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是一位帶有濃厚封建色彩，讓人歎服的持家有道的封建家長。在當時那樣一個亂世中，居然從一個並不非常顯要的鄉紳家庭中走出了兩位封疆授爵之大臣(曾國藩、曾國荃)；一位外交界的奇才，曾經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曾紀澤)；一位著名的數學家(曾紀鴻)。不能不說和其持家治家大有關係。
家政方略
曾國藩的治家思想向來被人推崇。在曾國藩一系列的家政思想中，不僅提出了諸如“八本、八寶、三不信”思想、勤儉孝佛德行，吸取了中國傳統化中所一貫推崇的家政道德思想，而且做出了自己特有的發揚和創新。
俗語云：沒有規矩，不成方圓。不但家有家規，軍有軍紀，而且國有國法。一國之內沒有規矩，國家就會陷於混亂，一切事務、政策都無法有效地組織實施起來；一軍之中缺少了軍規，軍隊組織就會渙散，將勇各行其是，軍隊的戰鬥力勢必就會受損，作戰的指令和意圖就不能得到圓滿實現；落實到一家之內，如果日常事務中沒有明確的或約定俗成的規矩，家庭成員各行其道，這家人就會顯得沒有規矩，沒有教養。而且一個家庭化內涵的厚實不厚實，外人一望即知。再者，有效的家庭組織、家風，可以增強一個家庭的內在凝聚力、化氣氛，有效地支援所有家庭成員各自的成長與發展，協調成員間的關係，促使全家人齊心協力，共同發展。一旦一個家庭內在的能動性、整合力和生機勃勃的氣象被這個家庭的主持者透過適當的方式和規矩合理地調動起來，這個家庭的成員中就會出現那種“兵雄雄一個，將雄雄一窩”的局面。
曾國藩就是這樣一個帶有一定封建色彩，但是你又不能不佩服其為持家有道的封建家長。在當時那樣一個亂世中，居然從一個並不非常顯要的鄉紳家庭中走出了兩位封疆授爵之大臣(曾國藩、曾國荃)；一位外交界的奇才，曾經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曾紀澤)；一位著名的數學家(曾紀鴻)等。不能不說和其持家治家大有關係。
不但如此，曾國藩一生品行的過人之處，應是他說得出來就一定做得出來的精神。他在管理家庭方面，也並不滿足於僅僅提出一種治家之道，而且更加積極地躬身實踐，他是如此說的，也是這樣做的。有令必行，有錯必究，又相親相愛，齊心協力，形成了曾國藩十分嚴謹又十分注重內在團結的家風。
要講曾國藩的治家之道，就必須先提到其祖父星岡公、父親竹亭公、兩代人於治家方面給曾國藩遺留下的寶貴經驗。在易孟醇先生《曾國藩傳》中，對湘鄉曾氏的家譜及星岡公、竹亭公在世時的情況作了描述：曾氏第六十二代曾孟學遷至湘鄉大界後，在這裡繁衍了大批子孫。曾氏遷湘鄉後到第四世，家庭開始富裕起來，人丁也更加繁盛。第四子貞棋，名應禎，字元吉(1694~1764)，“少貧，手致數千金產，室廬數處，盡以子其子。而自置衡邑之能塘灣田四十畝以志焉”。曾元吉次子輔臣，別號輔庭(1722~1777)，配蔣氏，生於一，名衍勝。衍勝字儒勝，號竟希，別號慎齋(1743~1817)，是曾國藩曾祖。他六十六歲那年，即嘉慶十三年(1809)，舉家從大界遷至白楊坪居住，死那時，曾國藩已五歲。
曾竟希第三子興駝，字玉屏，中年改名星岡(1774~1817)，即國藩祖父星岡公。他繼承祖業，佔有一百多畝水田和多處山村、屋宇。由於年輕時家道正興，星岡公年輕時**遊臺，酒食徵逐。直到父死後，己過而立之年的曾星岡，挑起了一家重擔，才開始收心治產業。對於自己的這些經歷，星岡公曾有一段坦率的自述：“吾少耽遊惰，往還湘潭市肆，與襲馬少年相逐，或日高酣寢。長志有譏以浮薄，將覆其家者。餘聞而立起自責，憑馬徒行。自是，終身未明而起，餘年三十五，始講求農事。居枕高崛山下，壟峻如梯，田小如瓦。吾鑿石決壤，開十數目多而通為一，然後耕夫易於從事。吾聽宵行水，聽蟲鳥鳴聲以知節候，觀露上禾顛以為樂。種蔬半畦，晨而耘，吾任之；夕而糞，庸保任之。入而飼泵，出而養魚，彼此雜職之。”他的長子名毓濟，字麟書，號竹亭(1790~1851)，即曾國藩之父。其科考未第，以讀書、教書終其身。
曾國藩就是出生在這樣的家庭中，受祖父曾星岡、父親曾竹亭的影響特別深。由於曾竹亭科考落第，憤而設館授課，星岡公一直是這個四世同堂的大家庭的最高管理者。
據曾國藩說：“吾家累世以來，孝悌勤儉，輔臣公以上吾不及見，竟希公，星岡公皆未明即起，竟日無片刻暇逸。竟希公少時在陳氏宗祠讀書，正月上學，輔臣公給錢一百，為零用之需。五月歸時，僅用去一(當為二)，尚餘九十八還其父。其儉如此。”
曾星岡從中年起也接受了父親竟希公的這種身教。道光十九年(1839)正月，曾國藩已點翰林，正式步入仕途，曾星岡依然訓誡兒子竹亭說：“寬一雖點翰林，我家仍靠作田為業，不靠他吃飯。”後來，曾國藩把父親的這種家風一而再、再而三地在家書中提出來，用來教育子侄。他寫道：“昔吾祖星岡公最講求治家之法，第一早起，第二打掃清潔，第三誠修祭祀，第四善待親族鄰里。……此四事以外，於讀書、種菜等事尤為刻刻留心，故餘寫家信，常常提及書、蔬、魚、豬四端者，蓋祖父相傳之家法也。”他把這八件事歸納為“書、疏、魚、豬、早、掃、考、寶”的“八字訣”，並“擬即寫屏上”，贈予諸弟。他認為只有這樣，“庶不改祖父以來之舊家風”。
星岡公性情暴烈，言行專橫，對妻子兒女皆如此，他氣象尊嚴，凜然難犯，對兒子曾竹亭最為嚴峻，“往往稠人廣坐，壯聲呵斥；或有所不快於他人，亦痛繩長子，竟日嘀嘀，諸數懲尤。間作激巖之辭，以為豈少我耶，舉家聳懼。”兒子曾竹亭則“起敬起孝，屏氣扶牆，跟徐進，愉色如初”。可以看出，曾星岡是個中國傳統的“嚴父”型別。應該說，中國傳統的“嚴父”式的家庭教育，儘管有許多不近情理的地方，仍然是一種比較有效的教育子女的方式。和今天中國對獨生子女單純“溺愛”的家教相比，“嚴父”式教育能夠更好地磨鍊子女的性情，培養其嚴謹刻苦、尊老愛幼的品德。
道光十九年(1839)十一月初一日，曾國藩動身進京散館，在這之前的十月二十八日早晨，他站在階前向祖父說：“此次進京，求公教訓。”曾星岡說：“爾的官是做不盡的，爾的才是好的，但不可傲。滿招損，謙受益，爾若不傲，更好全了。”
祖父的言傳身教，對曾國藩仍然有影響，他寫道：“遺訓不遠，至今尚如耳提面命。”他常常重提此事，同諸弟共勉。
在另一處，曾國藩寫道：“餘嘗細觀星岡公儀表絕人，全在一‘重’字。餘行潞容止亦頗重厚，蓋取法星岡公。”甚至對於祖父的那種粗暴、凜不可犯，曾國藩也理解為：“蓋亦具有一種嗇之氣，不使家中歡樂過節，流於放肆也。”曾國藩還寫道：“吾家祖父教人，亦以”懦弱無剛’四字為大恥，故男兒自立，必須有倔強之氣。”
曾星岡的言行，對曾國藩的性格的形成，起了特別大的影響作用，因此，曾國藩對於祖父終生敬服。獲得高官厚祿以後，他依然說：“國藩與國荃遂以微功列封疆而膺高爵，而高年及見吾祖者，威謂吾兄弟威重智略，不逮府君遠甚也”。他甚至為祖父深抱委屈，認為“王考府君威儀言論，實有雄偉非常之概，而終老山村，曾無奇遇重事，一發其意”。
從這些言論資料中，我們可以看到曾國藩之治家與其乃祖星岡公、其父竹亭公之家教遺風乾系頗深。曾氏不管在政治上，還是在民風家教中，都痛感清代的世風日下，人心不古，因此他每每以自己的理學素養出發，發崇古之思，以重振綱常倫理之說為己任。這的確是他思想中比較保守、傳統的一面，但也未必全是負面的。由於中國傳統化思想的良莠雜陳，綱常倫理既有積極、規範的一面，也有束縛人性愚昧落後的一面，因此我們也應對曾氏治家區別對待，揚棄良莠，而且也由於所處時代變遷轉折之點，曾國藩的治家思想也有許多比較先進的時代特徵與元素。這也是值得我們認真注意的。
知足長豐
凡盛衰在氣象，氣象盛則雖飢亦樂，氣象衰則雖飽亦憂。今我家方全盤之時，而賢弟以區區數百金為極少，不足比數；設以賢弟處楚善、寬五之地，或處葛、熊二家之地，賢弟能一日以安乎?
凡遇之豐嗇順舛，有數存焉，雖聖人不能自為主張。天可使吾今日處豐享之境，即可使吾明日處楚善、寬五之境。君子之處順境，兢兢焉常覺天之過厚於我，我當以所餘被人之不足；君子之處嗇境，亦兢兢焉常覺天之厚於我。非果厚也，以為較之尤嗇者，而我固已厚矣!古人所謂“境地須看不如我者”，此之謂也。
來書有“區區千金”四字，其毋乃不知天之已厚於我兄弟乎?兄嘗觀“易”之道，察盈虛訊息之理，而知人不可無缺陷也!日中則昃，月盈則虧，天有孤虛，地闕東南，未有常全而不缺者。“剝”也者，“復”之幾也，君子以為可喜也，“夾”也者；“垢”之漸也，君子以為可危也，是故，既吉矣，則由吝以趨於凶；既凶矣，則由悔以趨於吉。君子但知有悔耳!悔者，所以守其缺而不敢求全也。小人則時時求全，全者既得，而吝與凶隨之矣，人常缺而一人常全，天道屈伸之故，豈若是不公乎?
引自《曾正公全集》
凡是盛衰要看氣象，氣象興盛則雖然遭受飢餓也快樂，氣象衰敗則雖然能飽食也感到憂慮。現在我家正處在全盛之時，而賢弟認為區區百金，數目極少，不值得稱道；如果賢弟處在楚善、寬五，或處在葛熊二家的境地，賢弟能有一日安心嗎?
一個人遭遇的豐厚、艱嗇、順利、舛乖，都是有天數的，就算聖人也無法自主。天可以讓我今天處於豐厚通達的境地，也可讓我明天就處於楚善、寬五那樣的境地。君子在處於順境時，常常會戰戰兢兢地覺得上天待我過厚，我應當用我的餘財去添補別人的不足；君子在處於艱嗇之境時，也會戰戰兢兢地覺得上天待我不薄。其實並不是真的豐厚，而是與那些比自己還艱嗇的人相比，是過厚了，古人說的“要與那些處境不如我的人比較，”就是這個意思。
你的來信中有“區區千金”四字，難道還不知道上天待我兄弟已是十分豐厚了嗎?我曾經考察《易》道，研究其中的盈虛消長之理，從中知道人不可能沒有缺陷!太陽到了中天就會西斜，月亮滿了就會虧缺，天有孤虛，地有東南陷落的時候，從來沒有完美沒有缺陷的東西。“剝”中隱藏著“復”，所以君子認為是可喜的，“央”是“姤”的開始，因此君子認為是危險的。所以，原本吉利的，透過“吝”就會走向凶；原本凶的，透過“悔”也會走向吉。君子只知道有“悔”。“悔”，就是守制而不敢求全。小人常常求全，而一旦得了全，吝與凶就會隨之而來。假如別人常缺而一個人常全，按天道屈伸的規律，會這樣不公平嗎?
家興於才
曾國藩曾說：“銀錢田產，最容易滋長後人的驕氣和惰氣。我們家中一定不要累私錢財，不可以購買田產，你們只要努力讀書，決不怕沒有飯吃。”
曾國藩一生為官清廉，從不利用手中職權為子孫後代斂集財富。他經常告誡自己的子侄，讓他們不要有依靠父輩、繼承萬貫家業之心，要學會自立。曾國藩認為遺產過多容易滋生後代驕奢**逸的思想，因此他提出了“遺產不可過多”的主張。
多數人的觀念都是，用盡辦法為子孫積聚財富，就算後代不能自立(由於蠢笨、懶惰)也不會流落街頭，遭人恥笑。但是他們卻沒想過為子孫留下過多財產，反而是害了子孫，因錢多生活無憂，子孫不思進取，整日玩樂無度，最後只能坐吃山空。這種積財以為積福的思想反而害了子孫。
曾國藩出身貧窮，深知財可助人也可害人的道理。他為官一生，以“清廉”著稱，儘管沒有很多遺產，但絕非沒有遺產的人，有很長一段時間他就在思考怎樣處理遺產的問題，這種想法得益於祖父星岡公。
曾星岡在世時，常常諷刺那些喜歡積攢私財的人家，他認為積攢私財是敗家之兆。所謂窮則思儉，儉以善德，儉以養廉，有德有廉可謂君子，於此外又何所求耶?曾國藩對祖父的看法非常讚賞。他認為，給子孫留下萬貫家財，不如教子孫走正道，讓子孫學會一些謀生的技能，讓他們自食其力。曾國藩說：“如果子孫因為祖上的財富而誤入卑鄙自私的歧途，將來必定心胸日益狹隘，到了那時就難以換回了。”明人錢琦說：“處貴而驕，敗之端也；處富而奢，哀之始也。”錢琦就是告訴我們，人如果品行不端正，就算身處富貴，也註定敗之。
正是出於這種認識，曾國藩平時對自己的子侄總是嚴加訓誡，要他們學會謀生的一技之長，並告訴他們，在家業興旺的時候，要想到衰敗時的光景；人處在高位之時，要想到處於低位時的光景。富貴顯赫的人家，更不能忘記這個道理。
曾國藩認為富貴不可長久，不可以官為生。他常訓誡子侄要以種田作為永遠的家業命脈，只要這根命脈不斷，曾家的人就不會受窮、受苦。家族的興旺與發達，不能憑藉一時的官爵，如果子孫後代不思進取，懶惰懈怠，再大的家業也會瞬間耗空。因此曾國藩認為簡樸耕讀之家，其子孫能自食其力，努力讀書，這樣的家族可以延續二十五六代，孝友之家則可延續十代、八代。
曾國藩深信：子孫後代窮或富，是命裡註定的。天命要他富有，即使沒有一點家產他也會有飯吃，天註定要他命裡貧窮，就算有良田萬頃，他也會無飯可吃，曾國藩認為，生死由命，富貴在天，不是人力所能為之，人所能做的只是自強自立，走正大光明之路。
曾國藩的為人思想與左宗棠不謀而合，左宗棠的教子思想也是以德性為本。左宗棠說：“爾曹能謹慎齊家，不至困餓。若任意花銷，以豪華為體面；怒情流蕩，以沈(同沉)溺為歡娛，則吾多積金，爾曹但多積過，所損不已大哉!”假如你們品行不正，我積的錢越多，你們犯的錯誤就越多、越大。左宗棠的話雖然嚴厲卻能警醒後人，他的教育思想與曾國藩的思想如出一轍。曾國藩一生為官，閱歷豐富，知曉天下官宦之家，大都只享用一代就敗落了，而且官宦子弟大都驕奢**逸，然後四處流浪，最終落個餓死陰溝的下場，有幸延續兩代的實屬少見。在曾國藩看來，官宦之家不蓄積銀兩，子弟就會明白，自己如不努力上進，將來父親不再為官，就有飢寒之患，懂得此中道理，子弟也就會以自強自勉，學會謀生的技能。
曾國藩認為家族的興旺發達取決於家庭賢人的出現，曾國藩眼中的“賢人”是指可以自立之人，他常說：“家中要得興旺，全靠出賢子弟。若子弟不賢不才，雖然多積銀積錢積穀積產積衣積書，總是枉然。子弟之賢否，六分本於天生，四分由於家教。”又說：“所貴平世家者，不在多置良田美宅，亦不在多蓄書籍字畫，在乎能自樹立子孫。”而這種“自樹立”之人，即指具有維護家風、興旺家族能力的子弟。
曾國藩一生崇尚自立於世，從他的成長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出他歷經艱辛，但始終努力不棄，終有所成。他嚴於律己，對自己的子弟也是同樣要求，他做官不貪，不愛錢，更不為後代積財，在今天也是令人感嘆不已的!
曾國藩曾說：“銀錢田產，最容易滋長後人的驕氣和惰氣。我們家中一定不要累積錢財，不可以購買田產，你們只要努力讀書，決不怕沒有飯吃。”
1854年2月上旬，曾國藩的父親命令曾國藩寫一副對聯掛在大廳之上，聯為有子孫有田國家風半讀半耕，但以賓表承祖澤；無官守無言責世事不闖不問，且將艱鉅付兒曹。
曾國藩對父親的見解非常贊同，他常說，他依靠祖宗的積善行德，年紀輕輕就“一帆風順”做了高官，深怕由於自己一個人享用而致使家道中落，他極力勸誡各位弟兄和子女：願咱家成為耕讀孝佛之家，而不願成為官宦之家。1866年7月6日他在《致澄弟》中說到：我覺得我們弟兄身處這樣的時代，名聲遠揚，應以錢少，產業少為好。一則可以平日裡避免別人看了抱著掠取的期望，時局動盪之時也可免遭搶掠。二是子弟之輩看到家中窘迫的狀況，也不至於一味講究奢侈了。紀澤母子八月間就能回湘鄉，各方面請老弟費心照料。
早、掃、考、寶、書、蔬、魚、豬八個字，是我們曾家歷代的家氣象、格局，我從嘉慶末年到道光十九年，見到祖父星岡公每天生活守常規，不改這個規矩。不相信醫藥、堪輿、和尚、巫師、禱祝等事，這也是老弟都曾經親眼見過的，我輩者能認真遵守家風，則家道便可多支撐些年，望老弟率紀澤和各位侄兒切實做好。家中木器還不齊備，請老弟幫兄購置一些，不要超過三百兩銀子，傢俱只求結實耐用，不圖雕花倭圖，但是油漆要好一點，這樣能經久耐用，房屋不求華美，周圍要多種竹木松柏，多留些地做菜園，即使佔去一些田地也不要緊，清貧儉樸就像窮苦人家，所領的養廉銀全部充公使用。沒有購置一座房地、一田畝，吃飯不過四篷，男女婚嫁，不過兩百兩銀子。”
勤儉傳家
曾國藩對於家中的婦女，同樣嚴格要求她們力行“勤儉”。他認為：“凡是世家子弟不勤不儉，從世家婦女的言行就能看出來。”又說：“家道興衰，全繫於內政之整散。”所以，他要求自己的妻子“以勤儉自惕”，“以勞苦自樂”，為各房及子孫做出榜樣。
曾國藩即使位居高官，但一生勤勞、節儉，並不因自己的權勢而坐享其成。
咸豐十一年六月，因處於戰爭時期，供需緊張，有時常需軍隊自己種菜。曾國藩幼時在農村，對耕種上的事還較熟悉，所以，他即使在日理萬機、戎馬倥惚之際，也不忘對士兵種菜加以指導。時間長了，他在軍營總結出“課勇夫種菜”的經驗，後來還寫信將它告訴了長子曾紀澤。
他在信中說到：“每塊土約三丈長，五尺寬，務使瓣草及摘蔬之時，人足行兩邊溝內，不踐菜土之內。溝寬一尺六寸，足容便桶，大小橫直，有溝有澮，下雨則水有所歸；不使積潦傷菜。”又鑑於家鄉老農種菜不怎麼講究整土開溝之弊，他要求在自己家中“首先試驗，開此風氣”。曾國藩不但要求自己勤勞、節儉，對家人也是這樣。他常在家書中不厭其煩地告誡子弟要“勤儉自持，習勞習苦”，“磨鍊筋骨”。並說“大官靠不住，惟勤儉可恃”，“家勤則興，人勤則儉，能勤能儉，永不貪錢。”曾國藩認為體現勤儉的重要地方就是“早起”。早起，是農業社會中最優良的習慣。宰予晝寢，晝寢就是晏起之謂。日高三丈，尚未起床，故孔子斥之，謂為朽木。曾國藩在信中屢次對弟弟們提到：我們家從高曾祖以來就有了天未亮就起床的好習慣，竟希公、星岡公、竹亭公都是黎明時分起床，“竟日無片刻暇逸”。所以，他給自己定了“不晏起，勤打掃，好收拾”的戒條，這個戒條在他的一生中從未間斷過，因為他的嚴於自律，家中子弟皆以“貪睡、晏起”為戒，以“早起、灑掃”互勉。
新媳婦進門，就要教她做菜煮飯，時時督促她勤勞紡織，讓她會做針線活，自己縫衣服，自己做鞋襪。還要教會她們講究做小菜，如腐乳、醬油、醬菜、醋、幹筍、烘魚之類。曾國藩認為，“這些事看上去是小事，但卻關係到一個家族的興衰，因此，必須做到“大房唱之，四房皆和之，家風自厚矣!”為了使家中婦女養成良好的習慣，他將“食事，衣事，細工，粗工”作為每日必修功課，按早飯後，已午刻，中餐後，酉刻四段時間分別實習；規定食事每日驗一次，衣事三日驗一次，紡者驗線子，織者驗“鵝”蛋，細工五日驗一次，粗工每日驗一次，又規定“四女一媳”，每年要給他做一雙布鞋和若干醬菜、烘魚，然後寄與他，“各表孝敬之忱，各事針線之工，餘亦得察閨門之勤惰也。”
由此可以看出曾國藩位居高官，卻從不沾染官僚的習氣，在生活中仍然保持貧民子弟的樸實家風。他曾反覆告誡曾家後代，一定要一邊種地，一邊讀書，以保持前輩的老傳統，千萬不要沾染些官場習氣。他說：“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無一不與寒士相同，或許還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富貴習氣，則難望有成。”他對自己的兒子嚴加約束：“不許坐轎，不許使喚奴僕做取水添茶、拾柴收糞之類的事情，必須一件一件親自去做；播種除草之類的事情，必須一件一件去學。惟有這樣，才能避免驕奢**逸，才算抓到了根本!”他認為，不管是大家，不管小家，無論是官家，還是農家，不管手工之家，還是商賈之家，如果勤苦儉約，就沒有不興旺的；如果驕奢倦怠，就沒有不衰敗的。
所以，曾國藩在家訓中，時時強調一個“儉”字。為了做到儉而不奢，居官清廉，他對子弟作了許多具體規定，如：弟每用一錢，均須三思。
居家之道，不可有餘財，多財則終為患害。後輩子侄，總宜教之以禮。出門宜常走路，不可動用輿馬，長其驕惰之氣。一次姑息，二次、三次姑息，以後嬌慣則難改，不可不慎。四轎(指四人抬的轎子)一事，家中坐者太多，聞紀澤亦坐四轎，此斷不可。即弟亦只可偶一坐之，常坐則不可。不可結轎而遠行，四抬則不可。竹頭木屑，皆為有用，則隨處皆取攜不窮也。“儉”字功夫，第一莫著華麗衣服，第二莫多用僱工。衣服不宜多制，尤其不宜大鑲大緣，過於絢爛。
然而，生活之中光知道儉樸還不夠，還要勤勞。勤勞才能家業興旺。曾國藩說：“勤則興，懶則敗，一定之理。”
同治九年(1870)十一月初三，曾國藩作《習勞而神欽》，他這樣寫道：“誰都喜歡安逸而厭惡勞動，無論出身貴賤，聰明的、愚蠢的、年老的、年輕的，都貪圖安逸而不想去勞動，古往今來都是如此的，這是人之常情。一個人身上每天所穿的衣服，所吃的食物，和他每天所做的事情，所付出的勞動相稱，旁邊的人則不會對他有什麼議論，鬼神也是允許的，原因是這是他自食其力的結果。如果農夫和織婦，一年到頭辛勤勞動，才得到幾石粟米、幾尺布，而富貴的人家，一年到頭安逸享樂，生活奢化，不做任何事情，就得到美味佳餚，錦衣華服，高枕無憂，一聲吆唱，一幫人聽候使喚，這是天下最不公平的事情，鬼神也是不允許的，如何能夠長久呢!”
“古代賢明的君主和忠貞的大臣，像湯晝夜工作，王日日勤政，周公夜以繼日，每天工作到天亮，這些賢德的人都是以勤勞勉勵自己。《無逸》一篇中講，推行勤勞可以長壽，享受安逸上天也不允許，自古以來都是如此。”
“要學到一身才華，就必須勤加練習技藝，磨鍊筋骨，在困境勉勵自己不斷努力，操心憂慮，則可以增長智慧和才識；為天下大事奔忙，自己必須捱餓、受凍，不謀私利，造福人類。大禹治水四年，幾過家門而不入，墨子摩頂放踵為了讓天下人受益，他們都十分儉樸、非常勤勞地為人民大眾奉獻自己全部身心。所以荀子稱讚大禹、墨翟的行為，原因就在於他們的勤勞儉樸。”
“從湘軍興起後，我每當看見身上懷有一才一技、能吃苦耐勞的人，都認為他們可以有一番作為、為人所用；有些人沒有任何才技，又不習慣於勞作，他們則會一無是處，受盡飢餓寒冷而死。所以說勤勞可以長壽，過於安逸則遭天譴；勤奮則可學到一技之長，為人所用，喜歡懶惰、安逸的人則一無所長、無人理睬；勤奮努力可以濟世救民，受到神人的欽佩，懶惰安逸則無人問津，鬼神都不願幫他。所以君子想得到人、神的幫助，只有勤勞吃苦。”
從這篇章中可以看出，曾國藩認為家業興旺的長久之計自然在於勤，勤則興，逸則敗，他深知人敗，離不得個“逸”字，人如果不勤奮努力，終將一事無成。
耕讀守家
吾家門第鼎盛，而居家規模禮義，未能認真講求。歷觀古來世家長久者，男子須講求耕讀二事，婦女須講求紡織酒食二事。斯之詩，言帝王居室之事，而女子重在酒食是議。家人卦以二爻為主，重在中饋。“內則”一篇，言酒食者居半。故吾屢教兒婦諸女親主中饋，後輩視之若不要緊。此後還鄉居家，婦女從不能精於烹調，必須常至廚房，必須講求作酒，作醯醢小菜之類。爾等必須留心於蒔蔬養魚，此一家興旺氣象，斷不可忽。紡織雖不能多，亦不可間斷。大房唱之，四房皆和之，家風自厚矣。至囑!至囑!
引自《曾正公全集》
我們家的門第鼎盛，但是對於家庭的禮節之類的事，卻沒有認真注意。縱觀歷史上那些長久的世家，男子要注意耕讀這兩件事，婦女要注重紡織和酒食這兩件事。斯之詩中說帝王居室的事，認為女子的重要任務是處理好酒食之事。家人卦中以二爻為主，最主要的也是中饋。“內則”一篇，其中談論酒食的佔了一半篇幅，因此我多次教育兒媳婦和女兒親自料理中饋；後輩們卻對此並不看重。以後還鄉家居，那些不能精於烹調的婦女，必須常常到廚房去，要注重釀酒，製作小菜之類。你們必須注意時鮮蔬菜和養魚，這關係到一家的興旺之氣，忽視不得。紡織雖然不用很多，但是也不能間斷。大房主張的東西，四房都贊同，家風自然就淳厚了。
家教有方
曾國藩認為，嫉妒與貪婪是人生常見的兩種病症。嫉妒別人的人以害別人開始、以害自己結束；貪婪的人由於貪得無厭，他們得到了害怕失去、失去了怨恨沒有得到，所以才招致禍患。
曾國藩出身低微，然而他不僅學識淵博、見識恢弘、武兼備，而且當時的朝廷信賴他，滿朝武官員欽佩、尊敬他；死後被諡為“正”、被譽為“中興第一名臣”。曾國藩的一生，謙虛誠實教子有方。他的兒子紀澤詩書畫俱佳，又自修英，成為清末著名外交家；紀鴻研究古算學也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他不幸早逝。他的孫輩也出了曾廣鈞這樣的詩人。曾孫輩又出了曾昭倫，曾約農這樣的學者和教育家。
曾國藩在教子方面有三個方面給人的啟迪：
教育子孫讀書的目的在於明白事理。他致力於培養孩子們讀書的興趣，著重觀察他們的天賦、潛能，在此基礎上再進行培養、雕塑。他認為一個人只要身體好，能吟詩作，能夠明白、通曉事理，就會有所作為，就不愁沒有飯吃，就會受到人們的尊敬。他認為當官是一陣子的事，做人是一輩子的事；官銜的大小不取決於自己，而學問的多少則主要取決於自己。
教育子孫要艱苦樸素。曾國藩在京城時見到很多**奢侈腐化，揮霍無度，胸無點墨，且目中無人。所以，他不讓自己的孩子住在北京、長沙等繁華的城市，要他們住在老家。並告誡他(她)們：飯菜不能過分豐盛；衣服不能過分華麗；門外不準掛“相府”、“侯府”的匾；出門要輕車簡從；考試前後不能拜訪考官，不能給考官寫信等等。所以，他的子女因為自己的父親是曾國藩反而更擔心自己的言行不夠檢點、學識不夠淵博而損害自己了父親的聲譽。因此他們磨礪自己，迎難而上、奮發圖強。
身教重於言教。曾國藩很重視自己的一言一行對孩子的影響，所有要求小孩子做到的、先要求自己做到。他生活儉樸，兩袖清風。傳說他在吃飯遇到飯裡有谷時，從來不把它一口吐在地上，而是用牙齒把谷剝開，把谷裡的米吃了，然後把穀殼吐掉。他要求紀澤、紀鴻也這樣。他日理萬機，不過一有時間，就給小孩子寫信，為他們批改詩，還常常與他們交換學習、修身養性的心得體會。在教育孩子的過程之中，曾國藩既是父親又是朋友，既是經師又是人師。他獲得了孩子們的尊敬和愛戴，他的孩子們都十分欽佩、崇拜他，把他視為自己的人生偶像和座標。
今天看來，他在教育子女成材做人的觀點與經驗上，在他與子侄的書信中的字裡行間，也為人們留下了十分可觀的寶貴財富。
以和為貴
曹國藩尤其看重兄弟感情，他對弟弟說：“如果我有了過失，澄弟、沅弟、溫弟你們都可以直言相勸，我一定全力改正；如果三位弟弟有了過錯，也應該彼此規勸，努力改正。”
曾國藩家庭觀念非常重，在處理家事時主張萬事以和為貴。曾國藩說：“家和則福自生。如果在一個家庭中，哥哥所說的話，弟弟沒有不聽從的，弟弟所求的事哥哥沒有不應承的，一家融洽相處，和氣蒸蒸，像這樣的家庭不興旺發達，從沒有過。相反，兄弟之間相互爭鬥，婆媳之間彼此扯皮，夫妻之間兩相計較，像這樣的家庭不衰敗，也從沒有過。”
曾國藩有四個弟弟，大弟曾國潢，字澄侯；二弟曾國華，字溫甫；三弟曾國荃，字沅浦；四弟曾國葆，字事恆。他對這四個弟弟關懷備至，因戰事關係，對九弟曾國荃(家族中排行第九)，最為關心。
曾國藩任京官時，九弟曾跟隨在他身邊。曾國藩對九弟勤加教育，督導甚嚴。曾國荃才華過人，志向遠大，做事很有魄力，但由於年少，有時未免有些驕傲，曾國藩看在眼裡，急在心上，常常以“長傲之言，為致敗之凶德”教育他。曾國荃遇事喜歡發牢騷，曾國藩則以“軍中不可再有牢騷之氣”教育他；曾國荃作戰，缺乏耐性，過於猛打猛攻，曾國藩則以“穩守穩打，不輕進，不輕退”訓誡他；曾國荃於半年之中，七拜國恩，曾國藩則以“鬥斛滿則人概之，人滿則天概之”戒之。曾國荃對於哥哥的悉心教導，一般能虛心接受，由於兄弟之間能坦誠相對，所以他們能很好合作，最終成就了一番大事業。
然而一個大家庭裡，永遠風平浪靜也是不可能的。咸豐七年，為了一點小事，曾國藩在家裡與弟弟發生了爭執，這事對曾國藩震動很大，以至過了好久，他還經常悔恨不已。即使身在外地，遠隔千里，每當想起這件事，曾國藩就很不開心，心裡十分鬱悶。後來，他用這件事來教育兒子紀澤，希望他能明白自己這番苦心，一來要紀澤引以為戒，將來與兄弟相處要學會冷靜處理問題；二來要他代替自己補償弟弟，也就是希望紀澤能做出表率在叔父面前多多盡孝。由此可見，曾國藩知錯能改，從善如流的品質在處理兄弟關係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中國人傳統的倫常觀念中，“父子”是一倫，“兄弟”亦是一倫，父母在世時，父母對子女應負起管教的責任，而子女應對父母竭忠盡孝。父母不在後，父母管教之責便落在長兄的肩上，弟、妹們則應給兄長以足夠的尊敬和服從，是所謂“長幼有序”。曾國藩十分看重自己作為諸弟兄長的教育之責，常常費心費力，悉心教導弟弟們，他擔心自己做得不好，辜負了父母的重託，這是不孝的表現，會有損孝道。
奉先思孝
俗話說：“家家都有本難唸的經，父母都有難操的心!”曾國藩為官一生，很少在家，但是他透過各種方式盡心盡力地為父母分憂，想父母所想，急父母所急。
曾國藩對於父母、祖父母行至孝，凡父母、祖父母之一言一行，無不謹守毋違，且為記之，以示子弟，傳為家訓。在他看來，作為人子首先要想到盡孝。想父母所想，急父母所急，假如想都沒有想到，那又怎麼談得上做到呢?因此心中無論有多少多大的事，但總有一塊是留給父母的，這是做子女的本分。
曾國藩的祖父星岡，年輕時為人行俠仗義、待人誠懇，對那些老成端莊的人，星岡公很恭敬地對待從不懈怠，其他各種人，譬如乞討的、借宿的他都很熱情地給予接待。他看見鄉親和親戚好友，有好事就去祝賀，有喪事就去弔唁，有病就去看望。鄉里的人打官司，他常常在中間調解，對那些做事特別不講道理的人，通常不給他們情面，對其嚴加斥責。鄉里的道路毀壞沒修的，孤寡老人生病無親的，他都給予了一定的幫助。因為星岡公為人正直，慷慨大方，因此在當地有極好的聲譽。
星岡公年老時身患重病。行動不便，又說不出話，生活非常不方便。兒子曾麟書孝順至極，日夜侍奉他。星岡公要東西，用眼睛示意；不舒服時，就皺皺眉，曾麟書心思細膩，常常在父親想問題之前就想到了；星岡每晚小便六七次，人又特別自尊常不願僕人幫忙，曾麟書衣不解帶侍奉一旁，一看見父親要起來，趕快就將器皿放好，待一會兒工夫，再走過去，從不讓父親覺得難堪。冬天大便，讓別人幫忙挪動父親的身體，曾麟書就在旁邊擋住，父親身上弄髒一點立刻就換洗，父親病了三年，曾麟書沒睡一夜安穩覺，這與人們所說的“久病床前無孝子”恰好相反。
從兩個故事可以看到，曾國藩為人恪守孝道，與他良好的家教是分不開的。教育向來有言教和身教的差異，星岡公講話向來條理性強，分析問題精闢、透徹，很多的話都成了家規，這也許就是言教；“竹亭公對父親孝順，時間雖長卻更加用心，沒有任何怒言”，這大概就是身教。星岡公與麟書公與後世的教育方法大不相同，但對於感化家人，成為鄉人的榜樣，卻起到了相同作用。
曾國藩長年在外，在家時間很短，但從來不忘孝敬雙親。他在京城做官時，總是常常寫信回去告訴父親自己的現狀，讓父母不必擔憂。每次寫信給父母，開頭總是：“男國藩跪稟父親母親膝下”或“男國藩跪稟父親母親萬福金安”，末則寫上“男謹稟”或“男謹呈”。從這裡可以看出曾國藩即使遠在千里，對父母也是孝心備至的。
因為遠離家鄉，自己不能對久病在床的祖父盡孝，在家書中他說：“敬悉祖父大人病體未好，且日加劇。父、叔率諸兄、弟服待已逾三年，無須央之懈，獨男一人遠離膝下，未得一日盡孫子之職，罪責甚深。”他除了自己常寫信回家向父母問安，也經常要求兄弟、子侄寫信匯報父母的身體狀況。
有一次，曾國藩從弟弟的信中知悉父親由於過多地為家中之事勞累，以致累壞了身體時，馬上寫信給父親，在信中他說到：“大人之身，上奉高堂，下萌兒孫，外為族鄰鄉里所模範，千金之軀，誠宜珍重。男恭竊卿贏，服役已兼數人，而大人以家務勞苦如是，男實不安於心。”他又寫信給弟弟，讓弟弟一定要照顧好父母，一番孝心溢於言表。
曾國藩要做任何事時，總要與父母商量，有時兩位老人不同意或想不開時，他便很耐心地開導。老人實在不答應，曾國藩便聽從他們的意見不去做。曾國藩在京為官時曾寫過這樣一封家書：“餘自去歲以來，日日想歸家省親。所以不能者，一則京賬近一千，歸家則途費又須數百，甚是昔辦；二則二品歸籍，必須自己具折，折中難於措辭，私心所願者，頗想得一學差，三年任滿，即歸家省親，上也。若其不能，則或明年得一外省主考，能辦途費，則後年必歸。次也，若二者不能，則只得望六弟、九弟明年得中一人，後年得一京官，支援門面，餘則歸家告養，他日再定行止耳。如三者皆不得，則直待六年之後，至甲寅年母親七十之年，餘誓具折告養，雖負債累了，歸無儲慄，餘亦斷斷不顧矣。然此實不得已之計。奢能於前三得中得其一者，則後年可見堂上各大人，乃如天之福也，不審祖宗能默佑否?”
從這封信中可以看到曾國藩儘管位居高宮，但時時想念家中父母，渴望迴歸故里，親自侍奉雙親，然而是官場事務繁多，抽不開身，只好把這種孝敬雙親的熾熱情感深深藏在心裡。為人子女，總想令父母健康一些，安逸一些，少操心一些。《禮記》中說：“凡為人之子，冬溫而夏清，昏定晨省。”說的是兒女對父母之禮，冬天設法使父母暖和，夏天使父母清涼，晚上為父母整理床鋪，早上向父母問安。讓父母冬暖夏涼，一般人可能是容易做到。很多人連讓父母冬暖夏涼也做不到，不是沒有能力做到，而是沒有想到，沒有想到，不就是沒有孝心嗎?
《尚書》雲：“奉先思孝。”就是說侍奉先祖要念念不忘盡孝，也就是說為人子首先要想到盡孝。想父母所想，急父母所急。如果想都沒有想到，那又怎麼談得上做到呢?假如心中無論裝有多少事，多大的事，卻總有一塊是留給父母的，這就是做子女的本分，如果連這點本分都沒有，那就不成其為人子了。
曾國藩身為人子，卻不能經常在家侍奉雙親，心裡的難過是可想而知的，他總希望自己能多為父母做一些事情，用此來報答父母。他在京城做官時，得知母親想買一個丫頭，馬上寫信表示支援，並從自己很少的收入裡擠出五十金寄給母親。祖父年齡大了，身體不好，他給祖父買了一件黑狸皮褂，用以禦寒，又擔心家人不會保管皮褂，因此特地寫信說：“聞狸皮在南邊易於回潮，黑色變為黃色，不矢口信否?若果爾，則回潮天氣須勤勤儉視，又凡收皮貨，須在省城買‘潮老’(指防潮劑)，其色如白淮鹽，微帶黃色，其氣如棒木。用皮紙包好，每包約寸大，每衣內建三四包。收衣時，仍將此包置衣內。又每年晒皮貨晒衣之日，不必折收，須過兩天。待熱氣退盡乃收。”這樣細微的事情，曾國藩也要再三叮囑，可見他對父母的孝順並不是裝裝樣子，而是時時將父母放在心間，處處為他們著想。
俗話說：“家家都有本難唸的經，父母都有難操的心!”曾國藩為官一生，很少在家，但他透過各種方式盡心盡力地為父母分憂，想父母所想，急父母所急。不像現在有很多的年輕人，心中雖有父母，但他們總覺得時間還長呢，孝順父母的時間多的是，因此整天忙著自己的事業，漸漸將父母忘記在歲月的流逝中，卻不知父母已慢慢老去。另一種人事業有成後把父母接到身邊，結果父母來後，自己的家務做得越來越少了，父母比原來在家裡更辛苦了。像這兩種人難道是講孝心嗎?更有甚者嫌父母窮，不願為父母花費過多且不照顧父母，或是婆媳關係處理不好，讓母親孤苦伶仃一個人過。以上幾種人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清人朱柏廬有一副對聯說：“
聽婦言，乖骨肉，豈是丈夫?重資財，薄父母，不成人子。
曾國藩的孝順不只對雙親，他一直主張“貴體孝道，推祖父母之愛以愛叔父，推父母之愛以愛溫弟之妻妾兒女及蘭、惠二家”，並努力去實現它，成為中國歷史上有名的孝子。
曾國藩的三叔父曾驥雲，一直在家務農，生活艱苦，曾國藩常常不忘接濟他，待他如同父親，他後來依靠曾國藩的孝敬，生活慢慢地好了起來。曾國藩不但對叔父常敬孝心，對兄弟也是關愛有加。
曾國藩的弟弟曾國荃才華出眾，後來加入湘軍，成為一名得力干將，立下了許多戰功。但為人有些驕傲，曾國藩常耐心地對他加以勸誡，讓他慢慢學會怎樣做人。生活中，曾國藩也是時時處處關照弟弟。有一次，曾國荃左臂疼痛不能伸縮，曾國藩特別擔心，後來專門派人給弟弟送去膏藥三副。曾國藩得到一個“一品”的名額，不給自己的兒子，卻給了弟弟的兒子紀瑞，事先也不告訴弟弟。從這些事情我們可以看到身為長兄的曾國藩愛弟、讓弟的濃濃深情。
勸誡兄弟
曾國藩是一個對自己要求十分嚴格的人，對兄弟子女也要求十分嚴格。要求一嚴，就不擴音意見的時候多，表揚的時候少。曾國藩還是一個責任心和道德感十分強的人，凡是看不慣的，有違家法的，他都會直言不諱地給予批評。
曾國藩尤其看重兄弟感情，這與他的家庭觀念極重有關。普通人一般會認為：家庭與事業不可兩全，其實不然。即使真的無法兩全，也應給予“家庭”以足夠的重視，由於家庭之內親情所繫，才真正是一個人根據所在。個人儘管可能在社會上有些聲名、地位和交際往來，然而以血緣關係織就的家庭仍然是最為溫暖的根本庇護之所。
時代愈向前發展，這一點就會愈易突出。一個人在社會上也可能會有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但一旦他與家庭這個親情相系的“營養供給站”切斷了聯絡，他就會成為“無本之木，無源之水”，成為無家可歸的孤魂野鬼，深受漂泊無根之苦，從而焦躁不安，孤苦無依，難有大成就。曾國藩深明此理，一生兩大成就：出則為人臣之極，人則為持家之範。他的家庭之內兄弟姊妹很多，其間姑嫂嫌隙，雞毛蒜皮之類的小事，一定也有發生，然而全賴他治家有方，一家人其樂融融，和睦相親。
曾國藩十分鐘愛自己的弟弟，手足情深，始終不渝。曾國藩十歲時，弟曾國潢出生。曾竹亭笑謂之曰：“汝今有弟矣。”命作詩一道，題目《兄弟怡怡》。成，竹亭喜道：“中有至性語，必能以孝支承其家矣。”
曾竹亭有五子：長子曾國藩，字滌生；次子曾國潢，字澄侯；次子曾國華，字溫甫；次子曾國荃，字玩浦；次子曾國葆，字事恆。曾國藩對於四個弟弟愛護備至，因戰事關係，對九弟曾國荃，尤為關心。
瞭解曾國藩治家思想的人，都知道曾國藩對於家庭非常端重“孝悌”二字。在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六日的家書中，曾國藩寫道：“今人都將‘學’字看錯了，若細讀‘賢賢易色’一章。則絕大學問，即在家庭日用之間。於‘孝悌’兩字上盡一分，便是一分學，盡十分便是十分學。今人讀書，皆為科名起見於孝悌倫紀之大，反似與書不相關。殊不知書上所載的，作時所代聖賢說的，無非要明白這個道理。若果事事做得，即筆下說不出何妨?若事事不能做，並有虧於倫紀之大，即章說得好，亦只算是個名教中之罪人。賢弟性情真摯而短於詩，何不日日在‘孝悌’兩字上用功。《曲禮內則》所說的，甸甸依他做出，務使祖父母、父母、叔父母無一時不安樂，無一時不順適下；而兄弟妻子，皆藹然有思，秩然有序，此其大學問也。著詩不好，此小事，不足計；即好極，亦不值一錢。”
之責便落在長兄的肩上，弟、妹們則應給兄長以足夠的尊敬和服從，是所謂“長幼有序”。曾國藩非常重視自己作為諸弟兄長的教育之責，唯恐有絲毫之失，有負父母重託，有損孝道。
曾國藩曾在家書中說：“子生平於倫常中，惟兄弟一倫，抱愧尤深；蓋父親以其所知者心盡以教我，而我不能以吾所知者儘教諸弟，是不孝之大者也。”又說：“餘嘗語岱云云：餘欲盡孝道，更無他事，我能教諸弟進德業一分，則我之孝有一分；能教諸弟進十分，則我之孝有十分；若全不能教弟成名，則我大不孝。”
至於曾國藩對待兄弟之態度，在愛之以德，不在愛之以姑息。家書中曾言：“至於兄弟之際，吾亦惟愛之以德，不欲愛之以始徙。教之以勤儉，勸之以習勞守樸，愛兄弟以德也；豐衣美食，俯仰如意，愛兄弟以姑息也；姑息之愛，使兄弟惰肢體，長驕氣，將來喪德於行，是我率兄弟以不孝也，吾不敢也。”
曾國藩對於家庭，主張教弟；待遇族戚，則主張敬愛。推孝敬父母之愛於諸弟，推孝敬父母之意於諸族戚。對待族戚的道理，曾國藩的家書中亦曾言及。其言說：“至於宗族姻黨，無論他與我家有隙無隙，在弟輩只宜一概愛之敬之。孔子曰：‘泛愛眾而親仁。’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禮人不答反其敬。
此刻未理家事，若便多生嫌怨，將來當家立業，豈不個個都是仇人?古來無與宗族鄉黨為仇之聖賢，弟輩萬不可專責他人也。”
有至大之才者，多有至仁至德之心，這才算得完滿主人，不然也只能算個偏才和有缺憾的人。單以一個平凡的普通人來說，假若能夠恰當地處理好兄弟、親友之間的關係，使家庭和睦、美滿，也可算一樁不小的成就了。
有學者評價，曾國藩有一條非常可貴的品質，就是知錯就改，從善如流。他的這一品質在處理兄弟關係中尤其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本來兄弟之間，應該是平輩相處，可以無話不談的。曾國藩不會由於自己是兄長父母不在時，兄長是可代父行事的，擁有等同於父母的權威，也不會因為自己是大官，就可以以勢壓人，對兄弟為所欲為，頤指氣使。
曾國藩就有這樣的胸懷和大度。曾國藩明白，既然是兄弟，就會各有各的優點，也會各有各的缺點。每個人對人對事都會有自己的見解，弟不必賢於兄，兄不必敏於弟。對於諸弟對自己的意見，只要說得入情入理，自己就完全沒有不接受的道理。
有一次，曾國荃與曾國藩談心，其中大有不平之氣。曾國荃一下子給哥哥提了特別多意見。最大的意見是說哥哥在兄弟骨肉之間，不能造成一種生動活潑的氣氛，不能讓他們心情舒暢。曾國藩雖然稍稍勸止，但還是讓曾國荃把話說完了，一直說至夜至二更。
在此期間，他還給哥哥提了許多其他意見，這些意見大都切中事理，曾國藩在一邊傾耳而聽。
曾國荃所提的意見事實上是說哥哥太嚴肅了。
曾國藩的可貴之處在於，他不理論，也不辯解，而是讓弟弟把話說完。既然人家有意見，你能堵住他的嘴，也堵不住他的心。有意見你就讓他把話說出來，說出來了心中就沒有不平之氣了，如果你把他的話卡回去，這隻能使他的不平之氣更添一分，於人於己都沒有益處。更何況曾國藩認為曾國荃也說得在理呢?另外，曾國藩還十分講究兄弟之間的互相謙讓，互相幫助，同甘苦共患難，共同發展，共同進步。兄弟之間怎樣表達自己的關切和愛護之情呢?曾國藩說：“愛之以德”。對弟弟們百依百順、姑息縱容，並非愛，反而是不孝不仁。
曾國藩就是這麼想的，也是這麼做的。他是一個光明磊落之人，總是能將自己的想法和兄弟和盤托出，以求得兄弟的理解、信任與支援。在兄弟五人中，曾國華對哥哥有很多誤解，所以曾國藩總是能對他敞開心扉，也不避開這種誤解。他之所以屢次將自己的真實想法告知各位兄弟，是因為他覺得兄弟之間除了肝膽相照，就沒有更好的法子了。
在兄弟之間，沒有一點齟齬是不可能的，不愛之以姑息同樣也是很難做到的，或者愛之深切，或者怕產生隔閡，或者怕得罪兄弟，總是不願開展批評，以為凡事忍讓著就可以平安無事了。殊不知這就是分歧的開始。曾國藩決不這麼做，他在適當的時候就會表現出自己的嚴厲。
對於家裡的財產，曾國藩一向都以光明磊落的態度與兄弟公平分配，不會因為財產之事與諸弟之間產生嫌隙。道光二十九年，曾國藩在京城的寓所只有兩樣東西，一是書籍，一是衣服。衣服是做官的人必不可少的，而書籍是曾國藩一生的嗜好。就是這兩樣東西，曾國藩也表示，將來罷官以後，除了適合夫人穿的衣服外，其他都和兄弟五人抓鬮平分。所有的書籍，則一律收藏於“利見齋”中，無論兄弟還是後輩都不得私自拿走一本。除了這兩樣東西，曾國藩說他絕不保留任何東西。
這就是在諸弟們眼中的兄長曾國藩。以如此的態度對待自己的弟弟們，豈能是那些毫無威信可言的兄長們能比的?既然是位真正有德有識有愛心的好兄長，做弟弟的自然很樂意聽從他的勸誡了。曾國藩身為曾門長子，自然對諸弟之成長、發展擔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經常以自己未能勤於教導、督促諸弟，使其個個功成名就、德行完滿而暗自引咎自責。可以看出他是一個責任心極強的人。這一點在曾氏的生平行狀、國事、家事的處置等方面皆有深切的體現，並且他的責任心也與他獨特而過人的“硬、挺”功夫相關。想他當年初率湘勇出省作戰，屢戰屢敗，每次困頓絕境，但竟能支撐下來，終獲全勝，實堪敬服。曾國藩一生對諸弟的教導、勸誡，也幾乎是達到了時刻不忘的境地，足見其耐心和忍性。
瀏覽曾氏的家書和有關的獻資料就會發現，曾國藩一生花在四個弟弟身上的功夫心血，並不比用在自己的兩個兒子身上的少。不論學問、人品、軍事、性情、養生、治家等，事無鉅細，皆有所涉及。可謂為諸弟殫精竭慮，瞻前顧後，唯恐諸弟有失，有負先人。在四個弟弟中，曾國藩與曾國荃(沅弟)最為相知，這不但因為曾國荃在戰場上始終和他一起出生入死，也因為他們兄弟倆最能傾心交談。當初，曾國藩在京為官時，曾國荃曾追隨他左右，聽授章學問。曾國荃亦經常向兄長提意見，指正他的得失。曾國藩亦是虛心納諫之人。他在庚申十一月日記中寫道：“近以居位太高，虛名太大，不得聞規諫之言為慮。……內有直弟，外有畏友，庶幾其免於大戾乎。居高位者，何人不敗於自是，何人不敗於惡聞正言哉?”
曾國荃曾在一封信中談及自己很多不順心的事情，然而又沒有具體談到是哪一件事情，以曾國藩的默契**，他猜測，弟弟是在擔心兄弟之間的不和。曾國藩告訴他，倘若真是如此，則完全不必擔心抑鬱，他推心置腹地說：弟弟，你對咱家有大功勞，對國家也有大功勞，我哪裡會有不感激、不愛護的道理?我對待部屬像楊嶽斌、彭玉麟、鮑春霆等人都是仁義謙讓，難道對自己的弟弟反而會刻薄嗎?可能我們之間確有不全，但那也只是意趣不合罷了。弟弟你立志做事，非常近似於春夏發舒之氣；我立志做事，頗近似於秋冬收斂之象。弟弟你以為擴散抒發才會生機旺盛，哥哥我認為收斂吝嗇才會生機沉厚。我平時最喜歡古人所說的“花未全開月未圓”七個字，我認為珍惜福祉，保全安康的道理和方法沒有比這更加精當的了。我曾多次用這七個字來教誡霆字營的統領鮑超，不曉得他和你談到這些沒有?我們的祖父星岡公過去待人接物不論貴賤老少，完全是一團和氣，唯獨對待子孫侄兒則異常嚴肅。遇到佳令時節，更加凜然不可侵犯。這或許就是一種收斂之氣，目的在於使家中歡樂不至於恣肆放縱。這番苦心不知兄弟你能不能領會。
對曾國荃其人有所瞭解的人都知道，他是個志大才大不甚收斂的人，而且在細節上不是太顧忌，最後竟落得個“揮金如土、殺人如麻”的名聲。曾國藩對他的品性瞭解甚深，曾一再勸誡他要收斂，要知道人言可畏。古語云：眾口鑠金，積毀銷骨。那些指責別人的言論不知從何處興起，也不知道在何地結束。然而，眾口悠悠，沸沸揚揚，防不勝防。那些有才華的人，因為那些懷疑與誹謗無根無據，雖然惱怒，然而還是悍然不顧，結果誹謗一天比一天嚴重；那些有德行的人，由於這些誹謗無根無據而深感恐懼，於是收斂下來認真反省，並對自己今後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非常謹慎，結果誹謗不攻自破、謠言一天天平息下去。
很明顯，曾國藩願意看到自己的兄弟收斂起來，深刻反省，而不願意看到弟弟們全然不顧。他希望弟弟們聽從他的忠告，手足相聯，同走正道。他最擔心的就是兄弟們各執己見，在家裡斤斤計較，互決雌雄，反而忘記了迫在眉睫的外來災難。
曾國藩說，我位居高位，又獲得了極高的虛名，每時每刻都有顛覆的危險。通觀古今人物，像我這樣名大權重的人，能夠保全善終的人極為少見。所以我深深擔憂在我全盛之時，不能庇護你們，到了我顛覆之時，或許還會連累你們。因此我只有在我沒事之時，時常用危詞苦語來勸誡你們，這樣或許能夠避免大災大難。
曾國藩向以思慮深遠聞名，他不可能不為自己和諸弟長久打算。既然自知有功高震主之嫌，怎樣功成身退，保持收斂，保全身家性命就是一樁學問。這其中體現的就是“花未全開月未圓”的嚴謹作風和做人哲學。
曾國藩在諸弟為官之後，常常教誡他們正確對待富貴與權位。特別是對那位貪財自傲的沅弟(國荃)，他則予以反覆開導，叮囑再三。同治元年五月，湘軍既得安慶，正包圍金陵，他警告兩個弟弟說“若一面建功立業，外享大名，一面求田問舍，內圖厚實，二者皆有盈滿之象，全無謙退之意，則斷不能久。此餘所深信，而弟宜默默體驗者也。”金陵快要被攻破之時，他又告誡兩個弟弟說：“古來成大功大名者，除千載一郭汾陽(子儀)外，恆有多少風波，多少災難，談何容易!願與吾弟兢兢業業，各懷臨深履薄之懼，以冀免於大戾。”他擔心功敗垂成，勉勵弟弟須有極強的敬業精神；又怕成大功大名時，飛來無名橫禍，故勉勵弟弟須有深臨履薄的畏懼之情。同時，他不時考慮後路，寫信給在鄉間的曾國潢，囑咐他“莫買田產，莫管公事，吾所囑者，二語而已：‘盛時常作衰時想，上場當念下場時’。富貴從家，不可不牢記此二語也。”及至金陵攻克，兄弟封侯封伯之後，他又多次寫信給頗有抑鬱之氣的九弟，勸他“功成身退，愈急愈好”。還特地在曾國荃四十一歲生日時，作壽詩十三首相贈。其一雲：
已壽斯民復壽身，拂衣歸釣五湖春。
丹誠磨鍊堪千劫，不借良金更鑄人。
這仍然是教他要兢兢業業，臨深履薄，看透“萬事浮雲過太虛”的現實，放眼未來，經過千磨萬煉，將自己再鑄鐵人。
對待做官這樣，前已述及，對待錢財，曾國藩也反覆教育子弟要有個“儉”字。他自詡“閱歷數十年，於人世之窮通得失思之爛熟”，認為“禍咎之來，本難逆料，然唯不貪財、不取巧、不沽名、不驕盈四者，究可彌縫一二。”人為財死，不貪少禍，這兩點都是被自古以來無數事實所證明了的。
因此，曾國藩如《朱子格言》所說“勿營華屋，勿謀良田”一樣，反對家中積錢，反對買田起屋。他說：“銀錢、田產最易長驕氣逸氣。我家斷不可積錢，斷不可買田。”弟弟要在老家黃金堂買田起屋，他卻寫信告訴他們說：這是“重餘之罪戾，則寸心大為不安，不特生前做人不安，即死後做鬼也是不安”，“去年沅弟起屋太大，餘至今以為隱慮。”
曾氏對於諸弟家教方面的指導、勸誡，就是希望他們對於家人勤於督促，以堅守耕讀孝友的家風為念，而不讓曾門變成所謂“官宦”之家，甚至經常勸誡各位弟弟讀書不可不多，用功不可不勤，切不可常常為科考仕宦而考慮。
四條訓則
他給自己的兩個兒子紀澤和紀鴻寫有四條在今天來說仍有借鑑意義的四條訓則：一是慎獨心安。即在一個人獨處之時，要問心無愧。他認為，心內常懷有寬闊平坦而泰然的心境，是人生中的第一種自強之道、第一劑快樂的良方；二是主敬強身。即尊敬別人、尊重自己是可以強身健體的；三是仁民達人。即不但要使自己地位高尚、豐衣足食，也要推己達人，不僅要“己立己達”，而且也要“立人達人”。四是勤儉神欽。在寫畢這四條訓則後，他囑咐二個兒子及諸侄每天晚上都要以此四條作為警醒、每個月底都要以此四條作為總結，以此期待著子侄輩能夠安身立命、振興家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