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段回憶在時間的記憶上肯定是有誤差的，蛐蛐兒寫“總理遺言”是在1976年2月5日“狗肉聚會”之後，他不可能如李君勵回憶的在“1976年1月”就將“總理遺言”手抄本寄給姐姐。
但李君勵說的“現在我記不清他是同時還是分次還給我寄過其他一些資料”這句話從某種程度解釋了她在時間先後的記憶上所產生的誤差。
倒是緊接在這句話後面括弧裡的關於高教部長蔣南翔的文字引起了我的注意，它從側面佐證了蛐蛐兒回憶文字的首頁上“蔣南翔”的名字並不是憑空出現的，它肯定是蛐蛐兒記憶深處一道無法抹去的深刻印記，也可能是觸發蛐蛐兒回憶那段歷史的標誌性的起點。
從這一點上看，大耳朵說的蛐蛐兒“認真和不認真時寫出的字完全不一樣”這句話可能不無道理，這首頁上歪歪斜斜的文字也有可能真的是蛐蛐兒寫的，那接下來的疑問是：蛐蛐兒為什麼要否認是他自己寫的呢？他為什麼又要用兩種完全不同的字型來撰寫回憶文章呢？當我問蛐蛐兒他的回憶文字是什麼時候寫的，他又為什麼要說是幾年以前寫的呢？是真的腦子一時糊塗產生的失憶，還是又一次有意識的說謊呢？如果是說謊，那又是出於什麼目的呢？
三十年後，蛐蛐兒在自己五十三歲的生日聚會上和
和當年“狗肉聚會”的哥兒們重新聚首
我急於解開這些謎團，我想也許有一個方法可以試試能否開啟解密蛐蛐兒的通道。
我拿起手機，走到涼臺上，悄悄地撥出了“86633018”這個電話號碼。
一串動聽的音樂聲響起，一個悅耳的女聲伴隨著音樂說：您好！歡迎致電浙江中醫藥大學，你的來電正在等待接聽中……我連續撥打了三次，都是同樣的女聲和音樂。
我一時想象不出浙江中醫藥大學和蛐蛐兒之間有什麼關係，停頓了一下，又在這個電話號碼前加撥了010，我想，蔣南翔生前生活在北京，這個電話號碼或許和北京方面有什麼關聯？撥了兩次，話筒裡一片沉寂，沒有任何聲音，顯然，這是一個空號。
我失望地關上手機，從涼臺回房間時一隻蚊子趁勢從紗門縫隙裡鑽了進來，房間裡立時有了嗡嗡的蚊子叫聲，它讓這間昏暗燥熱的房間更顯得鬱悶無比。
我知道我的一連串疑問很難從蛐蛐兒嘴裡得到答案，我只有在重返1976的瑣瑣碎碎中尋找蛛絲馬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