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私不分意識是存在的反映。經濟上產權含糊，思想上也就難免“公私不分”。
公與私，原本就是相對的。什麼叫“私”?私，原本是一種禾的名字。公私的私，本字作“厶”。《韓非子?五蠹》雲：“自環者謂之厶”。什麼叫“公”?韓非子接著又說：“背厶謂之公”。原來，面對面時為“公”，背過臉去就成了“私”。看來，公私原本不分，不過一枚硬幣的兩面。是公是私，全看你怎麼翻。
事實上中國人也不喜歡區分公私。要分，也就是區分內外，區分官民。比方說，在舊中國，就沒有“公路”而只有“官道”，也就是隻有“官民之別”，而無“公私之分”。直到現在，仍有人主張把“私營”叫做“民營”，把“私立”叫做“民辦”，似乎這樣更為堂皇。說到底，還是隻分官民，不分公私。
公私不分又怎麼樣呢?就沒有法治可言了。什麼是“法”?法就是“全民公約”。民眾為什麼要“約法”，又為什麼能“約法”?就因為他們都是“私人”。私人各私其私，如無規範限制，勢必天下大亂。因此要“約法三章”，以保證個人權利和公眾利益不受任何人的侵犯。而這些“約法”之所以能夠算數，則又因為它們是這些“私人”依照自己的自由意志共同約定的。咱們中國既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當然也就只有“王法”，沒有“民法”，更沒有什麼全體公民的“約法”，沒有“憲法”。
其實不要說沒有“法治”，就連“德治”，也大成問題。梁漱溟先生曾認為中國人只講私德而不講公德，比如臣對君的德，君就不必守；子對父的德，父就不必行，沒有一種德是人人皆必遵循之“公德”。這話恐怕只講對了一半。因為公與私原本是一對矛盾。不講公德的人，其實也不會有什麼私德。梁先生的所謂“私德”，即“這人對那人的道德”，如“君仁臣忠，父慈子孝”之類，與其說是私德，不如說是“二人之德”，即關於人與人之間關係的德，“一人之德”的“私德”是不存在的。
正因為沒有“一人之私德”，所以當“私身一人”時，就不會有什麼道德考慮。一些明明有利於公眾的事，比如順手關掉公用水龍頭或走廊裡的燈，即便不過舉手之勞，也不願意去做，除非這時有領導或同事、同學在場。結果是公共走廊上的電燈變成了長明燈，公共洗手間的水龍頭變成長流水，而便池裡則無人沖洗；集體宿舍門前垃圾成堆，髒水亂潑；公園裡的果皮箱，更可能是形同虛設，痰跡、廢紙、菸頭、果皮、空瓶則遍地都是。沒有“私”的結果是也沒有“公”。
再就是“化公為私”和“假公濟私”了，我們在“單位”一章已然講過。這裡要講的是，“公私不分”的觀念還為“化公為私”和“假公濟私”提供了一個“合法”的方式，即“本單位主義”，簡稱“本位主義”。
本位主義就是把“本單位”的利益放在首位，一事當前，先替本單位著想，先替本單位考慮，甚至不惜損害兄弟單位和全域性的利益。嚴格說來，這也是一種自私的行為。但是，在實際上，所謂“個人主義”每每被視為“萬惡之源”而痛加批判，“本位主義”雖然也受批判，卻在批判之餘頗受同情。一個人，如果為一己之私利大吵大鬧，或對自己的個人成就大吹大擺，便會引起“公憤”，至少要被視為“太不像話”或“恬不知恥”；但如果是為本單位爭名爭利爭地位爭好處，或宣傳本單位的成就，則本人不但可以“理直氣壯”，領導和其他人也不好太責難，頂多笑眯眯地勸他說：“不要太本位嘛!”或者說：“考慮本單位的實際情況是可以理解的，但也要顧全大局。”
顯然，在許多人看來，本位較之“全域性”雖然是“小局”，但畢竟好歹也是“群體”而不是“個體”。只要不是為“個體”，就不能說是“個人主義”。只要是為了“群體”，不論其大小如何，便都體現了“群體意識”，也就多少具有一點“合法性”，不能過於責難。事實上，許多人在為本單位爭名爭利時，也確實不一定直接地與自己的個人利益相關。比如評職稱時為自己單位多爭名額而自己並不晉升，評獎時投自己單位候選人的票而自己並不獲獎。所以，一旦受到批評，便會“理直氣壯”或“滿腹委屈”地說：“我又不是為自己!”但是，搞本位主義，雖然並非為自己個人，卻又畢竟是為自己單位，因此又不能說是不折不扣的“大公無私”。實際上，搞本位主義，雖然不一定直接與自己的個人利益有關，卻不能否認它間接地對自己個人有益，比如在本單位“好做人”，落下“人情”等等。所以，也很難嚴格地界定究竟是為“公”還是為“私”，不如說同樣也是“公私不分”。事實上，因為中國文化不允許“私”公開合法地存在，因此一個人“私心雜念”，也就只好透過這“不公不私”、“半公半私”和“亦公亦私”的本位主義，來“曲線救國”了。
內外有別當一個人站在本位主義立場上時，他就在心理上和邏輯上把“本單位”和“外單位”區分開了。這又是中國文化的一個特徵：公私不分，卻內外有別。
和“公私不分”一樣，“內外有別”也是“單位”的特徵。國內任何一箇中等規模的單位，差不多都會有自己的圍牆(特別大的單位，則由下屬各單位自修圍牆)，以防“閒雜人等”混入。一些稍有條件的單位，雖然既非“軍事單位”，又非“保密單位”，也要煞有介事地安排門衛。門衛們對本單位的熟人含笑點頭打招呼，對“外人”則嚴加盤問冷若冰霜，本能地表現出一種防範心理。本單位的車輛可以自由地出入(門衛們都記得車號認識司機)，外單位的車輛則須停在門外，除非是“有來頭”的“上級單位”，或者“有關係”的“兄弟單位”，否則就必須“走後門”。當然，單位上的種種好處，比如單位自己蓋的住房，自己的澡堂和幼兒園，自己弄來可供分配的物質和額外收入等等，也只有“內部職工”才能享受，“外人”是沒有份的。
不過，我們有時候又搞不清楚被稱為“內部”的東西，究竟是好呢還是不好。比如“內部通報”的情況，很有一些是並不那麼光彩的事，卻只有“信得過”的“自己人”，才有資格去聽。另外，我們也常常弄不清何謂“內部”何謂“外部”。比如“內部檔案”，當然許多人都不能看，然而“內部刊物”卻又人人可看。“內部刊物”上的文章，水平一般要差一點，而“內部檔案”的內容卻又往往重要和實在得多。又比如，單位上的“內部招待所”(簡稱“內招”)，外國人(也包括華僑和港澳臺“同胞”)是不能去住的。他們只能住“外招”。但“外招”的設施、服務，較之“內招”卻又好得多(當然價錢也要貴得多)。對待他們的態度，也是客氣而不親熱，因為他們是“客”，不是“親”。
顯然，“別內外”是為了“定親疏”，而“定親疏”則是為了界定人情的大小和麵子的尺寸。一般地說，內則親，親則近，叫做“親近”；外則疏，疏則遠，叫做“疏遠”。疏遠者為“客”，必須“客氣”，也必須“裝門面”；親近者為“家裡人”，不必“客氣”，可以“不留情面”。所以，“自己人”犯了錯誤，就可以狠狠地批評；“外人”犯了錯誤，則只能委婉地指出。同理，外賓和外單位的人來參觀時，便一定要打掃衛生，佈置會場，拿最好的東西給他吃，騰最好的房間給他住，平時有意見、鬧彆扭的同事，也都要作“一團和氣”狀，以免“家醜外揚”。而本單位的問題和情況，則只能在“內部會議”上通報。可見外人的有面子，完全是假象，是門面，自己人才真有面子，而且還有實惠。比如有事要求情，自己人準比外人有面子；那些被客客氣氣地打發的，則準是“老外”。反之，一個人如果和你說話隨便，不怕揭自己的“短”，不怕“家醜外揚”，則多半是已把你當作了“自己人”。總之，“醜”的(同時往往是真實的和實在的)留給“家裡”，“美”的(同時往往是虛假的和空洞的)展示給“外人”。因為“外人”就是“外面”，豈能讓他看見了“裡面”?
在這些“原則問題”面前，是不允許有什麼“個人意見”的。一個人，在外面，如果不為本單位爭名譽，爭地位，爭好處，而是想到什麼說什麼，自己怎麼認為就怎麼講，怎麼做(比如把票投給“外單位”的人，在會上揭“本單位”的短等等)，那就是“吃裡扒外”，就會“吃不了兜著走”。因為你只顧“私意”，不講“公益”，當然要引起“公憤”了。
其實，這個“吃裡扒外”的人，其所作所為，反倒很可能是出以“公心”，或者是實事求是。可惜，中國人不吃這一套。他們從來就不相信，一個連家庭、單位、小團體的“小公”都不顧的人，會有什麼“大公無私”可言。要知道，世界上並沒有什麼空洞抽象的“公”或者“公家”，只有一個個具體的家庭、家族、單位、團體。一個人的“公心”，就體現在他對這些群體的態度上。所以，你不為小團體說話嗎?那你就一定是“有私心”!
於是，公與私，就首先並直接地體現為內與外。所以，對於中國人來說，要緊的不是弄清公私，而是區分內外。然而，“吃裡扒外”固然是“私”，“本位主義”又何嘗是“公”?結果自然更加分不清公私。實際上，正是因為不能公開地和明確地區分“公私”，便只好代之以“內外”，——公為外而內為私。公事公辦之所以等於不辦，就因為那是“外”；內部之所以可以通融，則多因其“私”，只不過這“私”往往被說成是“公”而已。
其實，家庭的特點，就是“公私不分，內外有別”。一家人，分什麼公私，分什麼你我呢?但“我們家”和“別人家”，卻義不可不分。因此，當家庭成為國家和社會組織的“普遍性模式”時，“公私不分”和“內外有別”這兩個基本原則，也就確立起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