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寧在自己珍藏的妞妞和她媽媽的那張照片背面寫下了一首藏頭藏尾詩：
遠離家
住林中
天天盼
目望穿
山遮眼
告鄉親
別友人
留戀重
椿芽見
屋會面
這首藏頭藏尾詩每句詩的第一個字和最後一個字連起來就是：
遠住天目山
家中盼穿眼
告別留椿屋
親人重見面
毛寧還主動給我看了他一直珍藏的幾件可以從中尋覓那段歷史的物品：兩個他自己親手用天目山上的毛竹做的菸嘴，菸嘴下半部油亮光滑，菸嘴的圓孔雕刻得圓潤細膩，上半部則颳去了光潔的竹皮露出了有原木般質感的底紋。一個上面刻著“難忘牌”76?5，另一個上面刻著“海棠牌香菸嘴”1976中國製造。還有一樣東西是一把小巧玲瓏的指甲剪刀，毛寧用竹子為尖利的剪刀頭做了一個精巧的小套子，上面也刻著記錄歷史的字樣：剪刀套臨安天目飯店留念七六?九?七。我想，假如有一天真的如已經遠行的巴金先生所願，建立“文革”博物館，那麼毛寧在留椿屋親手製作並保留至今的這些東西，一定可以作為歷史的見證而被收藏。
哥哥的這幾個同學中我最不熟的是大耳朵。因為蛐蛐兒、晨光和我都是鄰居，我家的後晒臺可以一覽無餘地看到蛐蛐兒家的尖頂閣樓，我們小時候玩抓抓兒和躲貓貓沽兒的遊戲時，常從他家前門鑽進後門鑽出。晨光的家更是和我們家同住在菩提寺路蕙宜村裡，這條弄堂很短，一共只有八個牆門。我們家1號，晨光家8號，一頭一尾，站在門口互相都能打招呼。阿斗家住在離我們家也不遠的學士坊，且父母相熟，彼此經常串門。也許因為都是幹部子弟，有許多共同之處，大家比較容易說到一塊玩到一塊，自然而然地就聚在一起了。那時候，我們已經是杭州第十一中學的學生了。那陣子，學校裡有兩撥男生是很被女生矚目的，一撥是春風得意，擔任著紅衛兵團大小職務的領袖人物，他們的父母大多是已經被“解放”結合進各級領導班子的幹部；當然也有和國民黨老子劃清界限，大義滅親的可教育好子女的典型，這些領袖人物在校園裡呼嘯而來，叱吒而去，十分威武張揚。他們口才極佳，演講不用稿子，煽動性極強，走到哪裡呼啦啦都會跟著一大幫同學，大有天之驕子橫天下的氣勢。另一撥卻顯得沉寂冷峻，有一種莫名的深邃。他們的父母多是仍然被打倒在地還要再踏上一隻腳的“走資派”或“黑幫”。他們幾乎總是蟄伏著，沒有資格也沒有機會拋頭露面，但在私下的場合或小範圍內，他們常常語出驚人，他們的身影走到哪裡都會顯現出一種強硬和堅實的姿態。兩撥男生應該說都很優秀，長得帥，功課好，能力強，但他們在校園裡的實際地位顯然不可同日而語。這兩撥截然不同的男生不僅讓校園裡的女生無形之中分成了兩大陣營，就是男生隊伍也在不自覺中悄然分化。我哥哥、阿斗、晨光、蛐蛐兒都屬於後一撥男生，除了晨光父親早年因公殉職，他也沒有了可以給他風光的背景外，其餘幾個人的父親還都關在牛棚裡。在我的印象中，大耳朵當時好像並不在這兩撥男生中間。事實上，大耳朵既不可能因父母而春風得意，也不至於因家庭而受到歧視，作為一個普通百姓的後代，他身上雖然沒有需要揹負的包袱，但也絕不可能擁有供其炫耀的資本。大耳朵相信，人生靠自己選擇，他覺得結交什麼樣的朋友對自己來說至關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