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食與共衣
首先，衣服是最貼身的東西。
貼身又怎麼樣呢?最貼身的，往往也就是最親密、最可靠、最放心和最有感情的。因為在中國人這裡，“身”和“心”是一體化的(這一點我們下面還要說到)，所以“貼身”往往也就“貼心”。比如“貼身侍衛”，便不但最為親切可靠，而且簡直就是“心腹”。大宅門裡的小姐太太，也多半會有一兩個這樣的“貼身心腹”。她們不但會把小姐太太的日常生活打理得舒舒服服，必要時還要替小姐太太們管閒事，辦外交，甚至吵架，比如鳳姐身邊的平兒，探春身邊的侍書，都是。
貼身，是不可以等閒視之的。
那麼，什麼是最貼身的呢?人之中，最貼身的是母子，所以“世上只有媽媽好”。其次是夫妻，所以“一日夫妻百日恩”。物之中，最貼身的是衣服；衣之中，最貼身的是內衣。內衣，古人叫“衷”。它不但最
為貼身，而且簡直就是著衣者本人及其內心世界的代表，因此才有無動於衷、言不由衷、衷心感謝、互訴衷腸、道出衷情等說法，都是以衷衣代中心，以貼身代貼心。
衣既為人之最貼身者，自然也就往往被賦予情感的意義，或用來表現和傳達情感，比如“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比如“長安一片月，萬戶搗衣聲，秋風吹不盡，總是玉關情”；比如“一行書信千行淚，寒到君邊衣到無”；比如“想給邊防軍寫封信，不拿紙筆拿起針”。中國古代的遊子和戰士，都喜歡穿母親和妻子縫的衣，納的鞋。只有穿著這樣的衣，身上才暖和；只有穿著這樣的鞋，腳下才踏實。
這樣的衣服和鞋帽，當然不能輕易讓給別人，就像老婆不能轉讓一樣。即便那衣服是買來的，只要自己還穿在身上，也不能隨便脫下來送人。尤其是內衣，倘若隨隨便便就脫下來送人，豈非輕率地“以身相許”?所以，儘管中國人喜歡聚在一起吃飯(共食)，卻不喜歡和別人換衣服穿(共衣)，除非是戰友或情人。
《詩?秦風?無衣》寫的是戰友之間的共衣。這首詩譯成白話文就是：誰說我們沒有衣穿?我和你共一件戰袍!君王就要出兵了，整理好我們的長矛，我和你同一戰壕!誰說我們沒有衣穿?我和你共一件衣裳!君王就要出兵了，整好我們的刀槍，我和你同上戰場!這實在是一種極重的情分。這種同袍共衣的感情，和同火共食是一樣深刻的。軍營裡同火共食，出征時同袍共衣，上了陣就會同生共死，同心同德，同仇敵愾。因此我們不難體會，韓信說漢王“解衣衣我，推食食我”時，是一種什麼樣的心情。
《紅樓夢》第七十七回寫的則是情人之間的共衣。這一回寫寶玉偷偷去看病危的晴雯，晴雯先是咬下指甲，遞到寶玉手心裡，然後“又回手掙扎著，連掀帶脫，在被窩裡，將貼身穿著的一件舊紅綾小襖兒脫下，遞給寶玉”。這兩個動作，很明顯的有“以身相許”的意思。“寶玉見她這般，已經會意，連忙解開外衣，將自己的襖兒褪下來，蓋在她身上，卻把這件穿了。”這意思自然也很明白。所以晴雯才說：“今日這一
來，我就死了，也不枉擔了虛名!”所謂“虛名”，即晴雯與寶玉有“私情”的指控。晴雯和寶玉雖然要好，卻不曾像襲人那樣，真的“貼身”過，所以是“虛名”。但如今，已用內衣為代表，相互“貼身”過了，所以不再“枉擔”，也就死可瞑目。
看來，如果說“共食”者義同兄弟，那麼“共衣”者則情近夫妻。的確，從身上脫下貼身內衣，帶著體溫，也帶著體味，無論如何也都象徵著穿衣人自己，若非極為親密，豈能親相授受。以中國人之內向，一般友人見面，不過鞠躬作揖，握手擁抱都不會，哪裡還會“貼身”?能貼身者，無非夫妻、情人而已。即便夫妻，也要“舉案齊眉，相敬如賓”，又豈能隨意互換褻衣?看來。可共衷衣者，也就只有情人了。
其實即便是外衣，有時也能代表那穿衣的人。許多民族都有這樣的習俗：死者的衣物，如不殉葬，就要分給親友，以為紀念。這正如祭祀的食品最終要被吃掉一樣，並非為了節約，而因為這些衣物中，殘留著逝者的資訊，睹其物如見其人，衣其衣如近其身。元稹悼念亡妻的詩云：“衣裳已施行看盡，針線猶存未忍開”，表達的便正是這種情感。
於是，衣服就不簡單地只是衣服了。它不僅具有物質的意義，也具有精神的意義。不僅屬於肉體，也屬於心靈。
身與心
衣是身的代表，身則是一個人肉體和心靈的總代表。
身的含義很多。首先是指身體。不過這“身體”，有時包括腦袋，有時不包括(比如“身首異處”)，甚至只算中問部分，也叫“軀”。但它的本義，卻是“身孕”，——胎。它的字形，無論甲骨文、金文、篆文，都是像一個人懷胎之形。所以直到現在，我們還說一個女人懷了孕是“有了身子”。
懷胎，是生命的孕育，因此，“身”又引申為生命，比如獻出生命是“獻身”，放棄生命是“捨身”，喪失生命是“亡身”，將生命置之度外是“奮不顧身”。生命既然就是“身”，則生命的全過程也就是“終身”。不但肉體生命是“身”，社會生命、政治生命、道德生命等，也是“身”，如身份、身家、出身、進身(提高社會地位)、翻身(改變社會地位)、身敗名裂(喪失社會地位)、身價百倍(社會地位大幅度提高)、人身攻擊(侮辱人格，並非毆打身體)。實際上，肉體生命和社會生命、政治生命、道德生命有時也難捨難分。比如“明哲保身”，就很難說要保的是哪個“身”。
生命當然都只能是自己的。因此，“身”又指自己，所謂自身難保、身先士卒等是；又引申為親自，如身臨其境、身體力行、親身經歷；又引申為擔任、承受，如以身作則、身受其害等。這可真是“怎一個‘身’字了得”。
這裡特別值得注意的有兩點。
第一，只有自己才能稱“身”，叫“自身”；別人稱“人”，叫“他人”。“身無分文”是自己沒有錢，“人言可畏”是別人的話很可怕。與自身同義的還有“躬”和“朕”。躬指身體，如鞠躬；也指自身和親自，如事必躬親，躬逢盛世等。朕是自身，原是古人自稱的謙詞。秦始皇以後，規定只有皇帝才能稱“朕”，結果謙虛變成了驕傲。“自身”既為皇上所獨有，臣下當然也就“身不由己”，連衣服也不能隨便穿了。
第二，生命既與身體同一，則靈魂也與肉體混同，或以肉體代心靈。比如意志不得自由，本是“心不由己”，卻說“身不由己”；體驗他人情感，本是“感同心受”，卻說“感同身受”。看來，中國人的知覺、感受、體驗、領會，都是先“身”而後“心”的，就連體驗之“體”，領會之“領”，都與“身”有關。中國人從來就不相信不能用身體感官確定的東西，而只相信自己的“切身體會”。所以在教育上，言教不如身教；在認知上，耳聞不如目見；在學習上，心知不如力行；在事業上，立命必先安身。身不能安，則心不能定。於是就連一個人的道德修養，也不能叫“修心”，而叫“修身”。“修身”不是健美，不是體育鍛煉，其實與“身”沒多少關係。
當然，要說一點關係都沒有，也不對。《禮記》就說“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這就是“修身”了。這門功課，從小孩子一生下來就要開始。具體的做法，是墊上尿布以後，用一塊布先把嬰兒的兩條腿包起來，又用布帶從上到下捆緊，使嬰兒身體筆直，只露出腦袋，俗稱“打包”，有的地方叫“蠟燭包”。據說，只有這樣，才能保證孩子長大以後腿是直的，也才能保證他是一個“正直的人”。
可見身心一體，心由身定。
一個人的“心”既然是由他的“身”來定的，那麼要得到他的“心”，便必然在這個人“身”上打主意，甚至要在他的服飾上做文章，比如清人人關後之強迫漢人剃髮易服即是。這些南下的征服者們堅信，只有當中原漢族在服飾上與自己“俱為一體”時，被征服者才會和自己“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才不會再把滿人看作“夷狄”，對於大清帝國的興衰榮辱，也才會“感同身受”。果然，清王朝覆滅時，許多漢人都如喪考妣，堅決不肯剪掉頭上的小辮子。反倒是“皇帝陛下”(溥儀)本人，帶頭革了那辮子的命，害得宮裡宮外遺老遺少們，一個個都跟丟了魂似的。
同樣，在日常生活中，對一個人的“關心”，也往往落實在對方的“身”上。比方說吃飯的時候給人家夾菜啦，天涼的時候提醒別人“加件衣服”啦。因此，關心又叫關懷、體貼，亦即“貼身”。身體相貼，體溫相存，所以又叫“溫存”。衣服穿在身上，其間當然有“溫”存焉。就連小動物都知道，天寒地凍的時候，要互相依偎在一起。故而共衣便是體貼，體貼便是委身，委身便是交心。實際上，當一個人脫下自己的衣服，把它披到另一個人身上時，他們的心確實是“緊緊貼在一起”了。
與子同袍，能不是一種很重的情分嗎?
衣人之衣，能不“懷人之憂”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