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很久以後我們才知道，“總理遺言”這場驚天大案的源頭來自我和我哥的同班同學，也是我們的鄰居，那個在許多女生心中都曾掀起漣漪的風流才子蛐蛐兒。
蛐蛐兒的真名叫李君旭，一米八幾的個兒，一頭微卷的頭髮透著濃濃的儒雅和書卷氣。
他說話的聲音很有磁性，是一種令女孩子著迷的渾厚的男中音。
我和哥哥從小學開始就和他同班，那時候都作興起綽號，叫他蛐蛐兒是否和夏日夜晚蛐蛐兒清脆動聽的鳴叫聲有關我已經記不得了，但他的作文常常被語文老師當範文在班上朗讀；他的普通話標準異常不帶一點南方口音且獲過全市小學生普通話比賽一等獎，這都讓他在全班同學心目中成了當然的才子。
可就是這樣一個風度翩翩的小才子，卻被他的野蠻同桌——一個人高馬大，連留三級的女生製得服服帖帖，無論是測驗還是考試，這個留級女生都要門門功課優秀的蛐蛐兒把卷子給她抄。
蛐蛐兒稍有不從，留級女生就在桌子底下猛踢他的腿，狠踩他的腳。
好幾次蛐蛐兒在課堂上嗚嗚地哭起來，老師問他什麼事，留級女生惡狠狠地盯著他，他就嚇得什麼也不敢說了。
那時候，他曾委屈地撩起褲腿，給我和哥哥看他腿上被那女生踢出的烏青，我和哥哥大聲嘲笑他的膽小和軟弱，但我們哪裡會想到，蛐蛐兒的膽小和軟弱，看似他個人性格上的缺陷，多少年後卻成了一場冤案得以被炮製最初的起因。
蛐蛐兒那時在杭州汽輪機廠當工人，我哥在杭州半山電廠當工人，阿斗是建設兵團的，大耳朵在農村插隊。
雖然分佈在各處，但他們仍然常常聚會。
聚會總是在蛐蛐兒家舉行。
當時我們家住進了兩家造反派，監視的眼睛似乎無處不在；阿斗的父親雖然解放得稍早，已官復原職，但住房仍蝸居在一幢逼仄的民居樓中，也沒有一處可以讓他們高談闊論的場所。
相比之下，身為第一醫院院長和浙江醫科大學教授的蛐蛐兒的父母畢竟是英國劍橋大學畢業歸來的高階知識分子，“文革”中雖然也受到了衝擊，但各方面的待遇好像還沒有被剝奪。
蛐蛐兒的家是那種有前後門的老式三層樓帶閣樓的房子，有很陡的木樓梯，白天也要開燈，有一種地下交通站的氛圍。
蛐蛐兒家那間十幾平米的低矮閣樓成了他們這幫熱血青年激揚文字揮斥方遒的祕密據點。
總理逝世以後，“四人幫”加快了篡黨奪權的步伐，我哥他們的聚會也更加頻繁，閣樓裡的燈光經常徹夜通明。