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件事情是大耳朵中學畢業下鄉插隊。
1975年，大耳朵由於表現優秀，被公社作為唯一的知青推薦給下鄉來招工的單位，並參加了體檢。
就在他翹首以盼，以為馬上可以回城時，他的招工名額卻莫名其妙地被鄉幹部的孩子掉包了。
大耳朵欲哭無淚，他一個平頭百姓的孩子，能向誰喊冤哪？他只好給遠在杭州的我哥哥和蛐蛐兒打電話，他當時並不指望我哥和蛐蛐兒能將此事鹹魚翻身，他只想向兩位哥兒們傾吐一下心中的鬱悶和冤屈。
沒想到我哥和蛐蛐兒接到電話的當天就一起去了市知青辦反映問題，他們慷慨陳詞，將大耳朵所在的公社為什麼都是回鄉知青而沒有一個下鄉知青被招工和毛主席的知青政策聯絡起來，和杜絕“開後門”的不正之風聯絡起來，讓市知青辦的人大跌眼鏡。
我哥哥和蛐蛐兒為大耳朵的事情還專門去找了省委組織部的王叔叔，訴說大耳朵的情況。
幾天以後，公社就派人將招工的表格送到了大耳朵的手裡。
後來大耳朵終於如願上調回城。
我哥哥和蛐蛐兒他們為大耳朵招工一事仗義執言的勇氣和有理有節的力爭，讓大耳朵為自己能交上這樣的朋友而慶幸。
當我撰寫這篇文章時，我又重新找出那張我哥哥和他那幫同學畢業後的第一次合影，我想看看大耳朵在照片上是什麼模樣。
有一點是毋庸置疑的，照片上的每一個人幾乎都只能看到一隻耳朵，只有最邊上的大耳朵長著兩隻十分醒目的招風耳。
我想，大耳朵的綽號也許就是這樣來的吧？
從我後來瞭解到的情況來看，在“總理遺言”案中，大耳朵好像是一個非常關鍵的核心人物。
且不說後來被公安部認定的炮製總理遺言的反革命預謀會議“狗肉聚會”是在大耳朵家舉行的，狗肉也是大耳朵從鄉下揹回來的，單從公安人員查獲的蛐蛐兒的數本日記本中看，大耳朵的名字出現的頻率也是最高的。
然而讓我奇怪的是，這樣一個看似核心人物的要犯卻為何沒有押送北京，而是和比較外圍的毛寧、晨光他們一起關進了留椿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