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曉紅到了我家樓上，開口就說，我給你看一樣東西。就這樣，她在光天化日的陽臺上，給我看了總理遺言。我記得，她拿的是一張從練習薄上撕下來的紙，紙有點黑，長條格子，字是圓珠筆抄的，字跡認真，長長的，小小的，有稜有角的，這些字長得很像曉紅。
我看了熱血沸騰，二話不說，走進房中就抄了起來。這正是你在《我所經歷的1976》中轉錄的李君旭編造的那份"總理遺言"。
你在文中回憶說，所有的人都壓根兒沒有懷疑這是份編造的東西，都是拿過來就抄。的確如此。按道理十年文革，人們早已成了驚弓之鳥，可當時的我，甚至想都沒有想趙曉紅的這份東西是從哪裡來的，更別說問她了。心裡唯一有點疑惑，就是周總理為什麼要誇王洪文和張春橋，那時候，中國人民的普遍情緒，已經對那幾位非常反感了，後來轉念一想，周總理是很有戰略的，只要鄧小平保住了就好。
我把總理遺言藏了起來，沒給任何人看，外面風傳的總理遺言，已經到處都是了。
1976年4月5日，我正在上海一家工廠實習，工廠離黃埔江很近，頂樓是個平臺，4月5號那一天，我們小組的組長，一個一本正經的青年小夥子與我一起到另一個車間送器材，中途突然讓我和他一起上了頂樓，這樣，我就看到了上海人在清明節的悼念總理的大遊行。我當時覺得這個人非常不可思議，他開會發言特別左，工人很討厭他，可是他卻帶著我上頂樓偷看大遊行。
就那一次我問小組長：你看到過總理遺言嗎？
我知道，那時候已經對"總理遺言"開始避謠了，可是我內心不希望這是假的。
戴眼鏡的小組長連忙搖手，嚴肅地說：不要說不要說，不要說這些事情。
我不知深淺地又問：聽說你們王洪文張春橋全國都不讓獎金，就是給你們上海人還發獎金。
小夥子更加急了：不要說不要說，不好說的，不好說的。
我們就默默地看著黃埔江邊的遊行隊伍，大花圈，挑著的橫幅，上面的白紙黑字上寫著悲憤的標語。一隊又一隊的上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