擋不住的**更有效的辦法也許有一個，那就是“告別單位”。——不是調離某一個具體的單位，而是從根本上告別那個意味著“安身立命之本”的“單位”。換句話說，就是要使“單位”不再成為中國人“安身立命”的生存之本。
這似乎很難，但也並非沒有可能。
事實上，即便在單位制度最健全，單位風光最誘人的時代，也不是人人都有單位，比方說好幾億農民就沒有。即便在城市，也不乏遊離於單位之外的“無業遊民”和“閒散人員”。其實，這些人並非“無業”，也未必“閒散”，只不過沒有單位來收編，來大包大攬地統管他們的吃喝拉撒睡，生老病死退，必須自謀生計而已。這些人，人數也不少。這就證明，沒有單位，也未必就“活不下去”。
有的甚至還活得更好。全國各地都流傳著許多“款爺”的故事，而他們無一例外都是沒有單位的。或者原本就沒有單位(比如是農民)，或者因種種原因被單位開除或辭退(比如犯了錯誤)，結果他們比任何有單位的人都活得滋潤。當那些當年被單位辭退的“可憐蟲”與昔日同事“二十年後來相會”時，後者很快發現其實自己才是“可憐蟲”。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於是一些人便效法前賢，紛紛解甲歸田，離崗下海。儘管他們也許還混得不怎麼樣，還很艱苦和困難，但多數都不後悔。因為他們以自己的切身經驗體會到，原來離開單位，還可以有另外一種活法，而這種活法最誘人之處，便是自由。
自由對於大多數中國人而言，無疑是一件奢侈品。他們首先要考慮的，還是基本生存即溫飽問題。然而自由又畢竟是有魅力的。只要有可能，誰不想自由呢?可是，只要你在單位上，就很難談得上自南。有句話說，中國人的一生都是被管著的：小時候父母管著，上學後老師管著，工作後領導管著，結婚後老婆管著。其中，管的時間最長的，是領導和老婆。但如果你沒了單位，就不但領導管不了，老婆也不大管得了啦!因為你無法要求一個沒有單位的人按時下班回來陪老婆或做家務。他如果要到歌舞廳夜總會去“泡妞”，也是謀生的需要，——不這樣，拉不到生意做嘛!
這真是何等地令人心儀嚮往和開心之至啊!有此嚮往的並不僅僅只是那些被老婆管得不耐煩，也想弄個“小蜜”來調劑調劑的男人，也包括女人。因為誰也不願意一天到晚被人管著，而女性在單位上被人管著的可能性又總是大於男性，儘管她們下班後還可以管老公。但如果你對一個女人說，你從此可以不上班，誰也管不了你啦，她多半也會興高采烈的。據說，不少女性都表示，如果丈夫的收入足夠養家餬口奔小康，那麼，她們寧願回家當“太太”，而不是上班當“職工”。這絲毫也不意味著她們“沒有事業心”，而多半是嚮往那份自由。事實上，如果允許她們在家裡上班，她們工作起來決不會比男性遜色。
總之，當中國人不再為吃飯穿衣發愁，繼而不再為住房交通所困時，多一點自由，便將是他們的嚮往與追求。人們開始不那麼在乎是否有一個同定的單位，甚至開始不那麼在乎有一個固定職業。於是，社會上開始出現“跳槽”的現象。有的人甚至成為“跳來跳去的人”。其中，有越跳越好的，也有越跳越差的，但都在跳。有的甚至只是一言不和，便拂袖而去。反正“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處處不留爺，爺去投八路”，憑什麼就得在一棵樹上吊死?
必須指出，跳槽和調動是大不相同的。調動是從一個單位調到另一個單位，端的還是鐵飯碗，吃的還是大鍋飯。所以，在原單位窩裡鬥，出不了頭，到了新單位也可能還是窩裡鬥，還是出不了頭。因為如果只是換單位，則自己與單位之間，也還是一種人身依附關係，還是要被單位管著，也還是要受單位上人的擠兌。跳槽卻是自己給自己當家作主，愛上哪就上哪，愛幹什麼就幹什麼，自己給自己當老闆。自己給自己當老闆當然也不易，因為已沒了單位做後臺，什麼事都得靠自己。悠哉遊哉是不可能了，更不可能像在機關裡那樣，一杯茶，一支菸，一張報紙看半天。何況，一個人在社會上混，就等於走江湖。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所以不少“自由職業者”自嘲說是“有職業，沒自由”。但他們好像也不後悔，因為他們至少保有一份自由，即選擇的自由。也許，就在這尋尋覓覓、跳來跳去的過程中，他們便在人生的道路上瀟灑地走了一回。這對於不少“不安分”的人來說，無疑還是有**力的。因此不妨一試，哪怕“過把癮就死”呢!
留不住的風光何況單位也早已風光不再。
單位之所以曾經那樣讓人嚮往，首先在於大鍋飯和鐵飯碗。其中，鐵飯碗又更誘人一些。因為那意味著有起碼的人生保障。所以，改革之初打破大鍋飯時，對人們的觸動還不是很大。反正改來改去，無非多得少得，好歹總“有口飯吃”。人事制度和用工制度的改革就不一樣了。幹部聘任制，全員合同制，意味著誰也沒有鐵飯碗；而最佳化組合．競爭上崗，更意味著誰都有丟了飯碗的可能。自己的飯碗都保不住，又哪裡談得上子女頂替?當然是連同原本可以為子女預留的飯碗也一併打破。相反，不是本單位職工和職工子女的人，反倒沒準端上了你原先的飯碗。儘管由於種種原因，並非所有單位都能做到這一點，但至少人們已開始意識到，這一天終將到來。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健全，招聘和解聘、上崗和下崗的制度化、規範化、經常化，鐵飯碗將越來越不“鐵”，單位也將越來越不可靠。
與此同時，福利制度的改革也給正在土崩瓦解的單位雪上加霜。過去單位的好處，不僅在於“大鍋飯”和“鐵飯碗”，還在於許許多多無法估算的福利，比如花起錢來沒有譜的公費醫療和幹一輩子也掙不來的住房等。現在，公費醫療和福利分房已被取消，單位上的後勤部門和福利部門也與單位脫鉤，工資以外的種種“好處”正在消失或將要消失，單位不再承包職工的吃喝拉撒睡，生老病死退，也不再是我們的搖籃和家園。以後的事，得靠我們自己操心了。至少是，年輕的一代已不再指望單位給他分房，同樣不再指望靠單位的這點T資買房；不再指望單位給他養老送終，同樣也不再指望靠單位的這點工資頤養天年。那麼，他還留在單位裡幹什麼?單位對於他們，當然是既“管不了”，又“留不住”。
況且單位自己也自身難保。隨著政治體制和經濟體制改革的進一步深化，隨著市場經濟的激烈競爭，不少企業單位將被淘汰出局，一些事業單位也將摘牌斷奶。比如那些辦得像衙門又比衙門更無用無能的文聯作協之類，就早該取消了。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當破產、倒閉、轉賣、取消等等成為單位的家常便飯時，還會有人終身指望單位嗎?前面說過，過去，我們見到一個沒有單位的人，會問“他靠得住嗎?”將來，當我們為自己找到一個單位時，沒準也會在心裡問一句：“它靠得住嗎?”
當然靠不住。事實上，人們已開始不再“靠”著誰。過去，我們把單位的負責人叫做“領導”，現在則叫做“老闆”。表面上看，這是市場經濟的影響，而且叫的時候，也不乏調侃之意，是一種“戲稱”。但，認真分析起來，背後卻表現出社會觀念的深刻變化。什麼是“領導”?就是帶領和導引著人們向前走的人。所以被領導者與領導者之間，是“靠”與“被靠”的關係。老闆就不同了。老闆和打工者之間，是僱傭關係，買賣關係。一方出資本，一方出勞力(或智力)，一家願買，一家願賣，講好價錢，就可成交，誰也不欠誰的，誰也管不了誰一輩子。老闆和打工的之間，只有一種鬆散的、不同定的關係。老闆可以僱我，也可以僱他；我可以受僱於張老闆，也可以受僱於李老闆。老闆擇優錄用，誰的活兒幹得好，就僱用誰；打工的則待價而沽，誰給的錢多，就給誰幹。一旦合同到期或被解除，就可以揮手告別，各奔東西，自由自在，灑脫輕鬆，沒有依附，也沒有牽扯。所以，叫“領導”還是叫“老闆”，骨子裡是不一樣的。
其實，當我們把單位領導叫做“老闆”，同時自稱“給單位打工”時，我們的觀念已悄悄地開始了變化。我們在內心深處，已經開始並越來越認可認同“僱傭關係”和“買賣關係”，而傳統的“附庸關係”和“血緣關係”則在悄然解體，變得越來越沒有約束力和吸引力。當然人們會說我們不過是開玩笑。但即便是玩笑，也要開得起來，再說玩笑開得多了，沒準也會弄假成真。
何況，隨著體制改革的進一步深化，單位本身也在變化。作為工作場所的單位當然還會依然存在，但單位與職工的關係卻將會重新確立。職工不再是單位的附庸，單位也不再是職工的靠山。職工的義務只是做好他的本職工作，單位的義務也只是按勞付酬。無論誰，要想活得滋潤一點，過得好一些，都不能靠單位，只能靠自個兒。這樣一來，原先那個意義上的“單位”，也就將不復存在了。
意義非凡這無疑是一場極其深刻的變革。
中國二十年改革開放的程序，對於原先那種意義上的“單位”而言，也就是一個逐漸解體的過程。一些單位關門了，一些單位兼併了，一些單位失去了行政級別，大多數單位的社會性職能正在萎縮並走向消亡。改革的陣痛是明顯的：一些領導丟掉了烏紗帽，不少職工砸破了鐵飯碗，他們都失去了“生有所養，老有所終”的靠山，失去了“安身立命”的保障。改革的好處則是人們不大容易一下子感受到的，那就是：中國人終於可以換一種活法了。我們不必再把自己和一個什麼單位一輩子捆在一起，也不必為“終身有靠”付出一生，至少能夠按照自己的意願挑挑揀揀、跳來跳去了。也許，這就是所謂“自由”吧!可以說，單位的職能減去多少，我們的自由就增加多少。當單位僅僅成為一個工作場所時，以擇業的自由為先導，一種新的活法就會展現在中國人面前。
不可小看這種新的活法。它的意義現在也許還凸現不出來，但無疑將會是影響深遠的。
如果說，當年“大姑娘給自個兒找婆家”(自由戀愛)意味著婦女的解放，那麼，這一回，“自個兒給自個兒找活幹”(自由擇業)，就意味著人的解放了。必須指出，“自個兒給自個兒找活幹”，和“自個兒給自個兒找單位”是不同的。儘管在許多人那裡，“找活幹”和“找單位”仍然是一碼事，或者“找到單位才有活幹”，但在本質上，卻仍有區別。“找單位”一如“找婆家”，一旦找到，便難免“嫁雞隨雞，嫁狗隨狗”，只不過由“包辦婚姻”變成“自由戀愛”而已。說到底，還是想“終身有靠”。所以，儘管到某個單位去工作是學非所用或大材小用，但不少人(比如大學畢業生)為了“找個好婆家”，也還是屈就了。坦率地說，這種自主擇業並無多大意義。“找活幹”就不同了。它在乎的不是單位，而是工作，不是一輩子想靠著誰，而是想自個兒奮鬥，活出個人樣兒來。
當然，一般的說，人們給自己找份工作，首先是為了謀生。但已經有不少人開始在那裡琢磨，怎樣給自己找到一份既能掙錢又適合自己的工作。所謂“適合自己”，不僅是自己能夠幹得來，更是感興趣和有樂趣，有吸引力和有成就感。這實在是比為了安安穩穩地有口飯吃，就委委屈屈地做自己不想做的事，窩窩囊囊過一輩子進步多了。因為在這裡，自我價值的實現，已被看得比安穩、保險、可靠等等更重要，而過去追求的安穩、保險、可靠等等，恰恰又是以交出自己的自由為代價的。
這似乎可以看作是“自我意識的覺醒”，儘管事情遠非那麼簡單，也儘管這種覺醒多少有些被迫和無奈，但畢竟有了一個良好的開端。而且，當越來越多的人告別單位時，獨立人格和自由意志就將成為中國人的普遍要求。事實上，能按照自己的意願進行選擇，就說明有了自由意志；不依賴別人和群體而自食其力，就說明有了獨立人格。這兩個方面加在一起，就意味著人的解放，而人的解放較之所謂生產力的解放，又無疑重要得多。
於是，在這裡，中國人真正開始了現代化程序。現代化並不就是洗衣機、電冰箱、微波爐或私家車，也並不就是大哥大、因特網或其他“與國際接軌”的東西。它首先是觀念的現代化和文化的現代化，是民主與法制，是法律和真理的面前人人平等。所有這些，都有一個前提，就是人必須是具有獨立人格和自由意志的個人。沒有獨立人格，就沒有民主；沒有自由意志，就沒有法制；沒有民主和法制，就沒有現代化。如果說，西方文明開始於“炸燬氏族血緣組織”，那麼，中國的現代化就必須從割斷個人與群體之間的依附關係開始。告別“單位”的意義，也許便正在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