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告訴他，我正在給《收穫》雜誌寫關於“總理遺言”的回憶文章，我還告訴他，《江南》有一個欄目叫“第一見證”，專門刊登一些親歷親為的重大歷史事件，我也希望他作為“總理遺言”的第一當事人，給這個欄目寫一點真實的文字。我希望我和他能從不同的側面不同的角度反映一段共同的歷史，這樣也許會更客觀、更公正、更全面。他沒有拒絕。
一個星期以後我給他打電話，問他寫了沒有。他在電話那頭沉默了很久才說：沒有。是不想寫還是寫不動?半晌，他才又說：寫不動。我有點著急：身體不好嗎?沒有。那為什麼?他沒有回答，電話裡卻傳來沉重的呼吸聲。我也不說話，聽著他的呼吸聲像觸控到他的心跳。幾分鐘後他用很低沉的聲音說：不想寫。
我默默地握著話筒，我能理解這“不想寫”三個字背後的痛楚和心酸。就像一個已經結痂的傷口，你又要讓它重新被挖開來，露出裡面鮮紅的血和肉，這確實是太殘酷了。我知道他為“總理遺言”付出了青春、愛情、健康、家庭，甚至付出了喪失工作能力、喪失擁有孩子的權利的慘痛代價!這是一個長篇的容量，我在這裡無法將它鋪陳開來。
我想結束通話電話時，蛐蛐兒突然開口了：我相信“總理遺言”也是總理要說的話，那不是偽造的，真的是總理的遺言。
我看不見蛐蛐兒的表情，但我聽到他一字一句非常清晰地說出這樣的話，我還是有點愕然，可以想見他一定是又沉浸到自己創造和夢幻的意境中去了。
當年蛐蛐兒從北京監獄放出來後很長時間沒有和我們聯絡，雖然我們從來都覺得應該把這件事情的賬算在“四人幫”頭上，但他總覺得對不起我們，不好意思來看我們。直到有一天他寫出了一部後來獲全國報告文學獎的稿子《啊，龍!》，當時我在《東海》雜誌當編輯，蛐蛐兒為了投稿，第一次到編輯部來找我。那也是他出獄後我第一次看到他。我記得很清楚，他當時也是這麼對我說的：“總理遺言”確實是總理想說的話，不是偽造的，真的是總理的遺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