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誼價最高毫無疑問，真正的友誼，畢竟是超功利的。正因為如此，友誼才會成為體現真愛之所在。也正因為如此，重義輕利的人，才會把友誼看得高於一切，重於一切。
首先，友誼重於金錢。在許多中國人看來，金錢乃“身外之物”，最不足惜。不但金錢，一切可以用錢買的東西，一切值錢的東西，一切物質利益和物質享受，都可以為友誼而輕易捨去，“萬金寵贈不如土”。當年，孔子要他的學生顏回和子路談自己的志向和願望，重友情的子路便慨然答道，只願把我的車馬衣服和朋友們一起使用，用壞了也不可惜。這其實也是一般看重友情的中國人的共同心態：自己的金錢財物，只要朋友需要，儘管拿去使用；朋友需要什麼，只要自己有，也決無吝嗇保留。
這就和西方人不一樣。西方人把友誼和金錢分得很開，友誼歸友誼，金錢歸金錢。不要說朋友借貸，便是父子借錢，也要立字據，打收條，認為這才是尊重人格。因為西方的人際關係，是“契約關係”，非立約不足以規範。中國的人際關係，則是“情感關係”，一立約，便見外，會“傷了感情”。所以中國的朋友之間借錢，很少打“借條”，甚至諱言“借”字，而說“只管拿去用好了”。朋友之間，重的是“信義”而不是“契約”，因此在語言表達上，“友邦”、“友軍”也要比“盟邦”、“盟軍”更親切。朋友有難，本當救助，豈有吝惜財物之理?甚至，僅僅只是為了與朋友共度良宵，以圖一醉，也不惜典當寶貴的財物：“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銷萬古愁。’’李白這話，是他客居友人元丹丘的穎陽山居時在宴席上對主人說的。酒錢不夠?你不是還有五花馬、千金裘嘛!拿出去!拿出去!叫你們家小孩子拿出去換酒來喝，咱哥們今兒一定要一醉方休!這種“反客為主”的慷慨，真非以心換心不拘形跡的豪邁知交斷不能如此。梁啟超詩云：“瀝血一杯酒，與君兄弟交。君母即吾母，君仇即吾仇。”連至親和仇敵都“與朋友共”，況乎錢財?
不但金錢財物，便是功名利祿、官爵職位，也可以為朋友捨去。比如司馬遷，便正是因替李陵辯護，不但丟了官職，絕了仕途上的前程，而且被下獄問罪，人“蠶室”，受“腐刑”。其時，李陵已然降敵，司馬遷的辯護，並於事無補。戰將降敵，不要說好大喜功的漢武帝，便是一般“愛惜名節”的人，也不能容忍。然而司馬遷卻寧願冒著天大風險，為並不在面前的“叛徒”辯護，這就非“知心”而不可為。司馬遷獲罪後，依律可以出錢贖罪，但他家貧不能自贖，而平目交遊的朋友竟無一人願意幫他。結果司馬遷在獄吏酷刑的**威下受盡了折磨，而且所受乃任何男子都會感到屈辱的“腐刑”，弄得男不男女不女，生不生死不死。受此屈辱後，司馬遷又忍辱負重地完成了鉅著《史記》，這就非“真君子”、“大丈夫”而不可為。司馬遷在《史記》中，但凡寫到為友捐軀或忍辱負重的人物，總是那麼動情，顯然不是沒有原因的。此外，如趙國虞卿為救魏齊而自解相印，中牟縣令陳宮為救曹操而自棄官職，都可以說是“重義輕利”的豪舉。
不但金錢財物、功名利祿、官爵職位等等“身外之物”，可以為朋友捨去，甚至連自己的親生骨肉乃至自己的生命，也可以為朋友犧牲。在有名的“趙氏孤兒”故事中，程嬰為了“報恩”，以親子代替被追殺的趙盾之子，冒充頂死；公孫杵臼為了“友情”，又代替程嬰冒充藏孤之人，和程嬰之子一同死於非命；韓厥為了“正義”，冒險放走真正的趙氏孤兒，然後自殺滅口。這三個人，便正是孟子所謂“捨生而取義者也”。
這種為恩情、友情、正義或情義而不惜獻身的行為，在歷史上屢見不鮮。比如春秋時代齊國人北郭子，家貧不足以養母，曾求助並受惠於齊相晏嬰。後來晏嬰見疑於齊君，只好出奔他國。晏子一走，北郭子便對朋友說，請把我的頭放在竹籃子裡，交給齊王，就說晏先生是天下之賢者，他一走，齊國必亡。與其眼睜睜地看著國破家亡，不如先死!說完自刎而死。北郭子的朋友為了“受人之託，忠人之事”，也為了與友人“同生死，共患難”，又自刎以託付旁觀者，終於驚動齊王，親自坐上驛車去追回晏嬰。
又比如西漢大俠郭解，因犯律被官府通緝，武帝追殺，逃到臨晉。臨晉人籍少公並不認識郭解，見他來求，便設法幫他脫逃出關。後來官府追查到籍少公這裡，少公才知道原來那人竟是郭解。為了掐斷線索，竟自殺滅口。少公與郭解素不相識，並無交情，也居然以身相殉，這就不能說是忠於友誼，而只能說是“任俠”了。
任俠任俠，又叫“尚義任俠”、“為氣任俠”、“使氣任俠”，也就是“好帶意氣，以俠義自任”的意思。據《史記?太史公自序》及《遊俠列傳》所云，我們可以總結出俠或任俠的幾大特徵，即：重然諾、講義氣、輕生死。
重然諾，是俠的第一個特徵。所謂“不失信，不背信”，“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說的都是這一點。所有的俠們差不多都是這樣：只要答應了別人，便一定堅守“然諾”，不計利害，不避風險，千方百計地去實現這一諾言。至於這一諾言是在什麼情況下立的，其內容本身是否合理，有沒有能力和可能去實現，在實現諾言的過程中產生什麼問題，其結果是否果真正義，都不在考慮之列。“三杯吐然諾，五嶽倒為輕”，似乎“重然諾”本身便是最高的合理性。比如《水滸》中的宋江，只因當年在清風寨時曾對矮腳虎王英許下諾言，“日後別娶一個好的，教賢弟滿意”，打下祝家莊後，便硬把扈三娘許配給他。那王英身材矮小，相貌醜陋，武藝平常，又是個“色鬼”，哪裡配得上出身大戶，年輕貌美，且武藝高強的“一丈青”?連宋江自己也覺得不甚“般配”，只好對扈三三娘實話實說：“我這兄弟王英雖有武藝，不及賢妹，是我當初曾許下他一頭親事，一向未成得”云云，似乎求婚的倒是他宋江本人。扈三娘心裡當然不願意，但迫於宋江“義氣深重，推卻不得，兩口兒只得拜謝了”。大概連施耐庵自己也覺得尷尬，這才不得不用了“只得”二字。這除了再次說明中國的傳統婚姻是“無愛之婚”外，也說明“重然諾，講義氣”，在江湖中人看來是何等地高於一切。
講義氣，是俠的第二特徵。義氣其實是一個很含糊的概念，有時講的是“正義”，有時講的又是“情義”。“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救人於厄，振人不贍”，講的往往是“正義”；“君母即吾母，君仇即吾仇”，“為朋友兩肋插刀”，講的往往是“情義”。正義具有普遍性，也具有抽象性，並不限於某一特定物件，所以俠們往往會為素不相識的人挺身而出，因“看不慣”而“管閒事”，甚至不惜得罪江湖同道，把自己也變成追殺的物件。情義具有個別性、具體性，是針對具體特殊物件而言的，所以俠們有時又會因“哥們義氣”而不顧大義王法。儘管俠們天真地堅信，他們所守的具體“情義”和社會普遍公認的“正義”，一定是完全一致的，但可惜事實上並非如此。比如宋江和官府作對(搭救晁蓋或造反上山)時，正義與情義是一致的；後來他一門心思要投降，正義與情義就矛盾衝突了。這時，是“跟著正義走”，還是“跟著情義走”，對於眾好漢就成了一個“問題”。其結果，當然是情義壓倒了正義，一夥人都跟著宋江投降去了。甚至，最具俠肝義膽，也最不願意投降的幾個弟兄，如李逵、吳用等，還為此斷送了性命。這是他們的悲劇，也是俠的悲劇。
輕生死，是俠的第三個特徵。俠們都是不怎麼怕死的。他們把“然諾”、“義氣”看得很重，卻把自己的生命看得很輕。一旦生與義發生衝突，便毫不猶豫地“捨生取義”，不是觸槐觸階而死，就是自刎自剄而亡。如前述韓厥，是為“正義”而死；北郭子，是為“恩義”而死；公孫杵臼，是為“情義”而死；而春秋時晉國的力士鉏麑(chuni)，則是因兩“義”之難而死。鉏麑是晉靈公派去謀殺趙盾的刺客。這個晉靈公是歷史上有名的無道昏君，而趙盾卻是讓人肅然起敬的國家重臣。這下鉏麑為難了。殺這樣的人，是不“忠”；受命而不克，是不“信”。兩條罪名有一條，就該死。當然，回去把晉靈公殺了，也是不行的。那是“弒”。於是鈕麂只好一頭撞在趙盾家的槐樹上，把自己殺了。這件事，《左傳》和《國語》都有記載，而“鈕麂觸槐”也成為“俠肝義膽”的同義語。
俠們殺起自己來既然毫不猶豫，殺起別人來也往往滿不在乎。比如梁山好漢為救宋江而劫法場，便是“不問軍官百姓，殺得屍橫遍野，血流成渠”，李逵更是“掄兩把板斧，一味地砍將來”，“一斧一個，排頭兒砍將去”，殺的豈非多是無辜?即便是黃文炳，無論多麼該殺可殺，似也不必“把尖刀從腿上割起，揀好的，就當面炭火上炙來下酒，割一塊，炙一塊”(幹這活的又是李逵)。這就近乎以殺人為樂，幾乎是殺人狂了。俠們往往武藝高強，又不怕死，又愛意氣用事，又不把國律王法放在眼裡，甚至故意和官府作對，所以韓非子稱“俠以武犯禁”，把他們列為禍害國家的五種人物之一，稱為“五蠹”。
清高．與“任俠”處於另一極端的是“清高”。
清高者的特點，是輕易不肯與人交往。任俠者因為“專趨人之急”，有如“救火隊”和“救世主”，所以往往交遊極廣，甚至弄得天下之人，“莫不引頸願交焉”。清高者則不同。在清高者看來，這個世界基本上是骯髒醜惡的。眾人皆濁我獨清，故日“清”；眾人皆俗我獨雅，故日“高”。他們不願過問“俗事”，更不願結交“俗人”，甚至聽見了“俗言”，哪怕是至尊至貴至聖至神的“堯舜之言”，也要趕忙去洗耳朵。比如歷史上最古老的高士許由便是。當時，帝堯要任命許由當“九州長”，許由一聽，便跑到潁水河邊去洗耳朵。正好他的朋友巢父牽著頭牛犢兒來飲水，一聽是這麼回事，連忙把牛犢牽開，說這河水已被你洗髒了，連牛也飲不得了。高士們清高如此，哪裡還會像俠們那樣去管“閒事”?所以與任俠正好相反。前者廣交遊，好結友；後者避世人，愛獨身。俠們可能有一大群朋友，清高者們則可能終身只有一二知己。
然而，任俠與清高卻有相通之處，即他們都把友誼看得高於一切。正因為把友誼看得極為珍貴，所以任俠者會不惜獻出生命，而清高者則不願輕易與人交往，也就是深怕褻瀆友誼之故。所以俠中也有清高者，而清高者也大都有俠骨。如魏晉名士嵇康，因被鍾會進讒而遭殺害，臨刑前，竟然能索琴而彈奏之。這種視死如歸的態度，就是一種“俠氣”。所以，俠士和高士，往往都脾氣大得嚇人。俠士是動不動就要和人“過招”，高士則是動不動就要和人“絕交”。比如管寧(東漢末年名士)，早年曾和華歆“同席讀書”。有一次，讀書時，門外有達官貴人的車馬儀仗經過，管寧讀書如故，華歆卻扔下書跑出去看熱鬧。回來以後，發現管寧已把席子割開(所以後世稱朋友絕交為“割席”)。小小年紀，脾氣就這麼大，真不知後來會怎麼樣。
任俠者和清高者脾氣之所以這麼大，是因為他們要做的，實非常人所能做到者，故非以“氣”使之不可。其實，華歆也不是什麼“小人”，也是多少有點“俠骨”的。有一次，華歆與魏國司徒王朗同船避難，有一個陌生人也要上船。華歆開始並不同意。王朗說，地方還很寬嘛，有何不可?後來，賊人追上來了，王朗又想把那人扔下去。華歆說，我當初猶豫，怕的就是出現這種情況。現在既然已同意了他的請求，又豈可因情況緊急而相棄?於是照舊攜帶庇護這個人。這種“重然諾”的精神，不也正是一種“俠肝義膽”麼?
管寧之所以要和華歆絕交，是因為他認為華歆太勢利。其實，華歆只不過修養略差而已。他倆一起在園子裡鋤菜時，“見地有片金”，管寧揮鋤如故，與見到瓦片石塊沒有什麼兩樣，華歆則把它拾起來又扔掉。這就有高下之別了，但畢竟也只是“略差”而已。然而，徹底的任俠和清高，是容不得半點功利的。任俠者要“救人於厄，振人不贍”，當然要過問世事，清高者也未必一定不出仕，但有一個共同的嚴格要求，就是“不計名利，功成身退”，在為國家、為他人作了貢獻，做了好事以後，決不索取報酬，甚至羞言“感謝”，更遑言自吹自擂，叫做“無伐善，無施勞”。這也是當年顏回對孔子“各言爾志”的回答，被看作真友誼，真義氣的一個標準，也是真俠與假俠，真清高與假清高的分水嶺。
總之，任俠也好，清高也好，共同強調的都是一種人格力量和人格精神。這種精神力量，使他們或蔑視權貴，或蔑視權威，視功利如糞土，置生死於度外。甚至，還能使不具備這種人格精神的人在他們面前自慚形穢。有一次，擔任了衛國“相爺”的子貢帶著人馬浩浩蕩蕩開進窮街陋巷，來看老同學原憲。原憲卻戴著破冠、穿著破衣來見他。子貢覺得老同學太“掉價”，便問：學兄就這麼可憐嗎?原憲答道：我聽說，沒有錢財只叫做“貧窮”，學了“道”而不能實行，那才叫“可憐”哪!像我原憲這樣的，只能算做“貧窮”，不能算作“可憐”。子貢一聽，羞得滿面通紅，拂袖而去，並終身以此言為恥，這就是“清高”的勝利。又比如，東漢末年的名士荀巨伯，有一次大老遠地去看望生病的朋友，正好胡人攻進城來，見荀巨伯居然膽敢一個人留在這裡，大為驚詫。巨伯說，朋友生病，不忍心遺棄他，請讓我代友人一死。胡兵互相看了看說，“我輩無義之人，而入有義之國”。於是班師而還，一郡因此獲救，這就是“俠義”的勝利。人格精神力量之大，一至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