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裡有一種不祥的預感，我想到了外出多日的哥哥。
那年冬天是我記憶中最寒冷而漫長的冬天，周恩來總理的逝世讓全國人民對中國前途和命運的擔憂達到了頂點。
雖然鄧小平同志在周總理的追悼會上出現並致悼詞，使人們懸著的心稍稍落下了一些，但這之後王、張、江、姚一系列緊鑼密鼓的篡黨奪權活動卻更加肆無忌憚，幾乎趨於公開，明眼人誰都可以看出，他們把以周恩來、鄧小平為首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視作眼中釘肉中刺，必置之死地而後快。
從小學就開始磕磕絆絆讀《資本論》的哥哥對政治有一種天然的興趣，從父母這一輩老共產黨人身上傳承的“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信念和抱負更讓他像“五四”運動中的熱血青年，他和他的一幫年輕夥伴們常常聚會，一起議論國家大事。
2月下旬的一天他對我們說，他要到全國去走一走，要到北方去看一看。
他這一走兩個多月音訊全無，誰也不知道他去了什麼地方，但我相信他一定去了北京。
從1月8日周總理去世，到1月11日周總理遺體火化，北京成千上萬的群眾擁上街頭為周恩來的靈車送行。
到了3月底，更有成千成萬的人從四面八方擁向天安門廣場，自發地舉行各種形式的悼念周恩來的活動，誰都感到了一種壓抑已久、火山即將爆發的潛流。
那一段時間氣氛很緊張，每天都有各種各樣的小道訊息傳來。
我嘴上不說，但心裡卻時刻關注著天安門的動向。
我斷定我哥哥一定穿流在天安門的人群中，我的心終日裡提在嗓子眼上，不得安寧。
4月5日晚上九點三十分，開始了對天安門廣場悼念群眾的鎮壓，緊接著，全國大搜捕、大追查也開始了。
這次公安局警察井然有序的搜查顯然有別於1967年夏天造反派虛張聲勢的抄家，它是一種更官方更政府的行為，我想一定是我哥哥出事了。
母親始終沉默著，冷眼看著凌亂不堪，像遭強盜搶劫一般的家，始終沒有問抄家者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
父親被從家中帶走；抄家的規模和其深入仔細的程度；兒子出門近三個月一直沒有任何訊息……這一切，其中的勾連是不言而喻的，事情的嚴重程度也是顯而易見的。
但這位當年穿行在我黨浙東交通線上的老地下工作者曾經經歷過太多的風霜血劍，面對這樣的搜查，你從她臉上看不出任何表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