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與依
其實，衣服衣服，衣與服，都有文化內涵。
先說“衣”。
衣是最貼身的東西，而貼身也就是“依”。依，它的甲骨文字形，是一個人在胞衣中成形。去掉這個人形，剩下的部分，便是甲骨文的“衣”字。所以，衣，最早是胎兒的胞衣，即“人之衣”。同時，衣也就是依，起先是胎兒之所依託，後來是人之所依。人們裹在衣服裡，就像胎兒裹在胞衣中，衣服，豈是小看得的?
這樣一來，共衣就是共依(共同依託同一物件，或互為依託)，而同袍就是同胞(好像一母所生，有了血緣關係)。兩個人，如果既同火共食，又同袍共衣，那就既有同一生命源頭，又有同一生命依憑，肯定會親如兄弟情同手足，成為“穿一條褲子”的鐵哥們。
其實，“衣”這個字，本身就有“相依”之意。衣字的字形，無論甲骨文、金文、還是篆文，都是由上下兩部分組成。甲骨金文“象曲領，兩袖中空，左右襟衽掩合之形”，看來真是上衣的形狀。篆文卻是上面一個“人”字，下面也是一個“人”字，許慎說“象覆二人之形”。覆即顛倒、翻動。這兩個人在那裡顛來倒去地幹什麼呢?當然是在“體貼”。後來這兩個相互體貼著人的中間又多一個較小的人(大約是生了孩子)，就成了甲骨金文的“依”；孩子長大了站在兩個人的旁邊，就成了篆文的“依”。孩子總是要依靠、依賴、依傍大人的。可見，衣也就是依，就是相互依存，甚至相依為命。
這當然很重要。所以“依”這個字的使用頻率便很高：依傍、依從、依附、依歸、依順、依隨、依託、依循、依仗、依允、依照、依憑、依據、依靠，甚至依賴。這也不奇怪。依，首先是二人關係，或人際關係，或人與人的關係。這種關係，在以群體意識為思想核心的中國文化這裡，當然是頭等重要的關係。
依則戀。依戀是中國人所謂“人情”的核心。父母在，不遠遊，承歡膝下、繞行膝下等等，講的都是依戀之情。戀家、戀國、戀父母、戀故鄉，甚至戀古人，也都是中國人特有的情感。就說鄉戀。中國古典詩詞中描寫鄉戀之情的，真是何其多也。——“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李白)；“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杜甫)；“獨在異鄉為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王維)；“無端更渡桑乾水，卻望幷州是故鄉”(劉皁)；“故鄉今夜思千里，霜鬢明朝又一年”(高適)；“不用憑欄苦回首，故鄉七十五長亭”(杜牧)；“共看明月應垂淚，一夜鄉心五處同”(白居易)；等等等等，無不膾炙人口。
鄉土尚且難離，何況最“貼身”的夫妻和情人?當然也是依且戀的。事實上，中國的男女關係，更看重的是“依戀”而不是“**”。西方人的兩性關係，往往帶有好奇和探究的內容，因此不憚於婚前性關係，也樂意於與不同的男女成為性夥伴，為的是多一些體驗和經驗。中國人的婚姻，卻主要不是為了“一夜之歡”，而是要“相依為命”，“地久天長”。因此，一個女人和一個男人發生性關係，便是“以身相許”，定了“終身”的。如果被那男人“始亂終棄”，便會“痛不欲生”。像西方女人那樣滿不在乎另尋新歡的事，她們連想都不會去想。要想，也是“尋短見”。
其實男人也差不多。一個多情的男子，如果和一個女人發生了關係，哪怕這女人是妓女，也會產生依戀之情。“從別後，憶相逢，幾回魂夢與君同”(晏幾道)，其所念念不忘依依不捨者，不過只是“彩袖殷勤捧玉鍾，當年拼卻醉顏紅”的一位歌女，是否真有性關係都未可知。甚至只有“一面之交”，也能產生依戀之情：“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崔護)。
依戀之情既然如此之重，所以離別就是極其痛苦的事：“相見時難別亦難，東風無力百花殘，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幹”(李商隱)。一旦重逢，便喜出望外：“今宵剩(只管)把銀釭(燈)照，猶恐相逢是夢中”(晏幾道)。總之，依戀、眷戀之情是“人之常情”。一個沒有依戀、眷戀之情的人，會被看作是“無情無義”，而一旦無情無義，也就“形同禽獸”，甚至“禽獸不如”。因為連阿貓阿狗、小雞小鴨，也有依戀之情呢!
衣與服
再說服。
衣服又叫“衣著”。著，就是“附著”，或“加上去”，比如著色、著墨，當然還有著裝。所以，衣服也就是“依附”。
依附者是不能脫離被依附者的。沒有被依附者，依附者就沒有“著落”。皮之不存，毛將焉附?身之不存，衣將焉附?所以依附與被依附者的關係，就是一種從屬關係，叫做“服從”(像衣服從屬於身體一樣)。服從得好，叫做“服帖”(像衣服貼在身上一樣)。服帖才會受到“體貼”(貼在身上)，才能被“關懷”(摟在懷裡)，也才有可能“進身”(地位上升)。事實上，中國傳統社會要求的，就是這樣一種“人身依附關係”。每個人都依附於另一個人，或依附於群體，就像衣服之依附於身體：子女依附於父母，妻妾依附於丈夫，下級依附於上級，所有的人都依附於皇帝。皇帝似乎沒有什麼人要依附，因此是“孤家寡人”。其實皇帝也要依附的。他依附於皇權，依附於國家和民族這個群體。一旦失權亡國，那就“豬狗不如”，甚至只有“死路一條”。
可見依附者固然不能脫離被依附者，被依附者也不能脫離依附者。於是依附者也好被依附者也好，便都有義務來維繫這種關係，只不過其義務各自不同。子女、妻妾、臣民的義務是“服從”。表現為道德要求，就是子孝、妻順、臣忠。父母、丈夫、君王的義務則是“關懷”。表現為道德要求，則是君仁、父慈、夫愛。但服從是首要的。子女、妻妾、臣民如果不服從，那就等於當眾剝掉了父母、丈夫、君王的衣服，是一種極讓後者丟面子的行為，必將受到嚴懲。反過來，如果後者無法使前者服從，則等於連衣服都不會穿，同樣是沒有面子的事。所以，“怕老婆”是可笑的，而“怕丈夫”則被視為理所當然，不會成為笑柄。在中國的任何笑話集中，都決找不到一則“怕丈夫”的故事，因為中國人並不覺得那有什麼可笑。
依附的物件並不限於某個人(父母、丈夫、長官、皇帝等)，也可以是某個群體(家庭、家族、團體、單位、組織、政府等)。直到現在，中國人如果有了什麼“問題”，也仍然習慣於找“單位上”去“解決”；有了什麼“想法”，也仍然習慣於找“組織上”去“談心”。中國人似乎很少想到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去成就某一事業，事實上認真做起來也有諸多困難，當然還是“依靠上面”來得便當。即便失誤，也會有人替你擔待，至少不必擔心被“抓辮子”、“扣帽子”和“穿小鞋”。辮子、帽子和小鞋，都是特殊的“服飾”，過來人無不知道它們的分量。當然，有了成績，也首先歸功於領導和群眾，自己則不過只是做了一點“微不足道”的小事情。結果，是沒有哪個國家的政府和各級部門像中國這樣責任重大，任務繁多。不但每個人的吃喝拉撒睡、生老病死退，都要責無旁貸的管起來(管得不好群眾還要“罵娘”)，而且一旦為了改革而“斷奶”，還得教會大家如何去“自謀生路”。
依附的物件，甚至還可以是古人、洋人，是某種思想或某一學派。中國人說話寫文章，過去是開口閉口子日詩云，後來是必先引用馬恩列斯，時下則言必稱弗洛伊德或海德格爾等等，只可惜老外並無“關懷”咱們的義務，所以也不見這樣引用有什麼好處。好在咱們這麼說，這麼寫，主要還是一種心理需求。不這麼說這麼寫，別人看了“不順眼”(好像衣服沒穿對)，自己心裡也“不踏實”(好像腳下沒穿鞋)。反正靠他人也好，靠組織也好，靠古人也好，靠洋人也好，總得“靠”著什麼：“在家靠父母，出門靠朋友”，“大海航行靠舵手”，自己和個人是“靠不住”的。甚至就連上級，有時候也得靠下級。在中國，會做領導的，總是要在群眾中發現和尋找“可靠分子”，以為“依靠物件”，否則便會變成“孤家寡人”，什麼事情都做不成。
於是，一旦依靠物件發生問題，便不知“何去何從”。何去，是“上哪去”；何從，則是“跟誰走”。跟著誰，就朝誰的方向走。所以“何去”取決於“何從”。“從”這個字，簡化得實在好：一個人跟著另一個人。哪怕只是“跟著感覺走”，好歹也是“跟”。誰要是宣佈“走自己的路”，沒準就會被視為神經病。
總之，衣服就是依附。衣服依附於身體，自身依附於他人，由此構成一個龐大而複雜的社會關係網路，在這個網路裡，每個人都如被熨斗燙過一樣，“服服帖帖”。這大概也就是“聖王”們“垂衣裳而天下治”的祕密所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