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原則人情的基本法則是“回報”。
中國人很看重回報。在中國人看來，“有恩報恩，有仇報仇”是天經地義的事。有恩不報固然是小人，有仇不報亦非君子。不過，相比較而言，中國人之重視報恩，又甚於報仇。一個人，如果忘恩負義，便“不是東西”；如果恩將仇報，更是“喪盡天良”。但是，如果報恩的程度大大超過施恩，則會受到輿論的一致讚揚。無論怎樣加倍地回報，都不會視為過分，甚至乾脆就公開宣稱：“滴水之恩，當湧泉相報”。
報仇就不同了，必須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一是“仇”的大小。如果只是輕度傷害，或是無意得罪，則“冤家宜解不宜結”，最好講和，不必“以眼還眼，以牙還牙”，也不要“睚眥必報”，睚眥(yazi)就是怒目而視，引申為小怨小忿。如果別人只是橫了你一眼，也要報復，輿論就會覺得你“過於計較，不好相處”，也就會弄得自己沒人緣。二是報的分量。一般地說，以等值為宜。如果人家不過只是踩了你的腳，你卻要砍人家的腿，便太過分，也“太不像話”。三是復仇者與結仇者之間地位和力量的對比。如果地位力量相當，那就是他們自己的事，輿論界一般只作“壁上觀”；如果是弱者向強者復仇，便會贏得同情、支援和敬佩；如果是強者向弱者復仇，事情就比較麻煩了。因為重人情的中國人，其同情心總是在弱者一方的。除非雙方所結之仇非常之大，且結仇時強弱正好相反，否則便難保不會有人出來打抱不平。所以，當韓信功成名就，衣錦還鄉時，對當年有“一飯之恩”的漂母，便報以千金；對當年使自己遭致“**之辱”的少年，則不予追究，便是深知上述原則之故。
中國文化之所以鼓勵報恩，而對報仇作一定的限制，是因為報恩只會加強人與人之間的聯絡，有利於群體的團結和社會的安定；報仇則可能造成人與人之間的敵對，不利於維繫群體，甚至會破壞社會秩序，造成動亂。如果睚眥必報，則更會沒完沒了，天下大亂。總之，鼓勵也好，限制也好，都本之於“群體意識”。
但不管怎麼說，回報總是必需的。如果人力不足以回報，便寄希望於“天意”；今生不足以回報，便寄希望於“來世”。報恩，可以是“變牛變馬”、“結草銜環”；報仇，亦不妨化作厲鬼前來索命。故民諺雲：
“為人不做虧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門”。這鬼不是別的，便正是受害人之冤魂，以及同情弱者專打抱不平的厲鬼。中國人相信，“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機未到，時機一到，一切都報”。總之，肯定性的情感(恩愛)也好，否定性的情感(仇恨)也好，都必須回報。不懂得這一點，便是“不通人情”。
人情為什麼一定要回報呢?就因為情感是要有迴應的。比方說你愛一個人，人家卻不愛你，就愛不下去；恨一個人，人家卻不恨你，就恨不起來。何況人情之於中國人，並不只是一種內心體驗，更是一種重要手段，是用來維繫群體的，因此非得回報不可。
維繫群體的辦法、手段、條件很多，但都不如人情可靠。就說法律。法律當然是有權威的。但法律管得了“跡”(行為)，管不了“心”(思想)；只能保證大家都循規蹈矩，不能保證大家都同心同德。甚至就連循規蹈矩，也未必能保證。一旦執法不嚴，或法制不到之處，便立即是另一番景象。更何況，對於朝廷王法，中國人雖不敢硬頂，卻敢軟磨。“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總能“化千斤為四兩”，哪裡靠得住?
利害就更靠不住。利害只能結成一種臨時性的、鬆散的關係。有利時趨之若鶩，有害時作鳥獸散；或遇害時團結一致，勝利後又自相殘殺。所以酒肉朋友最不可靠。有酒有肉是朋友，無酒無肉如路人，甚至為了爭奪酒肉，反目為仇，刀兵相見。
就連面子，也很可疑。面子畢竟是“面”，是表面的東西。這就難免“當面一套，背後一套”。面對面時喊哥哥(稱兄道弟)，背靠背時摸傢伙(你死我活)。人情就不同了。它在本質上是“情”，而情感是發自內心的，也就最為可靠。面子可以作偽(假面)，情感卻必須真實(衷情)。面子有大小，情感也有深淺，但情感的深淺並不以面子的大小為轉移。出於面子為人辦事，難免敷衍，或盡力不盡心；出於情感為人辦事，則會盡心盡力，兩肋插刀。當一個群體的每個成員都是出於情感而團結在一起的時候，這種團結就是心甘情願的，而這種群體也就勢必是堅不可摧的了。
所以中國人要講人情，而且要講回報。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
我投之以桃，你報之以李。如此往返相報，則情感更深厚，友誼更綿長，關係更密切，群體也就更鞏固。
左右為難然而，人情的回報這事，認真做起來，又很難。
我們知道，“還情”的前提是“領情”。一個人，好心好意把人情送給你，你當然要領受，並表示感謝，這就叫“領情”。這事看來簡單，其實不然。因為第一，人之所送，未必我之所需。如果自己並不需要，那麼，是收還是不收呢?不收是不通人情，收下又沒有用，還要平白無故地增加一個負擔(因為收下的人情終究是要還的)。但人家是一片好心，豈可拒人於千里之外?也只好來者不拒，照單收下，然後再琢磨著如何還回去。想想真是何苦!
其次，送人情的方式有很多種，有的明明白白，有的不清不楚，有的大張旗鼓，有的不動聲色。這樣，有時別人可能是“暗送秋波”，咱們則可能還“矇在鼓裡”，當然也就無由表示領情，這又會無端地得罪一個人。於是，為了不得罪人，就得時時小心翼翼，不要忽視或漏掉別人的人情。但如果人家原本並無此意，咱們卻當作人情來領受回報，豈非自作多情?如果每件事都要這麼琢磨一番，麻煩不麻煩，窩囊不窩囊，累不累呢?
領情已屬不易，還情就更是困難。因為在中國人的人情關係中，施送的並非物質，而是情感。即便施送的是物質(比如在一個人遭受災難時送衣送飯)，也同時還有人情。甚至有時候，真正要送的不是東西，而是人情。物質的東西是容易回報和償還的。比如你請我一桌，我還你一席，看得見，摸得著，算得出價錢。還沒還，報沒報，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當事人心裡也明明白白。情感就不同了。它是無形的，無價的，不能測量，無法估算。還沒還，報沒報，或者還沒還夠，大家心裡都沒有底，只好完全憑“良心”辦事。有些特別講良心的人，只好以數十倍的代價去償還，如所謂“滴水之恩，湧泉相報”即是。
甚至就連“還不還”，也是問題。中國人的所謂“人情”，是一種說不清的東西。它是情感，又不純粹是情感。這就不好辦。因為如果純是情感，就不必還；如果純是商品，就容易還。最怕的就是說不清。還吧，像做買賣；不還，又好像佔了人家的便宜。這可真是左右為難。
更麻煩的是，中國人之所謂“人情”，其實包含著兩個內容。一種是真正的感情，我們無妨稱為“衷情”。它是發自內心、不求回報的。而且，你如果執意回報，反倒會傷了感情。另一種則是表面化、程式化或儀式化的東西，我們無妨稱之為“表情”。它帶有功利的性質，可以“做”，可以“送”，當然也要“還”。如果你錯把“表情”當作“衷情”，人家就會認為你這傢伙太不懂規矩，太不會做人，甚至太沒有良心，或者太不像話。反之，你如果把“衷情”錯當“表情”，用常規方式加以回報，則對方便會感到傷心，甚至會憤怒：“你把我當成了什麼人!”這當然也同樣糟糕透頂。朋友們之間，最容易發生的，就是這種尷尬事體，——回報吧，顯得生分、見外、不貼心；不回報吧，又似乎太夾生、不懂味，是個“半吊子”。於是，就像“活，還是不活”對於哈姆雷特是一個問題一樣，“還，還是不還”，對於許多中國人，也都是個問題。
其實“衷情”也是需要回報的，只不過其方式與回報“表情”不大相同，然而它所付出的代價，有時則往往還要更大。
比如父母對子女的愛，無疑是絕對真誠的。中國的父母，尤其當代中國的父母，對於其子女，真正稱得上“做牛做馬”四個字，完全是不計報酬，不辭辛苦。甚至類似於“父母”的組織，對待自己的“子弟”也是愛護有加，——免費供他們上學，畢業後為其安排就業，提供公費醫療和低租住房，死了以後還要為其送終。好一點(也就是更像父母一點)的單位領導，在職工犯了錯誤時，還要代其向上級“求情”，甚或代為其承擔責任，乃至代交罰款(當然是公費)。這樣一片“愛心”，如說不是“真心”，那簡直是沒有“良心”。
但是，嚴格說來，這種關心愛護，實在很難說是出於“公心”還是“私心”(事實上中國人從來就是“公私不分”的，詳見本書第六章)。因為即便是最真誠的關心愛護，也未嘗沒有希望回報的成分。領導關心群眾，是為了讓群眾擁護，安心工作；父母關心子女，是希望子女成才，耀祖光宗。說到底，還是“施”與“報”的關係。所不同者，僅在於父母(含類父母者)的愛太真太深，情分也太大太重，連說“答謝”都嫌太輕，簡直就應該報之以全部身心才好。
人身依附報之以全部身心的前提就是“聽話”。子女如果“不聽話”，是最讓父母痛心疾首的傷心之舉。首先，希望子女聽話，完全是一片“好心好意”，因為希望他們能聽的那些話，都是出於真誠的愛心，比如天冷了要加衣服，在單位上不要和領導吵，你交的男朋友靠不住等。所以，一旦子女不聽，甚或頂嘴，便既感傷心，又不理解：“爸爸媽媽都是為你好，還會害你不成?”其次，“滴水之恩”，原本當“湧泉相報”。現在爸爸媽媽並不要你去湧什麼泉，只是要你聽一下話，更何況這“聽話”還是“為了你好”，都難以實現，還說什麼其他?一個連“話”都不肯聽的孩子，還有什麼指望?所以痛心疾首之餘，那斥責的語言便是：“想想看，是誰一把屎一把尿地把你拉扯大的?你就這樣報答父母?”
可見，即便是父母對子女這種最為真誠的愛，也是必須回報的，而聽話，也是一種情感的回報方式。父母哺育了我們，所以我們要聽父母的話；老師教育了我們，所以我們要聽老師的話；黨培育了我們，所以我們要聽黨的話。如果不聽，那就是“不思回報”，也就是“忘恩負義”。那麼，何以謂之“聽話”?所謂“聽話”，也就是以對方的意志為意志，以對方的情感為情感，以對方的愛憎好惡為愛憎好惡，這還不是報之以全身心嗎?這種回報的代價，還不算大嗎?
然而這一代價卻不能不付出。因為父母要求子女聽的話，都是出於一片好心，本身就是一份“人情”。如若不聽，則人情也就無由送達。這樣一來，不聽話就豈止只是“不思回報”，簡直就是“不領情”!豈止不領情，簡直又是“好心當了驢肝肺”!有此三重的背謬，——不領情，不回報，不承認其價值，怎不讓人傷心之至?怎不讓人生氣、憋氣、痛徹心脾?顯然，但凡是人情，就要回報，不論是“做”出來的表情，還是發自內心地衷情，都如此。而“聽話”，則是其前提。
於是，由人情維繫的人際關係，就成了一種人身依附關係。
人情關係怎麼會是依附關係呢?從表面上看，在人情關係中，一方施送，另一方領受並回報，倒像是做買賣。事實上現實生活中也不乏用人情來包裝交易的。但是，用人情來包裝交易，恰恰證明人情不是買賣。買賣關係是最平等的。一方願買，一方願賣，價錢講好，即可成交，誰也不欠誰的。人情關係就不同了。上回你幫了我的忙，這回我又幫你的忙，看起來好像已經“兩清”，然而人情卻還在(否則就叫“人一走，茶就涼”，是不通人情的)。於是，下回我找你，你還得幫忙。這樣送來送去，還來還去，就永遠還不清。既然還不清，兩個人就只好互相依附了，因為他們永遠都欠著對方。
更何況，情本之於愛。愛這個字，繁體作“愛”，一顆心夾在當中，既表示凡愛都要出自內心，也未嘗沒有把對方“納入內心”之意，也叫“關心”。即把對方摟在懷裡，關在心中，因此又叫“關懷”。關懷顯然不平等。比如，我們只能說父母關懷子女，領導關懷群眾，組織關懷個人，不能倒過來說。道理很簡單：只有父母把子女摟在懷裡，哪有子女把父母摟在懷裡的?當然，“關心”一下還是可以的(比如說“關心國家大事”)。但這種關心，不過是關切、牽掛、惦記、眷戀的意思。為什麼要關切、牽掛、惦記、眷戀呢?因為自己的心已經被“關”在對方的“懷”裡了。如果不關心一下，心裡就會沒有著落。
可見，真正的人情關係是必須“交心”的。愛的一方固然要“將心比心”，被愛的一方也要“以心換心”，這樣才能“心心相印”，彼此也才“放心”。放心當然不錯，問題是放在哪裡?當然只能放在關懷者的懷裡。既然“心非我有”，自然“身不由己”。於是關懷者的愛護便很可能變成干預。比如高考時為子女代填志願，婚戀時為子女代找物件等。有時這種“愛護”甚至會演變成父母對子女的人身限制和人身侵犯，比如打罵等。而且，還要說“打是親，罵是愛，不打不罵不自在”；“筷子頭下出浪子，棍子頭下出孝子”；“三天不打，上房揭瓦”等等。這些話說起來都十分理直氣壯。因為“打在兒身上，疼在娘心上”，父母付出的代價更大，更何況原本是為了子女“好”。
既然身與心都交出去被“關懷”了，則聽話也就當然是題中應有之意。因為倘不聽話，關懷也就無由實施。再說，心都交了，話又有什麼不可聽的?自然“不在話下”。當然，什麼獨立人格，什麼自由意志，也就都談不上了。
看來，人情這玩意，雖然是個好東西，麻煩卻也不小。沒有固然不行，太多也難對付。就拿聽話這事來說吧，不聽得不到關懷，太聽卻又會失去自由。那麼，有沒有辦法既能得到關懷又多少能有點自由，既不缺少人情又不為人情所羈絆呢?辦法也許是有的，只不過，你可就得世故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