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友之道朋友有兩種，一種是有益的，另一種則是有害的。
孔子曾經提出過“益友”的三個條件。首先是直。直不但是心裡不拐彎(正直)，而且是嘴上也不拐彎(直率)。一般人，做到“正派”並不難，做到“正直”就難一些了。而要能夠看到別人的缺點、錯誤就說出來，尤其是敢於對自己親近的人(如朋友)直統統地說出來，做到“直率”，就非常之難。難之一在於礙於情面，很難說出口；難之二在於顧忌功利，很難下決心。於人有損(傷了對方的面子)，於己無利(自己並無好處)，便很難會有人去做這種“蠢事”。然而直言雖然難聽，卻是出於“真愛”。故如能得一“直友”，實乃人生之大幸。
其次是諒。朋友犯了錯誤，自己能夠“諒解”；或做了對不起自己的事，自己能夠“原諒”，這並不算很難。但是，要真正站在對方的立場上，設身處地地予以“體諒”，就不容易了。尤其是他幹了公認“不仁不義”的事，直接損害了自己又沒有道歉，還能不顧自己背上黑鍋而予以“曲諒”，那就真是其難無比!一個看重名譽的人，為了名聲而“直”，還不難；一個追求實利的人，要他不顧名聲而“曲”，也不難；而要一個人既不顧名聲又不顧實利地去“曲諒”朋友，就幾乎難得“不合情理”。但只有這樣的朋友，才是真朋友。
第三就是“多聞”了。博學多聞的人，當然也是“益友”。相反則是“損友”。“損友”也有三個特點。第一，外表堂堂正正，但說的都是官話、套話、場面上的應酬話，表面上無可挑剔，內心卻並不正義，所以是“不直”；第二，只知逢迎討好對方，甚至不惜附和錯誤，“指鹿為馬”，表面體貼諒解，內心卻並無真誠，所以是“不諒”；第三，誇誇其談，言不及義，表面上能言善辯，內心卻胸無點墨，當然不能算作“多聞”。這三種人，頗具迷惑性，其實最害人，所以是“損友”。
因此，君子的交友之道，就有以下幾項原則：
第一是“尚自然”。不強交(不強迫別人交朋友)，不苟交(不隨便和別人交朋友)。真正的朋友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你可以去尋找機遇(尋師訪友)，但不能製造機遇。輕率就更不好。“生死之交一碗酒”，爽則爽矣，其實靠不住。
第二是“超功利”。因“利”而勾結者，不能叫“朋友”，只能叫“朋黨”(狐朋狗黨)。這種人，因為唯利是圖，所以利相一致時，便狼狽為奸；無利可圖時，便作鳥獸散；一旦利害衝突，便反目為仇，互相撕咬，哪裡還有“情誼”可言?只有因“義”而結交者，才既可為正義而並肩戰鬥，也才可能在一方有過時，敢於直言而成為“直友”，或因大義而曲諒其小過，成為“諒友”。
第三是“去嫌疑”。朋友之交，貴在忠信，一有狐疑，便生嫌隙。故日“識人不可不真，疑心不可不去，小嫌不可不略”。這裡最難做到的是“小嫌不可不略”。因為正派人都難免清高甚至孤高，常自詡為“眼裡容不得一粒沙子”。對自己固然要求嚴格，對他人(尤其是那些被認為“有資格”和自己交朋友的人)要求也不會低，而且往往認為那不過是“起碼”的要求。於是，小有不滿，便課以大罪名，一心只想關係正了又正，友誼純了又純。結果，“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最後只能孤立自己。真正的“君子之交”，誠應“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著眼大處，不拘小節，求同存異，才是長久之計。
第四是“多寬容”。寬容是雙向的。既要對朋友寬容，也要對自己寬容。不能因為自己做得到，就指責他人有過失；也不能因為自己做不到，就覺得沒臉見人。金無足赤，人非聖賢。每個人，都有力所能及者，有力所不能及者，總有做得到和做不到的事。所以，既不必苛求於人，亦不必苛求於己，以免失去了朋友之間的平等。
第五是“有肝膽”。能不能“去嫌疑”而“多寬容”，全在於有無“肝膽”；而有沒有“肝膽”，又全在於是不是“超功利”。實際上，君子因為重義輕利，個人的進退榮辱成敗得失都無所縈懷，自然胸懷坦蕩；小人因為重利輕義，或害怕所求不可得，或害怕所得不能保，或害怕所保不能全，自然斤斤計較，患得患失。這就叫“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慼慼”。
與人交往時，君子襟懷坦白，安詳舒泰，從不以強凌弱，仗勢欺人；小人則衿己傲物，唯恐失尊，難免盛氣凌人，不依不饒。這就叫“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同理，君子求義，只須反躬自省；小人逐利，勢必趨炎附勢。這就叫“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求諸己者，相互之間沒有利害關係，衿而不爭，群而不黨，自然淡泊寧靜；求諸人者，相互勾結，相互利用，少不了吃吃喝喝，拉拉扯扯，說些甜言蜜語，給些蠅頭小利。這就叫“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甜如蜜”。益友與損友，豈非正是君子與小人之別?
交友之情交朋友，要講“交情”。
交情有深有淺。交情深的是“深交”，交情淺的卻不叫“淺交”，而叫“一面之交”。中國人講“情面”。見了面，就有情。但畢竟“只見過一面”，交情尚淺，雖然也可以託人情，但往往不大好開口，也不能重託，除非是“一見如故”。“故”就是見面很多、交往很久的意思，又叫故人、故友、故舊、故知，如老同學、老同事、老戰友、老鄰居。老則深，深則人。即使不能“深入”，“老”本身也是面子，總比“一面之交”來、頭大。
的確，中國人的交情，一般是與交往時間的長短成正比的。因為“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而交情一如美酒，越陳越醇。沒有經過時間考驗的交情，總讓人覺得不那麼“靠得住”，也難以產生戀戀不捨的“戀情”。故民諺日：“衣服是新的好，朋友是老的好”；“新婚情烈，舊友情深”。友情不同於親情，親情是天然的，比如自己生的孩子，自然疼愛；友情則是慢慢建立起來的，要靠“積累”。積累則厚，厚則深，叫做“深厚”；不積累則薄，薄則淺，叫做“淺薄”。淺薄的人，胸無城府。表現在交往上，一是“多言”，誇誇其談，自我炫耀；二是“泛交”，輕諾寡信，不知自重。真正的友誼，應該是“面淡如水，心甘如飴”，就像真正的學問和藝術一樣，“看似平淡最奇崛，成如容易卻艱辛”，厚積而薄發。
交情雖然以“老”的好，但“故舊”並不一定就是“深交”。反倒是口口聲聲宣稱自己與某某要人是“老交情”者，其交情往往可疑，就像時下某些“青年學人”，專好賣弄古怪澀口的新名詞、新概念，把文章寫得誰也看不懂，不過是以其艱深飾其淺薄而已。交情老，只不過意味著面子大。“老交情”有事來請幫忙，那麼，“不看僧面看佛面”，看在“交往多年”的面子上，也不能不有所“照顧”，當然也可能只不過“面”上敷衍，這就全看交情的深淺和事情的難易了。從這個角度講，“故交”也不一定靠得住。
真正的“深交”，是“知交”，即“知心之交”。要結知交，第一要“誠”，即以誠相待，“我無爾詐，爾無我虞”；第二要“忠”，即忠於友誼，“受人之託，忠人之事”；第三要“信”，即恪守信義，“言必信，行必果”；第四要“權”，即通達權變，“不拘泥，不苟且”。四者之中，“權”最難。孑L子說：“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也就是說，一般人，我們可以和他“同學”，但未必“同道”。因為道路可選擇，各人選擇的人生道路，未必都一樣。可以和他“同道”，但未必“同志”。因為選擇人生道路的動機、目的、志向並不一定相同，雖然走在同一人生道路上，說不定只是“同路人”，沒準什麼時候還要分手。可以和他“同志”，也未必“同權”。因為志是方向，叫“志向”；權是便宜，叫“權宜”。大徹大悟之人，為了最終地實現道與志，有時不得不略做變通，以為權宜。但這很容易被誤認為是不忠誠，或不誠信，一旦起疑，也就不再“同心”，所以，非得真正的知交，才可與之同權；而一旦同權，也就真是“將心比心，以心換心”了。
由此可見，結交“知心朋友”，真是其難無比，故云“人生得一知己足矣”。許多人終其一生，也難得一知己。但是，有一種朋友，雖不一定知己、知心，卻最可依賴，這就是“患難之交”，即“同生死，共患難”的人。或是在戰場上，救過自己的命；或是在受害時，掩護或救援過自己；或是在危難時，和自己同心協力，共渡難關。這種經歷了生死患難考驗的朋友，將是最忠實的朋友，是刀架在脖子上都不會翻悔的朋友，所以又叫“刎頸之交”。
道理也很簡單，——真正的友誼是超功利的。生死患難，功名利祿，最能鑑定友誼的真假和交情的深淺。司馬遷在《史記?汲鄭列傳》的讚語中說，有個下邽邦(gui)人姓翟的，起先當廷尉(最高司法官)時，賓客來往極盛，把大門都塞住了，罷官以後，則大門外可以張設捕捉鳥雀的網羅(“門可羅雀”一詞即出於此)。後來，翟公又當了廷尉，賓客們又準備前往翟府交結，翟老先生便在門上用大字寫下一句話：“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說得真是再透徹也沒有了。
交友之態翟公的話，可以說是關於交往之道的至理名言。他不僅談到了“交情”，而且談到了“交態”。所謂“交態”，就是結交朋友的意向和態度，也指人世間社交的常態，即“世態”。前面講到的“君子之交”和“小人之交”，也可以說是兩種“交態”，但那只是兩個極端。因為世上真正的君子和真正的小人都不多。大多數人，處在君子與小人之間，無妨稱之為“常人”。常人的“交態”也就是人世間社交的“常態”。
通常的“交態”，有以下幾個特點：
第一一是“有目的”。常人交朋友，都是有目的的。這種目的，不一一定是小人那種急功近利的目的，也許只是覺得人生在世，不能沒有三五友人。“在家靠父母，出門靠朋友”，“一個籬笆三個樁，一個好漢三個幫”，沒有朋友，就無法自立於人世，也無法做人。所以，就大多數人而言，都會有意識有目的地去尋找和結交朋友。大體上說來，這些目的又可分為三類：一類是為了事業，或是尋找事業上的指導者，或是尋找事業上的支持者，或是尋找事業上的參謀者，或是尋找事業上的合作者，如古代大政治家的“廣納天下之士”，或學者詩人的“四方尋師訪友”，都屬於此類。一類是為了生活，比如工作上有個方便，生活上有個照顧，在遇到緊急情況和特殊困難(如生病住院，購買車票等)時有個幫襯，這些都需要有朋友，否則便寸步難行，投靠無門。還有一類是為了心靈的交流。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感情，這些情感都需要與他人交流；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遭遇，這些遭遇都需要向他人傾訴；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隱祕，這些隱祕有時也需要向一兩個人透露，否則憋在心裡會生病的。但是，自己的家人、親人並非都能充當交流、傾訴和透露的物件。比如夫妻感情不和，就不能向丈夫或妻子傾訴。又比如初戀的祕密，有時就不能向父母透露。這就需要朋友，以便把一些不能對父母親人講的話講出去。中國傳統文化把“朋友”和“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一起，列為最重要的五種倫理關係，稱為“五倫”，不能不說有其獨到精闢之處。
第二是“趨利害”。“趨利避害”本為人之常情，更何況是有目的的交朋友，當然就不能完全沒有功利的考慮，也不能一概地斥之為“小人”、“不義”。一個人在選擇和開始交朋友時，兩人之間，尚無“情義”，如果“趨利避害”，又怎能說“不義”?歷史上如信陵君之結交侯贏，公子光之結交專諸，嚴仲子之結交聶政，燕太子丹之結交荊軻，都有明顯的功利目的，也都未被視為“不義”，又怎能要求常人之交往，完全不計利害?嚴格說來，只有那些共患難而不共富貴，為小利而忘大義，賣友求榮，一闊臉就變的人，才是忘恩負義的小人；也只有那些不顧身家利害，甚至承擔著風險，仍要去結交身處逆境甚至困境中朋友的人，才是大義凜然的君子。處於二者之間的是常人。常人在初交時趨利避害，是應予理解的；若能在對方失勢落難時仍維持友誼，便更是難能可貴，應視同君子了。
第三是“多離合”。常人交友，既以需要為目的，則需要發生變化，朋友關係也會發生變化，或加深，或疏遠，或轉移。所以常人的朋友關係，往往會不斷地重新組合，老朋友漸次疏遠，新朋友紛至沓來。這既是一種正常現象，也無妨說是一種“好事”，因為能擴大交往的範圍。中國傳統倫理觀念視朋友如夫妻，一味強調“從一而終”，既不現實，也不盡合理。因為對人的認識要有一個過程。在交往過程中，如發現對方與自己志趣不同，性情不合，道路有異，亦不妨說聲“再見”，從此各奔前程。單方面強調“從一而終”者，往往都有一種“霸氣”，以一己是非為是非，以一己善惡為善惡，要求朋友處處與自己相同，事事與自己相合，倘有異議，便視為“叛徒”，這其實是“同而不和”。其結果，不是變成“小人之交”，便是變成“孤家寡人”。許多人終身無一知己，道理往往在於此。如果還要以“古來聖賢皆寂寞”來作遁詞，便未免阿Q精神了。“古來聖賢皆寂寞”，多因其思想超前，觀點獨異。但聖賢固然多寂寞，寂寞者卻不一定都是聖賢。非聖賢而又寂寞的人，多半是心理過於狹隘之故。狹隘並無好處。因此，我們還是把自己的心理調整到常態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