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單位”
對於中國人來說，單位是極其重要的，至少曾經重要過。改革開放以前，兩個中國人見了面，如果是熟人，便問“吃了沒有”；如果是生人，又沒有經過介紹，便多半要問“你是哪個單位的”。在大街上騎車闖了禍，或者到機關衙門裡去辦事，警察和門衛都會問這句話。如果是女兒帶了男朋友到家裡來，那做母親的，便幾乎一定要問這句話。
單位，差不多可以說是中國人生存的依據。
單位首先是“飯碗”。一個人，如果在政府部門工作，便是“吃皇糧”；如果在國有企業裡工作，便有“鐵飯碗”；如果在三資企業工作，則有“金飯碗”；如果在不太景氣的單位工作，也許捧的只是“瓷飯碗”、“泥飯碗”，但也好歹“有口飯吃”；如果還在上學，則無妨視學校為“準飯碗”，事實上許多人的考大學、選專業，也都是考單位、選飯碗。總之，有了單位，就意味著有一份工作和一筆收入，可以養家餬口，毋庸顧慮“沒有飯吃”。
單位又是“面子”。在“大單位”工作的人，面子也大，架子也大，“小單位”的人見了他就不敢“擺譜”。當然，沒有單位，也就沒有面子。豈但沒有面子，恐怕還會被視為“可疑分子”和“危險分子”。在許多單位的門口，都豎著“閒雜人等嚴禁人內”的牌子，對“無業遊民”是嚴加防範的。所以，當個體戶剛剛出現，還沒有成為“款爺”的時候，他們是吃不開的。他們自己心裡也忐忑不安，老想著給自己找個單位，比如“掛靠”在某個國家或集體的單位，或把自家的小店堂而皇之地稱作“公司”，這樣才有面子。總之，單位代表著一個人的價值。兩個人相互認識時，之所以要詢問對方的單位，也是為了探知對方的身份和地位，以便掌握自己態度的分寸。而那些在“大單位”工作的人，也一定會把自己的單位，赫然地印在名片上。
單位還是“人情”。兩個人的單位，如果是有關係的，那麼這兩個人無論是否認識，也都有了“情面”。如果他們的單位是“上下級關係”、“兄弟單位”、“相鄰單位”或“客戶單位”，則關係又更進一步。這時，如果一方向另一方提出什麼要求，只要辦得到，不太麻煩和困難，那麼，“不看僧面看佛面”，看在雙方單位的面子上，也得“做做人情”。或者雙方單位並無關係，但對方的單位上有自己的熟人，也可以拉關係，套交情，甚至走後門。由於我們下面將要講到的原因，個人與單位是融為一體的，所以兩個單位之間如果想建立聯絡，也可以透過對方單位中“熟人”的關係，去託人情、套近乎。
更重要的是，單位不僅是飯碗，是面子，是人情，而且還可以說是“父母”、是“家庭”，甚至是“搖籃”，是“襁褓”。改革開放以前，國內一箇中等規模的單位都會有諸如分配工作、安排學習、保證生活、組織娛樂、操辦婚喪、照顧子女、儲存檔案甚至批准生育等功能，而且人無分男女，事無分鉅細，都由單位負責。比方說，夫妻吵架，是可以鬧到單位上去的；鄰里糾紛，也是要由單位來調解的；被派出所扣留的肇事者，只有單位出面才能“領回”；當然，受上級表彰的獲獎者，也應由單位派車或出資送他去領獎。總之，一個人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甚至喜怒哀樂，單位都“承包”了，正可謂“無微不至的關懷”。如果你沒有過多的要求和奢望，比方說，不想有過多的“自由”和“主見”，那麼，在這樣的單位裡，應該說會感到母親懷抱般的溫暖，不用操太多的心，便“飯來張口，衣來伸手”。
所以，一個普通的中國人，如果找到了一個“好單位”，那就簡直會終身受益無窮。難怪那些做母親的要關心女兒男朋友的單位。因為這意味著女兒的“終身”是否確有依託。事實上，單位的“關懷”，一般都惠及配偶的。比方說，許多單位都規定，本單位人員去世後，單位負責其安葬；如果自己沒有單位，則配偶所在單位也會負責其喪葬。這真是“生有所安，死有所葬”，豈非“終身”有靠?
單位與個人這就難免讓人產生一種與之融為一體的感覺和情感。
幾乎每個中國人都是維護本單位的。尤其當他在外面，和外單位的人在一起時，總是會自覺和不自覺地站在本單位的立場上，替本單位說話，為本單位爭名爭利，爭面子爭實惠。如果外單位的人居然攻擊本單位，指責本單位，即便對方說得有理，自己在這個問題上原本也有意見，這時心中也會大起反感，覺得對方是在有意攻擊自己，貶低自己，小看自己。這時即便為了自己的面子，也要奮起反抗，據理力爭，和對方吵個面紅耳赤。因為個人與單位既已融為一體，當然也就共有向一張臉。所以，兩個中國人在一起說話，要想不傷害對方的面子，最好連對方的單位也不要妄加指責。同樣，當著外單位人的面，也不能公開說本單位的不是。這樣不但會引起同事的反感或義憤，連外單位的人也會莫名驚詫，除非對方是關係極深的“自己人”，又沒有“別人”在場，才可以訴說。
只有一種情況例外，那就是到“兄弟單位”參觀、學習、開會時，說自己單位各方面都不如對方單位，甚至“差得遠”。因為本單位的同行者都知道，這是為了給對方面子而說的“客套話”，當不得真。不過，即便是這種客套話，一般也只能由帶隊的領導說，而且要說得空洞，不能有太多的具體內容。當然，為了表示虛心學習的誠懇，也不能一點具體內容也沒有。所以，這種話只能由帶隊的領導說。如果由一行中地位最低的小青年來說，不但掌握不住分寸，還會有“吃裡扒外”之嫌，而且對方也不會“領情”。
至於回到本單位，則又是另一副面孔。因為這是在自己“家”裡，說話可以放肆，行為也可以隨便。不但可以“心安理得”地享受本單位的一切福利待遇和種種好處，而且可以“理直氣壯”地要工資，要獎金，要級別，要職稱，要住房，要……。倘若不如意，便要鬧情緒、提意見，比如稱病不來上班，“磨洋工”，既不辭職也不工作地“佔著茅坑不拉屎”，故意在吃飯時找到領導家裡去讓他不得安寧，給上級寫信或在上級檢查工作時去“告狀”，讓本單位領導難堪等。鬧情緒的理由多半是“都是一個單位的，為什麼他們可以(比如晉級、升工資、分房)而我就不可以?”提意見的依據則多半是“看看人家單位是怎樣做的?”“為什麼人家可以我們就不可以?”
這時，單位又成了隨時可以祭起即用的法寶。遇到這種情況，單位的領導往往自己就首先覺得“理虧”，於是極盡安撫勸慰之能事，就像父母拿糖去哄不聽話、鬧彆扭、耍孩子脾氣的子女。如果領導沒有這樣做，而是公然搬出規章制度來彈壓，單位上其他人就會抱不平，認為該領導沒有人情味。當然，如果不多少給一點“實惠”，只是“拿好話甜和人”，則又可能被視為“滑頭”。高明的辦法是設法調劑和彌補。比如張三李四年資能力貢獻大體相當，張三升了級，李四沒有，便可以安排一次公費出國等等。
上述種種，之所以雖然在邏輯上並無多少道理，卻又被人公認為“理所當然”，就因為無論領導抑或群眾，都在潛意識上把單位和個人融為一體。既然融為一體，當然也就“一損俱損，一榮俱榮”了。事實上，許多單位，如工廠、學校，都會張貼懸掛這樣的標語口號：“團結起來，振興我廠(校)。廠(校)榮我榮，廠(校)恥我恥”，亦在有意無意的強化這種“一體意識”。
同理，既然“俱為一體”，則單位上有的“好處”，也就應該利益均沾，人人有份，才是“有福同享”。當然，如果單位上有了困難，大家也應“有難同當”。這時領導也可以“理直氣壯”地要求群眾暫時放棄和犧牲某些個人利益，共渡難關。在這個時候，率先主動提出放棄和犧牲個人利益的，就叫“識大體”。也就是說，個人是“個體”，集合起來是“集體”，團結起來是“團體”。集體和團體當然是“大體”。因小失大，便叫“不識大體”，何況小大之“體”，早已融為“一體”?更何況單位上平時關懷我們，照顧我們，這個人情又豈可不回報?
不難看出，中國文化的思想核心——“群體意識”，在“單位”上確實得到了充分的體現，而且發展到了一種無可挑剔的極致境界。
安身立命之所實際上，“單位”的產生，正是“群體意識”所使然。
什麼是群體意識?就是認為人首先是“群體的存在物”。離開一定的群體，人就不能作為人而生存。因此，每個人，就都必須依附掛靠某一群體，以為“安身立命之所”。所謂“安身立命”，也就是生活有所依靠，精神有所依託。無此依靠依託，便如無本之木、無水之魚，身既懸於空中，心裡當然也沒有著落。要知道，中國人是不但生前要有依託，就連死後也要有所歸宿的。於是，有錢有勢如皇帝，便在生前大造其陵墓；無錢無勢如平民，則大造其棺材。在舊中國，稍有積蓄者，都要在生前打一副自己喜歡的棺材，堂而皇之地放在家中，既是安慰也是裝飾。孝子在父母生前為他們打一副棺材讓他們高興，病人臨終前望著棺材而心滿意足，似乎一生的勞累就只是為了這一歸宿。
怕死、講吉利的中國人，偏偏對棺材“情有獨鍾”，表面上看匪夷所思，細細一想卻大有道理。原因就在於中國人固然怕死，卻更怕“死無葬身之地”，成為“孤魂野鬼”。所以放一副棺材在家裡是極其榮耀的事，也是非常吉利的事。它不叫棺材，而叫“壽木”，每年都要油漆一次。油漆的次數越多，就越榮耀，越吉利。因為它不但意味著主人的長壽，也意味著他有能力把握生前，安排死後。相反，如果死後連棺材都沒有一口，則多半意味著生前也“身無所憑”。總之，無論生前死後，都要有所依靠，有所依託，有所安頓，否則便會導致強烈的失落感，“落落如喪家之犬”。狗尚且不能喪家，而況人乎?
就中國傳統社會而言，當每個個體都有著或找到了自己“安身立命之所”時，便是“天下大治”之日。反之，則是“天下大亂”。天下大亂的具體表現之一，就是民眾“流離失所”。“流”是“流失”，即個體脫離群體；“離”是“離散”，即群體趨於解體；“失所”當然就是人們失去“安身之所”了。大多數人流落他鄉，流浪於道路，成為流民乃至流寇，則天下焉能不亂?天下大亂自然人心浮動，或者說正因為人心浮動才天下大亂。浮則動，動則亂。可見亂因浮起，而浮也就是沒有著落，也叫“懸”或“懸浮”。所以，“平定天下”，也就是“解民於倒懸”，並“厝天下於衽席之上”，讓每個人都有口飯吃，有件衣穿，有個地方“安身”，各得其“所”。
古之所，即今之“單位”。
所，從戶從斤，也就是“家”。家當然是最可靠的。小孩子受了欺負，多半要回家告狀；成年人闖了禍，首先想到的也多半是逃回家去。家不但提供食物和用品，而且提供愛情和庇護。更何況，在小農經濟的情況下，家又是最基本的生產單位。這就在經濟來源和社會心理兩方面，保證了一個人的“安身”和“立命”。因此，在中國傳統社會里，一般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人們才會“離家出走”而“浪跡天涯”。這時，他們也往往要尋求一個類似於家的群體以為寄託，如行會、幫會、門派、黨派。於是，當社會經濟生活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生產資料的“國有制”取代了“家有制”，大多數城市居民都必須“離家出走”，到外面甚至外地去謀生時，他們也就自然而然地把自己“投靠”的單位看作一個家庭，而“出門靠朋友”也就順理成章地變成了“出門靠單位”。
事實上，單位也並不否認自己具有“家”的性質和功能。許多單位都有諸如“以廠為家”或“以校為家”這樣的口號。家裡是要有飯吃的，因此單位要管飯；家裡是要能睡覺的，因此單位要分房；家裡是要有衣服穿的，因此不少單位要發衣服。這些衣服雖然叫做“工作服”，其實並不一定只准工作的時候穿。當然，家庭也必須溫暖溫馨，因此單位要組織各種活動，比如春節團拜或假日旅遊，這才能使人產生在單位即是在家裡的感覺。
看來，單位之所以具有前面所述那些“包攬一切，關懷備至”的職能，與其說是一種管理的需要，毋寧說是一種心理的需要。
戀母情結這種心理需要無妨稱為“戀母情結”。
中國人不論男女，都一律“戀母”的。因為母親的懷抱和胎腹是我們最早的“安身立命之所”。一前面說過，“身”這個字，無論甲骨、金文、篆文，都是像一個人懷胎之形。它對於母親來說是“身孕”，對於胎兒來說是“安身”。胎兒出生後，又要在母親的懷抱裡哺育成長。甚至睡覺，也要在母親的懷裡才能安睡。那可真是“俱為一體”又“血肉相連”。
單位也一樣。當然，一個人新到一個單位，還不會一下子就有這種念頭，這正如一個嬰兒的形成，必得“十月懷胎”一樣。但久而久之，只要這個單位確有家庭般的溫暖，這種情感便油然而生，甚至調走之後，還會懷念。哪怕是因待遇不公憤而出走，在憤恨之餘，也仍會多少有些懷念。這時就會出現這樣的奇怪現象，“憤而出走”的人自己咒罵原單位即可，如果“別人”也來參加咒罵，則又可能“翻臉”。在這裡，不但有面子方面的原因，也未嘗沒有情感方面的原因。
中國人之所以特別依戀母親，還因為在中國的傳統社會里，幼兒的哺育期特別長。現代醫學證明，嬰兒吸食母乳可獲天然的免疫力，但斷奶太晚則又會導致缺鈣。中國傳統的家庭教育和學校教育恰恰具有這兩方面的特色：一方面是極其注意“免疫力”的獲得，比如不要讀“壞”書，不要唱“壞”歌，不要看“壞”電影，不要沾染壞習慣，不要受“精神汙染”；另方面，卻又往往忽視“鈣”的補充，比如很少教育子女和學生獨立思考，獨立判斷，自己對自己的行為負責等，更遑論鼓勵他們接受一點“離經叛道”的觀點，或對有爭議的問題進行討論。這兩方面集中到一點，就是“乖”、“聽話”，或者說“好”。在家要做“好孩子”，在學校要做“好學生”，到了單位要做“好同志”，其結果是造成一大批精神上心理上永不“斷奶”的“好人”。這種人好則好矣，可惜多少都有些“軟骨病”，不“靠”上什麼，自己就站不起來。我認識一位女研究生，是很典型的“乖學生”。朋友們熱心地幫她介紹了一位很出色的男研究生作“物件”，得到的回答卻是“回去問問導師再說”，弄得大家十分掃興。
正是這種精神上和心理上的永不“斷奶”，造成了人們嚴重的依賴感。比如大學裡的新生，往往要由父母送進學校，並代為報到。又比如一個人新到某地，便一定要有親朋好友或接待單位去接站，安排食宿，代購回程票。親朋好友或接待單位往往也習慣於這樣去做，否則便是“不近人情”。小事尚且如此，遑論“終身大事”?於是便有這樣的怪事：一個青年在選專業、找單位或搞物件時，竟會把一切事務都交給父母、親朋或單位上、組織上去操心代勞，自己則無動於衷地袖手旁觀。
這樣一種總是想“吃奶”又嚴重“缺鈣”的人，當然必須為自己尋找一個“可靠”的單位。事實上，單位也往往視事事處處都依靠自己的人為“可靠物件”。這看起來有些滑稽，卻又是事實。一般地說，任何單位對那些“聽領導話”的幹部職工總是優待有加，而對那些“不太聽話”、“愛提意見”、“愛出頭”、“鬧彆扭”的“刺兒頭”，則往往要將他們“入另冊”。這些人在單位上，也往往佔不到什麼“便宜”。我們並不主張大家都應該和領導“鬧彆扭”，持不合作態度，更不主張員工應該違紀亂法，胡作非為。但同樣的，也不主張以“聽話”與否來分別親疏。遵紀守法和令行禁止是必需的，盲從和依賴則不應提倡。其實，不少人的“不太聽話”，只不過是希望自己獨立思考；“愛提意見”則往往因為有著“事事關心”的愛，否則何苦要來管“閒事”?相反，有些人雖然當面從來不提意見，但背地裡也未嘗不“嘀咕”，暗地裡“吃”起單位來，也毫不嘴軟，而一旦有難，卻又因平時早有隻知聽話不會拿主意的印象，正可以躲到一邊去“涼快”，或“腳下擦油，溜之乎也”，這種人，才真正是“靠不住”。
不但個人有依賴感，而且單位也有依賴感。事實上，國內許多企事業單位，都因有國家和政府的扶持和資助，才“賴”以生存。一旦因改革的需要而宣佈“斷奶”，便立即失去了生存的能力。甚至各級地方政府，如鄉、鎮、縣、地、市，對上級政府，如省、市、自治區、中央，也十分依賴，要錢，要物資，要人才，要援助。一到“扶貧工作組”下來調查，大家便一起爭相“哭窮”，因為大家都深知“會哭的孩子有奶吃”的道理。結果是誰叫得最凶，誰佔的“便宜”就越多。扶貧款一到手，立馬花掉，然後下次再要。至於怎樣依靠自己的力量去改變貧困落後局面，則較少考慮。反正“母親”不能看著自己的兒女“沒飯吃”，何妨“今朝有奶今朝吃，明朝無奶再叫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