成。總而言之，千萬要忍耐，“久而敬之”這四個字，不僅僅是對朋友如此，不管什麼事都應該這樣。
胸有成竹，方可行事
曾國藩“毛羽不豐，不可以高飛”的論戰思想，為自己贏得了充足的時間，為以後的勝利打下了基礎，但也為此付出了慘重代價。曾國藩這種處事從全域性考慮，從長遠考慮，值得後人借鑑，也值得我們思索。
曾國藩早年深研《易經》，對《易經》中的“潛龍在淵”特別注意。他為人處事謹慎小心，時機沒有成熟之時，從不敢輕舉妄動。
1853年，曾國藩借用湖南巡撫張亮基的團勇約千人，建立湘軍，剛建立時稱為湘勇。曾國藩預備擴練團勇萬人，他把這個計劃告訴江忠源。江忠源不曉事情的利害關係，不加思索馬上向皇上上奏，結果曾國藩兵馬不整，槍炮沒有齊全就被咸豐皇帝督促征戰。第一次徵調是在1853年，太平天國西征軍進攻薪、黃一帶，武漢告急，清政府急令曾國藩率軍增援湖北，曾國藩先是推脫，結果清廷接連下令催促。第二次是同年12月，太平軍大將胡以晃進攻廬州，清廷下令曾國藩帶船炮兵速赴安徽救援。第三次是1854年2月，太平軍成功偷襲清軍黃州大營，清廷又一次催促曾國藩赴援武漢。
曾國藩思慮再三，抗旨沒有發展。他覺得湘軍剛剛創立沒有實戰經驗，且人數不多，水陸兩軍加在一起不過一萬餘人，這時與太平天國的百萬之師對抗，簡直是飛蛾撲火，自取滅亡。因此曾國藩為保護尚在襁褓中的湘軍，一直沒有發兵支援包括自己老師吳鎔在內的部隊。
曾國藩早年悉心研究《易經》，《易經》乾卦中的“潛龍在淵”，就是指君子要待時而動，要善於儲存自己，不要輕舉妄動，曾國藩深刻明白其中的道理，凡事沒有一定的把握，切勿輕舉妄動，羽翼沒有豐滿時，更不可四處張揚。
曾國藩早知太平軍兵多將廣，善於打戰，特別是水戰。曾國藩認為他們絕非烏合之眾，如沒有一支強有力的部隊，輕易不敢與他們抗衡，因此曾國藩決心不惜重金裝備軍隊。與太平軍作戰，首先是在水上，所以必須要有一支習慣水上作戰的部隊，曾國藩決心建立水師。
籌建水師需要大批資金，為解決這一問題曾國藩在咸豐三年(1853)秋，奏請提取途經湖南解往江南大營的粵餉銀四萬兩，用作購船造炮的經費。接著又從廣西購得造船的上等木材以造船。曾國藩在衡州設立製造總廠，由成名標任監督；又在湘潭設立分廠，由精汝航任監督。召集大批能工巧匠，日夜趕製船隻，主要是拖嶽、快蟹、長龍三種船型。
曾國藩還不惜花費重金，從廣東購置大批洋炮，為讓水師船能夠更好地提高戰鬥力，曾國藩悉心研究了各炮位的作用，並配置了用途不同的各式戰炮。咸豐四年初，曾國藩將湘軍水師船炮準備齊整。曾國藩在寫給朋友的信中說：“劍較不利不可以斷割，毛羽不豐不可以高飛。”“此次募勇成軍以出，庶與此賊一決死戰，斷不敢招集烏合，倉促成行，又蹈六月援江之故轍。雖蒙廉餉之飢，獲逗留之咎，亦不敢辭。”
面對曾國藩屢次抗旨，推脫不願參戰，許多人不理解，有人說他鐵石心腸，眼睜睜看著老師吳鎔被太平軍打敗，也不伸援手，事做得太絕，還處處以各種理由搪塞。曾國藩為拒絕出征在奏摺中處處以四省合防為詞，稱“事努所在，關係至重，有不能草草一出者”，咸豐皇帝閱後非常不高興，用諷刺的口吻在奏摺上批道：“今覽你的奏章，簡直以為數省軍務一身承當，試問汝之才力能手，否乎!平日矜詡自誇，以為天下人才沒有超過自己的，及至臨事果能盡符其言甚好，若稍涉張皇，豈不貽笑於天下!”
從這裡可以看出皇上並不理解曾國藩的苦心，在皇帝眼裡曾國藩不過是個無知而又自誇的書生。因此，咸豐皇帝再次催促曾國藩趕緊增援，並下旨說：“你能自擔重任，當然不能與畏黃者比，言既出諸你口。必須盡如所言，辦與朕看。”
曾國藩接到聖旨，還是抗旨不行事。他又上奏摺，在奏摺中誠懇、坦蕩地說道：“臣自知才智淺薄，惟有愚誠不敢避死而已，至於成敗利鈍，一無可恃。皇上如果責臣以成效，則臣惶悚無地，與其將來毫無功績受大言欺君之罪，不如此時據實陳明受畏黃不前之罪。”並進一步訴說“臣不嫻習武事，既不能在籍月匠喪守孝貽譏於士林，又復以大言債事貽笑於天下，臣亦何顏自立於天地之間乎!每到夜間焦思愁悶，只有痛苦而已。為臣請皇上垂鑑，憐臣之進退兩難，誠臣以敬慎，不逮責臣以成效。臣自當憚盡血誠，斷不敢妄自矜羽，亦不敢稍涉退縮。”
咸豐看了奏摺，方知道其中的原因，他被曾國藩一片忠心所感動，此後再沒有催促他增援各省並安慰他說“成敗利鈍固不可逆睹，然汝之心可質天日，非獨朕知。”曾國藩“聞命感激，至於泣下”，從此更忠心於清政府，併為主東征西戰幾十年。
曾國藩堅持不打沒有準備之戰的原則，前後四次抗旨，也沒有顧念師友的私人情誼。1853年湖北第一次危急，他的老師吳鎔寫信求援後，皇上又下聖旨令他救援，他還是按兵不動，後來王鑫誓報江西謝邦翰等人被殲之仇，積極要求赴援湖北，他才勉強同意。後由於接到“武昌解嚴，暫緩赴鄂”的諭旨，他立即取消赴鄂之行。
過了不久，太平軍西征部隊回師西上，吳鎔多次發信請求支援均被其拒絕，曾國藩多次寫信與老師，在信中反覆強調草草發兵的危害，並請求老師一定諒解。吳鎔為人正直，能顧全大局，面對這種情況，沒有對學生大加責難，雖然他清楚曾國藩不出兵自己必死無疑，而他仍然相信曾國藩的設想，並支援他切勿草草發兵的原因。
在信中吳鎔說道：“我今為人所逼，以一死報國，無復他望。君所率東下，東南大局，完全依仗大使館一人，務以持重為意，倘若你有不測之險，恐怕連後來的繼承人都找不到了。我雖然是老師，牽涉國家的分量還是不如你重要。希望三思。”
不久，太平軍大軍攻來，吳鎔不敵，不願棄城逃命，最後殉城自殺，曾國藩知道此訊息後悲痛不已，但為顧全大局這也是沒辦法的事。過了不久太平軍發兵廬州，廬州守將江忠源重病在身，守官又不聽排程，沒有積極設防，致使延誤軍機，江忠源身陷險境，危在旦夕，派人向曾國藩求援，曾國藩不讓水師出征，只派劉長佑率一千新勇由陸路赴援，結果為時已晚，城破之後江忠源支撐病體與太平軍搏殺，後被部將扶上馬背，江忠源不願棄城而逃，手擊馬耳使馬倒地，然後縱入江中自殺身亡。
吳鎔、江忠源的死對曾國藩是個沉重打擊，二人中吳熔是自己的老師，時任湖廣總督，平日給了曾國藩很多的幫助，江忠源是自己門生中辦團練最早、任職最高、最得清政府信任的人。江忠源的死，曾國藩失去一員大將，好比砍去自己的左膀右臂。
曾國藩“毛羽不豐，不可以高飛”的論戰思想，為自己贏得了充足的時間，為今後的勝利打下了基礎，但也為此付出了慘重代價。曾國藩這種處事從全域性考慮，從長遠考慮的方式，“毛羽不豐，不可以高飛”的方法，值得後人借鑑，也值得我們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