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寧和晨光一到留椿屋就直奔二樓尋找各自當年被關押的房間。
我拿出來之前毛寧為我畫的一張牢房分佈圖，對照實地場景一間一間地看，一間一間地拍照，一間一間地尋找當年可能遺留的蛛絲馬跡。
我發現毛寧的記憶力和方位感是驚人的準確，他事先給我畫的各個房間的位置和現場幾乎一模一樣，可見當年關押他們的留椿屋已深深地刻印在毛寧的生命裡，永遠也抹不去了。
我曾經去過《紅巖》中描敘的白公館、渣滓洞，我也去過上饒集中營，那樣的監獄是一目瞭然的，血腥和殘酷會從每一絲牆縫和每一坯泥土中鑽出來，向你講述革命先烈的英勇故事，共產黨和國民黨反動派的階級陣營壁壘分明，每一個時刻準備慷慨就義的坐牢者都有一種共產主義信念的支撐和一種英特納雄耐爾就一定會實現的期盼。
然而，1976年關押在留椿屋的每一個犯人從頭至尾感到困惑的是：誰把他們抓來?誰將他們關押?他們五個人中間，有兩個是共產黨的幹部——許阿姨和王叔叔，百分之百的布林什維克；有兩個是共產黨人的後代——毛寧和晨光，他們的父母都是跟著共產黨出生入死的老革命；唯一的平民子弟大耳朵，爸爸媽媽也都是對黨絕無二心的普通老百姓。
然而，他們坐牢了。
雖然留椿屋不是一座真正意義上的監獄，但是，荷槍實彈看管他們的戰士；喪失自由不能越雷池一步的羈押；每天都要面對的凶神惡煞般的審訊，這一切都明明白白告訴他們：他們坐牢了，留椿屋就是關押他們的牢房。
我仔細地看了留椿屋樓上樓下的每一個房間，樓下最大的一間是會客室，據說就是當年關押這批犯人時的審訊室。
這是一間大約二十多平米的長方形的房間，進門左側有一座壁爐，爐臺上擺放著周恩來三十年代來留椿屋時身著戎裝英俊挺拔的黑白照片，周總理炯炯有神的雙眼彷彿穿過歷史的煙雲向我們投來親切的目光，但這親切的目光此時卻似乎不能拂去我身上驟起的寒意。
我不知道是我們去的那天天氣陰晦，還是窗外遮天蔽日的大樹擋住了光亮，會客室裡陰氣森森。
會客室旁邊有幾間屋子，當年是看押他們五個犯人的戰士住的房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