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公”
個人向單位“伸手”，地方向中央“哭窮”，之所以那麼“理直氣壯”，毫無愧疚不安之感，就因為在大多數人看來，孩子向媽要奶吃，是天經地義的事。“黨是我的媽，廠是我的家，沒有錢用向‘媽’要，沒有東西到‘家’裡拿(國有企業的許多資產就這樣流失)”，有什麼不對?豈但“並無不對”，而且“合情合理”。這“情”，就是前述“戀母情結”；這“理”，則是所謂“公平合理”。公平合理當然沒什麼錯，問題在於什麼是“公”，什麼是“平”，要合的又是什麼“理”。
先說“公”。
“公”有兩義，一是“公有”，二是“公平”。什麼是“公有”?在中國人看來，所謂“公有”，也就是“大家共有”。比如家有，就是家人共有。國有，則是國人共有。如果是幾個人合夥、入股、集資、湊份子，則歸這幾個人共有，也是“公”。反正，只要不是“私”(個人所有)，就是“公”，叫“背私為公”。
公有既為“大家共有”，自然“人人有份”。而且，越是“公”(即共有者越多)，就越是“人人有份”。所以公路人人可走，公車人人能坐，公園人人該遊，公費人人得花，公費吃喝當然人人該來。如果別人有份而自己沒有，便要大叫“不公”，可見“公”就是“人人有份”。至於建設公共設施，維護公共秩序，愛護公共衛生，保衛公共財產等，則又當別論。因為這不叫“人人有份”，而叫“人人有責”。“人人有份”是“公”字題中應有之義，無須啟發，人人皆知；“人人有責”則似乎大家都不知道，必須訴諸教育，時時提醒。所以街頭巷尾的標語，只會寫“愛護公物，人人有責”，決不會寫“公費吃喝，人人有份”，然而號召力卻正相反。
既然“公”就是“人人有份”，那又何必區分公私?更無妨“化公為私”。比如用公家的車接送自己的親朋，用公家的電話談私事，用公家的稿紙寫私人信件，用公家的電腦玩電子遊戲等等，更遑論以權謀私或多吃多佔了。問題不在於這些具體行為，而在於其“理論根據”：“咱們連人都是公家的，拿點東西算什麼?”也就是說：“我是公家的，公家的當然也就是我的”，這不是“公私不分”的必然邏輯麼?我就曾親見一個逃票的乘客在車上理直氣壯地和乘務員大吵：“公共汽車麼，要什麼票!”很顯然，在一些人看來，所謂“公共”的，就是“人人有份”的。人人有份，也就人人都可以去“吃”一口。唯其如此，阿Q才膽敢公然去摸小尼姑，而且摸得“理直氣壯”。因為在阿Q及其同志看來，僧尼既已“出家”，當然“無私”。無私即公，即共有，即“人人有份”。那麼，“和尚摸得，我摸不得?”
甚至就連國家政權也是“人人有份”的。當年，劉邦因蒯通勸說韓信謀反，要把蒯通下油鍋，蒯通便同樣理直氣壯地說，秦王朝既然丟了自己的“鹿兒”(政權)，普天下的人都爭著去搶它，當然是誰的個子高腿子長跑得快，誰就得到它哪!也就是說，帝位這隻“鹿兒”，原本“人人有份”，那麼你劉邦“摸”得，難道韓信就“摸”不得?可見“人人有份”的思想，也是由來有自。“天下為公”麼!只是到了後來，“天下為家”了，一般人不敢再有“非份之想”，“人人有份”才變成了“人人有責”。
然而所謂“人人有責”其實往往是扯淡。比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就靠不住。你想，天下興亡那麼大個事，匹夫匹婦們如何負得了責?也不過是為某些人的假公濟私、盤剝百姓提供一個藉口罷了。比如藉口“國難當頭”而多徵稅款，或者藉口“建設鄉梓”而大刮地皮。
事實上，歷史上的貪官汙吏在中飽私囊的時候，野心家、陰謀家在篡國奪權的時候，都無不打著“為公”、“為國”、“為天下”、“為人民”的旗號。這一方面固然是為了“遮人耳目”，另方面卻也未嘗沒有使自己更加“理直氣壯”的心理因素在內。似乎只要這樣一來，他們無論如何謀私，便都“師出有名”了。在這方面，林彪、江青一夥幹得要算最為“出色”。他們乾脆發動了一場曠日持久的“靈魂深處鬧革命”、“狠鬥私字一閃念”的“鬥私批修”運動，在最大程度地剝奪每個公民的財產權、思想權、隱私權等一切權利的同時，最大限度地滿足自己的私慾和權欲。比如康生，就曾經趁“文革”中“破四舊”之機，搜刮了一大批國寶級的文物；現如今的那些鉅貪國蠹，則不知侵吞了多少國有資產和民脂民膏。這些事情，難道咱老百姓也有責?這些東西，難道咱老百姓也有份?
所以，誰要以為“天下為公”，他便當真事事都有份，那他就是犯傻。
所謂“平”
“人人有份”就是“公”，“大家一樣”則是“平”。
什麼是“平”?平就是均等、齊一，如“平起平坐”是地位相等，“平分秋色”是各得一半。一個群體，一個單位，怎樣才算齊一均等?當然是吃喝拉撒大家都一樣。
正如“人人有份”是“公”字的題中應有之義，“大家一樣”也是“平”字的天經地義之理。平，既表示狀態，如平靜、平安、平坦，也表示動作，如平定、平息、平抑。那麼，為什麼要用各種動作去“平”?還不是因為有的高，有的低，有的多，有的少，——“不平”。這就要“剷平”。一旦鏟而平之，張三不多拿，李四不多得，王五趙六也一樣，也就大家心理平衡，人人心中平靜，從此天下太平。
公則平。公，就是承認“人人有份”。既然“人人有份”，何來多少不一?更不用說有的有，有的沒有了。觀念和道理是要落在實處的。這個“實處”，就是分配，就是種種實惠。如果嘴巴上說“人人有份”，具體到分配時，又大家不一樣，誰相信你那個“公”字?可見，公(人人有份)，是“平”的前提；平(大家一樣)，則是“公”的體現。公不公(有沒有份)，就看平不平(一樣不一樣)。
相反，不公則不平。因為“公”既然就是人人都可“吃”，那麼，如果別人“吃”了自己沒“吃”，也就等於“吃虧”。所以，一旦待遇不相等，分配不相同，就會“不平”．不但當事人要“鳴不平”，旁觀者也要“抱不平”。道理也很簡單：既然是“公有”，是“人人有份”的，憑什麼你有我沒有，或者你有他沒有?既然大家都該有，為什麼有的少有的多?這就“不公”。可見，公，就是“公有”加“公平”，就是“人人有份，大家一樣”，就是“你有我有全都有”，而且所有的人都一樣多。這就是“理”，就是理所當然，天地良心。
當然，“平”也不僅指待遇和分配，還指貢獻和付出，比如“打平夥”，就是大家出錢出力一樣多。如果有人出錢出力時“偷奸耍滑”比大家少，分配享用時卻又要“平起平坐”和大家一樣多，同樣也會有人“憤憤不平”。最好是大家貢獻一樣多，分配也一樣多，既無分你我，亦無分公私，人人都有份，大家都一樣，才是“天下大同”的“太平盛世”。
單位便正是“太平夢”的現實化。
單位的特點是“一大二公”。大，是相對“小”而言的。什麼小?個人小。什麼大?集體大。在中國，個人是渺小的、微不足道和不成氣候的，群體則是偉大的、舉足輕重和戰無不勝的。想想看吧!人生，如千古之一瞬，怎麼長久得了?個人，如滄海之一粟，又如何大得起來?當然只有集合起來才能“大”。海之所以大，是因為它“納容百川”；河之所以大，是因為它“不拒細流”；國之所以大，則因為它“統攝萬民”。所以只有群體才是大，叫“一大群”；個體則是小，叫“一小撮”。當然，群體也有大有小。大可以大到“全中國”，小可小到“本單位”，但單位再小，也是“群”，因此“大”。
個人是“小”也是“私”，集體是“大”也是“公”。可見大就是公，公就是大，大公則無私。何況通常所謂“單位”，基本上都是屬於國家的(私營企業則往往不好意思叫“單位”)，比如國家政府機關或國家事業單位，那就更是“一大二公”了。
這就非想方設法做到“人人有份，大家一樣”不可。比方說，不斷擴大單位編制，把本來可以一個人承擔的工作分給幾個人做，也包括讓在崗職工提前退休，由其子女“頂替”；儘可能地縮小分配之間的差距，在取消供給制實行工資制而不得不定出工資級別的情況下，一方面儘量縮小級差，另方面則規定各類補貼和福利待遇相同或相近；在釐定級差時，儘量主要依據社會上約定俗成、心理上可以接受的標準，如年功和資歷，即工齡長、資格老的多拿一點，反之則少拿一點，而把能力、才幹、貢獻等“說不清”的所謂“軟指標”放在一邊，並儘量做到“公正”而不“偏私”。尤其是那些事關日常生活的福利待遇，不可以給誰不給誰，差別也不可以太大。事實上，即便等級分明的那些單位，也會有搞平均主義的時候，比如舞票、戲票、電影票每人一張，過年過節時每人都分一斤蘋果兩斤梨等等，和水泊梁山上“一樣的出力殺敵，一樣的大碗喝酒，大塊吃肉”差不多。
但水泊梁山的“大碗喝酒，大塊吃肉”，是以不斷地“打家劫舍”為資源的。咱們既然不能到外國去“打家劫舍”，那麼，在機會不多，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又該如之何呢?
也就只好吃大鍋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