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出來的和做出來的
有人說，中國文化是吃飯吃出來的，西方文化是**做出來的。
這當然“不像話”，也沒什麼“科學依據”，卻也不是全沒影兒。什麼是文化?文化就是人類生存和發展的方式。要生存，要發展，這“飲食男女”四個字是不能不講的。就連動物，都知道不能不覓食，不能不求偶。這是本能。用句文雅的話說，就叫“食、色，性也”，管你張三李四天王老子，都一樣。反正不吃飯，就會一命嗚呼(個體無法存活)；不**，就會斷子絕孫(種族不能繁衍)。不能生存，何談發展，又哪有什麼文化?
這可是天大的事，擱到誰頭上也含糊不得。
所以中國便有句老話，叫“民以食為天”。就是說，吃飯這事，有天那麼大，或者直接的就是天。可惜“天”只有一個，給了“食”，就不好再給“色”了。因此不曾聽說過“民以色為天”的。民以色為天，舉國上下都是“**夫**”，那還了得?再說，“飽暖思**欲”，填飽了肚子才談得上其他。如果連吃飯都成了問題，哪裡還動得了別的心思?
因此重視歸重視，偏心眼兒卻也難免。大體上說，“飲食男女”這四個字，中國人似乎更看重“飲食”，西方人則似乎更在乎“男女”。西方人會因為一個女人去打仗，中國人就不會。像古希臘人那樣，為一個什麼名叫海倫的女人而發動一場特洛伊戰爭的事，中國人是不會幹的。中國人只會在打敗了仗以後把責任推到女人身上，讓女人當替罪羊，比如妲己或楊貴妃。中國人打仗也有搶女人的。比如曹操攻破鄴城，曹丕便趁機把袁熙的老婆甄氏“笑納”了。但那是“摟草打兔子”，捎帶的事。主要任務還是搶飯碗，打人家鍋碗瓢盆的主意，文雅的說法叫“問鼎”。鼎是什麼玩意兒?燒飯鍋麼!
當然，“問鼎中原”的那個“鼎”，已不簡單的只是一口燒飯鍋了。作為政權和權力的象徵，它也是一種神器。這事我們以後再說。但用燒飯鍋來做神器和權柄，這就很有些意思，至少說明管飯比管別的什麼更重要一些。男女之事當然也很重要，因此也有用性器來做神器和權柄的，比如“圭”就是。圭，玉製，狀如**，大小不一。天子所持者日“鎮圭”，一尺二寸；公爵“桓圭”，九寸；侯爵“信圭”，七寸；伯爵“躬圭”，五寸。反正誰的陽器粗壯偉岸，誰的權力就大，地位就高。看來，上古時期人們要解決的，主要就是“飲食”和“男女”這兩件大事。一個“鼎”，一個“圭”，便都好生了得。鼎供在廟堂之上，圭拿在諸侯手中。拿在手中的沒怎麼聽人說要奪，供在堂上的卻老是有人來問，“鼎”的分量顯然要重於“圭”，“飲食”還是比“男女”重要。
其實不要說神器，就連神，也中西有異職司有別。西方人的神是上帝。上帝是創世神。他創造了世界，也創造了人，而且一造就是男女兩個。這就麻煩。你想，孤男寡女弄到一起，豈有不出事的?果然弄出了些尷尬事體，以至於上帝一怒之下，把他們逐出天堂，罰往人間生兒育女，這才有了人類社會。吃飯的問題，也由人自己想辦法，上帝是不管的。
中國的神就不同。造人的是女媧娘娘，而且並不單造一男一女，一造就是一大群。造出來以後，老太太就樂呵呵地看著他們生育繁衍，自己躺在雲裡霧裡安享那天倫之樂。至於吃飯的問題，則留給另一位“準神”去解決。這位“準神”就是伏羲。伏羲究竟是人還是神，不大說得清楚，大約是半人半神吧!但可以肯定他是一個廚子，或者曾經當過廚子，要不就是“司務長”。伏羲又叫庖犧。庖就是庖廚，犧就是犧牲。主管庖廚和犧牲的，不是紅案就是白案。史書上說他“教民漁獵畜牧”，說了歸齊也就是解決了大家的吃飯問題，自然功莫大焉。於是這個“伙頭軍”和“大師傅”的地位便越弄越高，弄到最後，就連造人的女媧，也居然成了他的太太，甚至還有說伏羲和女媧由兄妹而夫妻者。這就不能不說是把“飲食”看得比“男女”還重要了。
我們知道，神的職能無非是滿足人的需要。有什麼樣的人和人的文化，就有什麼樣的神。古希臘奧林帕斯山上的“諸神”們平時都幹些什麼呢?也就是打情罵俏尋歡作樂捎帶著爭風吃醋罷了。中國的神、神王或先聖就辛苦得多。比如伏羲要發明捕鳥獸的網和捕魚的罟，神農則要發明種地的耜和耒。反正得想辦法讓老百姓把肚子吃飽，老百姓才會尊你為神為聖。這就叫“民以食為天”。
世界上還有比天大的嗎?沒有。中國人既然以食為天，則“悠悠萬事，唯此為大”，甚至“普天之下，莫非一吃”。
難怪中國人要把什麼都看成吃，說成吃了。
泛食主義
的確，中國文化有一種“泛食主義”傾向。
首先，人就是“口”，叫人口。人口有時候也叫人丁。或者男人叫丁。女人叫口。但不管女人男人，也都可以叫人口。人既然是口，謀生也就叫“餬口”，職業和工作也就是“飯碗”。幹什麼工作，就叫吃什麼飯。修鞋補鍋是吃手藝飯，說書賣唱是吃開口飯，當教書匠是吃粉筆灰，出租房屋是吃瓦片兒。總之，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如果自己不謀生，靠積蓄過日子，就叫“吃老本”，粵語叫“食谷種”。老本總有“吃”完的一天，就叫“坐吃山空”。老本吃完，或並無老本可吃，就只好“喝西北風”，粵語則叫“吊砂煲”。砂煲是用來煲飯吃的，居然吊了起來，顯然是無米可炊，文雅的說法叫“懸磬”。
當然，最讓人羨慕的還是“吃皇糧”。吃皇糧的人，捧的是“鐵飯碗”，吃的是“大鍋飯”。鐵飯碗打不破，大鍋飯不定量，可以放開肚皮吃，不怕“吃空心湯圓”。最讓人看不起的則是“食拖鞋飯”。所謂“食拖鞋飯”，就是靠與自己有密切關係的女人出賣色相過日子。男子漢大丈夫，原本應該“養家餬口”的，居然墮落到“食拖鞋飯”，豈不可恥?
和“食拖鞋飯”相關的是“賣生藕”和“吃豆腐”。“賣生藕”是廣州話，意思是女人把自己白嫩的肉體當生藕賣；“吃豆腐”是上海話，意思是男人把女人白嫩的肉體當豆腐吃。前者指女人賣弄風情，或者指男人心懷不軌，但語氣比調戲婦女略輕，大體上屬於性騷擾的擦邊球，因此叫“吃豆腐”。豆腐白嫩，使人聯想到女人的肉體；豆腐又是“素’，的，意思是並無真正的性關係。所以，吃吃豆腐，在許多男人看來也沒什麼了不起。但如果碰到特別潔身自好的正派女人，也可能讓他“吃耳光”，甚或讓他“吃官司”。即便不會“吃官司”，一個釘子碰了回來，也是“吃癟”，很沒有面子。
不體面的還有“飯桶”。一個人沒什麼用，是個“飯桶”，廣州香港叫“食塞米”，北方叫“白吃飯”；受冤枉背黑鍋，廣州香港叫“食死貓”，北方叫“吃冤枉”；被老闆或上司申斥，廣州香港叫“食貓面”，上海叫“吃排頭”；如果捱打，在上海就叫“吃生活”，而開車開到路口過不去則叫“吃紅燈”。紅燈尚且可“吃”，還有什麼吃不得?
其實不但民間話語說“吃”，官方話語也說“吃”。比如孔子說《韶樂》之美，就說“三月而不知肉味”；孟子說義利之辯，就說“熊掌與魚不可得兼”；毛澤東說實踐的重要，就說“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就得變革梨子，親口嘗一嘗”；焦裕祿說創新的可貴，就說“吃別人嚼過的饃沒有味道”。西漢初年，曾爆發了一場關於“湯武革命”是否合理合法的爭論。道家的發言人黃生認為商湯周武以下犯上，是“弒”。儒家的發言人轅固生則認為是“受天之命”。主持討論的漢景帝左右為難，完全無法表態。肯定黃生，則高祖皇帝代秦而即天子位也不合法；肯定轅固生，則等於承認自己這個皇帝也可以由他人取而代之。最後只好宣佈：吃肉不吃馬肝，不算不懂味道吧?意思是說討論這個問題，如食有毒之馬肝，還是繞過去算了。反正大家都是美食家，馬肝又吃不得，不如一起去喝排骨湯。
諸如此類的說法還有很多。比如思索叫“咀嚼”，體驗叫“品味”，嫉妒叫“吃醋”，幸福叫“陶醉”，司空見慣叫“家常便飯”，輕而易舉叫“小菜一碟”，學風浮躁叫“淺嘗輒止”，理解深刻叫“吃透精神”，廣泛流傳叫“膾炙人口”，改變處境叫“苦盡甘來”。此外，如吃苦、吃虧、吃不消、吃不準、吃得開、吃裡扒外、吃不了兜著走、不吃那一套，以及生吞活剝、囫圇吞棗、秀色可餐、食古不化等等，都是見慣不怪的說法。反正好事也好(吃小灶)，壞事也好(吃官司)，有利也好(吃回扣)，沒利也好(吃功夫)，都能吃、可吃、該吃。即便什麼都沒吃到，也是“吃”，比如“吃啞巴虧”，“吃閉門羹”。
看來，說中國文化是一種“食的文化”，也沒什麼大錯。
頭等大事
中國人的這種觀念，依我猜測，多半是餓出來的。
想來我們的先民對於飢餓一定有刻骨銘心的記憶。那時候謀生有多難啊!剛剛走出森林那會兒，赤手空拳的人(或者說古猿)真是有些走投無路。坐享其成的日子一去不復返了，與平原上的動物競爭又沒有本錢。沒法子，只好自己拿自己開刀。一是改革飲食結構，由單純的素食改為雜食，也就是逮住什麼吃什麼，不挑嘴。二是改革飲食習慣，由一天到晚吃個不停改為定時定量一日三餐。三是改革飲食方式，由茹毛飲血改為用火加工。更重要的是，學會了製造和使用工具。事實上人類早期的工具都是用來解決吃飯問題的。一類是用來獲取食物的，比如掘取塊莖的木棒，採集果實的藤籃，追擊野獸的石球，捕捉魚鳥的繩網。一類是用來加工食物的，包括用於初加工的石刀和用於深加工的炊具。還有一類則是用來儲存食物的，包括籃筐、陶罐和簡易糧倉。不要小看這些棍棍棒棒、罈罈罐罐，它們可是自然界沒有的東西，是文化呢!
於是人類便由自然的生存狀態進入了文化的生存狀態。
這倒是中外一律的。那麼，為什麼咱們的祖先對於飢餓格外地記憶猶新呢?大約也就是人家放牧而咱們種田之故。遊牧民族是不大容易捱餓的。因為好歹有奶可吃。實在餓急了，拖一頭羊出來宰了就是。所以遊牧民族都比較樂觀和瀟灑。反正牧草不用種，牛羊也自己會吃，用不著操什麼心，滿可以悠然地騎在馬背上，唱那“藍藍的天上白雲飄”。
咱們農業民族就麻煩多了，得等莊稼熟了以後才有飯吃。從春耕、夏耘到秋收，那日子是何等的漫長。這當中，就保不定哪天要餓肚子。何況還有災年，哪能年年都風調雨順?洪災、旱災、風災，防不勝防。眼看麥子熟了就要開鐮，一場冰雹砸下來，就會功虧一簣顆粒無收。所以農業民族就會有一種“憂患意識”，老擔心哪一天會沒有飯吃。
這就不能不把吃飯看得很重了。
事實上吃飯在中國，從來就是頭等大事。既是政府的頭等大事，也是民眾的頭等大事。中國人見面的第一句話，往往就是“吃了沒有”；而中國人每天要做的第一件事，也往往就是吃，或為吃做準備。所謂“開門七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那一件不是吃?即便在全民生活水平空前提高的今天，黨和政府也一再強調“省長要抓米袋子，市長要抓菜籃子”；年節時期的食物供應，更從來就是媒體報道的新聞熱點。
其實，在中國，吃飯不但是一件重要的事情，也是一項基本的權利。中國古代專制社會是沒有什麼人權可言的。宰相可能被“廷杖”，縣太爺也可以隨便打小民的屁股。臣民也好，草民也好，都既無思想權言論權，也無隱私權知情權，但都有“吃飯權”。就算是死刑犯，臨刑前也會有一頓飽飯可吃，甚至允許親屬和友人送酒肉到刑場，叫做“不殺餓死之人”(許多英雄好漢便常常利用這個機會劫法場)。在中國人的觀念中，“餓鬼”是最悲慘的一種。不讓臨死之人吃一頓飽飯，簡直比殺了他更不人道。有的地方還有這樣的民間風俗：每年的“鬼節”，即閻王爺放那些無主孤魂出來覓食時，家家戶戶都要大擺宴席，並在門口擺放食品，供“野鬼”們享用，就因為在中國人眼裡，“餓鬼”是很可憐的。
這也不奇怪，“民以食為天”嘛!沒有飯吃，不要說做人，便是做鬼也不安生。
這可馬虎不得，也小看不得。處理得不好，就會出亂子，出問題。你看中國歷史上所謂“大治之年”是什麼狀況?風調雨順、五穀豐登、國泰民安。天下大亂和改朝換代的時候呢?肯定是天災人禍、連年饑荒、餓殍遍地、易子而食。這時，如果有誰能開倉分糧，那麼民眾就會毫不猶豫地跟他走。所以，李白成揭竿而起，號召天下的口號是“闖王來了不納糧”；朱元璋逐鹿中原，所用策略之一是“廣積糧”。孟子甚至把“七十歲以上的老人可以有肉吃”當作理想社會的標準。反正，在中國，誰要是能讓普天下的人都“有口飯吃”，誰就是替天行道、奉天承運的“真命天子”，就是既順乎天意又得乎民心的好皇帝。
因此也可以說，中國的政治問題，首要的就是吃飯問題。任何一個政權，都只有在解決了吃飯問題之後，才能得到人民群眾的衷心擁護，由“得人心”而“得天下”。其他問題，倒在其次。
於是，吃飯，就是一個政治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