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故與做人世故原指“世間一切事故”，所以也可以叫“世面”。但“面”有新有舊，“故”則都是先例和成規，也就是經驗和教訓。一個人，世面見得多了，肚子裡的故事、成規、教訓相應地多起來，也就“深於世故”。
世故是用來做人的。
做人是頭等大事，沒有誰可以不做人。然而做人又是何其難也!比方說，一個人，在單位上，是應該表現好一些呢，還是應該差一些呢?便很難。表現不好要被批評，太好又遭嫉妒，不好不壞，甘居中游，則又可能被視為平庸。又比如，你對某人某事某問題有看法，開會或別人來徵求意見時，是說還是不說呢?說，是“鋒芒太露”；不說，是“城府太深”；私下裡說是“兩面三刀”；公開地說是“目中無人”。再比如，有人託了人情來求你，要辦一件極難的事，是答應好呢，還是不答應好呢?不答應是“不給面子”，答應了辦不成是“騙人”，實情相告是“推託”，含糊其辭又會被視為“滑頭”。諸如此類，不勝列舉。由是之故，中國人常常會感嘆：“做人真難!”
做人難，就難在這“人”原不是自己要做，也不是為自己做，而是為別人做的。
這就很不好辦。如果是自己要做人，或者是為自己做人，事情就比較簡單。做什麼樣的人，以及怎麼做，都由自己決定。做好做壞，也都是自己的事，別人管不著。為別人做人，就麻煩了。做什麼，得看別人的意思；怎麼做，得看別人的臉色；做得好不好，也歸別人說了算。責任是自己的，批評權卻在別人手裡。這就很可能花了錢，出了力，還不討好。一不小心，便“香也燒了，菩薩也得罪了”；或者是“討好了土地，得罪了灶神”。
比方說，一個做媳婦的，是該早早起床伺候公婆呢?還是該多和丈夫溫存一會兒呢?便很難掌握。結果，“起早了得罪丈夫，起晚了又得罪公婆”。又比如，婆媳關係緊張(這在中國是常有的事)，做兒子和做丈夫的，夾在中間就很難做人。弄不好，便成了“風箱裡的老鼠——兩頭受氣”，或者“豬八戒照鏡子——裡外不是人”。
為別人做人已是很難，何況這“人”還要做出來給別人看!在中國，一個人會不會做人，做得好不好，甚至是不是人，都取決於別人的“看法”。別人看著好，就好；看著不好，就不好。然而，要想所有的人都說好，又是何其難也!“一娘生九子，九子十條心”，每個人的立場、觀點、方法、標準都不一樣，哪裡統一得起來?“蘿蔔白菜，各有所愛”，又怎麼會人人叫好?更何況，“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即便同一個人，站在不同的角度，也會有不同的看法。看法不同倒也罷了，問題在於他們還要說出來，而且大家都認為有資格有義務說出來。更糟糕的是，這些看法我們還不能不聽。道理也很簡單：我們做人，既然是為別人而做，是做給別人看的，當然也就得由著別人品頭論足，說三道四。這就好比演戲，既然是演給觀眾看的，觀眾當然也就有資格叫好或者喝倒彩。
但做人又畢竟不是演戲。戲有很多而人只有一個。演戲，可以根據觀眾的好惡來安排節目。觀眾愛看什麼，就演什麼。做人就不行了，必須始終如一。如果“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見風使舵，兩面三刀，那就“不是人”。再說，演戲和看戲都是自由的。你可以看我的戲，也可以看別人的；我可以演給你看，也可以演給別人看。實在演不下去，還可以不演。做人就沒有那麼自由。你不能挑選“觀眾”，也不能選擇“劇場”，更不能“罷演”，除非自殺。但即便自殺，也不管用，因為那隻會招來更多的猜測和議論，結果便是做鬼也不安寧。
因此做人極難，而且難免“假”。比方說，面對面時“做人”，背靠背時“搞鬼”；有人看時“規矩”，沒人看時“胡來”。這也不奇怪。做人不為自己，能不假嗎?做人要別人看，能不難嗎?又假又難，還做得好嗎?
也就只好世故一點。比如魯迅先生就說過：“與名流學者談，對於他所講，當裝作偶有不懂之處。太不懂被看輕，太懂了被厭惡。偶有不懂之處，彼此最為合宜”(《而已集?小雜感》)。道理也很簡單：完全不懂，顯得自己無知、幼稚，甚至弱智，是丟面子的；句句都懂，則顯得對方不過如此，並無高深之處，不像“名流學者”，便會讓對方丟面子。因此，最好是“偶有不懂之處”，這才對方既高深，自己也不弱智，大家都有面子，當然“彼此最為合宜”。同理，與學問不多而職位較高者談話，也最好讓他“偶有不懂之處”。他如果完全都懂了，便顯得你自己水平不高，會讓他看不起，是丟面子的。甚至，還會讓他疑心你來講這種常識性的問題，是不是存心要小看他，不把他放在眼裡。反之，如果他完全不懂，又會疑心你故意賣弄，要把他比下去，讓他丟臉。可見完全不懂和完全都懂是不行的，非半懂不懂不可。又可見中國人之所以要有世故，實在是因為做人太難。
像話不像話然而，中國人一方面抱怨做人太難，另方面卻又有意無意地給做人增加困難，比如隨便說人“太不像話”就是。
說起來，“太不像話”，也是中國人的一大發明。
從邏輯上講，“太不像話”這種說法是全然不通的。話，是一種語言，怎麼能去“像”?也許，它原本不過只是“像人們話中所說得那樣”之省略。但這也是不通的。因為“不像話”者之言行，發生在斥其不像話之前。你事先並未“話”過，讓人家怎麼去“像”?或雲此“話”乃公認之道德標準，這也同樣有問題，因為世間並無一成不變的什麼“公認道德標準”。比方說，一對小夫妻，恩恩愛愛，卿卿我我，同出同進，體貼溫柔，像不像話呢?在觀念比較傳統的人看來，也許就不像話；而在接受了現代文明的人看來，打老婆，當爺們，視妻子如奴僕的做派，才叫“太不像話”。總之，像話不像話，全看別人如何說話，哪有什麼客觀標準可言!
正因為從來也沒有一個客觀標準，因此這一譴責便可以廣泛地運用於一切領域：武裝干涉別國是“太不像話”，在車上搶了別人的座位也是“太不像話”；領導幹部以權謀私是“太不像話”，初中生談戀愛也是“太不像話”。可見，何謂“像話”，何謂“不像話”，何謂一般的“不像話”，何謂嚴重的“不像話”(太不像話)，既無標準，也難量化。
顯然，所謂“太不像話”，只不過是表達了一種憤怒和鄙視的情感態度，是屬於“人情”範疇的東西。它加之於人，既非法律懲處，亦非道德譴責，在分量上，也遠較缺德、卑鄙、下流、無恥、喪盡天良等為輕。但唯其輕，便可濫施於人。反正隨便說人“太不像話”，不必負法律責任，也不會對簿公堂，頂多被回贈一句“你才太不像話”。
這下好了!有了這個武器，中國人就可以自由而得心應手地，對一切自己認為“看不慣”、“看不順眼”、“看不下去”的人和事，表示憤慨和鄙視。事實上，當人們怒斥某某人“太不像話”時，往往也是他們“實在看不下去”的時候。比如**的事，揹著人怎麼都行。如果在公開場合摟摟抱抱，親嘴接吻，便會被視為無恥，遭人白眼，甚至干預。其實，他兩人自在那裡快活，幹他人何事?說穿了，不可容忍者，並不在於他們的行為(揹著人就可以放肆)，而在於他們的“態度”——“居然不怕別人議論”，豈非“根本不把別人放在眼裡”?這才弄得人人憤慨。想想看吧，自己不知羞恥，已是“很不像話”；如果再不在乎別人的議論，不把別人放在眼裡，豈非“太不像話”?
可見，像話不像話，全在別人順不順眼。順眼就像話，不順眼就不像話，不太順眼就不太像話，很不順眼就很不像話。反正像話不像話，都歸別人說了算，自己說了是不算的。
做人為什麼要別人看著順眼呢?因為這“人”原本是做出來給別人看的。這就好比在舞臺上，自然應該字正腔圓。如果把臺詞念得顛三倒四、結結巴巴，當然“不像話”。顯然，“像話不像話”的“話”，也就是“臺詞”。“臺詞”怎樣才念得好?關鍵是要有“觀眾意識”。換句話說，也就是要“注意影響”。中國人從小就被施以“注意影響”的教育，懂得諸如不要授人口實、留為話柄、招來物議等人言可畏的道理，從而“夾起尾巴”，小心謹慎地做人。否則，自己辛辛苦苦地“做”了出來，別人卻看著不順眼(“影”不好)，說著不中聽(“響”不好)，豈不是虧本生意?於是，便只好出門看天色，進門看臉色，走路看影子，說話聽迴音，規行矩步，瞻前顧後。至於什麼開拓啦、創造啦，對不起，那可“顧”不上了!
然而“注意影響”也不容易，因為中國的“觀眾”並不好打發。比如中國人是不喜歡“張狂”的，因此做人就得收斂一點。不過他們也不怎麼喜歡“窩囊”，因此又不能一點“尾巴”都沒有。最好是深藏不露，若有若無，“尋常看不見，偶爾露崢嶸”。而且，藏的時候看不出來是在夾著，露的時候又不知是怎麼出的手。這是做人的訣竅，也是世故。
其實，就連“世故”這玩意，也是件麻煩事兒。不懂不行，太懂也不行。完全不通世故，就不會做人，讓人討厭；太懂世故，又深於城府，讓人害怕。大概也是“偶有不懂之處”為好。難怪魯迅先生要說：“說一個人‘不通世故’固然不是好話，但說他‘深於世故’，也不是好話”(《南腔北調集?世故三味》)。這就如同臉皮，沒有是無恥，太厚也無恥，厚了薄了多了少了都不行。中國人做人之難，在這裡又可見出。
世故與人情的確，中國人的世故，正如他們的有時不得不說假話，也至少有一半是逼出來的。
就拿“做人情”來說，便很讓人為難。不做固然不行，但好心也未必都有好報。比如做媒。中國人是熱衷於做媒的。如果能幫一個嫁不出去的老姑娘找到如意郎君，或幫年過三十的老光棍娶上媳婦，當然是天大的人情，人家說不定會感激一輩子。但這種沒有愛情基礎的婚姻，其前途完全是未知數。如果婚後女方覺得嫁非其人，男方覺得娶不如意，則感激就會變成悔恨乃至怨恨，甚至連帶他們的家人和親屬，也會把婚姻的失敗，完全歸咎於媒人，抱怨都是媒人“乾的好事”。
嚴重一點的，還會找媒人算賬，弄得朋友之間反目成仇。媒人辛辛苦苦卻落了個渾身不是，豈非太不合算?
同樣，沒有人情不行，人情太多也麻煩，因為算不清賬。比如甲欠乙的情，後來找到一個機會還了。在甲看來已然“兩清”，而乙則很可能認為並不等值，自己付出的多得到的少，心理不平衡。甚或會認為甲這樣做，是“耍滑頭”。也可能乙認為已然“兩清”，而甲則認為自己欠得少還得多，應視為新的人情，並對乙的不肯認賬不滿。這樣，雙方就可能結怨，甚至可能由積怨而致結仇。不但人情白做，弄不好連朋友也丟了。
原因就在於人情不但有情感意義，也有功利性質。這就讓人為難。因為如是純情感的，就不必斤斤計較；如是純商品的，就不妨明碼實價。現在，一方面要講功利，另方面又要顧面子，結果當然是表面上強顏假笑，心裡面沒完沒了地嘀咕。第二，即便承認人情是商品，其價值也無法估算。既不能公開標價，也不能明確議價，當然也不能簽訂合同，按質交貨，照價付款。第三，人情關係既然被視為“非商業行為”，則人情的償還，就必須有機會，否則“交情”變成了“交易”，大家臉上就不好看。但是，等機會即等於無限期。何況，機會有大有小，人情有多有少，是否等值，只有天知道。這樣，託了人情是否能打通關節，送了人情是否能得到回報，還了人情對方是否認賬，一律心中無數，完全沒有底。在甲可能覺得“已盡人事”，在乙則可能認為對方“背信棄義”；在丙可能不過是在“等待機會”，在丁則可能認為對方“不通世故”。大家扯不清，雙方都有氣，則好事也就變成了壞事。
這就不能不讓人變得世故起來。
第一，必須懂得如何讓別人欠下人情。比如，關心他人，體貼他人，照顧他人，在他人有困難時伸出救援之手，或利用工作職務之便“與人方便”等。這些一般人也都能做到。深於世故者的不同之處在於：其一，善於察言觀色，又訊息靈通，在他人尚未開口或不便開口時主動上門服務，甚至已然把事辦好，讓他“受寵若驚”、“喜出望外”、“佩服得五體投地”；其二，不動聲色，舉重若輕，事前不張揚，事後不誇功，甚至“不認賬”，當然也絕口不提回報的事；其三，不計利害，甚至無妨讓自己吃一點不大不小的虧(以擬送之人情的大小為比例而以不損害自己的根本利益為限度)，擔一點“有驚無險”的“風險”。這三條，都能感動對方的“真情”，產生一種“怎樣也報答不了”的心理。本錢雖未必多，紅利卻相當可觀。
第二，必須懂得如何不欠人情。人情是必須回報的，但何時回報，如何回報、應該回報多少，卻從來就沒有一定之規。如果欠的小還的大，豈不吃虧?如果欠久難還，成為負擔，豈不糟糕?所以不到萬不得已，不要輕易受惠於人，欠下“情債”，甚至無妨吃一點虧。不過，虧要吃在明處，不能吃暗虧，至少要讓對方心中有數。
第三，必須懂得如何“做人情”。這也包括三點：一是“看準物件”。凡對方要求迫切，明確表示將有回報，且有能力回報，或特別“重情義，懂規矩”的，可以一做；如對方人情資源豐富，關係網路龐大，社會背景非同一般，則即便一時沒有回報，也可考慮預為“感情投資”，只當是買股票；如對方雖無回報可能，但“來頭大”，得罪不起，也只好敷衍敷衍。總之，人情不可“濫做”。二是“做足文章”。做人情不同於商業投資，有幾份股就分幾份紅。如果人情做小了，對方不當回事，則你的人情就白做了。只有把人情做足，讓對方一輩子也忘不了，才不是虧本的買賣。即便是“順水人情”，也不可做得太“順手”，以免對方“小看”了自己，或來得容易去得快，不當回事。當然，這種技巧只能用於對方不知底細的時候，否則看穿把戲，還不如大大方方地把人情送出去。三是“輕易不用”。你十分賣力地做了人情，對方舉手之勞就還了回來，這就是虧本。而且人情用過一回，下回就不可再用。再用還要再投資。所以，“投資”之後，不要輕用，用一回就要用足。一方面文章做足，另方面人情用足，才是做人情的高手。
這也實在太可怕了。人心險惡如此，算計如此，世間還有真情在麼?答日：真情是有的，世故也是有的。說出這世故，正是要保住那真情。所以說真話者必不世故，而真正深於世故者，也斷然不會把這些底細公之於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