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修身養生之的淵源
道教是中國固有的一種宗教，距今已有1800餘年的歷史。它與中華本土化緊密相連，深深紮根於中華沃土之中，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並對中華化的各個層面產生了深遠影響。
道教，以先秦老子“道”的學說為中心的學術流派。莊子繼承和發展了老子的思想，被稱為“道德家”，老子哲學思想，具有樸素辯證法的思想。漢代道教尊奉老子為道教的始祖，東漢時創立的一種宗教，講究煉丹修道，尋求長生不老之法。
道教是中國主要宗教之一。主要思想《易經》為伏羲、周公、孔子三聖創立，伏羲創造了八卦，周王創造了六十四卦,孔子則為易經作《易傳》，由此形成了中華化的總源頭，是諸子百家的開始。東漢時形成宗教，到南北朝時盛行起來。道教徒尊稱創立者之一張道陵為天師，因而又叫“天師道”。後又分化為許多派別。道教奉老子為教祖，尊稱他為“太上老君”。
因以“道”為最高信仰，認為“道”是化生宇宙萬物的本原，故名。東漢張道陵創立的“五斗米道”為道教的定型化之始。南北朝時宗教形式逐漸完備。奉老聃為教祖，尊稱“太上老君”。以《道德經》（即《老子》）、《正一經》和《太平洞經》為主要經典。奉三清為最高的神。要人脫離現實，煉丹成仙。道教的第一所國家級道觀位於洛陽上清宮。
我國古代先民認為萬物有靈，進而產生了對自然的崇拜，靈魂的崇拜，祖先的崇拜，慢慢發展到祖先與天神合一，成為至上神的雛形。後世道教所以成為多神教，源於古代之鬼神崇拜；後世道教做齋醮法事，亦與古人鬼神祭祀禮儀和禮制有密切的關係。人們崇拜神靈就要舉行祭祀活動，而祭祀活動離不開“禮樂明”，禮樂明隨著春秋時期的“禮崩樂壞”，逐漸由上層走向民間，被後來的民間方士和巫覡所繼承，道教成立後，演變為道教的齋醮科儀。所以說，夏商周三代的禮樂明有相當的一部分被道教儲存下來。道教實際上是禮樂明的繼承者。神仙信仰亦可上溯到我國遠古原始社會時期。其證據之一便是《山海經》。該經記載了我國原始社會時期的神話及宗教信仰，其內容相當豐富和系統。它為道教仙學的遠源提供了依據。《山海經》中，提出了長生信仰；提出了神仙與羽士之存在；描述了神仙天都；記載了祭祀的祀禮及奇異的方術。
道教修持，古代有許多名稱，如修道、修真、修為、修養、養生、衛生、長生術的話等等。不一而足。現在一般稱為“修煉”、“修持”或“養生”。
道教對中國古代的政治、經濟、哲學、學、藝術、音樂、繪畫、建築、醫學、藥物學、養生學、氣功、化學、武術、天學、地理都產生了不同程度的影響。此外，它對於華人的思維方式、倫理、道德、民俗、民族關係、民族心理、民族性格等各方面也有很深的影響。
道教中一些宗派都師徒相傳一些武術和氣功，例如武術中很出名的武當派，據說就是武當山上的許多道士傳承的武術。道教的武術也和許多武術不同，講究圓柔、後發制人，充分體現了道教的教理。
道教的養生術還繼承和發展了中國傳統醫學《黃帝內經》中經絡學等方面內容。此外，許多道教徒研習醫術，對於中醫學發展頗有貢獻，如葛洪、陶弘景等人，於中醫藥皆有所建樹。
道教的煉丹術對火藥的發明有著重要的影響。
唐代的大詩人李白受道教影響很深，他曾經遊歷各地，求仙訪道，甚至煉過丹、受過道籙，可以說是位虔誠的道教徒。
中國四大古典學名著之一的《西遊記》雖然講述的是佛教徒唐僧等四人去西天取經的故事，但全書中使用了大量道教專有的概念如心猿、意馬、奼女、元神等，還構築了一個以玉皇大帝為核心的道教神祉、神官系統。書中也出現了很多道教人物和魔怪，不過多為反面角色。
而完全以道教為核心的最著名小說則要數《封神演義》了。書中講述的商周戰爭，其實質就是道教的兩個派別闡教和截教的鬥爭。書中出現的各色仙神和寶物等，也全屬於道教系統。
可見，道教對中國化影響之深遠。
趣味連結：道教的禮儀
道教禮儀是道士日常生活中的行為表現規範。其與戒律所不同之處是，戒律是用條明確下來，違者必罰。而禮儀則是道士最起碼的舉止規範，違者則視為品行不端。屬於道教儀範部分，道教的禮儀內容很複雜，小到日常稱呼，大到出入行走。凡事都有一定的禮儀，同時，一個修道或奉道者的外在禮儀風範也是其道德修養的體現。
法家“依法治國”的淵源
法家是戰國時主張法治的重要學派。源於春秋時的管仲、子產，代表人物是戰國時的商鞅、申不害，韓非,李斯等法家的集大成者。
法家是先秦諸子中對法律最為重視的一派。他們以主張“依法治國”的“法治”而聞名，而且提出了韓非子一整套的理論和方法。這為後來建立的中央集權的秦朝制定各項政策提供了有效的理論依據，後來的漢朝繼承了秦朝的集權體制以及法律體制，這就是我國古代封建社會的政治與法制主體。
法家在法理學方面做出了貢獻，對於法律的起源、本質、作用以及法律同社會經濟、時代要求、國家政權、倫理道德、風俗習慣、自然環境以及人口、人性的關係等基本的問題都做了探討，而且卓有成效。
在先秦諸子中，針對社會問題，儒家提倡仁愛；墨家主張兼愛；而道家則認為，仁愛和兼愛都不法家能救世，唯一的方法就是什麼都不做，即“無為”的思想。三家激烈爭論，但他們都主張回到過去。此時，主張面對未來的法家橫空出世。法家學派的代表人物，是戰國時期的商鞅和韓非。
法家，是先秦諸子中的另類。在先秦諸子諸家當中，唯獨法家的思想，是必須獻出性命來實踐，流出鮮血來祭奠，是血染的思想。這裡面流血的、付出生命的，不但有當時許多有罪或者無辜的貴族和貧民，還有法家學派的代表人物，比如商鞅和韓非。
法家重視法律，而反對儒家的“禮”。他們認為，當時的新興地主階級反對貴族壟斷經濟和政治利益的世襲特權，要求土地私有和按功勞與才幹授予官職，這是很公平的，正確的主張。而維護貴族特權的禮制則是落後的，不公平的。
（圖）韓非子
法家是先秦諸子中對法律最為重視的一派。他們並非以主張“以法治國”的“法治”而聞名，而是以“權，術，勢”逐級統治為根本，建立了名為法制實為人治的封建規章體系。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論和方法。這為後來建立的中央集權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論依據，後來的漢朝繼承了秦朝的集權體制以及法律體制，這就是我國古代封建社會的政治與人治主體。
法家在法理學方面做出了貢獻，對於法律的起源、本質、作用以及法律同社會經濟、時代要求、國家政權、倫理道德、風俗習慣、自然環境以及人口、人性的關係等基本的問題都做了探討，而且卓有成效。
但是法家也有其不足的地方。如極力誇**律的作用，強呼叫重刑來治理國家，“以刑去刑”，而且是對輕罪實行重罰，迷信法律的作用。他們認為人的本性都是追求利益的，沒有什麼道德的標準可言，所以，就要用利益、榮譽來誘導人民去做。比如戰爭，如果立下戰功就給予很高的賞賜，包括官職，這樣來激勵士兵與將領奮勇作戰。這也許是秦**隊戰鬥力強大的原因之一，滅六國統一中國，法家的作用應該肯定，儘管它有一些不足。
法家思想歸根結底，追求的是“王法”，其本質是“只效忠帝王一人”，“給帝王做殺人刀”。而現代民主社會則要透過民意代表的投票，透過“憲法”，其普世價值是人人平等，用憲政法制來約束統治者的權利。所以不能將古代原始的法家思想與現代的民主法制社會混為一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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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之法太過刻薄寡恩，設連坐之法，制定嚴厲的法律，增加肉刑、大辟，有鑿頂、抽肋、鑊烹之刑。尤其是軍功爵制度，造成秦國貴族多怨。秦國公族趙良勸說商君積怨太深，宜“歸十五都，灌園於鄙”、“不貪商、於之富，不寵秦國之教”，商鞅不聽。前338年，秦孝公崩，惠王即位，公子虔告商鞅謀反，商鞅逃亡至邊關，欲宿客舍，結果因未出示證件，店家害怕“連坐”不敢留宿，自是“作法自斃”；欲逃往魏國，魏人因商鞅曾背信攻破魏帥，亦不願收留。後來商鞅回到商邑，發邑兵北出擊鄭國，秦國發兵討之，殺鞅於鄭國黽池，死後被秦惠王處“車裂之刑”於彤，滅商君之族。
釋教佛教的別稱
釋（佛）教，指東漢時傳入我國的佛教，以其為印度釋迦牟尼所創而簡稱為釋。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
佛教的產生背景是古印度不平等的種姓制度，因而佛教主張眾生平等和因果報應。佛教的基本教義稱為“四諦說”，即苦諦、集諦、滅諦和道諦。苦諦主要說明人世間充滿痛苦，說明人生是一個連續不斷的痛苦過程，即“苦海無邊”。集諦則是探討造成痛苦的各種原因，把人的痛苦歸為人的**。滅諦講述了斷滅世俗諸苦的根本，即消除**，而達到無苦的境界。道諦闡明進入涅磐境界的方法。
關於釋教是不是等於佛教，季老是這樣解釋的：佛教是透過西域輾轉來到中土的。那麼佛陀最初，也就是釋迦牟尼被稱為浮屠，經過西域傳到中土以後，就被翻譯為佛陀，那麼將此教稱為佛教。但是嚴格的說，釋教並不等同於佛教。佛教是釋迦牟尼發展而壯大的，在此以前就廣泛的存在於印度各地了。但是狹義來說，對於中土來說，我們認為儒道釋三足鼎立，也可以認為釋教等同於佛教。
釋教化包羅釋教哲理、釋教學、釋教音樂、釋教詩歌、釋教建建、釋教雕塑，以及寺院裡的莊沉器具、壇場布放、佛事儀軌、森林規制等等。釋教是外國化的宗教，釋教化對外國保守化影響深近，取外國人的平易近族特徵互相關注。
釋教與醫學有深深的淵源。廟宇醫學盛行。廟宇醫學隨著釋教的鬱勃而興起，亦隨釋教的衰落而近於消散。南齊蕭子良等曾設“六疾館”(釋教醫院的雛型)，北齊天竺僧人那連提黎耶曾設“癘遷所”，把斷絕麻風病人的步伐先容到中國。釋智巖於公元643年在南京辦釋教醫院。武則天執政時期大興釋教，撥款辦醫院，此種作法約莫一連了一百多年。唐懿宗鹹通8年(公元867年)大病初癒，既再起釋教，又增強釋教醫院僧醫的作育和管理。浙江蕭山竹林寺建於南齊，該寺女科肇始宋代，清初流傳於民間，《竹林寺女科》遠近著名。廟宇種藥、貯藥、施藥的傳統還經金具和向傳到日本，唐伯提守即有施經院。另外，敦煌石窟的醫藥卷子和部門壁畫上的動植物大概與醫藥有關；龍門石窟的藥方洞刻有初唐方子100餘首；內蒙遼代古塔的天宮中發明有距今1000多年的藥材，均提供了名貴的釋教醫藥實物證據。
藥物資源開發使用的新途徑：坐禪飲茶、佛香醒神療疾(近代花香治病為自然療法者努力提倡)，以及具有特別療效方藥的發掘，都是與釋教宗旨同等的舉動，而且大有可為。
趣味連結：何為佛緣
佛緣，佛教用語，指某人和佛教中的人物有感性上的聯絡，似曾相識的感覺。這種聯絡可以是佛教中所認為的前世，也可以是今世。有佛教信仰的人認為:有佛緣的人一般都可以在人間受到佛、菩薩及其它佛教人物的愛護和關照。
儒教貫徹華夏思想史的瑰寶
儒教，指儒家學派。又稱孔教。中國歷史上把孔子創立的儒家學派視同宗教，與佛教、道教並稱為三教。儒教，孔子所創，並非宗教，而漢儒為了抬高孔子的地位，把儒家學說渲染的像宗教一樣，就被人們看做宗教了，自漢朝至“五四運動”前，一直在中國化界及思想界佔重要地位。孟子、董仲舒是著名的代表人物。
儒教思想除了“先王之道”以外，人與人之間的倫理關係也很重要。記錄孔子言行的論語當中就有很多關於倫理關係的主張，比方說“孝”、“仁”，生活方式上主張節儉、富貴不**等等。在性別上，認為男女有別，陰陽互補，傳統社會是“男尊女卑”。儒教不主張透過暴力革命來進行社會地位和身份的改變，並且把這看作社會動亂的根源，而主張透過學習化知識、建功立業的方式，而政府也安排相應的“選賢與能”的制度。
西漢時期“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自此儒教被奉為官學，其後各個主要朝代，或者主要歷史時期，儒教都是中央集權的指導思想。明清以來，中國逐漸落後於西方國家。中國人為求存圖強，發生了戊戌變法，辛亥革命運動，同時也對儒教產生強烈懷疑，發起了批孔運動。1912年民國成立之後，對是否再將儒教定為國家思想產生了分歧。革命人士主張不再尊儒，而康有為、陳煥章等人参照基督教的模式成立孔教會，呼籲將孔教定為“國教”，並得到大總統袁世凱的支援。後因袁世凱稱帝失敗，請定國教運動也沉寂下來。但是康陳繼續在民間傳播孔教，並且還創造了一些宗教化禮儀。
與此同時，以學衡派為首的一批認為傳統儒家思想透過更新能夠適應現代明的學者，則力圖用現代觀點重新解讀儒家經典，創造“新儒家”。新儒家與康有為和陳煥章的孔教是不同的。
新儒家的學說被稱之為“新儒學”，它是與馬克思主義派、自由主義西化派並稱的中國現代三大思潮之一，是中國現代化保守主義的主要思想代表。新儒家號稱是接著宋明理學來講的，他們所重視的是儒家的心性之學，把它看作是中國傳統思想的核心和開發現代科學與民主事業的根據。新儒家的學說在一定意義上是一種化哲學，他們強調中國傳統化的一本性和優越性，認為從堯、舜、禹、湯、、武、周公、孔、孟到程、朱、陸、王之間，有著一脈相承的“道統”；中國化的最高理想是儒家人主義，它是道德精神和宗教精神的統一；儒家的心性之學是中國傳統化的本原和核心；只有在對中國傳統化認同的基礎上，才談得上對西方化吸納和會通。
許多學者把儒家明、基督教明和伊斯蘭明這三大信仰化並稱為當今世界三大明。儒家明的主要區域範圍為東亞，基督教明的主要區域範圍為歐美，伊斯蘭明的主要區域範圍為西亞、中亞、南亞和北非。在儒家明地區，往往也流行道教和佛教，有儒釋道“三教”之稱。
儒教思想與華夏明史如影隨形，講什麼是中國化，不能不面對儒教。說不清儒教，也就說不清中國化。
趣味連結：儒家經典
《十三經》是儒家化的基本著作，就傳統觀念而言，《易》、《詩》、《書》、《禮》、《春秋》謂之“經”，《左傳》、《公羊傳》、《穀梁傳》屬於《春秋經》之“傳”，《禮記》、《孝經》、《論語》、《孟子》均為“記”，《爾》則是漢代經師的訓詁之作。後來的四書指是指《大學》（《禮記》中一篇）、《中庸》（《禮記》中一篇）、《論語》、《孟子》，五經則指：《周易》、《尚書》、《詩經》、《禮記》、《左傳》。
雜家兼儒墨，合名法
雜家，戰國至秦漢間雜揉各學派思想的一部分學者，是戰國時期百家爭鳴中的一家，其內容很多與方術有關。
雜家的代表一是淮南王劉安的《淮南子》，另一是編撰《呂氏春秋》的呂不韋。雜家在歷史上並未如何顯赫，雖然號稱“兼儒墨、合名法”；“於百家之道無不貫綜”，實際上流傳下來的思想不多，在思想史上也沒有多少痕跡。現代科學越來越細化，“雜家”這稱號，現在基本上說的就是此人沒有專業本事，什麼都知道一點，但什麼都不精通的意思。
雜家，中國戰國末至漢初的哲學學派。以博採各家之說見長。以“兼儒墨，合名法”為特點，“於百家之道無不貫通”。《漢書藝志》將其列為“九流”之一。雜家雖只是集合眾說，兼收幷蓄，然而透過採集各家言論，貫徹其政治意圖和學術主張，所以也可稱為一家。雜家的出現是統一的封建國家建立過程中思想化融合的結果。雜家著作以秦代《呂氏春秋》、西漢《淮南子》為代表，分別為秦相呂不韋和漢淮南王劉安招集門客所集，對諸子百家兼收幷蓄，但略嫌龐雜。又因雜家著作含有道家思想，故有人認為雜家實為新道家學派。“雜家”並不是一門有意識、有傳承的學派，所以他也並不自命為“雜家”的流派。自從《漢書藝志》第一次把《呂氏春秋》歸入“雜家”之後，這個學派才正式被定名。
春秋戰國時代，百家爭鳴，各家都有自己的對策與治國主張。為了打敗其他流派，各學派或多或少的吸收其他流派的學說，或以攻詰對方，或以補自己學說的缺陷。然而，任何一個流派也都有其特色與長處，而“雜家”便是充分的利用這個特點，博採眾議，成為一套在思想上相容幷蓄，卻又切實可行的治國方針。
雜家，列於諸子中，是很鮮明的一派，因為它是戰國末至漢初兼採各家之學的綜合學派。《漢書藝志諸子略》將其列為九流之一。後有趙蕤著《反經》綜述雜家。
戰國末期，經過激烈的社會變革，封建制國家紛紛出現，新興地主階級便要求在政治上、思想上的統一。在這種呼聲下，學術思想上出現了把各派思想想融合為一的雜家，雜家的產生，大體上反映了戰國末學術化融合的趨勢。
值得一提的是，胡適先生在其《中國中古思想史長編》中認為：“雜家是道家的前身，道家是雜家的新名。漢以前的道家可叫做雜家，秦以後的雜家應叫做道家。研究先秦漢之間的思想史的人，不可不認清這一件重要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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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不韋在趙國經商時，曾資助過秦莊襄王，又把他的妾趙姬送給子楚為妻，待子楚接王位後，便被封為信侯，官居相國。莊襄王在位僅三年便病死了，由他十三歲的兒子政接王位，便是歷史上有名的秦始皇，尊呂不韋為仲父，當時養士之風甚盛，呂不韋養了三千門客，作為他的智囊，想出種種辦法來鞏固他的政權。這些門客，三教九流的人，應有盡有，他們各人有各人的見解和心得；都提出來寫在書面上。彙集起來，成了一部二十餘萬言的鉅著，提名“呂氏春秋”。呂不韋就把這部書作為秦國統一天下的經典。當時呂氏把這書在秦國首都咸陽公佈：懸了賞格，說有人能在書中增加一字或減一字者，就賞賜千金。這段記載，見《史記呂不韋傳》。後來的人，根據這個故事，引申成“一字千金”一句成語。
名家戰國時的邏輯學高峰
名家是戰國時的學派，一名“辯者”，是古代的邏輯學。代表人物有鄧析子、尹子、惠子、公孫龍。
名家代表著作有《鄧析子》、《尹子》、《惠子》、《公孫龍子》等，今只存《公孫龍子》。今傳本《鄧析子》、《尹子》皆為後人偽作。
名家是先秦以思維的形式、規律和名實關係為研究物件的學派，戰國時稱“刑名家”或“辯者”，西漢始稱“名家”。
名家主要活躍在先秦的春秋戰國時期，一善於辯論，善於語言分析而著稱於世。作為一個思想流派而言的“名家”，它的思想與現代的漢語所說的“名家”是不同的。這個“名”不是有名的名、出名的意思，而主要是指事物的名稱、概念。由於種種原因，名家這個學派後來幾乎沒有了繼承人，一般人在談到先秦諸子的時候，甚至還有可能忽略它。首先正式提出“名家”這個說法的，是漢代的學者。司馬談在《論六家要旨》中，把先秦諸子學分成了六個學派，其中就有“名家”在內。
該派萌芽於春秋末期，鄭國大夫鄧析為先驅。作為一個學派，名家並沒有共同的主張，僅限於研究物件的相同，而各說差異很大。主要有“合同異”和“離堅白”兩派。
所謂“合同異”，即認為萬物之“同”與“異”都是相對的，皆可“合”其“同”、“異”而一體視之。該派以宋國人惠施為代表。惠施提出著名的“歷物十事”，即“天與地卑，山與澤平”、“泛愛萬物，天地一體”等十個命題。
所謂“離堅白”，即認為一塊石頭，用眼只能感覺其“白”而不覺其“堅”，用手只能感覺其“堅”而不覺其“白”。因此“堅”和“白”是分離的、彼此孤立的。該派以趙國人公孫龍為代表，“白馬非馬”、“堅白石二”等命題由其提出。
合同異強調事物的統一性，離堅白強調事物的差異性。戰國末期，後期墨家對二者的片面性有所糾正，提出了“堅白相盈”的觀點，荀子亦強調“制名以指實”。
名家之地位與對後世的影響均不及儒、墨、道、法諸家重要，但它在戰國中期卻是一個非常活躍的學派，標誌著中國古代邏輯學達到了相當的高度。
趣味連結：日本也有“名家”
日本的名家，是指鎌倉時代以來成立的公家的其中一個家格等級。它的地位在羽林家之下、半家之上。主要擔任筆，兼任侍從弁官蔵人頭、最高晉升過中納言、大納言的職官員家族。幕末時的名家還剩餘不多、其中還有。日野氏、廣橋氏、烏丸氏、柳原氏、竹屋氏、裡末氏、甘露寺氏、葉室氏、勸修寺氏、萬里小路氏、清閒寺氏、中御門氏、坊城氏、被人們稱作十三名家。
墨家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
墨家是中國古代主要哲學派別之一，是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中出現的一個重要學派。創始人為墨翟。墨家是一個紀律嚴密的學術團體，其首領稱“矩子”，其成員到各國為官必須推行墨家主張，所得俸祿亦須向團體奉獻。墨家學派有前後期之分，前期思想主要涉及社會政治、倫理及認識論問題；後期墨家在邏輯學方面有重要貢獻。
《墨子》一書是墨子講學時由弟子們記錄後整理而成的。字質樸無華，缺乏學性，但邏輯性強，善於運用具體事例進行說理，使說理章有了很大發展，對後代議論的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創立者為著名思想家墨子。墨翟主張“兼愛”、“非攻”、“尚賢”，與儒家觀點尖銳對立。
墨家是一個有領袖、有學說、有組織的學派，他們有強烈的社會實踐精神。墨者們吃苦耐勞、嚴於律己，把維護公理與道義看作是義不容辭的責任。墨者大多是有知識的勞動者。
墨者多來自社會下層，以“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為教育目的，“孔席不暖，墨突不黔”，尤重艱苦實踐，“短褐之衣，藜藿之羹，朝得之，則夕弗得”，“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孟子盡心上》）。“以裘褐為衣，以跂蹻（草鞋）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生活清苦。墨者可以“赴湯蹈刃，死不旋踵”，意思是說至死也不後轉腳跟後退。墨者中從事談辯者，稱“墨辯”；從事武俠者，稱“墨俠”。墨者必須服從鉅子的領導，其紀律嚴明，相傳“墨者之法，殺人者死，傷人者刑”（《呂氏春秋去私》）。例如鉅子腹的兒子殺了人雖得到秦惠王的寬恕但仍堅持“殺人者死”的“墨者之法”。
按墨家的規定被派往各國做官的墨者，必須推行墨家的政治主張；行不通時寧可辭職。另外做官的墨者要向團體捐獻俸祿做到“有財相分”。當首領的要以身作則。
前期墨家在戰國初即有很大影響，與楊朱學派並稱顯學。它的社會倫理思想以兼愛為核心，提倡“兼以易別”，反對儒家所強調的社會等級觀念。它提出“兼相愛，交相利”，以尚賢、尚同、節用、節葬作為治國方法。它還反對當時的兼併戰爭，提出非攻的主張。它主張非命、天志、明鬼，一方面否定天命，同時又承認鬼神的存在。前期墨家在認識論方面提出了以經驗為基礎的認識方法，主張“聞之見之”、“取實與名”。它提出三表作為檢驗認識正確與否的方法。
（圖）墨子
後期墨家匯合成二支一支注重認識論、邏輯學、幾何學、幾何光學、靜力學等學科的研究，是謂“墨家後學”，另一支則轉化為秦漢社會的遊俠。前者對前期墨家的社會倫理主張多有繼承，在認識論、邏輯學方面成就頗豐。後期墨家除肯定感覺經驗在認識中的作用外，也承認理性思維在認識中的作用，對前期墨家的經驗主義傾向有所克服。它還對“故”、“理”、“類”等古代邏輯的基本範疇作了明確的定義，區分了“達”、“類”、“私”等3類概念，對判斷、推理的形式也進行了研究，在中國古代邏輯史上佔有重要地位。
墨家思想是中國古完整版的辨證唯物主義及辨證唯物論。中華化的特質是一種人倫化，熱愛自然科學、關心物質運動的人被劃入“勞力者”階層，這種近乎本能地看輕自然科學的意識是中華化的主要弊端。所以，中國歷史上，自然科學家很少有崇高的地位。墨子懂得太多的自然的道理，有那麼多發明創造，這不能不說是中國古代史上的一個奇蹟。無論是循規蹈矩的儒生，還是浪漫超然的道者，都不過是求得一己的安寧和自我形象的完善，惟墨子能夠真正擺脫各種社會勢力的糾纏和引誘，從力學、光學、幾何學、邏輯學等廣泛的知識領域去把握生命的本來含義，認知世界的真相，從而形成尋求真知、注重實踐、自勵自強的可貴品格。
戰國以後，墨家已經衰微。到了西漢時，由於漢武帝的獨尊儒術政策、社會心態的變化以及墨家本身並非人人可達的艱苦訓練、嚴厲規則及高尚思想，墨家在西漢之後基本消失。
趣味連結：墨家鉅子
墨家掌門人。墨家有著嚴密的組織，其領袖也就是鉅子（鉅子），鉅子由上代指定，代代相傳，在團體中享有至高無上的權威。墨子有沒有當過鉅子，這個無法考證，但方授楚《墨學源流》認為墨子是墨家第一任鉅子，禽滑釐是第二任鉅子，這也只是一家之言，從先秦典籍中可考證的墨家鉅子只有三人：孟勝，田襄子，腹黃享（兩字合為一字）。
農家綠植上的思想
農家，先秦時期反映農業生產和農民思想的學術流派。又稱“農家流”。呂思勉先生在其《先秦學術概論》中，把農家分為兩派：一是言種樹之事；二是關涉政治。
《漢書藝志諸子略》將農家列為九流之一，並稱：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播百穀，勸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貨。孔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長也。及鄙者為之，以為無所事聖王，欲使君臣並耕，悖上下之序。"所重民食"也正是農家的特點，尊神農氏。
農家學派主張推行耕戰政策，獎勵發展農業生產，研究農業生產問題。農家對農業生產技術經驗之總結與其樸素辯證法思想，可見於《管子地員》、《呂氏春秋》、《荀子》。
戰國時，農家代表人物有許行。許行，楚國人，無著作留傳，生平事蹟可見於《孟子》一書。生卒年不可考，約與孟子同時代。當時隨行學生幾十人，頗有影響，儒家門徒陳相、陳辛兄弟二人棄儒學農，投入許行門下。
《孟子滕公上》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陳相有一天去拜訪孟子，轉述許行的話神農氏說：“……賢人治國應該和老百姓一道耕種而食，一道親自做飯。”），鼓吹“賢者與民並耕而食”是許行兩點主張之一。還有便是提出“市賈不二”的價格論，這一主張的中心要旨是在肯定分工互助的基礎上，提倡人人平等勞動、物物等量交換，以實現其改革思想。
農家著作有《神農》二十篇，《野老》十七篇，《宰氏》十七篇，《董安國》十七篇，《尹都尉》十七篇，《趙氏》十七篇等等，均已佚。農家沒有一部完整的著作儲存下來，他們的思想和活動散見在諸子的著述中，雖星星點點但仍然值得重視。
唐代貴族階級，多養奴隸。莊園中之田地，當然使之耕種，然以地面遼闊，田多至千頃，自家奴隸，不敷應用，不能不利用佃戶，耕種田地，收其租稅，以供揮霍。此種佃戶，稱為客戶，或莊客。......士豪大族，收納逃戶（既客戶），留居莊上。結果致“客戶”二字，可作佃農解，莊園之大者，收容客戶，多至數百人，一家數口，集居一隅，於是莊園之中，發生客戶所居之村落，後世稱農村為“莊”，稱農家為“莊戶”，其義殆起於此。（黃現璠著：《唐代社會概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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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顏仁鬱《農家》詩：“時人不識農家苦，將謂田中谷自生。”宋陸游《嶽池農家》詩：“春深農家耕未足，原頭叱叱兩黃犢。”朱德《南昌過春節》詩：“晚看採茶戲，夫妻同《秧麥》，農家遺古調，姊妹《雙拜月》。”
陰陽家陰陽五行之說
陰陽家是戰國時期提倡陰陽五行之說的一個學派，因提倡陰陽五行學說，並用它解釋社會人事而得名。這一學派，當源於上古執掌天曆數的統治階層，也稱“陰陽五行學派”或“陰陽五行家”。其代表人物有公檮生、公孫發、南公等人，但以鄒衍最為著名。
陰陽是古人對宇宙萬物兩種相反相成的性質的一種抽象，也是宇宙對立統一及思維法則的哲學範疇。中國賢哲拈出“陰陽”二字，來表示萬物兩兩對應、相反相成的對立統一，即《老子》所謂“萬物負陰而抱陽”、《易傳》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易經》便是講“陰陽”變化的數理和哲理。
陰陽學說是在氣說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並在氣說的基礎上，進一步認為天地，日月，晝夜，晴明，水火，溫涼等運動變化中一分二的結果，這樣就抽象出來“陰”和“陽”兩個相對的概念。陰陽是抽象的概念而不是具體事物，所以“陰陽者，有名無形”（《靈樞陰陽系日月》）。陰代表消極、退守、柔弱的特性和具有這些特性的事物和現象，陽代表積極、進取、剛強的特性和具有這些特性的的事物和現象。陰陽學說的基本內容可用“對立，互根，消長，轉化”八字括之。
陰陽家的思想主要源於孔子創立的儒家和儒家所推崇的“六經”。
在自然觀上，利用《周易》經傳的陰陽觀念，提出了宇宙演化論；又從《尚書禹貢》的“九州劃分”進而提出“大九州”說，認為中國為赤縣神州，內有小九州，外則為“大九州”之一；在歷史觀上，則把《尚書洪範》的五行觀改造為“五德終始”說，認為歷代王朝的更替興衰均由五行所主運；在政治倫理上，亦“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贊成儒家仁義學說。同時強調“因陰陽之大順”，包含若干天、曆法、氣象和地理學的知識有一定的科學價值。
陰陽家代表鄒衍運用陰陽五行理論來闡釋宇宙演變和歷史興衰，創陰陽家代表人物:鄒衍為“五德終始”之說，影響甚大。後來的掛名呂不韋的《呂氏春秋》、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劉向的《洪範五行傳論》（梁任公在其《飲冰室集陰陽五行說之來歷》中談到陰陽學說之害時曾提到：宜負罪責者三人焉……曰鄒衍，曰董仲舒，曰劉向。可見陰陽家其要）等，都是以陰陽五行為思想基幹。
“五德”指五行的屬性，即土德、木德、金德、水德、火德。按陰陽家的說法，宇宙萬物與五行對應，各具其德，而天道的執行，人世的變遷，王朝的更替等，則是“五德轉移”的結果。其目的在為當時的社會變革進行論證，但卻陷入了歷史迴圈論。
漢初陰陽家還存在，漢武帝罷百家後，部分內容融入儒家思想體系、部分內容為原始道教所吸收，作為獨立學派的陰陽家便不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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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國時期，燕昭王姬平請齊國的鄒衍等賢人來幫助治理國家，燕國的部分人對鄒衍不滿，在燕王面前進讒言，讓鄒衍蒙冤入獄，當時正值盛夏六月，天降大風雪。燕王意識到鄒衍的冤屈，就釋放了他。《選江淹詣建平王上書》“昔者賤臣叩心，飛霜擊於燕地”。
縱橫家“合縱”“連橫”之說
縱橫家，戰國時以從事政治外交活動為主的一派，是諸子百家之一，有“合縱派”和“連橫派”，創始人鬼谷子，傑出代表人物有：孫臏，龐涓，蘇秦（主張“合縱”，即六國團結抗秦），張儀（主張“連橫”，即瓦解六國的團結，使之分別奉事秦國）,公孫衍，《漢書藝志》列為“九流”之一。
縱橫家出現於戰國至秦漢之際，多為策辯之士，可稱為中國五千年中最早也最特殊的外交政治家。他們的出現主要是因為當時割據分爭，王權不能穩固統一，需要在國力富足的基礎上利用聯合、排斥、危逼、利誘或輔之以兵之法不戰而勝，或以較少的損失獲得最大的收益。他們的智謀、思想、手段、策略基本上是當時處理國與國之間問題的最好辦法，是世界史上獨一無二的歷史階段，其在歷史條件下所創造的智慧是後世任何一個朝代都無法超越的。
縱橫家的思想首先要對現實有最明確的認識，確定連橫的物件，然後知其諸侯為人而定說辭，及遊說之法，或抑或揚，或抑揚相合，或先抑後揚，或先揚後抑，諸法只要對症必事事有其妙。其次在遊說過程中，當先觀其反應，見機行事，察其對己之關係，是同是非，若同則繼續，若非則當補遺誤，而後以飛箝之術或以利誘，或以害說，探其實情，此為遊說最主要方法之一，而後再以揣摩之術深察其內心，看其同異，而後快速正確以權謀之術決斷。
縱橫家所崇尚的是權謀策略及言談辯論之技巧，其指導思想與儒家所推崇之仁義道德大相徑庭。
縱橫家人物多出身貧賤，在最艱苦的投機倒把下是一種人類智慧的超常解放、創造和發揮，他們以布衣之身庭說諸侯，可以以三寸之舌退百萬雄師，也可以以縱橫之術解不測之危。蘇秦佩六國相印，連六國逼秦廢棄帝位；張儀雄才大略，以片言得楚六百里；唐雎機智勇敢，直斥秦王存孟嘗封地；藺相如雖非武將，但浩然正氣直逼秦王，不僅完璧歸趙，而且未曾使趙受辱。縱橫之士智慧雙全，有不乏仁義之輩，其人其事若鑑於當代，亦必可使受益者非唯淺耳。
縱橫家的理論主要為縱橫，或合眾弱以攻一強，此為縱；或事一強以攻諸弱，此為橫。前者主要以連為主，故可知如何能用外交手段聯合團結，是為陽謀多陰謀少；後者主要以破為主，故可知如何利用矛盾和利益製造裂痕，是為陰謀多而陽謀少。此為戰略思想，是行辯術成大事的基礎。若此不查則必遊說而不成。對縱橫謀士的要求：知大局，善揣摩，通辯辭，會機變，全智勇，長謀略，能決斷。
縱橫家是春秋戰國時代諸子百家中最為入世，而且也是對當時的國家政治生活影響最大的一家。他們既是卓越的說客和謀士，又是國家關係的潤滑劑。“合眾弱以攻一強，事一強以攻眾弱”的“縱橫之術”，即使以平民寒士之身，仍能躋身於廟堂之中影響眾多國家的治國方略。這種能清洗掉諸侯列國國家機器的斑斑鏽跡，讓其越轉越強力的現實是諸子中極為少見的。縱橫家又是時代的推進器，他們將“春秋無義戰”的無序納入或“縱”或“橫”有序的軌道，同其他諸子學派一起完成了中國大一統的巨集圖偉業。雖然，縱橫家遠離我們兩千多年，他們活動的舞臺後世已不存在。但是他們的思想、策略和遊說技巧卻總是被後人從不同的方面發掘效仿，並引起國外學者濃厚關注。這是縱橫家超越其他諸子的迥異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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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專家最新考證，鬼谷子當時在石泉“居漢濱鬼谷山，授道弟子百餘人”，並創辦“軍校”講授兵法，豐富和發展了中**事學。“鬼谷子先生治學嚴謹，培養了蘇秦、張儀等縱橫大家和孫臏、龐涓等大軍事家。我們正在考證‘策士毛遂、張良也是他的學生’這一說法。”先秦史學會有關專家說，鬼谷子創辦了“我國第一所軍事學校”。鬼谷子還特別重視多極制衡條件下的政治、軍事、外交鬥爭，崇尚高深隱匿，**陽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