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鍋飯平心而論，大鍋飯也未必就不好。當真能做到“人人都有份，大家都一樣”，或者能敞開肚皮吃，不用爭不用搶也不怕鍋裡沒有，有什麼不好?至少是省去許多糾紛和麻煩。中國人是“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東西少點不怕，只要能做到“均平”，也就“太平”。
問題是你要做得到!除非把單位都變成水泊梁山。然而，即便水泊梁山，也並非真的都“一樣”。雖雲“一樣的大碗喝酒，大塊吃肉，大秤分金銀”，但畢竟各人酒量食量並不相同，何況還有座次之別。更何況，“一樣”並不見得有多好，“不一樣”也不見得就多麼不好。因為“一樣”，可以是“一樣的”出錢出力，也可以是“一樣的”不出錢出力；可以是“一樣的”少得少拿，也可以是“一樣的”多吃多佔。如果把是否“一樣”當作唯一準則或最高準則，那麼，兩種不同結果作為可能性，應該說同時並存，完全“一樣”。
這就必須引入其他機制來進行引導。在水泊梁山，靠的是哥們義氣；在單位，則靠思想工作。在思想政治工作抓得緊，社會風氣正，領導幹部能夠帶頭的情況下，結果就比較好，反之則可能會不可收拾。但是，思想教育雖然“有用”，卻並不“萬能”，因為物質的東西只能用物質來摧毀，現實的狀況只能用現實的力量來改變。所以，還必須有一系列具有現實性、可行性和多少帶有強制性的方法和手段來加以調節。這些經實踐證明是屢試不爽、行之有效的方法和手段，主要有以下幾種：
第一是“平攤”，主要用於需要出錢出力的時候。大至“集資”建機場、修公路、蓋廁所，小至單位上操辦婚禮和打掃衛生，都可以照此辦理。單位可以向個人攤派，上級也可以向單位攤派，還可以層層攤派。這是吃虧時的“大鍋飯”。雖然“吃了虧”，但因為是“平攤”，人人有份，大家一樣，所以即便心裡不高興，也沒有話說。
第二是“平衡”，主要用於可能發生“傾斜”的時候。“傾斜”就是“不平”，好比一架天平，一邊盤子裡東西多了，就要在另一邊加砝碼，才能“平衡”。比如某同志年事已高又不能勝任工作，必須讓他“退下來”，為了怕他心裡不平衡，就在退休之前先提一級，一提一退，正好“平衡”。又比如，甲同志晉升了職稱職務而乙同志沒有，便讓乙同志“評優”，多領些獎金，這樣，“堤外損失堤內補”，心裡也“好過些”。每個單位的領導，差不多都會這一手。這種辦法也可以用於對待單位。比如，分配各種權益配額時，大單位理應得的多，但是小單位也應適當照顧，多少給一點，否則便會“太不平衡”。甚至選代表，選理事，選董事，選委員，對於諸如少數民族、邊遠地區、婦女界、僑胞等等，也要有所照顧，至於他們是否真的“懂事”，“理事”，有參政議政能力，就不一定“顧”得上。總之，每當評獎、評優、評先進、評職稱時，就要分配名額，而且最後要由最高仲裁機構來“平衡”。
第三是“平列”，主要用於論功行賞的時候。為了“平衡”，往往將有關人員統統開列上去，“見面分一半”，利益均沾。實在“平列”不了，便“輪流坐莊”，今年我評優，明年輪到你，後年輪到他，最後仍是“平列”。也有獲獎者把獎金拿來“平分”的。如數額不多，請大家一起來“撮一頓”，也是辦法之一。因為貢獻是大家的，榮譽是集體的，豈能讓人“獨吞”?獨食難肥，還是大家一起“吃”下去為好。誰要不懂這個道理，那他在單位上就休想“做人”。
第四是“平抑”，主要用於有人硬要“出頭”的時候。“槍打出頭鳥”，“出頭的椽子先爛”，一般人是不敢出頭的。有了功勞，一定要歸功於集體，甚至在客觀上造成歸功於眾的“事實”。比如《水滸》第八十六回寫宋江大戰賀統軍，賀統軍明明是被鎮三山黃信一刀砍在馬頭上摔下馬來的，但因又有楊雄、石秀、宋萬趕到，“眾人只怕爭功，壞了義氣，就把賀統軍亂槍戳死”。可憐賀統軍，只因梁山好漢要“平抑”功勞，竟不得“全屍”。這種自我平抑的做法自然是很高明的。如果一個人不會做人，硬要風頭出足、好處佔全，眾人便會來平抑他，比如扣上“驕傲自大”、“脫離群眾”、“有個人野心”之類的“帽子”，或者找個茬子趁機收拾他一下，讓他知道利害。諺雲：“人怕出名豬怕壯”，道理就在這裡。豬太肥了，就會被宰；人太出名，就會捱整。所以越是“出名”，就越要“謙虛謹慎”，特別是待人接物時，要多給對方面子。因為你的面子大，人家心裡本來就不“平衡”，但如果你和他“平起平坐”，他等於毫不費力地便得了個同樣大小的面子，自然立即平衡起來。
總之，平攤、平衡、平列、平抑，著眼的都是“平”，即“大家一樣”。“你好我好大家好，誰也不要超過誰”。但是，按照辯證法，大家都好，其實也就是“大家都不好”；大家都要吃，其實也就是“大家都不吃”。某大學就曾發生過這樣的事：某系幾個人爭一個教授晉升指標，相持不下，最後是大家都不當，指標上交，從此天下太平。
鐵飯碗顯然，這樣的一種“平”，是表面上的公平掩蓋著骨子裡的極度不公平。它連蒯通所謂“高材疾足者先得焉”的境界都達不到，還奢談什麼社會主義?飯是要養人的，大鍋飯養什麼人呢?恐怕只能造就平庸，培養飯桶。平就是“平凡”即“不優”，庸就是“庸常”即“不異”。不優不異又不少“吃”，非飯桶而何?
大鍋飯對國家民族也沒什麼好處。因為所謂平攤，實際上是“不論差異”；平衡，實際上是“不講原則”；平列，實際上是“不識好歹”；平抑，實際上是“不準競爭”。何況還有“平息”，是“不明是非”；還有“平調”，是“不看貢獻”。所謂“平調”，就是把貢獻大、出力多的地區、單位創造的財富調給貢獻小、出力少的地區、單位，讓大家在分配上一律“扯平”。這是不折不扣的“鞭打快牛”、“獎懶罰勤”。表面上“一視同仁”，實際上“厚此薄彼”，而且其所厚者，又是能力較低的“弱”者。從情理上講，這好比父母偏愛或更心疼子女中的“弱智兒童”，倒也“情有可原”，但絕對“理無可恕”。因為其結果，只能造成整個民族的“弱化”，讓人人都變成“等、靠、要”的“伸手派”，這是斷然不會有前途的。
所以，吃大鍋飯的單位，便變成了弱者的天堂，強者的牢籠。這也是弱者往往醉心於找一個“可靠”的單位，而強者每每想要“跳槽”的原因。不過實施起來，卻又每每是喊的多，做的少，其原因自然是複雜的，比如欠了單位的人情或礙於領導的面子。然而更主要的原因，則往往在於與“大鍋飯”息息相關的“鐵飯碗”。
所謂“鐵飯碗”，包括三個層次的內容：
首先，它意味一種“身份”，如“全民所有制單位職工”或“國家幹部”。有了這種身份，便有了一定的社會地位，可以和“閒雜人等”區分開來；有了這種身份，也就意味著有一份工作，可以和“無業遊民”區分開來。更重要的是，這種身份一旦獲得，便輕易不會喪失。即便調動工作，換了單位，在這邊吃大鍋飯，在那邊也吃大鍋飯。調到民營企業的，仍可保留身份；企業即便破產，國家也有義務為其重新安排工作。總之，有了這種身份，就永遠“有飯吃”，所以是“鐵飯碗”。
其次，有了這種身份，只要在單位上不犯錯誤，準確地說是不犯大錯誤，其職務、職稱、級別、待遇，一般都只升不降，臨退休還能升一級，退休後還能領退休工資，退休工資有時還能隨物價的上漲而上升，直至終身，所以是“鐵飯碗”。
第三，有了這種身份，並在一定的單位工作，還意味著有一套住房，以及一系列非工資可以替代和估算的福利和好處。正因為不可估算，所以格外誘人；也正因為無法替代，所以不可輕棄。如果要“跳槽”，就得對這些附加的“無形收入”進行估算，其結果往往是“鐵”了心在原單位待下去，從這個意義上講它也是“鐵飯碗”。
由於“鐵飯碗”有這麼多“好處”，而這些“好處”又主要由其所在單位來兌現，而且為此單位還要付出一定的代價(如“進人指標”、“戶口指標”、“建房指標”等)，因此，一個人，一旦端上了一個單位的“鐵飯碗”，則他與這個單位之間，就有了一種人身依附關係，而且是一種“鐵”的關係。單位既無權隨便開除他，他也不能隨便說走就走。除了制度的限定以外，也還有心理上的原因，即自認為欠了單位的“人情”，應以“安心工作”來作為回報。他這樣認為，領導和群眾也會這樣認為。比如一個人，原本是沒有什麼“身份”的，單位上把他調來，落了戶，分了房，又公費送出去學習進修，混到了文憑，又憑此而提了級(依“大鍋飯”和“鐵飯碗”原則，一旦提升，調出去也可保留原級別)，本應“報效”的，現在卻公然要“跳槽”，另攀“高枝”，則輿論便會一致指責他“沒有良心”。所以許多人的調動，往往趁單位“虧待”了自己(如職稱沒評上，房子沒分到)時提出，這樣對輿論可以“理直氣壯”，於自己也“心安理得”。
顯然，這種“鐵”的聯絡，不但造成了“想走的人出不去”，也造成了“想進的人進不來”。因為人才固然是單位的私產，職位同樣是人才的飯碗。如果從外單位引進人才，則置本單位的人才於何地?這種對外有“挖牆腳”之嫌，對內又有“搶飯碗”之虞的做法，實在風險太大。所以世故一點的領導，就寧肯抱殘守缺，得過且過。反正事業是國家的，成就是集體的，單位辦得好不好，關我屁事!人才既然不能“流動”，單位當然也就“死水一潭”。如果再加上“近親繁殖”(徒弟接師傅的班，學生接老師的位)，那就更會“同則不繼”，缺乏活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