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急吃不得熱豆腐，看來我只有暫時繞開這個話題了，因為我還有其他更需要弄清楚的事情，今天難得J也在這兒，一個曾經存疑了很長時間的問題，趁兩個當事人都在，我得趕緊求證查實。
“蛐蛐兒你還記得那個高高大大的陳公安嗎？”
蛐蛐兒依舊是遲緩地搖頭，眼裡的神色像孩童一樣單純。
“你怎麼會不記得呢？在市局關押的時候是他參與審問你的呀！那你還記得另一個瘦瘦小小，眼睛像電燈泡一樣閃閃發亮的陳公安嗎？”
蛐蛐兒仍然搖頭。
我有些沮喪，面對蛐蛐兒安然無波的眼睛，我依舊無法判斷他是真的忘記了過去的一切，還是不願意重複辛酸往事。我那位老友說她彷彿看到了一個當代“華子良”，我覺得蛐蛐兒和“華子良”雖然沒有任何可比性，但他們面對外部世界不約而同地選擇了沉默自閉，這中間可能有某種相似的內因。
我看看坐在一旁一直不說話，但眼睛始終沒有離開過蛐蛐兒的J,悄悄地和她耳語：我能將我們給蛐蛐兒過生日那天你說的那些話重新問蛐蛐兒嗎？J沒有正面回答，卻用眼神給了我默許。
我拿出那本紅塑膠封皮，像極了“文革”中幾乎人手一冊的紅寶書《毛主席語錄》袖珍本一般的日記本，這是J在2006年12月26日蛐蛐兒生日那天交給我的，是她珍藏多年的記載著她最美好也最傷心的初戀的文字。
帥哥蛐蛐兒曾是許多女生心中的白馬王子
給蛐蛐兒過生日最初是我提議的。從1976年二十三歲的蛐蛐兒寫出震驚中外的“總理遺言”，到2006年跨入知天命的蛐蛐兒只能與輪椅相伴，三十年的日子流水一樣淌過，一個風華正茂的青年變成了一個蹣跚臃腫的殘廢，生命的大悲喜就蘊藏在這無聲無息流淌的過程中。一個人的生日是燒錄他生命年輪的底版，我知道蛐蛐兒離開這個喧囂的社會已經太久，這些年來他生命的底版上沒有留下什麼可以讓他回味和咀嚼的東西，倘若我們這些“總理遺言”案的當事人在三十年後一起為他慶賀生日，或許會給他單調乏味的幽居生活帶去一絲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