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認為只有勤，才能強健筋骨、磨鍊意志，進則可以為國家盡忠盡力，退亦可以保持自己身體之安康。勤奮做事，心力勞苦。他認為，一個有襟懷、有力量、有品格的人，應當心如鼎鎮，志如磐石，任何力量都不能動搖。曾國藩認為古往今來成就大事業的人，全是身心極為疲憊之人，但能夠應付自如，必有讓心“存活、休養之處”，他說：“心中不苦，才能活潑地養得一段生機”。
養生處世
吾於凡事皆守“盡其在我，聽其在天”二語，即養生之道亦然。體強者如富人，因戒奢而益富；體弱者如貧人，因節嗇而自全。節嗇，非獨食色之性也，即讀書用心，亦宜儉約，不使太過。餘《八本》篇中養生以少惱怒為本。又嘗教爾胸中不宜太苦，須活潑潑地，養得一段生機，亦去惱怒之道也。既戒惱怒，又知節嗇，養生之道，已盡其在我者矣。此外，壽之長短，病之有無，一概聽其在天，不必多生妄想，去計較他。凡多服藥餌，求禱神祗，皆妄想也。吾於藥醫禱祀等事，皆記星岡公之遺訓，而稍加推闡，教爾後輩。爾可常常與家中內外言之。
引自《曾正公全集》
曾國藩和他的湘軍對於所有事情都採取“盡其在我，聽其在天”的態度，在養生之道上也是這樣，體格強健的好比是富人，因為戒除奢侈而更為富裕；體格弱的人就好似是窮人，因為節儉而得以自我保全。節儉吝嗇，不只是在食色之性上，就是在讀書用腦等事情上，也應該加以約束，不要讓它過了頭。我在《八本》之中，說明了養生要以少惱怒為根本。又曾經教你心中不應該太苦，而應該養出一段活潑的生機，這就是去除惱怒的方法。戒除了惱怒，又懂得節儉吝嗇，那麼養生之道就全部掌握了。除此以外，至於壽命的長短，有無疾病，就一概聽命於天，而不去多廢心思，去加以計較。那些多服藥，求禱神祗的做法，都是沒有用的。我對於醫藥祈禱之類的事情，全是記取星岡公的遺訓，稍加推廣，用來教育你們這些晚輩。你可以經常跟家裡人說。
養生之觀
曾國藩認為只有勤，才能強健筋骨、磨鍊意志，進則可以為其主子盡忠盡力，退亦可以保持自己身體之安康。勤奮做事，心力勞苦，是他一生努力實戢的鍛鍊觀的中心內容。
道光二十年(1840)六月，曾國藩大病一場，據其年譜載，他“病熱危劇，幾不救。”病癒後，他在給友人的詩中有“艱苦新嘗識保身”之句。之後，逐漸形成了他的體育養生觀：
首先是身心交養，“動”、“靜”兼用的保健觀。他說：“養生之道，以君逸臣勞四字為要。省思慮、除煩惱，二者皆所以清心，君逸之謂也；行步常勤，筋骨常動，臣勞之謂也。”君逸即養心，也就是要清心寡慾，胸懷寬廣，保持良好的精神狀態，追求心理的健康。曾國藩因受傳統化的薰陶，特別崇尚道家的養生思想，注重“靜”、“節慾”，透過精神修煉達到養生的目的，以他的話來說，就是“治心當以廣大二字為藥”。“臣勞”，就是身體四肢要常常鍛鍊，常常運動，處於一定的勞累狀態，才能筋骨常健。由此可見，曾氏的養生之道，既重視心理的健康，也注意身體的鍛鍊與體質的增強。
其次，重視自然調養，增強自身抵抗力，反對用藥妄施攻治的診療觀。曾國藩自小受祖父“不信醫”訓誡的影響，反對身體不適便動輒用丹藥治療。他說：“竊謂治身當以不藥二字為藥。”這大概是因為當時醫療條件太差，人們對庸醫誤人戒懼很深的一種心理反映。他在寄給兒子的信中說“爾雖體弱多病，然只宜清淨調養，不可妄施攻治。莊生雲：‘聞在宥天下，不聞恰天下也’，東坡取此二語，以為養生之法。爾熟子小學，試取‘在宥’二字之訓詁體味一番，則知莊蘇皆有順其自然之意……”曾國藩晚年，政治思想崇尚無為，他的養生觀也崇尚無為，重視自然調養。
第三，勞頓身心、強健筋骨的鍛鍊觀。曾國藩一生頗以心力勞苦自任，做事認真踏實，親自實踐，自創“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五到之說。他以勤自勉，以苦為樂，說：“君子有三樂”，把“勤勞而後憩息”作為三樂之一。他認為“精神愈用而愈出”，“智慧愈苦愈明”。曾國藩這樣做，一是因為大局維艱，他認為只有勤，才可以強健筋骨、磨鍊意志，進則可以為其主子盡忠盡力，退亦可以保持自己身體之康泰。勤奮做事，心力勞苦，是他一生努力實踐的鍛鍊觀的核心。
養生之倡
曾國藩的養生思想，來自於他所恪守的聖哲先賢的理論和典籍，也是他閱世日久日常人事物事經驗的積累。
在給他的澄弟、沅弟的信中，曾國藩說道：我見家中後輩體皆虛弱，以養生六事勉勵他們，“一日飯後千步，一日將睡洗腳，一日胸無惱怒，一日靜坐有常時，一日習射有常用，一日黎明吃白飯一碗不沾點菜”。曾國藩很多年為眩暈、疝氣、腳腫、目蒙等病症所困擾，所以，他囑告家人的這些養生之道，儘管未脫離家常起居，卻充滿親情、溫情，也是切身體會。
養生，不只是一個身體的問題，也是一個心靈的問題、精神的問題，這是曾國藩首先認識到的，所以，曾國藩提倡養生，首先要養心。怎樣養心，曾國藩提出了四點。一是“慎獨”，認識善惡，進行道德自省，曠中安泰，清心寡慾；二是“主敬則身強”、一個人不論內外，皆須莊重寧靜，對養生來說，就是這“能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三是，“求仁則人悅”，胸懷萬物，順應天地之理；四是“習勞而神欽”，少安逸享樂，這是因為勤勞使人長壽，安逸使人早亡。
此外，養心的另一途徑，是讀書養我浩然之氣。做到心中坦然，精神愉快，這是人們普遍的養生經驗，是長壽的最好的祕訣之一。而要做到這種精神的愉悅和滿足，應當追求“以光輝燦爛的事物充滿人心的學問，如歷史、寓言、自然研究皆是也”。曾國藩多次重申這種讀書對養生的作用。
他的兩個兒子紀澤、紀鴻體質薄弱，曾國藩勸他們多讀並多摹顏字之《郭家廟》、柳字之《琅琊碑》和《玄祕塔》，期望以其豐腴的墨氣、堅韌的骨力，充實他們的生命氣質。他還希望他們在吟詩作字、陶冶性情時，學習陶淵明、謝眺的中淡之味、和諧之音、瀟灑胸襟。這就是說，以化的力量，潛移默化地影響人的精神世界，再由精神影響人的物質世界(生命體)，達到養生的目的。
曾國藩的中廳堂懸掛有八本堂匾，其跋雲：“養生以少惱怒為本。”這種養生思想是他屢次在家書中強調的，與兄弟說，與兒女說，由此可見曾國藩的重視程度。培根在《論養生》中認為，影響長壽的諸多因素中情感和思想居主導地位，所以，“心中的情感及思想，則應避嫉妒，焦慮，壓在心裡的怒氣。”這與曾國藩的認識很一致。曾國藩的兒子紀澤患有肝鬱之症，曾國藩在給其弟的信函中指出他的沅弟盛年肝火旺盛，還說自己“漸衰老，亦常有勃不可遏之候”。這應該是他多次勸告親屬注意懲忿(少惱怒)的直接原因。易生惱怒，不只是一般人的情感態度，就是歷史上的“多少英雄豪傑打此兩關不過”，這是一個需要吸取的教訓。所以，曾國藩告誡他們，要像佛家所說的那樣，降龍伏虎，“龍即相火也，虎即肝氣也”，遏抑肝火，不讓它過分熾烈，節制血氣，不使自己的嗜慾戕害自己的身體性命。這是養生之道的根本。也是我們現代人的健康經驗：發怒傷害肝臟功能。
另外，人心中的忿怒，與養心對立，所以，懲忿去怒，也是為了養心，減少了忿怒，心中也便安泰平和、豁達，中淡、充滿虛明之氣。這對我們現代人心理健康的重要性，也是不用明說的。
養生總要涉及身體的用藥問題。養生專家說，假如在健康的時候完全摒棄醫藥，則到了需要的時候將感覺醫藥對於身體過於生疏不調。如果平日總要依賴醫藥，則疾病來時，醫藥將不生奇效。這告誡人們，對待藥之與身體的關係，應當有一個辯證的態度，在病時既不能不用藥，但也不能過分依賴用藥。
曾國藩很重視祖上“不信地仙，不信醫藥，不信僧巫”之風，加上閱事豐富，故經常勸人“以不服藥為上策”。他的家中，合家大小老幼，沒有一個不吃藥的，並且都是貴藥，補藥和涼藥、陽藥和陰藥，胡亂服用。看到這個不良習慣，曾國藩倡導在人患病時以少用藥或不用藥為主。他的弟弟曾國葆患瘧病，曾國藩十分掛念、憂慮，但他憂慮的是他的弟弟“好輕下藥”，即不要過分依賴藥物的作用。他講過兩個例子。吳彤雲曾重病，水米不進十餘日，導致病情嚴重時到了準備料理後事的地步，曾國藩勸他不再用藥，吳彤雲試著不再用藥十一天後，病情“竟大有轉機，瘧疾減去十之四，呃逆各症減去十之七八”。另外，希庵曾病勢極重，聽了曾國藩的勸告，斷藥月餘後，“病已痊癒，咳嗽亦止”。他的兒子紀澤病了，曾國藩去信常告，“宜清靜調養，不宜妄施醫治”，並指出人們服藥的錯誤，“若服藥而日更數方，無故而終年峻補，疾輕而妄施攻伐強求發汗全失自然之妙”，對那些胡亂多服藥餌的，他斥為“妄想”。所以，曾國藩總結說，“治心以廣大二字為藥，治身以不藥二字為藥”，他的經驗，應當說有一定的事實根據。
現代醫藥科學告訴我們，凡藥都具有兩重性，在發揮其治病功效的同時，同樣也會出現一些不良反應，常常服用後還會出現耐藥性。曾國藩所謂“治身以不藥二字為藥”，“藥雖有利，害亦隨之”，便頗具有這樣的道理。
儘管曾國藩十分重視養生之道，但他對生命的健康長壽，卻不存妄念，不迷信，一切順其自然，人的“壽之長短，病之有無，一概聽天由命，不必多生妄想去計較它”。這種達觀、沖淡之氣，這也是今天追求養生的人們所應具有的襟懷、器識。
養生之智
曾國藩平生“不蹈空言”，注重實效。對治心也不是僅僅闡發理論，而是歸於自身。他說：“吾輩治心治身，理亦不可太多，如亦不可太雜，切身日日用得著的，不過一兩句，所謂守約也。”
一代名臣，戰勝自我之力非常強大。在中國近代史上，生前死後譭譽皆當其極的人物，恐怕非曾國藩莫屬了。倡導洋務，使曾國藩贏得了“中興名臣”的桂冠。鎮壓太平天國、處理天津教案，又使他聲名掃地，成為過街老鼠，國人皆罵。站在不同的立場，對曾國藩的評價當然會有不同的觀點。但也有眾口一詞的地方：那就是肯定他意志堅卓、治心養性的修身術。
如李鴻章評價他老師所以仕途成功，是因為“沉毅之氣，堅卓之力，深遠主謀，始終不變，而持之有恆”，也是說曾國藩以毅力、智謀勝人一籌。
對曾國藩意志解剖得比較徹底的是辛亥革命的名將梁啟超。他說：“凡古來能成大事者，必其自勝之力甚強者也。”曾國藩功成業定以後，仍凝聚辛苦，一點一滴地積累心性的修養，百折不回，而成為後世可鑑之人。
治心之道
曾國藩的《治心經》，講心、身並治，口、體兼防。他認為“治心之道，先去其毒”，表面的毒是憤激，沒有涵養，有一點長處即向人炫耀，有一點不順就大為生氣，這都不是“有厚福之人所為”。有襟懷、有力量、有品格的人，心如鼎鎮，志如磐石，任何力量都不能動搖。他還提倡“胸襟廣大，宜從‘平’‘淡’二字用功。凡人我之際須看得平，功名之際須看得淡，庶幾胸懷目闊”。又說：“治心以‘廣大’二字為藥；治身以‘不藥’二字為藥”。因為這樣，他總結出了養心治心、修身悟道的一整套辦法。
存活休養
曾國藩認為古往今來成就大事業的人，全是身心極為疲憊之人，但能夠應付自如，必有讓心“存活、休養之處，”他說：“心中不苦，才能活潑地養得一段生機”，但是在那裡休養身心，可見日後成敗。他舉西門慶和蘇軾為例，說明休養身心乃是補心，而不是放縱**。與暇心相補的是學養，學養是正心。曾國藩從中國幾千年的各類聖賢中，選出上自孔孟下至顧炎武等三十二人作為自己目標，併為每個人做傳，又命令兒子曾紀澤為三十二人畫像，取名《聖哲畫像記》，這可以表現曾國藩對儒家學養的重視。
曾國藩平生“不蹈空言”，注重實效。對治心也不是隻闡發理論，而是歸於自身。他說：“吾輩治心治身，理亦不可太多，知亦不可太雜，切身日日用得著的，不過一兩句，所謂守約也。”
品格陶鑄
曾國藩以內聖之功，收外王之效果，治心修身，兼具儒、道、佛之奧旨。對於這點引起了早年**的注意。在**早期的筆記式日記《講堂錄》中，有很多曾國藩治心方面的格言警句，如“精神愈用而愈出，不可因身體素弱過於保惜；智慧愈苦而愈明，不可因境遇偶拂遽爾摧淚”，“心常用則活，不用則窒，常用則細，不用則粗”。
曾國藩重視精神修養、品格陶鑄、意志磨鍊，這對“唯金”者而言，不能不說是一劑精神補藥。當然，曾國藩畢竟是屬於那個時代的人物，他的雙手沾滿農民起義者的鮮血，用血腥維護的大清王朝則難逃江河日下、日趨腐朽的滅亡。
調伏七心
釋迦牟尼說：“世間一切萬物，叫土無過心”。所謂治心，這就是孟子所說的“苦其心志”，“曾益其所不能”的功夫，是“天將降大任”前的首要功課。
李鴻章說，我老師之有成，乃善治心也。**說，欲動天下者，先動天下之心。心無定旨，人如浮萍，終將無成。
養心。“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心的寧靜摒棄了自然的譁喧。曾國藩早年疾病纏身，成名後“遊心於老莊之虛靜”。平生以“咬得菜根百事可做，世味淡薄，身心無累”為法，終身以“不藥”自詡，參以家法，獨創養心十四條，日日磨鍊，三十年後身體和從前一樣。平生服膺蘇東坡，欲步其後塵，修煉瑜伽術。對呂坤所說“置富貴、貧賤、死生、常變於度外，是養心第一法”。
暇心。暇心者，李漁稱為“閒情偶寄”，林語堂稱為“生活的藝術”。仕途萬事纏身，戎旅勝負難定，陶朱錙銖日較。曾國藩說古今能勝大任者，大都是身心疲勞之人，因此肯定有暇心用來調適。蘇東坡寄情詩，西門慶徵逐女色，高低俗可見他日成敗。曾國藩說，暇心遊離子本業以外，又關係到事業興衰，故暇心之寄要厚植根本，積功累行，方有枝繁葉茂，花團錦簇之來日。
誠心。曾國藩說，古今英雄“立得住”，就像先有根據地後能打天下一樣，一定要有誠心實意。荀子說，養心莫善於誠。誠就是不欺。今人講：信義春常在，心誠則靈。程門立雪、三顧茅廬都深蘊一個誠字。曾國藩以忠誠為天下倡，選將練兵以誠為先，平生不蹈大言，不喜駕空之事，手訂“敬、靜、純、淡”誠字四法，最終使他群雄影從、“勘平大亂”，功、德、言三並不朽。
殫心。殫心者，全力以赴、鞠躬盡瘁之意也。曾國藩說，人始初奮搏，如初飛之鳥；非常有孜孜向上的意境，但功成名就之日，反平添很多息肩之念，實則進一步高山仰止，退一寸草木皆兵。
王安石為相，張居正變法，有殫心而無餘勇，都旋踵而敗。胡林翼與楚疆共生死，乃有天心大轉。縱橫家王運說曾國藩實以殫心苦戰而成功，悟其集，催人淚下。“馬不加鞭自奮蹄”，曾國藩權位越高，責任感就越強，平生以“拼命報國，側身修行”八字為堅守之則。
淡心。《菜根譚》曰：名為招禍之本，利乃忘志之媒。“天下熙熙，皆為利來”，豪傑難過名利關。縱觀古今，有的人好虛名以殞身，有的人貪私利以禍族。面對名利，心將如何處置?明代陳繼儒說“透得名利關，方是小休息”。曾國藩以“不忮不求”淡處名利。
靜心。“成者王侯，敗者賊”是否就是評論人生的蓋棺定論?日中則是昃，人滿天概，盛衰成敗豈無憑!曾國藩效仿莊子“美成在久”，深有銖積寸累的功夫。劉邦敗而猶勝，曹操成猶是敗。曾國藩不求完美，跳出成敗，信守“波平浪靜處安身”，用“掀天蓋地”為成敗大忌，說自己“閱歷萬變”，才悟出成敗的四項原則。
安心。“福兮禍之所倚，禍兮福之所伏”。趨福避禍是人倫之常。曾國藩說：“人生福境禍區，皆念想造成”，“念頭稍異，境界頓殊”。他總結出“騙、暗、詭”乃取禍之三個根源，而“誠、明、仁”乃避禍之三招。“洪福齊天”雖然美好，但是，過滿則溢，物極必反。難怪連孔聖人都喟然長嘆：“唉!哪有滿了不翻倒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