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妻中國人很重友愛和友情。
友愛和友情，大概是在中國最受鼓勵和讚美，同時又最真誠最深厚的情誼了。“樂莫樂兮新相知，悲莫悲兮生別離”，“人生所貴在知己，四海相逢骨肉親”。這也不奇怪。中國文化的思想核心是群體意識，追求的是“四海之內皆兄弟”的境界，當然要鼓勵大家多交朋友。何況讚美友誼，也是“天下之通則”，世界各民族一樣的。林肯就說過“人生最美麗的東西就是友誼”。不過人家歌頌友情，也歌頌愛情。而且，愛情的分量好像還要重一些。“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愛情歷來是西方文學的“主旋律”。中國人就不一樣。“生命誠可貴，友誼價更高”，為朋友兩肋插刀的故事很多，為情人兩肋插刀的事情就很少，寫詩歌頌老婆的就更是絕無僅有。要寫，也是寫給“亡妻”，比如元稹的《遣悲懷》和蘇軾的《江城子》(請參看拙著《中國的男人和女人》)。
這就奇怪。
照理說，男女之間的“情愛”和家人之間的“親愛”，才應該是最真誠和最深厚的。可惜得很，中國的傳統婚姻，基本“無愛”。夫妻結合的依據，不是愛情，而是社會需要和倫理義務。這樣，夫妻雙方的關係，便難免帶有“例行公事”的味道。運氣好一點的，也許可能會由“公事”發展為“私情”，運氣不好，就不好講了。多半也就是平平淡淡而已，談不上愛還是不愛，對付著過罷了。更何況，依禮，夫妻有如君臣，妻子對丈夫，要恭敬順從，亦步亦趨，唯唯喏喏，唯夫君馬首是瞻，謂之“夫唱婦隨”。處於這種不平等關係之中，哪有真正的愛情可言，有的只能是貓兒狗兒般的“戀”。
因此，傳統的婚姻，從士大夫之家到一般民問，夫婦之間的感情，都相當淡漠。儘管中國傳統社會反對夫妻隨意離異，主張“白頭偕老”、“相伴終身”、“地久天長”，但，那更多的是強調人身依附關係的“牢固性”，和家庭內部結構的“穩定性”，而非什麼“忠貞的愛情”。他們宣揚的模範夫妻，如梁鴻孟光等等，強調的也是所謂“燕爾新婚，如兄如弟”，“舉案齊眉，相敬如賓”，突出的是“敬”而不是“愛”。夫妻之間有如賓客，妻子送上飯來，必須“舉案齊眉，不敢仰視”，這難道可以說是愛情?
不但夫妻之間的感情淡漠，而且社會對於夫妻之間的感情問題，態度也相當冷漠。在傳統禮教看來，夫妻感情淡漠，是正常的，也是合理的，因為他們能剋制自己，做到“止乎禮義”。相反，夫妻之間如果感情濃烈，則不正常。或者應受到批判，斥為“**”；或者應受到嘲笑，看作“醜事”。比如，直到現在，在中國許多農村，夫妻一同上路，都必須丈夫走在前面，妻子跟在後面，保持一段距離。如果有說有笑地並肩而行，便會被鄉人恥笑，視為“不要臉”。
事實上，傳統社會對夫妻間的情愛不僅只是冷漠，有時簡直就是嫉恨和破壞，如古詩中焦仲卿夫婦和宋代陸游唐琬夫婦，就被活活拆散。我常疑心導致這兩對夫婦離異的真實原因，其實是因為他們“太愛”之故。這就證明即便鳳毛麟角地出現一兩例“有愛”的個案，也不能得到禮教和家規的保護，反倒要受摧殘。
夫妻之間既然少有情愛，自然也難有詩意。中國古代的愛情詩，不是婚前的，便是婚外的，寫夫妻生活或夫妻互贈的極少，寫給妓女的或寫妓女之愛的倒是連篇累牘。似乎和妓女唱和酬酢是風流韻事，和妻子親熱恩愛反倒是俗不可耐。或者婚前婚外不妨浪漫，婚內就得規規矩矩。這說明婚姻之無愛，幾乎已成為公認的事實和常規的模式，即便有那麼一點愛，也不好意思說了。
夫妻之間無愛、少愛、難愛，便只有寄希望於朋友。實際上，寫給情人和妓女的詩比寫給老婆的多，就因為情人和妓女比老婆更像朋友。你想，即便他們不過逢場作戲，如果配合默契，不也有朋友的情分嗎?就連夫妻，如果當真情投意合，也像朋友，比如李清照與趙明誠。
父兄夫妻之間只有“敬”少有“愛”，父子之間也如此。
中國傳統社會中，父母親的社會角色不大一樣，分別叫做“嚴父慈母”。“慈”自然是愛，叫“慈愛”。“嚴”雖然或許也出於愛，但不易體驗到。更何況，父子和夫妻一樣，也有如君臣，所以當父親的，有時還要故意疏遠子女，以便合乎禮儀或禮義。比如孔夫子他老先生，有一天自個兒站在“庭”中，兒子孔鯉恭恭敬敬地小步從他面前走過。孔子便叫住他問，學詩了嗎?孔鯉答，沒有。孔子說，不學詩，就不會“說話”，於是孔鯉便退下去學詩。過了幾天，孔子又自個兒站在“庭”中，孔鯉又恭恭敬敬地小步從他面前走過，孔子又叫住他問，學禮了嗎?孔鯉答，沒有。孔子說，不學禮，就不會“做人”。於是孔鯉便退回去學禮。兩千多年來，孔子對孔鯉的這些教訓，一直被視為父子關係的楷模，而父親對子女的教育，也就被稱為“庭訓”。據說除此“庭訓”外，在教育方面，孔鯉從未在當先生的爸爸那裡吃過“小灶”。難怪一個名叫陳亢(gang)的人聽孔鯉講了這些情況後，高興地說，我一下子知道了三件事：知道了詩，知道了禮，還知道了君子要疏遠自己的兒子。
聖人開了頭，後學自然要仿效。於是，越是“家教嚴”的家庭，父子之間的關係就越冷淡，越隔膜。比如大清皇室的規矩，是“抱孫不抱子”。兒子生下來以後，是連抱都不能抱的，只能訓。上朝時，體面一點的大臣可以賜座，皇子們卻只能站，甚至只能跪。因為清王朝以“禮教”、“孝治”相標榜，非如此不可。當然，為了表示“天子無私”，也非如此不可。上行下效，那些極其看重“家風”的詩書官宦人家，規矩也不小。比如兒子的朋友來了，父親要破格接見，則朋友可以坐，兒子卻只能站。總之，當爹的要端架子，做兒子的要裝樣子，父子之間必須“遠”，也就難得有真愛。即便有，也要被禮消解了。
母子之間的關係當然要好得多。但母親對子女的愛，多半是“疼愛”；兒女對母親的愛，則多半是“回報”。二者並不一樣。況且，兒子的事，尤其是事業方面的，做母親的多半是既管不了，又幫不上。這就要靠朋友。更何況，母子之間，還有媳婦。婆媳關係好一點的，問題還不大；婆媳關係不好，則母子關係也難免要受影響。
至於兄弟之問，也很隔膜，因為兄弟之間也不平等。“長兄如父，長嫂如母”，也是一邊要擺架子，一邊要裝樣子。何況還有繼承權的糾紛，一方心懷不滿，一方充滿警惕，嚴重一點的，還會禍起蕭牆，手足相爭。如再加上父母偏心，情況就更為複雜；如再加上妯娌挑唆，紛爭就更加熱鬧。《春秋左傳》一開篇，就是兄弟之間的戰爭，叫“鄭伯克段於鄢”。春秋，原是“窩裡鬥”最熱鬧的時代之一，以此開篇，倒也頗具戲劇性。以後的兄弟相殘，也接連不斷，比較有名的，如東晉，如南梁，如清之雍正，都是。相比較而言，倒是平民百姓，反正沒有多少權力財產可繼承，反倒好一點。或者讀書人，要繼承的是學問，沒有什麼可爭的，也要好一點。但由於兄弟終究要分家獨立，彼此之間也就難免要淡漠起來。如果妯娌相爭，姑嫂不和，事情就會更麻煩。
其實兄弟關係原本應該最好的。輩分同，年齡近，血緣親，最容易做到心意相通。所以就連江湖上的口號，也是“四海之內皆兄弟”。江湖好漢最看不起儒生，卻對儒家這一信條情有獨鍾，豈能沒有道理?然而“四海之內皆兄弟”的結果，卻是真正的兄弟反倒不像兄弟。比如向官府舉報李逵的，便正是他的親哥哥。阮氏三雄倒是親密，但他們之間的關係，和其他“兄弟”(實則朋友)也沒什麼兩樣。看來與其說朋友以兄弟為模式，不如說兄弟以朋友為楷模。事實上兄弟之間的道德準則也是“友愛”，叫“友于兄弟”。“平生風義兼師友，不敢同師哭寢門”，任何關係，只要具有了朋友的性質，那情分就往往會變得重起來。
朋友夫妻無愛，父子無情，兄弟無義，則一腔真情，便只能訴之於友。
朋友最平等，也最自由。一平等，是朋友關係的第一個特點。什麼是朋友?“朋”是兩個“貝”，或兩系貝(五貝一系)，兩貝一樣大，兩系一樣多，是平等的；“友”是兩隻“手”，左手和右手，也是平等的。事實上，可以交朋友的，其身份地位都大致相等，至少也都得是一個“圈子”裡的人。比方說，你就很難設想一個“大官”居然和一個“小民”成了朋友。如果居然是，那就一定有別的原因。或原本就是“貧賤之交”，或後者其實是“隱士”，再不然就是交往時並未暴露身份。所以，一個人如果社會地位極高，便慢慢地會有孤獨寂寞之感，甚至深感“高處不勝寒”，而皇帝則幾乎無一例外是沒有朋友的，因為實在沒有人能夠和他平等。
朋友關係的第二個特點，則是“相同”。《易?兌》孔穎達疏雲：“同門日朋，同志日友”，朋友之間，總有某種共同之處，或同鄉，或同學，或同事，或同年，或同道，或同志，或性情相同，或志趣相同，或觀點相同，或境遇相同。一旦發現共同點，便很容易成為朋友。這一點，比平等還重要。兩個人，如果相同之處極多，情投意合，一見如故，也可能不在意身份地位的差異而成為朋友，比如“忘年之交”即是。
第三是“相合”。一般地說，“朋”是指相同者，如兩隻貝；“友”是指合作者，如兩隻手。所以“同心協力”又叫“朋心協力”，有合作關係的人、單位或集團則叫“友”，如“友軍”、“友邦”、“外國友人”等。在原非友誼的合作關係中，如果合作得好，人們也容易成為朋友。事實上很多人的友誼，便正是在長期的合作關係中建立的。同事、同行、戰友、夥伴有時即等於朋友，道理也正在這裡。
第四是“可選擇”。朋友不像兄弟，是天意安排；也不像夫妻，由父母選擇。朋友就像情人，都是自找的，最有“自主權”，也最能激起每個人發自內心的熱情。更何況，有選擇，就有自由。既有結交的自由，也有斷交的自由。同則交，不合則散，既可相知於患難，又可相忘於江湖，比其他的人際關係，寬鬆得多啦!
平等，相同，相合，而又自由可選擇，關係就親密，感情就深厚。
因此，中國人對於友情和友誼，相當地看重。在中國古代詩詞中，差不多每位詩人的作品，都有相當數量的篇幅是歌頌友情的。以李商隱為例，他的詩作，只有一首懷念亡妻，情詩也不過十五首左右，而寫給朋友或表現友情的，不算唱和應酬之作，至少也是情詩的三倍之數。其中最有名的一首《夜雨寄北》，曾有人認為是寫給妻子的，應題作《夜雨寄內》。其實，“何當共剪西窗燭，卻話巴山夜雨時”，說是寫給妻子或是寫給友人，都講得通。“贈內詩”和“贈友詩”難以區分，豈非恰好證明“愛情”受到限制，而“友情”則無論如何深厚也不會被視為過分?
事實也是如此。“醉眼秋共被，攜手日同行”(杜甫《與李十二白同尋範十隱居》)，如不說明是朋友，你看像不像情人?“你耕田來我織布”，又像不像朋友?豈但像朋友，甚至像“互助組”、“合作社”。愛情與友情既然如此錯位，則一首詩究竟是贈內還是贈友，當然也就難以弄清了。甚至也不必弄清，因為好夫妻原本像朋友，好朋友也原本像夫妻。“嗷嗷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這“嘉賓”究竟是男是女，是妻是友，也是搞不清的事。因為“鹿”是吉祥意象，“鹿鳴”可視為“呼朋引類”，也可視為“**求偶”；朋友來了同然要“鼓瑟吹笙”，夫妻相愛也同樣是“琴瑟相諧”，都可以稱為“知音”。所以我看不必細究。“公私”尚且不分，又何必一定要區分“妻友”呢?
顯然，正是由於上述種種原因，友情才特別發達，也才特別珍貴。總之，有朋友是幸福的：“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沒有朋友則是不幸的：“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與朋友別離是痛苦的，因此應報以豁達的態度：“海記憶體知己，天涯若比鄰”；而無論走到哪裡都有朋友，則當視為人生之最大幸事：“莫愁前路無知己，天下誰人不識君”。友情之珍貴，實非言語所能表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