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大地震後，關押在此的犯人第一次開始有了放風的待遇，雖然每次只有半個小時，但這已足以讓原本二十四小時不見天日的犯人們心滿意足。藍天、太陽、金燦燦的向日葵、綠色的小草……這些在旁人看來再普通不過的物件，在我哥眼裡全都美麗無比。每次放風，我哥都會眼睛一刻不停地掃射四周每一分每一寸。突然有一天，我哥在放風庭院的一個牆角的磚壁上看到一行小字：小弟，對不起!“小弟”是我哥的小名，除了家人，只有蛐蛐兒這麼叫他。我哥環顧四周，他明明知道自己不可能看到蛐蛐兒的蹤影，但他還是下意識地想尋找蛐蛐兒的蛛絲馬跡。他想告訴蛐蛐兒，他並不怪他。
當時間如同冰涼的秋水深刻地掠過存在的境域時，我體悟到歲月這把刻刀的無情。雖然我已從多年來一直關心、幫助蛐蛐兒的哥哥處初步瞭解了他的現狀，我也對蛐蛐兒今天的形象在心中做了千百種的描畫和設想，但當我真正見到他時，心中的震撼和哀傷還是無法言說。
為了寫這篇文章，我在今夏將近四十度高溫的天氣裡，走進了蛐蛐兒現在的家。沒有看到空調，一臺嗡嗡作響的破電扇搖擺著腦袋吐著熱風。一個五十多歲的男保姆陪伴蛐蛐兒住在這套至多不會超過五十平米老舊灰暗的居室裡，蛐蛐兒臃腫肥碩的身軀一看就是常年坐輪椅或臥床不活動造成的。他的腦子還是相當清醒的，但那木訥的表情和遲緩的動作卻像一個患了痴呆症的老人。當年那個令多少女孩子著迷的風流才子的英俊瀟灑，在他身上再也找不到一絲一毫的痕跡。
我將買來的水果和我主編的1—4期《江南》放在他身旁，問他：你還記得我嗎?我猜想他是要思索回憶一下的，沒想到他立馬脫口而出：袁敏怎麼會不記得呢?我的眼淚一下子就湧了上來，久遠的記憶像潮水一樣呼嘯而來。
我問他：你能看書嗎?
他說：能。
我又問他：能寫東西嗎?
沉默了大約幾十秒鐘，他說：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