夷夏與官民內外有別，親疏有差，長幼有序，貴賤有等，就構成了中國古代倫理的全部基礎。它們是“家倫理”，也是“國倫理”，可謂“放之四海而皆準”。——華夏與夷狄的關係即“內外有別”，皇室與外戚的關係即“親疏有差”，資深與新進的關係即“長幼有序”，官府與民間的關係即“貴賤有等”。差別序等，條理分明，秩序井然，故謂之“倫”。不過，最重要的，也就是兩條原則，即“別內外”與“序等差”。
“別內外”是頭等重要的，這一條界限必須先予劃清。就整個民族國家而言，“別內外”者為“華夷”，“序等差”者為“官民”。中國文化很早就講究“華夷之辨”或“夷夏之辨”。正宗的本民族稱“華夏”。華，就是光、彩、美；夏，就是大、雅、正。總之，華夏就是“光大美好”之意。周邊的異族，名稱就不那麼好聽了，——東日夷，西日戎，南日蠻，北日狄。“夷”謂“平”，也就是必須平定、夷平、夷滅者；“戎”謂“兵”，也就是必須用武力征服者，故又通“寇”；“蠻”謂“蛇種”，故從“蟲”；“狄”謂“犬種”，故從“犬”，輕慢侮辱之意自明(也有認為是圖騰崇拜遺風的，這裡不討論)。
所以異族之敵，均稱作“鬼子”，本族之敵則叫“匪”。“匪”即“非”，亦即“非正統”。國共兩黨談判時，國民黨自稱“政府方面”，稱對方則日“中共方面”，其中即已有“官民之別”，也算是一種“春秋筆法”吧!一到談判破裂，立即撕破了臉皮大罵其“匪”，但仍不稱“鬼子”，也就是堅守“華夷之辨”的立場，只辨“官匪”，不分“人鬼”。“是人”的“匪”，比“不是人”的“鬼”，還是要親近一些。
與“匪”相近者為“賊”，但賊與匪又不盡相同。一般地說，匪是公開的官方之敵，賊則往往是暗藏的內部敵人，如家賊、工賊、學賊。匪在野故日“土匪”，賊在朝故日“國賊”。匪多有武裝故“放搶”，賊多用謀略故“行竊”。所以，匪之於賊，有明暗、朝野、文武之別。此外還有“奸”。奸，有與異方相通之意，故多用於“通敵者”，如內奸、漢奸、奸細。奸與賊的共同之處，是“陰”。因此，那些陰險狡猾、陰鷙狠毒的人，也叫“奸賊”。
賊也通寇，叫“賊寇”。其實，賊與寇也有區別。賊為個體，寇為團伙(而且是武裝團伙)；賊是破壞者，寇是侵略者；賊是暗地下手，寇是公然搶劫。從字形上看，則賊是“以戈毀貝”，寇是“入室行凶”。咱們中國是家國一體的。入境即入室。所以但凡入侵者都叫“寇”。寇，有“匪寇”，有“敵寇”。無論“匪寇”、“敵寇”，都是仇敵，也叫“寇仇”。
敵寇和匪寇也有區別。一般地說，敵對而不認同(比如不同階級、不同民族)者為敵，敵對而有所認同(比如同是中國人)則為匪，這就叫“異己為敵，同類為匪”。此外還有“偽”。偽有“假”義，多用於奸而得逞者。又有“逆”，逆有“反動”義，多用於“反動派”，如“汪逆”、“逆黨”。逆反於正，偽反於真，奸反於忠，都有“非正”之意。所以，但凡不合法的政權，無論是匪寇建立或敵寇扶植的，都叫“偽政權”。但又不是一切敵方的軍隊都叫“偽軍”。有叫“敵軍”的，有叫“匪軍”的，只有漢奸的軍隊叫“偽軍”。
漢奸是最為人們所不恥的。“叛徒”也一樣。最可恥，也最無好下場。因為敵我雙方可以互相轉化，或化敵為友，或轉敗為勝。“鬼子”可以變成“友邦”，“匪徒”可以招安為“官兵”，“賊寇”一旦得勢便是“王侯”，唯獨“叛逆”永無出頭之日。其緣由，亦多因“內外有別”故。比如外國兵，原本是鬼子，要來打咱們，也還說得過去。你是自己人，卻叛變投敵，幫外人打自己人，算什麼東西呢?
除過“別內外”，便是“序等差”。比如同是“犯上作亂”，則官為奸臣，民為刁民，此為“官民之別”；同是“行為不軌”，則男為姦夫，女為**婦，此為“男女之別”，一般都不能互換。蓋民為“下愚”，應該“渾渾噩噩”，如不愚，當然是“刁民”而不是“良民”；君為“上智”，自然“天縱聰明”，如不智，則是“昏君”而不是“明君”。至於官們，於公應“清廉”，否則便是“貪官”；於君應“忠誠”，否則便是“奸臣”。所以有“清官”而無“清臣”，有“忠臣”而無“忠官”，蓋因身份義務不同，要求評價也就各異。故君不仁，則為“暴君”；官不仁，則為“酷吏”；而一般平民如果殘暴，就只能叫“凶頑”。
總之，中國語言極為豐富，詞語的搭配極重“分寸感”。正是在這細微帶差異中，最能見到文化精神。比如抗戰時期，日軍叫“敵軍”，投靠日本人的叫“偽軍”，“消極抗戰，積極反共”的則叫“頑軍”。“頑”原本也叫“匪”(白匪)的。但國共既已合作，就不好這麼叫了，改叫“頑”，意味“頑固派”。如果不頑固堅持反共立場，而是並肩抗戰，就叫“友軍”。但如果是外國軍隊(如美軍)，則叫“盟軍”。這既是“內外有別”，又是“等差有序”。因此對外賓的稱呼，便有“同志”、“戰友”、“胞波”、“兄弟”、“朋友”、“貴賓”等等多種。只有尼克松和基辛格第一次來華時，被稱作“客人”。可見同為“老外”，也有親疏。這固然是“情”之所至，同時也是“禮”所當然。
尺度與統序別內外、定親疏、序長幼、明貴賤的原則既定，剩下的就是掌握尺度了。
這就要排統序。什麼是“統”?統就是一脈相承的系統。什麼是“序”?序就是親疏遠近的次序。統分正邪(如華夷、官匪)，序列大小(如君臣、父子)，“統”決定著“序”。中國傳統社會既然是以家庭為本位的，則最重要的“統”就是“血統”，而且是父系的血統。簡單一點說，就是祖宗父子。
中國文化特別重“祖”。比如自己家族、氏族、民族的先人叫“祖先”，世世代代叫“祖祖輩輩”。又比如前人的事業叫“祖業”，前人的遺蹟叫“祖武”，效法前賢叫“祖述”，而某一事業、學派、宗派、教派、流派的創始人則叫“祖師”。“祖師爺”地位極高，而“欺師滅祖”則是滔天大罪，雖千刀萬剮、粉身碎骨亦不足以辭其咎。一些行業、派別的“祖師”，如木工的魯班，禪宗的達摩，道教的純陽，都常年接受祭祀，香火不絕。至於天子諸侯之“祖”，祭祀崇拜就更為隆重，而祭祀之處就叫做“廟”。其中，最重要、規格最高的是始祖的廟，叫“祖廟”，又叫“太廟”，又叫“祖”。以祖廟為中心，天子或諸侯率族而居，叫做“國”。祖在，國就在；祖毀，國就滅，叫做“毀廟滅國”。國既因祖而生而存，則自己的國家就叫“祖國”。同理，以祖廟為中心，族長率族而居，叫做“籍”。祖在，籍就在；祖毀，籍就亡，叫做“毀廟滅籍”。籍既因祖而生而存，則自己的籍貫就叫“祖籍”。
僅次於“祖”的是“宗”。宗也是廟，叫“宗廟”。祖是“始廟”，宗是繼承者之廟，所以“宗”比“祖”要次一等。如“宗師”就比“祖師”略次。但“宗”的地位仍很高，如宗工、宗匠、宗門、宗藩，又如宗族、宗室、宗派、宗國、宗祠等。祖與宗合起來，就叫“祖宗”，又叫“列祖列宗”。
次於“祖宗”的是“父”。父這個字，許慎的《說文解字》說是“矩”，意味“家長率教者”；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則說是“斧”，意味“男子持石斧以事操作”。不過依我看，“父”既非教育工具，又非勞動工具，而毋寧說是統治的工具，即“權杖”。也就是說，父親作為“父”一出現，就是家庭的統治者。他揮舞著權杖君臨家族，指揮一切，令行禁止。只要看看“父”與“卐”(法西斯)在造型上何其相似，便不難意會到這一點。事實上，在中國傳統社會，“父”都一直是家庭的統治者，而“類家庭”的群體中，統治者和領導者也都被稱作“父”，如君父、國父、師父、神父等。
次於“父”的是“嫡長子”。所謂“嫡”，指“正妻”。正妻之子，為“嫡子”；嫡子中最長者，為“嫡長子”，也簡稱“嫡子”、“嫡”。在宗法社會中，嫡長子地位最高。嫡長子死亡，連其父也要為之服“斬衰”，也是五服中唯一長幼顛倒的特例。因為只有嫡長子，才是家族、宗族的唯一法定繼承人，是家族、宗族一脈相承的血統所繫，所以非同一般。始祖嫡傳長房為大宗，大宗的嫡長子為“宗子”。宗子對於本宗是家長，對於旁支小宗是族長，有權繼承始祖爵位，主持始祖廟的祭祀。因此嫡長子代表的是血統之“正本”，叫“正宗”、“正統”，又叫“嫡傳”、“嫡系”。在中國的“類家庭”社會組織中，“嫡傳”被看作最正宗的傳統，“嫡系”則被看作最可靠的系統。
祖、宗、父、嫡長子，一脈相承，維繫的就是“血統”。血統之所以如此重要，就因為它是“倫”，而家庭的建立，原本是為了防止“**”。按“家”字從“**”從“．豕”。**，如前所述，是一種東西南北交覆，有堂有室的“深屋”。豕，當然就是豬。不過，“家”中之“豕”，不是所有的豬，而是公豬，文雅的說法叫“牡豕”，又叫“豭”。“豭”與“家”完全同音。所以，“家”就是“猥”，也就是“公豬”，或“關進深屋的公豬”。這隻公豬關進深屋幹什麼呢?當然不是為了圈養，而是為了防止**。因為公豬性**，只有關進深屋才不會“亂來”。所以，“關進深屋的公豬”——“家”，也就成了防止**的符號和象徵。
關進深屋的既然是公豬，則所謂“倫”，也就首先是父系的血統。這樣，當“倫”變成了倫理、道德，繼而變成了“齊家治國”的方略時，血統，也包括類似於血統的其他什麼“統”，——皇統、學統、道統、傳統，也就成了“別內外、定親疏、序長幼、明貴賤”的準繩。以父系為血統，是“別內外”；以嫡子為傳人，是“定親疏”；立嫡以長，是“序長幼”；而強調嫡傳，則是為了“明貴賤”。統序既定，尺度自明。比如嫡系部隊的裝備就要比雜牌軍的好得多，正統也要比異端吃得開。
難怪無論官匪，都要以“正宗嫡傳”相標榜，不肯承認自己是“旁門左道”了。比如宋江打王慶時，王慶便罵宋江是“水窪草寇”，宋江則罵王慶是“謀反狂賊”，雙方都大言不慚理直氣壯地以“正統”自居，可見他們都自覺不自覺地站到了官方的立場上，儘管在真正“正宗”的官方看來，他們都是“賊”，是“賊喊捉賊”。但無論宋江，還是王慶，都不會認這筆賬。他們必須把自己說成是“正統嫡傳”。因為誰都明白，越是正統就越高貴，越是嫡傳就越顯赫。家如此，國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