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統與血緣的確，明貴賤，要算作是血統在社會生活中最重要也最現實的功能。具體地說，就是“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兒打地洞”。血統高貴的，其人也高貴；血統卑賤的，其人也卑賤。可見，單有血統還不行，還要血統好。一要高貴，否則便是“賤種”；二要優秀，否則便是“孬種”；三要純正，否則便是“雜種”；四要清白，否則便是“野種”。“野種”和“雜種”，在中國是罵人的話，而且極刻毒，因為被罵的已不限於本人，而是延及祖宗，株連九族，所以非回罵“操你祖宗八代”不可。
於是，一個人要想使自己顯得高貴一點，就不能不把自己的血統弄得高貴起來。比如曹操，是宦官曹騰養子曹嵩的兒子，在當時實在要算作“出身不好”的，於是自作《家傳》，宣稱是曹叔振鐸之後。其實曹家先前再闊，與乾兒子的兒子又有什麼關係?何況追溯得越遠，自然越不可信。劉備就滑頭得多，僅僅自稱是漢中山靖王之後。年代不遠，相對可靠，又與當今皇上沾親帶故，便一下子飛黃騰達了起來。
可惜，並不是所有人都可以這樣攀龍附鳳的。比如我們姓易的，祖上就沒出過什麼顯赫的人物。述起家史來，實在是乏善可陳。我太太姓李，歷史上倒是出過皇帝，但姓李之人何其多也，大家都說是李世民的嫡傳，只怕也不好落實政策。
這就要想辦法。
辦法也是有的，那就是“結緣”。說得直白一點，就是娶個血統高貴的老婆，或者嫁個血統高貴的丈夫。
這也是頂用的。因為我們通常所謂“血緣關係”，實際上是以經緯兩條線索交織而成的人際關係網路。“經”即父系的“血統”，“緯”即母系的“血緣”。辭書上往往把血統和血緣混為一談，其實不然。統，是縱向的；緣，是橫向的。統，指“一脈相承”，所以只有父子、祖孫，才叫“血統”。緣，有邊沿、纏繞、攀援、牽連、順沿、憑藉等義，算是“拉扯”來的，所以“緣”低於“統”。比如父子祖孫，是血統關係；兄弟姐妹、堂兄弟姐妹、族兄弟姐妹，是同一血統的血緣關係；表兄弟姐妹，則是不同血統的血緣關係。至於姑嫂連襟，就連“血緣”關係都沒有了。所以父子親於兄弟，堂兄弟親於表兄弟，表兄弟親於姑嫂連襟。“統緣”之別，也就是“親疏”之別。
血統與血緣，雖有親疏、內外、縱橫之別，卻並不意味著血緣就不重要。相反，因為同一血統的人不能婚配，則家庭要建立，家族要擴充套件，種族要延續，就非到血統以外的家庭、家族那裡去結“緣”不可，這就叫“姻緣”。“姻”即“因”，即“因而成親”，又叫“婚姻”。細說一點，則男子娶妻日“婚”，女子嫁夫日“姻”。故妻之父為“婚”，夫之父為“姻”，相互間的關係就叫“婚姻”。之所以叫“姻親”、“姻緣”，而不叫“婚親”、“婚緣”，是因為只有透過女方才能“結緣”(故婚姻二字皆從女)。這些姻緣顯然又要造就許多新的血緣和親緣。這些新的血緣和親緣，又要到別的血統那裡去“結緣”。這樣一來，由家庭而家族，由家族而氏族，由氏族而民族，也就終至“四海之內皆兄弟”了。
可見，所謂“親”實際上有兩種，一種是有血緣關係的，叫“血親”；一種是沒有血緣關係的，叫“姻親”。姻親雖然不如血親，但好歹也是“親”。何況，非血親之親，無論人數、種類，都比血親多。比如同輩血親，無非兄弟姐妹。就算加上堂兄弟姐妹、表兄弟姐妹、族兄弟姐妹，也還是兄弟姐妹。姻親的名堂就多了。連襟、妯娌、姑嫂、郎舅，五花八門。稱謂也多，嫂子、弟妹、姐夫、妹夫、小叔子、小姑子、小舅子、小姨子，不一而足。幾乎沒有哪個民族像我們這樣分得那麼細。這些都是為了“別內外，定親疏”。但既然有親有疏，就說明並不侷限於小範圍內，可以泛。
親可以泛，則情也可以泛。什麼是親?親的本義是“感情深厚關係密切”。所謂親情親情，就是說情由親生，親由情定，一泛俱泛。這樣，一個道德的人，就可以由親愛親人而至仁愛民眾，又由仁愛民眾而至愛惜萬物，這就叫“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是一個君子所應達到的道德境界。
不過，親則親矣，愛則愛矣，還是要有分寸、差等。對於親人，是“親愛”；對於人民，是“仁愛”；對於庶眾，是“泛愛”；對於萬物，是“憐愛”。這裡顯然有多寡，有濃淡，有厚薄。其標準，則主要取決於血緣。血緣越近，愛也越濃厚，越特別；血緣越遠，愛也越淡薄，越一般。但不管怎麼說，還是可以泛。
親緣可以泛化，則情感也可以泛化。情感可以泛化，則倫理也可以泛化。因為中國傳統的倫理道德，原本就源自家庭。所謂“三綱五常”，便三綱中有兩綱是講家庭關係的(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五常中則有三個原屬家庭(父子、夫婦、兄弟)。又比如“天地君親師”，也如此。因為天地君師都視同父母，核心其實是“親”。這樣，中國文化以家庭為本位，就不僅是“家單位”、“家天下”，而且是“家倫理”。
家倫理所謂“家倫理”，就是把處理家庭內部人際關係的倫理道德觀念，看作“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準則，作為個人和國家的“立身之本”和“立國之本”。比如家庭倫理的準則“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用之於國，即為“君令臣恭”，用之於友，則無妨照搬“兄愛弟敬”。因為民族不過家族的放大，朝廷不過家庭的升格，君臣不過父子的變相，朋友不過兄弟的延伸。因此所謂“家國一體”，也就不但表現為模式上的“同構”，也表現為機制上的“同律”。也就是說，“齊家”也好，“治國”也罷，其機制都是倫理道德，只不過前者叫“綱常”，後者叫“綱紀”。但仔細考察一下，便不難發現它們也沒有太大的區別。“君為臣綱”與“父為子綱，夫為妻綱”道理都一樣，而“仁義禮智信”，則是家國通用的。這也不奇怪。國既以家為模式，家又不可再分割為個人，當然也就既不可能有“國倫理”，也不可能有“個人倫理”，而只能有“家倫理”。事實上，在中國人看來，一個人如果不愛自己的家，便很難設想他會愛國；如果不能為自己的家盡義務做奉獻，便很難設想他會為國盡義務做奉獻；如果不能治理好自己的家，便很難設想他能治國，這就叫“家齊而後國治”。或者說，“國之本在家”。
所謂“國之本在家”，其實也就是“道德之本在家”。
首先，家庭是倫理道德的培養基地。對於任何民族的個人而言，家庭差不多都是他的第一所學校，母親差不多都是他的第一位老師。知識教育、道德教育和審美教育，都從這裡啟蒙。但是，中國人的所謂“家教”，卻幾乎約定俗成地專指道德教育。比如，當我們指斥某人“沒有家教”或“家教不嚴”時，一定是這人在“做人”，在講禮貌懂規矩方面出了問題，而決不會是因為他沒有知識或不會審美。事實上，中國的傳統家庭教育也確實是把倫理道德教育放在第一位的。兒童最先學會的詞彙是稱呼父母，而接受最多的文化指令是“聽話”。尊重父母則“孝”，聽話則“順”。孝生敬，順生服。孝敬順服，是中國全部傳統道德的根基。由“孝於父母”，而“友于兄弟”，而“和於夫婦”，而“忠於君王”，而“尊於師長”，而“信於朋友”，一套倫理道德系統，就這樣建立起來。
童年的記憶是根深蒂固的。它可能會變成一種“文化無意識”而積澱到心理深層，成為一個人日常行為的文化指令。比方說，一個從小就“孝悌”的人，在社會上就很可能“尊老愛幼”；一個從小就“聽話”的人，在單位上也很可能“遵紀守法”。在家為“孝子”，在鄉為“順民”，在國則便必為“忠臣”。道理很簡單：如果對事實上的父親尚且不能盡“孝”，那又何以讓人相信他會對名義和禮儀上的父親(君王)盡“忠”呢?這就叫“忠臣出於孝子之門”。因此，正統的君王和朝臣，對於那些不能盡“孝道”的官吏，是很難給予真正信任的。甚至在制度上，也作出了相應的規定，即一應在位官吏，無論職位高低，如遭父母之喪，必須去官回鄉，在家守孝i年，叫做“丁憂”。只有在極為特殊的情況下，國君才可以令其移孝盡忠，戴孝就職，叫做“奪情”。
家庭不但是倫理道德的培養基地，也是倫理道德的主要實踐場所。傳統社會中的中國人，無論外出做官，還是外出做事，機會都不很多。所以他們學習的倫理道德規範，主要地還是用於家庭，正所謂“學之於家，習之於家，得之於家，用之於家”，因此是“家倫理”。更重要的是，“家倫理”都往往不是什麼大道理、大教條，不是空話和套話，而是實實在在可見可聞可模仿可操作的具體規範。比方說，“出必告，返必面”就是。小孩子出去，一定要告訴父母一聲；回來了，也一定要去打個照面。這很現實，很具體，很好學，也很容易做到，但意義並不因此就很小，實際上是在培養一種設身處地替他人著想的道德精神。因為苟不如此，便會無端的讓父母擔憂。這種只顧自己的行為，對父母是不孝，對他人就是不仁，因此必須予以糾正。
相反，一個有“家教”的人，便不會因為這種小小的疏忽而給他人帶來不便。他到外面做事，到朝廷做官，也一定會懂得事先請示，事後彙報，事中通氣，從而深得領導和同事們的嘉許。可見此事雖小，作用卻大，意義也很深遠，所以既是小事，又是大事。說它“大”，是因為善之為善，本無大小。聚沙可以成塔，集腋可以成裘，而千里之堤，潰於蟻穴。故云“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說它“小”，是指易行而言，不是“挾泰山而越北海”，力不能及。力所能及又意義重大的事，有什麼理由不做呢?
由此可見，家庭，實在是實踐倫理道德的極佳場所。一個人，如果在自己家裡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和鍛鍊，那麼，無論他到社會上擔任什麼“角色”，都不會“失德”或“失禮”。因為“禮”的儀文雖家國不一，內在精神卻是一以貫之的。對父母孝順的，對君王就忠誠；對兄長敬重的，對長官就恭敬；對子弟慈愛的，對下屬、民眾就仁和。這就叫“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圍”。家之重要，實已毋庸置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