蛐蛐兒沉默著，不說話。當我再問時，他說：幾——年——前——吧。
站在一旁的蛐蛐兒的護工葛師傅開了口：怎麼是幾年前呢？是春節前後寫的吧。
就在這時，大耳朵趕到了。大耳朵家離蛐蛐兒家很近，他盯著蛐蛐兒寫這些回憶文字時幾乎三日兩頭往蛐蛐兒家裡跑，他最清楚蛐蛐兒是什麼時候寫下這些文字的，自然是封面上記錄的2007年2月左右。我不知道蛐蛐兒為什麼要說是幾年前寫的，他的腦子究竟是一時清楚一時糊塗，還是想清楚時清楚想糊塗時糊塗？要命的是，就連第一個拿到蛐蛐兒回憶文字的大耳朵和整天陪伴著蛐蛐兒的葛師傅也說不清楚這第一頁的文字是誰寫的。
歷史的碎片常常因為時間久遠而無法拼接，對此我有足夠的思想準備，但我沒有想到，就是當下發生在身邊的事情也會如此撲朔迷離。就在我幾乎喪失信心，打算將蛐蛐兒回憶文字首頁作為一個永久的懸念擱置起來的時候，蛐蛐兒姐姐李君勵撰寫的回憶文章讓迷霧一般的事情又有了柳暗花明的可能性。李君勵回憶文章的第一段文字，現在看來可以說是蛐蛐兒製造“總理遺言”的熱身或者說是引子。李君勵這樣寫道：
1976年1月，周總理逝世後不久，小旭往我所在的航天部210所（陝西省戶縣）寄來了“總理遺言”手抄本。現在我記不清他是同時還是分次還給我寄過其他一些資料（如：高教部長蔣南翔的講話。他的講話慷慨激昂，痛斥當時的教育狀況，什麼取消高考，交白卷，考教授等），這些資料，當時都很對我們的口味，出於對周總理的熱愛，對“四人幫”的痛恨，對鄧小平的期望，我們那批知識分子都非常愛看。我在辦公室拆開信件（我們那時沒有家庭住址，只有信箱和分信箱。信件都由室內助理員從傳達室拿來再轉），往往是室內室外的同志一轟而上搶著看，當時沒有看到的只好排隊預約。有些材料我都沒能先看到，就給其他同志搶去了。那時還真感謝小旭，能給我們寄來說出我們心裡話，使我們激動不已的資料，在烏雲滾滾，非常迷茫的日子裡，使我們看到了一點光明，看到了一點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