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子種種中國人友誼的又一個特點，是任何人的結交，都有一定的“圈子”。
君子之交是一種圈子，小人之交也是一種圈子；俠義之交是一種圈子，清高之交也是一種圈子。雖然儒家的社會理想，是“四海之內皆兄弟也”，但沒有一定圈子的交往，事實上並不存在。就連水泊梁山之上，雖然都是“哥們”，也有一定的圈子，比如智取生辰綱的幾個就比較親密，而李逵、花榮、戴宗等人則和宋江比較“貼心”。
物以類聚，人以群分，不同的人形成不同的圈子，原本是十分自然的事。所以，如果我們要了解一個人，認識一個人，只要看看他生活在哪一個圈子裡，和什麼人來往，跟誰交朋友，也就能猜個八九不離十，這就叫“不知其人而視其友”。
這種“觀人之術”，應該說有它一定的道理。因為每個人在結交朋友時，總是會有意無意地選擇那些和自己在各方面都比較相同，至少在某一方面比較相同的人，或者氣質、秉賦、個性、志趣、愛好相同，或者是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相同，或者是個人道德修養、知識修養、審美修養的檔次、層次、境界相同。如果相異，就沒有共同語言，甚至“話不投機半句多”，哪裡還有友誼可言?“雲從龍，風從虎，麋近鹿，鳳求凰”；“魚找魚，蝦找蝦，烏龜找的是王八”，圈子的形成是很自然的。
不過，圈子並不一定等於友誼。形成圈子的因素和條件很多，比如“行業”。“行”(h6ng)的本義是“道路”，其次是“行列”。同行也就是同道、同列。同行之間，只要不存在直接的現實的利害衝突(如同在一個單位爭奪同一個職位)，一般說來，感情上總存在某種天然的聯絡，較之非同行要更親密，也較易交往。所以歷史上，不少行業都有自己的圈子、團體和組織，叫做“行會”、“行幫”或“幫口”，就連乞丐也有，叫“丐幫”。行會、幫口內部，有自己的規矩，叫“行規”；有自己的語言，叫“行話”。不懂行規行話，就很難進人他們的圈子，甚至很難和他們交往。
又比如“學歷”也是。它包括三個內容。一是學什麼，類似於行業。習武的，是“武林中人”；修文的，是“衣冠中人”。這就有圈子了。二是跟誰學，這就有門派、學派、師門之別，圈子更小。同一老師的叫“同門”，感情關係又更深。三是何時學成，學到何種程度。科舉時代，同屆考中者為“同科”，同科考中者為“同年”。同科、同年之間，無論先前是否相識，都有一種特殊的關係，叫“年誼”。有年誼者，互稱“年家”，稱其長輩為“年伯”，同輩為“年兄”，後輩為“年家子”，宛如親屬家人。一旦為官，則在官場上，都有互相照應提攜的義務，甚至勾結成黨，朋比為奸，成為“朋黨”。
形成圈子的又一種最常見的因素和條件是“籍貫”。中國人歷來重籍貫，直至今日，中國人的檔案材料中，差不多都有“籍貫”一欄。中國文化認為，不同的地域的人，會有不同的文化氣質，或剛，或柔，或憨，或狡，或粗獷，或細密，或耿直，或油滑。文化氣質甚至影響到他們的行業職業，如“江南出才子，山東出響馬”，“寧波出裁縫，紹興出師爺”等。同一籍貫的人，由於文化氣質相近，當然也就“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了。於是同鄉之間，也就有一種特殊的感情關係，叫“鄉誼”。
如果都是背井離鄉、外出謀生者，哪怕先前並不相識，一旦認了“老鄉”，也是必須互相照應的。
以上兩三種最常見的圈子中，又以同鄉為最常見，最普遍。一是因為每個人無論有無職業、學歷，都有籍貫，都有鄉里，因此最具普遍性；二是因為“鄉”與“家”的關係最為密切，鄉情本身便帶有親情性質或親情意味，故謂之“鄉親”。正如費孝通先生在《鄉土中國》中所言：“每一家以自己的地位做中心，周圍劃出一個圈子”。這個圈子，在城鎮叫“街坊”，在農村叫“鄰里”。街坊鄰里關係，有時比親屬還要密切，叫做“遠親不如近鄰，街坊不如對門”。門對門、牆隔牆的近鄰，關係最親密，因為都是“低頭不見抬頭見”的人，見得多，自然有“情面”。親熱的說法，叫“有牆是兩家子，拆了牆就是一家子”。街坊鄰里是一個圈子，擴大一點，就是“鄉里”，再擴大一些，同一縣，甚至同一省，都是“老鄉”。“老鄉見老鄉，兩眼淚汪汪”，感情自然非比尋常。
共享原則圈子既以認同(同鄉、同年、同行)為前提，則圈子一旦形成，便難免“黨同伐異”，把圈內人視為自己人，把圈外人視為外人，嚴格按照“內外有別”的原則進行交往。比方說，幾個人在一起，如果都是“自家人”，就有說有笑，打打鬧鬧，而且可以相互開一點“出格”又無傷大雅的玩笑。如果這時來了一個人，卻是圈子以外的，則玩笑立即停止，甚至大家都不說話，弄得那人進也不是退也不是，說也不是不說也不是，十分尷尬。至於略帶隱祕性的資訊、傳聞、小道訊息，也首先是在圈子內相互傳遞，而且傳遞時還往往要加以叮囑：“不足與外人道”。尤其是關係到某種實際利益的訊息，更是“肥水不流外人田”，只能讓圈內人“近水樓臺先得月”。也就是說，必須按照“資源共享”的原則，給予適當的“照顧”，包括送訊息和打招呼。
其實，所謂圈子，在一定意義上，也就是“資源共享”的意思。比如同鄉，就是共同耕種一塊土地，共飲一江一河一井之水者。其餘如同學，是共享“知識資源”；同事，是共享“行業資源”。依照中國文化的“人情原則”，先前既然共享了資源，則現在有了新的資源，也同樣必須拿出來共享。這正如先前我在你家裡吃了飯，則現在你來我家，我也一定要請你吃飯一樣，是一種講良心有回報的表現。這是中國人必須普遍遵循的一條道德原則。甚至一個盜賊，行竊得手後，如碰上了另一個盜賊，也要“見面分一半”，以示“利益均沾”，因為大家都是“圈內人”。如果該盜賊竟然違背了這一原則，則他在江湖上，便會立即聲名狼藉，不但從此休想再和大家共享資源，而且很可能連立足都成問題。
然而，均沾者決不止於利，還有害。正如公與私、你與我難以區分，利與害也不過是一塊硬幣的正反面。所以“共享資源”者也必須“同仇敵愾”，“利益均沾”者必須“禍患均攤”。比如在舊中國，常有兩姓或兩村之間的大規模械鬥。這械鬥的起因，無非或是爭面子，或是爭資源(如共用一河一渠之水的上下游村落，在大旱之年因爭奪水資源而爆發械鬥)。械鬥一旦發生，則兩姓、兩村之人，都會全體出動，爭相投入，有進無退，奮勇當先。如果是有預謀的械鬥，則事先往往還要舉行一種極為殘忍的儀式。在這種儀式上，要先將生擒的“敵方”人員(最好是青壯年或對方首領)剖腹，取出心肝以祭奠列祖列宗，然後架起大鍋，將其煮熟，而本族或本村的全體成員，每個人都要來吃一口肉，喝一口湯。參加“人肉宴”的，有時只限於成年男子，但至少每家每戶必須有一人参加吃喝。依照“家本位”原則，只要有一人参加，也就全家有份。這就等於全族或全村的每一個人，都成了對方的“死敵”。這種儀式的用心是極深的。第一，它使全族或全村的每一個人，都與對方結下了“仇怨”，終身無法擺脫，世代無法擺脫，只能橫下一條心來，和對方決戰到底，不會中途出現“變節分子”。第二，它使全族或全村的每個人，都有了“罪惡”和“罪惡感”。這種“罪惡”和“罪惡感”會使每個人都變得瘋狂，從而在戰場上成為“死士”。第三，它使全族或全村的每個人，都分擔了“責任”，一旦對方報復或官府追究，便必須施加於全體。對方的報復要施加於本族本村之全體，當然沒有那麼容易(比較容易的辦法，是也從這邊抓一個人回去吃掉)；官府的追究則因“法不治眾”，往往也只好不了了之。可見中國人一旦“抱團兒”，就不大好對付。
既共享資源，又同仇敵愾；既利益均沾，又禍患均攤，這就叫“有福同享，有難同當”，是中國人交朋友、結圈子、拉幫派的基本原則。它給中國人帶來的直接好處，是一個人一旦有難，便不怕沒有救援。讀過武俠小說的人都知道，江湖上有所謂傳“俠義柬”、“綠林箭”的規矩，即一方有難，便可向八方求援。同門師弟不必說，便是不同門的朋友，無論親疏遠近，只要接到了“俠義柬”、“綠林箭”，全得立即趕到應援，否則便是“不義”，無法再自立於江湖。非同門的朋友趕到後，如果發現其事於理不合，或雙方都與自己有“交情”，也可以撤身退出或勸雙方講和，或袖手旁觀，但同門師弟則一般不問是非地“同仇敵愾”。其實，這種現象並不止於江湖，在日常生活中也比比皆是。比如，一個人犯了錯誤，或者觸犯了刑律，要受處分了，他那圈子裡的人便會絡繹不絕地前去“說情”，四處奔走，設法營救。這種事，可謂古今如一。在政治黑暗，冤獄遍於國中的時代，它確能使部分好人倖免於難；但在建設民主與法制的今天，又可能會使部分壞人漏網。是非功過，實非三言兩語能夠說清。
代價與是非但有一點卻可以肯定，即上述好處是要付出代價的。
代價之一，就是消解了個人。在中國歷史上，除極個別的人，如各學派的祖師、各門派的宗師、各團體的領袖，可能會因個人的魅力而成為“核心”，並因此而建立“圈子”外，其餘絕大多數人，要想進入某一圈子，或在某一圈子內生存，都必須儘可能地與圈子認同，甚至包括極細小的方面。比如老鄉們在一起，就要說家鄉話。如果一個人外出多年，依舊“鄉音未改”，家鄉的父老鄉親們便會對他格外親熱。如果他居然記得只有本鄉本土才有的極“土”的“土話”，就更會受人歡迎。相反，如果他回到家鄉，竟是一口的“官話”、“京片子”，大家就會“敬而遠之”，在內心深處不把他看作“自己人”。《論語》上說孔夫子他老先生在宗廟裡、朝廷上，說話雖謹慎，但也明白流暢，一到自己本鄉本土，便“似不能言者”，除了表示對“鄉黨”的恭謹外，不知有沒有語言方面的原因?又比如，圈子裡的人要在一起“聚一聚”，那麼，即便你厭食、胃潰瘍、酒精過敏，也少不得要“叨陪末座”的。因為“一人向隅，舉座不歡”，不能因一人之好惡，掃了大家的興。這些小事尚且如此講究，遇到“大是大非”，當然也就更沒有價錢好講。這樣一來，個人就成了圈子，或者說“我”就變成了“我們”。一個人的團體意識越強，自我意識就越弱；越是與圈子認同，就越是消解了個人，最後就變得只會說“我們”，不會說“我”了。中國人寫文章，談到自己的觀點時，往往說“我們認為”，而不會說“我認為”，就是這種觀點和習慣所使然。
代價之二，則是消解了國家。孫中山先生早就說過：“中國人最崇拜的是家族主義和宗族主義，沒有國族主義”。如果把類似於家族、宗族的鄉里、幫口、師門、同仁等大小圈子都考慮進去，則孫先生的意思也可以這樣表述：中國人只有“圈子觀念”，沒有“國家觀念”。所以“對於國家，從來沒有一次具有極大犧牲精神去做的”。當然，這絕不是說中國歷史上沒有為國捐軀者，但如果深入分析一下，則不難發現他們多半是集國難與家難、君仇與父仇於一體的人。前方將士抗敵是因為“守土有則”，邊陲士民抗戰是為了“保衛桑梓”，岳家軍、戚家軍作戰英勇是因為他們忠於團體。只要“鬼子”不打到自己家門口，中國人的“愛國主義”往往是口頭上的。故“前方吃緊”，並不妨礙“後方緊吃”，半壁江山淪陷，偏安一隅的小朝廷依舊歌舞昇平。“暖風薰得遊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以至“遺民淚盡胡塵裡，南望王師又一年”。甚至國難當頭之日，朝廷裡的各個小團體，仍不肯放棄一己之私利，一個個“內戰內行，外戰外行”，忙於“黨爭”，無暇禦寇。這可以說是團體(即“小圈子”)利益高於國家利益之最典型事例。
在戰時是團體利益高於國家利益，在平時則是“人情大於王法”。這類例項實在太多太多，我們在報上、雜誌上時有所聞。可以說每辦一案，都難免有人來“說情”，或有人會“徇情”。其實，人情豈止大於王法，而且大於真理。一件事，只要一牽涉到自己的圈子，“圈內人”處理起來，便往往不問是非，只問親疏。疏則公事公辦，親則大開方便之門。至於公道不公道，姑且放到一邊。有人說中國人只講人情不講原則，其實並不準確。準確的說法，是“人情即原則”。也就是說，講人情，不能“六親不認”，不能做“親者痛，仇者快”的事，這本身就是原則，而且是最重要的原則。為了堅持這一“最高原則”，什麼真理，什麼公道，什麼王法，都可以不顧，都可以不視為原則。
因此，一旦圈子、團體的利益與國家利益發生衝突，被犧牲掉的往往便是後者。因為國家是“公家”，何妨犧牲一點。反正國家的利益大得很，多得很，“地大物博，人口眾多”，稍稍犧牲一點也無傷大雅。又反正大家都只關心自己的小圈子，只要不傷害“自家”的利益，傷害了“公家”，誰也不會來管“閒事”。圈子和團體就不同了，這是“自家”。自家門前雪，自家不掃誰來掃?傷了自家人，在自家人的面前就會“沒臉見人”，當然只好為了維護“自家”而對不起“公家”了。
沒有“國家觀念”，也就沒有“公民意識”。所以，中國人一旦有困難，首先想到的不是去找“國家”，而是去找“自家”。比如，生活發生困難，不會去領社會救濟，而是靠親戚朋友接濟。一旦國家救濟了(如扶貧)，又認為是理所當然，並不把扶貧款用來發展生產，而是迅速吃光花光，再等第二回，絲毫也不考慮自己作為“公民”，對圍家還有什麼“義務”。又比如，做生意，辦企業，也不是向國家借貸，而是靠親戚朋友“集資”。即便貸款，也要靠圈子裡的朋友幫忙，託人情，走後門，才貸得到。再比如，受人侵害(被打，被強暴等)，也首先不是訴諸法律，而是找“自家人”幫忙，把對方也痛打一頓，或者索賠“私了”。總之，在中國人心目中，親戚朋友，圈子團體，要比空洞的、高高在上的、無法直接感知的“國家”要更親切、更靠得住。因此，在檢討自己的社會角色時，首先想到的是自己屬於哪個圈子，而非首先想到自己是“公民”。
事實上，中國傳統社會是沒有“公民”概念而只有“臣民”、“子民”的。臣是對君而言，子是對父而言。“君”住在紫禁城中，九重天外，遙遠得很。君所代表的國家，便不能不給人以陌生感。各種“父”，——家父、師父、父母官，都是看得見、摸得著、靠得住的人，不能不予以特別的重視。更何況，君王的意旨，國家的政策，政府的法令，也只能透過各個種類的“父”，接力棒似的傳達到每個“臣民”或“子民”。這樣層層傳遞下來，不走樣、變味，才是怪事。處於最下層的“民眾”們，不對“國家”感到隔膜，也才是怪事。
因此可以這麼說，傳統的中國社會，既沒有嚴格意義上的“個人”，又沒有嚴格意義上的“國家”，而只有許許多多的“圈子”(比如行幫和鄉社，家族和家庭)。天下大治時，這些圈子以中央政府為中心，耦合成一種“同心圓”的結構。一旦天下大亂，中央政府失控，那麼對不起，這些大大小小的圈子便立即自成體系，或群雄割據，或土崩瓦解，一個個乘機興風作浪，渾水摸魚。等到一個或幾個梟雄出來收拾殘局時，也不能不借助各個圈子的力量，把大家再籠絡到一起，重新結構“同心圓”。所以，外國人說中國人是“一盤散沙”，是不準確的。準確的說法，應是“一盤散圈”。大大小小的圈子，星羅棋佈地“散”在各處，相互之間靠著血緣和地緣，人情和麵子，維持著一種“鬆散的聯絡”。只要這種鬆散的聯絡尚能維持，政府也能借助這種聯絡收稅完糧，那就是“天下太平”了。
這就難怪中國人特別看重友誼了。個人太渺小，國家又靠不住，只好廣交朋友多結圈子。只不過交異性朋友的時候要注意。紅粉知己雖然令人羨慕，卻也容易招人物議。中國人的傳統觀念是“男女有別”。若是孤男寡女地弄在一起，就難免會有人要說“閒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