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然，在花草如茵的厂部庭院裡停著一輛軍綠色的吉普車，和帶父親走的那輛一模一樣。聞訊從各個宿舍趕來的工人們把吉普車團團圍住，和我一個車間的師傅們擠在最前面。我那身材矮小的師傅鍾鳳英抓住我的手不放，她的眼睛裡滿是驚恐和不解：袁敏，他們為什麼要抓你?你為什麼要跟他們走?你一個剛剛滿師的學徒工能犯什麼法?
我看著師傅滿臉焦急和驚恐的模樣，看著越圍越多的工人們攔住警察不讓他們帶走我的陣勢，眼淚一下子湧了上來。說實話，自從我高中畢業分配到這個工廠，我從來沒有把這裡當成自己人生的新起點，我總覺得自己只是這裡匆匆的過客，不定哪天我就會遠走高飛。面對那些對我們這批高中生充滿殷切期望的工人師傅們，我的心總是遊離在距離他們很遠的地方。然而，這一刻，我覺得自己的心和他們緊緊地貼在了一起，他們那種發自肺腑的對我的關愛讓我熱淚盈眶刻骨銘心。
吉普車駛出工廠大門的時候，漆黑的夜空中落下了絲絲細雨，我看到鍾師傅一直追著吉普車喊：袁敏——回來——她那花白的頭髮被夜風輕輕吹起，撫慰著我驚悸的心。
吉普車並沒有把我拉到公安局甚至我想象中更可怕的地方，而是徑直把我送回了家中。
母親沒有睡覺，在一片狼藉的客廳中坐著等我姐姐回家。看到我她很驚訝，說，你怎麼回來了?我沒有說話，回頭看那兩個公安人員。送我回家的兩名公安人員都姓陳，一名瘦小的要年長一些，態度和藹，但目光很銳利；年輕些的那一名身材魁梧，聲音洪亮，但對我們的態度也同樣和顏悅色。
他們向我和我母親宣讀了一份檔案，好像是公安部的檔案，又說了一些話。事隔三十年，我已記不清檔案的具體內容和他們說的原話，但有兩個關鍵詞我是不會忘記的：一個是“總理遺言”；一個是“保護性審查”。這是兩個歷史性的專有名詞，這兩個名詞對今天的人們來說可能已經非常陌生，但只要是那個年代的過來人，恐怕只要一看到這兩個專有名詞，都會被喚起久遠的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