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當時是杭州織錦廠的一名青年女工，抄家的這天我正好應該上中班。望著家裡一片狼藉的樣子，我不忍心離開因心臟病和腹水而剛從“五七幹校”被送回家治病的母親。母親平靜地要求我去工廠上班，我說我可以請假，家裡發生了這麼大的事情，我怎麼放心得下把你一個人留在家裡呢?起碼也要等姐姐下班回家陪著你我才能走。(我姐當時已從插隊的東北病退回杭，在一家煉油廠當搬運工。)母親不同意，固執地將我送到樓梯口，還說：沒事怎麼好請假呢?我知道母親的脾氣，她從來不肯因為私事而耽誤工作。我只好忐忑不安地上班去了。走出家門時我下意識地回頭望了望身後的小樓，小樓上綠色的布窗簾被風吹得鼓了起來，撲到窗外。我哪裡想得到，就在我走後不久，下班回家的姐姐，也被那些便衣警察用“談談”的名義從家中帶走了，而且帶走後和父親一樣從此杳無音訊。
上班後師傅問我臉色為什麼這麼難看，我搖搖頭說沒什麼。
好不容易熬到深夜十一點下班，我沒有像往常一樣和大家一起去食堂吃夜宵，而是徑直回到宿舍矇頭就睡。當同室女工吃完夜宵回來，三三兩兩地上床睡覺，宿舍開始安靜下來時，我依然在黑暗中睜大著眼睛，我總覺得好像會發生什麼事情。
果然，沒過一會兒，門外就傳來嘈雜的腳步聲和說話聲：
“袁敏住哪個房間?”
“袁敏下中班後有沒有離開工廠?”
……
我的心一下子抽緊了，我知道事情終於輪到了我的頭上。
宿舍的門被重重地推開，門外走廊上的燈和屋裡的燈被同時打亮，燈光晃得人睜不開眼睛。我穿好衣服，撩開帳子，從上鋪爬下來，這一刻我清楚地看到了白警服、紅領章、大蓋帽。我什麼也沒說就跟他們走出宿舍，我知道外面一定會有一輛警車等著我，雖然到現在為止，我依舊不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但經歷了“文革”中的種種遭遇，我也已經習慣於不問為什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