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與吃飯
政治即吃飯，這是不少政治家的看法。
在中國古代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們看來，平定天下，治理國家，和宰牲割肉、炒菜做飯是一個道理。老子就說過：“治大國者若烹小鮮。”所謂小鮮就是小魚小蝦。烹煎小魚小蝦，當然不能拿一把鍋鏟，上上下下攪個不停，翻亂一氣。治理大國，也應該舉重若輕，以靜制動，切忌有事沒事不停地搞“運動”，瞎折騰，弄得人心離散，民不聊生，一塌糊塗。
這也不完全是比喻。事實上在中國，搞政治往往就是吃飯，或請客吃飯。至少在餐桌上討論國家大事，歷史就很悠久。比如“周禮”中的“鄉飲酒禮”，就是一種酒宴形式的“政治協商會議”，或者說“元老會議”。依此禮，國君、卿大夫、地方官等，應定期(據說三年一屆)邀請所謂“賢者”、“能者”、“鄉老”、“鄉大夫”等社會賢達舉行酒會，並在觥籌交錯中，就一些大事進行諮詢。上古尊老(老人多經驗)重賢(賢者多智慧)，召開這樣的會議並不奇怪，且確有效果。但這種會議非行之於酒會之中不可，併名之日“鄉飲酒禮”，卻不能不說是一種“中國特色”。
政治既然即吃飯，則會不會吃、懂不懂吃、善不善於處理飲食問題，就關係到會不會做人，會不會做官，會不會打仗，甚至能不能得天下。
這也是有例的。比如趙國的老將廉頗，為了表示自己寶刀不老，雄風猶在，便曾經在趙王的使者面前，一口氣吃了一斗米、十斤肉。因此辛棄疾才有“憑誰問：廉頗老矣，尚能飯否”的詩句。可惜趙王的使者受了廉頗政敵的賄賂，回去後彙報說：廉老將軍的飯量蠻好的，只是消化系統不太靈光。一頓飯的工夫，上了三次廁所。趙王一聽，便犯了嘀咕。嘀咕的結果，則是廉頗白吃了那麼多米飯和酒肉。
樊噲的運氣就好多了。因為樊噲是當著項羽的面吃喝的。鴻門宴上，項羽原本要殺劉邦，結果被樊噲攪黃了。樊噲衝進宴會廳，大碗喝酒，大塊吃肉，而且吃的是生豬腿，簡直就是帥呆酷斃，弄得項羽全然忘記了自己要幹什麼，劉邦也就趁機溜之大吉。劉邦開溜前，問樊噲要不要去告辭。樊噲說：
“今人方為刀俎，我為魚肉，何辭為?”壯哉樊噲，不愧是能吃善飲的漢子，這見地是何等了得!
如果說“名將”(廉頗、樊噲)都是自己特別能吃的人，那麼“名相”則多半特別會處理別人的吃飯問題。比如陳平就是。陳平少年時代在家鄉是當過“宰”的。所謂“宰”，就是在酬祭社神的慶典中主持分配“胙肉”的人。所謂“胙肉”，就是祭祀用的牲肉。這些肉當然不會被神們吃掉，所以典禮結束後，要再分給大家吃，以便分享神的賜福。
這項工作不好做。倘若分配不均，便會引起糾紛，把好事辦成壞事。然而陳平雖然年少，卻幹得十分出色，“分肉食甚均”。於是父老鄉親們便一齊讚道：陳平這小夥子可真會當咱們社祭的“宰”啊!陳平也大言不慚，說：啊呀!要是讓我當天下之“宰”，那麼咱們國家也就和這塊肉一樣啦!後來，陳平果然“宰割天下”，成為西漢的開國元勳和一代賢相。連司馬遷也認為，這不能不追溯到他少年時，在砧板上切肉時所立下的志向和所表現的才幹。
社祭的“宰”雖然操刀割肉，畢竟還算是“神職人員”(儘管是業餘的)。商王朝的開國賢相伊尹，甚至很可能就是廚子，墨子就說伊尹曾“親為庖人”。墨子是宋人，宋乃商之後。墨子的話，大概比較靠得住。伊尹這個人身世來歷，史書上說得不太清楚，但肯定出身比較卑微，也許是一介平民，甚或是一個奴隸。《墨子》、《呂覽》和《史記》都說他是陪嫁的“媵臣”。大概伊尹成為陪嫁，主要因為他的烹調手藝。所以陪嫁過來後，就當上了王宮的廚師長，而且很可能不但負責日常的伙食，還要負責祭祀和犧牲。總之，成湯覺得他做的菜的確“味道好極了”，伊尹也就趁機“說湯以至味”。大概是說天下還有比魚肉更美的滋味，那就是平定天下治理國家，同時又說了些諸如“治大國日烹小鮮”之類由此及彼的道理。於是成湯大為賞識，提拔他當了右相。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伊尹以割烹要湯”，“負鼎俎以滋味說湯”。
關於這段史實，從春秋戰國時起，便諸家說法不一。孟子甚至根本予以否定。伊尹本人是不是廚子，這已經搞不清楚了。但在上古，宰相出身於廚師，或廚師當了宰相，則完全可能。什麼是“宰相”?宰，就是宰殺犧牲、分割胙肉；相，就是贊禮司儀、陪伺招待。一個“紅案師傅”，一個“陪酒先生”，合起來便是宰相。當然，他們宰的是祭祀犧牲，相的是王公大臣，所以非由高階知識分子擔任不可。其實，宰牲相君是大學問，連孔子都說行軍打仗的事他一點也不懂，廚房裡的學問倒多少通曉一點，可見宰和相都是“高階職稱”，同時也是廚子。由這樣的人領導的政府，能不是“廚房內閣”嗎?他們開起御前會議來，能不滿嘴都是“滋味如何”嗎?
廚房內閣
內閣設在廚房裡，派個廚師當宰相，實在太有“中國特色”了。
這也不奇怪。因為君以國為家，則家務即是國務；民以食為天，則治民即是治餚。更何況，政治生活中的宴會又是何其多啊!祭祀天神地祗祖宗人鬼要吃，接待外賓簽訂盟約要吃，酬勞臣下討論國是要吃，召集元老們開政治協商會議也要吃。身為“國務總理”的宰相，怎麼能對廚房裡的事一無所知呢?
其實，既然是“民以食為天”，那麼，治理國家，也就無妨廣義地看作是分配食物。所以陳平分割肉食“甚均”，便證明了他確有能力成為“天下之宰”。所謂分配食物，又包括三個方面。一是數量的多寡，二是品質的優劣，三是飲食的先後。總的原則，是地位越高，就吃得越多、越好、越早；地位越低，就吃得越少、越差、越晚。比如菜盤子(上古時叫“豆”)，就不能一樣多。天子二十六豆，公十六，侯十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這就叫“均”。如果你認為“均”是大家都一樣，那就大錯特錯了。
看來，分配食物，也絕非一件容易的事。為了防止忙中出亂、亂中出錯，就必須在酒會開始以前，事先安排好“席位”。席位，就是每個人在餐廳裡坐的位子。古人席地而坐，所以叫“席位”。“席位”其實也就是“地位”，——席地而坐之位。所以“席位”要根據“地位”來安排。首腦人物、中心人物、顯赫人物的席位設在正中，叫“主席”(主人或主賓之席)；其餘參加者的席位，又依照一定的等級秩序，分列於兩邊，叫“列席”。什麼人“主席”，什麼人只能“列席”，都有一定之規。這些規矩，就叫“禮”。孔子是禮學家，自然懂得這一套，所以自稱通曉“俎豆之事”，因為這套規矩原本就是吃飯吃出來的。
除席位外，酒具也是身份地位的象徵。所謂酒具，主要是尊與爵。尊是酒罐，爵是酒杯。酒會上，尊放在地位最高者面前，於是由“尊”(酒罐)而“尊”(尊貴)。至於爵，當然是人手一隻。但爵有質地好壞之分，便用以區分貴賤。比如卿用玉爵，大夫用瑤爵，士和其他低階官吏用散爵。這樣，爵與位就一致了，合稱“爵位”，用以區分貴族的等級。一隻酒杯就有這麼多的名堂，這麼多講究，那“俎豆之事”豈是小看得的?
一個盛大的宴會，當然不會只有酒而沒有肉。酒盛在尊裡，肉煮在鼎中。鼎是一種青銅炊具，圓形三足兩耳，也有方形四足的。體積大的，或者競可烹煮整頭的牛羊；體積小的，也可煨雞燉魚。目前出土的最大的鼎，是殷墟武官村司母戊大方鼎，通耳高133公分，長110公分，寬78公分，重875公斤。鼎越大，當然排場也越大。但是鼎多，同樣排場也不小。周制諸侯之食五鼎，分別烹煮著牛、羊、豬、魚、野味(獐子等)，謂之“列鼎而食”。在一片鐘鼓齊鳴聲中，宴會的主持人(宰相之類)依照“禮”，或遵君主之命，用“匕”把不同肢體部位的肉從鼎中取出，再按“爵位”的高低分配到每個人席前的“俎”上，由各人用刀切著吃，這就叫“鐘鳴鼎食”。
顯然，誰掌握了“鼎”，誰就掌握了食物的分配權；如果掌握了國家的“鼎”，也就意味著掌握了政權。因此，當禹擔任了中國各部落聯盟的領袖時，所做的一件大事，就是“鑄九鼎”。鑄九鼎所用之青銅，據說來自“九州之牧”。這樣，“九鼎”便象徵著“九州”，亦即象徵著普天之下食品的分配權了。
這當然是寶貝。所以夏商周三代之時，一直被奉為傳國之寶。商革夏命，成湯遷鼎於商邑；周革殷命，武王又遷鼎於洛邑。鼎之所在，即王者之所在，亦即政權之所在。公元前606年，楚軍伐陸渾之戎而至於雒水，趁機在周王室的地盤上搞軍事演習，耀武揚威。周王室自然知道楚人不懷好意，無奈其時早已不大擺得起“天子”的架子，只好派了王孫滿去勞軍。於是楚莊王便故意問王孫滿說：不知道那九鼎究竟有多大多重?這就叫“問鼎”，很明顯的是要搶飯碗了。
覬覦政權叫“問鼎”，建立政權則叫“定鼎”。反正那口燒飯鍋擱在哪兒，權力中心就在哪兒，朝廷大臣們也都得圍著它團團轉。於是宰相之位便叫“鼎鼐”，國家重臣便叫“鼎臣”，首輔三公便叫“鼎輔”，而國運國祚便叫“鼎祚”。如果國運興隆國祚昌泰，就叫“鼎盛”；如果三方並峙勢均力敵，就叫“鼎立”。倘若不懂中國文化中政治與飲食的關係，就無論如何不會明白，一口滷牛肉的銅鍋竟會有如此之高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