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詩十九首》以詩意美表百態感悟
《古詩十九首》，組詩名，是樂府古詩人化的顯著標志。為南朝蕭統從傳世無名氏《古詩》中選錄十九首編入《昭明選》而成。《古詩十九首》深刻地再現了人在漢末社會思想大轉變時期，追求的幻滅與沉淪，心靈的覺醒與痛苦。藝術上語言樸素自然，描寫生動真切，具有天然渾成的藝術風格。同時，《古詩十九首》所抒發的，是人生最基本、最普遍的幾種情感和思緒，令古往今來的讀者常讀常新。
東漢末年，社會動盪，政治混亂。下層士漂泊蹉跎，遊宦無門。《古詩十九首》就產生於這樣的時代，表述著同類的境遇和感受。這十九首詩歌，基本是遊子思婦之辭。具體而言，夫婦朋友間的離愁別緒、士人的彷徨失意和人生的無常之感，是《古詩十九首》基本的情感內容。有些作品表現出追求富貴和及時行樂的思想。
《古詩十九首》是樂府古詩人化的顯著標志。漢末人對個體生存價值的關注，使他們與自己生活的社會環境、自然環境，建立起更為廣泛而深刻的情感聯絡。過去與外在事功相關聯的，諸如帝王、諸侯的宗廟祭祀、治武功、畋獵遊樂乃至都城官室等，曾一度霸踞學的題材領域，現在讓位於與詩人的現實生活、精神生活患患相關的進退出處、友誼愛情乃至街衢田疇、物候節氣，學的題材、風格、技巧，因之發生巨大的變化。
《古詩十九首》在五言詩的發展上有重要地位，在中國詩史上也有相當重要的意義，它的題材內容和表現手法為後人師法，幾至形成模式。它的藝術風格，也影響到後世詩歌的創作與批評。就古代詩歌發展的實際情況而言，劉勰的《心雕龍》稱它為“五言之冠冕”，“千古五言之祖”是並不過分的。詩史上認為《古詩十九首》為五言古詩之權輿的評論例如，明王世貞稱“（十九首）談理不如《三百篇》，而微詞婉旨，碎足並駕，是千古五言之祖”。陸時庸則雲“（十九首）謂之風餘，謂之詩母”。
《古詩十九首》所抒發的，是人生最基本最普遍的幾種情感和思緒，是“人同有之情”。因而，這些詩歌能夠永久地感動人，千古常新。同時，它以藝術的方式，表現士子的社會境遇、精神生活與人格氣質，並由此透視出漢末社會生活的一個側面，有相當重要的認識意義。
《古詩十九首》深刻地再現了人在漢末社會思想大轉變時期，追求的幻滅與沉淪，心靈的覺醒與痛苦，學者所謂“逐臣棄友、思婦勞人、託境抒情、比物連類、親疏厚薄、死生新故之感，質言之、寓言之、一唱而三嘆之”（王康《古詩十九首繹後序》），良非虛言。例如《青青陵上柏》寫作者遊戲宛洛，意在仕途。然而他發現這個宮殿巍峨、甲第連雲，權貴們朋比為奸，苟且度日的都城，井非屬於他的世界。在詩人貌似冷峻的態度中，蘊含有失去人生歸宿感的迷惘。有從政理想被褻瀆的憂憤。
《古詩十九首》以藝術的方式，表現士子的社會境遇、精神生活與人格氣質，並由此透視出漢末社會生活的一個側面，有相當重要的認識意義。
趣味連結：《古詩十九首》都哪十九首
《古詩十九首》習慣上以句首標題，依次為：《行行重行行》、《青青河畔草》、《青青陵上柏》、《今日良宴會》、《西北有高樓》、《涉江採芙蓉》、《明月皎夜光》、《冉冉孤生竹》、《庭中有奇樹》、《迢迢牽牛星》、《回車駕言邁》、《東城高且長》、《驅車上東門》、《去者日以疏》、《生年不滿百》、《凜凜歲雲暮》、《孟冬寒氣至》、《客從遠方來》、《明月何皎皎》。
《古觀止》名家巨手智慧結晶囊括其中
《古觀止》是自清代以來最為流行的古代散選本之一。有近八百首古。
《古觀止》一書是清代吳楚材、吳調侯於康熙三十三年編選的。所選章語言凝練、短小精悍、乃千古傳誦之佳作，從中不難看出編者細緻和周到的眼光。書名為“觀止”，於古選編，其意可知，該書的編選意圖就在於盡善盡美，難以超越。於是，一覽此書。我們即可“觀止”古矣。
該書上起周代，下至明代，共十二卷，二百二十二篇，寫景狀物、議論抒情，眾體兼備。書中以時代為經，以作家為緯，將幾千年名家巨手所著的智慧結晶悉數囊括其中，反映了這一時期散發展的大致輪廓和主要面貌。既有外交家的脣槍舌戰，縱橫家的巧舌如簧；又有帝王求賢問策的記述，臣子獻計進忠的疏表；還有歡適愜意的宴飲，硝煙瀰漫的戰場與奢靡巨集偉的宮室，落英繽紛的桃源……涵蓋了中國古典散和傳統化之精髓。為自問世至今最為普及的初學古選本，風行海內三百餘年。
《古觀止》收入章222篇，論說抒情，寫景狀物，眾體兼備。書中西漢以前的章以左丘明的《左傳》為突出點，選錄34篇，佔全書的六分之一以上；《國語》、《戰國策》、《公羊傳》、《穀梁傳》、《禮記》的章選錄有36篇，兩者彙總計70篇，佔《古觀止》全書的三分之一。編者有意強化對漢代以前章的份量，是為了使讀者更清晰、更全面、更深入地瞭解中國古代散的源本，以便打好根基。對兩漢的章，編者比較重視司馬遷的《史記》，漢31篇，《史記》有14篇。唐代章以“唐宋八大家”中的韓愈、柳宗元為主，分別選入24篇和11篇；宋以歐陽修、蘇軾為側重點，分別選入13篇和12篇。秦僅選李斯一篇，六朝章選6篇，元代一篇未選，明代選入18篇。編者在章的選擇上輕重得宜，取捨有據，集中反映漢及唐宋八大家，有輕有重，便於閱讀。
《古觀止》篇幅適當，所選的章以漢唐二代為多，以散為主，兼顧駢韻二體，既有長篇大論，又有精短美，反映出編者眼光的細緻和周到。它本身的鮮明特點與突出優勢使它在問世後的300多年裡，成為最流行、最通俗、最廣為人知、最有影響的初學古選本，常作為私塾及學堂的啟蒙讀本，幾乎家家備一本，海內風行。那麼，它最突出的特點和優勢是什麼呢《古觀止》之前的古選本，大多依據昭明太子蕭統《選》的體例，分類繁瑣，常以條目為主線，閱讀使用時都很不簡便。《古觀止》則以時代為綱，作者為目，將作者的各類體的作品集粹於一處，閱讀方便，檢視快捷，使讀者對清代之前的散史認識清楚，印象深刻。所以，《古觀止》的流行性與通俗性、權威性至今難以動搖，仍影響巨大，是青年首選的普及性古選本，一版再版，依舊常售不衰。
趣味連結：《古觀止》精彩章其一
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階綠，草色入簾青。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可以調素琴，閱金經；無絲竹之亂耳，無案牘之勞形。南陽諸葛廬，西蜀子云亭。孔子曰：“何陋之有？”(唐?劉禹錫《陋室銘》)
……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
客喜而笑，洗盞更酌。餚核既盡，杯盤狼藉。相與枕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北宋?蘇軾《前赤壁賦》)
《漢書》“正史”體裁的發端
《漢書》，又稱《前漢書》，我國第一部紀傳體斷代史，一百二十卷。其主要記述起於漢高祖元年（前206年），止於王莽地皇四年（23年），囊括了西漢一代（包括短暫的王莽政權）二百三十年的史事，是繼《史記》之後我國古代又一部重要史書。是中國第一部紀傳體斷代史，“二十四史”之一，與《史記》、《後漢書》、《三國志》並稱為“前四史”。
《史記》貫通古今，不以朝代為限，所以叫通史。《漢書》紀傳所記的都是西漢一代的史實，所以叫斷代史。
《漢書》體例上全承襲《史記》，只是改“書”為“志”，把“世家”併入“列傳”，全書包括“紀”十二篇，是從漢高祖至漢平帝的編年大事記；“表”八篇，多依《史記》舊錶，而新增漢武帝以後的沿革；“志”十篇，是專記典章制度的興廢沿革；“列傳”七十篇，仍依《史記》之法，以公卿將相為列傳，同時以時代順序為主，先專傳，次類傳，再次為邊疆各族傳和外國傳，最後以亂臣賊子《王莽傳》居末，體統分明。共一百篇，後人劃分為一百二十卷，共八十萬字。
《漢書》的史料十分豐富翔實，書中所記載的時代與《史記》有交叉，漢武帝中期以前的西漢歷史，兩書都有記述。《漢書》的這一部分，多用《史記》舊，但由於作者思想的差異和材料取捨標準不盡相同，移用時也有增刪改動。漢武帝以後的史事，除吸收了班彪遺書和當時十幾家讀《史記》書的資料外，還採用了大量的詔令、奏議、詩賦、類似起居注的《漢著記》、天曆法書，以及班氏父子的“耳聞”。不少原始史料，班固都是全錄入書中，因此比《史記》更顯得有史料價值。
《漢書》的語言莊嚴工整，多用排偶、古字古詞，遣辭造句典遠奧，與《史記》平暢的口語化字形成了鮮明的對照。中國紀史的方式自《漢書》以後，歷代都仿照它的體例，纂修了紀傳體的斷代史。
《漢書》開創了我國斷代紀傳表志體史書，以後列朝的所謂“正史”都沿襲《漢書》的體裁，正如劉知幾所說“自爾訖今，無改斯道”了。它奠定了修正史的編例。史學家章學誠曾在《史通義》中說過：“遷史不可為定法，固因遷之體，而為一成之義例，遂為後世不桃之宗焉。”歷來，“史之良，首推遷、固”，“史風漢”、史班或班馬並稱，兩書各有所長，同為中華史學名著，為治史者必讀之史籍。
在敘事上，《漢書》的特點是注重史事的系統、完備，凡事力求有始有終，記述明白。這為我們瞭解、研究西漢歷史，提供了很大的方便。至今，凡是研究西漢歷史，無不以《漢書》作為基本史料。《漢書》尤以史料豐富、聞見博洽著稱，“整齊一代之書，贍事詳，要非後世史官所能及”。可見，《漢書》在史學史上有重要的價值和地位。
《漢書》在我國學史上的地位也很突出。它寫社會各階層人物都以“實錄”精神，平實中見生動，堪稱後世傳記學的典範，例如膾炙人口的名篇《霍光傳》、《蘇武傳》、《外戚傳》、《朱買臣傳》等。
趣味連線：《漢書》的編寫者
班固（建武八年32年永元四年92年），東漢史學家班彪之子，字孟堅，漢族，扶風安陵人(今陝西咸陽)。東漢著名史學家、學家。九歲能誦讀詩賦，13歲時得到當時學者王充的賞識，建武二十三年（公元47年）前後入洛陽太學，博覽群書，窮究九流百家之言。建武三十年，其父班彪卒，自太學返回鄉里。居憂時，在班彪續補《史記》之作《後傳》基礎上開始編寫《漢書》，至漢章帝建初中基本完成。
《紅樓夢》掀起中國的紅學風暴
《紅樓夢》是一部中國長篇小說，於清?乾隆中期（甲戌1754年）完稿。《紅樓夢》書名還有《石頭記》、《情僧錄》、《風月寶鑑》、《金陵十二釵》等。《紅樓夢》的作者是誰長久以來存在爭議，比較普遍的認同是中國清代的曹雪芹。《紅樓夢》為中國最具學成就的古典小說及章回小說的巔峰之作，被認為是“中國四大名著”之首。在世界學中也享有很高的地位。在現代產生了一門以研究紅樓夢為主題的學科“紅學”。“紅學”與世界學中的“喬學”相提並論。
《紅樓夢》以賈寶玉、林黛玉、薛寶釵之間的戀愛婚姻悲劇為主線，描寫了以賈家為代表的四大家族的興衰，揭示了封建大家庭的各種錯綜複雜的矛盾，表現了封建的婚姻、道德、化、教育的腐朽、墮落，塑造了一系列貴族、平民以及奴隸出身的女子的悲劇形象，展示了極其廣闊的封建社會的典型生活環境，曲折地反映了那個社會必然崩潰、沒落的歷史趨勢。
反思中國乃至世界紅學研究史，有許多值得人們深長思之的現象。許多紅學家對此說法頗多，但有一點是公允的，就是《紅樓夢》的思想內涵。我以為，作品歌頌了貴族的叛逆者和違背封建禮教的愛情，體現出追求個性自由的初步的民主主義思想，並深刻而全面地揭示了賈、林、薛之間愛情婚姻悲劇的社會根源。但由於歷史的侷限，曹雪芹在寫出封建大家族沒落的同時，也流露出惋惜和感傷的情緒，蒙有一層宿命論和虛無主義的色彩。
《紅樓夢》在藝術上取得了輝煌的成就。它的敘述和描寫就像生活本身那樣豐富、深厚、逼真、自然。《紅樓夢》在藝術表現上普遍地運用了對比的手法。作者安排了鮮明對照的兩個世界：一是以女性為中心的大觀園，這是被統治者的世界；一是以男性為中心的社會，這是統治者的世界。作者還常常拿一個人對兩件事的不同態度對比，拿兩個人對同一件事的態度對比，在對比中揭示人物靈魂深處的隱祕，表達作者的愛憎傾向。《紅樓夢》善於處理虛實關係，它實寫而不淺露，虛寫而不晦暗，創造出一個含蓄深沉的藝術境界。作者善於運用春秋筆法，也就是筆曲折而意含褒貶。比如將王夫人對林黛玉的憎惡寫得十分含蓄。《紅樓夢》是一部百科全書式的長篇小說。它以一個貴族家庭為中心展開了一幅廣闊的社會歷史圖景，社會的各階級和階層都得到了生動的描畫。《紅樓夢》的博大精深在世界學史上是罕見的。
《紅樓夢》早期流傳的抄本帶有“脂硯齋”等人批語，題名《脂硯齋重評石頭記》.這種“脂評本”僅80回，現存版本完整的很少。另有《乾隆帝抄本百二十回紅樓夢稿》，則為120回，前80回主要據“脂評本”抄集校改。乾隆帝五十六年（1791）由程偉元、高鶚活字排印《紅樓夢》，題《新鐫全部繡像紅樓夢》，120回。乾隆帝五十六年排印本稱程甲本，第二年程偉元和高鶚對程甲本修訂後的排印本稱程乙本，合稱程高本。
小說在當時已廣為流傳，封建朝廷屢禁不絕。其傑出的現實主義創作成就，給後人提供了豐富的藝術經驗，歷來以《紅樓夢》題材創作的詩詞、戲曲、小說、電影不勝列舉。對《紅樓夢》的評論和研究也日見繁盛，人稱紅學。知名的學派有評點派、索隱派、新紅學派.曹雪芹香菱乾隆帝。
趣味連結：《紅樓夢》人物名字的諧音
書中很多人物的名字，其諧音都有特殊的含義，或諷刺，或感嘆。
甄士隱真事隱（去）；甄英蓮真應憐；霍啟禍起；賈雨村假語村（言）；姣杏僥倖；馮淵逢冤；秦可卿情可親；秦鍾情種；詹光沾光；卜固修不顧羞；卜世仁不是人；石呆子實呆子；元春、迎春、探春、惜春原應嘆息；賈、史、王、薛假史枉雪。
《呂氏春秋》諸子章的經典
《呂氏春秋》是秦相呂不韋召集諸門客集體編纂的一部著作。全書分為三個部分：紀、覽、論。“紀”按春夏秋冬十二個月分為十二紀，如春分三紀，孟春、仲春、季春。每紀包括五篇章，總共60篇。“覽”按照內容分為八覽，現有63篇。“論”也是按內容分為六論，共36篇。還有1篇序意，即全書的序言（今本已殘缺），放在十二紀後邊。總括起來《呂氏春秋》全書共160篇，結構完整，自成體系。
《呂氏春秋》對先秦諸子的思想進行了總結性的批判，對各家思想都進行了改造、發展與摒棄。《不二》篇中說：“老聃貴柔，孔子貴仁，墨翟貴廉，關尹貴清，列子貴虛，陳駢貴齊，陽生貴己，孫臏貴勢，王廖貴先，倪良貴後。”它認為，這不同的思想應當統一起來，“一則治，異則亂；一則安，異則危。”思想統一後，才能“齊萬不同，愚智工拙，皆盡力竭能，如出一穴。”統一的過程，實際上是一個批判吸收的過程。
儒家主張維護君權，這種思想被《呂氏春秋》吸收了，但是它是以獨特的面目出現的。它主張擁護新“天子”，即建立封建集權國家。它說：“今周室既災，而天子已絕，亂莫大於無天子。”“天下必有天子，所以一之也，天子必執一，所以摶之也。一則治，兩則亂。”孔子主張維護周王朝的一統天下，但並沒有強調**問題，《呂氏春秋》卻倡導中央集權，這是對先秦儒家思想的發展。又如對墨家思想，《呂氏春秋》對墨子提倡的“節葬”觀念是贊同的，所以，它對當時厚葬的風氣進行了批評。但是，墨子是主張“非攻”的，即反對戰爭的。而《呂氏春秋》認為，一味地反對戰爭是沒有意義，並且是不對的，正義的戰爭，即“攻無道而伐不義”的戰爭，不僅可以除暴安良，而且還可以得到人民的衷心擁護。這實際是為秦國進行統一中國的戰爭辯護。
在物質的起源問題上，《呂氏春秋》把宋尹學派的“精氣”說拿過來加以改造。宋尹學派認為：“凡物之精，此則為生，下生五穀，上為列星。”而《呂氏春秋》說：“萬物所處，造於太一，化於陰陽。”《呂氏春秋》認為，由“精氣”（道）派生出來的萬物是在不停地運動著的，“與物變化，而無所終窮”。上至天上的日丹星辰，下至地上的草木泉水，都在不停地運動。“天為高矣，而日月星辰雲氣雨露未嘗休也。地為大矣，而水泉草毛羽裸鱗未嘗息也。”
在社會歷史觀上，《呂氏春秋》認為歷史是不斷髮展的：“今之於古也，猶古之於後世也。今之於後世，亦猶今之於古也。故審知今，則可知古，知古則可知後，古今前後一也。”這就是說，歷史的發展是一環扣一環的，今之視者，亦猶後之視今，無古不成今。瞭解過去，有助於瞭解今天。但是，瞭解過去並不意味著拘泥不變，恰恰相反，當時代變化了，相應的法規、政策等也應該變化，以適應時代的需要：“無法則亂，守法而弗變則悖；悖亂不可以持國。世易時移，變法宜矣……故凡舉事必循法以動，變法者因時而化。”它還用兩個寓言故事（如《刻舟求劍》）來說明這一道理，寓言故事是諷刺那種泥古不知變的人，這也是生動地表現了《呂氏春秋》的歷史觀。《呂氏春秋》繼承了老莊的無為思想，主張鞏固政權在於清靜無為，只有“無為”、“虛靜”，才能達到無為而無不為的自由境界。
《呂氏春秋》還表現了一定的音樂美學思想。它將音樂的產生與宇宙萬物聯絡起來，提出“生於度量，本於太一”，又從“心”“物”感應關係，論述了音樂產生的心理過程。提出了“適”的概念，強調要音“適”和心“適”，才能獲得美的感受。
《呂氏春秋》以易學、陰陽、五行、干支化思想為總綱，融合眾家所長、形成了包括政治、經濟、哲學、道德、軍事、農業各方面的理論體系，肯定並尊崇揆天道、察地道、覽人情的順天應人思想，同時又更加主張去主動利用天時、地利、人和等因素，積極有為地進行社會活動。它的哲學思想、政治思想以及它所保留的科學化方面的歷史資料，是我們民族的一份珍貴遺產。
趣味連結：智子疑鄰
宋國有個富翁，因天下大雨，他的牆坍塌下來。他兒子說：“如果不趕緊修築它，一定有盜賊進來。”隔壁的老人也這麼說。可富人不聽他們的話。這天晚上果然丟失了大量財物。這家人很讚賞兒子的聰明，卻懷疑偷盜的是隔壁的老人。它告誡人們在給人提正確的意見時，要考慮自己與聽者的關係，否則會引起不必要的麻煩。或者聽意見只應聽取正確的，而不要看這意見是什麼人提出的，對人不能持偏見。主旨是告誡人們要尊重事實，不能用親疏和感情作為判斷是非的標準，做人做事要公平，實事求是。
《人間詞話》詩意“境界說”
《人間詞話》是著名國學大師王國維（19081910年）所著的一部學批評著作。接受了西洋美學思想之洗禮後，作者脫棄西方理論之拘限,力求運用自己的思想見解，嘗試將某些西方思想中之重要概念，融入中國固有的傳統批評中，以嶄新的眼光對中國舊學所作的評論。
表面上看，《人間詞話》與中國相襲已久之詩話，詞話一類作品之體例,格式,並無顯著的差別，實際上，它已初具理論體系,在舊日詩詞論著中,稱得上一部屈指可數的作品.甚至在以往詞論界裡，許多人把它奉為圭臬，把它的論點作為詞學，美學的根據，影響很是深遠。王國維的《人間詞話》是晚清以來最有影響的著作之一。
《人間詞話》不同於當時有影響的詞話，它提出了“境界”說。“境界”說是《人間詞話》的核心，統領其他論點，又是全書的脈絡，溝通全部主張。
王國維論詞，指出境界說，又主張要寫得真切自然，並且有格調，氣象，感情，韻味。王國維的“無我之境”和“以物觀物”直接承繼了叔本華的哲學觀點。而其“詞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是後主為人君所短處，亦即為詞人所長處。”“主觀之詩人，不必多閱世。閱世愈淺，則性情愈真，李後主是也。”這源於叔本華的天才論。但《人間詞話》並沒有陷入這種境地而不能自拔。
王國維區分了兩種境界，與叔本華不同的是，他沒有貶低常人的境界，相反還十分看重，認為“故其入於人者至深，而行於世也尤廣。”王國維一面推重“主觀之詩人，不必多閱世”，一面又推重“客觀之詩人，不可不多閱世。”這與叔本華只強調天才具有赤子之心不一樣。
從理論上說，“境界”所要求的正與以形象反映現實的藝術規律相通；既要入乎其內，又要出乎其外；既要有輕視外物之意，又要有重視外物之意，這與作家必須深入生活，又要高出生活的創作要求相一致。
王國維的“境界”說具體地，明確地揭示出藝術境界內在的特殊矛盾，說明了藝的本質特徵。與前人相比，這是一個新的貢獻。學批評史上，那種只重“言志”，“抒情”的論點，偏執一端；那種只重形象，畫面的論點，偏執另一端。清初的王夫之關於“情景互”的觀點，葉燮關於“形依情，情附形”的觀點，雖然已為境界說中的本質論奠定了基礎，但畢竟是王國維最明確，最系統地闡述了藝術境界中“景”與“情”的關係，自覺地“探其本”，完成了境界說的本質論。王國維認為，景多無限，情也說不盡，“境界”本質上是“景”和“情”兩個元質構成的。但不論是客觀的“景"，還是主觀的“情"，都是“觀"人的精神活動的結果。“情”，“景”這種特殊矛盾的多樣化的對立統一，便形成千姿百態，豐富多彩的學藝術作品。
王國維還指出，詞中所寫的形象(境界)不管是素描式地寫出來，還是由作者綜合印象創造出來，它們都不是對事物作純客觀的，無動於衷的描寫，而是貫穿作者的理想，即按照作者的觀點，感情來選擇，安排的。這就進一步說明了學藝術中的形象是客觀事物在作者頭腦中的主觀反映。當然，王國維並沒有明確和具體地論說這一點。
王國維是中國近代最後一位重要的美學和學思想家。他第一個試圖把西方美學，學理論融於中國傳統美學和學理論中，構成新的美學和學理論體系。從某種意義上說，他既集中國古典美學和學理論之大成，又開中國現代美學和學理論之先河。在中國美學和學思想史上，他是從古代向現代過渡的橋樑，起到了承上啟下，繼往開來的作用。
趣味連結：人間詞話中的三種境界
第一種境界是“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西樓,望盡天涯路”(出自宋朝晏殊的《鵲踏枝》)（即做學問成大事業者首先應該登高望遠，鳥瞰路徑，瞭解概貌）,第二種境界是“為伊消得人憔悴,衣帶漸寬終不悔”（出自宋朝柳詠的《蝶戀花》）（即做學問成大事業不是輕而易舉的，必須經過一番辛勤勞動的過程，要像渴望戀人那樣，廢寢忘食，孜孜不倦）,第三種境界是“眾裡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出自南宋辛棄疾的《青玉案》）。（即經過反覆追尋、研究，到底取得了成功）
《詩經》世界上最美的書
《詩經》是中國第一部詩歌總集，在學發展史上有其突出的地位。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葉五百多年的詩歌311篇，又稱《詩三百》。先秦稱為《詩》（《詩三百》）。西漢時被尊為儒家經典，始稱《詩經》，並沿用至今。詩經距今已有2500年的歷史。
《詩經》共有風、、頌三個部分。《詩經》的體例是按照音樂性質的不同來劃分的其中“風”，是不同地區的地方音樂，多為民間的歌謠，共160篇。大部分是民歌。根據十五國風的名稱及詩的內容大致可推斷出詩產生於現在的陝西、山西、河南、河北、山東和湖北北部等。“”，即朝廷之樂，是周王朝直轄地區的音樂，大部分為貴族的作品，即所謂正聲樂。《》詩是宮廷宴享或朝會時的樂歌，按音樂的不同又分為《大》31篇，《小》74篇，共105篇。除《小》中有少量民歌外，大部分是貴族人的作品。“頌”，是宗廟祭祀的樂歌和史詩，內容多是歌頌祖先的功業的。《頌》詩又分為《周頌》31篇，《魯頌》4篇，《商頌》5篇，共40篇。全部是貴族人的作品。
《詩經》按其內容可以分為祭祀詩，農事詩，燕歙詩，怨刺詩，戰爭詩，徭役詩，婚姻愛情詩歌等。
在《大》和《頌》中儲存了許多祭祀祖先、追溯部族起源和興盛、讚頌祖先的豐功偉業的詩歌。這些詩雖以歌功頌德為主，但也具有重要的歷史和化價值。《大》中五篇周人的史詩：《生民》、《公劉》、《綿》、《皇矣》、《大明》，系統記述了周人從始祖后稷誕生到武王伐紂的歷史過程。
婚戀詩在《詩經》中佔有相當大的比重，不僅數量眾多，內容豐富，而且也是《詩經》中最為精彩的篇章。自由戀愛的歌唱。這類作品有的大膽而直率，如《鄭風溱洧》寫春光明媚之日，青年男女徜徉水邊，相約遊玩的快樂場景；表現相思和愛情受阻的詩。如《秦風蒹葭》透過描繪一個美麗清冷、朦朧迷茫的境界，刻畫了詩人徘徊追思的形象，表現了詩人對伊人可望不可及的惆悵與失落。描寫美滿婚姻生活的詩。如《周南桃夭》以豔麗的桃花起興，祝福新娘家庭和睦，生活幸福。《鄭風女曰雞鳴》以夫婦對話的形式，寫清晨起床的一個片段，饒有風趣，表現了夫婦纏綿恩愛的情意。棄婦詩。《詩經》還有幾篇作品是被丈夫遺棄的婦女的詠唱。其中以《邶風穀風》和《衛風氓》最有名。這兩首詩都敘述了女主人公對丈夫忠貞不二、辛勞持家卻被無情遺棄的悲慘遭遇，但是又風格各異。
《詩經》中有一類作品專門描寫貴族宴飲的場面，是為燕饗詩。這類詩歌是穩固的宗法社會的產物。貴族的宴會往往是出於維繫禮法、敦親睦義的需要，而宴飲儀式則是禮的一種體現，因此這類詩歌總是讚美和樂融洽的氛圍，井井有條的秩序；而對放縱失儀之舉則加以諷刺。著名的作品有《小鹿鳴》和《小賓之初筵》。
徵役詩是指那些以戰爭、徭役為題材的作品。這些詩歌抒寫徵役之困頓，勞逸之不公，如《小北山》《召南小星》。
《詩經》以四言為主，兼有雜言。在結構上多采用重章疊句的形式加強抒情效果。每一章只變換幾個字，卻能收到迴旋跌宕的藝術效果。在語言上多采用雙聲疊韻、疊字連綿詞來狀物、擬聲、窮貌。“以少總多，情貌無遺”。此外，《詩經》在押韻上有的句句押韻，有的隔句押韻，有的一韻到底，有的中途轉韻，現代詩歌的用韻規律在《詩經》中幾乎都已經具備了。
《詩經》是中國現實主義學的光輝起點。由於其內容豐富、思想和藝術上的高度成就，在中國以至世界化史上都佔有重要地位。它開創了中國詩歌的優秀傳統，對後世學產生了不可磨滅的影響。《詩經》的影響還越出中國的國界而走向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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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孔子世家》說，詩原來有三千多篇，經過孔子的刪選，成為後世所見的三百餘篇的定本。這一記載遭到普遍的懷疑。一則先秦獻所引用的詩句，大體都在現存《詩經》的範圍內，這以外的所謂“逸詩”，數量極少，如果孔子以前還有三千多首詩，照理不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再則在《論語》中，孔子已經反覆提到“《詩》三百”（《為政》、《子路》等篇），證明孔子所見到的《詩》，已經是三百餘篇的本子，同現在見到的樣子差不多。這部偉大的著作，由於年代久遠，缺乏可靠材料，至今在許多方面眾說紛紜，無法作出定論。孔子是否刪過《詩》就成了一個懸案。
《史記》史家之絕唱
《史記》是我國西漢著名史學家司馬遷撰寫的一部紀傳體史書，被列為二十四史之首。原名《太史公記》。該書是中國古代最著名的古典典籍之一，記載了上自上古傳說中的黃帝時代，下至漢武帝元狩元年間共3000多年的歷史。作者司馬遷以其“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史識，使《史記》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紀傳體通史。
《史記》最初沒有固定書名，或稱“太史公書”，或稱“太史公記”，也省稱“太史公”。“史記”本來是古代史書的通稱，從三國時期開始，“史記”由史書的通稱逐漸成為“太史公書”的專稱。
司馬遷探求的天人之際，並非承認天的神祕力量，而是重視天人之間關係的演變，從而瞭解“古今之變”的關鍵，探求出歷史動態發展變化的層面，最終完成“一家之言”。司馬遷撰述《史記》主要有三方面的撰述動機：第一，司馬遷為了繼承其父司馬談編訂史書的遺志，完成撰述《史記》的巨集願。第二，司馬遷想繼承《春秋》精神。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說：：“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此正暗示其有明道義，顯揚志業人物的使命。第三，司馬遷要肩負史家職責。司馬談早有整理上代歷史的計劃，可惜卻“發憤而卒”，臨終前叮囑司馬遷，認為“自獲麟以來，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甚多，司馬遷身為太史公，有完成論載上代歷史的任務。
《史記》全書共一百三十篇，有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五十二萬六千五百一十五字。其中的本紀和列傳是主體。其中“本紀”是全書提綱，按年月時間記述帝王的言行政績。“表”用表格來簡列世系、人物和史事。“書”則記述制度發展，涉及禮樂制度、天兵律、社會經濟、河渠地理等諸方面內容。“世家”記述子孫世襲的王侯封國史蹟和特別重要人物事蹟。“列傳”是帝王諸侯外其他各方面代表人物的生平事蹟和少數民族的傳記。
《史記》對後世史學和學的發展都產生了深遠影響。其首創的紀傳體編史方法為後來歷代“正史”所傳承。同時，《史記》還被認為是一部優秀的學著作，在中國學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魯迅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有很高的學價值。劉向等人認為此書“善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史記是中國史學的瑰寶，任何一個所謂的成功史學家，沒有一個逾越《史記》而搞研究的。
除此之外，《史記》的史學功勳還有，與班固的《漢書》、范曄、司馬彪的《後漢書》、陳壽的《三國志》合成“前四史”。與司馬光的《資治通鑑》並稱“史學雙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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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遷撰寫史記，態度嚴謹認真，實錄精神是其最大的特色。他寫的每一個歷史人物或歷史事件，都經過了大量的調查研究，並對史實反覆作了核對。司馬遷早在二十歲時，便離開首都長安遍踏名山大川，實地考察歷史遺蹟，瞭解到許多歷史人物的遺聞鐵事以及許多地方的民情風俗和經濟生活，開擴了眼界，擴大了胸襟。漢朝的歷史學家班固說，司馬遷“其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也就是說，他的章公正，史實可靠，不空講好話，不隱瞞壞事。這便高度評價了司馬遷的科學態度和史記的記事翔實。
《四書》中國化的寶典
所謂四書，是指《論語》、《孟子》、《中庸》、《大學》這四部著作的總稱。
《四書》分別出於早期儒家的四位代表性人物孔子、孟子、子思、曾參，所以稱為《四子書》，簡稱為《四書》，也簡稱為《四字》。南宋光宗紹熙元年，即1190年，南宋著名理學家朱熹在福建漳州將《禮記》中《大學》、《中庸》兩篇拿出來單獨成書，和《論語》《孟子》合為四書，並彙集起作為一套經書刊刻問世。這位儒家大學者認為“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以定其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越；次讀《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處”並曾說“《四子》，《六經》之階梯”（《朱子語類》）朱熹著《四書章句集註》，具有劃時代意義。漢唐是《五經》（《易經》《尚書》《詩經》《禮記》《春秋》）時代，宋後是《四書》時代。
《四書》作為儒家學派的經書，不僅儲存了儒家先哲的思想和智慧，也體現出早期儒學形成的嬗遞軌跡。它蘊含了儒家思想的核心內容，也是儒學認識論和方法論的集中體現。因此，在中國思想史上產生過深遠的影響。這其中有許多優秀的思想精髓，是華夏無數先賢實踐的思考的結晶，至今讀來，仍不失其深刻的教育意義和啟迪價值，堪稱是源遠流長的民族化精華。
《四書》中也夾雜著一些先人的思想的侷限，因此，人們應當抱著去莠存良、古為今用的科學態度去學習、加以適當的理解，將前人的智慧在現在的社會閃光。
《四書》是儒家重要的經典，也是中華化的寶典。《論語》在漢代即是婦孺必讀的書，《四書》自宋代以來是中國人必讀的書，作為當時人們的基本信仰與信念，成為其安身立命之道，是家傳戶誦之學，哪怕是鄉間識字不多甚至不識字的勞動者，也是透過口耳相傳，蒙學讀物與民間藝，接受並自覺實踐其中做人的道理。其中的“仁愛”“忠恕”之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格言，不僅是中國人做人的根本，而且是全人類明中最光輝、最寶貴的精神財富。儒家核心價值，《四書》的主要內容，又透過私塾鄉校、教書先生，透過唱戲的、說書的，從各種渠道流向社會，影響世道人心。
《四書》根本上是教人如何做人，《四書》裡很多內容告訴人們做人的尊嚴，人格的力量,，人生的價值與意義。宋代張載說：“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是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的化理想,也是他對儒學精義的概括。按梁啟超先生的說法，《論語》《孟子》等是兩千年國人思想的總源泉，支配著中國人的內外生活，其中有益身心的聖哲格言，一部分早已在全社會形成共同意識。臺灣著名心理學家楊國樞認為，以儒家化為基底的中國化其實是形塑中國人的心理和行為的非常重要的精神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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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中的道德標準有三：其一，執中守正。就是恪守中道，堅持原則，不偏不倚，無過無不及；其二，折中致和。就是執兩用中和而不同；其三，因時制宜。就是與時俱進、通權達變、隨機應變。所以綜合起來，中庸，就是恪守中道，堅持原則，不偏不倚，無過無不及。在處理矛盾時善於執兩用中，折中致和，追求中正、中和、穩定、和諧。並且隨時以處中，因時制宜，與時俱進。
《易經》群經之首，大道之源
《易經》是我國一部最古老而深邃的經典，據說是由伏羲的言論加以總結與修改概括而來，同時還產生了易經八卦圖。是華夏五千年智慧與化的結晶，被譽為“群經之首，大道之源”。在古代是帝王之學，政治家、軍事家、商家的必修之術。從本質上來講，《易經》是一本關於“卜筮”之書。“卜筮”就是對未來事態的發展進行預測，而《易經》便是總結這些預測的規律理論的書。
《易經》是中華化的根，大約在新石器時代就誕生了，是中國進入明社會的重要標誌。《易經》對中國化影響的領域非常廣泛，可以說是無處不在。對儒家、道家、中醫、政治、軍事、化、民俗影響深廣，是世界上傳承非常完整、綿延不絕、生生息息的化活化石。
《易經》由陰陽通碼卦符組成了八卦、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三個不同水平的系統層次，同時配以卦辭和爻辭進行字說明，有著嚴密、完美的內碼數理結構，是目前所知的上古明中層次最強、結構最嚴密的符號系統，也是最早運用系統論的典型。
《易經》陰陽學說是中醫陰陽學說的基礎。《易經》的實時定位思想、與時偕行等思想對中醫有著至為重要的影響，一人一方、因病成方的治療原則皆源於此。同時對子午流注、八綱辨證、風寒暑溼燥火六邪等學說的形成都有重要影響。中醫經典著作《黃帝內經》受《易經》的影響很大。東漢時期的《神農本草經》運用八卦取象的觀念，明確了中醫用藥原則。張仲景《傷寒論》把陰陽學說和太極含三為一發展為六經學說，創立了六經辨證的原則，奠定了臨床醫學的基礎。
《易經》對軍事理論有直接影響。宋代王應麟在《通鑑答問》中稱：“蓋易之為書，兵法盡備。”《易經》64卦，適合戰爭機動戰略的選擇，歷史上著名的軍事家孫臏、吳起、諸葛亮等，都根據《易經》原理排兵佈陣。歷史上戚繼光抗倭，在創立陣法時也是參考《易經》原理。
《易經》對武術發展也有很大啟發。《易經》中有“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的辭，說“君子應整治兵器，以防不測”，對習武健身、防身觀念的形成有直接影響。八卦掌、太極拳等，都來自《易經》理論。
《易經》中的風水學是中華民族五千年化的瑰寶。它向人們揭示了風水的奧祕和真諦，從遠古到如今，從帝王到平民，多少仁人志士用以造福人類，趨吉避凶。傳統建築中的“九梁十八柱”等都是從《易經》中獲得靈感，故宮角樓就是這種風格的典型。
圍棋也是根據《易經》原理演變的遊戲，被認為是世界上最複雜的遊戲之一。
《易經》實時定位的思想，是形成“天人合一”思想的根源，至今對環保，保健仍有重要的借鑑意義。
《易經》回答了諸多哲學、天、預測等方面問題，是真正的一分為二觀點，比馬克思學說早了幾千年。它注重推理和條件約束，沒有任何宗教色彩，透過象、數、理的推演，展示了獨特的宇宙觀，回答了物質、能量、資訊、質量轉換、辯證法則（主次要矛盾、普遍和特殊）、整體運動變化、人的意志等純哲學命題，具有世界觀和方法論方面的重要意義，獨樹一幟。其辯證觀念是唯物辯證法的先軀。《易經》預測所利用的偶合律，最早找到偶然性和必然性的完美結合點，是探討偶然和必然哲學範疇的先聲；其二元世界統一論思想，揭示了我們目前所處的宇宙空間的真象，暗示了二元世界解決一切問題的不二法門。
《易經》中常用的很多詞語至今仍在我們口頭應用，“突如其來”、“夫妻反目”、“謙謙君子”、“虎視眈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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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筮，指用龜甲，筮草等工具預測某些事項，不同的時代使用的方法有不同，歷代也有創新，比如據傳東方朔的《靈棋經》就是用特製的棋子和特殊的口訣來預測。是利用一些無生命的自然物呈現出來的形狀來預卜吉凶。古人認為，經過神聖的求卜過程，那些自然物也就獲得了神聖的象徵意義，它們呈現出來的形狀不是人為的結果，而是神靈和上蒼的賦予，是神靈的啟示或告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